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 |
论丘吉尔的巴尔干战略
张勇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9期
【原文出处】《广西社会科学》(南宁)2006年5期第133~136页
【作者简介】张勇,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 南京 210093
张勇(1966—),男,河南信阳人,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副教授。
【关 键 词】丘吉尔/巴尔干战略/国家利益/冷战
[中图分类号]K561.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917(2006)05—0133—04
巴尔干战略是二战中后期丘吉尔所主张和实施的在巴尔干地区开辟反法西斯战场的战略。早在战争时期,苏联就对英国在巴尔干地区用兵表示不满,认为这是边缘战略,无助于尽快打败德国法西斯。战后,苏联更认为丘吉尔坚决主张开辟巴尔干战场,“并不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而是从政治上着眼。他力图挡住红军通向巴尔干之路,制止当地民主运动的增强”[1]。并引证罗斯福总统的言论:“首相一有机会就提出经过巴尔干实施进攻的主张,这使所有与会者都十分清楚他的意图何在,他是想在中欧打进一个楔子,以便阻止红军进入奥地利、罗马尼亚,如有可能,还阻止红军进入匈牙利。”[2] 曾任英国帝国参谋长的布鲁克也认为:“他们让政治因素而不是现实因素主宰了整个思维。”[3] 基辛格在其1995年发表的《大外交》一书中仍津津乐道地写道:美国参战之时,丘吉尔就建议进攻南欧,“既不是因为巴尔干半岛敌军势力薄弱,也不是因为这些中欧国家首都具有军事意义,而是因为它们可以用来制约战后苏联的影响力”[4]。依此观点,似乎丘吉尔在二战前期就在设计未来欧洲的政治蓝图,已有了冷战的设想。关于丘吉尔巴尔干战略的论争至今仍是国际政治史研究中的热点话题。国内除少数学者外,一般都认为,二战中丘吉尔或多或少地使用冷战思维,而且这些论述也很少具体涉及巴尔干战略问题。巴尔干战略究竟是冷战思维的产物还是国家利益的产物?要弄清这一问题,就必须审视作为地中海战略组成部分的巴尔干战略发展和实施的历史条件。
一、地中海战略产生的历史背景
苏德战争爆发不久,斯大林便要求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以牵制德国部分兵力,缓解苏联承受的强大军事压力。美国参战后,苏美两国一再提出尽早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但均遭到丘吉尔的反对。丘吉尔一再坚持优先选择地中海地区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新战场,虽然后来他同意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但仍未放弃他的计划,并尽量拖延在西欧第二战场的开辟。丘吉尔之所以坚持地中海优先战略,原因主要有二:
其一,出于军事上的考虑。二战初期,德军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英法联军的敦刻尔克大溃败也成为笼罩在英国人心头的阴影[5]。而德军在人数上的优势和在法国北部海岸的坚固的防御工事,以及盟军进行大规模渡海作战所需的登陆艇的匮乏,使得丘吉尔对于在二战前期就在法国北部进行大规模的登陆作战信心不足。特别是在1942年,当时可投入的“登陆部队与德国守军之比处于将近1∶3的劣势”,“在德国兵力上可能占优势而且有坚固的防御工事的抵抗下,这将是危险的作战”[6]。“我们必须慎重,不要让美、英两国青年的血染红海上,或者让他们的尸体阻塞海滨。”[7] 选择地中海地区作为进攻的区域是为了避开德军的锋芒,用丘吉尔的话说,是避开鳄鱼(轴心国)坚固的鼻部(法国北部),而选择其柔软的下腹部(地中海)[8],是一种战略的选择。即使确定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组织大规模的渡海作战也需要较长的准备时间,那么,“目前和在发动攻势期间,究竟应该做些什么呢?发动攻势的主要军队不可能单纯为这项任务进行准备”[9]。“填充空缺的唯一方式,是以英美军队强行占领法属北非”或者其他地区[10]。这样,德意就会被迫抽调军队到地中海地区,从而达到“分散德国的力量”的目的[11]。此外,近代以来,英国在对外战争中素来喜欢利用自己的海上优势,采取海上进攻和边缘进攻战略来打击对手,很少与对手在陆地上直接正面交锋,地中海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对英国传统军事战略的沿袭。
其二,出于大英帝国传统政策的习惯和战略利益的考虑。英国是一个岛国,又是一个殖民帝国,与广大殖民地和海外市场的密切联系是英帝国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这种对外联系主要靠海洋运输来实现。中东和地中海地区是英国通往殖民地最重要的海上运输通道,也是英国传统的势力范围,一旦这一地区失守,中东的石油以及埃及、印度、澳大利亚的粮食、棉花、铁矿石等战略物质就不能运入英国,这将严重影响英国的经济和本土反德战争的前景,甚至还可能造成大英帝国因失去对殖民地的联系和控制而崩溃。正是由于地中海地区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因此,在苏德战争爆发斯大林要求英国开辟第二战场时,丘吉尔就已经制定了英国自己的世界战略安排,其先后次序是:保卫不列颠群岛、保卫中东和地中海地区、向苏联运送军用物资、抵抗日本对亚太地区英国殖民地的可能进攻。由于当时德军的进攻方向已经东移,英国本土受到的威胁已不那么严重,因而保卫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特别是埃及和苏伊士运河)就成为丘吉尔战略思想的重点。这一点又与英国本土的保卫战和通过黑海向苏联运送军用物资密切相关,而当时地中海地区正受到德意联军的猛烈进攻,埃及命运难卜,苏伊士运河危在旦夕,严酷的现实使丘吉尔不得不把解决地中海的危机放到首要位置上来考虑。丘吉尔决心誓死保住这条“生命线”,他明确表示:无论出现什么“意外事件”,“英国政府都将一如既往地增援中东”[12]。英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军用物资运往埃及,保卫埃及[13]。可见,确保英国对地中海地区的控制、维护地中海交通线的畅通,是丘吉尔当时整个战略计划的核心,也是二战中丘吉尔一再坚持地中海优先战略的根本原因,以至于在二战中,英国几乎每一次军事行动和任何一次重大的会议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地中海战略的色彩。正是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美国一参战,丘吉尔就马上向罗斯福兜售其地中海战略方案。正是在丘吉尔的一再坚持和推动下,美国总统罗斯福最后同意于1942年在北非发动一次名为“火炬计划”的登陆行动。在北非登陆的第二天,丘吉尔就充满激情地发表演说,他表示:“我当国王的首席大臣不是来主持葬送英帝国的”[14]。这表明英国在这次战争中所持的立场是不仅要打败德意法西斯,而且还要尽力维护大英帝国的利益完整。在德黑兰会议上,丘吉尔阐述得更加清楚:“英国不想取得任何新领土……它也不会不经过一场战争而被迫放弃任何东西”[15]。他甚至更直截了当地声明:“如果英国的目标仅仅是打败德国,而把英帝国广大领土牺牲掉,这简直不能称为胜利。”[16] 可见,丘吉尔的地中海战略更多的是维护大英帝国利益的传统政策的产物。
二、巴尔干战略的提出与实施
随着英美联军“火炬计划”登陆行动的成功,关于北非战场胜利后盟军将在何时何地展开对德作战的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为此,英美首脑在1943年1月举行了“卡萨布兰卡会议”。会上,丘吉尔提出:北非战役胜利后,盟军应该利用驻扎在地中海地区的现成的英美军队发动进攻,首要进攻目标是西西里和意大利;然后是地中海东部,利用土耳其来开辟巴尔干新战场。由于丘吉尔的坚持,会议最后回避了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决定进攻西西里以开通地中海航线。
1943年5月,英美举行华盛顿会议,丘吉尔再次主张进军意大利,声称:打败德国,“除法国北部外,许多地方都可以开辟第二战场,如意大利、挪威、希腊”[17],他尤其着重指出从巴尔干东部发动进攻。但当时美国坚持要做好在法国北部登陆的准备。最后会议作出一个折中性的决定:1944年进攻法国,同时原则上同意英美军队继续在地中海地区联合行动。至于是否在攻占西西里后进攻意大利,则根据战时的形势来决定。
1943年7月,英美联军攻入西西里岛,导致意大利政局的变化。7月25日,墨索里尼下台。在这一情况下,艾森豪威尔决定“进攻意大利本土,利用在北非和西西里集结起来的巨大人力和物力,一举击败意大利”[18]。9月初,盟军攻入意大利南部。丘吉尔抓住这一时机,在1943年8月的英美魁北克会议上进一步提出:盟军应该沿地中海北部和东北部推进,开辟巴尔干战场。但这遭到了美国的正面否决。因为美国人很清楚,丘吉尔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一味想牢牢维持英国在远东和地中海的势力”[19]。
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的德黑兰会议前后,丘吉尔仍以惯有的顽强精神为地中海战区优先权辩护,提出积极发动爱琴海战役,攻占罗得岛并争取土耳其参战;然后“在比萨—里米尼线附近建立一条战线。在那以后,就应该考虑第三战场的可能性——从亚得里亚海的顶端卢布尔雅那山口朝东北向多瑙河进军”,对奥地利和德国本土发动“右手打击”[20]。但丘吉尔的建议遭到斯大林和罗斯福的否决,最后会议决定于1944年5月1日实施在法国北部登陆的“霸王”计划,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会后,罗斯福又进行了妥协,同意设立两个互不从属的最高司令部,一个是为“霸王”计划设立的,最高统帅由罗斯福选任;另一个是为地中海战区设立的,最高统帅由丘吉尔选任。这又使丘吉尔的巴尔干战略得以继续实施。1944年6月4日,即“霸王”行动开始的前两天,英美盟军攻占罗马。1944年9月21日,盟军占领了里米尼,并经南斯拉夫往北推进到奥地利境内。10月,盟军又在希腊本土登陆。这些军事进展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丘吉尔主张的“右手打击”的积极作用,为其地中海战略画上了一个不失为成功的句号。
三、巴尔干战略的思维分析
巴尔干战略实质是丘吉尔力主的地中海战略中扩大的部分。它指向的目标是东地中海,有两个任务:一是将土耳其拉入盟国;二是夺取意大利,取道南斯拉夫、匈牙利,向奥地利和德国心脏地带进军。由于这两个任务都落脚于巴尔干半岛,故称之为“巴尔干战略”。丘吉尔之所以将战场推广到东地中海和巴尔干,是因为这一地区位于亚非欧三大洲的交会处,扼黑海的出海口和苏伊士运河的出海口,是控制地中海地区的关键所在,谁占据了这一地区,谁就真正拥有了地中海的霸权。因而近代以来,这一地区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其中的希腊更是英国传统的势力范围,它与土耳其、埃及一起共同构成了英国控制东地中海的基石。由于土耳其还联系到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和中东地带,因此,丘吉尔千方百计地想说服土耳其加入到对德国的战争中。由此可知,丘吉尔提出巴尔干战略的主要原因应是巴尔干地区在维护地中海霸权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并非是出于未来的反苏斗争的考虑。
从巴尔干战略产生和实施时的战争形势来看,尽管随着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的相继爆发以及苏联、美国的参战,世界大战的格局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在1942年和1943年,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二战中最激烈、最具有决定性的几次战役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在国家命运和人类的进步事业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对于反法西斯主要盟国的领导人来说,“当务之急是对付现有的危险敌人,而不是准备对付未来的假想敌”[21]。在当时的险恶环境下,丘吉尔事实上是不可能也不会用纯粹的政治思维来代替军事思维的。而且反苏思维也与二战中前期丘吉尔对“战后俄国力量可能大为削弱”[22]的估计是相悖的。就连1943年8月在意大利的马歇尔也表示当时丘吉尔根本没有“阻止俄国向中欧渗透”的决定[23]。相反,丘吉尔一直把融合反法西斯大同盟为一体和确保最好的实现击垮敌人的战略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丘吉尔在二战中经常为“当地(巴尔干地区)爱国者提供武器,其中有许多人恰巧是共产党”[24]。就在德黑兰会议时,丘吉尔仍试图说服美国“占领罗马,并夺得罗得岛,开通对铁托元帅领导下的游击队的补给线”[25]。从这些事实来看,丘吉尔并未将意识形态的东西放在首要位置。正如丘吉尔自己所说,“政治局势要以每个盟国在获得胜利时的情绪为转移”,在那时(二战中前期)就制定一个限制俄国战后的政治文件,“是不正确的”[26]。可见,丘吉尔的巴尔干战略不可能是冷战思维的产物。
1944年春夏,反法西斯战争进展顺利,苏联红军在欧洲战场上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苏联红军的不断推进使丘吉尔意识到东欧、中欧和南欧都有“自然落入斯大林掌握之中”的危险[27]。为了确保英国在地中海和中东的利益,丘吉尔希望与苏俄合作,在欧洲划分势力范围。1944年10月,丘吉尔匆匆赶到莫斯科,与斯大林就巴尔干问题进行谈判,双方达成了一个秘密协议,即百分比协议:俄国在罗马尼亚占有90%的优势,而英国在希腊占有同样的优势;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英苏势力各占50%;在保加利亚,苏联控制75%,其余25%给英国[28]。这一协议“实际上是试图通过把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给苏联作为卫星国,以此为代价将苏联从地中海挤出去”[29]。此后,英苏双方都按照这一百分比协议行事,且丘吉尔对苏联执行这一百分比协议的状况感到满意,声称“斯大林是非常严格地遵守这一谅解的”[30]。在这里,人们看到的不是两个充满恶意的敌对者,而是两个满足了各自需要的合作愉快者。这说明此时丘吉尔的思维仍未逾越大英帝国传统政策的模式:维护大英帝国在地中海的利益,尽量防止和排斥其他大国(当时只有苏联)对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的可能渗透。
综上可知,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巴尔干战略正是丘吉尔从维护英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提出和实施的,它是地中海战略在政治上的逻辑发展,也是大英帝国传统政策的延伸,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实施巴尔干战略,使英美军队进入巴尔干地区,恢复这一地区的旧秩序,重建英国的势力和影响,确保英国在地中海的霸主地位和帝国利益,而不是为了对付未来的共产主义的扩张。
[收稿日期]2005—12—15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9期
【原文出处】《广西社会科学》(南宁)2006年5期第133~136页
【作者简介】张勇,南京大学历史系,江苏 南京 210093
张勇(1966—),男,河南信阳人,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副教授。
【内容提要】 | 国家利益历来是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巴尔干战略也不例外。战略上,它是丘吉尔力主的地中海战略的逻辑发展和重要组成部分;政治上,它是英国传统国家利益的逻辑延伸:它不是为冷战而设计的,一切以英国的国家利益为准则是其产生的现实原因。 |
巴尔干战略是二战中后期丘吉尔所主张和实施的在巴尔干地区开辟反法西斯战场的战略。早在战争时期,苏联就对英国在巴尔干地区用兵表示不满,认为这是边缘战略,无助于尽快打败德国法西斯。战后,苏联更认为丘吉尔坚决主张开辟巴尔干战场,“并不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而是从政治上着眼。他力图挡住红军通向巴尔干之路,制止当地民主运动的增强”[1]。并引证罗斯福总统的言论:“首相一有机会就提出经过巴尔干实施进攻的主张,这使所有与会者都十分清楚他的意图何在,他是想在中欧打进一个楔子,以便阻止红军进入奥地利、罗马尼亚,如有可能,还阻止红军进入匈牙利。”[2] 曾任英国帝国参谋长的布鲁克也认为:“他们让政治因素而不是现实因素主宰了整个思维。”[3] 基辛格在其1995年发表的《大外交》一书中仍津津乐道地写道:美国参战之时,丘吉尔就建议进攻南欧,“既不是因为巴尔干半岛敌军势力薄弱,也不是因为这些中欧国家首都具有军事意义,而是因为它们可以用来制约战后苏联的影响力”[4]。依此观点,似乎丘吉尔在二战前期就在设计未来欧洲的政治蓝图,已有了冷战的设想。关于丘吉尔巴尔干战略的论争至今仍是国际政治史研究中的热点话题。国内除少数学者外,一般都认为,二战中丘吉尔或多或少地使用冷战思维,而且这些论述也很少具体涉及巴尔干战略问题。巴尔干战略究竟是冷战思维的产物还是国家利益的产物?要弄清这一问题,就必须审视作为地中海战略组成部分的巴尔干战略发展和实施的历史条件。
一、地中海战略产生的历史背景
苏德战争爆发不久,斯大林便要求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以牵制德国部分兵力,缓解苏联承受的强大军事压力。美国参战后,苏美两国一再提出尽早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但均遭到丘吉尔的反对。丘吉尔一再坚持优先选择地中海地区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新战场,虽然后来他同意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但仍未放弃他的计划,并尽量拖延在西欧第二战场的开辟。丘吉尔之所以坚持地中海优先战略,原因主要有二:
其一,出于军事上的考虑。二战初期,德军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英法联军的敦刻尔克大溃败也成为笼罩在英国人心头的阴影[5]。而德军在人数上的优势和在法国北部海岸的坚固的防御工事,以及盟军进行大规模渡海作战所需的登陆艇的匮乏,使得丘吉尔对于在二战前期就在法国北部进行大规模的登陆作战信心不足。特别是在1942年,当时可投入的“登陆部队与德国守军之比处于将近1∶3的劣势”,“在德国兵力上可能占优势而且有坚固的防御工事的抵抗下,这将是危险的作战”[6]。“我们必须慎重,不要让美、英两国青年的血染红海上,或者让他们的尸体阻塞海滨。”[7] 选择地中海地区作为进攻的区域是为了避开德军的锋芒,用丘吉尔的话说,是避开鳄鱼(轴心国)坚固的鼻部(法国北部),而选择其柔软的下腹部(地中海)[8],是一种战略的选择。即使确定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组织大规模的渡海作战也需要较长的准备时间,那么,“目前和在发动攻势期间,究竟应该做些什么呢?发动攻势的主要军队不可能单纯为这项任务进行准备”[9]。“填充空缺的唯一方式,是以英美军队强行占领法属北非”或者其他地区[10]。这样,德意就会被迫抽调军队到地中海地区,从而达到“分散德国的力量”的目的[11]。此外,近代以来,英国在对外战争中素来喜欢利用自己的海上优势,采取海上进攻和边缘进攻战略来打击对手,很少与对手在陆地上直接正面交锋,地中海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对英国传统军事战略的沿袭。
其二,出于大英帝国传统政策的习惯和战略利益的考虑。英国是一个岛国,又是一个殖民帝国,与广大殖民地和海外市场的密切联系是英帝国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这种对外联系主要靠海洋运输来实现。中东和地中海地区是英国通往殖民地最重要的海上运输通道,也是英国传统的势力范围,一旦这一地区失守,中东的石油以及埃及、印度、澳大利亚的粮食、棉花、铁矿石等战略物质就不能运入英国,这将严重影响英国的经济和本土反德战争的前景,甚至还可能造成大英帝国因失去对殖民地的联系和控制而崩溃。正是由于地中海地区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因此,在苏德战争爆发斯大林要求英国开辟第二战场时,丘吉尔就已经制定了英国自己的世界战略安排,其先后次序是:保卫不列颠群岛、保卫中东和地中海地区、向苏联运送军用物资、抵抗日本对亚太地区英国殖民地的可能进攻。由于当时德军的进攻方向已经东移,英国本土受到的威胁已不那么严重,因而保卫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特别是埃及和苏伊士运河)就成为丘吉尔战略思想的重点。这一点又与英国本土的保卫战和通过黑海向苏联运送军用物资密切相关,而当时地中海地区正受到德意联军的猛烈进攻,埃及命运难卜,苏伊士运河危在旦夕,严酷的现实使丘吉尔不得不把解决地中海的危机放到首要位置上来考虑。丘吉尔决心誓死保住这条“生命线”,他明确表示:无论出现什么“意外事件”,“英国政府都将一如既往地增援中东”[12]。英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军用物资运往埃及,保卫埃及[13]。可见,确保英国对地中海地区的控制、维护地中海交通线的畅通,是丘吉尔当时整个战略计划的核心,也是二战中丘吉尔一再坚持地中海优先战略的根本原因,以至于在二战中,英国几乎每一次军事行动和任何一次重大的会议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地中海战略的色彩。正是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美国一参战,丘吉尔就马上向罗斯福兜售其地中海战略方案。正是在丘吉尔的一再坚持和推动下,美国总统罗斯福最后同意于1942年在北非发动一次名为“火炬计划”的登陆行动。在北非登陆的第二天,丘吉尔就充满激情地发表演说,他表示:“我当国王的首席大臣不是来主持葬送英帝国的”[14]。这表明英国在这次战争中所持的立场是不仅要打败德意法西斯,而且还要尽力维护大英帝国的利益完整。在德黑兰会议上,丘吉尔阐述得更加清楚:“英国不想取得任何新领土……它也不会不经过一场战争而被迫放弃任何东西”[15]。他甚至更直截了当地声明:“如果英国的目标仅仅是打败德国,而把英帝国广大领土牺牲掉,这简直不能称为胜利。”[16] 可见,丘吉尔的地中海战略更多的是维护大英帝国利益的传统政策的产物。
二、巴尔干战略的提出与实施
随着英美联军“火炬计划”登陆行动的成功,关于北非战场胜利后盟军将在何时何地展开对德作战的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为此,英美首脑在1943年1月举行了“卡萨布兰卡会议”。会上,丘吉尔提出:北非战役胜利后,盟军应该利用驻扎在地中海地区的现成的英美军队发动进攻,首要进攻目标是西西里和意大利;然后是地中海东部,利用土耳其来开辟巴尔干新战场。由于丘吉尔的坚持,会议最后回避了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决定进攻西西里以开通地中海航线。
1943年5月,英美举行华盛顿会议,丘吉尔再次主张进军意大利,声称:打败德国,“除法国北部外,许多地方都可以开辟第二战场,如意大利、挪威、希腊”[17],他尤其着重指出从巴尔干东部发动进攻。但当时美国坚持要做好在法国北部登陆的准备。最后会议作出一个折中性的决定:1944年进攻法国,同时原则上同意英美军队继续在地中海地区联合行动。至于是否在攻占西西里后进攻意大利,则根据战时的形势来决定。
1943年7月,英美联军攻入西西里岛,导致意大利政局的变化。7月25日,墨索里尼下台。在这一情况下,艾森豪威尔决定“进攻意大利本土,利用在北非和西西里集结起来的巨大人力和物力,一举击败意大利”[18]。9月初,盟军攻入意大利南部。丘吉尔抓住这一时机,在1943年8月的英美魁北克会议上进一步提出:盟军应该沿地中海北部和东北部推进,开辟巴尔干战场。但这遭到了美国的正面否决。因为美国人很清楚,丘吉尔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一味想牢牢维持英国在远东和地中海的势力”[19]。
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的德黑兰会议前后,丘吉尔仍以惯有的顽强精神为地中海战区优先权辩护,提出积极发动爱琴海战役,攻占罗得岛并争取土耳其参战;然后“在比萨—里米尼线附近建立一条战线。在那以后,就应该考虑第三战场的可能性——从亚得里亚海的顶端卢布尔雅那山口朝东北向多瑙河进军”,对奥地利和德国本土发动“右手打击”[20]。但丘吉尔的建议遭到斯大林和罗斯福的否决,最后会议决定于1944年5月1日实施在法国北部登陆的“霸王”计划,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会后,罗斯福又进行了妥协,同意设立两个互不从属的最高司令部,一个是为“霸王”计划设立的,最高统帅由罗斯福选任;另一个是为地中海战区设立的,最高统帅由丘吉尔选任。这又使丘吉尔的巴尔干战略得以继续实施。1944年6月4日,即“霸王”行动开始的前两天,英美盟军攻占罗马。1944年9月21日,盟军占领了里米尼,并经南斯拉夫往北推进到奥地利境内。10月,盟军又在希腊本土登陆。这些军事进展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丘吉尔主张的“右手打击”的积极作用,为其地中海战略画上了一个不失为成功的句号。
三、巴尔干战略的思维分析
巴尔干战略实质是丘吉尔力主的地中海战略中扩大的部分。它指向的目标是东地中海,有两个任务:一是将土耳其拉入盟国;二是夺取意大利,取道南斯拉夫、匈牙利,向奥地利和德国心脏地带进军。由于这两个任务都落脚于巴尔干半岛,故称之为“巴尔干战略”。丘吉尔之所以将战场推广到东地中海和巴尔干,是因为这一地区位于亚非欧三大洲的交会处,扼黑海的出海口和苏伊士运河的出海口,是控制地中海地区的关键所在,谁占据了这一地区,谁就真正拥有了地中海的霸权。因而近代以来,这一地区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其中的希腊更是英国传统的势力范围,它与土耳其、埃及一起共同构成了英国控制东地中海的基石。由于土耳其还联系到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和中东地带,因此,丘吉尔千方百计地想说服土耳其加入到对德国的战争中。由此可知,丘吉尔提出巴尔干战略的主要原因应是巴尔干地区在维护地中海霸权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并非是出于未来的反苏斗争的考虑。
从巴尔干战略产生和实施时的战争形势来看,尽管随着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的相继爆发以及苏联、美国的参战,世界大战的格局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在1942年和1943年,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二战中最激烈、最具有决定性的几次战役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在国家命运和人类的进步事业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对于反法西斯主要盟国的领导人来说,“当务之急是对付现有的危险敌人,而不是准备对付未来的假想敌”[21]。在当时的险恶环境下,丘吉尔事实上是不可能也不会用纯粹的政治思维来代替军事思维的。而且反苏思维也与二战中前期丘吉尔对“战后俄国力量可能大为削弱”[22]的估计是相悖的。就连1943年8月在意大利的马歇尔也表示当时丘吉尔根本没有“阻止俄国向中欧渗透”的决定[23]。相反,丘吉尔一直把融合反法西斯大同盟为一体和确保最好的实现击垮敌人的战略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丘吉尔在二战中经常为“当地(巴尔干地区)爱国者提供武器,其中有许多人恰巧是共产党”[24]。就在德黑兰会议时,丘吉尔仍试图说服美国“占领罗马,并夺得罗得岛,开通对铁托元帅领导下的游击队的补给线”[25]。从这些事实来看,丘吉尔并未将意识形态的东西放在首要位置。正如丘吉尔自己所说,“政治局势要以每个盟国在获得胜利时的情绪为转移”,在那时(二战中前期)就制定一个限制俄国战后的政治文件,“是不正确的”[26]。可见,丘吉尔的巴尔干战略不可能是冷战思维的产物。
1944年春夏,反法西斯战争进展顺利,苏联红军在欧洲战场上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苏联红军的不断推进使丘吉尔意识到东欧、中欧和南欧都有“自然落入斯大林掌握之中”的危险[27]。为了确保英国在地中海和中东的利益,丘吉尔希望与苏俄合作,在欧洲划分势力范围。1944年10月,丘吉尔匆匆赶到莫斯科,与斯大林就巴尔干问题进行谈判,双方达成了一个秘密协议,即百分比协议:俄国在罗马尼亚占有90%的优势,而英国在希腊占有同样的优势;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英苏势力各占50%;在保加利亚,苏联控制75%,其余25%给英国[28]。这一协议“实际上是试图通过把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给苏联作为卫星国,以此为代价将苏联从地中海挤出去”[29]。此后,英苏双方都按照这一百分比协议行事,且丘吉尔对苏联执行这一百分比协议的状况感到满意,声称“斯大林是非常严格地遵守这一谅解的”[30]。在这里,人们看到的不是两个充满恶意的敌对者,而是两个满足了各自需要的合作愉快者。这说明此时丘吉尔的思维仍未逾越大英帝国传统政策的模式:维护大英帝国在地中海的利益,尽量防止和排斥其他大国(当时只有苏联)对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的可能渗透。
综上可知,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巴尔干战略正是丘吉尔从维护英国国家利益的角度提出和实施的,它是地中海战略在政治上的逻辑发展,也是大英帝国传统政策的延伸,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实施巴尔干战略,使英美军队进入巴尔干地区,恢复这一地区的旧秩序,重建英国的势力和影响,确保英国在地中海的霸主地位和帝国利益,而不是为了对付未来的共产主义的扩张。
[收稿日期]2005—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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