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日本近代城市的法令传达
——揭示、抄读、印刷
渡边浩一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10期
【原文出处】《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04期第113～116页
【英文标题】 Transmission of Laws and Decrees in Contemporary Japanese Cities by Means of Publicity, Copying, Reading, and Printing
Dubianhaoyi
(Japanese Literary Research References Room)
【作者简介】渡边浩一，日本人，日本东京都国文学研究资料室研究员，主要从事日本史研究。
【关 键 词】日本/近代城市/法令传达/揭示/抄读/印刷Japan/contemporary cities/transmission of laws and decrees/made public/copying and reading/printing
中图分类号：D73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06)04-0113-(04)日
城市多为统治者的据点，因其管辖下的城市社会大多人口稠密、有着多种多样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也就存在着统治权不能充分达到的地方。统治者如何管理城市社会，是存在于多种多样的地域和时代中的共通的课题。以这样的问题意识为出发点，本文特别就早期日本江户的都市法令（町触）是以何种形态和组织来传达的，也即传达样式作概略性讨论。这也是就扩大史料形态论范围的一个尝试。
一、揭示
通过揭示来传达法令是从日本古代就开始存在的，不过，成为日本近世高札[1]（译者按：布告牌）直接前提的则是中世的制札（译者按：公告牌）。其形式是将用毛笔写在马驹型的板子上的法令悬挂在醒目之处。
日本近世的高札，虽然将中世的制札以传达的方式继承了下来，但双方本质上有着显著的区别。因为在近世，如后文所述，采取的是以町①、村庄为单位的将法令传达到社会底端的体制，极端地说，即使没有高札，法令的传达也是毫无障碍的。近世的高札主要被悬挂在城邑的关键场所，依石垣、栅栏、屋顶而设置。是一种显示重要的基本法令权威性的装置。从其内容来看，多是贯通了整个日本江户时代的不变的法令。为了使识字能力低的人也能理解，文体没有采用通常法令的候文，而是采用了假名混杂文。法令本身贯穿整个江户时代并被反复地传达，同时，还被采用为识字教育的范本，这样，对日本江户时代的人们来说法令就是属于众所周知的事情。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高札在18世纪中期以后逐渐变得形式化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高札墨迹变淡、板面破碎而变得无法读解以致被放任的现象时有发生。[2](P74)从这一点来看，即使高札处于无法阅读的状态，它庄严地挺立在城邑的枢纽地区的现象自身已经具有相当的意义。从该意义上说，日本江户时代后半期高札的机能已经由传达法令发展成为了统治的象征。
二、抄读
町触，是指在日本中世未见存在的一种法令传达样式。究其原因，直到日本进入江户时代以后，才达到了村庄或镇里必然有具有识字能力的人的水平。町触，多使用文字，偶尔也有以口头方式由镇的奉行所（一种管理机构）颁布、镇官员书写的情况。日本江户的町触的总数从1648年到 1868年共有17460条。②这些数目庞大的町触的传达样式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呢？
1.从町奉行所到名主
17世纪中叶的日本江户还不太大，单个町的数目不到300个。这一阶段的传达样式虽不明确，但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推测，当时比较多的情况是各镇的名主直接去镇的奉行所接受町触的传达。
而从17世纪的后半期到18世纪初叶，随着三人的町长者的行政机能充实，逐渐出现了町触的传达由三人的町长者通过交替进行承担。[3]这一时期的町触中，常常会出现命令名主或月行事 （日本江户的名主通常将数个镇划为管辖区域，因此在没有名主的町里，当家的或管家的以交替的方式担任月行事来代替名主完成行政功能。）携带笔墨纸砚到町的年长者家里去的记载。
1657年的日本发生了明历大火灾，以此为契机，江户开始规模扩大化，加上周边农村市区化的进展，有很多新的町依次被编入了町奉行的管辖地区，其结果是町的数目飞速增大，到1713年变成了933个町。这样，在名主的人数有所增加的同时，周边地区的町随着城市的扩大逐渐远离城市中心，各个名主直接去镇里的町长者家中书写法令实际上变成了非常困难的事情。
因此，从1713年左右起，在日本，名主联盟及其代表的年番（当年轮值）名主开始在法令传达中发挥作用。1722年出现了“名主番组”这一制度，将264名名主变成了17组。另外，靠近中心地区的町奉行所、町长者家的三个名主番组被指定为“小口”，将各个町分成三个区域，由各“小口”的替换制值勤的名主将都市指令传达到其属下的名主番组，然后再由各番组的替换制值勤的名主传达到其下属的各个名主。这样的都市指令传达系统，基本上一直持续到了1868年的日本幕府崩溃。
2.从名主到町内
名主或月行事将町触书写完毕带回后，宣读给镇内的家持（镇房屋或土地的所有者）与家守 （代替家持管理房产的人）听，同时也宣读给地借 （租地的人）和店借（租房屋的人）听。这样，在日本的镇内，传达法令的场所被共有，法令实现了由同一个声音直接传达。而这样的传达方式，是以拥有共同空间和语音的人们的关系具有极为人性的浓厚关系为前提的。并且，为了证明有关的重要法令得到了家持、家守的传达，作为被传达者，需要加盖印章（称町中连判。对地借、店借执行的同样程序被称为店连判），这样之后，盖有印章的帐面将被提交给镇内的长者。如此，城市的法令得以彻底地传达了。
这样一种方法，在日本的名主于“町”这一结构下将居民进行统合的17世纪是行之有效的。因为町对幕府承担劳役，而劳役往往并非家持自己亲自进行，而是由雇佣劳动力来代行的，名主从家持那里收取相当于劳役的金额然后从町内外雇佣人力完成劳役。通过类似的由名主执行劳役的业务，使得以町为单位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加紧密。
然而，到了18世纪初叶以后，在日本，存在于町以外的强大的商业、高利贷资本以及庞大的不在地主（译者按：不居住在所拥有的农地的地主）开始登场，而居住于町内的家持急剧减少。于是，町开始被不在地主的代理人的家守来运营，町原有的状态开始空壳化。[4]并且，如果邻近地区也出现商业、高利贷资本的话，包含上述庞大的不在地主的复数商人分别同更多的人结成借贷关系、雇佣关系、交易关系，从而形成了都市社会的核心。这样的新的社会关系的展开，使得旧有的以名主为中心的人际关系开始相对化。[5]
所以，在18世纪前半叶，町奉行所自身对町中连判、店连判的有效性也开始产生了疑问。至 18世纪后半叶已经逐渐空壳化。后来，到了日本宽政改革的1791年的町法修改（见下文叙述）时，以空壳化以及节减经费为由，町中连判、店连判被废除。于是，日本城市法令的彻底传达就需要有一种新的应对方法。
3.社会变化的对应
对应上述的社会变化而登场的町触的传达样式，则是揭示。
1720年日本享保改革时期，出现了一些变化：一就是出现了一些町触，要求将其写在板子或纸张上揭示于栅栏门等主要街道的醒目地方。二是，由于认识到町触往往难以传达到里店层（住在陋巷胡同里的下层居民），曾经考虑过让家守在胡同口等町内进行揭示，但由于这样会增加家守的负担，揭示的最终判断被委任给了各个名主。享保改革之后，町奉行所虽然表现出了短时间内对町触传达问题进行解决的姿态，但却并未能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不过，在较日本宽政改革稍早的时期开始，在法令文末指示揭示的町触开始有少量的出现，至 18世纪末的宽政改革期，需要揭示的法令有所增加，进入19世纪，揭示的指示再次减少。从19世纪的町触中可以看出，町奉行已经认识到了町触未能被很好地传达，揭示这一方法在彻底传达法令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都市的行政组织亦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三、印刷
1.木版印刷町触的登场
在日本最早被印刷的町触出现于1684年，时间相当早，其内容是当时的服忌令（有关服丧的规定）。这种最初作为町触被印刷出来的法令，因为未经出版许可，出版人被关入监狱。[6]从此事件看，当时有关该服忌令被印刷的需求，是出于对内容正确了解的要求，而不是作为城市法令传达的要求。因为当时的服忌令是长篇文章，其内容是关于与死者的亲疏关系不同，从而服丧的天数有所不同等的细微规定，出现了希望被正确印刷的要求。
2.需要木版印刷的法令
作为城市法令传达样式的木版印刷町触，出现于日本的宽政改革时期。1791年江户出现了“町法改正”这一缩减町入用（所谓町入用，指各个町的运营费用，由土地所有者按所有土地的规模大小来负担）的长篇町触。因为当时町入用的增大成为了贯穿日本18世纪的问题。
当时“町法改正”这一町触一共35条，内容非常细微。这对于法令传达十分不易，于是，在町奉行所内，以“反复书写会造成传达的不准确”为由，木版印刷开始被纳入探讨范围，为了法令的彻底贯彻，曾提出对名主263人、家持18,876人、家守16,726人每人各散发一册的方案。这样一共需要35,865册，数量十分庞大。后来，由于一部分名主认为这一方案在印刷时间、费用存在问题，同时也与该法令出台的意图相违背，反对实行。最终，采取每个町一册，一共发行了1000多部。
这样，在实施“町法改正”法令传达时，出现了对长篇文章及细微的内容进行彻底贯彻的需求，因此町触的传达问题逐渐受到进一步的重视，从而对旧有的传达样式进行全新探讨的需要也愈加紧迫起来。也许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出现了木版印刷法令的情况。
结语
对本文所叙述的内容加以总结，可以看出： (1)日本江户时代的法令传达样式存在高札、町触、木版印刷町触三种形式，但高札的传达机能是次要的。(2)为了贯彻让每个人都知道町触，首先进行的是揭示，其发展形态是木版印刷。(3)这种法令传达改变的背景是都市社会对信息需求的增大。可以说，近代的被合理化的法令传达并非存在于近世的统治者的动向的延长线上，是社会的信息需求的增大连结了近代的发展。
最后要提及的是，当时町触难以传达到的地方，往往是居住于陋巷胡同里的下层人民的地方、以及与其同等地位的被武士雇佣的居住在武士住宅里的人的地方。[7]这是值得思考的。
收稿日期：2005-08-25
注释：
①译者按：镇。“町”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镇、城市，一个是指城市里的行政区划。本文中，前者用镇，后者用町。
②《江戸町触集成》全19巻（塙書房、1994-2003年）中所收录的町触的数字。实际上的数字应该多于该数字。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10期
【原文出处】《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04期第113～116页
【英文标题】 Transmission of Laws and Decrees in Contemporary Japanese Cities by Means of Publicity, Copying, Reading, and Printing
Dubianhaoyi
(Japanese Literary Research References Room)
【作者简介】渡边浩一，日本人，日本东京都国文学研究资料室研究员，主要从事日本史研究。
| 【内容提要】 | 城市多为统治者的据点。因其管辖下的城市社会大多人口稠密，有着多种多样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也就存在着统治权不能充分达到的地方。统治者如何管理城市社会，是存在于多种多样的地域和时代中的共通的课题。以这样的问题意识为出发点，本文特别就近代日本江户的都市法令（町触）是以何种形态和组织来传达的，也即就其传达样式作概略性讨论。 Cities are mostly strongholds fortified by rulers. As most urban communities governed by rulers are thickly populated and characterized by various complicated social relations, there certainly exist places that the ruling power cannot fully reach. How should the rulers govern and manage urban communities? This is a common research project in all different regions and times. With this sense of the problem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e writer of this paper briefly discusses how the laws and decrees of Jianghu, a metropolis in Japan, are conveyed, i.e. the ways and means by which they are transmitted. |
城市多为统治者的据点，因其管辖下的城市社会大多人口稠密、有着多种多样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也就存在着统治权不能充分达到的地方。统治者如何管理城市社会，是存在于多种多样的地域和时代中的共通的课题。以这样的问题意识为出发点，本文特别就早期日本江户的都市法令（町触）是以何种形态和组织来传达的，也即传达样式作概略性讨论。这也是就扩大史料形态论范围的一个尝试。
一、揭示
通过揭示来传达法令是从日本古代就开始存在的，不过，成为日本近世高札[1]（译者按：布告牌）直接前提的则是中世的制札（译者按：公告牌）。其形式是将用毛笔写在马驹型的板子上的法令悬挂在醒目之处。
日本近世的高札，虽然将中世的制札以传达的方式继承了下来，但双方本质上有着显著的区别。因为在近世，如后文所述，采取的是以町①、村庄为单位的将法令传达到社会底端的体制，极端地说，即使没有高札，法令的传达也是毫无障碍的。近世的高札主要被悬挂在城邑的关键场所，依石垣、栅栏、屋顶而设置。是一种显示重要的基本法令权威性的装置。从其内容来看，多是贯通了整个日本江户时代的不变的法令。为了使识字能力低的人也能理解，文体没有采用通常法令的候文，而是采用了假名混杂文。法令本身贯穿整个江户时代并被反复地传达，同时，还被采用为识字教育的范本，这样，对日本江户时代的人们来说法令就是属于众所周知的事情。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高札在18世纪中期以后逐渐变得形式化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高札墨迹变淡、板面破碎而变得无法读解以致被放任的现象时有发生。[2](P74)从这一点来看，即使高札处于无法阅读的状态，它庄严地挺立在城邑的枢纽地区的现象自身已经具有相当的意义。从该意义上说，日本江户时代后半期高札的机能已经由传达法令发展成为了统治的象征。
二、抄读
町触，是指在日本中世未见存在的一种法令传达样式。究其原因，直到日本进入江户时代以后，才达到了村庄或镇里必然有具有识字能力的人的水平。町触，多使用文字，偶尔也有以口头方式由镇的奉行所（一种管理机构）颁布、镇官员书写的情况。日本江户的町触的总数从1648年到 1868年共有17460条。②这些数目庞大的町触的传达样式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呢？
1.从町奉行所到名主
17世纪中叶的日本江户还不太大，单个町的数目不到300个。这一阶段的传达样式虽不明确，但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推测，当时比较多的情况是各镇的名主直接去镇的奉行所接受町触的传达。
而从17世纪的后半期到18世纪初叶，随着三人的町长者的行政机能充实，逐渐出现了町触的传达由三人的町长者通过交替进行承担。[3]这一时期的町触中，常常会出现命令名主或月行事 （日本江户的名主通常将数个镇划为管辖区域，因此在没有名主的町里，当家的或管家的以交替的方式担任月行事来代替名主完成行政功能。）携带笔墨纸砚到町的年长者家里去的记载。
1657年的日本发生了明历大火灾，以此为契机，江户开始规模扩大化，加上周边农村市区化的进展，有很多新的町依次被编入了町奉行的管辖地区，其结果是町的数目飞速增大，到1713年变成了933个町。这样，在名主的人数有所增加的同时，周边地区的町随着城市的扩大逐渐远离城市中心，各个名主直接去镇里的町长者家中书写法令实际上变成了非常困难的事情。
因此，从1713年左右起，在日本，名主联盟及其代表的年番（当年轮值）名主开始在法令传达中发挥作用。1722年出现了“名主番组”这一制度，将264名名主变成了17组。另外，靠近中心地区的町奉行所、町长者家的三个名主番组被指定为“小口”，将各个町分成三个区域，由各“小口”的替换制值勤的名主将都市指令传达到其属下的名主番组，然后再由各番组的替换制值勤的名主传达到其下属的各个名主。这样的都市指令传达系统，基本上一直持续到了1868年的日本幕府崩溃。
2.从名主到町内
名主或月行事将町触书写完毕带回后，宣读给镇内的家持（镇房屋或土地的所有者）与家守 （代替家持管理房产的人）听，同时也宣读给地借 （租地的人）和店借（租房屋的人）听。这样，在日本的镇内，传达法令的场所被共有，法令实现了由同一个声音直接传达。而这样的传达方式，是以拥有共同空间和语音的人们的关系具有极为人性的浓厚关系为前提的。并且，为了证明有关的重要法令得到了家持、家守的传达，作为被传达者，需要加盖印章（称町中连判。对地借、店借执行的同样程序被称为店连判），这样之后，盖有印章的帐面将被提交给镇内的长者。如此，城市的法令得以彻底地传达了。
这样一种方法，在日本的名主于“町”这一结构下将居民进行统合的17世纪是行之有效的。因为町对幕府承担劳役，而劳役往往并非家持自己亲自进行，而是由雇佣劳动力来代行的，名主从家持那里收取相当于劳役的金额然后从町内外雇佣人力完成劳役。通过类似的由名主执行劳役的业务，使得以町为单位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加紧密。
然而，到了18世纪初叶以后，在日本，存在于町以外的强大的商业、高利贷资本以及庞大的不在地主（译者按：不居住在所拥有的农地的地主）开始登场，而居住于町内的家持急剧减少。于是，町开始被不在地主的代理人的家守来运营，町原有的状态开始空壳化。[4]并且，如果邻近地区也出现商业、高利贷资本的话，包含上述庞大的不在地主的复数商人分别同更多的人结成借贷关系、雇佣关系、交易关系，从而形成了都市社会的核心。这样的新的社会关系的展开，使得旧有的以名主为中心的人际关系开始相对化。[5]
所以，在18世纪前半叶，町奉行所自身对町中连判、店连判的有效性也开始产生了疑问。至 18世纪后半叶已经逐渐空壳化。后来，到了日本宽政改革的1791年的町法修改（见下文叙述）时，以空壳化以及节减经费为由，町中连判、店连判被废除。于是，日本城市法令的彻底传达就需要有一种新的应对方法。
3.社会变化的对应
对应上述的社会变化而登场的町触的传达样式，则是揭示。
1720年日本享保改革时期，出现了一些变化：一就是出现了一些町触，要求将其写在板子或纸张上揭示于栅栏门等主要街道的醒目地方。二是，由于认识到町触往往难以传达到里店层（住在陋巷胡同里的下层居民），曾经考虑过让家守在胡同口等町内进行揭示，但由于这样会增加家守的负担，揭示的最终判断被委任给了各个名主。享保改革之后，町奉行所虽然表现出了短时间内对町触传达问题进行解决的姿态，但却并未能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不过，在较日本宽政改革稍早的时期开始，在法令文末指示揭示的町触开始有少量的出现，至 18世纪末的宽政改革期，需要揭示的法令有所增加，进入19世纪，揭示的指示再次减少。从19世纪的町触中可以看出，町奉行已经认识到了町触未能被很好地传达，揭示这一方法在彻底传达法令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都市的行政组织亦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三、印刷
1.木版印刷町触的登场
在日本最早被印刷的町触出现于1684年，时间相当早，其内容是当时的服忌令（有关服丧的规定）。这种最初作为町触被印刷出来的法令，因为未经出版许可，出版人被关入监狱。[6]从此事件看，当时有关该服忌令被印刷的需求，是出于对内容正确了解的要求，而不是作为城市法令传达的要求。因为当时的服忌令是长篇文章，其内容是关于与死者的亲疏关系不同，从而服丧的天数有所不同等的细微规定，出现了希望被正确印刷的要求。
2.需要木版印刷的法令
作为城市法令传达样式的木版印刷町触，出现于日本的宽政改革时期。1791年江户出现了“町法改正”这一缩减町入用（所谓町入用，指各个町的运营费用，由土地所有者按所有土地的规模大小来负担）的长篇町触。因为当时町入用的增大成为了贯穿日本18世纪的问题。
当时“町法改正”这一町触一共35条，内容非常细微。这对于法令传达十分不易，于是，在町奉行所内，以“反复书写会造成传达的不准确”为由，木版印刷开始被纳入探讨范围，为了法令的彻底贯彻，曾提出对名主263人、家持18,876人、家守16,726人每人各散发一册的方案。这样一共需要35,865册，数量十分庞大。后来，由于一部分名主认为这一方案在印刷时间、费用存在问题，同时也与该法令出台的意图相违背，反对实行。最终，采取每个町一册，一共发行了1000多部。
这样，在实施“町法改正”法令传达时，出现了对长篇文章及细微的内容进行彻底贯彻的需求，因此町触的传达问题逐渐受到进一步的重视，从而对旧有的传达样式进行全新探讨的需要也愈加紧迫起来。也许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出现了木版印刷法令的情况。
结语
对本文所叙述的内容加以总结，可以看出： (1)日本江户时代的法令传达样式存在高札、町触、木版印刷町触三种形式，但高札的传达机能是次要的。(2)为了贯彻让每个人都知道町触，首先进行的是揭示，其发展形态是木版印刷。(3)这种法令传达改变的背景是都市社会对信息需求的增大。可以说，近代的被合理化的法令传达并非存在于近世的统治者的动向的延长线上，是社会的信息需求的增大连结了近代的发展。
最后要提及的是，当时町触难以传达到的地方，往往是居住于陋巷胡同里的下层人民的地方、以及与其同等地位的被武士雇佣的居住在武士住宅里的人的地方。[7]这是值得思考的。
收稿日期：2005-08-25
注释：
①译者按：镇。“町”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镇、城市，一个是指城市里的行政区划。本文中，前者用镇，后者用町。
②《江戸町触集成》全19巻（塙書房、1994-2003年）中所收录的町触的数字。实际上的数字应该多于该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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