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近代早期不列颠空间整合及类型论
王晋新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9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6年3期第60～68页
【作者简介】王晋新，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教授。长春 130024
【关 键 词】不列颠/空间整合/类型
从社会空间运动角度对不列颠帝国的“崛起”进行考察，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与重要切入点之一。近代早期英国社会空间扩展存在着两个维度：其一是海外空间；其二是不列颠群岛的内部空间。前者为外部扩展，后者为内部扩展。以往学术界在对近代早期英国历史空间扩展的研究上可谓成就斐然，但尚存一些薄弱甚至欠缺之处。这体现为：首先，过多注重其外部空间扩展，而对内部空间拓展的关注不够。英国学者安·修斯曾言：“在绝大部分的不列颠教育体系中，被称作为‘不列颠史’的课程设置实际上都仅仅是由英格兰的历史所构成，它既独立于欧洲大陆的种种发展之外，又忽略了苏格兰和爱尔兰所发生的历史事件。”① 笔者以为此论甚为恰当。其次，即或有人对不列颠内部空间扩展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但对其扩展机理、类型、特征与时代作用等方面的认识也不够深入、细密。本文试图借鉴各种相关学科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成果，对近代早期不列颠空间整合的基本原因、过程、特征和类型以及时代效应和历史意义进行探讨。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中世纪鼎盛时期英国政治空间的基本结构特征
大约在公元前20万年前，人类便踏上了不列颠群岛②。从公元前8世纪始，欧洲大陆的克尔特人逐步迁入包括爱尔兰在内的不列颠诸岛。公元前后，罗马人侵入。5世纪以降，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裘特人大举入侵不列颠，占据其中部、 南部地区。克尔特人退往威尔士和苏格兰地区。丘吉尔曾对此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在黑暗中入睡的是不列颠，黎明时醒来的却是英格兰。”③ “英格兰”一词之意即为盎格鲁人的土地。此后数百年间，英格兰群雄割据，从未出现过统一的局面。 8世纪晚期，北欧海盗维京人开始侵扰不列颠。在反抗维京人的斗争中，英格兰的统一进程逐步加快。9世纪晚期，阿尔弗列德大王基本统一了大不列颠岛中、南部地区，史称英格兰王国。该王国是当时不列颠诸岛上一个最大政治空间单位，历史上，人们通常将英格兰王国称为英国。而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三个地区皆不在英国统治之内，此时不列颠诸岛尚未构成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历史空间结构。
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国建立起诺曼底王朝。只不过“威廉最初是诺曼底公爵兼英国国王，后来自然而然地变成了英国国王兼诺曼底公爵”④。 12世纪中叶，安茹王朝又以封建婚姻方式连续扩大了英王在法国的属地，其面积几占法国的一半，形成一个庞大的“安茹帝国”。然而英国君主们亦一直力图在不列颠群岛扩展自己的领土，先后以征服的方式将威尔士、爱尔兰纳入统治空间体系之中，只是对苏格兰侵吞尚未得手。从总体上看，中世纪英国的空间框架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从静态结构上讲，它是一种多元结构的聚合体。
中世纪欧洲各王朝领地与近现代国家版图在内涵上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它只是若干块领地因政治、婚姻、继承等各种封建关系所致围绕着某个王室家族的聚合。当然，聚合起更多更大的领地也是欧洲封建君主和贵族所梦寐以求之事，因为由此可使他们获得更大的财富、更多的封臣和更高的权势地位。“对于封建制度之下任何一个统治阶级来说，战争可能是取得剩余产品惟一的最合理、最快捷的扩张方式。”⑤ 中世纪英国的空间结构由三大部分构成，一是作为国王， 在不列颠所拥有的英格兰王国；二是作为最高封君，在不列颠扩张战争中所获得的威尔士和爱尔兰两个领地；三是作为法王的封臣，在法兰西所领有的公爵领、伯爵领等大片领地。这种空间体系具有一种明显的多元结构特征。从自然地域和政治关系两种基本要素考虑，可以把英国统治空间体系简化为是由不列颠空间结构（由英格兰与威尔士、爱尔兰组合而成，并与苏格兰有一定关联）和英属法兰西空间结构（由在法国的各种领地组合而成）所构成的一种历史聚合体。
第二，从动态变化上看，它是一种极不稳定的空间结构。
作为一种受国家性质、政治结构、继承关系和王朝战争等诸多封建因素制约的空间聚合体，中世纪西欧各国疆域具有相当大的游移性、脆弱性和可变性，时聚时散，时分时合。中世纪的英国的疆域亦是如此。从空间面积上看，英国的疆域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再由大到小的变迁过程。如果从空间结构上讲，12至14世纪期间，大体是上述不列颠结构与英属法兰西结构并存的时代；而从14至15世纪中叶，后一种空间结构已逐步分崩离析，基本不复存在。不列颠空间结构同样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迁。罗斯曾言：“英格兰中世纪时代的终结是以紧缩而不是以扩张为标志的；长期以来征服法国的梦想被放弃了，尤为重要的是，在爱尔兰受英格兰控制、受英格兰语言和文明影响的地区大为缩减。”“在15世纪早期，随着欧文·格伦道尔的反叛，威尔士一度赢得了半独立的地位；虽然这次抗争遭到彻底的镇压，但威尔士人仍旧愤愤不服，不肯就范归化。在康沃尔地区和苏格兰边境地区所开展的将边民们整合进入国家整体结构之中的工作也收效甚微，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进展。”⑥
第三，从空间扩张的进程看，中世纪英国缺乏一种明确的整体战略构想。
长期以来，英格兰历代王朝在空间发展方向上从未有过明确的择定。每次扩张行为均是受其一时利益的驱动而已。英格兰与法兰西孰轻孰重？是确保在大陆法兰西的领地，还是在不列颠诸岛上扩张？历代君主们总是举棋不定，常常是两岸来回疲于奔命。这种情形表明他们起码是没有将在不列颠的扩张明确地摆在首位，或者说英格兰历代王朝的空间扩张战略是一种呈二者并重双向发展的结构。虽然亨利二世、爱德华一世等君王曾在不列颠群岛扩张中立下了赫赫武功，前者曾在对爱尔兰的征服上取得重大成就，并在罗马教廷支持下确立起对爱尔兰的宗主地位⑦；后者以边区公国的方式把威尔士置于英格兰统治空间之中，并屡屡向苏格兰用兵。可一旦在大陆上与法国统治阶级发生冲突，保全大陆领地便成为英国王朝战略的重心所在，英国统治阶级便会不顾一切地冒险东进，甚至丢失在不列颠的成果也在所不惜，漫长的“英法百年战争”便是明证。
第四，从历史发展的长时限看，英格兰对不列颠的扩张也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历史交往。它反映出西欧封建世界在不列颠边缘地区的扩展状况，并为后世不列颠的文明一体化的形成提供了历史的前提。
近代早期不列颠空间整合的基本过程
从历时性发生学角度上看，近代早期不列颠空间整合的历程主要分为两个历史阶段：即1485年至1603年为第一个阶段，主要成就是英格兰对威尔士的正式合并及对爱尔兰再征服取得重大进展。1603年至1707年为第二个阶段，主要成就是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联合以及对爱尔兰的殖民征服的最终完成。英国在迈入近代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的过程中，从行进姿态上看似乎举步维艰，远不如法国、西班牙那般雄壮豪迈。“当法国成为西欧最强大的绝对主义国家发祥地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英国都经历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日渐收缩的绝对主义统治。因此，在英国历史上，从中世纪向近代早期的转变时期，过去封建发展的许多最典型特征发生了深刻而激烈的逆转。”“英国在海外的地缘政治地位已经悄然经历了一场巨变——在16世纪上半叶，西欧列强的势力均衡发生了彻底改变。前一时代英国侵略的对象——西班牙、法国均成为充满活力、咄咄逼人的王权国家——突然之间，英国被它们抛在后面。”⑧ 笔者以为，英国社会走进近代早期阶段的起点是相当的低，既未摆脱“百年战争”失利的重重阴影，也未抚平30年“玫瑰战争”所造成的内伤。而与法国、西班牙诸国相比，英格兰可谓是地狭民寡，只属于二流国家。与意大利、荷兰等地区相比，经济上尚处在不发达的状态。在推进近代早期西欧社会变迁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大航海殖民扩张这三大历史运动中，英国既不是发源地，也非主要角色，只是一个追随者而已。
都铎王朝的开国之君亨利七世审时度势，着手调整国内外政策。在如何对待欧洲大陆事务方面，他确立起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即“除非英国的利益受到直接的威胁，英国不应关切欧洲大陆的事务”⑨。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意味着英国开始奉行从欧洲大陆退缩的战略，或曰消极的大陆防御战略。它标志着中世纪鼎盛时期英国大陆战略的终结，近代初期英国新的对外战略的开端。当然，这种新的战略，无论是形成还是付诸实施都需要有一个过程。在传统因素的影响下，亨利七世仍自称是英国国王兼法国国王。1492年，他还一度对法国用兵，但旋即罢兵言和。此后，亨利七世更多的是运用外交谋略，尤其是政治联姻的方式来处理对外事务，其女嫁给苏格兰国王，其子迎娶西班牙公主，从而营造出一个强化英格兰内部统治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对于威尔士地区，亨利七世一改前朝“不准威尔士人在城市或城市附近拥有土地，不能担任王朝的任何官职，不能承担陪审团的职责，更不能与英格兰人通婚——”等严厉制裁的政策，“尽其所能地满足威尔士人的抱负与需求”⑩，以息宿怨，确保平安。对爱尔兰，亨利七世同样持谨慎小心的策略，仍然任用英裔爱尔兰大贵族为总督。一俟天下大定，亨利七世便着手恢复在爱尔兰的有效统治。都铎王朝第一位代总督波伊宁兹于1494年来到爱尔兰，他主持召开爱尔兰议会，通过了各种法规，其中最为重要的成果是确定了英国的一切重要法令在爱尔兰同样有效；爱尔兰议会可以制定法律，但英王陛下才是爱尔兰的最高权威，他对爱尔兰议会的所有决定拥有否定权。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波伊宁兹法律”(11)。然而，亨利七世对爱尔兰的统治仍只局限在宗主权这一层面上，距真正有效的全面实现尚有很大一段距离。甚至在波伊宁兹之后，代总督一职又落入英裔爱尔兰基尔台伯爵家族的手中。
亨利八世，都铎诸王中一位个性最为张扬的君王，既追求对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吞并与征服，又渴望恢复在法国的庞大的属地。他先后多次对苏格兰用兵，甚至在1544年将爱丁堡以火焚之，仍旧不能使苏格兰人降服。丘吉尔曾言：“亨利在苏格兰一无所获，他不愿意宽宏大量地同苏格兰人和解，又没有力量强迫他们服从自己的意志。在以后的50年里，他们给亨利身后的几代国王增添了许多烦恼。”(12) 苏格兰犹如一把“达摩克利之剑”高悬在英国人头上，岌岌可危的北方边疆成为后世英国君主最为头疼的难题。此外，亨利八世在欧洲大陆也频频作战，同样一事无成。然而频仍的战事却给都铎王朝造成了极为严峻的财政压力。1511至1547年间，亨利八世在与法国、苏格兰战争中共花费了2，134，784英镑， 其中用于苏格兰战争的为35万英镑(13)，结果痛失一个为英国绝对主义君权建立坚实经济基础的良机(14)。
但在对威尔士和爱尔兰的统治上，亨利八世却取得了一定成就。1536年，他废除了古老的威尔士法律，将其分为12个郡，并在英国议会前为其代表分配了24个席位。自此威尔士边区公国体制被永久的撤消。在爱尔兰，他先以武力敉平当地贵族的叛乱，继而实行一项重大改革，即于1541年将爱尔兰由原来英王所属的一块领地变成英王下属的一个王国，自己兼任国王(15)。这种变革应当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罗斯曾评说道：“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一个新的历史过程开始了：中世纪时代已经结束，现代时代开始了。亨利八世戴上了爱尔兰国王的王冠，不再像中世纪的国王那样对爱尔兰行使间接的和间歇的领主权。而是通过‘先缴后赐’方式确立起直接的统治关系。”(16) 但历史的真实远非这般乐观。王国的成立并未使爱尔兰与英格兰的关系发生本质性的变化，而英格兰对其统治仍以“波伊宁兹法律”为基本框架，英王的权力由其派驻爱尔兰的总督代理，由其负责对爱尔兰的直接管理。同时，爱尔兰仍保留议会，因而这只是一种羁縻绥靖式统治。
1558年，伊丽莎白女王即位。她所面对的国内外形势是极为严峻的，一位时人曾感叹到：“我们……对外同法国和苏格兰同时作战，法国国王一只脚站在加来，另一只脚站在苏格兰，横跨在我们的王国之上；我们在国外只有不共戴天的敌人，没有坚强忠实的盟友。”(17) 正是这种严峻的地缘政治形势使得伊丽莎白女王一生在处理外交事务，尤其是在有关苏格兰事务上一直秉持着小心翼翼的谨慎态度。然而，对爱尔兰伊丽莎白女王却持坚定而强硬的政策。为了反抗都铎王朝的统治，爱尔兰人先后三次发动武装起义。1595年，第4次反英格兰人起义爆发。 伊丽莎白调集重兵，遣派良将对其进行了长达9年的血腥镇压，终以武力吞并了爱尔兰。 安德森曾指出：“伊丽莎白时代的扩张主义无力与欧陆主要王朝国家进行正面对抗，就将大批军队投入对爱尔兰贫穷、落后的氏族社会的征战之中”，从而创建了“一项重大的武功”(18)。1603年，伊丽莎白女王去世，都铎王朝绝嗣。不列颠诸岛之间关系面临着一个新的历史契机。
这一年，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南下伦敦，登基加冕，是为英王詹姆士一世，开始斯图亚特王朝在英格兰的统治。这一事件，并不意味着苏格兰、英格兰及爱尔兰三个王国由此而合并为一个整体。詹姆士只是一身二任、头戴三顶王冠而已。“在不列颠诸王国之间，正式的、宪政的关系是多种多样。……苏格兰仍然拥有自己的议会和枢密院，对于它们，英格兰的枢密院并无管辖权。……爱尔兰则是一个殖民地王国，附属于英格兰国王和英格兰枢密院（但显然不隶属于英格兰议会）。”(19) 英格兰与苏格兰仍是两个互不相属的王国，各有自己的议会和政府，而苏格兰与爱尔兰之间又不存在任何正式的宪政联系。仅凭“一王三国”或“三国一王”的这点关系是无法将不列颠称之为一个同质的社会，但是也应看到这一历史事件对于不列颠一体化的整合过程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17世纪，英格兰与苏格兰越走越近，而促成这种相互接近又绝不能仅仅归因两国拥戴一王的原因。究其根本，政治、宗教、战争，尤其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才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和推动力量。17世纪之后，英国社会所发生的种种变动中，苏格兰人都厕身其中。伦敦已超越爱丁堡成为苏格兰各个社会阶层所关注的政治中心。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父子两代君王所推行的各种政策不仅在英格兰遭到反抗，在苏格兰和爱尔兰也遭到强烈的抵制。“同西班牙君主一样，英格兰的查理一世统治着数个王国，同时，他也面临着所有王国对他的反叛；而最后一个向他造反的则是英格兰。的确，人们现在已经认识到如果没有1638年苏格兰的起义和1641年的爱尔兰起义，那就不会爆发英格兰的内战。17世纪所发生的各种动乱，已被比较准确地理解为是一场‘三个王国的战争’。”(20) 而在17世纪中叶的动乱中，一代枭雄奥利弗·克伦威尔率领新模范军转战不列颠群岛，以铁血方式将其统一在英吉利共和国的大旗之下。“英格兰垂手顺服，爱尔兰俯首慑服，苏格兰悚然屈服。这三个王国统一起来，处于伦敦的专制政府的统治之下，不可抗拒的力量填写了英国历史上最难忘的一页。”(21) 虽然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之后，不列颠社会空间的格局又重新恢复到以往状态之中，但是三个王国之间的联系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7世纪末，英国对爱尔兰的控制愈发严厉。特别是“光荣革命”后，英格兰所发动的“爱尔兰的威廉战争”残酷地镇压了“天主教爱尔兰的最后抵抗”(22)。这标志着近代早期英格兰对爱尔兰殖民征服的最终完成。正如一位英国学者所说：“到1690年威廉的征服之后，新教主义的力量才最后将爱尔兰的边疆最终关闭。”(23) 而与此同时，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关系也愈趋紧密。经过长期反复的谈判之后， 1707年，英国汉诺威王朝和伦敦的政治家们同苏格兰议会达成协议，宣布两个王国正式合并，成立“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从而使不列颠社会内部空间整合过程结束。
近代早期不列颠空间整合的基本类型及其历史功用
前述行文表明，不列颠社会空间格局已由中世纪时代的三个王国和一个公国的相互聚合状态转变为近代的以伦敦为中心的近代不列颠帝国的一体化空间结构。这一过程不仅为时漫长，而且极为复杂，给人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其实，若从共时性类型学的角度着眼，便将其划分为吞并、合并和兼并三种基本类型。所谓吞并，是指英格兰以主体的姿态和非暴力的方式对处于客体地位的威尔士公国的占有。所谓吞并，是指英格兰与苏格兰两个王国以主体的姿态和非暴力的和谈方式完成了相互的合并。所谓兼并，就是指英格兰以主体姿态和极其残酷的暴力征服方式对处于客体地位的爱尔兰土地的夺占。
就表面层次审视而言，这三种整合类型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因而我们的目光不能仅仅停留于此，而是应当以此为基点，继续追问与探究为什么会形成三种类型？它们之间的差异究竟有多大？它们各自对本地区乃至整个不列颠的社会发展有何作用与意义？从而使我们对近代不列颠空间结构体系的形成与不列颠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有一种更深刻的把握。
（一）参与不列颠近代空间整合过程的历史因素和社会力量
参与不列颠近代空间整合过程的历史因素和社会力量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最为重要的是这一整合过程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过程，它与当时不列颠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制度变迁和海外殖民扩张等诸多其他历史过程之间构成了一种相互关联和促动的复杂关系。
布罗代尔曾对“英国是怎样变成一个岛国”、“英格兰怎样变成大不列颠”作了极为精彩的论述(24)。而且其论述中已经暗含着某种类型学的意味。笔者在本文中对不列颠空间整合类型的划分就是受其启发所致。但是，布罗代尔的描述尚过于宽泛，尤其是对作为整合主体的英格兰内部的要素发掘得不够深入、细致。
笔者认为，在参与并制约不列颠空间整合的英格兰方面的众多因素当中，王朝和议会是最为重要的两大社会政治力量；殖民主义、重商主义、清教主义和民族主义又是不断推动英格兰持续吞占不列颠群岛其他空间的社会潮流；而经济发展对原料来源和建立统一市场的需求和历届王朝、政府对政治军事安全的考虑，则是两个最为重要的动因和目的。整合过程中，各种社会力量在时代风云变幻的作用下，或联合或对抗形成种种不同的组合状态。以王权与议会为例，二者就时分时合，变化多端。都铎王朝时期，英王与议会在空间整合事务上的原则、立场基本保持着相对一致。而17世纪以降，国王与议会之间的矛盾、对立加深，从而影响空间整合的进程和力度。“自幼身为苏格兰国君的詹姆士一世，在以国王身份统治英格兰之初，非常愿意把自己原有的王国与自己新的王国之间的关系拉得紧密一些。”然而“英格兰议会只要觉得这样会有助于增强苏格兰的特权，有助于加强王室自身的权威，就不会对法律上的合并表示支持赞成。待英格兰议会取得优势之时，王室对合并之事则持不太积极的态度。”“17世纪末时，詹姆士二世就曾建议他的儿子反对将三个王国的议会进行合并的任何行为”(25)。又如，内战之初，查理一世先是拼命要以举国之力镇压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叛乱”，而后却又向爱尔兰许以重诺，利用它同英格兰议会相抗衡。再如，克伦威尔在累累白骨上所建成的不列颠一统的格局却被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很自然地丢弃了。若把视野进一步拓宽，将经济、民族、宗教、文化和外部局势等各种因素纳入进来，不列颠近代空间的建构过程就更为复杂。简而言之，正是在各种历史因素、社会力量的影响作用下，不列颠的空间整合过程形成了不同的实现途径和不同的类型。
（二）不同整合类型之间差异的相对性
笔者以为，上述整合类型之间的差异只体现在方式上，并不意味着三种整合类型在性质上有何不同。这是因为在整合过程中，英格兰始终保持着一种强势的主体地位，始终将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三个地区作为吞占的对象，始终保持着以伦敦或英格兰为中心的整合立场。对威尔士、爱尔兰如是，对苏格兰同样如此。都铎王朝将苏格兰作为藩属之邦屡屡用兵征伐的情形自不必说，就是源自苏格兰的斯图亚特王朝在17世纪初入主英格兰之后，也很快将伦敦和英格兰而不是将爱丁堡和苏格兰作为自己最重要的根基。“詹姆士一世在22年间仅回过一次苏格兰故地。其子查理一世在英格兰继位为王8年以后，才到苏格兰加冕为苏格兰国王。 ”“对于各种王朝合并而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不管构成这个王朝的各个国家政权在理论上具有什么样的平等性和独立性，他们之中的一个必须趋向获得统治地位，同时把其他的国家政权降低到地方依附性的地位。”查理一世就是“将苏格兰视作为一个依附于英格兰和英格兰政策制定者的藩属国”(26)。共和政府时期，克伦威尔更是把苏格兰作为他所征服统治的地区。18世纪初，安妮女王及英格兰议会之所以在态度上发生转变，把苏格兰作为一个具有主体地位的对象并以和平的方式与之进行谈判，也只是实现其最终目的的一种策略安排。
对于英格兰在整合过程中所运用的各种方式，也应进行历史的具体的辨析。英格兰对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整合虽然是以非暴力方式完成的，但是必须认识到这是以历史上英格兰对这两个地区长期反复施加的暴力战争为前提的，是以当时英格兰所拥有的绝对暴力优势对这两个地区的强大威胁为现实基础的。而对爱尔兰的兼并，也不全都是暴力征伐，同时伴有各种怀柔羁縻之策。其实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不列颠王权对它们的策略是多种多样的，从彻底灭绝到逐步融化应有尽有”(27)。这种整合方式的多样性和多变性，充分反映出不列颠近代空间形成过程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难性。还应指出的是，在采用何种具体方式上，英格兰统治阶级表现出了一定的主观能动选择性，但是在整合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特定类型，则是因各种各样的因素在长期复杂的过程中相互作用、相互促动而自然生成的结果，并非英格兰统治阶级在事先已经设定好了什么模式。
（三）不同整合类型的历史效应
首先，它们规定了各个地区陆续进入不列颠空间体系之后所处的地位。英格兰对威尔士的吞并不仅为时最早，也最从容。“威尔士的行政管理体制与英格兰的体制相一致；英格兰的法律在威尔士实行，英语成为威尔士的官方用语。所有威尔士的土地‘从此都以英格兰的土地保有方式为准，以往旧有的威尔士的土地法规、习俗等等均被放弃’。而在另一方面，威尔士人也被承认拥有与英格兰人完全相同的公民权利，并在议会中获得了充分的代表，每个郡和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席位。”“英格兰国家不仅向威尔士进行了扩张，也的确把威尔士整合进了英格兰社会本身。”(28) 1702年，英王安妮即位，开始了汉诺威王朝的统治。 苏格兰人却宣称拒绝下一任英格兰国王为苏格兰国王。而此时，英国正处于同法国的战争状态之中。内外交困的英格兰为了自身的战略利益，不得不以财政援助、贸易特权等各种优惠条件换取苏格兰对汉诺威王朝的承认。“苏格兰人以拒绝下一任英格兰国王为苏格兰国王相威胁，从而掌握有一种迫使英格兰人不得不给予苏格兰人以充分的国民权利的能力，而这种权利自詹姆士一世起就一直拒绝给予苏格兰人。”(29) 历经数年艰苦谈判，双方签订《合并法案》，宣布合并。而爱尔兰在近代不列颠社会空间中的地位则极为低下。爱尔兰虽进行过多次抗争，但它始终未曾摆脱“无异于一个殖民地，甚至比殖民地更加悲惨”(30) 的命运。承负着“依附性王国”、“内部殖民地”和“地方省份”三重身份的爱尔兰在近代不列颠社会中，只能充当一个二流的角色。
其次，它们在近代不列颠社会空间中造成一种“分而治之”的统治格局。16世纪对于威尔士来说“是一个向前阔步行进的英雄时代，同英格兰一样，在16世纪的前半叶显示出巨大而迅速的变迁，后半叶则是一个令人慰藉的大开发的时代，一个丰收和值得褒奖的时代”。并“把它在都铎王朝时期所获得的成就一直保持到工业革命前夕”(31)。苏格兰在与英格兰合并之后，“并没有造成它在经济上被奴役，并没有使它沦为‘边鄙之地’”。社会发展也有相当的起色，特别是18世纪中叶之后，其发展进入起飞阶段，而且“一经起飞，便成绩斐然”(31)。只有爱尔兰一直在困苦落后的境地中，踯躅徘徊。而促成这种不平衡性出现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可以确定，英国统治阶级所奉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以及对爱尔兰的“等而下之”的歧视态度是最为主要的原因。从而在近代不列颠社会内部造成了以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为一类，以爱尔兰为另一类的两种全然不同的发展格局。在不断推动威尔士、苏格兰与英格兰建成同质性社会的同时，英格兰统治阶级却把爱尔兰作为异类看待，一味地对其进行政治压迫，从不曾将近代时期英格兰社会所取得的进步成果施与爱尔兰。例如，“光荣革命”时英格兰议会所制定的各种具有进步意义的法律，如“权利法案”等，均不包括在爱尔兰同样实行的条款。因而，艾德蒙·柯蒂斯愤愤地说：“无论‘光荣革命’给英格兰带来了怎样的好处，这些好处却不光荣地一点没给爱尔兰。”(32) 这种“分而治之”的统治给爱尔兰的经济发展同样带来严重的消极后果。殖民统治与经济剥夺在英国对爱尔兰的关系中始终是一对孪生子。在“文明开化”、“传播新教真理”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与借口之下，则是贪婪而自私的经济动机。英国统治者和伦敦议会的政客是“用商店老板惟利是图的精神为别的民族制定法律”(33)。此外，爱尔兰还成为英格兰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一个缓解压力的出口，一个上层土地贵族新成员的养成所，一个下层社会人口迁徙流动的主要目的地。
最后，它们还带来了英国地缘战略安全环境的极大改善。近代之初西班牙、法国等欧陆强国乃至罗马教廷均常常把爱尔兰、苏格兰作为干涉不列颠事务、削弱英格兰实力增强的工具或直接进击英格兰本土的跳板。例如当时一位外交官在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报告中写到：“倘若陛下欲对亨利八世进行打击，那么向其发起进攻的路线须经过爱尔兰。”罗斯也认为：“从防御外国敌对势力的战略上考虑，爱尔兰对于英格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这种重要性要远远大于尼德兰对西班牙的重要性。”(34) 在这种形势下，爱尔兰、苏格兰极有可能成为英格兰的腋下之患，身后之敌。鉴于此，英国统治集团奉行内重于外的现实主义国策，在对欧陆列强巧妙周旋的同时，专心致力于内部空间的整治，其效果十分明显。虽然欧洲列强屡次试图从苏格兰、爱尔兰入手，造成不列颠内部混乱，达到削弱英国实力的目标，但却屡屡失败。因此，从地缘政治战略的角度考虑，随着不列颠整体空间结构的形成，英国地缘战略的安全系数大为增强。中世纪时代桀骜不驯的威尔士在近代以来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骚动和叛乱，成为英格兰的一块稳定的战略后方。苏格兰进入“联合王国”之后，使英格兰在历史上承负数百年之久的来自北方的战略威胁得以彻底的化解。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英国将爱尔兰置于自己的严格控制之下。不列颠内部空间整合的成功使英国在近代国际政治斗争格局中占据了极为有利的地缘位置，握有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主动权。
注释：
① 安·休斯：《英国内战的起源》（Ann Hughes, The Causes of the English Civil War），麦克米兰出版社1974年版，第9页。
② 克雷顿·罗伯特、 戴维·罗伯特著， 贾士蘅译：《英国史——从史前到1714年》第1卷，（台）国立编译馆主编，五南图书出版公司“中华民国”75年版，第5页。
③ 温斯顿·丘吉尔著，薛力敏、林林译：《英语国家史略》上卷，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75页。
④ 皮埃尔·米盖尔著，蔡鸿滨等译，张芝联校：《法国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5页。
⑤ 佩里·安德森著，刘北成译，：《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⑥ 转引自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学术出版社1974年版，第257页。
⑦ 艾德蒙·柯蒂斯主编：《爱尔兰历史文献集》（Edmund Curtis & R. B. Mcdowell, eds., Ir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172—1922），伦敦1977年版，第17、19页。
⑧ 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第114、121页。
⑨ 克雷顿·罗伯特、戴维·罗伯特：《英国史——从史前到1714年》第1卷，第318页。
⑩ A. L.罗斯：《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扩张》（A. L. Rowse, The Expansion of Elizabethan England），麦克米兰出版社1955年版，第45、47页。
(11) 艾德蒙·柯蒂斯：《爱尔兰史》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80—282页。
(12) 温斯顿·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上卷，第517页。
(13) W. G.霍斯金斯：《掠夺时代——亨利八世时代的英国》（W. G. Hoskins, The Age of Plunder——The England of Henry VIII 1500—1547）， 朗曼出版社1979年版，第210页。
(14) 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第124页。
(15) 艾德蒙·柯蒂斯：《爱尔兰史》上册，第317页。
(16) A. L.罗斯：《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扩张》，第93页。
(17) 温斯顿·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上卷，第352页。
(18) 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第129页。
(19) 安·休斯：《英国内战的起源》，第39页。
(20) 安·休斯：《英国内战的起源》，第10页。
(21) 温斯顿·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上卷，第693页。
(22) 艾德蒙·柯蒂斯：《爱尔兰史》下册，第503页。
(23) J. H. 奥莱米尔：《野蛮地区的开化》（Jane H. Ohlmeyer, “Civilizinge of those Rude Partes: Colonization within Britain and Ireland”），W. R.刘易斯主编：《牛津不列颠帝国史》（Wm. Roger Louis,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第1卷；尼古拉斯·坎尼主编：《帝国的起源》（Nicholas Canny, ed, The Origins of Empire），牛津1998年版， 第145页。
(24) 布罗代尔著，施康强、顾良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 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402—406、422—429页。
(25) P.扎果林：《叛乱与统治》（Perez Zagorin, Rebels & Rulers 1500—1660）第1卷，剑桥1982年版，第99页。
(26) P.扎果林：《叛乱与统治》第1卷，第107、109、108页。
(27) J. H.奥莱米尔：《野蛮地区的开化》，尼古拉斯·坎尼主编：《帝国的起源》，第13页。
(28) A. L.罗斯：《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扩张》，第53、89页。
(29) R.戴德利·爱德华兹：《新编爱尔兰史》（R. Dudley Edwards, A New History of Ireland），麦克米兰1972年版，第139页。
(30) 汉斯·豪斯赫尔著，王庆余等译：《近代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47页。
(31) A. L.罗斯：《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扩张》，第59页。
(32)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第425页。
(33) 艾德蒙·柯蒂斯：《爱尔兰史》下册，第563页。
(34) 艾德蒙·柯蒂斯：《爱尔兰史》下册，第570页。
(35) A. L.罗斯：《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扩张》，第126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9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6年3期第60～68页
【作者简介】王晋新，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教授。长春 130024
| 【内容提要】 | 近代早期英国统治阶级在向海外迅猛扩张的同时，也对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等地进行了全面的整合，逐步将其纳入到一体化的政治空间结构之中，从而构成不列颠空间扩展的内部维度。这种空间内部扩展与英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制度变迁和海外殖民等运动相结合，构成了英国社会转型整体框架和基本内容。同时，这种空间整合为时漫长，方式途径不一，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类型，并对英国社会发展变革的整体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
中世纪鼎盛时期英国政治空间的基本结构特征
大约在公元前20万年前，人类便踏上了不列颠群岛②。从公元前8世纪始，欧洲大陆的克尔特人逐步迁入包括爱尔兰在内的不列颠诸岛。公元前后，罗马人侵入。5世纪以降，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裘特人大举入侵不列颠，占据其中部、 南部地区。克尔特人退往威尔士和苏格兰地区。丘吉尔曾对此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在黑暗中入睡的是不列颠，黎明时醒来的却是英格兰。”③ “英格兰”一词之意即为盎格鲁人的土地。此后数百年间，英格兰群雄割据，从未出现过统一的局面。 8世纪晚期，北欧海盗维京人开始侵扰不列颠。在反抗维京人的斗争中，英格兰的统一进程逐步加快。9世纪晚期，阿尔弗列德大王基本统一了大不列颠岛中、南部地区，史称英格兰王国。该王国是当时不列颠诸岛上一个最大政治空间单位，历史上，人们通常将英格兰王国称为英国。而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三个地区皆不在英国统治之内，此时不列颠诸岛尚未构成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历史空间结构。
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国建立起诺曼底王朝。只不过“威廉最初是诺曼底公爵兼英国国王，后来自然而然地变成了英国国王兼诺曼底公爵”④。 12世纪中叶，安茹王朝又以封建婚姻方式连续扩大了英王在法国的属地，其面积几占法国的一半，形成一个庞大的“安茹帝国”。然而英国君主们亦一直力图在不列颠群岛扩展自己的领土，先后以征服的方式将威尔士、爱尔兰纳入统治空间体系之中，只是对苏格兰侵吞尚未得手。从总体上看，中世纪英国的空间框架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从静态结构上讲，它是一种多元结构的聚合体。
中世纪欧洲各王朝领地与近现代国家版图在内涵上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它只是若干块领地因政治、婚姻、继承等各种封建关系所致围绕着某个王室家族的聚合。当然，聚合起更多更大的领地也是欧洲封建君主和贵族所梦寐以求之事，因为由此可使他们获得更大的财富、更多的封臣和更高的权势地位。“对于封建制度之下任何一个统治阶级来说，战争可能是取得剩余产品惟一的最合理、最快捷的扩张方式。”⑤ 中世纪英国的空间结构由三大部分构成，一是作为国王， 在不列颠所拥有的英格兰王国；二是作为最高封君，在不列颠扩张战争中所获得的威尔士和爱尔兰两个领地；三是作为法王的封臣，在法兰西所领有的公爵领、伯爵领等大片领地。这种空间体系具有一种明显的多元结构特征。从自然地域和政治关系两种基本要素考虑，可以把英国统治空间体系简化为是由不列颠空间结构（由英格兰与威尔士、爱尔兰组合而成，并与苏格兰有一定关联）和英属法兰西空间结构（由在法国的各种领地组合而成）所构成的一种历史聚合体。
第二，从动态变化上看，它是一种极不稳定的空间结构。
作为一种受国家性质、政治结构、继承关系和王朝战争等诸多封建因素制约的空间聚合体，中世纪西欧各国疆域具有相当大的游移性、脆弱性和可变性，时聚时散，时分时合。中世纪的英国的疆域亦是如此。从空间面积上看，英国的疆域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再由大到小的变迁过程。如果从空间结构上讲，12至14世纪期间，大体是上述不列颠结构与英属法兰西结构并存的时代；而从14至15世纪中叶，后一种空间结构已逐步分崩离析，基本不复存在。不列颠空间结构同样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迁。罗斯曾言：“英格兰中世纪时代的终结是以紧缩而不是以扩张为标志的；长期以来征服法国的梦想被放弃了，尤为重要的是，在爱尔兰受英格兰控制、受英格兰语言和文明影响的地区大为缩减。”“在15世纪早期，随着欧文·格伦道尔的反叛，威尔士一度赢得了半独立的地位；虽然这次抗争遭到彻底的镇压，但威尔士人仍旧愤愤不服，不肯就范归化。在康沃尔地区和苏格兰边境地区所开展的将边民们整合进入国家整体结构之中的工作也收效甚微，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进展。”⑥
第三，从空间扩张的进程看，中世纪英国缺乏一种明确的整体战略构想。
长期以来，英格兰历代王朝在空间发展方向上从未有过明确的择定。每次扩张行为均是受其一时利益的驱动而已。英格兰与法兰西孰轻孰重？是确保在大陆法兰西的领地，还是在不列颠诸岛上扩张？历代君主们总是举棋不定，常常是两岸来回疲于奔命。这种情形表明他们起码是没有将在不列颠的扩张明确地摆在首位，或者说英格兰历代王朝的空间扩张战略是一种呈二者并重双向发展的结构。虽然亨利二世、爱德华一世等君王曾在不列颠群岛扩张中立下了赫赫武功，前者曾在对爱尔兰的征服上取得重大成就，并在罗马教廷支持下确立起对爱尔兰的宗主地位⑦；后者以边区公国的方式把威尔士置于英格兰统治空间之中，并屡屡向苏格兰用兵。可一旦在大陆上与法国统治阶级发生冲突，保全大陆领地便成为英国王朝战略的重心所在，英国统治阶级便会不顾一切地冒险东进，甚至丢失在不列颠的成果也在所不惜，漫长的“英法百年战争”便是明证。
第四，从历史发展的长时限看，英格兰对不列颠的扩张也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历史交往。它反映出西欧封建世界在不列颠边缘地区的扩展状况，并为后世不列颠的文明一体化的形成提供了历史的前提。
近代早期不列颠空间整合的基本过程
从历时性发生学角度上看，近代早期不列颠空间整合的历程主要分为两个历史阶段：即1485年至1603年为第一个阶段，主要成就是英格兰对威尔士的正式合并及对爱尔兰再征服取得重大进展。1603年至1707年为第二个阶段，主要成就是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联合以及对爱尔兰的殖民征服的最终完成。英国在迈入近代这一新的历史时期的过程中，从行进姿态上看似乎举步维艰，远不如法国、西班牙那般雄壮豪迈。“当法国成为西欧最强大的绝对主义国家发祥地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英国都经历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日渐收缩的绝对主义统治。因此，在英国历史上，从中世纪向近代早期的转变时期，过去封建发展的许多最典型特征发生了深刻而激烈的逆转。”“英国在海外的地缘政治地位已经悄然经历了一场巨变——在16世纪上半叶，西欧列强的势力均衡发生了彻底改变。前一时代英国侵略的对象——西班牙、法国均成为充满活力、咄咄逼人的王权国家——突然之间，英国被它们抛在后面。”⑧ 笔者以为，英国社会走进近代早期阶段的起点是相当的低，既未摆脱“百年战争”失利的重重阴影，也未抚平30年“玫瑰战争”所造成的内伤。而与法国、西班牙诸国相比，英格兰可谓是地狭民寡，只属于二流国家。与意大利、荷兰等地区相比，经济上尚处在不发达的状态。在推进近代早期西欧社会变迁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大航海殖民扩张这三大历史运动中，英国既不是发源地，也非主要角色，只是一个追随者而已。
都铎王朝的开国之君亨利七世审时度势，着手调整国内外政策。在如何对待欧洲大陆事务方面，他确立起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即“除非英国的利益受到直接的威胁，英国不应关切欧洲大陆的事务”⑨。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意味着英国开始奉行从欧洲大陆退缩的战略，或曰消极的大陆防御战略。它标志着中世纪鼎盛时期英国大陆战略的终结，近代初期英国新的对外战略的开端。当然，这种新的战略，无论是形成还是付诸实施都需要有一个过程。在传统因素的影响下，亨利七世仍自称是英国国王兼法国国王。1492年，他还一度对法国用兵，但旋即罢兵言和。此后，亨利七世更多的是运用外交谋略，尤其是政治联姻的方式来处理对外事务，其女嫁给苏格兰国王，其子迎娶西班牙公主，从而营造出一个强化英格兰内部统治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对于威尔士地区，亨利七世一改前朝“不准威尔士人在城市或城市附近拥有土地，不能担任王朝的任何官职，不能承担陪审团的职责，更不能与英格兰人通婚——”等严厉制裁的政策，“尽其所能地满足威尔士人的抱负与需求”⑩，以息宿怨，确保平安。对爱尔兰，亨利七世同样持谨慎小心的策略，仍然任用英裔爱尔兰大贵族为总督。一俟天下大定，亨利七世便着手恢复在爱尔兰的有效统治。都铎王朝第一位代总督波伊宁兹于1494年来到爱尔兰，他主持召开爱尔兰议会，通过了各种法规，其中最为重要的成果是确定了英国的一切重要法令在爱尔兰同样有效；爱尔兰议会可以制定法律，但英王陛下才是爱尔兰的最高权威，他对爱尔兰议会的所有决定拥有否定权。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波伊宁兹法律”(11)。然而，亨利七世对爱尔兰的统治仍只局限在宗主权这一层面上，距真正有效的全面实现尚有很大一段距离。甚至在波伊宁兹之后，代总督一职又落入英裔爱尔兰基尔台伯爵家族的手中。
亨利八世，都铎诸王中一位个性最为张扬的君王，既追求对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吞并与征服，又渴望恢复在法国的庞大的属地。他先后多次对苏格兰用兵，甚至在1544年将爱丁堡以火焚之，仍旧不能使苏格兰人降服。丘吉尔曾言：“亨利在苏格兰一无所获，他不愿意宽宏大量地同苏格兰人和解，又没有力量强迫他们服从自己的意志。在以后的50年里，他们给亨利身后的几代国王增添了许多烦恼。”(12) 苏格兰犹如一把“达摩克利之剑”高悬在英国人头上，岌岌可危的北方边疆成为后世英国君主最为头疼的难题。此外，亨利八世在欧洲大陆也频频作战，同样一事无成。然而频仍的战事却给都铎王朝造成了极为严峻的财政压力。1511至1547年间，亨利八世在与法国、苏格兰战争中共花费了2，134，784英镑， 其中用于苏格兰战争的为35万英镑(13)，结果痛失一个为英国绝对主义君权建立坚实经济基础的良机(14)。
但在对威尔士和爱尔兰的统治上，亨利八世却取得了一定成就。1536年，他废除了古老的威尔士法律，将其分为12个郡，并在英国议会前为其代表分配了24个席位。自此威尔士边区公国体制被永久的撤消。在爱尔兰，他先以武力敉平当地贵族的叛乱，继而实行一项重大改革，即于1541年将爱尔兰由原来英王所属的一块领地变成英王下属的一个王国，自己兼任国王(15)。这种变革应当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罗斯曾评说道：“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一个新的历史过程开始了：中世纪时代已经结束，现代时代开始了。亨利八世戴上了爱尔兰国王的王冠，不再像中世纪的国王那样对爱尔兰行使间接的和间歇的领主权。而是通过‘先缴后赐’方式确立起直接的统治关系。”(16) 但历史的真实远非这般乐观。王国的成立并未使爱尔兰与英格兰的关系发生本质性的变化，而英格兰对其统治仍以“波伊宁兹法律”为基本框架，英王的权力由其派驻爱尔兰的总督代理，由其负责对爱尔兰的直接管理。同时，爱尔兰仍保留议会，因而这只是一种羁縻绥靖式统治。
1558年，伊丽莎白女王即位。她所面对的国内外形势是极为严峻的，一位时人曾感叹到：“我们……对外同法国和苏格兰同时作战，法国国王一只脚站在加来，另一只脚站在苏格兰，横跨在我们的王国之上；我们在国外只有不共戴天的敌人，没有坚强忠实的盟友。”(17) 正是这种严峻的地缘政治形势使得伊丽莎白女王一生在处理外交事务，尤其是在有关苏格兰事务上一直秉持着小心翼翼的谨慎态度。然而，对爱尔兰伊丽莎白女王却持坚定而强硬的政策。为了反抗都铎王朝的统治，爱尔兰人先后三次发动武装起义。1595年，第4次反英格兰人起义爆发。 伊丽莎白调集重兵，遣派良将对其进行了长达9年的血腥镇压，终以武力吞并了爱尔兰。 安德森曾指出：“伊丽莎白时代的扩张主义无力与欧陆主要王朝国家进行正面对抗，就将大批军队投入对爱尔兰贫穷、落后的氏族社会的征战之中”，从而创建了“一项重大的武功”(18)。1603年，伊丽莎白女王去世，都铎王朝绝嗣。不列颠诸岛之间关系面临着一个新的历史契机。
这一年，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南下伦敦，登基加冕，是为英王詹姆士一世，开始斯图亚特王朝在英格兰的统治。这一事件，并不意味着苏格兰、英格兰及爱尔兰三个王国由此而合并为一个整体。詹姆士只是一身二任、头戴三顶王冠而已。“在不列颠诸王国之间，正式的、宪政的关系是多种多样。……苏格兰仍然拥有自己的议会和枢密院，对于它们，英格兰的枢密院并无管辖权。……爱尔兰则是一个殖民地王国，附属于英格兰国王和英格兰枢密院（但显然不隶属于英格兰议会）。”(19) 英格兰与苏格兰仍是两个互不相属的王国，各有自己的议会和政府，而苏格兰与爱尔兰之间又不存在任何正式的宪政联系。仅凭“一王三国”或“三国一王”的这点关系是无法将不列颠称之为一个同质的社会，但是也应看到这一历史事件对于不列颠一体化的整合过程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17世纪，英格兰与苏格兰越走越近，而促成这种相互接近又绝不能仅仅归因两国拥戴一王的原因。究其根本，政治、宗教、战争，尤其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才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和推动力量。17世纪之后，英国社会所发生的种种变动中，苏格兰人都厕身其中。伦敦已超越爱丁堡成为苏格兰各个社会阶层所关注的政治中心。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父子两代君王所推行的各种政策不仅在英格兰遭到反抗，在苏格兰和爱尔兰也遭到强烈的抵制。“同西班牙君主一样，英格兰的查理一世统治着数个王国，同时，他也面临着所有王国对他的反叛；而最后一个向他造反的则是英格兰。的确，人们现在已经认识到如果没有1638年苏格兰的起义和1641年的爱尔兰起义，那就不会爆发英格兰的内战。17世纪所发生的各种动乱，已被比较准确地理解为是一场‘三个王国的战争’。”(20) 而在17世纪中叶的动乱中，一代枭雄奥利弗·克伦威尔率领新模范军转战不列颠群岛，以铁血方式将其统一在英吉利共和国的大旗之下。“英格兰垂手顺服，爱尔兰俯首慑服，苏格兰悚然屈服。这三个王国统一起来，处于伦敦的专制政府的统治之下，不可抗拒的力量填写了英国历史上最难忘的一页。”(21) 虽然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之后，不列颠社会空间的格局又重新恢复到以往状态之中，但是三个王国之间的联系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7世纪末，英国对爱尔兰的控制愈发严厉。特别是“光荣革命”后，英格兰所发动的“爱尔兰的威廉战争”残酷地镇压了“天主教爱尔兰的最后抵抗”(22)。这标志着近代早期英格兰对爱尔兰殖民征服的最终完成。正如一位英国学者所说：“到1690年威廉的征服之后，新教主义的力量才最后将爱尔兰的边疆最终关闭。”(23) 而与此同时，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关系也愈趋紧密。经过长期反复的谈判之后， 1707年，英国汉诺威王朝和伦敦的政治家们同苏格兰议会达成协议，宣布两个王国正式合并，成立“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从而使不列颠社会内部空间整合过程结束。
近代早期不列颠空间整合的基本类型及其历史功用
前述行文表明，不列颠社会空间格局已由中世纪时代的三个王国和一个公国的相互聚合状态转变为近代的以伦敦为中心的近代不列颠帝国的一体化空间结构。这一过程不仅为时漫长，而且极为复杂，给人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其实，若从共时性类型学的角度着眼，便将其划分为吞并、合并和兼并三种基本类型。所谓吞并，是指英格兰以主体的姿态和非暴力的方式对处于客体地位的威尔士公国的占有。所谓吞并，是指英格兰与苏格兰两个王国以主体的姿态和非暴力的和谈方式完成了相互的合并。所谓兼并，就是指英格兰以主体姿态和极其残酷的暴力征服方式对处于客体地位的爱尔兰土地的夺占。
就表面层次审视而言，这三种整合类型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因而我们的目光不能仅仅停留于此，而是应当以此为基点，继续追问与探究为什么会形成三种类型？它们之间的差异究竟有多大？它们各自对本地区乃至整个不列颠的社会发展有何作用与意义？从而使我们对近代不列颠空间结构体系的形成与不列颠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有一种更深刻的把握。
（一）参与不列颠近代空间整合过程的历史因素和社会力量
参与不列颠近代空间整合过程的历史因素和社会力量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最为重要的是这一整合过程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过程，它与当时不列颠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制度变迁和海外殖民扩张等诸多其他历史过程之间构成了一种相互关联和促动的复杂关系。
布罗代尔曾对“英国是怎样变成一个岛国”、“英格兰怎样变成大不列颠”作了极为精彩的论述(24)。而且其论述中已经暗含着某种类型学的意味。笔者在本文中对不列颠空间整合类型的划分就是受其启发所致。但是，布罗代尔的描述尚过于宽泛，尤其是对作为整合主体的英格兰内部的要素发掘得不够深入、细致。
笔者认为，在参与并制约不列颠空间整合的英格兰方面的众多因素当中，王朝和议会是最为重要的两大社会政治力量；殖民主义、重商主义、清教主义和民族主义又是不断推动英格兰持续吞占不列颠群岛其他空间的社会潮流；而经济发展对原料来源和建立统一市场的需求和历届王朝、政府对政治军事安全的考虑，则是两个最为重要的动因和目的。整合过程中，各种社会力量在时代风云变幻的作用下，或联合或对抗形成种种不同的组合状态。以王权与议会为例，二者就时分时合，变化多端。都铎王朝时期，英王与议会在空间整合事务上的原则、立场基本保持着相对一致。而17世纪以降，国王与议会之间的矛盾、对立加深，从而影响空间整合的进程和力度。“自幼身为苏格兰国君的詹姆士一世，在以国王身份统治英格兰之初，非常愿意把自己原有的王国与自己新的王国之间的关系拉得紧密一些。”然而“英格兰议会只要觉得这样会有助于增强苏格兰的特权，有助于加强王室自身的权威，就不会对法律上的合并表示支持赞成。待英格兰议会取得优势之时，王室对合并之事则持不太积极的态度。”“17世纪末时，詹姆士二世就曾建议他的儿子反对将三个王国的议会进行合并的任何行为”(25)。又如，内战之初，查理一世先是拼命要以举国之力镇压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叛乱”，而后却又向爱尔兰许以重诺，利用它同英格兰议会相抗衡。再如，克伦威尔在累累白骨上所建成的不列颠一统的格局却被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很自然地丢弃了。若把视野进一步拓宽，将经济、民族、宗教、文化和外部局势等各种因素纳入进来，不列颠近代空间的建构过程就更为复杂。简而言之，正是在各种历史因素、社会力量的影响作用下，不列颠的空间整合过程形成了不同的实现途径和不同的类型。
（二）不同整合类型之间差异的相对性
笔者以为，上述整合类型之间的差异只体现在方式上，并不意味着三种整合类型在性质上有何不同。这是因为在整合过程中，英格兰始终保持着一种强势的主体地位，始终将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三个地区作为吞占的对象，始终保持着以伦敦或英格兰为中心的整合立场。对威尔士、爱尔兰如是，对苏格兰同样如此。都铎王朝将苏格兰作为藩属之邦屡屡用兵征伐的情形自不必说，就是源自苏格兰的斯图亚特王朝在17世纪初入主英格兰之后，也很快将伦敦和英格兰而不是将爱丁堡和苏格兰作为自己最重要的根基。“詹姆士一世在22年间仅回过一次苏格兰故地。其子查理一世在英格兰继位为王8年以后，才到苏格兰加冕为苏格兰国王。 ”“对于各种王朝合并而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不管构成这个王朝的各个国家政权在理论上具有什么样的平等性和独立性，他们之中的一个必须趋向获得统治地位，同时把其他的国家政权降低到地方依附性的地位。”查理一世就是“将苏格兰视作为一个依附于英格兰和英格兰政策制定者的藩属国”(26)。共和政府时期，克伦威尔更是把苏格兰作为他所征服统治的地区。18世纪初，安妮女王及英格兰议会之所以在态度上发生转变，把苏格兰作为一个具有主体地位的对象并以和平的方式与之进行谈判，也只是实现其最终目的的一种策略安排。
对于英格兰在整合过程中所运用的各种方式，也应进行历史的具体的辨析。英格兰对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整合虽然是以非暴力方式完成的，但是必须认识到这是以历史上英格兰对这两个地区长期反复施加的暴力战争为前提的，是以当时英格兰所拥有的绝对暴力优势对这两个地区的强大威胁为现实基础的。而对爱尔兰的兼并，也不全都是暴力征伐，同时伴有各种怀柔羁縻之策。其实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不列颠王权对它们的策略是多种多样的，从彻底灭绝到逐步融化应有尽有”(27)。这种整合方式的多样性和多变性，充分反映出不列颠近代空间形成过程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难性。还应指出的是，在采用何种具体方式上，英格兰统治阶级表现出了一定的主观能动选择性，但是在整合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特定类型，则是因各种各样的因素在长期复杂的过程中相互作用、相互促动而自然生成的结果，并非英格兰统治阶级在事先已经设定好了什么模式。
（三）不同整合类型的历史效应
首先，它们规定了各个地区陆续进入不列颠空间体系之后所处的地位。英格兰对威尔士的吞并不仅为时最早，也最从容。“威尔士的行政管理体制与英格兰的体制相一致；英格兰的法律在威尔士实行，英语成为威尔士的官方用语。所有威尔士的土地‘从此都以英格兰的土地保有方式为准，以往旧有的威尔士的土地法规、习俗等等均被放弃’。而在另一方面，威尔士人也被承认拥有与英格兰人完全相同的公民权利，并在议会中获得了充分的代表，每个郡和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席位。”“英格兰国家不仅向威尔士进行了扩张，也的确把威尔士整合进了英格兰社会本身。”(28) 1702年，英王安妮即位，开始了汉诺威王朝的统治。 苏格兰人却宣称拒绝下一任英格兰国王为苏格兰国王。而此时，英国正处于同法国的战争状态之中。内外交困的英格兰为了自身的战略利益，不得不以财政援助、贸易特权等各种优惠条件换取苏格兰对汉诺威王朝的承认。“苏格兰人以拒绝下一任英格兰国王为苏格兰国王相威胁，从而掌握有一种迫使英格兰人不得不给予苏格兰人以充分的国民权利的能力，而这种权利自詹姆士一世起就一直拒绝给予苏格兰人。”(29) 历经数年艰苦谈判，双方签订《合并法案》，宣布合并。而爱尔兰在近代不列颠社会空间中的地位则极为低下。爱尔兰虽进行过多次抗争，但它始终未曾摆脱“无异于一个殖民地，甚至比殖民地更加悲惨”(30) 的命运。承负着“依附性王国”、“内部殖民地”和“地方省份”三重身份的爱尔兰在近代不列颠社会中，只能充当一个二流的角色。
其次，它们在近代不列颠社会空间中造成一种“分而治之”的统治格局。16世纪对于威尔士来说“是一个向前阔步行进的英雄时代，同英格兰一样，在16世纪的前半叶显示出巨大而迅速的变迁，后半叶则是一个令人慰藉的大开发的时代，一个丰收和值得褒奖的时代”。并“把它在都铎王朝时期所获得的成就一直保持到工业革命前夕”(31)。苏格兰在与英格兰合并之后，“并没有造成它在经济上被奴役，并没有使它沦为‘边鄙之地’”。社会发展也有相当的起色，特别是18世纪中叶之后，其发展进入起飞阶段，而且“一经起飞，便成绩斐然”(31)。只有爱尔兰一直在困苦落后的境地中，踯躅徘徊。而促成这种不平衡性出现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可以确定，英国统治阶级所奉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以及对爱尔兰的“等而下之”的歧视态度是最为主要的原因。从而在近代不列颠社会内部造成了以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为一类，以爱尔兰为另一类的两种全然不同的发展格局。在不断推动威尔士、苏格兰与英格兰建成同质性社会的同时，英格兰统治阶级却把爱尔兰作为异类看待，一味地对其进行政治压迫，从不曾将近代时期英格兰社会所取得的进步成果施与爱尔兰。例如，“光荣革命”时英格兰议会所制定的各种具有进步意义的法律，如“权利法案”等，均不包括在爱尔兰同样实行的条款。因而，艾德蒙·柯蒂斯愤愤地说：“无论‘光荣革命’给英格兰带来了怎样的好处，这些好处却不光荣地一点没给爱尔兰。”(32) 这种“分而治之”的统治给爱尔兰的经济发展同样带来严重的消极后果。殖民统治与经济剥夺在英国对爱尔兰的关系中始终是一对孪生子。在“文明开化”、“传播新教真理”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与借口之下，则是贪婪而自私的经济动机。英国统治者和伦敦议会的政客是“用商店老板惟利是图的精神为别的民族制定法律”(33)。此外，爱尔兰还成为英格兰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一个缓解压力的出口，一个上层土地贵族新成员的养成所，一个下层社会人口迁徙流动的主要目的地。
最后，它们还带来了英国地缘战略安全环境的极大改善。近代之初西班牙、法国等欧陆强国乃至罗马教廷均常常把爱尔兰、苏格兰作为干涉不列颠事务、削弱英格兰实力增强的工具或直接进击英格兰本土的跳板。例如当时一位外交官在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报告中写到：“倘若陛下欲对亨利八世进行打击，那么向其发起进攻的路线须经过爱尔兰。”罗斯也认为：“从防御外国敌对势力的战略上考虑，爱尔兰对于英格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这种重要性要远远大于尼德兰对西班牙的重要性。”(34) 在这种形势下，爱尔兰、苏格兰极有可能成为英格兰的腋下之患，身后之敌。鉴于此，英国统治集团奉行内重于外的现实主义国策，在对欧陆列强巧妙周旋的同时，专心致力于内部空间的整治，其效果十分明显。虽然欧洲列强屡次试图从苏格兰、爱尔兰入手，造成不列颠内部混乱，达到削弱英国实力的目标，但却屡屡失败。因此，从地缘政治战略的角度考虑，随着不列颠整体空间结构的形成，英国地缘战略的安全系数大为增强。中世纪时代桀骜不驯的威尔士在近代以来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骚动和叛乱，成为英格兰的一块稳定的战略后方。苏格兰进入“联合王国”之后，使英格兰在历史上承负数百年之久的来自北方的战略威胁得以彻底的化解。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英国将爱尔兰置于自己的严格控制之下。不列颠内部空间整合的成功使英国在近代国际政治斗争格局中占据了极为有利的地缘位置，握有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主动权。
注释：
① 安·休斯：《英国内战的起源》（Ann Hughes, The Causes of the English Civil War），麦克米兰出版社1974年版，第9页。
② 克雷顿·罗伯特、 戴维·罗伯特著， 贾士蘅译：《英国史——从史前到1714年》第1卷，（台）国立编译馆主编，五南图书出版公司“中华民国”75年版，第5页。
③ 温斯顿·丘吉尔著，薛力敏、林林译：《英语国家史略》上卷，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75页。
④ 皮埃尔·米盖尔著，蔡鸿滨等译，张芝联校：《法国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5页。
⑤ 佩里·安德森著，刘北成译，：《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⑥ 转引自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学术出版社1974年版，第257页。
⑦ 艾德蒙·柯蒂斯主编：《爱尔兰历史文献集》（Edmund Curtis & R. B. Mcdowell, eds., Ir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172—1922），伦敦1977年版，第17、19页。
⑧ 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第114、121页。
⑨ 克雷顿·罗伯特、戴维·罗伯特：《英国史——从史前到1714年》第1卷，第318页。
⑩ A. L.罗斯：《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扩张》（A. L. Rowse, The Expansion of Elizabethan England），麦克米兰出版社1955年版，第45、47页。
(11) 艾德蒙·柯蒂斯：《爱尔兰史》上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80—282页。
(12) 温斯顿·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上卷，第517页。
(13) W. G.霍斯金斯：《掠夺时代——亨利八世时代的英国》（W. G. Hoskins, The Age of Plunder——The England of Henry VIII 1500—1547）， 朗曼出版社1979年版，第210页。
(14) 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第124页。
(15) 艾德蒙·柯蒂斯：《爱尔兰史》上册，第317页。
(16) A. L.罗斯：《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扩张》，第93页。
(17) 温斯顿·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上卷，第352页。
(18) 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第129页。
(19) 安·休斯：《英国内战的起源》，第39页。
(20) 安·休斯：《英国内战的起源》，第10页。
(21) 温斯顿·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上卷，第693页。
(22) 艾德蒙·柯蒂斯：《爱尔兰史》下册，第503页。
(23) J. H. 奥莱米尔：《野蛮地区的开化》（Jane H. Ohlmeyer, “Civilizinge of those Rude Partes: Colonization within Britain and Ireland”），W. R.刘易斯主编：《牛津不列颠帝国史》（Wm. Roger Louis,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第1卷；尼古拉斯·坎尼主编：《帝国的起源》（Nicholas Canny, ed, The Origins of Empire），牛津1998年版， 第145页。
(24) 布罗代尔著，施康强、顾良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 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402—406、422—429页。
(25) P.扎果林：《叛乱与统治》（Perez Zagorin, Rebels & Rulers 1500—1660）第1卷，剑桥1982年版，第99页。
(26) P.扎果林：《叛乱与统治》第1卷，第107、109、108页。
(27) J. H.奥莱米尔：《野蛮地区的开化》，尼古拉斯·坎尼主编：《帝国的起源》，第13页。
(28) A. L.罗斯：《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扩张》，第53、89页。
(29) R.戴德利·爱德华兹：《新编爱尔兰史》（R. Dudley Edwards, A New History of Ireland），麦克米兰1972年版，第139页。
(30) 汉斯·豪斯赫尔著，王庆余等译：《近代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47页。
(31) A. L.罗斯：《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扩张》，第59页。
(32)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第425页。
(33) 艾德蒙·柯蒂斯：《爱尔兰史》下册，第563页。
(34) 艾德蒙·柯蒂斯：《爱尔兰史》下册，第570页。
(35) A. L.罗斯：《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扩张》，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