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卫国战争初期斯大林打算对德媾和说辨析
郑异凡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9期
【原文出处】《探索与争鸣》(沪)2006年6期第17～20页
【作者简介】郑异凡，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北京 100032）
【关 键 词】卫国战争/斯大林/对德媾和/布列斯特和约
2004年8月《参考消息》曾转摘俄《论坛报》的文章，称苏联英雄、卫国战争参加者、作家卡尔波夫用了数十年时间亲自调查，试图为卫国战争史填补空白；其中之一是莫斯科保卫战期间斯大林曾建议德国停战，共同打击英美。据卡尔波夫的说法，这样的谈判确实举行过，是在1942年2月20—27日，但苏方无法接受德方要求，谈判中断。[1] “媾和”的说法时有所闻，这并非空穴来风，苏德战争期间斯大林共采取过3次同希特勒媾和的尝试。
一
第一次是在德国发动进攻后不久
苏联军史研究所所长沃尔科戈诺夫在1989年出版的《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中提到此事。沃尔科戈诺夫在书中引用了一份档案资料：
1957年7月2日，苏联国防部开过一次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讨论苏共中央“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反党集团”的信件。朱可夫做了报告。发言的有高级将领科涅夫、马利诺夫斯基、库兹涅佐夫、涅杰林、巴格拉米扬、韦尔希宁、戈利科夫、梅列茨科夫、热尔托夫等人。苏联元帅莫斯卡连科发言时曾说：“在审理贝利亚案件时，我和总检察长鲁坚科同志一起听到了贝利亚的供词，据他供称……早在1941年，斯大林、贝利亚和莫洛托夫曾经在办公室里讨论过苏联向法西斯德国投降的问题——他们商量把苏联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摩尔达维亚和其它共和国的部分领土送给希特勒，而且他们试图通过保加利亚大使和希特勒接触。这可是任何一个俄国沙皇都没有干过的事情。有意思的是保加利亚大使站得比这些领导人要高些，他对他们说，希特勒永远不能战胜俄国人，让斯大林不要为此担心。”（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2全宗，第701323目录，第38卷宗，第53页）
70年代后期，沃尔科戈诺夫同莫斯卡连科就这一问题有过一次谈话。
1976或是1977年，沃尔科戈诺夫参加以基·谢·莫斯卡连科元帅为首的视察组，在高尔基市住了几天。每天晚上他都向元帅汇报对所视察的部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情况。有一次在谈话中他向元帅提出了一个长期折磨他的问题：“基里尔·谢苗诺维奇，为什么您在书（回忆录）里没有提到您大约20年前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讲过的那件事？您自己是否相信这是事实？”
沃尔科戈诺夫问的就是1941年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贝利亚会见保加利亚大使伊万·斯塔梅诺夫（Стаменов）的事。
莫斯卡连科回想贝利亚的供词说，在这次同保加利亚大使见面时，斯大林一直沉默不语；谈话的始终是莫洛托夫，他请大使同柏林联系一下。据贝利亚说，莫洛托夫把自己关于停止战争行动和割让大片领土（波罗的海沿岸、摩尔达维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很大一部分）的建议称为“可能缔结的第二个布列斯特条约”。既然列宁当年有勇气迈出这一步，我们今天也打算这样做。倒是大使拒绝为此事充当中间人，他说，“哪怕你们退到乌拉尔，你们反正也会取胜。”
莫斯卡连科若有所思地说，“很难绝对肯定事情确是如此。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斯大林在6月底——7月初的那些日子里处于绝望状态，他坐卧不安，不知如何是好。对贝利亚来说，捏造这一切对他未必有什么好处，再说，前保加利亚大使在和我们谈话时也肯定了这个事实……”
沃尔科戈诺夫那时候没有看到其他材料，所以在《胜利与悲剧》中就此写道：“我援引了口头的和保存在档案中的书面证词。这是历史上的机密还是捏造——对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不过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斯大林被令人恐惧的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来”。[2]
不久，沃尔科戈诺夫的说法得到朱可夫元帅谈话的证实。1991年历史学家Л．А．基尔什内尔编的一本文件集《战争前夕和初期·文献资料》中，收有历史学博士Н．Г．巴甫连柯中将同朱可夫元帅的谈话。巴甫连柯写道：“为推卸红军在战争最初几个月中的失败的责任，斯大林需要‘替罪羊’。这些替罪羊也找到了。主要战线相当部分的指挥员被无端指责胆小叛变并革出教门和枪毙（现在全都平反了）。斯大林指责别人，自己却走到叛变的边缘，1941年10月7日德国人攻至莫斯科城下，据朱可夫见证，斯大林陷入惊慌失措，命令贝利亚通过自己的渠道试探同德国签订新的布列斯特和约，单独媾和。为此可以割让波罗的海三国、白俄罗斯和部分乌克兰，可以接受任何条件。我问朱可夫，接下去做了些什么，他回答说：‘贝利亚派代表与当时保加利亚驻苏大使斯托杰诺夫（Стотенов）接触。据斯托杰诺夫说，希特勒拒绝媾和，他指望莫斯科很快陷落。’幸好背着人民的可耻的单独媾和没有成功。”[3]
第二次是在1942年2月
斯大林准备同德国媾和一事，作家、“苏联英雄”卡尔波夫有另一种说法。卡尔波夫在1999年写作《大元帅》（中译名《斯大林大元帅》）一书时看到一些文件，证明斯大林在1942年春曾采取措施谋求同德国媾和。《大元帅》一书是替斯大林说话的，相信不会无中生有。
据卡尔波夫的说法，1942年2月斯大林下令情报部门设法与德国统帅部取得联系，以他斯大林的名义提出和谈建议。此事斯大林没有同他的统帅们商量过，甚至没有同政治局委员们商量过，所以，他们中谁也没有在口头回忆或正式出版的回忆录中提到过这一设想。
早在1938年苏德两国情报部门就签订了合作的协定，因此可以通过这个渠道进行谈判。苏方情报人员和德国“同事”接上了头，1942年2月20日双方在希特勒军队占领区内的姆岑斯克会晤。
斯大林亲自起草并签署了《给德国统帅部的几条建议》。该建议一式两份，一份留在斯大林那里，另一份给了进行谈判的人。这份文件看来并没打算交给德国人，这只是个大纲，列出了苏联代表作为依据的问题。但是双方看来此前曾进行过会谈，因为斯大林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像是对双方已经涉及的问题所作的反应。建议的内容如下：
1、从1942年5月5日6时起，战场全线停止军事行动。宣布休战到1942年8月1日18时止。
2、从1942年8月1日到1942年12月22日，德国军队应该撤至图1标出的地区。建议按照图1标出的延伸线确定德国和苏联的边界。
3、在双方部队变更驻地后，苏联武装力量准备在1943年底之前和德国武装力量一起对英国和美国采取军事行动。
4、苏联愿意研究宣布两国和平、指责以英美两国为代表的各国犹太人挑起战火、在1943——1944年间实施进攻性联合战斗行动、重新安排世界空间（图2）的条件。注：德军如果拒绝履行上述第1、2条的要求，将被歼灭，德国作为一个国家也将从政治地图上消失。
要提醒德国统帅部应承担的责任。
苏联最高统帅（约·斯大林）
1942年2月19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的签名证明这些“建议”是他起草的，这些不是打印在国家机关或党机关公文用纸上，而是打印在一张普通纸上的“斯大林式”的简短语句，既没有指明官方文书中不可缺少的执行人，也没有注明共复制几份，表明这只是个大纲。
谈判持续了一个星期。最后，苏联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给斯大林呈上了如下报告：
苏联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
第1/2428号1942年2月27日
给斯大林同志的报告
1942年2月20日—27日在姆岑斯克与德国统帅部的代表、党卫队帝国长官私人参谋总部部长、党卫军地区总队长沃尔夫谈判的过程中，德国统帅部认为无法满足我方的要求。
他们向我方建议，以1942年底前现有战线为边界，停止战斗行动。
苏联政府应该立即消灭犹太人。为此，首先应该把所有犹太人迁移到远北地区，加以隔离，然后完全予以消灭。同时，当局要负责外围的治安工作和劳改营范围内严格的警卫制度。消灭（销毁）和利用犹太居民尸体的问题由犹太人自己负责。
德国统帅部不排除同我们建立反英美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沃尔夫同柏林商量后声明，如果苏联领导人接受德方的要求，德国统帅部为了表示这些变化，愿意把国旗上卍字标志的颜色从黑色改为红色。
在讨论图2时出现了以下的立场分歧：
1、拉丁美洲。应该属于德国。
2、对“中华文明”的理解态度复杂。德国统帅部认为，中国应该被日本帝国占领，成为其保护国。
3、阿拉伯世界应该成为德国在北非的保护国。
因此，应指出会谈出现了全面的观点和立场分歧。德国统帅部代表沃尔夫完全否认德国武装力量在战争中将被歼灭和打败的可能性。他认为，同俄国的战争还会持续几年，会以德国的完全胜利而告终。他们认为，主要根据是，俄国两三年后，由于在战争中耗尽了人力和物力，不得不回到和平谈判上来，但是谈判条件将会更苛刻。
苏联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
梅尔库洛夫[4]
第三次是在1942年下半年
提供这一说法的是斯大林的私人翻译瓦列金·别列什科夫。别列什科夫在二战期间担任斯大林的专职英语翻译，有机会听到斯大林及其助手的秘密谈话，掌握了当时的最高机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保密工作的要求，他对掌握的机密一直保持沉默。1997年出版的别列什科夫所著的《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材料。其中之一就是斯大林曾经幻想与希特勒单独秘密媾和，他派苏联副外长与希特勒的特使秘密会晤，企图割地求和。但不久战局的变化就使斯大林处于有利的地位，所以这个方案最终胎死腹中。
1942年9月，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副委员杰卡诺佐夫突然消失，过了一段时间，才出现在莫斯科。多年之后，别列什科夫的同事伊利亚·切尔诺舍夫（曾同别列什科夫一道在杰卡诺佐夫秘书处工作，后来任苏联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参赞、联合国秘书长助理、苏联驻巴西大使）告诉别列什科夫，1942年中杰卡诺佐夫执行了什么样的使命。名义上，那只是副外交人民委员秘密访问瑞典，了解苏联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工作情况。但是，甚至苏驻瑞典大使也不知道，此行的真实目的是跟希特勒的什努列特使举行秘密会晤。
别列什科夫说，他记得，1942年间，斯大林在各种场合多次提到过1918年与德国人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强调列宁不顾托洛茨基和其他同事的反对，签订了被列宁本人叫做“可耻的和约”。斯大林总是在说，列宁一贯正确，拒绝和平意味着丧失一切；而接受和约则可以使布尔什维克保存最主要的东西——权力，即使被割去一大块俄国领土。由于担心局面可能会更糟，斯大林显然没有排除与德国在苏方做出某些让步的基础上达成和解的可能。按照切尔诺舍夫说的，当时会谈的内容，是将1939年之前属于波兰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移交给德国，将比萨拉比亚归还给罗马尼亚，以及德军经苏联领土过境到中东波斯湾的石油产地等等。
希特勒的密使在约定的地点等待着苏联代表。显然，会谈是通过某个中立国，譬如瑞典，经过特殊渠道安排的。德国特使什努列答应立即向希特勒汇报斯德哥尔摩会谈的内容，但柏林一直沉默。不久，在斯大林格勒城下，鲍卢斯元帅的希特勒第七军大败。此后，德军一直向后撤退，虽然往往经过激战。斯大林的这个1942方案彻底失去了意义……[5]
二
根据上述历史事实，我们可以对这个问题作出初步评析。
1、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来自4个不同的见证人的有关3次媾和的资料。一个是莫斯卡连科元帅转述的贝利亚的供词。第二个是卫国战争初期任苏军总参谋长朱可夫元帅的回忆。第三个是苏联英雄、作家卡尔波夫，他依据的是档案资料，不过未标档案出处。第四个是斯大林的私人翻译别列什科夫，他是从同事、一位外交官那里听说的。说法不尽相同，但又有相同之处，这就是斯大林在战争初期到1942年，曾经采取行动打算同德国“媾和”。
这种尝试进行过3次，一次是在德国入侵后不久，应是在1941年10月前后，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之际，是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贝利亚3人通过保加利亚驻苏大使进行的。沃尔科戈诺夫和巴甫连柯两份资料上大使的名字不同，一作斯塔梅诺夫（Стаменов），一作斯托杰诺夫（Стотенов），看来是发音和拼写上的问题，但可以判断是同一个人。进行谈判的尝试被这位有远见的大使拒绝了。第二次是在1942年2月由副内务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在姆岑斯克与德国统帅部的代表、党卫队帝国长官私人参谋总部部长、党卫军地区总队长沃尔夫进行，这就是说，进行了正式接触，但被德方拒绝了。第三次是1942年下半年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杰卡诺佐夫同德国特使什努列在瑞典进行的，苏方提出媾和建议后，未见下文。
苏联提出的条件或者说让步是相当大的，按照贝利亚的说法是：停止战争行动和割让大片领土，波罗的海沿岸、摩尔达维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很大一部分。朱可夫的说法是“可以割让波罗的海三国、白俄罗斯和部分乌克兰，可以接受任何条件”。此外，还有同德国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建立反英美的统一战线，对英美采取军事行动。切尔诺舍夫的说法是，将1939年之前属于波兰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移交给德国，将比萨拉比亚归还给罗马尼亚，德军经苏联领土过境到中东波斯湾的石油产地等等。3种说法中，卡尔波夫的说法有档案支持，但没有标出档案来源。不过可以说一下，卡尔波夫的《斯大林大元帅》是一本为斯大林辩护和歌功颂德的书，因此他在这里披露这段史实不会是出于给斯大林抹黑的动机，应是可信的。莫斯卡连科依据的是贝利亚的供词，缺乏直接的证据，3个当事人都已不在人世，并且这种秘密议论也不可能留下文字材料。不过莫斯卡连科说得有道理，对贝利亚来说，“捏造这一切对他未必有什么好处”，他同时还强调，前保加利亚大使在和他们谈话时肯定了这个事实。看来此事向保加利亚大使核实过。
2、从当时的形势看，斯大林是有可能采取这一行动的。
斯大林对希特勒的进攻缺乏应有的准备。首先，苏联不相信德国会发动进攻。其次，当时斯大林的战略是打进攻战，拒敌于国门之外，在边境线没有构筑防御工事。
1941年5月5日，斯大林在接见军校毕业生时说：“我们应当以进攻的方式从事我国的防御，应当从防御转向采取进攻性行动的军事政策。……红军是现代化的军队，而现代化的军队是进攻的军队。”[6] 据此朱可夫于1941年5月15日提出对集结在苏联边境的德军实施先发制人的突击的建议。因此在德军发动突然袭击的时候，措手不及，没有应战能力，不要说进攻了，连防御也防不住，很短时间里失地千里。
那时的军事形势是：到1941年7月初，德军就占领了立陶宛全境、拉脱维亚大部分地区、白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西部部分地区。10月13日，德军攻占卡卢加。10月15日，霍德普纳的坦克集群突破莫斯科防线。10月16日，总参谋长传达了斯大林要求所有后勤机关迅速撤退到古比雪夫的命令。大本营要转移到阿尔扎马斯。总参谋部命令为斯大林撤退准备专车。于是，叫做“莫斯科恐慌”的大混乱开始了。
对战争初期的损失，斯大林比任何人都清楚。苏联的重工业、军事工业大都集中在西部地区，在德军的突然进攻下，苏联的工业实力很快就损失一半左右，例如钢的年产量为1800万吨，几天之内就失去一半左右。战争初期红军本身的损失严重，加上大量高中级军官此前被清洗，红军的战斗力削减得非常厉害，难以应战。按照卡尔波夫的说法，那时的形势非常像1918年签订布列斯特条约时的情景，德军已经打到莫斯科附近，红军损失巨大，没有预备队，只能用新的役龄青年组建新部队，但是没有武器给他们，因为一部分国防工厂在被占领区，大部分工厂在撤退中，只有内地的企业在生产数量不多的坦克、飞机、火炮和步兵武器，而这样的工厂也为数很少。要重建撤退到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新地方的工厂并组织生产尚需时日。无论如何都要争取喘息时间。朱可夫后来在同西蒙诺夫的谈话中说：我们后撤了上千公里。军队当时是不稳定的，不仅仅是退却，而且是逃跑，是张皇失措。战争初期我们不仅上面打得不好，下边打得也不好。[7]
有一种说法，在德军进攻面前斯大林一度灰心丧气，好多天不露面。最早发表告人民广播演说的不是最高领导人斯大林，而是副手莫洛托夫。斯大林到7月3日才出面发表广播讲话。绝望中的斯大林那时曾打电话问朱可夫：“您确信我们能够保住莫斯科吗？我这么问您时，心里很痛苦。作为共产党员，请您实话实说。”[8] 斯大林的翻译无意中还听到斯大林同莫洛托夫议论，表示可以在印度建立“流亡政府”。[9]
可以认为，斯大林的这种心态同求和的尝试是一致的。
3、苏联和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有着良好的关系。外国武装干涉失败后，帝国主义国家对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封锁，为突破封锁，1922年4月苏俄同德国签订了拉巴洛条约，打开了一个缺口。此后苏联同德国建立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关系，苏联为德国提供原料，而德国为苏联提供各种先进技术和装备。德国作为战败国是被禁止进行武器的生产和试验的，苏联给德国提供了武器试验场。特别是1939年苏德条约签订之后，两国关系更为密切，不但苏联国内停止反法西斯的宣传，而且苏联控制的共产国际下属各支部，即各国共产党也被禁止从事反法西斯的宣传和斗争。对两国签订的协定，苏联是放心的。“如果我们不去挑斗，不采取某种错误的措施，那么希特勒就不敢撕毁条约和向我们进攻。”[10]
斯大林不相信德国人会进攻苏联，尽管他收到不少德国人即将进攻的准确情报。斯大林对美国总统特使霍普金斯说，希特勒对苏联的入侵十分突然。这是因为斯大林本来认为，希特勒不会进攻。据别列什科夫说：苏联驻柏林大使馆掌握了德国人正在准备入侵的准确情报，甚至知道确切的日期——6月22日凌晨。大使馆把所有这些情报都送到了莫斯科。而且，情报不仅仅来自驻德国大使杰卡诺佐夫，而且也来自驻德国武官图比科夫和海军武官沃伦措夫。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可靠的情报来源，并且所有的资料都是吻合的。最后，6月21日夜间，“主人”的桌子上，还有一份报告。这是投诚的德国士兵冒着生命危险，渡过布格河和第聂伯河，在最后一刻警告苏军指挥部，再过几小时马上就要开始入侵了。但对这些情报斯大林一个也不相信。[11]
正因为这样，德国发动进攻之后，苏方的反应首先是德国“背信弃义”。斯大林在7月3日的广播讲话中说：“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地撕毁条约，进攻苏联。”[12] 其实对德国这样的法西斯国家来说，本来就没有什么信义可言，如果对德国有基本估计，就不会为它的“背信弃义”而痛心疾首，从道义上去谴责。
斯大林的翻译解释说：“在这件事情上，必须考虑到斯大林对希特勒的特殊态度。他们一直未曾谋面。但是，斯大林曾经期待这样的会见，他对纳粹独裁者有一种独特的向往之情。从希特勒方面来看，他也曾高度评价斯大林。他们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控制大众意识的手段在许多方面是吻合的。”[13] 1934年当希特勒消灭了自己的战友、冲锋队负责人恩内斯特·罗姆以及冲锋队其他将领时，斯大林给这场血腥屠杀以高度评价。米高扬多次对别列什科夫说过，在罗姆被杀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说：“你们有没有听说德国的事情？希特勒太棒了！就应该这样对付自己的政治对手！”[14]
4、不错，在苏维埃政权的历史上确实有过同德国签订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的先例，斯大林可以不用担心犯“投降主义”错误的指责。列宁可以这样做，列宁的学生斯大林为什么不可以呢？斯大林可以理直气壮地把苏联的领土割让给德国，换取“喘息时机”。
不过列宁当年的布列斯特和约同斯大林要签订的“和约”有根本的不同。1918年春列宁不得不与德国签订屈辱的和约，因为苏维埃政权建立才几个月，从沙皇和临时政府那里接受过来的军队由于长年战争已经疲惫不堪，毫无斗志，丧失战斗力，国内物资特别是粮食严重缺乏，广大群众迫切要求退出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以空间换时间，为苏维埃政权赢得喘息时机，以求东山再起，否则苏维埃政权就有覆没的危险。而在1941年，苏维埃政权已经存在20多年，斯大林直接执掌政权也有十来年了，苏联号称完成了工业化，是个工业强国，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同1918年的状态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时候同德国“媾和”是不能同布列斯特和约相提并论的。倒是保加利亚的那位大使看得清楚，即使退到乌拉尔苏联也必然胜利。1918年签订和约的目的是退出帝国主义战争，苏维埃政权并没有和德奥同盟国结盟去反对协约国。而斯大林不仅打算同德国媾和，而且还许诺同德国结盟，建立反英美的联合战线，向英美宣战。两者的性质全然不同。并且有迹象表明，在谈判中中国（“中华文明”）很可能成为交易的一个筹码。
同法西斯德国联盟，共同进攻西方国家？这种“曲线救国”，“曲线反法西斯”路线可行吗？连卡尔波夫在评价斯大林这一行动时也说：“国际主义者斯大林同意勾结法西斯分子反对盟国，这种无原则的态度当然有待商榷。但他认为，这个想法本身只是一种战术步骤，为的是赢得时间。现在要拯救国家不被侵略。两年之间，世事变化无穷，会有机会跟盟国作出解释的，不会进行针对盟国的战斗行动。”[15] 这种辩解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如果“媾和”或者“投降”成功，与法西斯德国结盟，并肩作战，那么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日，苏联难免要站在耻辱的被审判席上。
值得庆幸的是“媾和”或者“投降”没有成为事实。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9期
【原文出处】《探索与争鸣》(沪)2006年6期第17～20页
【作者简介】郑异凡，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员。（北京 100032）
| 【内容提要】 | 卫国战争初期，由于苏联没有战争准备，乃至遭到重大损失，斯大林便连续3次打算与德国媾和。这些媾和打算与列宁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性质不同。 |
一
第一次是在德国发动进攻后不久
苏联军史研究所所长沃尔科戈诺夫在1989年出版的《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中提到此事。沃尔科戈诺夫在书中引用了一份档案资料：
1957年7月2日，苏联国防部开过一次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讨论苏共中央“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反党集团”的信件。朱可夫做了报告。发言的有高级将领科涅夫、马利诺夫斯基、库兹涅佐夫、涅杰林、巴格拉米扬、韦尔希宁、戈利科夫、梅列茨科夫、热尔托夫等人。苏联元帅莫斯卡连科发言时曾说：“在审理贝利亚案件时，我和总检察长鲁坚科同志一起听到了贝利亚的供词，据他供称……早在1941年，斯大林、贝利亚和莫洛托夫曾经在办公室里讨论过苏联向法西斯德国投降的问题——他们商量把苏联的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摩尔达维亚和其它共和国的部分领土送给希特勒，而且他们试图通过保加利亚大使和希特勒接触。这可是任何一个俄国沙皇都没有干过的事情。有意思的是保加利亚大使站得比这些领导人要高些，他对他们说，希特勒永远不能战胜俄国人，让斯大林不要为此担心。”（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第32全宗，第701323目录，第38卷宗，第53页）
70年代后期，沃尔科戈诺夫同莫斯卡连科就这一问题有过一次谈话。
1976或是1977年，沃尔科戈诺夫参加以基·谢·莫斯卡连科元帅为首的视察组，在高尔基市住了几天。每天晚上他都向元帅汇报对所视察的部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情况。有一次在谈话中他向元帅提出了一个长期折磨他的问题：“基里尔·谢苗诺维奇，为什么您在书（回忆录）里没有提到您大约20年前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讲过的那件事？您自己是否相信这是事实？”
沃尔科戈诺夫问的就是1941年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贝利亚会见保加利亚大使伊万·斯塔梅诺夫（Стаменов）的事。
莫斯卡连科回想贝利亚的供词说，在这次同保加利亚大使见面时，斯大林一直沉默不语；谈话的始终是莫洛托夫，他请大使同柏林联系一下。据贝利亚说，莫洛托夫把自己关于停止战争行动和割让大片领土（波罗的海沿岸、摩尔达维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很大一部分）的建议称为“可能缔结的第二个布列斯特条约”。既然列宁当年有勇气迈出这一步，我们今天也打算这样做。倒是大使拒绝为此事充当中间人，他说，“哪怕你们退到乌拉尔，你们反正也会取胜。”
莫斯卡连科若有所思地说，“很难绝对肯定事情确是如此。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斯大林在6月底——7月初的那些日子里处于绝望状态，他坐卧不安，不知如何是好。对贝利亚来说，捏造这一切对他未必有什么好处，再说，前保加利亚大使在和我们谈话时也肯定了这个事实……”
沃尔科戈诺夫那时候没有看到其他材料，所以在《胜利与悲剧》中就此写道：“我援引了口头的和保存在档案中的书面证词。这是历史上的机密还是捏造——对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不过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斯大林被令人恐惧的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来”。[2]
不久，沃尔科戈诺夫的说法得到朱可夫元帅谈话的证实。1991年历史学家Л．А．基尔什内尔编的一本文件集《战争前夕和初期·文献资料》中，收有历史学博士Н．Г．巴甫连柯中将同朱可夫元帅的谈话。巴甫连柯写道：“为推卸红军在战争最初几个月中的失败的责任，斯大林需要‘替罪羊’。这些替罪羊也找到了。主要战线相当部分的指挥员被无端指责胆小叛变并革出教门和枪毙（现在全都平反了）。斯大林指责别人，自己却走到叛变的边缘，1941年10月7日德国人攻至莫斯科城下，据朱可夫见证，斯大林陷入惊慌失措，命令贝利亚通过自己的渠道试探同德国签订新的布列斯特和约，单独媾和。为此可以割让波罗的海三国、白俄罗斯和部分乌克兰，可以接受任何条件。我问朱可夫，接下去做了些什么，他回答说：‘贝利亚派代表与当时保加利亚驻苏大使斯托杰诺夫（Стотенов）接触。据斯托杰诺夫说，希特勒拒绝媾和，他指望莫斯科很快陷落。’幸好背着人民的可耻的单独媾和没有成功。”[3]
第二次是在1942年2月
斯大林准备同德国媾和一事，作家、“苏联英雄”卡尔波夫有另一种说法。卡尔波夫在1999年写作《大元帅》（中译名《斯大林大元帅》）一书时看到一些文件，证明斯大林在1942年春曾采取措施谋求同德国媾和。《大元帅》一书是替斯大林说话的，相信不会无中生有。
据卡尔波夫的说法，1942年2月斯大林下令情报部门设法与德国统帅部取得联系，以他斯大林的名义提出和谈建议。此事斯大林没有同他的统帅们商量过，甚至没有同政治局委员们商量过，所以，他们中谁也没有在口头回忆或正式出版的回忆录中提到过这一设想。
早在1938年苏德两国情报部门就签订了合作的协定，因此可以通过这个渠道进行谈判。苏方情报人员和德国“同事”接上了头，1942年2月20日双方在希特勒军队占领区内的姆岑斯克会晤。
斯大林亲自起草并签署了《给德国统帅部的几条建议》。该建议一式两份，一份留在斯大林那里，另一份给了进行谈判的人。这份文件看来并没打算交给德国人，这只是个大纲，列出了苏联代表作为依据的问题。但是双方看来此前曾进行过会谈，因为斯大林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像是对双方已经涉及的问题所作的反应。建议的内容如下：
1、从1942年5月5日6时起，战场全线停止军事行动。宣布休战到1942年8月1日18时止。
2、从1942年8月1日到1942年12月22日，德国军队应该撤至图1标出的地区。建议按照图1标出的延伸线确定德国和苏联的边界。
3、在双方部队变更驻地后，苏联武装力量准备在1943年底之前和德国武装力量一起对英国和美国采取军事行动。
4、苏联愿意研究宣布两国和平、指责以英美两国为代表的各国犹太人挑起战火、在1943——1944年间实施进攻性联合战斗行动、重新安排世界空间（图2）的条件。注：德军如果拒绝履行上述第1、2条的要求，将被歼灭，德国作为一个国家也将从政治地图上消失。
要提醒德国统帅部应承担的责任。
苏联最高统帅（约·斯大林）
1942年2月19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的签名证明这些“建议”是他起草的，这些不是打印在国家机关或党机关公文用纸上，而是打印在一张普通纸上的“斯大林式”的简短语句，既没有指明官方文书中不可缺少的执行人，也没有注明共复制几份，表明这只是个大纲。
谈判持续了一个星期。最后，苏联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给斯大林呈上了如下报告：
苏联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
第1/2428号1942年2月27日
给斯大林同志的报告
1942年2月20日—27日在姆岑斯克与德国统帅部的代表、党卫队帝国长官私人参谋总部部长、党卫军地区总队长沃尔夫谈判的过程中，德国统帅部认为无法满足我方的要求。
他们向我方建议，以1942年底前现有战线为边界，停止战斗行动。
苏联政府应该立即消灭犹太人。为此，首先应该把所有犹太人迁移到远北地区，加以隔离，然后完全予以消灭。同时，当局要负责外围的治安工作和劳改营范围内严格的警卫制度。消灭（销毁）和利用犹太居民尸体的问题由犹太人自己负责。
德国统帅部不排除同我们建立反英美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沃尔夫同柏林商量后声明，如果苏联领导人接受德方的要求，德国统帅部为了表示这些变化，愿意把国旗上卍字标志的颜色从黑色改为红色。
在讨论图2时出现了以下的立场分歧：
1、拉丁美洲。应该属于德国。
2、对“中华文明”的理解态度复杂。德国统帅部认为，中国应该被日本帝国占领，成为其保护国。
3、阿拉伯世界应该成为德国在北非的保护国。
因此，应指出会谈出现了全面的观点和立场分歧。德国统帅部代表沃尔夫完全否认德国武装力量在战争中将被歼灭和打败的可能性。他认为，同俄国的战争还会持续几年，会以德国的完全胜利而告终。他们认为，主要根据是，俄国两三年后，由于在战争中耗尽了人力和物力，不得不回到和平谈判上来，但是谈判条件将会更苛刻。
苏联第一副内务人民委员
梅尔库洛夫[4]
第三次是在1942年下半年
提供这一说法的是斯大林的私人翻译瓦列金·别列什科夫。别列什科夫在二战期间担任斯大林的专职英语翻译，有机会听到斯大林及其助手的秘密谈话，掌握了当时的最高机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保密工作的要求，他对掌握的机密一直保持沉默。1997年出版的别列什科夫所著的《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材料。其中之一就是斯大林曾经幻想与希特勒单独秘密媾和，他派苏联副外长与希特勒的特使秘密会晤，企图割地求和。但不久战局的变化就使斯大林处于有利的地位，所以这个方案最终胎死腹中。
1942年9月，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副委员杰卡诺佐夫突然消失，过了一段时间，才出现在莫斯科。多年之后，别列什科夫的同事伊利亚·切尔诺舍夫（曾同别列什科夫一道在杰卡诺佐夫秘书处工作，后来任苏联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参赞、联合国秘书长助理、苏联驻巴西大使）告诉别列什科夫，1942年中杰卡诺佐夫执行了什么样的使命。名义上，那只是副外交人民委员秘密访问瑞典，了解苏联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工作情况。但是，甚至苏驻瑞典大使也不知道，此行的真实目的是跟希特勒的什努列特使举行秘密会晤。
别列什科夫说，他记得，1942年间，斯大林在各种场合多次提到过1918年与德国人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强调列宁不顾托洛茨基和其他同事的反对，签订了被列宁本人叫做“可耻的和约”。斯大林总是在说，列宁一贯正确，拒绝和平意味着丧失一切；而接受和约则可以使布尔什维克保存最主要的东西——权力，即使被割去一大块俄国领土。由于担心局面可能会更糟，斯大林显然没有排除与德国在苏方做出某些让步的基础上达成和解的可能。按照切尔诺舍夫说的，当时会谈的内容，是将1939年之前属于波兰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移交给德国，将比萨拉比亚归还给罗马尼亚，以及德军经苏联领土过境到中东波斯湾的石油产地等等。
希特勒的密使在约定的地点等待着苏联代表。显然，会谈是通过某个中立国，譬如瑞典，经过特殊渠道安排的。德国特使什努列答应立即向希特勒汇报斯德哥尔摩会谈的内容，但柏林一直沉默。不久，在斯大林格勒城下，鲍卢斯元帅的希特勒第七军大败。此后，德军一直向后撤退，虽然往往经过激战。斯大林的这个1942方案彻底失去了意义……[5]
二
根据上述历史事实，我们可以对这个问题作出初步评析。
1、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来自4个不同的见证人的有关3次媾和的资料。一个是莫斯卡连科元帅转述的贝利亚的供词。第二个是卫国战争初期任苏军总参谋长朱可夫元帅的回忆。第三个是苏联英雄、作家卡尔波夫，他依据的是档案资料，不过未标档案出处。第四个是斯大林的私人翻译别列什科夫，他是从同事、一位外交官那里听说的。说法不尽相同，但又有相同之处，这就是斯大林在战争初期到1942年，曾经采取行动打算同德国“媾和”。
这种尝试进行过3次，一次是在德国入侵后不久，应是在1941年10月前后，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之际，是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贝利亚3人通过保加利亚驻苏大使进行的。沃尔科戈诺夫和巴甫连柯两份资料上大使的名字不同，一作斯塔梅诺夫（Стаменов），一作斯托杰诺夫（Стотенов），看来是发音和拼写上的问题，但可以判断是同一个人。进行谈判的尝试被这位有远见的大使拒绝了。第二次是在1942年2月由副内务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在姆岑斯克与德国统帅部的代表、党卫队帝国长官私人参谋总部部长、党卫军地区总队长沃尔夫进行，这就是说，进行了正式接触，但被德方拒绝了。第三次是1942年下半年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杰卡诺佐夫同德国特使什努列在瑞典进行的，苏方提出媾和建议后，未见下文。
苏联提出的条件或者说让步是相当大的，按照贝利亚的说法是：停止战争行动和割让大片领土，波罗的海沿岸、摩尔达维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很大一部分。朱可夫的说法是“可以割让波罗的海三国、白俄罗斯和部分乌克兰，可以接受任何条件”。此外，还有同德国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建立反英美的统一战线，对英美采取军事行动。切尔诺舍夫的说法是，将1939年之前属于波兰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移交给德国，将比萨拉比亚归还给罗马尼亚，德军经苏联领土过境到中东波斯湾的石油产地等等。3种说法中，卡尔波夫的说法有档案支持，但没有标出档案来源。不过可以说一下，卡尔波夫的《斯大林大元帅》是一本为斯大林辩护和歌功颂德的书，因此他在这里披露这段史实不会是出于给斯大林抹黑的动机，应是可信的。莫斯卡连科依据的是贝利亚的供词，缺乏直接的证据，3个当事人都已不在人世，并且这种秘密议论也不可能留下文字材料。不过莫斯卡连科说得有道理，对贝利亚来说，“捏造这一切对他未必有什么好处”，他同时还强调，前保加利亚大使在和他们谈话时肯定了这个事实。看来此事向保加利亚大使核实过。
2、从当时的形势看，斯大林是有可能采取这一行动的。
斯大林对希特勒的进攻缺乏应有的准备。首先，苏联不相信德国会发动进攻。其次，当时斯大林的战略是打进攻战，拒敌于国门之外，在边境线没有构筑防御工事。
1941年5月5日，斯大林在接见军校毕业生时说：“我们应当以进攻的方式从事我国的防御，应当从防御转向采取进攻性行动的军事政策。……红军是现代化的军队，而现代化的军队是进攻的军队。”[6] 据此朱可夫于1941年5月15日提出对集结在苏联边境的德军实施先发制人的突击的建议。因此在德军发动突然袭击的时候，措手不及，没有应战能力，不要说进攻了，连防御也防不住，很短时间里失地千里。
那时的军事形势是：到1941年7月初，德军就占领了立陶宛全境、拉脱维亚大部分地区、白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西部部分地区。10月13日，德军攻占卡卢加。10月15日，霍德普纳的坦克集群突破莫斯科防线。10月16日，总参谋长传达了斯大林要求所有后勤机关迅速撤退到古比雪夫的命令。大本营要转移到阿尔扎马斯。总参谋部命令为斯大林撤退准备专车。于是，叫做“莫斯科恐慌”的大混乱开始了。
对战争初期的损失，斯大林比任何人都清楚。苏联的重工业、军事工业大都集中在西部地区，在德军的突然进攻下，苏联的工业实力很快就损失一半左右，例如钢的年产量为1800万吨，几天之内就失去一半左右。战争初期红军本身的损失严重，加上大量高中级军官此前被清洗，红军的战斗力削减得非常厉害，难以应战。按照卡尔波夫的说法，那时的形势非常像1918年签订布列斯特条约时的情景，德军已经打到莫斯科附近，红军损失巨大，没有预备队，只能用新的役龄青年组建新部队，但是没有武器给他们，因为一部分国防工厂在被占领区，大部分工厂在撤退中，只有内地的企业在生产数量不多的坦克、飞机、火炮和步兵武器，而这样的工厂也为数很少。要重建撤退到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新地方的工厂并组织生产尚需时日。无论如何都要争取喘息时间。朱可夫后来在同西蒙诺夫的谈话中说：我们后撤了上千公里。军队当时是不稳定的，不仅仅是退却，而且是逃跑，是张皇失措。战争初期我们不仅上面打得不好，下边打得也不好。[7]
有一种说法，在德军进攻面前斯大林一度灰心丧气，好多天不露面。最早发表告人民广播演说的不是最高领导人斯大林，而是副手莫洛托夫。斯大林到7月3日才出面发表广播讲话。绝望中的斯大林那时曾打电话问朱可夫：“您确信我们能够保住莫斯科吗？我这么问您时，心里很痛苦。作为共产党员，请您实话实说。”[8] 斯大林的翻译无意中还听到斯大林同莫洛托夫议论，表示可以在印度建立“流亡政府”。[9]
可以认为，斯大林的这种心态同求和的尝试是一致的。
3、苏联和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有着良好的关系。外国武装干涉失败后，帝国主义国家对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封锁，为突破封锁，1922年4月苏俄同德国签订了拉巴洛条约，打开了一个缺口。此后苏联同德国建立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关系，苏联为德国提供原料，而德国为苏联提供各种先进技术和装备。德国作为战败国是被禁止进行武器的生产和试验的，苏联给德国提供了武器试验场。特别是1939年苏德条约签订之后，两国关系更为密切，不但苏联国内停止反法西斯的宣传，而且苏联控制的共产国际下属各支部，即各国共产党也被禁止从事反法西斯的宣传和斗争。对两国签订的协定，苏联是放心的。“如果我们不去挑斗，不采取某种错误的措施，那么希特勒就不敢撕毁条约和向我们进攻。”[10]
斯大林不相信德国人会进攻苏联，尽管他收到不少德国人即将进攻的准确情报。斯大林对美国总统特使霍普金斯说，希特勒对苏联的入侵十分突然。这是因为斯大林本来认为，希特勒不会进攻。据别列什科夫说：苏联驻柏林大使馆掌握了德国人正在准备入侵的准确情报，甚至知道确切的日期——6月22日凌晨。大使馆把所有这些情报都送到了莫斯科。而且，情报不仅仅来自驻德国大使杰卡诺佐夫，而且也来自驻德国武官图比科夫和海军武官沃伦措夫。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可靠的情报来源，并且所有的资料都是吻合的。最后，6月21日夜间，“主人”的桌子上，还有一份报告。这是投诚的德国士兵冒着生命危险，渡过布格河和第聂伯河，在最后一刻警告苏军指挥部，再过几小时马上就要开始入侵了。但对这些情报斯大林一个也不相信。[11]
正因为这样，德国发动进攻之后，苏方的反应首先是德国“背信弃义”。斯大林在7月3日的广播讲话中说：“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地撕毁条约，进攻苏联。”[12] 其实对德国这样的法西斯国家来说，本来就没有什么信义可言，如果对德国有基本估计，就不会为它的“背信弃义”而痛心疾首，从道义上去谴责。
斯大林的翻译解释说：“在这件事情上，必须考虑到斯大林对希特勒的特殊态度。他们一直未曾谋面。但是，斯大林曾经期待这样的会见，他对纳粹独裁者有一种独特的向往之情。从希特勒方面来看，他也曾高度评价斯大林。他们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控制大众意识的手段在许多方面是吻合的。”[13] 1934年当希特勒消灭了自己的战友、冲锋队负责人恩内斯特·罗姆以及冲锋队其他将领时，斯大林给这场血腥屠杀以高度评价。米高扬多次对别列什科夫说过，在罗姆被杀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说：“你们有没有听说德国的事情？希特勒太棒了！就应该这样对付自己的政治对手！”[14]
4、不错，在苏维埃政权的历史上确实有过同德国签订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约的先例，斯大林可以不用担心犯“投降主义”错误的指责。列宁可以这样做，列宁的学生斯大林为什么不可以呢？斯大林可以理直气壮地把苏联的领土割让给德国，换取“喘息时机”。
不过列宁当年的布列斯特和约同斯大林要签订的“和约”有根本的不同。1918年春列宁不得不与德国签订屈辱的和约，因为苏维埃政权建立才几个月，从沙皇和临时政府那里接受过来的军队由于长年战争已经疲惫不堪，毫无斗志，丧失战斗力，国内物资特别是粮食严重缺乏，广大群众迫切要求退出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以空间换时间，为苏维埃政权赢得喘息时机，以求东山再起，否则苏维埃政权就有覆没的危险。而在1941年，苏维埃政权已经存在20多年，斯大林直接执掌政权也有十来年了，苏联号称完成了工业化，是个工业强国，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同1918年的状态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时候同德国“媾和”是不能同布列斯特和约相提并论的。倒是保加利亚的那位大使看得清楚，即使退到乌拉尔苏联也必然胜利。1918年签订和约的目的是退出帝国主义战争，苏维埃政权并没有和德奥同盟国结盟去反对协约国。而斯大林不仅打算同德国媾和，而且还许诺同德国结盟，建立反英美的联合战线，向英美宣战。两者的性质全然不同。并且有迹象表明，在谈判中中国（“中华文明”）很可能成为交易的一个筹码。
同法西斯德国联盟，共同进攻西方国家？这种“曲线救国”，“曲线反法西斯”路线可行吗？连卡尔波夫在评价斯大林这一行动时也说：“国际主义者斯大林同意勾结法西斯分子反对盟国，这种无原则的态度当然有待商榷。但他认为，这个想法本身只是一种战术步骤，为的是赢得时间。现在要拯救国家不被侵略。两年之间，世事变化无穷，会有机会跟盟国作出解释的，不会进行针对盟国的战斗行动。”[15] 这种辩解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如果“媾和”或者“投降”成功，与法西斯德国结盟，并肩作战，那么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日，苏联难免要站在耻辱的被审判席上。
值得庆幸的是“媾和”或者“投降”没有成为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