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吕底亚和希腊铸币的起源：成本和数量
Alain Bresson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12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2006年5期第149～159页
【作者简介】Alain Bresson，法国波尔多第三大学教授。
【关 键 词】古希腊/铸币/钱币/称量
一 导言：货币，东方与西方
货币并不必然以铸币的形式产生。那种认为一切没有铸币的古代社会就没有货币的看法也不准确。在所有人类社会中可能都存在某种形式的通货，以一种特定物品、或者更经常是几种特定物品专门用于结算和（或者）保值、交换。① 然而，在大多数古代社会中，承担这些功能的物品都在一个具体、有限的环境下运作。这些物品包括具有宗教价值的祈愿祭品以及部落首领们从对外贸易中获得的奢侈品等等。换句话说，在那些社会里，货币不能等同于所有的商品，这或是因为大多数产品都不属于那一类能通过交换而获得的物品，或是因为一个交换网络的等级体系的存在。因此，关于货币是否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普遍特性的讨论，答案一定是肯定的，但必须注意的是，“货币”在每一个社会中并非承担着相同的功能。
中国的货币体系充分提醒了我们，西方的货币模式并非唯一可能的模式。在古代中国，黄铜或青铜钱币及至后来的纸币是主要的货币形式。② 古代中国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金、银之类的贵金属并没有被用作货币标准。只是在外来统治的金朝（1115—1234）和元朝（1260—1368），白银才被用作结算的工具。到了清朝，在西方商人的影响下，白银才作为税收和银行间汇兑的工具而流通，但并没有一个单一的标准，白银的成色可以相差很大。这导致了交易时通常需要称量和鉴定白银的成色。③ 古代中国的货币传统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信用货币传统（尽管绝非只有中国是这样），地中海世界和近东的那些社会走的则是一条不同的道路。在“肥沃新月地带”的诸国家中，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埃及，之后在希腊，再在罗马，贵金属——首要的是白银——成为标准的价值参照，而起到了货币的功能。因此，基本上金属的商业价值就成了货币价值的参照。只有到了晚近的时期，从17—18世纪以后，西方才真正开始向信用货币制度发展。不到40年以前，即1971年，美国联邦储备局放弃了“黄金汇兑本位制”，从那时起，黄金与货币才完全分离。
然而在这一金属货币的传统中，早在约公元前600年就诞生了一项发明， 即贵金属钱币的铸造。此项发明在西方世界甚至之外更远地方的成功经久不衰。与需要称量的金、银相比，钱币真的代表某种新生事物吗？这一问题仍处于激烈的争论之中，但它不是这里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我们将把视线集中在另一问题：如果说在西方传统中，是希腊人、或者说是吕底亚人和希腊人首创了贵金属铸币，那么，这一发明诞生的确切原因仍不清楚。为什么首先是在小亚细亚西部？为什么是在公元前600年左右？是什么动机促使了发明的产生？ 正如最近一项研究中所说：“关于钱币起源问题的庞大书目恰恰突显了‘谁、是什么、何时、为什么、在哪里’这些基本问题长期缺乏定论的现状”。④ 这一判断是相当正确的。本文的目标就是对这一古老之谜做出新的解答。
二 希腊还是东方？
如果在西方传统中，常常把吕底亚—希腊的铸币看成是货币的起源，那是因为贵金属铸币具有下列三个特征：（1）它充当了一切物品的等价品；（2）它同时是一种结算的手段、保值以及交易的工具；（3）在国家的控制下， 它是唯一得到认可的具有上述功能的商品。
在西方货币传统中，吕底亚—希腊钱币相比东方钱币的发展，具有什么样的独创性或者是否具有独创性这些问题，近几年来引起了学者们激烈的争论。⑤ 对于文献资料的重新解读与一系列新发现的钱币宝藏激发了这一争论。这些宝藏包括了不同比例的银锭，银块（Hacksilber）以及小银饰。这样的宝藏遍及从伊朗到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整个地区。在津吉尔利（西里西亚，公元前8世纪），亚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北部，公元前614年亚述毁灭之前），尼普尔（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部，公元前7世纪），Qala'at al-Bahrain（古代迪尔姆，波斯湾，公元前650—前550）以及Nush-i Jan（靠近哈马丹，古爱克巴塔那，约公元前7世纪晚期）的宝藏里都可以看到上述特征。⑥ 关于宝藏的数量，最明显的证据来自叙利亚南部地区，在那里，人们发现了25个铁器时代（公元前11—前10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的钱币宝藏。⑦ 这些宝藏和在以色列或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控制下的领土内的考古发掘基本一致。因此，毫无疑问，在其他地区更为系统的发掘将会发现更多的宝藏。叙利亚南部的宝藏中藏有上文所述的各种形态的白银，其中两个宝藏中还有一些黄金。这些宝藏中的十个由一捆或几捆、或是一袋或几袋的金属块组成。在一些情况下，这些成捆或成袋的金属几乎是等重的。其中最重的爱什泰莫阿（Eshtemoa）宝藏有26公斤，最轻的Tel Miqne-Ekron F宝藏只有19克。
文献资料（圣经或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档案文献）证实了这些小封袋的用途，上面的封印表明了里面所装贵金属的成色和分量。而且，亚述和埃及的文献资料趋向证实存在刻有官方印章的贵金属块。如果这是真的话，那所谓吕底亚人和希腊人“发明”钱币的说法还剩下些什么？他们可能只是将一个在东方已知晓数百年、数千年的做法系统化而已。
我们需要仔细审视这一论点。尽管希腊与东方货币之间存在连续性这一主要观点难以令人接受，但它为我们理解贵金属铸币现象的方式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洞见。按这种模式使用金属的做法在公元前7世纪已不陌生。但它一定有一个强化的过程，并且Gitin和Seymour的观点是正确的，这个过程应该与腓尼基和亚述有联系。在铁器时代后期，称银的交易得到了强化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使采用的是在很久以前已为人所知晓的形式。由于其他商品比如大麦、羊毛、酒和羊也同时充当着类似的角色，白银还没有成为结算和支付的独一无二的媒介。然而，国家、神庙和个人已经越来越多地将白银用作货币。现在，已经没有人再会像不久之前那样，用“银匠的宝藏”这样的旧理论来解释这些宝藏的累积。
也有其他学者指出了东方证据的零散和不连贯性，这与希腊世界出现的持续发展的钱币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波斯的国王们以及公元前4 世纪获得独立的埃及法老们的确铸造了他们自己的钱币，但奇怪的是，波斯大帝统治下的各个社会以及埃及社会在知晓了希腊的钱币制度后，似乎并不愿意采纳它。因此很明显，希腊铸币制度的发展有其特殊之处。
另一些学者认为，白银是否被铸造成钱币其实根本无关紧要，因为形成货币的是金属而非刻在上面的印章。⑧ 实际上，货币在希腊同在东方一样，其基础是金属，不是印章。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强调希腊货币与东方货币之间连续性而非对立性的一面。铸币是否是创新则是另外一回事（见下文）。我们应该知晓的是，在公元前7世纪至前6世纪，从叙利亚到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白银不仅仅用作结算单位，还能用于各种各样的支付。
那么，铸币的贵金属和称量的贵金属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呢？与称量的金属相比，铸币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它只需称量一次便可用于一切支付。象征国家权威的印章（如果印章确实象征了国家权威——这一点见下文）保证了圆形金属的重量，同时也是金属成色的证明。然而，既然铸币的好处如此明显，并且东方社会在技术上并不缺乏铸币的能力，那为什么是吕底亚和希腊人取得了突破，而不是东方诸社会呢？
三 已经提出的各种解释
直到20世纪50年代，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解释（或者说人们所理解的亚里士多德的解释）仍受到人们的普遍赞同：钱币的发明始于贸易的需要。根据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说法，最初的钱币出现在小亚细亚，确切地说，是由吕底亚王国铸造的，在这一点上，他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事实上，用来铸造这些钱币的金属是一种金银合金。我们现在可以肯定钱币的发明大约在公元前600年。 在对以弗所的阿尔忒弥斯神庙（Artemision）的发掘中所发现的钱币，证明了铸币最初出现在这个时期。它们通常被称为“阿尔忒弥斯神庙宝藏”，尽管实际上它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宝藏（或者说只是宝藏的一小部分）。这些最早的金银钱币中的一些是按照吕底亚国王的标准铸造的，另一些则是由一系列沿海希腊城邦，比如米利都、提奥斯（Teos），还有佛卡亚（Phokaia）按照不同的地方标准铸造的。
基于这一材料，学者们提出了两个主要观点，反对亚里士多德从商业角度的解释。在一篇具有挑战性的文章中，R.M.Cook注意到，小亚细亚最初的金银币具有相对较高的价值，因此并不适合市场上的日常使用。Cook提到了普鲁塔克的《梭伦传》，其中普鲁塔克引用了法勒隆人德米特里的说法，后者则说他引用的是梭伦在雅典市政广场上公布的法律木牍（axones）。依此看来，在梭伦时代（公元前594年），一头羊的价格可能是一德拉克玛白银（约4.33克）。我们假设白银与金银合金之间的比值与古典时代相同（1∶10）， 由于阿尔忒弥斯神庙宝藏中最小的一枚钱币是一“两”（stater，合14.3克）的1／96（0.15克）， 这意味着最小的金银币可能相当于三分之一头羊的价值。显然这就将金银币排除在市场上的交易之外，因为交易价格相对很低。“三分之一头羊”已经成为任何文章和参考手册中都会引用的权威说法，而再也没有人对它提出过质疑。⑨ 事实上，这与亚里士多德的解释并不矛盾，因为亚里士多德说，钱币的使用起源于对外贸易，而这涉及大额的付款。但是Cook援引18世纪英国的类似例子，认为那里大额的款项是用银锭而非几尼金币来支付的，因此他也排除了金银币可能用于大额交易的可能性，除非它们像金银块那样事先被称量过了。同样，Cook的观点获得了广泛的支持。除此以外，C.M. Kraay还补充道，即使是在后来的希腊，除雅典和色雷斯—马其顿地区，其它地区也没有将他们的钱币出口到很远的地方，这说明钱币在对外贸易中并没有实际的用途。⑩ 现在仍有很多学者认为这一解释大体上是成立的。(11)
这些理论在向旧教条的挑战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细察Cook和Kraay的观点，它们仍有值得商榷之处。这里就有证据足以挑战这些观点。Cook认为，任何重要的支付从未使用钱币，或只使用了金银块，这一假设与现有的证据直接相冲突。我们有太多的文献可以证明就古代希腊（从古典时代到希腊化时代）而言，情况正好是相反的——显然这一观点不能成立。在上千的证据中，有一些值得在此一提。根据雅典著名的375／4年法令或Gortyn提出的关于银币使用的法律显示，所有国家和私人契约的签订、国家和私人贷款的发放以及必须在市场上完成的交易都是以钱币为单位。重要商业交易的价格制定与实现也是以符合国际标准的上好银币为单位的。此外，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在希腊世界，钱币是以计数而非称量来定值的。
目前，关于钱币的出现，尤其钱币以小亚细亚所铸金银币的形式出现共有三种主要的解释：社会学的解释（意在保证每一个人能支付他应付的份额）、国家为支付所采取的平均主义手段、国家直接获得利润的源泉。然而，每一种解释都有不足之处。例如，J.H.Kroll就有力地指出， 如果最初铸造一系列金银币的主要目的是牟利，那么约公元前550年Croesus放弃发行金银“Croeseids”的做法就很让人困惑了，因为那将无利可图。大体上，目前提出的每一种解释同样也能适用于东方，而东方在钱币的发展上似乎也没有技术上的障碍。由此，希罗多德所说的“吕底亚的发明”就显得很让人不解了。
四 成本：称量和铸造
我们以约公元前600年和前6世纪上半叶的小亚细亚西部城邦为起点。随着优卑亚人（Euboeans）、克里特人（Ctetans）和其它希腊中部城邦，比如科林斯的先后扩张，小亚细亚西部的希腊城邦在每一个方面都充当了希腊扩张运动的急先锋。此时一个市场体系在希腊的扩张阶段形成。这与东方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那里，来自国家（与社会不同）或神庙的实物或口粮支付与称银支付的比例不相上下。
在讨论称量的成本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从钱币铸造引出的问题谈起。一枚钱币的铸造（技术上称为铸币brassage）包括几道步骤：金属的准备、钱范的铸造、单个坯件重量的确定、一或两个印模的准备（如果正面和反面都有图案的话）以及铸造本身。也有学者认为，最早的金银币的铸造根本没有使用钱范。(12) 用来延展溶化后的金属的工具可能有一个事先定好的体积，然后把金属滴在有条纹的表面上。当时的工匠可能有一种特殊的技术。然而，不管铸造的方法多么正确，工匠的技术多么如需要的那般高超，如果在最后阶段钱币的重量不能在秤上得到严格的确定，那么它们在重量上就仍达不到一个合理的精度。这必然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尤其是在没有钱范可用以及坯件需要一个一个准备的情况下。(13) 但是，最早的金银铸币在重量上恰恰达到了惊人的精度。近距离考察最早发行的金银币中的一些（尽管还不能证明它们就是最早的，但这并不影响论证）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了一个起点。
表1 “阿尔忒弥斯神庙宝藏”的钱币（简化后的数据，出自Nicolet-Pierre,2002,115）
在总共的51枚钱币中，4个单位较大的（从stater到hekte）有21枚，约占41％，单位较小的（从hemihekton到1／96）有30枚，约占59％。 钱币的大部分由很小的单位组成。但较小单位的金银币在重量上达到了很高的精度，这一点已为M. J.Price所强调，并可在表1中得到证实。从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与标准重量的偏差极小，往往只有百分之几克：这样的精度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极难达到的。很明显，这样的精度反映了发行铸币当局的一个慎重选择，他们特别注意了较小单位的钱币。与标准重量的偏差会给小钱币的使用者造成更大的损失（这一关于相对误差的问题已提过）。而当金属是金银合金，且如果它的价值就像古典时代一样是白银的10倍，这一点就更为正确了。(14) 由于金银合金的高价值，即使是小单位钱币的使用者也会因为绝对的误差遭到巨大的损失。铸造第一批钱币的当局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此力求小单位钱币在重量上达到极高的精度。
然而，铸造钱币有一定的经济成本。如果我们知道准备坯件和铸造的成本对于大单位和小单位的钱币是一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铸造14.30克的1／96金银币的成本是铸造一枚全重stater的96倍。由此，铸造的相对成本可以由一个方程式来定义：y＝n／x，y代表铸币费与钱币重量的比例，n代表铸币费，x则为金属的重量。换句话说，铸币的成本与金属的重量成反比。这条规律对于小单位零钱的发行，尤其是那些分量极轻的零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那么在古代特别是铸币的最初阶段，n值究竟是多少呢？或者说铸造一枚钱币的边际成本是多少？这里所提出的模型本来可能只在理论上成立，幸运的是，欧洲中世纪晚期的数据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生产成本的启示性信息（见表2）。 这些数据无可辩驳地表明，钱币单位越小、相对成本越高这一模型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事实上，相对成本随着钱币单位的变小会剧烈上升。以0.052克的florentine picciolo为例，生产成本和钱币实际价值的比例高达15.65％，即每生产6.4枚钱币的成本相当于1枚钱币的价值。对于低地国家的double mite来说，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它的生产成本超过了钱币价值的1／3，而对于Flanders相同单位的钱币，这一比例几乎达到了50％。但对更大的钱币单位，尤其是金币，这一比例就会降到很低甚至是能忽略不计的数值。一个有趣的特征是钱币的成本不是固定不变的，各批钱币的成本并不相同。这可能有多种因素：产量的多少或是铸造的精细程度。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较小单位的钱币，单个钱币的成本普遍较低，这可能是为了降低单个钱币的成本而故意为之的结果。尽管在所有9个样本中，小单位零钱的单个成本都较低（见表2），但成本与钱币价值的真实比例仍很高：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生产成本的减低，钱币的相对成本就可能上升到和钱币价值差不多的地步，这将使生产在经济上变得不可承受。因此，减低成本对铸币业来说是一种诱惑，除非在与国家的契约中有明确的条款规定可以首先生产较大单位的钱币。(15)
表2中的数据适合用于古代吗？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从古代到中世纪晚期，铸币技术并没有发生变化。一幅1516年的图画展现了马克西米连皇帝（Maximilian）观察铸币过程中各项操作的场景。(16) 这些操作与古代的做法可能并无不同。更让人惊叹的是，最近出版的一幅红绘瓶画所呈现的工人铸造坯件的姿势（将铁砧置于张开的两腿之间）与后来中世纪晚期的同行完全相同。(17) 他们没有使用任何机器：因此古代的生产效率不可能更高，生产成本也不可能更低。事实上，在实验的初级阶段，成本不可避免地会很高。这是理解铸币起源的关键。此外，小单位钱币在重量上的精度——假设不是印模的质量和成本——也使古代不可能像中世纪那样大量降低单个钱币的生产成本。总而言之，任何数字都只能是一种猜测。但中世纪的数据不仅防止了我们认为钱币的生产成本作为一个整体可以忽略不计，还帮助了我们估计在古代这些成本可能会是多少。
表2 欧洲中世纪晚期的生产成本（铸币费）(18)
——第6列［＝第4列×第5列］给出了每个单位单个钱币的理论边际价格。
——第7列［1／（1000／第6列）］给出了1000毫克钱币的理论相对成本，如果这一成本与生产此单位单个钱币的成本相同。［由此，第6列和第7 列以两种不同的形式呈现了相同的价值。它们使生产成本之间形成了直接的比较。在第7列中，那个比例（比如第一行，1／123）意味着如果假设生产1000毫克钱币的价格与picciolo相同，那么其成本将为钱币重量的1/123。能够用于比较以及估算不同单位钱币的相对成本为多少的数值n对于所有单位的钱币来说是相同的。由此，如果picciolo的相对生产成本与grosso相同，即y＝n/x，n＝1/42.5，x＝0.052克（picciolo的重量），那么成本与钱币重量的比例将为45％，而实际上它只有15.65％。］
然而，有一个问题至此还没有提到：金属的问题。我们假设金银合金的价值要比白银高。而对于中世纪晚期的黄金来说，n的值通常在1／25左右。如果铸币初期所用的金银合金也是这种情况，且n的值对零钱来说要低一些，但不低于1／50，那么重0.15克的1／96 Stater的相对成本将为13％。
这些生产成本与中世纪晚期佛兰德斯和低地国家的零钱成本相比仍要好一些。
一个反对生产成本理论的理由可能是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在古代铸币当局已经意识到零钱成本增加的问题。但我们很容易反驳说，即使铸币当局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限制也是必然存在的。我们甚至还有证据证明他们对于零钱问题已有充分了解：在希腊化时代，零钱的重量普遍要比标准低一些：这明显是一种对高额生产成本的补偿方式。(19) 实际上，在古代的数据完全消失的情况下，执着于准确的数字是没有意义的。除非一些新的铭文或纸草文书突然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否则确切的数字（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在不同地区，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化，就像中世纪晚期那样）仍将无从得知。然而，在相似的技术条件下，中世纪晚期的数据已提供了足够的可比性证明金银零钱币的生产成本必然很高。
当n为1/150时，铸币的相对成本
回到称量问题本身（在铸币“之前”）。很明显，称量很少量的金属意味着一种“非专业人士”达不到的精度。如果金银合金被用作钱币，事实上也没有论据可以推翻这个观点（详见下文），那么其所需的精度就意味着一种只有专业人士才能完成的高技术工作。无法避免的生产过程的集中化是称量出同等重量坯件的首要前提。尽管还未充分证实，但很有可能，没有印有“Artemision宝藏”或其它背景里发现的那种标记或标志的小金银圆片反映了铸币的最初阶段。除了金银铸币所必需的技术上的精确性外还有另一个问题：称量的成本，尤其是少量金属的称量。我们可以看到，为了达到金银合金所需要的精度，一次称量的相对成本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与铸造本身相似的模式：对于较低的价值来说，成本上升剧烈。可能有人认为称量的成本要比铸造的成本低得多。但这绝不是肯定的：铸造一枚钱币部分是一个标准化、统一的过程，因此必然能降低成本。而在秤上调节极少量的金银合金以达到所需要的重量一定会有一个实在的成本。我们知道在希腊化时代，将一种钱币标准兑换成另一种要统一征收5％的税。 但其包括的手续仅仅是计算一下钱币的数量以及承担兑换本身含有的风险。而由专业人士称量一定也会有一个相对很高的成本。如果对于一定量的金属来说，每年只称量一次，那么还不是一个严重的损失，但如果称量次数更为频繁的话，反复称量的社会成本必然会飙升。这将很快让人无法承受。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一次性称量后就可用于所有支付的钱币：这样，与货币相联系的交易成本就会直线下降。流通的速度和交易的流动也会因此加速。铸造的效用由此得到了最大化而使相对成本降低。至此，铸币体系的好处已经非常明了。铸币的好处不是或者不仅仅是常常晦涩不清的“方便”问题。它本质上是一个成本的问题，同时成色的保证使交易具有了相当的安全性，从而限制了其中的不确定性。我们当然不能否认“方便”的因素，但它只是对于所讨论的问题的社会心理方面的解释。
五 结论
公元前7—前6世纪之交小亚细亚西部出现的总体社会经济状况使得铸币体系的产生成为可能。这与东方的对比十分明显。在那里虽然存在私人经济，但主要的经济形式还是国家和王宫经济。口粮与实物是占主导的支付形式，同时也有以贵金属或羊毛、大麦之类物品为等价品的支付形式。大约在公元前600年， 希腊人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阶段。与吕底亚人发展出一种混合文化的小亚细亚西部的希腊人是他们中最先进的。在希腊世界，与公民团体本身没有区别的特殊城邦形式特别注意规范成员之间的交流，因为这关乎着城邦的存亡：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市场规范，尤其是对度量衡的控制。然而，这还不能充分解释钱币的发明。
发明诞生的原因还是要从称量少量贵金属的成本问题中去寻找。称量所需的精度意味着操作的专业化和对于小额钱币来说不能承受的成本。钱币的出现使得称量总和只需一次，这充分解释了其诞生的原因。
向钱币转向的一个重要进步之处体现在它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加速了交易的流动。这为降低绝对和相对生产成本提供了绝好的条件：铸币最初的成功使铸造变得更有利可图。这使第二阶段——白银钱币和第三阶段——白银和青铜双金属货币体系的出现成为可能。
为了纪念C.Cippolla,R.Sargent和F.Velde引用他的说法， 将他们关于中世纪和近代钱币的挑战性著作命名为《小零钱的大问题》。可能有人完全赞同这一表述。就像本文所阐释的，小零钱的问题是理解钱币起源以及发展问题的关键。
注释：
① 相关资料参见Haddon, 1949.
② 在这些方面，我的写作见教于中国同行，他们曾对这里提出的观点提出修正与补充。
③ Thierry,2001,该文附有早期相关研究的参考书目。
④ Thompson, 2003,67.
⑤ 出版著作的高学术水平（这里只能概述其内容）以及后来争论的严谨和公正都值得一提。
⑥ Gitin & Golani, 2001, 38—39.关于the Nush-I Jan宝藏，详见下一条注释。
⑦ Balmuth, 2001; Thompson, 2003; Kletter, 2003及Kletter, 2004.Thompson和Kletter提出了相同的证据，但Thompson采用的方式不同，她将同一批文物中的宝藏分别计算（因此她的数字为34，而klatter的数字为23）。在宝藏数量的计算上，我们采用Kletter（2003）的算法，包括Tawilan和Desert Cave宝藏， 再加上尚未出版的出自Thompson报告的Akko和Ashkelon宝藏。表1 根据以下资料所提供的信息制成，Gitin & Golani,2001,38—39; Thompson, 2003,表2,p.84; Kletter, 2003,表1,p.149.
⑧ Kim,2001; Kroll, 2001b.
⑨ Nicolet-Pierre, 2001, 255; de Callatay,2001; Le Rider, 2001, 69.
⑩ Kraay, 1964.
(11) Nicolet-Pierre, 2002, 255; Thompson, 2003, 94.
(12) Nicolet-Pierre, 2002,26.
(13) 关于坯件打造和铸造技术，参见Nicolet-Pierre, 2002,26—28.
(14) 参见上文关于真实数字的不确定性。
(15) 各个国家的生产体系是不同的。佛罗伦萨盛行的体系为每一种单位的钱币都有一个特殊的seignoriage率（seignoriage是每种单位钱币的铸造等价物）：fiorino为0.6％，grosso为4.6％，quattrino为6.6％，picciolo为17.8％（由铸币费的不同所决定的国家利润对于小额钱币来说十分有限，对大额钱币来说则会略高一点，尤其是grosso）。在法国和荷兰，“不管钱币单位的大小，铸造的价格都是相同的，但铸币坊主被允许从总seignoriage中扣除不同的生产成本”，这是一种用大额钱币成本补贴小额钱币成本的方法（关于这些方面，详见Sargent & Velde,2002,52—53）。
(16) Leonard Beck, from Burgkmair, der WeiβKunig, reprint Vienna 1775, reproduced in Sargent & Velde fig. 4.2,p.49.
(17) Konuk, 2003.
(18) 出自Sargent和Velde, 2002,51.第6、7列为补充项目。斜体的为金币，当地pence的法定价值为d, 卡斯蒂利亚（Castile）maravedis的法定价值为mr。第6、7列中的所有数字都是约数。
(19) 关于小单位钱币的铸造，参见Ashton, 2001.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12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2006年5期第149～159页
【作者简介】Alain Bresson，法国波尔多第三大学教授。
| 【内容提要】 | 对吕底亚和希腊铸币起源的讨论必定涉及货币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联。这是近些年国际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但是，货币并不必然以铸币的形式产生，没有铸币的古代社会就没有货币的看法也不准确。亚里士多德认为钱币始于贸易需要。这一解释受到近些年的考古与文献证据的挑战。但目前对小亚细亚所出现的铸币的解释仍然不能厘清铸币起源上的一些技术问题。吕底亚铸币的出现主要原因就在于成本和称量次数的总体降低。而交易成本的降低则进一步使铸币的绝对和相对生产成本的降低成为可能，贵金属直接充当货币的货币体系开始形成。 |
货币并不必然以铸币的形式产生。那种认为一切没有铸币的古代社会就没有货币的看法也不准确。在所有人类社会中可能都存在某种形式的通货，以一种特定物品、或者更经常是几种特定物品专门用于结算和（或者）保值、交换。① 然而，在大多数古代社会中，承担这些功能的物品都在一个具体、有限的环境下运作。这些物品包括具有宗教价值的祈愿祭品以及部落首领们从对外贸易中获得的奢侈品等等。换句话说，在那些社会里，货币不能等同于所有的商品，这或是因为大多数产品都不属于那一类能通过交换而获得的物品，或是因为一个交换网络的等级体系的存在。因此，关于货币是否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普遍特性的讨论，答案一定是肯定的，但必须注意的是，“货币”在每一个社会中并非承担着相同的功能。
中国的货币体系充分提醒了我们，西方的货币模式并非唯一可能的模式。在古代中国，黄铜或青铜钱币及至后来的纸币是主要的货币形式。② 古代中国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金、银之类的贵金属并没有被用作货币标准。只是在外来统治的金朝（1115—1234）和元朝（1260—1368），白银才被用作结算的工具。到了清朝，在西方商人的影响下，白银才作为税收和银行间汇兑的工具而流通，但并没有一个单一的标准，白银的成色可以相差很大。这导致了交易时通常需要称量和鉴定白银的成色。③ 古代中国的货币传统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信用货币传统（尽管绝非只有中国是这样），地中海世界和近东的那些社会走的则是一条不同的道路。在“肥沃新月地带”的诸国家中，从美索不达米亚到埃及，之后在希腊，再在罗马，贵金属——首要的是白银——成为标准的价值参照，而起到了货币的功能。因此，基本上金属的商业价值就成了货币价值的参照。只有到了晚近的时期，从17—18世纪以后，西方才真正开始向信用货币制度发展。不到40年以前，即1971年，美国联邦储备局放弃了“黄金汇兑本位制”，从那时起，黄金与货币才完全分离。
然而在这一金属货币的传统中，早在约公元前600年就诞生了一项发明， 即贵金属钱币的铸造。此项发明在西方世界甚至之外更远地方的成功经久不衰。与需要称量的金、银相比，钱币真的代表某种新生事物吗？这一问题仍处于激烈的争论之中，但它不是这里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我们将把视线集中在另一问题：如果说在西方传统中，是希腊人、或者说是吕底亚人和希腊人首创了贵金属铸币，那么，这一发明诞生的确切原因仍不清楚。为什么首先是在小亚细亚西部？为什么是在公元前600年左右？是什么动机促使了发明的产生？ 正如最近一项研究中所说：“关于钱币起源问题的庞大书目恰恰突显了‘谁、是什么、何时、为什么、在哪里’这些基本问题长期缺乏定论的现状”。④ 这一判断是相当正确的。本文的目标就是对这一古老之谜做出新的解答。
二 希腊还是东方？
如果在西方传统中，常常把吕底亚—希腊的铸币看成是货币的起源，那是因为贵金属铸币具有下列三个特征：（1）它充当了一切物品的等价品；（2）它同时是一种结算的手段、保值以及交易的工具；（3）在国家的控制下， 它是唯一得到认可的具有上述功能的商品。
在西方货币传统中，吕底亚—希腊钱币相比东方钱币的发展，具有什么样的独创性或者是否具有独创性这些问题，近几年来引起了学者们激烈的争论。⑤ 对于文献资料的重新解读与一系列新发现的钱币宝藏激发了这一争论。这些宝藏包括了不同比例的银锭，银块（Hacksilber）以及小银饰。这样的宝藏遍及从伊朗到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整个地区。在津吉尔利（西里西亚，公元前8世纪），亚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北部，公元前614年亚述毁灭之前），尼普尔（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部，公元前7世纪），Qala'at al-Bahrain（古代迪尔姆，波斯湾，公元前650—前550）以及Nush-i Jan（靠近哈马丹，古爱克巴塔那，约公元前7世纪晚期）的宝藏里都可以看到上述特征。⑥ 关于宝藏的数量，最明显的证据来自叙利亚南部地区，在那里，人们发现了25个铁器时代（公元前11—前10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的钱币宝藏。⑦ 这些宝藏和在以色列或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控制下的领土内的考古发掘基本一致。因此，毫无疑问，在其他地区更为系统的发掘将会发现更多的宝藏。叙利亚南部的宝藏中藏有上文所述的各种形态的白银，其中两个宝藏中还有一些黄金。这些宝藏中的十个由一捆或几捆、或是一袋或几袋的金属块组成。在一些情况下，这些成捆或成袋的金属几乎是等重的。其中最重的爱什泰莫阿（Eshtemoa）宝藏有26公斤，最轻的Tel Miqne-Ekron F宝藏只有19克。
文献资料（圣经或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档案文献）证实了这些小封袋的用途，上面的封印表明了里面所装贵金属的成色和分量。而且，亚述和埃及的文献资料趋向证实存在刻有官方印章的贵金属块。如果这是真的话，那所谓吕底亚人和希腊人“发明”钱币的说法还剩下些什么？他们可能只是将一个在东方已知晓数百年、数千年的做法系统化而已。
我们需要仔细审视这一论点。尽管希腊与东方货币之间存在连续性这一主要观点难以令人接受，但它为我们理解贵金属铸币现象的方式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洞见。按这种模式使用金属的做法在公元前7世纪已不陌生。但它一定有一个强化的过程，并且Gitin和Seymour的观点是正确的，这个过程应该与腓尼基和亚述有联系。在铁器时代后期，称银的交易得到了强化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使采用的是在很久以前已为人所知晓的形式。由于其他商品比如大麦、羊毛、酒和羊也同时充当着类似的角色，白银还没有成为结算和支付的独一无二的媒介。然而，国家、神庙和个人已经越来越多地将白银用作货币。现在，已经没有人再会像不久之前那样，用“银匠的宝藏”这样的旧理论来解释这些宝藏的累积。
也有其他学者指出了东方证据的零散和不连贯性，这与希腊世界出现的持续发展的钱币现象形成了鲜明对比。波斯的国王们以及公元前4 世纪获得独立的埃及法老们的确铸造了他们自己的钱币，但奇怪的是，波斯大帝统治下的各个社会以及埃及社会在知晓了希腊的钱币制度后，似乎并不愿意采纳它。因此很明显，希腊铸币制度的发展有其特殊之处。
另一些学者认为，白银是否被铸造成钱币其实根本无关紧要，因为形成货币的是金属而非刻在上面的印章。⑧ 实际上，货币在希腊同在东方一样，其基础是金属，不是印章。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强调希腊货币与东方货币之间连续性而非对立性的一面。铸币是否是创新则是另外一回事（见下文）。我们应该知晓的是，在公元前7世纪至前6世纪，从叙利亚到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白银不仅仅用作结算单位，还能用于各种各样的支付。
那么，铸币的贵金属和称量的贵金属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呢？与称量的金属相比，铸币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它只需称量一次便可用于一切支付。象征国家权威的印章（如果印章确实象征了国家权威——这一点见下文）保证了圆形金属的重量，同时也是金属成色的证明。然而，既然铸币的好处如此明显，并且东方社会在技术上并不缺乏铸币的能力，那为什么是吕底亚和希腊人取得了突破，而不是东方诸社会呢？
三 已经提出的各种解释
直到20世纪50年代，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解释（或者说人们所理解的亚里士多德的解释）仍受到人们的普遍赞同：钱币的发明始于贸易的需要。根据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说法，最初的钱币出现在小亚细亚，确切地说，是由吕底亚王国铸造的，在这一点上，他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事实上，用来铸造这些钱币的金属是一种金银合金。我们现在可以肯定钱币的发明大约在公元前600年。 在对以弗所的阿尔忒弥斯神庙（Artemision）的发掘中所发现的钱币，证明了铸币最初出现在这个时期。它们通常被称为“阿尔忒弥斯神庙宝藏”，尽管实际上它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宝藏（或者说只是宝藏的一小部分）。这些最早的金银钱币中的一些是按照吕底亚国王的标准铸造的，另一些则是由一系列沿海希腊城邦，比如米利都、提奥斯（Teos），还有佛卡亚（Phokaia）按照不同的地方标准铸造的。
基于这一材料，学者们提出了两个主要观点，反对亚里士多德从商业角度的解释。在一篇具有挑战性的文章中，R.M.Cook注意到，小亚细亚最初的金银币具有相对较高的价值，因此并不适合市场上的日常使用。Cook提到了普鲁塔克的《梭伦传》，其中普鲁塔克引用了法勒隆人德米特里的说法，后者则说他引用的是梭伦在雅典市政广场上公布的法律木牍（axones）。依此看来，在梭伦时代（公元前594年），一头羊的价格可能是一德拉克玛白银（约4.33克）。我们假设白银与金银合金之间的比值与古典时代相同（1∶10）， 由于阿尔忒弥斯神庙宝藏中最小的一枚钱币是一“两”（stater，合14.3克）的1／96（0.15克）， 这意味着最小的金银币可能相当于三分之一头羊的价值。显然这就将金银币排除在市场上的交易之外，因为交易价格相对很低。“三分之一头羊”已经成为任何文章和参考手册中都会引用的权威说法，而再也没有人对它提出过质疑。⑨ 事实上，这与亚里士多德的解释并不矛盾，因为亚里士多德说，钱币的使用起源于对外贸易，而这涉及大额的付款。但是Cook援引18世纪英国的类似例子，认为那里大额的款项是用银锭而非几尼金币来支付的，因此他也排除了金银币可能用于大额交易的可能性，除非它们像金银块那样事先被称量过了。同样，Cook的观点获得了广泛的支持。除此以外，C.M. Kraay还补充道，即使是在后来的希腊，除雅典和色雷斯—马其顿地区，其它地区也没有将他们的钱币出口到很远的地方，这说明钱币在对外贸易中并没有实际的用途。⑩ 现在仍有很多学者认为这一解释大体上是成立的。(11)
这些理论在向旧教条的挑战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但细察Cook和Kraay的观点，它们仍有值得商榷之处。这里就有证据足以挑战这些观点。Cook认为，任何重要的支付从未使用钱币，或只使用了金银块，这一假设与现有的证据直接相冲突。我们有太多的文献可以证明就古代希腊（从古典时代到希腊化时代）而言，情况正好是相反的——显然这一观点不能成立。在上千的证据中，有一些值得在此一提。根据雅典著名的375／4年法令或Gortyn提出的关于银币使用的法律显示，所有国家和私人契约的签订、国家和私人贷款的发放以及必须在市场上完成的交易都是以钱币为单位。重要商业交易的价格制定与实现也是以符合国际标准的上好银币为单位的。此外，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在希腊世界，钱币是以计数而非称量来定值的。
目前，关于钱币的出现，尤其钱币以小亚细亚所铸金银币的形式出现共有三种主要的解释：社会学的解释（意在保证每一个人能支付他应付的份额）、国家为支付所采取的平均主义手段、国家直接获得利润的源泉。然而，每一种解释都有不足之处。例如，J.H.Kroll就有力地指出， 如果最初铸造一系列金银币的主要目的是牟利，那么约公元前550年Croesus放弃发行金银“Croeseids”的做法就很让人困惑了，因为那将无利可图。大体上，目前提出的每一种解释同样也能适用于东方，而东方在钱币的发展上似乎也没有技术上的障碍。由此，希罗多德所说的“吕底亚的发明”就显得很让人不解了。
四 成本：称量和铸造
我们以约公元前600年和前6世纪上半叶的小亚细亚西部城邦为起点。随着优卑亚人（Euboeans）、克里特人（Ctetans）和其它希腊中部城邦，比如科林斯的先后扩张，小亚细亚西部的希腊城邦在每一个方面都充当了希腊扩张运动的急先锋。此时一个市场体系在希腊的扩张阶段形成。这与东方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那里，来自国家（与社会不同）或神庙的实物或口粮支付与称银支付的比例不相上下。
在讨论称量的成本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从钱币铸造引出的问题谈起。一枚钱币的铸造（技术上称为铸币brassage）包括几道步骤：金属的准备、钱范的铸造、单个坯件重量的确定、一或两个印模的准备（如果正面和反面都有图案的话）以及铸造本身。也有学者认为，最早的金银币的铸造根本没有使用钱范。(12) 用来延展溶化后的金属的工具可能有一个事先定好的体积，然后把金属滴在有条纹的表面上。当时的工匠可能有一种特殊的技术。然而，不管铸造的方法多么正确，工匠的技术多么如需要的那般高超，如果在最后阶段钱币的重量不能在秤上得到严格的确定，那么它们在重量上就仍达不到一个合理的精度。这必然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尤其是在没有钱范可用以及坯件需要一个一个准备的情况下。(13) 但是，最早的金银铸币在重量上恰恰达到了惊人的精度。近距离考察最早发行的金银币中的一些（尽管还不能证明它们就是最早的，但这并不影响论证）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了一个起点。
表1 “阿尔忒弥斯神庙宝藏”的钱币（简化后的数据，出自Nicolet-Pierre,2002,115）
名称 面额 重量 “阿尔忒弥斯神庙宝藏”的钱币 总数 Stater 1 14.30 — 0 Hemistater 1/2 7.15 7.16,7.15,7.08 3 Trite 1/3 4.75 4.8,4.73(2),4.71,4.70(2),4.7(8) 14 Hekte 1/6 2.40 2.38,2.37,2.36,2.33 4 Hemihekton 1/12 1.20 1.30,1.20,1.19(4),1.18,1.17(2),1.1 10 1/24 1/24 0.60 0.64,0.60(2),0.6,0.58(3),0.57,0.55,0.53 10 1/48 1/48 0.30 0.30,0.3,0.29(3),0.27 6 1/96 1/96 0.15 0.16,0.14(2),0.13 4 1/192 1/192 0.075 — |
在总共的51枚钱币中，4个单位较大的（从stater到hekte）有21枚，约占41％，单位较小的（从hemihekton到1／96）有30枚，约占59％。 钱币的大部分由很小的单位组成。但较小单位的金银币在重量上达到了很高的精度，这一点已为M. J.Price所强调，并可在表1中得到证实。从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与标准重量的偏差极小，往往只有百分之几克：这样的精度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极难达到的。很明显，这样的精度反映了发行铸币当局的一个慎重选择，他们特别注意了较小单位的钱币。与标准重量的偏差会给小钱币的使用者造成更大的损失（这一关于相对误差的问题已提过）。而当金属是金银合金，且如果它的价值就像古典时代一样是白银的10倍，这一点就更为正确了。(14) 由于金银合金的高价值，即使是小单位钱币的使用者也会因为绝对的误差遭到巨大的损失。铸造第一批钱币的当局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此力求小单位钱币在重量上达到极高的精度。
然而，铸造钱币有一定的经济成本。如果我们知道准备坯件和铸造的成本对于大单位和小单位的钱币是一样，我们就很容易理解，铸造14.30克的1／96金银币的成本是铸造一枚全重stater的96倍。由此，铸造的相对成本可以由一个方程式来定义：y＝n／x，y代表铸币费与钱币重量的比例，n代表铸币费，x则为金属的重量。换句话说，铸币的成本与金属的重量成反比。这条规律对于小单位零钱的发行，尤其是那些分量极轻的零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那么在古代特别是铸币的最初阶段，n值究竟是多少呢？或者说铸造一枚钱币的边际成本是多少？这里所提出的模型本来可能只在理论上成立，幸运的是，欧洲中世纪晚期的数据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生产成本的启示性信息（见表2）。 这些数据无可辩驳地表明，钱币单位越小、相对成本越高这一模型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事实上，相对成本随着钱币单位的变小会剧烈上升。以0.052克的florentine picciolo为例，生产成本和钱币实际价值的比例高达15.65％，即每生产6.4枚钱币的成本相当于1枚钱币的价值。对于低地国家的double mite来说，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它的生产成本超过了钱币价值的1／3，而对于Flanders相同单位的钱币，这一比例几乎达到了50％。但对更大的钱币单位，尤其是金币，这一比例就会降到很低甚至是能忽略不计的数值。一个有趣的特征是钱币的成本不是固定不变的，各批钱币的成本并不相同。这可能有多种因素：产量的多少或是铸造的精细程度。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较小单位的钱币，单个钱币的成本普遍较低，这可能是为了降低单个钱币的成本而故意为之的结果。尽管在所有9个样本中，小单位零钱的单个成本都较低（见表2），但成本与钱币价值的真实比例仍很高：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生产成本的减低，钱币的相对成本就可能上升到和钱币价值差不多的地步，这将使生产在经济上变得不可承受。因此，减低成本对铸币业来说是一种诱惑，除非在与国家的契约中有明确的条款规定可以首先生产较大单位的钱币。(15)
表2中的数据适合用于古代吗？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从古代到中世纪晚期，铸币技术并没有发生变化。一幅1516年的图画展现了马克西米连皇帝（Maximilian）观察铸币过程中各项操作的场景。(16) 这些操作与古代的做法可能并无不同。更让人惊叹的是，最近出版的一幅红绘瓶画所呈现的工人铸造坯件的姿势（将铁砧置于张开的两腿之间）与后来中世纪晚期的同行完全相同。(17) 他们没有使用任何机器：因此古代的生产效率不可能更高，生产成本也不可能更低。事实上，在实验的初级阶段，成本不可避免地会很高。这是理解铸币起源的关键。此外，小单位钱币在重量上的精度——假设不是印模的质量和成本——也使古代不可能像中世纪那样大量降低单个钱币的生产成本。总而言之，任何数字都只能是一种猜测。但中世纪的数据不仅防止了我们认为钱币的生产成本作为一个整体可以忽略不计，还帮助了我们估计在古代这些成本可能会是多少。
表2 欧洲中世纪晚期的生产成本（铸币费）(18)
国家 钱币名称 法定价值 银/金含量 铸币费(%) 以金属重量换算的理 n(铸币费占1000 (毫克) 论上的铸币费(毫克) 毫克的比例) 1 2 3 4 5 6 7 佛罗伦萨1347年 Picciolo 1d 52 15.65 8 1/123 Quattrino 4d 217 6.22 13 1/74 Grosso 32d 1960 1.20 23 1/42.5 Fiorino 744d 3537 0.14 5 1/202 英格兰1349年 Farthing 1/4d 283 3.64 10 1/97 Half-penny 1/2d 570 2.96 17 1/59 Penny 1d 1178 1.94 23 1/43.5 Noble 80d 8188 0.42 34 1/29 佛兰德斯 Double mite 1/12d 53 43.71 23 1/43 Gros 1d 1018 9.73 99 1/10 Noble 72d 7649 1.58 120 1/8 法国1402年 Denier 1d 145 10.67 15 1/64 Blanc 10d 1448 6.46 93 1/10 |
cu 270d 3948 0.72 28 1/35
低地国家1433年 Double mite 1/12d 45 36.34 16 1/61
Gros 1d 814 4.51 36 1/27
Philippus 48d 3598 0.94 33 1/29.5
米兰1447年 Denaro 1d 37 20.5 7 1/132
Sesino 6d 272 8.56 23 1/43
Grosso 24d 1175 2.25 26 1/38
法国1460年 Denier 1d 109 12.5 13 1/73
Blanc 10d 1086 4.94 53 1/18.5
Gros 30d 3258 2.32 75 1/13
——第6列［＝第4列×第5列］给出了每个单位单个钱币的理论边际价格。
——第7列［1／（1000／第6列）］给出了1000毫克钱币的理论相对成本，如果这一成本与生产此单位单个钱币的成本相同。［由此，第6列和第7 列以两种不同的形式呈现了相同的价值。它们使生产成本之间形成了直接的比较。在第7列中，那个比例（比如第一行，1／123）意味着如果假设生产1000毫克钱币的价格与picciolo相同，那么其成本将为钱币重量的1/123。能够用于比较以及估算不同单位钱币的相对成本为多少的数值n对于所有单位的钱币来说是相同的。由此，如果picciolo的相对生产成本与grosso相同，即y＝n/x，n＝1/42.5，x＝0.052克（picciolo的重量），那么成本与钱币重量的比例将为45％，而实际上它只有15.65％。］
然而，有一个问题至此还没有提到：金属的问题。我们假设金银合金的价值要比白银高。而对于中世纪晚期的黄金来说，n的值通常在1／25左右。如果铸币初期所用的金银合金也是这种情况，且n的值对零钱来说要低一些，但不低于1／50，那么重0.15克的1／96 Stater的相对成本将为13％。
这些生产成本与中世纪晚期佛兰德斯和低地国家的零钱成本相比仍要好一些。
一个反对生产成本理论的理由可能是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在古代铸币当局已经意识到零钱成本增加的问题。但我们很容易反驳说，即使铸币当局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限制也是必然存在的。我们甚至还有证据证明他们对于零钱问题已有充分了解：在希腊化时代，零钱的重量普遍要比标准低一些：这明显是一种对高额生产成本的补偿方式。(19) 实际上，在古代的数据完全消失的情况下，执着于准确的数字是没有意义的。除非一些新的铭文或纸草文书突然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否则确切的数字（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在不同地区，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化，就像中世纪晚期那样）仍将无从得知。然而，在相似的技术条件下，中世纪晚期的数据已提供了足够的可比性证明金银零钱币的生产成本必然很高。
当n为1/150时，铸币的相对成本
回到称量问题本身（在铸币“之前”）。很明显，称量很少量的金属意味着一种“非专业人士”达不到的精度。如果金银合金被用作钱币，事实上也没有论据可以推翻这个观点（详见下文），那么其所需的精度就意味着一种只有专业人士才能完成的高技术工作。无法避免的生产过程的集中化是称量出同等重量坯件的首要前提。尽管还未充分证实，但很有可能，没有印有“Artemision宝藏”或其它背景里发现的那种标记或标志的小金银圆片反映了铸币的最初阶段。除了金银铸币所必需的技术上的精确性外还有另一个问题：称量的成本，尤其是少量金属的称量。我们可以看到，为了达到金银合金所需要的精度，一次称量的相对成本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与铸造本身相似的模式：对于较低的价值来说，成本上升剧烈。可能有人认为称量的成本要比铸造的成本低得多。但这绝不是肯定的：铸造一枚钱币部分是一个标准化、统一的过程，因此必然能降低成本。而在秤上调节极少量的金银合金以达到所需要的重量一定会有一个实在的成本。我们知道在希腊化时代，将一种钱币标准兑换成另一种要统一征收5％的税。 但其包括的手续仅仅是计算一下钱币的数量以及承担兑换本身含有的风险。而由专业人士称量一定也会有一个相对很高的成本。如果对于一定量的金属来说，每年只称量一次，那么还不是一个严重的损失，但如果称量次数更为频繁的话，反复称量的社会成本必然会飙升。这将很快让人无法承受。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一次性称量后就可用于所有支付的钱币：这样，与货币相联系的交易成本就会直线下降。流通的速度和交易的流动也会因此加速。铸造的效用由此得到了最大化而使相对成本降低。至此，铸币体系的好处已经非常明了。铸币的好处不是或者不仅仅是常常晦涩不清的“方便”问题。它本质上是一个成本的问题，同时成色的保证使交易具有了相当的安全性，从而限制了其中的不确定性。我们当然不能否认“方便”的因素，但它只是对于所讨论的问题的社会心理方面的解释。
五 结论
公元前7—前6世纪之交小亚细亚西部出现的总体社会经济状况使得铸币体系的产生成为可能。这与东方的对比十分明显。在那里虽然存在私人经济，但主要的经济形式还是国家和王宫经济。口粮与实物是占主导的支付形式，同时也有以贵金属或羊毛、大麦之类物品为等价品的支付形式。大约在公元前600年， 希腊人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阶段。与吕底亚人发展出一种混合文化的小亚细亚西部的希腊人是他们中最先进的。在希腊世界，与公民团体本身没有区别的特殊城邦形式特别注意规范成员之间的交流，因为这关乎着城邦的存亡：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市场规范，尤其是对度量衡的控制。然而，这还不能充分解释钱币的发明。
发明诞生的原因还是要从称量少量贵金属的成本问题中去寻找。称量所需的精度意味着操作的专业化和对于小额钱币来说不能承受的成本。钱币的出现使得称量总和只需一次，这充分解释了其诞生的原因。
向钱币转向的一个重要进步之处体现在它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加速了交易的流动。这为降低绝对和相对生产成本提供了绝好的条件：铸币最初的成功使铸造变得更有利可图。这使第二阶段——白银钱币和第三阶段——白银和青铜双金属货币体系的出现成为可能。
为了纪念C.Cippolla,R.Sargent和F.Velde引用他的说法， 将他们关于中世纪和近代钱币的挑战性著作命名为《小零钱的大问题》。可能有人完全赞同这一表述。就像本文所阐释的，小零钱的问题是理解钱币起源以及发展问题的关键。
注释：
① 相关资料参见Haddon, 1949.
② 在这些方面，我的写作见教于中国同行，他们曾对这里提出的观点提出修正与补充。
③ Thierry,2001,该文附有早期相关研究的参考书目。
④ Thompson, 2003,67.
⑤ 出版著作的高学术水平（这里只能概述其内容）以及后来争论的严谨和公正都值得一提。
⑥ Gitin & Golani, 2001, 38—39.关于the Nush-I Jan宝藏，详见下一条注释。
⑦ Balmuth, 2001; Thompson, 2003; Kletter, 2003及Kletter, 2004.Thompson和Kletter提出了相同的证据，但Thompson采用的方式不同，她将同一批文物中的宝藏分别计算（因此她的数字为34，而klatter的数字为23）。在宝藏数量的计算上，我们采用Kletter（2003）的算法，包括Tawilan和Desert Cave宝藏， 再加上尚未出版的出自Thompson报告的Akko和Ashkelon宝藏。表1 根据以下资料所提供的信息制成，Gitin & Golani,2001,38—39; Thompson, 2003,表2,p.84; Kletter, 2003,表1,p.149.
⑧ Kim,2001; Kroll, 2001b.
⑨ Nicolet-Pierre, 2001, 255; de Callatay,2001; Le Rider, 2001, 69.
⑩ Kraay, 1964.
(11) Nicolet-Pierre, 2002, 255; Thompson, 2003, 94.
(12) Nicolet-Pierre, 2002,26.
(13) 关于坯件打造和铸造技术，参见Nicolet-Pierre, 2002,26—28.
(14) 参见上文关于真实数字的不确定性。
(15) 各个国家的生产体系是不同的。佛罗伦萨盛行的体系为每一种单位的钱币都有一个特殊的seignoriage率（seignoriage是每种单位钱币的铸造等价物）：fiorino为0.6％，grosso为4.6％，quattrino为6.6％，picciolo为17.8％（由铸币费的不同所决定的国家利润对于小额钱币来说十分有限，对大额钱币来说则会略高一点，尤其是grosso）。在法国和荷兰，“不管钱币单位的大小，铸造的价格都是相同的，但铸币坊主被允许从总seignoriage中扣除不同的生产成本”，这是一种用大额钱币成本补贴小额钱币成本的方法（关于这些方面，详见Sargent & Velde,2002,52—53）。
(16) Leonard Beck, from Burgkmair, der WeiβKunig, reprint Vienna 1775, reproduced in Sargent & Velde fig. 4.2,p.49.
(17) Konuk, 2003.
(18) 出自Sargent和Velde, 2002,51.第6、7列为补充项目。斜体的为金币，当地pence的法定价值为d, 卡斯蒂利亚（Castile）maravedis的法定价值为mr。第6、7列中的所有数字都是约数。
(19) 关于小单位钱币的铸造，参见Ashton,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