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中国世界史研究译介时期的俄苏史
于沛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10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06年04期第110～117页
【英文标题】Russia- Soviet History in Chinese World History Study during the Period of Translation of Foreign Works
YU Pei
(Institute of World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
【作者简介】于沛(1944-)，男，天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外国史学理论。北京 100006
【关 键 词】世界史/译介/俄国史/苏联史/时代精神world history/translantion and introduction/Russian History/Soviet History/the spirit of the times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0559-8095(2006)04-0110-08
中国世界史研究萌生、产生和发展，大体经历了如下几个主要阶段：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世界史研究开始萌生，这和当时中国抵御西方列强入侵，“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联系在一起；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甲午战争、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影响下，中国世界史研究从“萌生”开始逐渐发展，力图通过外国“亡国史”、“革命史”的介绍和研究，避免中国“亡国亡种”的悲惨命运，寻求中国争取独立、自由、解放的道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世界史研究开始了自身发展的“译介时期”，①这是中国世界史学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通过对外国史的大量译介，中国世界史学者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为中国世界史学的全面发展进行了必要的准备，包括学术、理论和队伍的准备。20世纪中叶，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中国世界历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本文拟以编译时期，即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中期俄国史、苏联史的译介为例，探讨中国世界史研究发展史上的某些特点和规律性的内容，这对于发展新时期的中国世界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沙皇俄国是中国的周边邻国，与中国接壤长达数千公里，觊觎中国由来已久。早在17世纪中叶，沙皇政府就开始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自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进一步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扩张，中国人民对沙皇俄国侵华尤加关注。鸦片战争之后，对俄国史的介绍和研究明显增多。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世界史研究译介俄国史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历史。
早在19世纪中期，林则徐、魏源、姚莹、何秋涛等人就开始关注俄国问题。1878年，署名鹭江奇迹人，根据俄国的历史学著作，译纂成《俄国志略》，通过历史的叙述，揭露俄国侵华阴谋，强调对沙皇俄国应严加防范。关于这本书的资料来源，作者说明是“译录其国史之大略”。该书的篇幅不大，但是内容较丰富，对当时的中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按语》说：“其俄国所留心著意，无非侵占邻国地土为务。比现在形势而论，西边有英法德奥意各国，皆虎视眈眈，断不容他人有侵占之事，行之甚难。若南边虽小，有隙可乘，欲行侵占，英国必起而争之。此又不能如愿，行之亦不易。其稍可注意者惟东边耳。俄国之东界，乃我中国西北境，若不及早设防之，恐将来事机一露，即难收拾矣。俄之行为险诈，居心叵测，若视之兵戎，尚可预防，倘于玉帛礼貌而来，尤属可虑，不知其蓄意如何，更须严防为是”。[1]（按语）当时的一些人认为，俄国侵华超过英国，因为英国侵略中国，主要是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掠夺中国的财富；而俄国却是要利用和中国接壤这一地理位置，掠夺中国的国土，扩张沙皇俄国的版图，因此中国人民要“严防为是”。
《俄土战记》，汤睿译，大同译书局1897年出版。梁启超为此书作《俄土战记序》，1898年2月11日，在《时务报》发表。梁启超认为土耳其衰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内治不修”和“外交不慎”。这和19世纪末的中国十分相似。沙皇俄国不仅要侵占土耳其，而且“欲得志于东方者数百年”，其野心始终没有改变。西方列强争霸，“并心注力于中国”。在民族危机面前，清政府却“倚强盗以作腹心，引饿虎以同寝食”在国难当头之际，让中国人民将“俄土之事，悬诸国门”，时时警觉，这是十分有必要的。
贺良朴纂著《五洲三十年战史》，1903年由上海作新社印行。书中所述时间始自1873年，终至1902年。贺良朴强调编译该书的目的，是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唤醒民众救国的意识。他认为近三十年来，“世变日深，中国之危，不可终日”。20世纪初，中国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掠夺的焦点，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编译者对俄国对华侵略尤其关注，因为“俄罗斯尤为切肤之痛”，所以此书“始于俄人之侵回部，而终于俄人之据‘满洲’”。[2]（凡例，自序）
1896年8月，维新派的重要刊物之一《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梁启超任撰述，汪康年任经理。该报1897年9月17日、27日，连载英国人文章《俄人蚕食太平洋迤北边地考》。译者为陈贻范，未署原作者名。《时务报》连载此文的用意，在于提醒中国人民不要忘记与中国接壤的虎视眈眈的俄国。文章强调，俄国同中国的交往，以不断地“拓土”，无止境地扩张俄国的版图为目的。每当中国内政外交出现危机时，俄国便“乘隙而入，肆意要求，侵割土地”，中国人民切不可忘记。
1898年12月，梁启超等任主编的旬刊《清议报》，在日本横滨创刊。“新书译丛”、“外论汇译”是该报的两个重要栏目。1900年42、43册发表有《俄国侵略中国志赂》。19世纪末，沙皇俄国为达到扩张领土的目的，对中国的侵略日趋加紧，中国的领土完整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但是对于日益严重的形势，清政府却没有足够的认识。梁启超从日本学者的著作中，将俄国侵略中国的有关章节一一汇编公开发表，用事实揭露俄国觊觎中国的野心，“以供我国人之省览”。
《哥萨克东方侵略史》，1902年由上海作新社译刊，原书名为《阿穆尔与乌苏里边区》，1885年在莫斯科编印出版。20世纪初，在日本出版日文本。中国留日学生将《哥萨克东方侵略史》转译成中文出版。译书出版后，《政艺通报》将日译本的《序》，分三期连载全文发表。中文本1902年10月14日初版，不到两个月，同年12月6日再版。俄国人编撰此书的目的，是为了炫耀沙皇政府的侵略扩张，为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伯爵歌功颂德。日本人将其翻译成日文出版，是为了学习俄国侵略扩张的经验，同时表明日本也企图染指中国，和俄国争夺在华利益。中国留日学生将《哥萨克东方侵略史》转译成中文出版，则是为了唤起中国人民的警觉，保持清醒的头脑，认清沙皇俄国和日本的侵略本质。
养浩斋主人译辑《俄国蚕食亚洲史略》，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系《史学小丛书》之一。该书上篇为日本佐藤弘著；下篇为英国克乐诗著。主要内容是俄国蚕食亚洲的历史和现实。译者在《前言》中指出：“今之稍识时务者，必曰俄虎狼也”。“闭门避虎，不如退而张弓”。译者还写道：“必先知虎之可畏焉，然后能忧之，然后能防之，则谈虎之学，其亦不可以已矣”。
日本蕨山生著《俄国经营东方策》，上海通社1903年译自日文出版，系《通社丛书》之一。作者揭露了近代以来，俄国在远东，包括在中国的侵略扩张，以及日益尖锐的日俄矛盾。译者翻译此书是为了使中国人民重温这段历史，提高警惕，不可对俄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俄国在20世纪急欲称霸世界，首先要把矛头指向中国，但清政府中的一些高官却极力主张“联俄”。作者认为，他们在俄国东侵的事实面前，应该猛醒了。
日本山本利喜雄著、麦鼎华译：《俄罗斯史》，1903年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出版社在谈及出版此书的目的时写道：“彼俄罗斯向为专制政体之国，与我政体相类似，其成败得失，皆可借鉴。且西北利亚（西伯利亚）铁道既成，势力骎骎南下，我国实首当其冲。若懵于其国势民情，日言抵御，曷当于事”。因此，出版这部著作是为了唤起民众，自觉抵抗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
近代民主革命家宋教仁撰写的《二百年来之俄患篇》，发表在1911年2月20日—3月4日的《民立报》。为了对付沙皇俄国加紧入侵中国蒙古和新疆地区，宋教仁依据俄国200年来侵略中国的历史，写成此文。文章揭露了俄国侵略中国的种种事实和伎俩，“以警告国人”不要忘记惨痛的历史。
20世纪初，有关“彼得遗嘱”的先后公布，反映了中国人民对沙皇俄国侵略扩张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彼得大帝的遗嘱的内容，是关于沙皇俄国不仅要成为欧洲大国，而且要在全球扩张，实现称霸世界的计划。至于“彼得大帝”遗嘱的真伪，至今还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但是，彼得大帝确实是向自己的继承者指示种种侵略方针的帝王，他的继承者们也确实忠实地执行了他的世界性的侵略方针。有关“彼得大帝”遗嘱，当时多处发表。主要有：《俄皇大彼得遗训十条》1901年9月17日、9月27日，《杭州白话报》；《俄皇大彼得遗诏十四则》，《政艺通报》，1902年第20期；《俄皇大彼得遗训》，《俄事警闻》，1903年第3-4期；《俄皇大彼得遗嘱》，《扬子江》，1904年第3期。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特别是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救亡图存”、“求强求富”，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向外国寻求救国的真理。在这种背景下，俄国史中的一些内容，如18世纪彼得大帝改革，成为中国学者普遍关心的问题之一。
魏源(1794-1857)是近代中国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第一人。他的思想核心是“悉夷”、“师夷”和“制夷”，“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曾以俄国彼得大帝为例来阐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希望中国效仿彼得大帝，通过深刻的社会变革，使国家走上强盛的道路。俄罗斯摆脱鞑靼蒙古人的统治，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始抗衡欧罗巴洲各国”，俄国“人犹雄悍，未谙西洋技艺”。到彼得大帝时，他“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加以训兵练阵，纪律精严。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3]（俄罗斯国总记）魏源对俄国彼得大帝的介绍，是和希望中国在东方的崛起联系在一起的。
1833年8月初，德国传教士郭实猎主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广州创刊。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峨（俄）罗斯国志略》中，较生动地介绍了俄国彼得一世改革的历史背景及过程、结果。作者首先写到了俄土战争，“彼得罗就安登位，自此以后创立国之业定矣。始操演武艺，不期募兵二万卫躬，率然攻都耳基国，取沿海之城，建战船驶黑海也”。为了保持海战的优势，实现打开俄国出海口，由一个内陆国家变成一个海洋国家既定的战略目标，彼得一世开始了以军事改革为中心的内容广泛的改革。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彼得一世“暗离京都，陪公差赴荷兰国，亲手作工，欲学建战船之法。后过至英吉利国，巡观舟务厂。”自西欧返回俄国后，彼得一世平息了反对改革的叛乱，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加战船，增军营，开国监，推六艺，感化庶民，援流俗而臻于善。虽然其民执古难变，然皇帝定意，强改不好风俗。彼得罗巡观欧罗巴诸国，效法恒学，为万君之魁矣。其国邦广，其权势强，战船四十余只，水手万余，仓充库实，军营超众四方贤士来归。自此以后，峨（俄）国在欧罗巴籍势舞权，月益年增，令万国赫畏”。[4](P195)这种描述，和当时国内其他著述，如魏源《海国图志·俄罗斯国总记》中的描述完全一致，反映了中外社会对俄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基本认识，表达了欲以彼得一世为榜样，通过改革走富国强兵之路的愿望。
19世纪末，中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领袖康有为(1858-1927)提出“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据《康南海自编年谱》，康有为曾编有俄、日、德、英多种变政考，现在见到的有《俄彼得变政记》和《日本变政考》两种，而《俄彼得变政记》则是康有为多种变政考中唯一公开发表的一种。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俄国彼得大帝为改变俄国落后面貌，融入先进的欧洲文明，微服出访瑞典、荷兰、英国、德国和法国，学习西欧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资本主义的政治、法律制度，回国后排除各种阻力，断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使国家革除陋弊，走向富强。1898年3月，康有为以《俄彼得变政记》进呈光绪帝，同年4月收入上海大同译书局出版的《南海先生七上书记》。
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封锁和绞杀中，使其成为谜一样的国家，从历史到现实许多重要事实不为人所知，或被歪曲、丑化、篡改，在当时的中国就更是这样。20世纪上半叶，直接从外文翻译或中国学者撰写的苏联史、俄国史的著作有多种问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使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苏维埃俄国和苏联，能有一较为真实的了解。
1928年，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了日本山内封介著、卫仁山翻译的《俄国革命运动史》。1926年2月，山内封介在《序》中谈及撰写这部著作的原因，是因为“俄罗斯自帝政时代至革命后的现在，几乎是社会问题的一大实验室。实际上，关于社会问题的理论，差不多完成于英法德各国，而其理论之大胆的实验，多行于俄罗斯”。特别是“1917年的革命以来，俄罗斯这实验室，更引起世界一般人的注视，认为20世纪趣味之中心，都期待着更在此实验室中发见出什么新的真理，表现出什么新的真理”。[5]（原序，P1-2）卫仁山将此书译成中文，则是因他认为“俄罗斯革命，是法兰西大革命以后最伟大的革命，其影响于全世界的民众之重大，决不减于法兰西大革命，……俄罗斯革命是数世纪以来俄国的民众运动，与19世纪的科学的进步与其所发生的社会主义思想及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大的表现”。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在现在中国革命的进行中，对于俄国革命的真实了解确是非常需要，但是中国人现在对于俄国革命所知道的确实太少了”。[5]（序言，P1-2）卫仁山的这段话，在1928年4月20日，即蒋介石勾结中外反动势力屠杀共产党人，大革命失败一周年后写于巴黎，这使人们对这部《俄国革命运动史》中文本的面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俄国革命，无论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历史的经验、借鉴，或历史的启迪，对处于大革命失败后的广大中国人民说来，确实是十分必要的。
1930年，上海心弦书社出版了俄国博克老夫斯基（今译波克罗夫斯基）、日本石川一郎著、潘既闲译的《俄国革命全史》。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和大革命失败后不久，反动势力反苏反共甚嚣尘上。译者说：“虽然我们现在以至以往的过去，都听说了关于苏联之‘洪水猛兽’，‘共产共妻’，‘暴虐’，‘残杀’之种种骇人听闻的消息，看见了许多关于苏联之‘危机四伏’，‘内部破裂’，‘面包恐慌’的新闻，但这个国家为什么依然能存在，壮大，发展，而最近还有闻所未闻的‘五年经济计划’，‘七小时工作制’”？译者指出：“糊涂是人类最大的敌人，盲从是文化上最可耻的事，只有研究与考察，这是我们应有的判断事物的方法”。这部著作史料翔实，为研究苏联的历史与现实，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文献资料。这些“确是中国一般出版界中很少有的”。[6](P1-2)
《俄国革命全史》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19世纪“十二月党人革命运动”、农奴“解放”与革命运动、民粹派的革命运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运动、俄国1905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革命运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俄国国内战争，军事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等。作者基于事实对于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和过程的描述，对于人们系统了解俄国贵族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例如，关于十月革命，作者认为十月革命的成功，不能证明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正确，却“完全证明列宁主义的成功”，关于十月革命的性质，自然是“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6](P333)作者强调：“无论帝国主义是怎样侮辱苏联，无论资产阶级的学者是怎样证明布尔什维克主义、社会主义是走不通的道路，但是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苏联，经济的建设，政权之巩固，是我们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所看不到的现象，除非他是个否认事实有意侮辱的造谣者”。[6](P411)编者通过具体的历史事实，有力地揭露了统治阶级反苏反共的谰言。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特约研究员佛那特斯基著《俄罗斯现代史》，1933年由陶樾译成中文，交上海黎明书局出版。译者认为，这部著作的优点是“字句既然流畅明达，所述事实又都负责可靠，佛氏纯然用一种客观的眼光，好像在显微镜的下面，细查俄罗斯的过去状况，其长处是既不抹杀苏维埃制度的优点，也不隐饰它的许多缺点”。[7](P6)这部著作，是译者将佛那特斯基著《俄国史》的一部分，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内容先行译出，改名为《俄罗斯现代史》出版。原著的初版于1929年初问世，1930年再版。再版时补充了一章，主要内容是“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和终结”。这部《俄罗斯现代史》是名副其实的“现代史”，始于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止于20年代末，大约15年时间的历史。时间虽然短暂，但却是俄国——苏维埃俄国——苏联历史发展日新月异的时期。生动、复杂和丰富的历史事件、历史过程给人们留下了许多直至今仍值得思考的问题。
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佛那次基著、周新译的《俄国史》。该书是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中的一种。“佛那次基”与上面提及的《俄罗斯现代史》的作者“佛那特斯基”是同一个人(George Vemadsky)。《俄国史》的主要内容，从俄罗斯国家的起源，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列宁病故后苏维埃之对内对外政策。在《导言》中，作者分析了俄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俄罗斯历史中最惊人的事实就是这种人数的激增以及其领土的异常扩张”。作者还认为，“从地理的立场看来，俄罗斯人是突厥蒙古人的继承者。从文化的立场看来，他们是拜占庭帝国的继承者。俄罗斯文化发展上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在第九、十世纪时由拜占庭人使他们转向基督正教，那时，拜占庭的文化正达到它最灿烂的时期”。[8](P11-12)而在《结论》中，则重点分析了列宁逝世后苏联在政治经济诸方面所面临的“危机”。
1932年12月25日，蔡元培先生为佛那次基著《俄国史》作《序》指出：“俄国是共产主义的实验者，他所根据的是马克思的学说，马克思是德国人，他的著作是在英国发表的，然而，英德等国，都不能行他的政策，而俄国乃首先实行，且行之十余年，倍受欧美各国反对，而尚未失败，这决非偶然的事”。他特别强调，“我们想认识现在的俄国，不可不读俄国史”。[8](P1)蔡元培还认为，将《俄国史》介绍到中国有特殊的意义，不仅中俄两国有漫长的边境线，而且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社会发展深受其影响。
1942年，正中书局出版了杨幼炯编著的《苏联建国史》。1941年7月，作者在《序言》中说：“近年来世界风云变幻，使整个的世界都在重新创造与再建之中。我国今日又适逢民族建国的新机运，……略述苏联革命建国之特征，作为我国借镜之资。语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就是作者撰述本书的微意”。作者认为，近代以来的革命建国可以分为三大时期：“十七八世纪的英法革命是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革命建国思想之典型；则十九世纪下半期中欧各国如德、意的统一运动，实为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之典型；而苏联的革命建国，则是开了社会主义建国运动的新局面”。[9](P1)杨幼炯为《苏联建国史》写作《序言》时，正逢1941年6月22日德国背信弃义向苏联发起突然袭击后不久，苏联卫国战争爆发，所以作者说，“本书草成，适当苏联建国再受阻挠之日，作者更深切的给与无限的同情”。[9](P13)这对于读者全面理解这部著作，无疑有重要意义。
1945年9月，《苏联历史讲话》由解放区的读者书店出版。作者为苏联历史学家舍斯达科夫，译者为张仲实。在众多的苏联历史著作中，这是很有特色的一本。这种“特色”不仅表现在书籍的装潢极其简陋，纸质粗劣，油墨不均，而更主要的是书籍的内容。1941年4月20日，张仲实在延安写有《译者序言》，对于读者了解这部作品很有帮助。译者认为，这部作品有三个优点。“第一，观点正确”。这本《苏联历史讲话》，是作者根据苏共领导人斯大林、日丹诺夫和基洛夫1934年关于历史学的讲话编写而成的。“第二，内容有系统”，从原始社会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止。“第三，文字浅显，简洁”。[10](P1)译者认为，在当时的解放区，大家都在认真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因为这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如果能够先读读这本《苏联历史讲话》，那对于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无疑会有很大的帮助。虽然这是一本通俗的、普及性的著作。不过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在解放区能够出版这本有特殊意义的《苏联历史讲话》，已实属不易。
三
中国世界史研究译介时期对俄苏史的介绍和研究，不仅仅局限在俄国史和苏联史的国别史著作中。在一些断代史或专门史的著作中，如革命史的著作中，也同样包含有大量俄苏史的内容。在这些著作中，有关俄苏史的内容，和中国学者在俄国和苏联国别史中译介的内容基本一致，而且译介的风格和特点也多相近。这表明，中国世界史研究译介时期对俄苏史的译介，无论是在俄国、苏联国别史的著作中，还是在断代史、专门史的译介中，在总体上基本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世界史学者在俄苏史历史认识上的一致性。
1933年，上海世界书局还出版了美国历史学家、纽约大学教授沙比罗著，余楠秋、吴道存等译的《欧洲近代现代史》。原著写于20世纪30年代初，在欧美诸国多作为大学教材使用，广泛流行。沙比罗是美国新史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绍特威尔的学生，这部著作同样表现出美国新史学派的理论与方法。
在《欧洲近代现代史》中，作者比较具体地叙述了国际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列宁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等。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这一切对大多数读者说来是较为陌生的，因而也就有更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作者认为，“社会主义是产业革命的结果”。“社会主义是近代社会运动中最广大的运动，也是最有意义的运动。对于现社会的秩序，抨击不遗余力。社会主义是人生哲学，政治行为的计划，并且是将来目标的誓约”。[11](P610)关于列宁，作者认为，“在俄国革命史上，决没有谁比列宁更伟大，……他既不是多虑的思想家，也不是梦想的理想家，而是一个勇敢有为的、冷淡的、实际的人”。而十月革命，使“俄国从一个反动的国家，忽然变为一个革命的国家，这是自法兰西革命以来，欧洲史上最重要的事件”。[11](P823,833)不难看出，在上个世纪30年代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之际，《欧洲近代现代史》为生活在白色恐怖中的中国人民了解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真相，客观上提供了许多具体的史实。
20世纪上半期，今天所谓“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认识，在当时并没有更多的影响。当时不少世界史著作的下限，都和作者或译者完稿的时间十分接近。例如，J·H·甲克孙著《欧战后十五年史》，所述内容自1918-1932年。在1933年就已经由萧赣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斯大林（书中译为史达林）与苏联，新经济政策、苏联宪法、建设社会主义五年计划等，在书中都有较多的介绍。作者认为，列宁“艰苦卓绝，出人意表”。“列宁曾治理俄罗斯六年，此六年中已将俄罗斯创造完成，彼曾将俄罗斯从欧洲中部列强，从联盟国，从俄皇，从白党手中救出，复从饿馑荐臻与分崩离析中救出。彼之讲演与著作，使数百万之俄罗斯人听之者敬畏，读之者景仰。彼已成时代之偶像，视为一大英雄，与拿破仑在前世纪无异”。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五年计划，作者写道：“此计划最初视之若幻想者。五年之内，俄罗斯担任建设较英国更大之钢厂，较德国更大之电机，较美国更大之造车工厂。……五年之内工农业生产须较1926年之旧方法所产，多256%。此诚不可思议”，外国资本家认为这是“夸大狂言”。但是，五年计划却“四年完成”，苏联人民“皆自知已完成世界史上之最大革命”，[12](P36,124,130)对五年计划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25年，上海民智书局出版了邵元冲讲演集《各国革命史略》。邵元冲，同盟会会员，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机要秘书。该讲演集计有七讲，俄国革命史略上、下占两讲，内容分别是十月革命胜利的经过，和十月革命所以能够胜利的原因。由此可见他对俄国革命的重视。他认为这“好比法国在十八世纪中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给世界的影响多么大。现在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也是给世界同样大的影响。加以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又是成功的革命，更能使世界各国注意。现在俄国又大倡国际平等，主张各个弱小国家联合起来，一致抵抗帝国主义，因此欧战中的战胜国也受了很大的刺激和影响”。[13](P123)邵元冲对俄国十月革命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还总结了包括俄国革命在内的各国革命的经验，那就是“革命要以民众为基础，不是为少数人的需要”；“革命要有确定不变而且显明的主义”；“革命的主义要按照社会的实情和经济政治的状况而决定”；“革命党人加入了革命团体之后，一定要服从主义，并且要有最大牺牲的决心”。[13](P144-145)作者总结这四条教训时，是从中国当时“大革命”的实际出发提出的，今天读来，仍能真切地感受到当时中国高涨的革命精神。
1928年，民智书局还出版了张廷休编的《近代革命史概要》。这部作品计八章，内容分别是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法国二月革命、俄国革命、德国革命、土耳其革命和中国革命。将中国革命和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一并写入世界近代的历史中，是这部世界史著作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关于俄国革命，涉及到的主要内容是不彻底的农奴解放、1905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三月革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波尔歇维克（布尔什维克）到哪里去、关于列宁、俄国革命与世界等。作者认为，“俄国曾经贡献世界以不少文字上科学上以及思想上伟大的天才，但其中找不出一个能予世界以极深刻的影响如列宁一样”。[14](P78)
陈叔谅撰述的《近世欧洲革命史》，作为“新时代史地丛书”中的一种，192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自18世纪法国大革命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革命运动，包括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止。其中还包括1848年欧洲革命、德意志民族统一运动、意大利统一建国、俄国十月革命与苏维埃政府成立等。关于俄国革命，主要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背景，二月革命与临时政府、十月革命与苏维埃政府之成立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这部《近世欧洲革命史》的撰写，同样是和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联系在一起的。作者认为，研究外国革命史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供尽力本国革命事业之参考。……吾人今日欲为中国革命的破坏与建设，故当详审本国社会与历史之背景，但外国过去之经验，自万不能整个移用，但或可为吾人所取法，或可为吾人覆辙之戒。则外国革命史亦大足为中国革命运动参证之资也”。[15](P5)作者认为，无论是欧洲的民权思想、民治之革命、民族主义潮流和民族革命运动、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革命运动等等，“他山之石”，对中国革命都有可资借鉴之处。
1938年9月，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不久，上海光明书局出版了平心著《各国革命史讲话》。作者明确指出，“革命史是过去革命斗争的总结，他的最大作用在于激励被压迫大众为变革人类历史及改造自己命运而奋斗，贯通丰富的战斗经验与战斗教训，使革命指导者与革命大众有所借鉴。目前我们是在进行神圣的民族义战，根据‘抗战即革命’的真理，我们自然有取法过去革命的必要。……因此学习和研究世界各国的革命，对于了解推动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实有重大的帮助”。[16](P1-2)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各种革命的性质进行了明确的区分，例如，对于英国革命，指出“它不仅是英国社会政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且替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划了一个新纪元”。对于俄国十月革命，作者强调这场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它的胜利决不是偶然的，“它是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的积蓄过程，在一个特殊的历史发展条件下产生出来的”。这是“马克思列宁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实现了”。[16](P23,148,166)这表明，在历史叙述的基础上，一些作者已经开始重视理论分析，并对重要的社会历史现象做出价值判断，这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应当肯定的。
通过对中国世界史研究译介时期俄国史、苏联史的简单回溯，可清楚地看出中国世界史研究鲜明的特点和优点，那就是努力将其和当时中国社会发展密切结合起来，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努力体现出世界历史研究的时代精神，不回避现实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努力使世界历史研究的学术功能和社会功能得到最大的发挥。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这个特点和优点，与中国史学关注社会、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一脉相承。世界历史研究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其生命力在于社会的需要和该学科对社会需要满足的程度。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继承、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并赋予其新的社会内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使世界历史研究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6-06-18
注释：
①在“译介时期”并不排除有一些中国学者的著述问世，甚至是一些十分优秀的成果问世。“译介时期”是总体而言，并不是说所有的著述都是翻译外国人的成果。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10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06年04期第110～117页
【英文标题】Russia- Soviet History in Chinese World History Study during the Period of Translation of Foreign Works
YU Pei
(Institute of World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
【作者简介】于沛(1944-)，男，天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外国史学理论。北京 100006
| 【内容提要】 | 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译介时期”，是中国世界史学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这一译介时期，就没有中国世界史学科后来的迅速发展。以译介时期的俄苏史为例，可以充分展示中国世界史研究始终如一的特点和优点，那就是关注现实，积极投身于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努力做到历史感和现实感的完美结合，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这是中国传统史学经世致用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体现。明确这一点，对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The period of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works was an important tim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world history study, without which, to some extent, the latterly rapid progress of Chinese world history discipline would be impossible. As a case,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Russia - Soviet History of this period, was a vivid demonstration of the persistent characters and virtues of Chinese world history study, which were paying attention to practical world, devoting actively to the seething realism lives, endeavoring to make the perfect combination of the sense of history and realism, and making an exhibition of the bright spirit of the times. All of these were the concrete embodiments of the principle of Study for Being Practical as a precious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radition in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which are also of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m Chinese historiography. |
中国世界史研究萌生、产生和发展，大体经历了如下几个主要阶段：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世界史研究开始萌生，这和当时中国抵御西方列强入侵，“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联系在一起；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甲午战争、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影响下，中国世界史研究从“萌生”开始逐渐发展，力图通过外国“亡国史”、“革命史”的介绍和研究，避免中国“亡国亡种”的悲惨命运，寻求中国争取独立、自由、解放的道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世界史研究开始了自身发展的“译介时期”，①这是中国世界史学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通过对外国史的大量译介，中国世界史学者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为中国世界史学的全面发展进行了必要的准备，包括学术、理论和队伍的准备。20世纪中叶，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中国世界历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本文拟以编译时期，即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中期俄国史、苏联史的译介为例，探讨中国世界史研究发展史上的某些特点和规律性的内容，这对于发展新时期的中国世界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沙皇俄国是中国的周边邻国，与中国接壤长达数千公里，觊觎中国由来已久。早在17世纪中叶，沙皇政府就开始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自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进一步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扩张，中国人民对沙皇俄国侵华尤加关注。鸦片战争之后，对俄国史的介绍和研究明显增多。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世界史研究译介俄国史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历史。
早在19世纪中期，林则徐、魏源、姚莹、何秋涛等人就开始关注俄国问题。1878年，署名鹭江奇迹人，根据俄国的历史学著作，译纂成《俄国志略》，通过历史的叙述，揭露俄国侵华阴谋，强调对沙皇俄国应严加防范。关于这本书的资料来源，作者说明是“译录其国史之大略”。该书的篇幅不大，但是内容较丰富，对当时的中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按语》说：“其俄国所留心著意，无非侵占邻国地土为务。比现在形势而论，西边有英法德奥意各国，皆虎视眈眈，断不容他人有侵占之事，行之甚难。若南边虽小，有隙可乘，欲行侵占，英国必起而争之。此又不能如愿，行之亦不易。其稍可注意者惟东边耳。俄国之东界，乃我中国西北境，若不及早设防之，恐将来事机一露，即难收拾矣。俄之行为险诈，居心叵测，若视之兵戎，尚可预防，倘于玉帛礼貌而来，尤属可虑，不知其蓄意如何，更须严防为是”。[1]（按语）当时的一些人认为，俄国侵华超过英国，因为英国侵略中国，主要是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掠夺中国的财富；而俄国却是要利用和中国接壤这一地理位置，掠夺中国的国土，扩张沙皇俄国的版图，因此中国人民要“严防为是”。
《俄土战记》，汤睿译，大同译书局1897年出版。梁启超为此书作《俄土战记序》，1898年2月11日，在《时务报》发表。梁启超认为土耳其衰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内治不修”和“外交不慎”。这和19世纪末的中国十分相似。沙皇俄国不仅要侵占土耳其，而且“欲得志于东方者数百年”，其野心始终没有改变。西方列强争霸，“并心注力于中国”。在民族危机面前，清政府却“倚强盗以作腹心，引饿虎以同寝食”在国难当头之际，让中国人民将“俄土之事，悬诸国门”，时时警觉，这是十分有必要的。
贺良朴纂著《五洲三十年战史》，1903年由上海作新社印行。书中所述时间始自1873年，终至1902年。贺良朴强调编译该书的目的，是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唤醒民众救国的意识。他认为近三十年来，“世变日深，中国之危，不可终日”。20世纪初，中国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掠夺的焦点，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编译者对俄国对华侵略尤其关注，因为“俄罗斯尤为切肤之痛”，所以此书“始于俄人之侵回部，而终于俄人之据‘满洲’”。[2]（凡例，自序）
1896年8月，维新派的重要刊物之一《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梁启超任撰述，汪康年任经理。该报1897年9月17日、27日，连载英国人文章《俄人蚕食太平洋迤北边地考》。译者为陈贻范，未署原作者名。《时务报》连载此文的用意，在于提醒中国人民不要忘记与中国接壤的虎视眈眈的俄国。文章强调，俄国同中国的交往，以不断地“拓土”，无止境地扩张俄国的版图为目的。每当中国内政外交出现危机时，俄国便“乘隙而入，肆意要求，侵割土地”，中国人民切不可忘记。
1898年12月，梁启超等任主编的旬刊《清议报》，在日本横滨创刊。“新书译丛”、“外论汇译”是该报的两个重要栏目。1900年42、43册发表有《俄国侵略中国志赂》。19世纪末，沙皇俄国为达到扩张领土的目的，对中国的侵略日趋加紧，中国的领土完整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但是对于日益严重的形势，清政府却没有足够的认识。梁启超从日本学者的著作中，将俄国侵略中国的有关章节一一汇编公开发表，用事实揭露俄国觊觎中国的野心，“以供我国人之省览”。
《哥萨克东方侵略史》，1902年由上海作新社译刊，原书名为《阿穆尔与乌苏里边区》，1885年在莫斯科编印出版。20世纪初，在日本出版日文本。中国留日学生将《哥萨克东方侵略史》转译成中文出版。译书出版后，《政艺通报》将日译本的《序》，分三期连载全文发表。中文本1902年10月14日初版，不到两个月，同年12月6日再版。俄国人编撰此书的目的，是为了炫耀沙皇政府的侵略扩张，为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伯爵歌功颂德。日本人将其翻译成日文出版，是为了学习俄国侵略扩张的经验，同时表明日本也企图染指中国，和俄国争夺在华利益。中国留日学生将《哥萨克东方侵略史》转译成中文出版，则是为了唤起中国人民的警觉，保持清醒的头脑，认清沙皇俄国和日本的侵略本质。
养浩斋主人译辑《俄国蚕食亚洲史略》，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系《史学小丛书》之一。该书上篇为日本佐藤弘著；下篇为英国克乐诗著。主要内容是俄国蚕食亚洲的历史和现实。译者在《前言》中指出：“今之稍识时务者，必曰俄虎狼也”。“闭门避虎，不如退而张弓”。译者还写道：“必先知虎之可畏焉，然后能忧之，然后能防之，则谈虎之学，其亦不可以已矣”。
日本蕨山生著《俄国经营东方策》，上海通社1903年译自日文出版，系《通社丛书》之一。作者揭露了近代以来，俄国在远东，包括在中国的侵略扩张，以及日益尖锐的日俄矛盾。译者翻译此书是为了使中国人民重温这段历史，提高警惕，不可对俄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俄国在20世纪急欲称霸世界，首先要把矛头指向中国，但清政府中的一些高官却极力主张“联俄”。作者认为，他们在俄国东侵的事实面前，应该猛醒了。
日本山本利喜雄著、麦鼎华译：《俄罗斯史》，1903年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出版社在谈及出版此书的目的时写道：“彼俄罗斯向为专制政体之国，与我政体相类似，其成败得失，皆可借鉴。且西北利亚（西伯利亚）铁道既成，势力骎骎南下，我国实首当其冲。若懵于其国势民情，日言抵御，曷当于事”。因此，出版这部著作是为了唤起民众，自觉抵抗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
近代民主革命家宋教仁撰写的《二百年来之俄患篇》，发表在1911年2月20日—3月4日的《民立报》。为了对付沙皇俄国加紧入侵中国蒙古和新疆地区，宋教仁依据俄国200年来侵略中国的历史，写成此文。文章揭露了俄国侵略中国的种种事实和伎俩，“以警告国人”不要忘记惨痛的历史。
20世纪初，有关“彼得遗嘱”的先后公布，反映了中国人民对沙皇俄国侵略扩张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彼得大帝的遗嘱的内容，是关于沙皇俄国不仅要成为欧洲大国，而且要在全球扩张，实现称霸世界的计划。至于“彼得大帝”遗嘱的真伪，至今还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但是，彼得大帝确实是向自己的继承者指示种种侵略方针的帝王，他的继承者们也确实忠实地执行了他的世界性的侵略方针。有关“彼得大帝”遗嘱，当时多处发表。主要有：《俄皇大彼得遗训十条》1901年9月17日、9月27日，《杭州白话报》；《俄皇大彼得遗诏十四则》，《政艺通报》，1902年第20期；《俄皇大彼得遗训》，《俄事警闻》，1903年第3-4期；《俄皇大彼得遗嘱》，《扬子江》，1904年第3期。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特别是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救亡图存”、“求强求富”，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向外国寻求救国的真理。在这种背景下，俄国史中的一些内容，如18世纪彼得大帝改革，成为中国学者普遍关心的问题之一。
魏源(1794-1857)是近代中国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第一人。他的思想核心是“悉夷”、“师夷”和“制夷”，“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曾以俄国彼得大帝为例来阐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希望中国效仿彼得大帝，通过深刻的社会变革，使国家走上强盛的道路。俄罗斯摆脱鞑靼蒙古人的统治，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始抗衡欧罗巴洲各国”，俄国“人犹雄悍，未谙西洋技艺”。到彼得大帝时，他“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加以训兵练阵，纪律精严。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3]（俄罗斯国总记）魏源对俄国彼得大帝的介绍，是和希望中国在东方的崛起联系在一起的。
1833年8月初，德国传教士郭实猎主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广州创刊。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峨（俄）罗斯国志略》中，较生动地介绍了俄国彼得一世改革的历史背景及过程、结果。作者首先写到了俄土战争，“彼得罗就安登位，自此以后创立国之业定矣。始操演武艺，不期募兵二万卫躬，率然攻都耳基国，取沿海之城，建战船驶黑海也”。为了保持海战的优势，实现打开俄国出海口，由一个内陆国家变成一个海洋国家既定的战略目标，彼得一世开始了以军事改革为中心的内容广泛的改革。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彼得一世“暗离京都，陪公差赴荷兰国，亲手作工，欲学建战船之法。后过至英吉利国，巡观舟务厂。”自西欧返回俄国后，彼得一世平息了反对改革的叛乱，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加战船，增军营，开国监，推六艺，感化庶民，援流俗而臻于善。虽然其民执古难变，然皇帝定意，强改不好风俗。彼得罗巡观欧罗巴诸国，效法恒学，为万君之魁矣。其国邦广，其权势强，战船四十余只，水手万余，仓充库实，军营超众四方贤士来归。自此以后，峨（俄）国在欧罗巴籍势舞权，月益年增，令万国赫畏”。[4](P195)这种描述，和当时国内其他著述，如魏源《海国图志·俄罗斯国总记》中的描述完全一致，反映了中外社会对俄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基本认识，表达了欲以彼得一世为榜样，通过改革走富国强兵之路的愿望。
19世纪末，中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领袖康有为(1858-1927)提出“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据《康南海自编年谱》，康有为曾编有俄、日、德、英多种变政考，现在见到的有《俄彼得变政记》和《日本变政考》两种，而《俄彼得变政记》则是康有为多种变政考中唯一公开发表的一种。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俄国彼得大帝为改变俄国落后面貌，融入先进的欧洲文明，微服出访瑞典、荷兰、英国、德国和法国，学习西欧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资本主义的政治、法律制度，回国后排除各种阻力，断然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使国家革除陋弊，走向富强。1898年3月，康有为以《俄彼得变政记》进呈光绪帝，同年4月收入上海大同译书局出版的《南海先生七上书记》。
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封锁和绞杀中，使其成为谜一样的国家，从历史到现实许多重要事实不为人所知，或被歪曲、丑化、篡改，在当时的中国就更是这样。20世纪上半叶，直接从外文翻译或中国学者撰写的苏联史、俄国史的著作有多种问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使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苏维埃俄国和苏联，能有一较为真实的了解。
1928年，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了日本山内封介著、卫仁山翻译的《俄国革命运动史》。1926年2月，山内封介在《序》中谈及撰写这部著作的原因，是因为“俄罗斯自帝政时代至革命后的现在，几乎是社会问题的一大实验室。实际上，关于社会问题的理论，差不多完成于英法德各国，而其理论之大胆的实验，多行于俄罗斯”。特别是“1917年的革命以来，俄罗斯这实验室，更引起世界一般人的注视，认为20世纪趣味之中心，都期待着更在此实验室中发见出什么新的真理，表现出什么新的真理”。[5]（原序，P1-2）卫仁山将此书译成中文，则是因他认为“俄罗斯革命，是法兰西大革命以后最伟大的革命，其影响于全世界的民众之重大，决不减于法兰西大革命，……俄罗斯革命是数世纪以来俄国的民众运动，与19世纪的科学的进步与其所发生的社会主义思想及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大的表现”。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在现在中国革命的进行中，对于俄国革命的真实了解确是非常需要，但是中国人现在对于俄国革命所知道的确实太少了”。[5]（序言，P1-2）卫仁山的这段话，在1928年4月20日，即蒋介石勾结中外反动势力屠杀共产党人，大革命失败一周年后写于巴黎，这使人们对这部《俄国革命运动史》中文本的面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俄国革命，无论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历史的经验、借鉴，或历史的启迪，对处于大革命失败后的广大中国人民说来，确实是十分必要的。
1930年，上海心弦书社出版了俄国博克老夫斯基（今译波克罗夫斯基）、日本石川一郎著、潘既闲译的《俄国革命全史》。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和大革命失败后不久，反动势力反苏反共甚嚣尘上。译者说：“虽然我们现在以至以往的过去，都听说了关于苏联之‘洪水猛兽’，‘共产共妻’，‘暴虐’，‘残杀’之种种骇人听闻的消息，看见了许多关于苏联之‘危机四伏’，‘内部破裂’，‘面包恐慌’的新闻，但这个国家为什么依然能存在，壮大，发展，而最近还有闻所未闻的‘五年经济计划’，‘七小时工作制’”？译者指出：“糊涂是人类最大的敌人，盲从是文化上最可耻的事，只有研究与考察，这是我们应有的判断事物的方法”。这部著作史料翔实，为研究苏联的历史与现实，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文献资料。这些“确是中国一般出版界中很少有的”。[6](P1-2)
《俄国革命全史》的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19世纪“十二月党人革命运动”、农奴“解放”与革命运动、民粹派的革命运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运动、俄国1905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革命运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俄国国内战争，军事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等。作者基于事实对于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和过程的描述，对于人们系统了解俄国贵族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例如，关于十月革命，作者认为十月革命的成功，不能证明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正确，却“完全证明列宁主义的成功”，关于十月革命的性质，自然是“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6](P333)作者强调：“无论帝国主义是怎样侮辱苏联，无论资产阶级的学者是怎样证明布尔什维克主义、社会主义是走不通的道路，但是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苏联，经济的建设，政权之巩固，是我们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所看不到的现象，除非他是个否认事实有意侮辱的造谣者”。[6](P411)编者通过具体的历史事实，有力地揭露了统治阶级反苏反共的谰言。
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特约研究员佛那特斯基著《俄罗斯现代史》，1933年由陶樾译成中文，交上海黎明书局出版。译者认为，这部著作的优点是“字句既然流畅明达，所述事实又都负责可靠，佛氏纯然用一种客观的眼光，好像在显微镜的下面，细查俄罗斯的过去状况，其长处是既不抹杀苏维埃制度的优点，也不隐饰它的许多缺点”。[7](P6)这部著作，是译者将佛那特斯基著《俄国史》的一部分，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内容先行译出，改名为《俄罗斯现代史》出版。原著的初版于1929年初问世，1930年再版。再版时补充了一章，主要内容是“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和终结”。这部《俄罗斯现代史》是名副其实的“现代史”，始于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止于20年代末，大约15年时间的历史。时间虽然短暂，但却是俄国——苏维埃俄国——苏联历史发展日新月异的时期。生动、复杂和丰富的历史事件、历史过程给人们留下了许多直至今仍值得思考的问题。
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佛那次基著、周新译的《俄国史》。该书是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中的一种。“佛那次基”与上面提及的《俄罗斯现代史》的作者“佛那特斯基”是同一个人(George Vemadsky)。《俄国史》的主要内容，从俄罗斯国家的起源，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列宁病故后苏维埃之对内对外政策。在《导言》中，作者分析了俄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俄罗斯历史中最惊人的事实就是这种人数的激增以及其领土的异常扩张”。作者还认为，“从地理的立场看来，俄罗斯人是突厥蒙古人的继承者。从文化的立场看来，他们是拜占庭帝国的继承者。俄罗斯文化发展上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在第九、十世纪时由拜占庭人使他们转向基督正教，那时，拜占庭的文化正达到它最灿烂的时期”。[8](P11-12)而在《结论》中，则重点分析了列宁逝世后苏联在政治经济诸方面所面临的“危机”。
1932年12月25日，蔡元培先生为佛那次基著《俄国史》作《序》指出：“俄国是共产主义的实验者，他所根据的是马克思的学说，马克思是德国人，他的著作是在英国发表的，然而，英德等国，都不能行他的政策，而俄国乃首先实行，且行之十余年，倍受欧美各国反对，而尚未失败，这决非偶然的事”。他特别强调，“我们想认识现在的俄国，不可不读俄国史”。[8](P1)蔡元培还认为，将《俄国史》介绍到中国有特殊的意义，不仅中俄两国有漫长的边境线，而且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社会发展深受其影响。
1942年，正中书局出版了杨幼炯编著的《苏联建国史》。1941年7月，作者在《序言》中说：“近年来世界风云变幻，使整个的世界都在重新创造与再建之中。我国今日又适逢民族建国的新机运，……略述苏联革命建国之特征，作为我国借镜之资。语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就是作者撰述本书的微意”。作者认为，近代以来的革命建国可以分为三大时期：“十七八世纪的英法革命是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革命建国思想之典型；则十九世纪下半期中欧各国如德、意的统一运动，实为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之典型；而苏联的革命建国，则是开了社会主义建国运动的新局面”。[9](P1)杨幼炯为《苏联建国史》写作《序言》时，正逢1941年6月22日德国背信弃义向苏联发起突然袭击后不久，苏联卫国战争爆发，所以作者说，“本书草成，适当苏联建国再受阻挠之日，作者更深切的给与无限的同情”。[9](P13)这对于读者全面理解这部著作，无疑有重要意义。
1945年9月，《苏联历史讲话》由解放区的读者书店出版。作者为苏联历史学家舍斯达科夫，译者为张仲实。在众多的苏联历史著作中，这是很有特色的一本。这种“特色”不仅表现在书籍的装潢极其简陋，纸质粗劣，油墨不均，而更主要的是书籍的内容。1941年4月20日，张仲实在延安写有《译者序言》，对于读者了解这部作品很有帮助。译者认为，这部作品有三个优点。“第一，观点正确”。这本《苏联历史讲话》，是作者根据苏共领导人斯大林、日丹诺夫和基洛夫1934年关于历史学的讲话编写而成的。“第二，内容有系统”，从原始社会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止。“第三，文字浅显，简洁”。[10](P1)译者认为，在当时的解放区，大家都在认真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因为这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如果能够先读读这本《苏联历史讲话》，那对于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无疑会有很大的帮助。虽然这是一本通俗的、普及性的著作。不过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在解放区能够出版这本有特殊意义的《苏联历史讲话》，已实属不易。
三
中国世界史研究译介时期对俄苏史的介绍和研究，不仅仅局限在俄国史和苏联史的国别史著作中。在一些断代史或专门史的著作中，如革命史的著作中，也同样包含有大量俄苏史的内容。在这些著作中，有关俄苏史的内容，和中国学者在俄国和苏联国别史中译介的内容基本一致，而且译介的风格和特点也多相近。这表明，中国世界史研究译介时期对俄苏史的译介，无论是在俄国、苏联国别史的著作中，还是在断代史、专门史的译介中，在总体上基本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世界史学者在俄苏史历史认识上的一致性。
1933年，上海世界书局还出版了美国历史学家、纽约大学教授沙比罗著，余楠秋、吴道存等译的《欧洲近代现代史》。原著写于20世纪30年代初，在欧美诸国多作为大学教材使用，广泛流行。沙比罗是美国新史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绍特威尔的学生，这部著作同样表现出美国新史学派的理论与方法。
在《欧洲近代现代史》中，作者比较具体地叙述了国际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列宁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等。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这一切对大多数读者说来是较为陌生的，因而也就有更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作者认为，“社会主义是产业革命的结果”。“社会主义是近代社会运动中最广大的运动，也是最有意义的运动。对于现社会的秩序，抨击不遗余力。社会主义是人生哲学，政治行为的计划，并且是将来目标的誓约”。[11](P610)关于列宁，作者认为，“在俄国革命史上，决没有谁比列宁更伟大，……他既不是多虑的思想家，也不是梦想的理想家，而是一个勇敢有为的、冷淡的、实际的人”。而十月革命，使“俄国从一个反动的国家，忽然变为一个革命的国家，这是自法兰西革命以来，欧洲史上最重要的事件”。[11](P823,833)不难看出，在上个世纪30年代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之际，《欧洲近代现代史》为生活在白色恐怖中的中国人民了解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真相，客观上提供了许多具体的史实。
20世纪上半期，今天所谓“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认识，在当时并没有更多的影响。当时不少世界史著作的下限，都和作者或译者完稿的时间十分接近。例如，J·H·甲克孙著《欧战后十五年史》，所述内容自1918-1932年。在1933年就已经由萧赣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斯大林（书中译为史达林）与苏联，新经济政策、苏联宪法、建设社会主义五年计划等，在书中都有较多的介绍。作者认为，列宁“艰苦卓绝，出人意表”。“列宁曾治理俄罗斯六年，此六年中已将俄罗斯创造完成，彼曾将俄罗斯从欧洲中部列强，从联盟国，从俄皇，从白党手中救出，复从饿馑荐臻与分崩离析中救出。彼之讲演与著作，使数百万之俄罗斯人听之者敬畏，读之者景仰。彼已成时代之偶像，视为一大英雄，与拿破仑在前世纪无异”。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五年计划，作者写道：“此计划最初视之若幻想者。五年之内，俄罗斯担任建设较英国更大之钢厂，较德国更大之电机，较美国更大之造车工厂。……五年之内工农业生产须较1926年之旧方法所产，多256%。此诚不可思议”，外国资本家认为这是“夸大狂言”。但是，五年计划却“四年完成”，苏联人民“皆自知已完成世界史上之最大革命”，[12](P36,124,130)对五年计划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25年，上海民智书局出版了邵元冲讲演集《各国革命史略》。邵元冲，同盟会会员，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机要秘书。该讲演集计有七讲，俄国革命史略上、下占两讲，内容分别是十月革命胜利的经过，和十月革命所以能够胜利的原因。由此可见他对俄国革命的重视。他认为这“好比法国在十八世纪中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给世界的影响多么大。现在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也是给世界同样大的影响。加以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又是成功的革命，更能使世界各国注意。现在俄国又大倡国际平等，主张各个弱小国家联合起来，一致抵抗帝国主义，因此欧战中的战胜国也受了很大的刺激和影响”。[13](P123)邵元冲对俄国十月革命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还总结了包括俄国革命在内的各国革命的经验，那就是“革命要以民众为基础，不是为少数人的需要”；“革命要有确定不变而且显明的主义”；“革命的主义要按照社会的实情和经济政治的状况而决定”；“革命党人加入了革命团体之后，一定要服从主义，并且要有最大牺牲的决心”。[13](P144-145)作者总结这四条教训时，是从中国当时“大革命”的实际出发提出的，今天读来，仍能真切地感受到当时中国高涨的革命精神。
1928年，民智书局还出版了张廷休编的《近代革命史概要》。这部作品计八章，内容分别是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法国二月革命、俄国革命、德国革命、土耳其革命和中国革命。将中国革命和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一并写入世界近代的历史中，是这部世界史著作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关于俄国革命，涉及到的主要内容是不彻底的农奴解放、1905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三月革命（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波尔歇维克（布尔什维克）到哪里去、关于列宁、俄国革命与世界等。作者认为，“俄国曾经贡献世界以不少文字上科学上以及思想上伟大的天才，但其中找不出一个能予世界以极深刻的影响如列宁一样”。[14](P78)
陈叔谅撰述的《近世欧洲革命史》，作为“新时代史地丛书”中的一种，192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自18世纪法国大革命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革命运动，包括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止。其中还包括1848年欧洲革命、德意志民族统一运动、意大利统一建国、俄国十月革命与苏维埃政府成立等。关于俄国革命，主要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背景，二月革命与临时政府、十月革命与苏维埃政府之成立等方面，进行了论述。这部《近世欧洲革命史》的撰写，同样是和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联系在一起的。作者认为，研究外国革命史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供尽力本国革命事业之参考。……吾人今日欲为中国革命的破坏与建设，故当详审本国社会与历史之背景，但外国过去之经验，自万不能整个移用，但或可为吾人所取法，或可为吾人覆辙之戒。则外国革命史亦大足为中国革命运动参证之资也”。[15](P5)作者认为，无论是欧洲的民权思想、民治之革命、民族主义潮流和民族革命运动、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革命运动等等，“他山之石”，对中国革命都有可资借鉴之处。
1938年9月，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不久，上海光明书局出版了平心著《各国革命史讲话》。作者明确指出，“革命史是过去革命斗争的总结，他的最大作用在于激励被压迫大众为变革人类历史及改造自己命运而奋斗，贯通丰富的战斗经验与战斗教训，使革命指导者与革命大众有所借鉴。目前我们是在进行神圣的民族义战，根据‘抗战即革命’的真理，我们自然有取法过去革命的必要。……因此学习和研究世界各国的革命，对于了解推动中国的民族革命战争，实有重大的帮助”。[16](P1-2)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各种革命的性质进行了明确的区分，例如，对于英国革命，指出“它不仅是英国社会政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且替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划了一个新纪元”。对于俄国十月革命，作者强调这场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它的胜利决不是偶然的，“它是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的积蓄过程，在一个特殊的历史发展条件下产生出来的”。这是“马克思列宁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实现了”。[16](P23,148,166)这表明，在历史叙述的基础上，一些作者已经开始重视理论分析，并对重要的社会历史现象做出价值判断，这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应当肯定的。
通过对中国世界史研究译介时期俄国史、苏联史的简单回溯，可清楚地看出中国世界史研究鲜明的特点和优点，那就是努力将其和当时中国社会发展密切结合起来，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努力体现出世界历史研究的时代精神，不回避现实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努力使世界历史研究的学术功能和社会功能得到最大的发挥。中国世界历史研究的这个特点和优点，与中国史学关注社会、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一脉相承。世界历史研究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其生命力在于社会的需要和该学科对社会需要满足的程度。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继承、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并赋予其新的社会内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使世界历史研究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中做出应有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6-06-18
注释：
①在“译介时期”并不排除有一些中国学者的著述问世，甚至是一些十分优秀的成果问世。“译介时期”是总体而言，并不是说所有的著述都是翻译外国人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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