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日本和平学研究与和平教育：草根院的个案分析
山根和代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10期
【原文出处】《江海学刊》(南京)2006年03期第132～138页
【作者简介】山根和代，日本高知大学人文和经济学系讲师。
【关 键 词】和平研究/和平教育/冲突化解/草根院
有迹象表明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日渐高涨：日本政府从未为“二战”期间所犯下的罪行做出任何书面道歉，在战后长达60年中没有对受害者做出任何赔偿；与德国的情形不同，日本的侵略历史在教科书中也语焉不详，其战争暴行被粉饰成一段“新”历史。与此同时，公开讨论日本宪法中第九条有关禁战的内容已不再是忌讳的话题，一些和平博物馆也开始相继展出日本的侵略史实，那么，日本和平学研究与和平教育在寻求和平与谅解方面曾经做出了哪些努力？本文将以私人和平博物馆——草根院为个案，通过对其起源、创建宗旨、实践活动及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来探讨这一问题。
高知市草根院的创办
草根院(the Kusa no Ie)位于日本西南端高知市中心，始建于1989年，创办人为土佐中学的生物教师西森茂夫(Shigo Nishimori)。在日文中，“kusa”为“青草”之义，“ie”则为“院子”之解。前任院长西森茂夫曾对“kusa”作出这样的阐释：“草是自然万物生长的起点，继而成木成林，飞禽走兽于林中和睦相处。这种自然发展模式对具有草根性质的和平运动有很大借鉴意义。”①此外，取名为“kusa”的缘由还在于：和平与环境问题密切相连。西森茂夫认为在当今社会，“对自然的破坏是另一场战争”②。因此，从博物馆的名字可知，草根院主要涉及两大主题：和平与环境问题。
西森茂夫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他认为“基督徒应该担当起阻止社会堕落的先驱角色”③。恩格·斯科尔(Inge Scoll)所著的《永远的怀特·罗斯》(White Rose Will Not Fall)一书对西森茂夫的和平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书中德国学生怀特·罗斯因反对纳粹主义而面临死亡威胁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以及他们（反纳粹者）听从上帝的召唤，即便是孤军作战也要坚持正义的精神，坚定了西森茂夫作为基督教徒应当维护和平的信念。于是当他还是北海道大学的学生时，西森茂夫就积极投身于20世纪60年代反对战后“日美安全条例”、维护日本宪法第九条“禁战规定”的社会运动之中。然而，西森茂夫产生创建一所和平博物馆的念头源自1978年他作为数个社团组织的代表参加联合国首届裁军特别会议。在呼吁和平的展示会上，西森茂夫身穿一件T恤，上写着“不再有广岛惨案”、“不再有长崎惨案”，这时一个美国人冲他喊道：“不要忘了珍珠港！”并一把抓住他的衣领，西森茂夫对此震惊不已。但同时更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在美国，各色人群无论是非裔美国人还是印第安人，无论是音乐家还是信教徒都十分热心地参加倡导和平活动。西森茂夫开始思考如何以社区为基础开展和平教育。1978年他开始收集家乡经历“二战”的资料：1945年7月4日高知市曾遭受美军空袭，死亡人数约400余人；并决定和几位志同道合者自发为这次空袭举办一次展览。首届高知空袭事件展览于1979年7月4日在高知市民图书馆举行，参观人数多达9000人，其人数之多超出了西森茂夫的估计。在此需要指明的是，当时日本校园里的和平教育一般被理解为组织去一趟广岛和长崎，体会一下原子弹爆炸的灾难性后果。然而当高知市主要报纸《高知新闻报》从1月15日到7月9日连续刊登26期题为“这里也曾经是战场”的系列文章时，正如高校教师佐藤谦作(Kensaku Umebara)所言，高知空袭历史逐渐被认为是进行校园内和平教育的又一重要内容，教师们也逐渐认识到建立在社区基础上的和平教育的重要性。然而，在举办过程中，西森茂夫和他的同伴们遇到了一个难题：如何保存战争遗留下来的珍贵物品。如果展览结束后物归原主，那么这些历史见证很有可能流失民间或遭破坏。于是，他向高知市政府建议创办一所和平博物馆来保存战争遗物，但政府以“缺乏资金”的理由予以拒绝。最终促使西森茂夫下决心建立一所私人和平博物馆是成立于1982年的高知自由与民权博物馆的展出情况。自由与民权博物馆为高知市政府和辖区政府共同资助建立，但是其展出内容仅局限在1874～1892年的历史。很显然，市政府为了避免触发任何有关战争的言论，有意回避了1894～1895年中日战争的史实。面对这种情况，西森茂夫甚至提出愿意提供地皮来资助市政府另建和平博物馆，但仍然遭到政府否决，可见其真实原因不是资金问题，而是政治因素。于是，西森茂夫决定自筹资金，将自家5年前才盖好的新房子改建成一所私人和平博物馆。
草根院建立于1989年11月11日，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日——被称之为“和平日”。博物馆总面积近210平方米，共四层，耗资6000万日元。截至2005年5月21日，草根院成员已有800余人，包括教师、学生、退伍军人、护士、家庭主妇、和平主义者等各阶层人们。博物馆只有一名行政秘书，许多成员包括笔者在内都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在此服务。
正如草根院《参观指南》所指出的，其建馆宗旨是努力创造一个和平的社会④。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草根院的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1.收集与战争、和平相关的资料，利用实物进行和平教育，向下一代人揭露战争的真相与灌输和平的价值。
2.介绍和平教育的相关信息，帮助教师了解和平教育的目的和内容，指导他们特别是年轻教师如何有效地进行和平教育。
3.有系统地进行和平学研究。
4.与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作抗争，提倡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
5.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和平学研究网络。
6.举办演讲、影视、音乐会、展览等各种文化活动。
7.出版和平主题的书籍和通讯物。
总的来说，草根院的活动大致可分为三个范畴：宣扬和平，保护环境，促使日本和其他国家（如中国、韩国）就历史问题达成谅解。下文将对这三方面内容作进一步论述。
草根院的和平教育与和平运动
（一）和平展览
自1979年首届展出之后，草根院每年举办一次高知空袭展览活动，每一次的主题均不相同。值得注意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侵略历史开始成为展览的主题，如1991年“从日中战争(1931～1945)到海湾战争：什么是侵略？”1992年“战争的三方面：侵略、压迫、不负责任”。展览会上除了陈列有关高知空袭事件的物品之外，也展出了日本入侵中国的照片。展览促使人们认识到日本既是“二战”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发动战争的侵略者。根据2001年问卷调查，全日本48所和平博物馆中有25%（12所）展示了日本的侵略历史，草根院就是其中之一。
草根院的展览还涉及到教科书事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的“二战”经历，尤其是日本侵略其它亚洲国家的史实，没有在教科书中得到如实的反映。直到1996年迫于这些国家施加的压力，这段侵略史才在中学高年级课本中有所提及。为了让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们了解教科书事件，草根院分别于1995年和2001年举办了两次教科书展览会：1995年7月4～11日的展览由草根院高知空袭展览执行委员会、支持教科书诉讼案的教师联会共同举办，以战争和教科书为主题。展览不仅表现了日本教育当局是如何粉饰南京大屠杀的，而且还强调了教科书上没有出现的731部队和亚洲妇女被强迫充当慰安妇的事实。2001年6月29日～7月4日的展览以倡导和平为主，属于一年一度“高知和平之浪”的活动内容之一。大会在介绍1872年至今日本教科书演变历程之余，也同时展出了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记述日本侵略史实的教科书籍。日中友谊会主席福田次郎(Kenjiro Fukuda)对此评论道：“亚洲其它国家的人民相当了解日本的侵略历史，但很多日本人并不知道。我希望市民们能够正视过去的历史，理解历史，并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教育。”⑤日本教科书和亚洲其他国家的课本对日本侵略行为的描述截然不同，“很明显，这种差异是由日本的政治和社会气候决定的”⑥。然而，令人振奋的是，草根院所举办的教科书展览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人们了解这种差异。
此外，当前时事也是草根院所关注的问题之一，如日本派遣海外自卫队事宜。这些问题往往因为过于“政治性”，而不在公共和平博物馆的展览之列。然而当1992年国会通过议案决定首次派驻海外自卫队执行维和任务时，草根院认为这一议案违反了宪法第九条禁止派遣武装力量参加此类行动的规定，于当年举办了有关自卫队的物证展览以示抗议，并每年以不同的主题形式举行相关的展览活动，如2004年第26届展览会就涉及到日本侵华战争、伊拉克战争、巴以冲突、比基尼岛事件⑦等。
（二）和平教育与研究
1.和平教育
和平教育是草根院活动的重点所在。从小学生到大学生以及成年人，纷纷前往草根院参观，期望了解战争的真相与和平的现状。例如1991年来自11所学校的学生参观了这所博物馆，并聆听了一位高知空袭幸存者的报告。85岁的坂本仁惠(Kimie Sakamoto)向学生们讲述了自己在“二战”期间的经历。她在那次空袭中失去了右手，“当低头看见自己的右手掉在地上的那一刹那，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时的恐惧和悲痛心情”⑧。一位六年级的学生近藤美雪(Miyuki Tsugita)曾写下观后感：“从坂本仁惠女士身上，我懂得了和平与生命的可贵。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认为这没有什么稀奇的。我希望世界永远和平，生命永不浪费。我非常感谢坂本女士教育了我和平与生命的重要性。”⑨不仅仅是学生，就连年轻的教师也被坂本仁惠的经历所触动。出生在战后的他们，对战争的残酷知之甚少。
像坂本仁惠一样经历过高知空袭灾难的幸存者因年事已高而逐渐减少。为了使坂本仁惠的经历能够继续作为和平教育的例证，草根院将她的演讲刻制成了录像带。这是向下一代人传达战争记忆的方式之一。此外，草根院在1992年成立了以战争与和平为主题的演讲团，其成员随时可以接受学校邀请进行和平教育的演讲报告。
2.高知大学的“和平研究”课程
高知大学于1987年开设“和平与裁军”课程，笔者是讲师之一。来自人文、科学、教育和农业务系的150名学生选修了这门课程。2001年的课程题目为“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之间的和平问题”，重点讲述日中关系与日韩关系。草根院的成员经常受到邀请给学生讲课。西森茂夫就日中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展做了一系列的讲座。学生们在了解日本侵略中国的史实之后感到非常震惊，因为这些历史真相从没在学校听说过。佐藤谦作(Kensaku Umebara)就日本作为受害者和侵略者的双重角色做了演讲，尤其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对韩国的侵略行径以及大批韩国人被迫前往日本做工的事实。爱瑞克·桑姆斯(Erik Somers)博士是唯一的外籍教师，通过他的讲课，学生们第一次接触到日本入侵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历史：1942年3月日本占领东印度群岛，取代荷兰殖民地政权，直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印度尼西亚才获得独立。课后，有学生写下这样的感想：“我认为我们应该记住过去所犯的错误，因为这对促进与亚洲其它国家乃至世界的交流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演讲和展出是相当有价值的，是了解和平的好办法，因为（学者们的）观点与日本人很不一样”；“日本应该解决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应该面对过去的所作所为。在学校我们并没有被告知历史的真相，如果我们受到真正的教育，那么我想我们将会努力解决一些问题。”由此可见，通过介绍学者前往中学和大学做演讲，草根院作为和平教育中心，在儿童、学生、年轻教师乃至普通大众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营造和平文化
草根院一直在努力营造一种和平文化氛围。每年夏天，高知市工会、妇女会等30个社团常聚集在一起，举办各种活动。1983年活动取名为“和平节”，在1996年增加了艺术节目之后改称为“和平之浪”。其秘书处设在草根院。“和平节”期间，大人和小孩们折成许多纸鹤来装饰高知市在“二战”中遭受炮火袭击的商业区。这一传统自1983年一直延续下来，如今高知地区的纸鹤已有150万只，其中也包括一部分学生在和平教育课堂上所折的纸鹤。根据日本的传说，鹤有千年寿命，一千只纸鹤则代表着幸福长久的生活。在日本的和平运动中，纸鹤象征着远离战争、远高核武器的和平日子。这表达了各个年龄阶层的人们渴望和平、祈求和平的愿望。
从1984年开始，草根院在“和平节”上每年放映一部电影，称之为“和平电影日”，例如1992年放映的是《北纬15度：菲律宾的双重任务》。这部电影讲述的是日本士兵在“二战”期间被派往菲律宾，既是侵略者同时又是受害者的双重经历。这部电影的播放可谓正是时候，因为当时正值亚洲其它国家的人们和社会团体要求日本政府为其战争行为表示道歉，并且做出赔偿。
1984年7月，草根院还举行了一场以反核武器为主题的音乐会。与会者大多数是当地居民，会上男女老幼载歌载舞。其中一位广岛原子弹爆炸的生还者向人们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谈到了核武器的可怕以及和平的重要性。此外，1984年以来，草根院每年都举办一次和平艺术展览，并在1993年成立了高知和平艺术协会，1995年开始出版杂志《和平与艺术》。展览会上有绘画、摄影、木雕、书法等各种形式的展出，处处体现了和平的主题。类似这样的和平文化活动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在美国暴力电影充斥银屏的今天，过多宣扬一种暴力文化对孩子们的成长并没有好处。
（四）保护环境：“宪法之林”
除和平教育之外，环境问题是草根院的另一大议题。在当今社会，破坏环境被看作是另一种战争，威胁到我们维护和平、保证生活质量的权益。与和平教育一样，保护环境的教育对下一代人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
草根院开展爱护环境的活动之一是鼓励人们植树造林以纪念和平。“宪法之林”诞生于1995年5月：5月3号是全民性的节日，用以纪念宪法在这一天通过第九条禁战条款（日本宪法颁布于1946年11月3日）。人们对这一条款的修订感到非常自豪，因为条款明确禁止发动任何战争、反对战用装备的维修以及否定政府对外宣战的权利。
然而，要求重修第九条宪法的呼声不断，因为政府在1995年首次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参加维和任务，声称这是“具有国际意义的贡献”，于是第九条宪法自然有碍于政府的行动。对此，草根院却认为真正意义的“国际贡献”，应该是政府将第九条宪法的精神传达给日本人，进而传播到整个世界。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草根院的一名成员捐出2.3公顷的土地来种植树苗。当时树苗的种类达40余种，共计1400株。到2005年已有55种，4800株。“宪法之林”取自第九条宪法之名，是草根院的人们追求和平和美好环境的意愿表达。其名声在日本很快传播开来，1995年从其他地区如广岛、姬路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如同幼苗呵护得当可成参天大树一样，从小培养下一代人爱好和平与保护环境的意识，他们长大了一样可以担当21世纪维护和平的栋梁。
“宪法之林”不仅得到草根院成员的支持，而且还受到热爱环境的人们的关注。在首次植树的当天，除了负责栽树的77位成员外，许多市民也参加了这一活动。在草根院的课堂上，孩子们为这次活动画了一幅巨画。这幅画在市中心艺术馆展览，1997年又被送到乌兹别克的撒马尔罕和平与团结国际博物馆(International Museum of Peace and Solidarity in Samarkand)展示，之后又经由布拉德福(Btadford)大学的和平博物馆网络在世界各地的和平博物馆展出。同时，艺术家鸟居昭美(Akiyoshi Torii)也以“宪法之林”为题作了一幅木版画，并在底特律和平中心艺术馆⑩、奥地利和平博物馆(11)、挪威诺贝尔和平学院(12)相继展出。
为日中谅解所作的努力
日本政府的和平教育过于强调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而忽视日本对其它亚洲国家的侵略行为。核武器所造成的灾难是如此可怕，通过广岛和长崎的例子教导下一代青年在今后禁用这种武器当然是非常必要的。但同样必要的是，告诉青年人“二战”期间日本的侵略史实，尤其是在如今教育部将这一史实排斥在教学大纲之外的情况下。鉴于此，草根院于1991年安排了一次中国和平之旅，以调查“二战”时日军在中国的情况。前院长西森茂夫之所以这么做，其原因是为了揭露高知地区的士兵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他曾于1987年由历史教育协会组织第一次前往中国，了解到日本的侵略行径。之后，他想找一本关于高知军队的地方性史书，但发现书上记载的全是高知士兵们在中国奋战的事件。于是他组织了这一次特别的中国之旅，来考查高知军队在中国的侵略行为。
（一）中国和平之旅
首次中国和平之旅始于1991年，其目的一方面是调查日本的侵略情况，另一方面是为了促进日中人民的友谊。期间草根院的成员参观了高知日军曾经侵略过的地方。这不是简单的观光旅游，成员们遇到过各种尴尬的局面：如一位中国老人对他们说：“我不想见到日本人，我到死都恨你们。”1998年一位老人对包括笔者在内的日本游客说：“你们不是日本人吧，因为你们看上去挺和善。”这话听起来不得不让人感到震惊，但同时也反衬了日军在战争期间的残忍行径。
自1991年以来，草根院相继组织了六次和平之旅。调查结束后，草根院将亲眼目睹高知日军暴行的证人的证词编成小册子，题为《“牢记历史，吸取教训”：中国和平之旅的报告》，并将之作为和平教育与研究课堂上老师和学生的用书。书中记载的史实骇人听闻，其中一篇讲述的是一个中国孕妇怎样被日军杀害以及日军怎样从她子宫内剥出婴儿的过程。而诸如此类的事实，在教育部的高压之下始终未能载入教科书中。正因为如此，该手册的出版受到了媒体的高度关注。1992年，草根院七分之二的学生再次参加中国和平之行，他们当中一位在小册子中写道：“了解中国人民对日本人的看法是有好处的，虽然以前很少听到一个中国人说恨日本人恨之至死，但考虑到日本在战争中对中国的所作所为，我觉得中国人有这样的想法是自然的。当我们参观一个曾经惨遭日军蹂躏的村庄时，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款待，这使我感到非常愧疚。我想我应该站在其它国家人民的立场来看待问题。”(13)草根院为数次和平之旅先后出版了五本小册子，均被作为教学材料，其教育对象不仅是年轻人，而且还包括那些对日本侵略战争一无所知的人们。草根院同时还展出中国受害者的一些照片，充分证明了侵略的真实性和战争的残暴性。
西森茂夫认为，中国和平之旅的意义在于促使人们在解决冲突时从暴力倾向向非暴力转变。这一意义从人们积极筹建反战纪念碑的举动中得到很好的体现。1992年9月18日，一座巨大的反战纪念碑在高知市乔赛(Johsei)和平公园落成，以此承诺日本将不对中国开战。之所以选择这一日期，是因为9月18日是中国人永远难忘的日子，1931年的这一天日本军队向沈阳的中国驻军发起了进攻，从此拉开侵略战争的序幕。反战纪念碑高4.5米、宽1.9米、重4.5吨(14)，耗资约250万日元，款项皆为市民自愿捐赠。
由于日本侵略的历史从来没有被清楚地写在公立学校的课本之中，许多大学生在高知大学的和平学研究课上读到草根院印发的小册子时，都感到相当震惊。这种情况表示，日本的和平教育是很不完善的：光注重日本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而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日本的侵略性。
（二）如何向下一代教授历史？
一般而言，包括笔者在内的草根院成员是通过与中国老一辈人的交谈，来了解日本军队过去对中国人民所造成的伤害。而在1998年，我们有机会与年轻一代人接触，来看战争的历史留给他们怎样的印象。我们首先采访的是来自湖南省长沙市的常春园和常文元两兄弟，他们分别出生于1945年和1948年。“二战”期间日军杀害了他们的祖父和父亲。两兄弟没有任何战争的直接体验，但经常听姥爷描述当时的情形：一家人为躲过可怕的空袭从北方的辽宁一路逃到湖南。路程之长，相当于从日本的北海道到九州。我们听了感到非常吃惊，不禁想到在中国不知道还有多少个像这样的日军空袭事件。然而在日本，遭受美军空袭的城市我们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两兄弟还告诉我们他们不但从姥爷那辈人听到关于战争的情况，而且从书上、电影电视中也能了解到南京大屠杀、日本的细菌战争。
在教授历史方面，中国和日本存在很大的差异：在中国，不管是家庭、学校还是社区都普遍教授“二战”时日本的侵略史，而在日本这段历史或多或少地受到轻视，例如，教育部完全删掉了历史书中日本细菌战争和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已故的东京教育大学名誉教授松井三郎(Saburou lyenaga)曾编写了一本高中历史教科书，但此书被教育部禁止出版。1965年松井三郎起诉教育部，直到32年后的1997年法院才判他取得部分胜利：有关731部队和细菌战事部门的内容开始出现在高中课本上；日军强迫亚裔妇女充当慰安妇的事实也于1998年开始有所记载。然而，2005年4月教育部又批准了一批新教材的发行，这批教材严重歪曲史实，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和殖民政策大唱赞美之歌。中国对日本肆意篡改历史的行为提出了强烈抗议，但日本媒体多倾向于只报道中国人的抗议，而没有解释其抗议的原委。
上个世纪90年代各保守派团体开始攻击以日本侵略史为展览主题的公共和平博物馆。这些团体成员都是些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他们誉以“二战”赞美之辞，称为“圣战”。1998年草根院几乎天天接到恐吓电话，但成员们仍然继续对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行为进行调查，为的是让人们了解历史的真相，以此教育下一代。
（三）关于日本细菌战争的调查
1998年中国和平之旅的目的之一是调查日军在“二战”中进行的细菌战争。草根院成员访谈了一些中国人，并得知事件发生在1941年湖南省常德市，同时他们还了解到生物武器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以及日本在1943年发动的更大规模的进攻。刘意塔(Liu Ita)先生向草根院成员谈起了1941年的细菌战争，何英春(He-yingchen)女士告诉他们当年她在20天内失去了6位亲人。1997年2月何女土与另外107位中国人发起了一场针对日本政府的法律诉讼，要求日本向他们道歉并赔偿。他们都清楚地知道1941年日本使用生物武器的真实意图，他们向草根院成员们讲述当时所遭受的苦难，并指明日本政府所应该承担的责任。
刘先生出生于1936年，1998年时已经62岁。他告诉草根院成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他把日本当作终生的敌人。但他能区分日本军人和普通市民，他认为现在自己和草根院成员一样都在为同一目标——和平而奋斗。对于1941年细菌战争刘先生写了如下报道：“11月4日，日本飞机在常德市投下染上了瘟疫的大豆、稻谷、布料和棉花。结果，许多人开始生病并死去。具体死亡人数不是很清楚，但至少有3000人。许多人认为近15000人死于这场瘟疫。”
1.细菌战争生还者何英春的证词
何英春出生于1934年，现已64岁。在讲述那一段经历时，她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以下是她的证词：“在我家，没人想要忘记过去。1996年当政府请我接待一个日本研究团体时，我说：‘我恨日本人，我不想见到他们。’当年我家开了间药铺，生活很幸福。但在1941年我在二十天内失去了六位亲人。我嫂子死的时候，我们甚至不能哭，因为我们害怕被发现没有把她火化，我们埋了她。家没了，药铺也关了。我的兄弟没被染上瘟疫，但死于日本空袭。我非常恨日本人。但像毛主席说的，我开始认识到是日本军人、而不是日本老百姓，应该受到谴责。我在日本10个地方就自己的遭遇做了演讲，当一个731部队的家属为日军在战争期间犯下的暴行向我道歉时，我被感动了。我发现大多数日本人是友好的。1997年2月我们听取了有关细菌战争的审判，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日本政府仍然不承认它在中国使用了生化武器。我希望你们支持我们的行动。我要求日本政府为战争期间对我们造成的巨大损失进行道歉并给予补偿。”
这次和平之旅的成员都知道731部队的存在，因为三年前其中的一名成员曾在《高知新闻报》上发表文章揭露731部队在中国的行径，然而在了解日本生物武器给常德地区的人们带来的痛苦之后，所有的成员异常震撼，因为在此之前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像这样惨无人道的事情。
2.1943年的常德之战
在这次调查中，草根院成员还访问了一位当地历史学家叶军凯(Keh Jung-K'ai)，他写了一本书专门记载1943年日本进攻常德的情况。据说当年10万名日本兵占领了常德，这座拥有千年历史的美丽城市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几成废墟。当时一位美国记者声称，只有一座西班牙教堂和一个小旅馆幸免于炮火的摧毁。在书中，叶军凯详尽地记叙了日军犯下的种种暴行，其中一个例子是一位老妇人以不同形式失去她的亲人：两个兄弟死于空袭，伯父死于生化武器，侄女被19名日军强奸致死，而当她的房子被炮弹击中时她也受伤了。
当叶军凯谈到要求日本政府公开道歉并提供补偿时，一些战争幸还者告诉他说他们宁可杀掉几个日本人，也不要什么补偿。叶军凯同时还提到一些日本士兵也死于1941年细菌战所带来的瘟疫，这表明日本认为对常德的占领比死几个日本兵意义要大得多，日本的军国主义头领既不顾中国人民的痛苦，也不管日本人自己的死活。
史实听得越多，草根院的成员们越是为自己身为日本人感到羞愧。叶军凯认为只有当公众舆论迫使日本政府为过去的战争历史担负起责任时，中日两国人民才能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友谊。这促使草根院的成员决定了今后的行动方向：支持中国受害者反对日本政府的法律诉讼案。
（四）和平之旅的意义
草根院所组织的中国和平之旅改变了一些日本人原有的对战争的看法和理解。1997年，由“日本遗族会”(the Association of the War Bereaved)赞助，日本政府也组织了一次中国之行，所有参加者均接受资助。其中有一位女士，她父亲“二战”时死在中国，由于母亲已是高龄，不能长途旅行，所以由她前往中国祭拜。她发现所有参加这次活动的人都认为自己是战争的受害者，而从没考虑过日本军队的侵略性。因此，他们憎恨、蔑视中国人，但是他们又害怕中国人，于是在旅馆里，他们关起门悄悄举行纪念“二战”死难者的仪式，以免祭奠的香烟味飘出门外。整个活动中日本人和中国人没有接触，更不用说什么交流。这位女士认为，相比之下草根院所发起的中国和平之旅要成功得多，藉此，她认识到父亲的死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导致的，而不是中国。从此她也开始对中国人产生了友好与同情之心。
如上文所述，参加和平之旅的成员，在了解到日本使用生化武器的真相之后，都决定支持中国受难者们所采取的法律行动。这表明：通过这样草根层面上的交流活动，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开始有了真正的理解与信任。
（五）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战后东京审判会上，发动细菌战争的军方头领逃脱了惩罚，原因在于他们私下里把收集到的细菌战的资料以及用囚犯和老百姓做实验的人体生物资料送给了美国。随后，这些资料数据被美国运用到了朝鲜战争中。更有甚者，这些高级军医在医药学领域居然还享有颇高的社会声望。这种姑息养奸的行为最终导致了战后日本医药界最大的一次丑闻：1982～1986年，这些战争罪犯制造出被感染了的血液样本用于血友病治疗，尽管他们清楚产品已经被艾滋病病毒污染，还是把它们拿到市场上出售。虽然这些人最终被一一逮捕，但我们必须提高警惕，防止将来再次发生这种泯灭人性的犯罪行为。
1999年，草根院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细菌战争爆发始末》(15)，详尽记载了日本军队在中国发动细菌战的情况。草根院的成员觉得他们有责任正视“二战”时日本所犯下的罪行，并将真相公布于世。太多的日本人对日本的侵略史一无所知，而在教科书上这段历史也常常被抹杀掉。在看重日本作为原子弹受害者的同时，和平教育更应当强调“二战”中日本的嗜战性。如果政府拒不承认原有的罪行，日本将会被国际社会孤立。为了完成和平教育这一使命，草根院组织的活动与国际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迫切。
值得庆幸的是，根据2005年5月29日《高知新闻报》统计，57%的日本人认为首相小泉不应该参拜靖国神社，因为他们希望与中国建立更加友好的关系。
结语
根据联合国出版的《世界各地的和平博物馆》(Peace Museums Worldwide)一书统计，日本和平博物馆之数量达世界之最(16)，有52所。然而，其中近50所和平博物馆的展出只注重日本作为“二战”受害者的一面，如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以及美国空袭事件。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规模较大的博物馆如京都世界和平博物馆和大阪国际和平中心，以及一些小规模的私人和平博物馆开始同时展出日本的侵略历史，草根院便是其中之一。这是因为人们认识到仅仅表现日本作为受害者的形象是对历史不公正的体现。草根院这所小型博物馆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但强调和平教育，而且也注重冲突的化解。2001年有关和平博物馆创办宗旨的问卷调查表明，48所和平博物馆中36所认为建馆宗旨是进行和平教育，而只有4所回答其目的是化解冲突。这种以化解冲突为展览主题不多见的现象，主要是因为这一问题尤其涉及到日本侵略历史方面时，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很容易遭受来自民族主义者的挑衅。而草根院最大的特色之一就在于对这一敏感主题的处理，它不仅如实展示日本的侵略历史，而且努力寻求化解日中两国冲突之佳径。
在和平教育方面，草根院不仅注重课堂上和平知识的传达，而且强调通过各种实践活动给人们以直观的感受，如举办演讲、实物展览、各种团体聚会等，让人们在亲身经历中体会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珍贵。在化解冲突方面，草根院多次组织中国和平之旅，让人们有机会与中国的战争幸存者直接交流，了解历史的真相，并帮助中国人处理要求日本道歉并赔偿的法律诉讼案件，这些活动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促使部分日本人和部分中国人之间达成了谅解。可见，尽管草根院规模不大，但它在促进和平、保护环境以及通过和平教育增进中日和解方面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草根院所出版的关于日本侵略史的小册子，将会是和平教学与研究中极好的素材。
针对日本政府极力否认其侵略行径，以及当今绝大多数日本青年不知本国侵略历史的这一现状，和平博物馆应当义无反顾地担当起反省近代历史、宣传和平思想的重任。草根院的个案研究表明，和平博物馆在和平教育、和平研究和化解冲突方面，将会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17)
注释：
①②详见1992年笔者与西森茂夫先生的访谈记录。
③西森茂夫：《和平之风吹临日本和世界》(Peace Wind Blow in Japan and Wold)，载于侨本佐内等编《和平宪法的捍卫与传播》(Protect and Spread the Peace Constitution)，东京：神桥枢旁杉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页。
④草根院的《参观指南》有日文版和英文版，其英文指南为笔者所译。
⑤⑨(13)《日本侵略历史应该这样写！》，《朝日报》，2001年7月3日。
⑥《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在教科书上差异一目了然》，《高知新闻报》，2001年6月30日。
⑦自1954年美国在比基尼岛进行氢弹试验以来，高知的渔民长期受到强烈的核辐射影响。1985年高知市高年级学生开始调查这一情况，发现超过856艘渔船上的渔民情况严重。详见比基尼氢弹试验调查组编《永不忘比基尼海域》(The sea of the Bikini Atoll will never forget)。东京：平和文化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
⑧详见1992年笔者与西森茂夫的访谈。
⑩底特律和平中心(Peace Center and Gallery,Detroit)建于1986年，其目的是“运用艺术的创造力、影响力和说服力来教育和感化人们，从而实现世界和平。一切冲突都能够用非暴力的方式解决”。见《世界各地的和平博物馆》，联合国组织1998年版，第71页。
(11)奥地利和平博物馆(The First Austrian Peace Museum)建于1993年，为“和平教育的会议中心和交流中心”。见《世界各地的和平博物馆》，第22页。笔者在1993年11月8日参观此馆。
(12)挪威诺贝尔和平学院(the Nobel Peace Centre,Norway)建于2005年6月11日，是一所“保存人类为实现和平所做的各种努力，以及介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情况及其活动”的研究机构。
(14)详见《高知市的战争遗物》(War Remains in Kochi)，［日］高知草根院2000年版，第98页。
(15)西森茂夫编：《细菌战争爆发始末》(The Germ War was Waged)，［日］高知草根院1999年版。
(16)达根·皮特·凡登、鲁塞·乌塞拉·马瑞亚编：《世界各地的和平博物馆》，联合国组织1998年版。
(17)在国际上，草根院与中国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一直保持着联系。1992年英国布拉福德大学举行第一届世界和平博物馆会议之后，草根院也开始和世界上其他和平博物馆积极进行交流。2005年在西班牙格尔尼卡(Gernika)召开的第五届世界和平博物馆大会上，草根院常务秘书韩国籍的金英晚(Yeongwhan Kim)女士当选为国际和平博物馆网站时事通讯的编辑。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10期
【原文出处】《江海学刊》(南京)2006年03期第132～138页
【作者简介】山根和代，日本高知大学人文和经济学系讲师。
| 【内容提要】 | 日本政府的和平教育存在较大的问题：只注重日本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形象，而忽略亚洲其他国家人民遭受日本蹂躏的苦难经历。然而由民间自发建立的和平博物馆——草根院却客观地展现了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历史，并积极组织各种活动，努力化解日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冲突，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和平教育与研究、化解冲突和宣扬和平思想方面中，草根院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
高知市草根院的创办
草根院(the Kusa no Ie)位于日本西南端高知市中心，始建于1989年，创办人为土佐中学的生物教师西森茂夫(Shigo Nishimori)。在日文中，“kusa”为“青草”之义，“ie”则为“院子”之解。前任院长西森茂夫曾对“kusa”作出这样的阐释：“草是自然万物生长的起点，继而成木成林，飞禽走兽于林中和睦相处。这种自然发展模式对具有草根性质的和平运动有很大借鉴意义。”①此外，取名为“kusa”的缘由还在于：和平与环境问题密切相连。西森茂夫认为在当今社会，“对自然的破坏是另一场战争”②。因此，从博物馆的名字可知，草根院主要涉及两大主题：和平与环境问题。
西森茂夫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他认为“基督徒应该担当起阻止社会堕落的先驱角色”③。恩格·斯科尔(Inge Scoll)所著的《永远的怀特·罗斯》(White Rose Will Not Fall)一书对西森茂夫的和平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书中德国学生怀特·罗斯因反对纳粹主义而面临死亡威胁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以及他们（反纳粹者）听从上帝的召唤，即便是孤军作战也要坚持正义的精神，坚定了西森茂夫作为基督教徒应当维护和平的信念。于是当他还是北海道大学的学生时，西森茂夫就积极投身于20世纪60年代反对战后“日美安全条例”、维护日本宪法第九条“禁战规定”的社会运动之中。然而，西森茂夫产生创建一所和平博物馆的念头源自1978年他作为数个社团组织的代表参加联合国首届裁军特别会议。在呼吁和平的展示会上，西森茂夫身穿一件T恤，上写着“不再有广岛惨案”、“不再有长崎惨案”，这时一个美国人冲他喊道：“不要忘了珍珠港！”并一把抓住他的衣领，西森茂夫对此震惊不已。但同时更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在美国，各色人群无论是非裔美国人还是印第安人，无论是音乐家还是信教徒都十分热心地参加倡导和平活动。西森茂夫开始思考如何以社区为基础开展和平教育。1978年他开始收集家乡经历“二战”的资料：1945年7月4日高知市曾遭受美军空袭，死亡人数约400余人；并决定和几位志同道合者自发为这次空袭举办一次展览。首届高知空袭事件展览于1979年7月4日在高知市民图书馆举行，参观人数多达9000人，其人数之多超出了西森茂夫的估计。在此需要指明的是，当时日本校园里的和平教育一般被理解为组织去一趟广岛和长崎，体会一下原子弹爆炸的灾难性后果。然而当高知市主要报纸《高知新闻报》从1月15日到7月9日连续刊登26期题为“这里也曾经是战场”的系列文章时，正如高校教师佐藤谦作(Kensaku Umebara)所言，高知空袭历史逐渐被认为是进行校园内和平教育的又一重要内容，教师们也逐渐认识到建立在社区基础上的和平教育的重要性。然而，在举办过程中，西森茂夫和他的同伴们遇到了一个难题：如何保存战争遗留下来的珍贵物品。如果展览结束后物归原主，那么这些历史见证很有可能流失民间或遭破坏。于是，他向高知市政府建议创办一所和平博物馆来保存战争遗物，但政府以“缺乏资金”的理由予以拒绝。最终促使西森茂夫下决心建立一所私人和平博物馆是成立于1982年的高知自由与民权博物馆的展出情况。自由与民权博物馆为高知市政府和辖区政府共同资助建立，但是其展出内容仅局限在1874～1892年的历史。很显然，市政府为了避免触发任何有关战争的言论，有意回避了1894～1895年中日战争的史实。面对这种情况，西森茂夫甚至提出愿意提供地皮来资助市政府另建和平博物馆，但仍然遭到政府否决，可见其真实原因不是资金问题，而是政治因素。于是，西森茂夫决定自筹资金，将自家5年前才盖好的新房子改建成一所私人和平博物馆。
草根院建立于1989年11月11日，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日——被称之为“和平日”。博物馆总面积近210平方米，共四层，耗资6000万日元。截至2005年5月21日，草根院成员已有800余人，包括教师、学生、退伍军人、护士、家庭主妇、和平主义者等各阶层人们。博物馆只有一名行政秘书，许多成员包括笔者在内都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在此服务。
正如草根院《参观指南》所指出的，其建馆宗旨是努力创造一个和平的社会④。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草根院的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1.收集与战争、和平相关的资料，利用实物进行和平教育，向下一代人揭露战争的真相与灌输和平的价值。
2.介绍和平教育的相关信息，帮助教师了解和平教育的目的和内容，指导他们特别是年轻教师如何有效地进行和平教育。
3.有系统地进行和平学研究。
4.与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作抗争，提倡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
5.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和平学研究网络。
6.举办演讲、影视、音乐会、展览等各种文化活动。
7.出版和平主题的书籍和通讯物。
总的来说，草根院的活动大致可分为三个范畴：宣扬和平，保护环境，促使日本和其他国家（如中国、韩国）就历史问题达成谅解。下文将对这三方面内容作进一步论述。
草根院的和平教育与和平运动
（一）和平展览
自1979年首届展出之后，草根院每年举办一次高知空袭展览活动，每一次的主题均不相同。值得注意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侵略历史开始成为展览的主题，如1991年“从日中战争(1931～1945)到海湾战争：什么是侵略？”1992年“战争的三方面：侵略、压迫、不负责任”。展览会上除了陈列有关高知空袭事件的物品之外，也展出了日本入侵中国的照片。展览促使人们认识到日本既是“二战”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发动战争的侵略者。根据2001年问卷调查，全日本48所和平博物馆中有25%（12所）展示了日本的侵略历史，草根院就是其中之一。
草根院的展览还涉及到教科书事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的“二战”经历，尤其是日本侵略其它亚洲国家的史实，没有在教科书中得到如实的反映。直到1996年迫于这些国家施加的压力，这段侵略史才在中学高年级课本中有所提及。为了让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们了解教科书事件，草根院分别于1995年和2001年举办了两次教科书展览会：1995年7月4～11日的展览由草根院高知空袭展览执行委员会、支持教科书诉讼案的教师联会共同举办，以战争和教科书为主题。展览不仅表现了日本教育当局是如何粉饰南京大屠杀的，而且还强调了教科书上没有出现的731部队和亚洲妇女被强迫充当慰安妇的事实。2001年6月29日～7月4日的展览以倡导和平为主，属于一年一度“高知和平之浪”的活动内容之一。大会在介绍1872年至今日本教科书演变历程之余，也同时展出了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记述日本侵略史实的教科书籍。日中友谊会主席福田次郎(Kenjiro Fukuda)对此评论道：“亚洲其它国家的人民相当了解日本的侵略历史，但很多日本人并不知道。我希望市民们能够正视过去的历史，理解历史，并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教育。”⑤日本教科书和亚洲其他国家的课本对日本侵略行为的描述截然不同，“很明显，这种差异是由日本的政治和社会气候决定的”⑥。然而，令人振奋的是，草根院所举办的教科书展览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人们了解这种差异。
此外，当前时事也是草根院所关注的问题之一，如日本派遣海外自卫队事宜。这些问题往往因为过于“政治性”，而不在公共和平博物馆的展览之列。然而当1992年国会通过议案决定首次派驻海外自卫队执行维和任务时，草根院认为这一议案违反了宪法第九条禁止派遣武装力量参加此类行动的规定，于当年举办了有关自卫队的物证展览以示抗议，并每年以不同的主题形式举行相关的展览活动，如2004年第26届展览会就涉及到日本侵华战争、伊拉克战争、巴以冲突、比基尼岛事件⑦等。
（二）和平教育与研究
1.和平教育
和平教育是草根院活动的重点所在。从小学生到大学生以及成年人，纷纷前往草根院参观，期望了解战争的真相与和平的现状。例如1991年来自11所学校的学生参观了这所博物馆，并聆听了一位高知空袭幸存者的报告。85岁的坂本仁惠(Kimie Sakamoto)向学生们讲述了自己在“二战”期间的经历。她在那次空袭中失去了右手，“当低头看见自己的右手掉在地上的那一刹那，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时的恐惧和悲痛心情”⑧。一位六年级的学生近藤美雪(Miyuki Tsugita)曾写下观后感：“从坂本仁惠女士身上，我懂得了和平与生命的可贵。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认为这没有什么稀奇的。我希望世界永远和平，生命永不浪费。我非常感谢坂本女士教育了我和平与生命的重要性。”⑨不仅仅是学生，就连年轻的教师也被坂本仁惠的经历所触动。出生在战后的他们，对战争的残酷知之甚少。
像坂本仁惠一样经历过高知空袭灾难的幸存者因年事已高而逐渐减少。为了使坂本仁惠的经历能够继续作为和平教育的例证，草根院将她的演讲刻制成了录像带。这是向下一代人传达战争记忆的方式之一。此外，草根院在1992年成立了以战争与和平为主题的演讲团，其成员随时可以接受学校邀请进行和平教育的演讲报告。
2.高知大学的“和平研究”课程
高知大学于1987年开设“和平与裁军”课程，笔者是讲师之一。来自人文、科学、教育和农业务系的150名学生选修了这门课程。2001年的课程题目为“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之间的和平问题”，重点讲述日中关系与日韩关系。草根院的成员经常受到邀请给学生讲课。西森茂夫就日中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发展做了一系列的讲座。学生们在了解日本侵略中国的史实之后感到非常震惊，因为这些历史真相从没在学校听说过。佐藤谦作(Kensaku Umebara)就日本作为受害者和侵略者的双重角色做了演讲，尤其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对韩国的侵略行径以及大批韩国人被迫前往日本做工的事实。爱瑞克·桑姆斯(Erik Somers)博士是唯一的外籍教师，通过他的讲课，学生们第一次接触到日本入侵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历史：1942年3月日本占领东印度群岛，取代荷兰殖民地政权，直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印度尼西亚才获得独立。课后，有学生写下这样的感想：“我认为我们应该记住过去所犯的错误，因为这对促进与亚洲其它国家乃至世界的交流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演讲和展出是相当有价值的，是了解和平的好办法，因为（学者们的）观点与日本人很不一样”；“日本应该解决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应该面对过去的所作所为。在学校我们并没有被告知历史的真相，如果我们受到真正的教育，那么我想我们将会努力解决一些问题。”由此可见，通过介绍学者前往中学和大学做演讲，草根院作为和平教育中心，在儿童、学生、年轻教师乃至普通大众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营造和平文化
草根院一直在努力营造一种和平文化氛围。每年夏天，高知市工会、妇女会等30个社团常聚集在一起，举办各种活动。1983年活动取名为“和平节”，在1996年增加了艺术节目之后改称为“和平之浪”。其秘书处设在草根院。“和平节”期间，大人和小孩们折成许多纸鹤来装饰高知市在“二战”中遭受炮火袭击的商业区。这一传统自1983年一直延续下来，如今高知地区的纸鹤已有150万只，其中也包括一部分学生在和平教育课堂上所折的纸鹤。根据日本的传说，鹤有千年寿命，一千只纸鹤则代表着幸福长久的生活。在日本的和平运动中，纸鹤象征着远离战争、远高核武器的和平日子。这表达了各个年龄阶层的人们渴望和平、祈求和平的愿望。
从1984年开始，草根院在“和平节”上每年放映一部电影，称之为“和平电影日”，例如1992年放映的是《北纬15度：菲律宾的双重任务》。这部电影讲述的是日本士兵在“二战”期间被派往菲律宾，既是侵略者同时又是受害者的双重经历。这部电影的播放可谓正是时候，因为当时正值亚洲其它国家的人们和社会团体要求日本政府为其战争行为表示道歉，并且做出赔偿。
1984年7月，草根院还举行了一场以反核武器为主题的音乐会。与会者大多数是当地居民，会上男女老幼载歌载舞。其中一位广岛原子弹爆炸的生还者向人们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谈到了核武器的可怕以及和平的重要性。此外，1984年以来，草根院每年都举办一次和平艺术展览，并在1993年成立了高知和平艺术协会，1995年开始出版杂志《和平与艺术》。展览会上有绘画、摄影、木雕、书法等各种形式的展出，处处体现了和平的主题。类似这样的和平文化活动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在美国暴力电影充斥银屏的今天，过多宣扬一种暴力文化对孩子们的成长并没有好处。
（四）保护环境：“宪法之林”
除和平教育之外，环境问题是草根院的另一大议题。在当今社会，破坏环境被看作是另一种战争，威胁到我们维护和平、保证生活质量的权益。与和平教育一样，保护环境的教育对下一代人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
草根院开展爱护环境的活动之一是鼓励人们植树造林以纪念和平。“宪法之林”诞生于1995年5月：5月3号是全民性的节日，用以纪念宪法在这一天通过第九条禁战条款（日本宪法颁布于1946年11月3日）。人们对这一条款的修订感到非常自豪，因为条款明确禁止发动任何战争、反对战用装备的维修以及否定政府对外宣战的权利。
然而，要求重修第九条宪法的呼声不断，因为政府在1995年首次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参加维和任务，声称这是“具有国际意义的贡献”，于是第九条宪法自然有碍于政府的行动。对此，草根院却认为真正意义的“国际贡献”，应该是政府将第九条宪法的精神传达给日本人，进而传播到整个世界。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草根院的一名成员捐出2.3公顷的土地来种植树苗。当时树苗的种类达40余种，共计1400株。到2005年已有55种，4800株。“宪法之林”取自第九条宪法之名，是草根院的人们追求和平和美好环境的意愿表达。其名声在日本很快传播开来，1995年从其他地区如广岛、姬路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如同幼苗呵护得当可成参天大树一样，从小培养下一代人爱好和平与保护环境的意识，他们长大了一样可以担当21世纪维护和平的栋梁。
“宪法之林”不仅得到草根院成员的支持，而且还受到热爱环境的人们的关注。在首次植树的当天，除了负责栽树的77位成员外，许多市民也参加了这一活动。在草根院的课堂上，孩子们为这次活动画了一幅巨画。这幅画在市中心艺术馆展览，1997年又被送到乌兹别克的撒马尔罕和平与团结国际博物馆(International Museum of Peace and Solidarity in Samarkand)展示，之后又经由布拉德福(Btadford)大学的和平博物馆网络在世界各地的和平博物馆展出。同时，艺术家鸟居昭美(Akiyoshi Torii)也以“宪法之林”为题作了一幅木版画，并在底特律和平中心艺术馆⑩、奥地利和平博物馆(11)、挪威诺贝尔和平学院(12)相继展出。
为日中谅解所作的努力
日本政府的和平教育过于强调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而忽视日本对其它亚洲国家的侵略行为。核武器所造成的灾难是如此可怕，通过广岛和长崎的例子教导下一代青年在今后禁用这种武器当然是非常必要的。但同样必要的是，告诉青年人“二战”期间日本的侵略史实，尤其是在如今教育部将这一史实排斥在教学大纲之外的情况下。鉴于此，草根院于1991年安排了一次中国和平之旅，以调查“二战”时日军在中国的情况。前院长西森茂夫之所以这么做，其原因是为了揭露高知地区的士兵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他曾于1987年由历史教育协会组织第一次前往中国，了解到日本的侵略行径。之后，他想找一本关于高知军队的地方性史书，但发现书上记载的全是高知士兵们在中国奋战的事件。于是他组织了这一次特别的中国之旅，来考查高知军队在中国的侵略行为。
（一）中国和平之旅
首次中国和平之旅始于1991年，其目的一方面是调查日本的侵略情况，另一方面是为了促进日中人民的友谊。期间草根院的成员参观了高知日军曾经侵略过的地方。这不是简单的观光旅游，成员们遇到过各种尴尬的局面：如一位中国老人对他们说：“我不想见到日本人，我到死都恨你们。”1998年一位老人对包括笔者在内的日本游客说：“你们不是日本人吧，因为你们看上去挺和善。”这话听起来不得不让人感到震惊，但同时也反衬了日军在战争期间的残忍行径。
自1991年以来，草根院相继组织了六次和平之旅。调查结束后，草根院将亲眼目睹高知日军暴行的证人的证词编成小册子，题为《“牢记历史，吸取教训”：中国和平之旅的报告》，并将之作为和平教育与研究课堂上老师和学生的用书。书中记载的史实骇人听闻，其中一篇讲述的是一个中国孕妇怎样被日军杀害以及日军怎样从她子宫内剥出婴儿的过程。而诸如此类的事实，在教育部的高压之下始终未能载入教科书中。正因为如此，该手册的出版受到了媒体的高度关注。1992年，草根院七分之二的学生再次参加中国和平之行，他们当中一位在小册子中写道：“了解中国人民对日本人的看法是有好处的，虽然以前很少听到一个中国人说恨日本人恨之至死，但考虑到日本在战争中对中国的所作所为，我觉得中国人有这样的想法是自然的。当我们参观一个曾经惨遭日军蹂躏的村庄时，我们受到了热情的款待，这使我感到非常愧疚。我想我应该站在其它国家人民的立场来看待问题。”(13)草根院为数次和平之旅先后出版了五本小册子，均被作为教学材料，其教育对象不仅是年轻人，而且还包括那些对日本侵略战争一无所知的人们。草根院同时还展出中国受害者的一些照片，充分证明了侵略的真实性和战争的残暴性。
西森茂夫认为，中国和平之旅的意义在于促使人们在解决冲突时从暴力倾向向非暴力转变。这一意义从人们积极筹建反战纪念碑的举动中得到很好的体现。1992年9月18日，一座巨大的反战纪念碑在高知市乔赛(Johsei)和平公园落成，以此承诺日本将不对中国开战。之所以选择这一日期，是因为9月18日是中国人永远难忘的日子，1931年的这一天日本军队向沈阳的中国驻军发起了进攻，从此拉开侵略战争的序幕。反战纪念碑高4.5米、宽1.9米、重4.5吨(14)，耗资约250万日元，款项皆为市民自愿捐赠。
由于日本侵略的历史从来没有被清楚地写在公立学校的课本之中，许多大学生在高知大学的和平学研究课上读到草根院印发的小册子时，都感到相当震惊。这种情况表示，日本的和平教育是很不完善的：光注重日本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而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日本的侵略性。
（二）如何向下一代教授历史？
一般而言，包括笔者在内的草根院成员是通过与中国老一辈人的交谈，来了解日本军队过去对中国人民所造成的伤害。而在1998年，我们有机会与年轻一代人接触，来看战争的历史留给他们怎样的印象。我们首先采访的是来自湖南省长沙市的常春园和常文元两兄弟，他们分别出生于1945年和1948年。“二战”期间日军杀害了他们的祖父和父亲。两兄弟没有任何战争的直接体验，但经常听姥爷描述当时的情形：一家人为躲过可怕的空袭从北方的辽宁一路逃到湖南。路程之长，相当于从日本的北海道到九州。我们听了感到非常吃惊，不禁想到在中国不知道还有多少个像这样的日军空袭事件。然而在日本，遭受美军空袭的城市我们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两兄弟还告诉我们他们不但从姥爷那辈人听到关于战争的情况，而且从书上、电影电视中也能了解到南京大屠杀、日本的细菌战争。
在教授历史方面，中国和日本存在很大的差异：在中国，不管是家庭、学校还是社区都普遍教授“二战”时日本的侵略史，而在日本这段历史或多或少地受到轻视，例如，教育部完全删掉了历史书中日本细菌战争和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已故的东京教育大学名誉教授松井三郎(Saburou lyenaga)曾编写了一本高中历史教科书，但此书被教育部禁止出版。1965年松井三郎起诉教育部，直到32年后的1997年法院才判他取得部分胜利：有关731部队和细菌战事部门的内容开始出现在高中课本上；日军强迫亚裔妇女充当慰安妇的事实也于1998年开始有所记载。然而，2005年4月教育部又批准了一批新教材的发行，这批教材严重歪曲史实，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和殖民政策大唱赞美之歌。中国对日本肆意篡改历史的行为提出了强烈抗议，但日本媒体多倾向于只报道中国人的抗议，而没有解释其抗议的原委。
上个世纪90年代各保守派团体开始攻击以日本侵略史为展览主题的公共和平博物馆。这些团体成员都是些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他们誉以“二战”赞美之辞，称为“圣战”。1998年草根院几乎天天接到恐吓电话，但成员们仍然继续对日本在中国的侵略行为进行调查，为的是让人们了解历史的真相，以此教育下一代。
（三）关于日本细菌战争的调查
1998年中国和平之旅的目的之一是调查日军在“二战”中进行的细菌战争。草根院成员访谈了一些中国人，并得知事件发生在1941年湖南省常德市，同时他们还了解到生物武器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以及日本在1943年发动的更大规模的进攻。刘意塔(Liu Ita)先生向草根院成员谈起了1941年的细菌战争，何英春(He-yingchen)女士告诉他们当年她在20天内失去了6位亲人。1997年2月何女土与另外107位中国人发起了一场针对日本政府的法律诉讼，要求日本向他们道歉并赔偿。他们都清楚地知道1941年日本使用生物武器的真实意图，他们向草根院成员们讲述当时所遭受的苦难，并指明日本政府所应该承担的责任。
刘先生出生于1936年，1998年时已经62岁。他告诉草根院成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他把日本当作终生的敌人。但他能区分日本军人和普通市民，他认为现在自己和草根院成员一样都在为同一目标——和平而奋斗。对于1941年细菌战争刘先生写了如下报道：“11月4日，日本飞机在常德市投下染上了瘟疫的大豆、稻谷、布料和棉花。结果，许多人开始生病并死去。具体死亡人数不是很清楚，但至少有3000人。许多人认为近15000人死于这场瘟疫。”
1.细菌战争生还者何英春的证词
何英春出生于1934年，现已64岁。在讲述那一段经历时，她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以下是她的证词：“在我家，没人想要忘记过去。1996年当政府请我接待一个日本研究团体时，我说：‘我恨日本人，我不想见到他们。’当年我家开了间药铺，生活很幸福。但在1941年我在二十天内失去了六位亲人。我嫂子死的时候，我们甚至不能哭，因为我们害怕被发现没有把她火化，我们埋了她。家没了，药铺也关了。我的兄弟没被染上瘟疫，但死于日本空袭。我非常恨日本人。但像毛主席说的，我开始认识到是日本军人、而不是日本老百姓，应该受到谴责。我在日本10个地方就自己的遭遇做了演讲，当一个731部队的家属为日军在战争期间犯下的暴行向我道歉时，我被感动了。我发现大多数日本人是友好的。1997年2月我们听取了有关细菌战争的审判，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日本政府仍然不承认它在中国使用了生化武器。我希望你们支持我们的行动。我要求日本政府为战争期间对我们造成的巨大损失进行道歉并给予补偿。”
这次和平之旅的成员都知道731部队的存在，因为三年前其中的一名成员曾在《高知新闻报》上发表文章揭露731部队在中国的行径，然而在了解日本生物武器给常德地区的人们带来的痛苦之后，所有的成员异常震撼，因为在此之前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像这样惨无人道的事情。
2.1943年的常德之战
在这次调查中，草根院成员还访问了一位当地历史学家叶军凯(Keh Jung-K'ai)，他写了一本书专门记载1943年日本进攻常德的情况。据说当年10万名日本兵占领了常德，这座拥有千年历史的美丽城市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几成废墟。当时一位美国记者声称，只有一座西班牙教堂和一个小旅馆幸免于炮火的摧毁。在书中，叶军凯详尽地记叙了日军犯下的种种暴行，其中一个例子是一位老妇人以不同形式失去她的亲人：两个兄弟死于空袭，伯父死于生化武器，侄女被19名日军强奸致死，而当她的房子被炮弹击中时她也受伤了。
当叶军凯谈到要求日本政府公开道歉并提供补偿时，一些战争幸还者告诉他说他们宁可杀掉几个日本人，也不要什么补偿。叶军凯同时还提到一些日本士兵也死于1941年细菌战所带来的瘟疫，这表明日本认为对常德的占领比死几个日本兵意义要大得多，日本的军国主义头领既不顾中国人民的痛苦，也不管日本人自己的死活。
史实听得越多，草根院的成员们越是为自己身为日本人感到羞愧。叶军凯认为只有当公众舆论迫使日本政府为过去的战争历史担负起责任时，中日两国人民才能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友谊。这促使草根院的成员决定了今后的行动方向：支持中国受害者反对日本政府的法律诉讼案。
（四）和平之旅的意义
草根院所组织的中国和平之旅改变了一些日本人原有的对战争的看法和理解。1997年，由“日本遗族会”(the Association of the War Bereaved)赞助，日本政府也组织了一次中国之行，所有参加者均接受资助。其中有一位女士，她父亲“二战”时死在中国，由于母亲已是高龄，不能长途旅行，所以由她前往中国祭拜。她发现所有参加这次活动的人都认为自己是战争的受害者，而从没考虑过日本军队的侵略性。因此，他们憎恨、蔑视中国人，但是他们又害怕中国人，于是在旅馆里，他们关起门悄悄举行纪念“二战”死难者的仪式，以免祭奠的香烟味飘出门外。整个活动中日本人和中国人没有接触，更不用说什么交流。这位女士认为，相比之下草根院所发起的中国和平之旅要成功得多，藉此，她认识到父亲的死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导致的，而不是中国。从此她也开始对中国人产生了友好与同情之心。
如上文所述，参加和平之旅的成员，在了解到日本使用生化武器的真相之后，都决定支持中国受难者们所采取的法律行动。这表明：通过这样草根层面上的交流活动，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开始有了真正的理解与信任。
（五）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战后东京审判会上，发动细菌战争的军方头领逃脱了惩罚，原因在于他们私下里把收集到的细菌战的资料以及用囚犯和老百姓做实验的人体生物资料送给了美国。随后，这些资料数据被美国运用到了朝鲜战争中。更有甚者，这些高级军医在医药学领域居然还享有颇高的社会声望。这种姑息养奸的行为最终导致了战后日本医药界最大的一次丑闻：1982～1986年，这些战争罪犯制造出被感染了的血液样本用于血友病治疗，尽管他们清楚产品已经被艾滋病病毒污染，还是把它们拿到市场上出售。虽然这些人最终被一一逮捕，但我们必须提高警惕，防止将来再次发生这种泯灭人性的犯罪行为。
1999年，草根院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细菌战争爆发始末》(15)，详尽记载了日本军队在中国发动细菌战的情况。草根院的成员觉得他们有责任正视“二战”时日本所犯下的罪行，并将真相公布于世。太多的日本人对日本的侵略史一无所知，而在教科书上这段历史也常常被抹杀掉。在看重日本作为原子弹受害者的同时，和平教育更应当强调“二战”中日本的嗜战性。如果政府拒不承认原有的罪行，日本将会被国际社会孤立。为了完成和平教育这一使命，草根院组织的活动与国际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迫切。
值得庆幸的是，根据2005年5月29日《高知新闻报》统计，57%的日本人认为首相小泉不应该参拜靖国神社，因为他们希望与中国建立更加友好的关系。
结语
根据联合国出版的《世界各地的和平博物馆》(Peace Museums Worldwide)一书统计，日本和平博物馆之数量达世界之最(16)，有52所。然而，其中近50所和平博物馆的展出只注重日本作为“二战”受害者的一面，如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以及美国空袭事件。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规模较大的博物馆如京都世界和平博物馆和大阪国际和平中心，以及一些小规模的私人和平博物馆开始同时展出日本的侵略历史，草根院便是其中之一。这是因为人们认识到仅仅表现日本作为受害者的形象是对历史不公正的体现。草根院这所小型博物馆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但强调和平教育，而且也注重冲突的化解。2001年有关和平博物馆创办宗旨的问卷调查表明，48所和平博物馆中36所认为建馆宗旨是进行和平教育，而只有4所回答其目的是化解冲突。这种以化解冲突为展览主题不多见的现象，主要是因为这一问题尤其涉及到日本侵略历史方面时，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很容易遭受来自民族主义者的挑衅。而草根院最大的特色之一就在于对这一敏感主题的处理，它不仅如实展示日本的侵略历史，而且努力寻求化解日中两国冲突之佳径。
在和平教育方面，草根院不仅注重课堂上和平知识的传达，而且强调通过各种实践活动给人们以直观的感受，如举办演讲、实物展览、各种团体聚会等，让人们在亲身经历中体会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珍贵。在化解冲突方面，草根院多次组织中国和平之旅，让人们有机会与中国的战争幸存者直接交流，了解历史的真相，并帮助中国人处理要求日本道歉并赔偿的法律诉讼案件，这些活动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促使部分日本人和部分中国人之间达成了谅解。可见，尽管草根院规模不大，但它在促进和平、保护环境以及通过和平教育增进中日和解方面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草根院所出版的关于日本侵略史的小册子，将会是和平教学与研究中极好的素材。
针对日本政府极力否认其侵略行径，以及当今绝大多数日本青年不知本国侵略历史的这一现状，和平博物馆应当义无反顾地担当起反省近代历史、宣传和平思想的重任。草根院的个案研究表明，和平博物馆在和平教育、和平研究和化解冲突方面，将会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17)
注释：
①②详见1992年笔者与西森茂夫先生的访谈记录。
③西森茂夫：《和平之风吹临日本和世界》(Peace Wind Blow in Japan and Wold)，载于侨本佐内等编《和平宪法的捍卫与传播》(Protect and Spread the Peace Constitution)，东京：神桥枢旁杉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页。
④草根院的《参观指南》有日文版和英文版，其英文指南为笔者所译。
⑤⑨(13)《日本侵略历史应该这样写！》，《朝日报》，2001年7月3日。
⑥《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在教科书上差异一目了然》，《高知新闻报》，2001年6月30日。
⑦自1954年美国在比基尼岛进行氢弹试验以来，高知的渔民长期受到强烈的核辐射影响。1985年高知市高年级学生开始调查这一情况，发现超过856艘渔船上的渔民情况严重。详见比基尼氢弹试验调查组编《永不忘比基尼海域》(The sea of the Bikini Atoll will never forget)。东京：平和文化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
⑧详见1992年笔者与西森茂夫的访谈。
⑩底特律和平中心(Peace Center and Gallery,Detroit)建于1986年，其目的是“运用艺术的创造力、影响力和说服力来教育和感化人们，从而实现世界和平。一切冲突都能够用非暴力的方式解决”。见《世界各地的和平博物馆》，联合国组织1998年版，第71页。
(11)奥地利和平博物馆(The First Austrian Peace Museum)建于1993年，为“和平教育的会议中心和交流中心”。见《世界各地的和平博物馆》，第22页。笔者在1993年11月8日参观此馆。
(12)挪威诺贝尔和平学院(the Nobel Peace Centre,Norway)建于2005年6月11日，是一所“保存人类为实现和平所做的各种努力，以及介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情况及其活动”的研究机构。
(14)详见《高知市的战争遗物》(War Remains in Kochi)，［日］高知草根院2000年版，第98页。
(15)西森茂夫编：《细菌战争爆发始末》(The Germ War was Waged)，［日］高知草根院1999年版。
(16)达根·皮特·凡登、鲁塞·乌塞拉·马瑞亚编：《世界各地的和平博物馆》，联合国组织1998年版。
(17)在国际上，草根院与中国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一直保持着联系。1992年英国布拉福德大学举行第一届世界和平博物馆会议之后，草根院也开始和世界上其他和平博物馆积极进行交流。2005年在西班牙格尔尼卡(Gernika)召开的第五届世界和平博物馆大会上，草根院常务秘书韩国籍的金英晚(Yeongwhan Kim)女士当选为国际和平博物馆网站时事通讯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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