| 明清史 |
《全球文明史》与“世界史”概念的再思考
赵轶峰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12期
【原文出处】《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长春)2006年5期第80～84页
【英文标题】 World Civilizations:The Global Experiences and the Concept of World History
【作者简介】赵轶峰，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吉林 长春 130024
赵轶峰（1953—），男，内蒙古开鲁人，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加拿大埃尔伯塔大学历史学博士。
【关 键 词】世界史/文明/历史编纂学/全球史观world history/civilizations/historiography/global perspectives of world history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06）05—0080—05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皮特·N·斯特恩斯（Peter N. Stearns）教授等主编的《全球文明史》（World Civilizations: The Global Experiences）是20世纪末以来北美各大学普遍使用的世界历史教材。该书展现了最近西方学术界关于世界历史的一套系统观念。本文结合该书基本思想，就什么是世界史和世界史编纂的观念与方法提出一些意见，希望于世界历史的教学体系建设和研究观念的思考有所助益①。
一、“世界史”内涵的转变
世界史作为一个知识体系是随着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而发展的。地中海地区古典时代的历史学家已经在主要关注本民族历史的基础上，试图描述本民族活动区域以外的历史、文化。不过，他们所知道的“世界”，只是周边初步关联起来的社会，实际是全球意义上的世界的一个很小部分。中国古代早就有与王制相应的“天下”概念，这个概念在语义上和逻辑上可以包容人类活动的全部范围，但它却有文化意义上的特殊内涵，即指中国的“王制”所及的范围，因而也是以本民族为中心的，是关于世界之某一局部的概念。欧洲中古时期的历史学家受基督教普世主义的影响，倾向于承认人类历史的统一性，但并无人类历史范围的合理概念。而且，比起上古时代的历史学，基督教影响下的历史学有更狭隘的文化本位主义。中国帝制时代的历史学为官史学所主导，以本国史乃至一个朝代的历史为核心，“外国”在史书中的提及，着眼于其与本国的关联，实际没有“世界史”的概念。到16世纪以后，基于科学、技术和全球普遍联系的加强，作为整体并且地理外缘明确的“世界”意识才逐步形成，其后才有作为知识体系的世界史观念。
由于欧洲在现代世界格局形成过程中长期处于强势地位，世界史的观念实际是在欧洲文化的母液中培育出来，再延展到世界其他文化系统中的。这种欧洲文化培育的世界史观最突出的特点是民族国家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世界历史的普遍联系是以西方现代发展的经历为尺度建构起来的，并被纳入到一个进化的逻辑架构中。20世纪初，启蒙时代形成的西方文明绝对价值信念已经动摇，但是，直到20世纪中叶以前，世界史的主流观念还是普遍笼罩在民族国家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下。具有明确全球整体观念的世界历史观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步形成的。
二战以后，对于西方价值的绝对性信念从根本上发生动摇，西方不再成为“进步”、“发展”以及其他文化、文明、社会历史意义的尺度，“进步”和“发展”也不再能够吞没非西方各民族文化和生存经历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科技发展、经济全球化和应对人类生存环境危机的反思强化了世界历史整体性的观念，从而使整体的世界历史观能够在承认文化多元性的、非单一文化中心论的新人本主义精神基础上呈现出愈来愈清晰的轮廓②。
这种转变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学术过程，更不是个别学者或者个别“学派”的“发现”，而是普遍联系起来的“世界”在逐渐展开自己的含义的过程中达到的自我意识。当代各个地区的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都参与了这种思想转变的探索，历史学家所做的不过是在探索其具体的历史学表述而已。正因为如此，全球历史观的发展几乎是全球同步的。中国著名世界史学家吴于廑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倡导注重世界历史“横向”发展的历程，代表着中国世界史学界超越启蒙主义世界史观的努力。拉丁美洲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依附论”则代表着拉美地区历史学家改变单线进化即“现代化”模式的世界历史理解方式的努力。英国历史学家巴拉克拉夫在20世纪50年代就在关注全球历史观发生的动向。美国历史学家柯文在20世纪70年代写作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代表西方历史学家改变以西方尺度观察非西方国家历史传统的努力。在中国史学界影响很大的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的较早版本，也有试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和单线进化观的意图，但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③。该书1999年第7版则有了很大的改进，作者在书前的“致读者”中特意就该书最后修订中渗透的更内在化和非西方中心化的倾向做了说明，这是他的进步④。皮特·斯特恩斯主编的《全球文明史》第一版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因其著作稍晚，体现出更为清晰的全球历史观念和更具有实践参考价值的世界史编纂学思想。
《全球文明史》认为，以全球性过程为关注核心的作为独立课题的世界史是在20世纪才真正发展起来的，“世界历史依赖一种日益增强的关于世界不能简单地作为西方主导的实力政治的投影来理解的认识。”（导言）这表达出关注全球的世界史从一开始就明确地以克服西方中心主义为基本取向的性质。进而，具有全球视野的世界史决不应该是不同社会历史的简单拼合。“世界历史研究的是全球整体过程中的历史性事件。”其主要关注点是两个基本主题：即各个历史时期“主导社会的演进和全球范围内不同人民之间的互动。”（导言）这样的视角，与民族国家中心的历史有重要的区别。民族国家是在晚近时代形成的，不能成为人类历史经验一以贯之的基本考察单位，更适宜的基本单位应是“社会”、民族、文化、文明以及族群国家等等。这样的视角，与民族国家历史的拼盘自然也大不同，问题不仅在于民族国家单位的上溯实际并不尊重历史，而且在于，同“国别史”或者区域史相比，世界史要特别关注的正是跨社会、民族、文化、文明、国家的联系。它实际要回答今天的世界是怎样从以往的世界演变过来的这样一个整体性的问题。
迄今一些通行的世界通史著述，基本上还是“世界各地的历史”，其内容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关联松散的，写到地理大发现以后才能展现世界历史的整体性，但却又将这种整体性安置在西方体现的历史进化或者“现代化”逻辑中。《全球文明史》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思路。它通过强调世界历史上的跨文明、区域交流现象，通过加强对亚、欧两个区域以外人群、社会、文明的注重，也通过选择一些具有全球历史普遍性的共同问题，如平等、文化和科技创造、两性关系、社会分层关系、发展等，将发生过或者没有发生过直接接触的人类经历融合到一个内在相互关联的体系中。这样完成的世界史，已经具有了内在的整体性，不再是一个拼盘。
二、什么是世界史？
如果世界史并非国别史或者区域史的拼盘，而是以具有内在关联性的、整体性逐步加强的人类全球经历为核心的学问，那么，国内现行的把中国史与世界史分为两个学科的学科分类就是不合逻辑的。没有中国的世界并不是世界，而是世界的一部分，一大部分而已。这样做是把“国外史”当作了“世界史”。
中国学术界在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积极了解外部世界，关于国外历史的研究逐步积累成为一个知识系统。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研究国外历史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了解中国的处境，不是为了了解世界历史本身。因而，中国与世界，成为两分的概念。这在当时体现了史学救世的致用意义，但后来却需与时俱进，否则中国学术界就没有对于世界史的学术发言权。这个问题在吴于廑先生提倡注意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的时候已经受到注意，但却一直没有将之与历史学学科分类的合理性结合起来。迄今为止，国内研究“世界史”的学者，实际是在研究对于中国说来的“国外史”⑤。其结果是，研究日本、朝鲜、东南亚、拉丁美洲、美国、欧洲、俄国历史的学者都被看作世界史学者，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则不被看作世界史学者。同为国别或者区域历史研究，何以中国史研究者独无世界史的发言权？何以研究美国或者日本的学者便能比研究中国的学者更懂得“世界”？稍加思索，便知丝毫没有道理。如果各国的学者都将本国史与世界史分开，则每个国家的世界史对象都是不一样的了，从而也就取消了世界史研究的国际性学术共同体。而且，以中国以外的国家或者区域之过去经历为世界史的对象，显然还固守着割裂世界史的旧传统，还在忽视世界历史的整体性。这种情况，已经在深层妨碍着中国世界史和国别、区域史研究的发展。中国学术界如果想要写出世界水平的世界史，更革这种学科分类法是一个必要的前提。
把世界史的范围扩大，使之包括中国史是否可以解决问题呢？不行。原因是，那样的话，世界史就成了历史的代名词，从而世界史也就无需提起了。在“历史学”的总范围下另立“世界史”这样一个独立的学科，是因为人类历史不仅需要区分地区、时代、专题来加以纵横交错、具体、深入的分工研究，而且需要专门地从整体关系角度来加以研究。“世界史”不仅有一个空间的维度，而且还有一个研究方式的维度。它在空间意义上是全球的，在研究方式意义上是宏观的。这也就意味着，世界史是不可分割的，分割之后，就不再是世界史，而是区域史、国别史或者其他门类的历史。
那么，作为独特的研究课题的整体的世界史作为一个学科，在历史学内部的学科分类体系中应该处于怎样的位置呢？要点有四：
第一，作为研究的对象，它是历史学宏观研究的领域，很大程度上是理论性和编纂学性质的研究，没有任何人能够对全世界的历史做既有原始性同时又是通贯一体的研究，世界史实际是全球历史的概述和通论；
第二，作为历史教育的课题，世界史是大学历史系的低年级基础课程，其任务是使学生建立全球历史经历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分析框架；
第三，世界史在教学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并不影响其作为高深研究对象的地位。世界整体考察需要通人之资，专家之能，要综合历史学其他分支学科研究中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新旧成果，熔炼升华，成为对于世界历史的整体理解和艺术高超的表述体系；
第四，重新为世界史定位之后，要清理历史学具体学科的关系。历史学的主要分支包括：世界史、本国史、其他国家或区域史（包括国别或区域的断代史）、专门史、史学理论五个门类⑥。在学理上说，本国史应包括在国别史中，但作为知识，本国史对于本国的人们，远比其他国家、区域的历史知识更重要，所以各国都当对本国史给予特别的注重，应可单列。这样的五个基本二级学科分类，与现行的分类相比，能更清晰地把握历史学的内部分工，从而能凸显世界史的特殊地位，有利于使世界史和其他门类的历史研究同样在清晰定位的基础上发展。从大学教学的意义上说，学生先学、必学世界史和本国史，进而学习其他国别史或区域史，再进而学习专门史。愈至后来，愈是具体和专门化，也愈有选择性。
世界史的重新定义和定位还符合史学门类国际化的趋势。在西方，声称以世界史为专业的学者，研究的都是教学体系和宏观问题，研究本国以外某个国家或者地区历史的人并不自称为世界史专家。比如费正清研究中国和亚洲历史，在美国并不被看作世界史家。《全球文明史》的编者这样的学者才被看作世界史家。一个历史学家要在世界史范围做专业化深入研究，必须截取某个时间、区域、问题单元来进行。而这样做的时候，研究国外的课题和研究中国的课题本质上是一样的，都不是研究世界整体性问题，应该具体地归于区域、国别或者专门史。
以全球历史演变及其互动、整体关系为主题的世界史应可以用多种概念框架来研究和表述，惟因其范围广大，研究的“单位”也必放大，否则无以驾驭。在可能的方式中，从文明的角度来展开世界历史的叙述，应是比较有效的。文明是从宏观和精神特质角度考察的历史，既是历史的内容，也是一种观察和叙述历史的角度，它可以包容历史过程中各种线索，包括经济组织与生产体系、社会关系、战争、思想文化艺术、科学技术、政治等等，因而适合在不过分冗长的篇幅内融会贯通地展现全球历史过程的整体性和内在联系。此外，文明史提供一种在世界历史体系中正视人类历史活动多元现象，正视在近代以来的国际竞争关系中陷于被动境地甚至灭绝的人群的历史活动的可能。与此相比，迄今最为流行的其他各种所谓现代的世界历史观，实际上都是以现代欧洲历史经验为尺度的，不同程度地以与“现代性”关联的程度为历史意义和历史叙述价值尺度的。在这类世界历史中，大量生动活泼的历史内容都被忽略或者被简单地描述成不幸的往事，人类所有历史经验都参照关于现代工业社会合理性的观念做了改造。这并不是世界历史思想和叙述的最好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全球文明史》可以被看作是对旧的世界历史体系进行修正的新的尝试。
三、世界史编纂的观念与方法
所谓全球视野是一种整体性的世界历史观。它不是将世界各地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罗列起来，把各个区域、社会、国家、民族各自的历史做简单的拼凑，而是以具体人群、社会的历史实际为基础，把各个文明的演进和发展作为整体的对象，通过考察全球范围内不同的人民与社会之间互动的性质和程度而展现出来的过程。世界历史内容宏富，在有限的篇幅中将大量事实融构一体，不至于写成让读者消极阅读和记忆的片段事实的拼盘，这是从历史编纂学角度看难于驾驭的问题。《全球文明史》采取的方法是，将全球取向与注重分析结合起来。在将历史事件置于全球视野下加以考察的时候，它注重把对各个独立社会内部的发展与各社会间接触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关注全球性的力量怎样导致了过去和现在状况的形成，强调连续性和变动，引导读者把过去与现实联系起来。
要这样做，必须首先确认哪些是需要分析的最主要线索。编者在这里实际把握了四点：
第一，避免西方中心论，要对西方传统进行严肃的叙述但并不给予西方以优越的或者使世界上的其他地区黯然失色的地位。对常常在世界历史著作中被忽略的文明或者社会，如亚洲游牧社会、拉丁美洲社会、环太平洋地区社会和非都市居民社会等给予注重。它是迄今所见同样规模的世界通史著作中对欧洲和亚洲以外文明历史过程讨论最为充分的一种。
第二，重要性原则。并不是人类的所有经历在世界历史上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全球文明史》在尽量覆盖世界历史上各个地区人类历程的情况下，更多地注重具有文明创造意义的和对于全球文明总过程形成重要影响的人类经历。这在人类学、民族学、伦理学意义上说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做法，但是却是历史编纂学意义上比较适当的选择。
第三，注重跨文明发展现象，通过考察诸如移民、贸易、宗教传播、疾病流行、作物交换和文化交流等跨文明发展现象，将跨区域事件纳入视野。书中大量篇幅考察这种跨文明、区域的人类经历，因而能够超越区域、国家历史拼合的传统模式。
第四，注重文明比较。编者认为世界历史的大量内容可以通过对主要文明的突出特点，如政府、家庭结构和艺术的仔细比较来加以说明。比较是一种可以把不同文明的历史性发展联系起来的方法，使我们能够确认需要注意和解释的关键性模式，捕捉历史的变化，判断一个社会中的新局面与其他地方出现的相似情形之间的模式关系或者因果关系。这些做法实际上使该书的全球整体视野得到了编纂学意义上的落实。
在更具体的层面，《全球文明史》勾画了世界文明变动与继承的几个主题线索，并在不同的时期框架中对之逐一探讨。这些线索是：1.各种影响深远的张力，其中包括传统与变化力量之间的张力、区域模式与区域间接触之间的张力、技术与环境间的张力等；2.两性间和不同社会等级间的不平等；3.人的因素，讨论个人因素与其他因素相比在历史动力的构成中充当了怎样的角色；4.文明和其他类型的社会，特别是既可以导致破坏性的也可以导致建设性接触的游牧群体之间的互相作用；5.由组织化的贸易群体、政府代表、传教士等等实行的各社会之间常规化联系的发展。在这些主题中，传统与变动、区域模式与普遍接触是基本的，其他是补充性的。这样，不仅形成了世界文明历史动静结合，局部与整体呼应的布局，而且凸显了对全球互动的比较、评价和对于人类社会运作普遍规则的思考。
依据以上原则和主题线索，《全球文明史》把世界历史分为六个阶段，每个阶段依据三个准则而确定：主要文明区域的地缘变动、跨文明接触增强的程度和范围、在绝大多数主要文明中出现的新发展和大致平行现象。全书根据世界历史的六个阶段分为六大部分。这种安排，虽然也包含一些重要的问题，但不失为在全球历史观指导下展现世界历史主要线索及其复杂性的一个很有效的历史编纂学建构。
［收稿日期］2006—07—2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2001ZDXM77008）
注释：
① 《全球文明史》已由赵轶峰等翻译为中文，中华书局2006年分两册出版。该书大旨及基本特色，见赵轶峰《〈全球文明史〉的特殊视角》，载《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3期。
② 国内学者关于“全球史观”的研究以刘新成的《全球史观与近代早期世界史编纂》（《世界历史》2006年1期）最为引人注目。该文虽然没有涉及《全球文明史》，但对于先前世界历史的弊端极富洞察力。
③ 参看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该书所据英文原版为1971、1982年版。
④ 参看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董书慧等译《全球通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⑤ 注意这里说的不是“外国史”，因为不一定是以国家为单位的。
⑥ 目前国内历史学二级学科分类中还包括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历史文献学、考古学。其中考古学不应是历史学下所设二级学科，而应是与历史学同级并列的一个单独学科，其性质比历史学更近于自然科学。历史文献学其实无法作为一个二级学科来研究，也无法作为一个二级学科来教学，必须从属于国别、区域、专门、世界史。目前大学所设历史文献学，基本都只讲中国历史文献学，其他各专业的文献学都要在专业课层面单独开设。各专业文献系统不同、语言也可能不同，迄今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历史文献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本质上毕竟还是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离不开史学史，而史学史如果不以史学理论为核心，则应被看作一种专门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12期
【原文出处】《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长春)2006年5期第80～84页
【英文标题】 World Civilizations:The Global Experiences and the Concept of World History
【作者简介】赵轶峰，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吉林 长春 130024
赵轶峰（1953—），男，内蒙古开鲁人，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加拿大埃尔伯塔大学历史学博士。
| 【内容提要】 | 结合皮特·斯特恩斯等所著《全球文明史》中体现出来的世界史方法论和体系思想，笔者认为，“世界史”与中国史不应是对应关系，中国以外国家、地区史不是世界史，只有从总体把握世界历史宏观进程的研究才是世界史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历史学内部学科分支类目重新斟酌的建议，并结合《全球文明史》就具有整体观念的世界史的编纂学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 In connection to the methodology and historiography in Peter Sterns'World Civilizations: The Global Experience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world history”is not a corresponding field of “Chinese history”.The history of countries other than China and other regions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world history”. World history is a special area concerning the general and worldwide process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s. Based upon these points, this article suggests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sub-area distinction within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 In addition, in commenting on the historiography characteristics of World Civilizations: The Global Experiences, some methodological points are made in terms of the writing of world history. |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皮特·N·斯特恩斯（Peter N. Stearns）教授等主编的《全球文明史》（World Civilizations: The Global Experiences）是20世纪末以来北美各大学普遍使用的世界历史教材。该书展现了最近西方学术界关于世界历史的一套系统观念。本文结合该书基本思想，就什么是世界史和世界史编纂的观念与方法提出一些意见，希望于世界历史的教学体系建设和研究观念的思考有所助益①。
一、“世界史”内涵的转变
世界史作为一个知识体系是随着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而发展的。地中海地区古典时代的历史学家已经在主要关注本民族历史的基础上，试图描述本民族活动区域以外的历史、文化。不过，他们所知道的“世界”，只是周边初步关联起来的社会，实际是全球意义上的世界的一个很小部分。中国古代早就有与王制相应的“天下”概念，这个概念在语义上和逻辑上可以包容人类活动的全部范围，但它却有文化意义上的特殊内涵，即指中国的“王制”所及的范围，因而也是以本民族为中心的，是关于世界之某一局部的概念。欧洲中古时期的历史学家受基督教普世主义的影响，倾向于承认人类历史的统一性，但并无人类历史范围的合理概念。而且，比起上古时代的历史学，基督教影响下的历史学有更狭隘的文化本位主义。中国帝制时代的历史学为官史学所主导，以本国史乃至一个朝代的历史为核心，“外国”在史书中的提及，着眼于其与本国的关联，实际没有“世界史”的概念。到16世纪以后，基于科学、技术和全球普遍联系的加强，作为整体并且地理外缘明确的“世界”意识才逐步形成，其后才有作为知识体系的世界史观念。
由于欧洲在现代世界格局形成过程中长期处于强势地位，世界史的观念实际是在欧洲文化的母液中培育出来，再延展到世界其他文化系统中的。这种欧洲文化培育的世界史观最突出的特点是民族国家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世界历史的普遍联系是以西方现代发展的经历为尺度建构起来的，并被纳入到一个进化的逻辑架构中。20世纪初，启蒙时代形成的西方文明绝对价值信念已经动摇，但是，直到20世纪中叶以前，世界史的主流观念还是普遍笼罩在民族国家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下。具有明确全球整体观念的世界历史观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步形成的。
二战以后，对于西方价值的绝对性信念从根本上发生动摇，西方不再成为“进步”、“发展”以及其他文化、文明、社会历史意义的尺度，“进步”和“发展”也不再能够吞没非西方各民族文化和生存经历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科技发展、经济全球化和应对人类生存环境危机的反思强化了世界历史整体性的观念，从而使整体的世界历史观能够在承认文化多元性的、非单一文化中心论的新人本主义精神基础上呈现出愈来愈清晰的轮廓②。
这种转变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学术过程，更不是个别学者或者个别“学派”的“发现”，而是普遍联系起来的“世界”在逐渐展开自己的含义的过程中达到的自我意识。当代各个地区的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都参与了这种思想转变的探索，历史学家所做的不过是在探索其具体的历史学表述而已。正因为如此，全球历史观的发展几乎是全球同步的。中国著名世界史学家吴于廑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倡导注重世界历史“横向”发展的历程，代表着中国世界史学界超越启蒙主义世界史观的努力。拉丁美洲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依附论”则代表着拉美地区历史学家改变单线进化即“现代化”模式的世界历史理解方式的努力。英国历史学家巴拉克拉夫在20世纪50年代就在关注全球历史观发生的动向。美国历史学家柯文在20世纪70年代写作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代表西方历史学家改变以西方尺度观察非西方国家历史传统的努力。在中国史学界影响很大的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的较早版本，也有试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和单线进化观的意图，但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③。该书1999年第7版则有了很大的改进，作者在书前的“致读者”中特意就该书最后修订中渗透的更内在化和非西方中心化的倾向做了说明，这是他的进步④。皮特·斯特恩斯主编的《全球文明史》第一版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因其著作稍晚，体现出更为清晰的全球历史观念和更具有实践参考价值的世界史编纂学思想。
《全球文明史》认为，以全球性过程为关注核心的作为独立课题的世界史是在20世纪才真正发展起来的，“世界历史依赖一种日益增强的关于世界不能简单地作为西方主导的实力政治的投影来理解的认识。”（导言）这表达出关注全球的世界史从一开始就明确地以克服西方中心主义为基本取向的性质。进而，具有全球视野的世界史决不应该是不同社会历史的简单拼合。“世界历史研究的是全球整体过程中的历史性事件。”其主要关注点是两个基本主题：即各个历史时期“主导社会的演进和全球范围内不同人民之间的互动。”（导言）这样的视角，与民族国家中心的历史有重要的区别。民族国家是在晚近时代形成的，不能成为人类历史经验一以贯之的基本考察单位，更适宜的基本单位应是“社会”、民族、文化、文明以及族群国家等等。这样的视角，与民族国家历史的拼盘自然也大不同，问题不仅在于民族国家单位的上溯实际并不尊重历史，而且在于，同“国别史”或者区域史相比，世界史要特别关注的正是跨社会、民族、文化、文明、国家的联系。它实际要回答今天的世界是怎样从以往的世界演变过来的这样一个整体性的问题。
迄今一些通行的世界通史著述，基本上还是“世界各地的历史”，其内容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关联松散的，写到地理大发现以后才能展现世界历史的整体性，但却又将这种整体性安置在西方体现的历史进化或者“现代化”逻辑中。《全球文明史》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思路。它通过强调世界历史上的跨文明、区域交流现象，通过加强对亚、欧两个区域以外人群、社会、文明的注重，也通过选择一些具有全球历史普遍性的共同问题，如平等、文化和科技创造、两性关系、社会分层关系、发展等，将发生过或者没有发生过直接接触的人类经历融合到一个内在相互关联的体系中。这样完成的世界史，已经具有了内在的整体性，不再是一个拼盘。
二、什么是世界史？
如果世界史并非国别史或者区域史的拼盘，而是以具有内在关联性的、整体性逐步加强的人类全球经历为核心的学问，那么，国内现行的把中国史与世界史分为两个学科的学科分类就是不合逻辑的。没有中国的世界并不是世界，而是世界的一部分，一大部分而已。这样做是把“国外史”当作了“世界史”。
中国学术界在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积极了解外部世界，关于国外历史的研究逐步积累成为一个知识系统。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研究国外历史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了解中国的处境，不是为了了解世界历史本身。因而，中国与世界，成为两分的概念。这在当时体现了史学救世的致用意义，但后来却需与时俱进，否则中国学术界就没有对于世界史的学术发言权。这个问题在吴于廑先生提倡注意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的时候已经受到注意，但却一直没有将之与历史学学科分类的合理性结合起来。迄今为止，国内研究“世界史”的学者，实际是在研究对于中国说来的“国外史”⑤。其结果是，研究日本、朝鲜、东南亚、拉丁美洲、美国、欧洲、俄国历史的学者都被看作世界史学者，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则不被看作世界史学者。同为国别或者区域历史研究，何以中国史研究者独无世界史的发言权？何以研究美国或者日本的学者便能比研究中国的学者更懂得“世界”？稍加思索，便知丝毫没有道理。如果各国的学者都将本国史与世界史分开，则每个国家的世界史对象都是不一样的了，从而也就取消了世界史研究的国际性学术共同体。而且，以中国以外的国家或者区域之过去经历为世界史的对象，显然还固守着割裂世界史的旧传统，还在忽视世界历史的整体性。这种情况，已经在深层妨碍着中国世界史和国别、区域史研究的发展。中国学术界如果想要写出世界水平的世界史，更革这种学科分类法是一个必要的前提。
把世界史的范围扩大，使之包括中国史是否可以解决问题呢？不行。原因是，那样的话，世界史就成了历史的代名词，从而世界史也就无需提起了。在“历史学”的总范围下另立“世界史”这样一个独立的学科，是因为人类历史不仅需要区分地区、时代、专题来加以纵横交错、具体、深入的分工研究，而且需要专门地从整体关系角度来加以研究。“世界史”不仅有一个空间的维度，而且还有一个研究方式的维度。它在空间意义上是全球的，在研究方式意义上是宏观的。这也就意味着，世界史是不可分割的，分割之后，就不再是世界史，而是区域史、国别史或者其他门类的历史。
那么，作为独特的研究课题的整体的世界史作为一个学科，在历史学内部的学科分类体系中应该处于怎样的位置呢？要点有四：
第一，作为研究的对象，它是历史学宏观研究的领域，很大程度上是理论性和编纂学性质的研究，没有任何人能够对全世界的历史做既有原始性同时又是通贯一体的研究，世界史实际是全球历史的概述和通论；
第二，作为历史教育的课题，世界史是大学历史系的低年级基础课程，其任务是使学生建立全球历史经历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分析框架；
第三，世界史在教学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并不影响其作为高深研究对象的地位。世界整体考察需要通人之资，专家之能，要综合历史学其他分支学科研究中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新旧成果，熔炼升华，成为对于世界历史的整体理解和艺术高超的表述体系；
第四，重新为世界史定位之后，要清理历史学具体学科的关系。历史学的主要分支包括：世界史、本国史、其他国家或区域史（包括国别或区域的断代史）、专门史、史学理论五个门类⑥。在学理上说，本国史应包括在国别史中，但作为知识，本国史对于本国的人们，远比其他国家、区域的历史知识更重要，所以各国都当对本国史给予特别的注重，应可单列。这样的五个基本二级学科分类，与现行的分类相比，能更清晰地把握历史学的内部分工，从而能凸显世界史的特殊地位，有利于使世界史和其他门类的历史研究同样在清晰定位的基础上发展。从大学教学的意义上说，学生先学、必学世界史和本国史，进而学习其他国别史或区域史，再进而学习专门史。愈至后来，愈是具体和专门化，也愈有选择性。
世界史的重新定义和定位还符合史学门类国际化的趋势。在西方，声称以世界史为专业的学者，研究的都是教学体系和宏观问题，研究本国以外某个国家或者地区历史的人并不自称为世界史专家。比如费正清研究中国和亚洲历史，在美国并不被看作世界史家。《全球文明史》的编者这样的学者才被看作世界史家。一个历史学家要在世界史范围做专业化深入研究，必须截取某个时间、区域、问题单元来进行。而这样做的时候，研究国外的课题和研究中国的课题本质上是一样的，都不是研究世界整体性问题，应该具体地归于区域、国别或者专门史。
以全球历史演变及其互动、整体关系为主题的世界史应可以用多种概念框架来研究和表述，惟因其范围广大，研究的“单位”也必放大，否则无以驾驭。在可能的方式中，从文明的角度来展开世界历史的叙述，应是比较有效的。文明是从宏观和精神特质角度考察的历史，既是历史的内容，也是一种观察和叙述历史的角度，它可以包容历史过程中各种线索，包括经济组织与生产体系、社会关系、战争、思想文化艺术、科学技术、政治等等，因而适合在不过分冗长的篇幅内融会贯通地展现全球历史过程的整体性和内在联系。此外，文明史提供一种在世界历史体系中正视人类历史活动多元现象，正视在近代以来的国际竞争关系中陷于被动境地甚至灭绝的人群的历史活动的可能。与此相比，迄今最为流行的其他各种所谓现代的世界历史观，实际上都是以现代欧洲历史经验为尺度的，不同程度地以与“现代性”关联的程度为历史意义和历史叙述价值尺度的。在这类世界历史中，大量生动活泼的历史内容都被忽略或者被简单地描述成不幸的往事，人类所有历史经验都参照关于现代工业社会合理性的观念做了改造。这并不是世界历史思想和叙述的最好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全球文明史》可以被看作是对旧的世界历史体系进行修正的新的尝试。
三、世界史编纂的观念与方法
所谓全球视野是一种整体性的世界历史观。它不是将世界各地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罗列起来，把各个区域、社会、国家、民族各自的历史做简单的拼凑，而是以具体人群、社会的历史实际为基础，把各个文明的演进和发展作为整体的对象，通过考察全球范围内不同的人民与社会之间互动的性质和程度而展现出来的过程。世界历史内容宏富，在有限的篇幅中将大量事实融构一体，不至于写成让读者消极阅读和记忆的片段事实的拼盘，这是从历史编纂学角度看难于驾驭的问题。《全球文明史》采取的方法是，将全球取向与注重分析结合起来。在将历史事件置于全球视野下加以考察的时候，它注重把对各个独立社会内部的发展与各社会间接触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关注全球性的力量怎样导致了过去和现在状况的形成，强调连续性和变动，引导读者把过去与现实联系起来。
要这样做，必须首先确认哪些是需要分析的最主要线索。编者在这里实际把握了四点：
第一，避免西方中心论，要对西方传统进行严肃的叙述但并不给予西方以优越的或者使世界上的其他地区黯然失色的地位。对常常在世界历史著作中被忽略的文明或者社会，如亚洲游牧社会、拉丁美洲社会、环太平洋地区社会和非都市居民社会等给予注重。它是迄今所见同样规模的世界通史著作中对欧洲和亚洲以外文明历史过程讨论最为充分的一种。
第二，重要性原则。并不是人类的所有经历在世界历史上都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全球文明史》在尽量覆盖世界历史上各个地区人类历程的情况下，更多地注重具有文明创造意义的和对于全球文明总过程形成重要影响的人类经历。这在人类学、民族学、伦理学意义上说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做法，但是却是历史编纂学意义上比较适当的选择。
第三，注重跨文明发展现象，通过考察诸如移民、贸易、宗教传播、疾病流行、作物交换和文化交流等跨文明发展现象，将跨区域事件纳入视野。书中大量篇幅考察这种跨文明、区域的人类经历，因而能够超越区域、国家历史拼合的传统模式。
第四，注重文明比较。编者认为世界历史的大量内容可以通过对主要文明的突出特点，如政府、家庭结构和艺术的仔细比较来加以说明。比较是一种可以把不同文明的历史性发展联系起来的方法，使我们能够确认需要注意和解释的关键性模式，捕捉历史的变化，判断一个社会中的新局面与其他地方出现的相似情形之间的模式关系或者因果关系。这些做法实际上使该书的全球整体视野得到了编纂学意义上的落实。
在更具体的层面，《全球文明史》勾画了世界文明变动与继承的几个主题线索，并在不同的时期框架中对之逐一探讨。这些线索是：1.各种影响深远的张力，其中包括传统与变化力量之间的张力、区域模式与区域间接触之间的张力、技术与环境间的张力等；2.两性间和不同社会等级间的不平等；3.人的因素，讨论个人因素与其他因素相比在历史动力的构成中充当了怎样的角色；4.文明和其他类型的社会，特别是既可以导致破坏性的也可以导致建设性接触的游牧群体之间的互相作用；5.由组织化的贸易群体、政府代表、传教士等等实行的各社会之间常规化联系的发展。在这些主题中，传统与变动、区域模式与普遍接触是基本的，其他是补充性的。这样，不仅形成了世界文明历史动静结合，局部与整体呼应的布局，而且凸显了对全球互动的比较、评价和对于人类社会运作普遍规则的思考。
依据以上原则和主题线索，《全球文明史》把世界历史分为六个阶段，每个阶段依据三个准则而确定：主要文明区域的地缘变动、跨文明接触增强的程度和范围、在绝大多数主要文明中出现的新发展和大致平行现象。全书根据世界历史的六个阶段分为六大部分。这种安排，虽然也包含一些重要的问题，但不失为在全球历史观指导下展现世界历史主要线索及其复杂性的一个很有效的历史编纂学建构。
［收稿日期］2006—07—2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2001ZDXM77008）
注释：
① 《全球文明史》已由赵轶峰等翻译为中文，中华书局2006年分两册出版。该书大旨及基本特色，见赵轶峰《〈全球文明史〉的特殊视角》，载《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3期。
② 国内学者关于“全球史观”的研究以刘新成的《全球史观与近代早期世界史编纂》（《世界历史》2006年1期）最为引人注目。该文虽然没有涉及《全球文明史》，但对于先前世界历史的弊端极富洞察力。
③ 参看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该书所据英文原版为1971、1982年版。
④ 参看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董书慧等译《全球通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⑤ 注意这里说的不是“外国史”，因为不一定是以国家为单位的。
⑥ 目前国内历史学二级学科分类中还包括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历史文献学、考古学。其中考古学不应是历史学下所设二级学科，而应是与历史学同级并列的一个单独学科，其性质比历史学更近于自然科学。历史文献学其实无法作为一个二级学科来研究，也无法作为一个二级学科来教学，必须从属于国别、区域、专门、世界史。目前大学所设历史文献学，基本都只讲中国历史文献学，其他各专业的文献学都要在专业课层面单独开设。各专业文献系统不同、语言也可能不同，迄今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历史文献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本质上毕竟还是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离不开史学史，而史学史如果不以史学理论为核心，则应被看作一种专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