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当代俄国史学
Б.Н.米罗诺夫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9期
【原文出处】《山东社会科学》(济南)2006年6期第33～44页
【作者简介】［俄］Б.Н.米罗诺夫（Б.Н.МИРОНОВ），俄国国立圣彼得堡大学历史系教授，俄国科学院圣彼得堡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关 键 词】俄国史学/社会学范式/社会史/日常生活史/全球史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6]06—0033—12
一、社会学范式及其对史学的影响
历史学家，与任何其他的研究者一样，面临着两个问题：应该研究些什么题目；怎样把获得的事实组合在一起。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理论的“路线图”或者范式。理论范式是社会上指导思维和研究的出发点。历史学家的理论范式取自社会学，因为社会学是专门研究范式或理论的制定的。目前，社会学拥有三种基本的范式：结构功能范式、社会冲突范式和现象学范式或符号的相互作用论范式。
1.结构功能范式
这是一种图式，它是为了建立一种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复杂的体系的理论。为了保证统一和稳定，这个体系的各别部分都协调一致地工作。就像从名称中可以看到的那样，这个范式集中注意的是社会结构。对社会结构的理解是：任何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行为。社会结构赋予我们的生活以形式，不论家庭、工作还是学习都是如此。此外，这个范式也为了弄清结构的社会功能或者弄清结构对整个社会活动产生的后果。整个社会结构——从简单的握手到复杂的宗教仪式——可以保证社会的生存——至少是在目前存在的那种形式中的生存。
结构功能范式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奥古斯特·康德，他指出了社会整合在剧变时期的重要性。艾米尔·涂尔干促使社会学进入法国大学，他的活动也基于这一方法。结构功能范式的第三位奠基者是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他把社会与人体对比。在他看来，就像人体的组成结构——骨骼、肌肉和各种不同的内脏器官——都是为整个人体的生存工作的，但是都独立地发挥功能一样，各个社会结构也是共同作用的，一起保卫着社会。总之，这个结构功能范式把各种社会学的观察整理好，弄清楚不同的社会结构，并对其功能进行研究。
在美国，塔尔科特·帕森斯（1902—1979）推进了康德、斯宾塞和涂尔干的许多思想，他是结构功能范式在美国的主要拥护者。帕森斯把社会看作是一个系统，并力图弄清楚任何社会为了生存应该完成的基本任务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这些任务。
当代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更为准确地阐述了我们对社会功能概念的理解。他说明：第一，人们很少能了解社会结构的所有功能。他认为某一社会现象的那些已被判定的和可期待的后果是明显的功能。相反，某一社会现象的未被判定的和不可预见的后果——则是隐匿的功能。例如，美国的高等教育的显著功能是：保证年轻人获得工作必需的信息和技能。然而，高等院校想必还有另一个虽然同样重要、却较少被承认的功能：为同样社会出身的人们“做媒”。还有一个隐匿的功能是使数百万的年轻人不进入劳动力市场，在那里其中的许多人多半是不能为自己找到任何工作的。此外，正如默顿所说明的那样，社会现象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不同的社会成员。例如，传统家庭是教育儿童的良好环境，但是与此同时在这些家庭中，男性占有特殊地位，而留给女性的机会却不多。他还提出一个重要的想法：社会结构不是任何时候都有益的。社会的不良功能——是指某个社会现象对社会活动所产生的不良后果。每当涉及什么被认为是有益的或有害的时，人们往往会产生意见分歧。例如，对某一类人（如工厂主或地主）有效的东西，对另一类人（如工厂工人或佃农）可能是完全不良的。
小结：结构功能范式的主要特征：关于社会是稳定的和有序的构成体的概念。遵循这一方法的社会学家力图说明，把这个体系“带入运动的是什么”。
在19世纪中期，多数社会学家遵循的正是结构功能范式。然而，它的影响后来日渐减弱。这一范式的批评者指出，它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的稳定和统一的同时，却趋向于遗忘阶级的、种族的和社会性别的不平等，而这些不平等会导致重大的社会紧张和冲突的产生。集中注意稳定和不注意冲突，这些特点使得这个范式有些保守。另一种理论范式——社会冲突范式——是对这一方法的一种特殊的反动。
2.社会冲突范式
社会冲突范式是一种图式，它是为了建立一种理论。这种理论把社会看作是产生冲突和变化的不平等的舞台。与结构功能范式把重点放在团结不同，这种方法的重点在不平等。它的支持者研究这样一些因素的联系，如社会阶级、种族、年龄、民族的属性和性别的属性，钱财、权力、教育和社会威望的不均等分配。这一范式推翻了下述思想，即社会结构可以促进作为一个统一整体的社会的运作，并且表明，社会范例是为了使一些人有利和使另一些人不幸的。
遵循这一范式的社会学家对占统治地位的人和没有特权的人——富人和穷人、白色肤色和其他肤色的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冲突进行了观察。通常，属于社会上层的人力图捍卫自己的地位，而没有这种优势的人则企图为自己谋求更多的利益。
对俄国当代的教育制度的分析表明，学校教育是如何开始在每一代新人中恢复阶级的不平等的。情况是：中学依据学生的名额而分化了。在有特权的学校（高等法政学校、学院等）里学习的是有钱人的子女。家长付的学费很高，子女受到的教育水平大大高于在普通国立学校里学习的其他孩子。这样的结果是（同时也因为有钱的家长有可能雇用课外辅导老师），特权学校的毕业生就有了不可比拟的更多机会进入名牌大学，而与此同时，普通学校的毕业生或者进入非名牌大学，或者为了获得熟练工人的职业而进入职业学校。从结构功能的观点看，这样的“分组”应该对所有人都是有利的，因为学校教育是与学生的才能相适应的。然而，根据社会冲突范式，这样的划分更多的是与社会出身有关，而不是才能，因而，有钱的学生被分入高水平的组，而穷人的孩子则在低水平的组里完成学习。
由上可见，从特权家庭出生的年轻人得到的是最好的教育，以后是高收入的工作。而从贫穷家庭出生的孩子，与他们家长一样，只能得到差的教育，而后是低收入的工作。在这两种情况下，社会阶梯就像接力赛一样，从一代人传向下一代人，而同时学校为造成这种情况的辩解是，它们考虑的是个人的成绩。
由此可见，社会冲突论者认为，社会冲突远远越出了学校教育制度的范围：即建立在阶级出生基础上并由社会本身的组织加剧了的不平等。
许多社会学家应用社会冲突范式，不仅是为了思考社会构造问题，而且是为了实现旨在消灭不平等的社会变革。杜布伊斯（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Dubois），还有卡尔·马克思都是追求这样的目的。后者的著作对发展这个范式具有特别的意义。马克思对那些只对社会进行分析的人不满。马克思在自己的著名的宣言（这些话被刻在位于伦敦的海格特墓地上的他的墓碑上）中断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小结：最近几十年，社会冲突范式获得了很多支持者。但是与其他方法一样，它也受到了批评。它在集中注意于不平等的同时，忽略了一点：被所有人共享的价值和相互联系把社会成员统一了起来。此外，在其批评者看来，这个范式的政治倾向性使它无法具有客观性。但是，社会冲突论者反驳了对自己的批评意见，指出：所有方法都有政治后果，尽管这些后果是彼此不同的。
不论是结构功能范式，还是社会冲突范式，都是用浓墨重彩来描绘社会的，从社会结构（“家庭”、“社会阶级”、“种族”、“社会性别”等）的立场看待社会。
上述理论方法中的第三种范式很大程度上是在日常经验的范围内来看待社会的。
3.现象学范式，或符号的相互作用论范式
结构功能范式和社会冲突范式都属于普遍的宏观层面的定向——集中于把社会构成整体的社会结构。宏观水平的社会学构图宏伟，很像是乘坐直升机鸟瞰一座大城市，可以看到：人们怎样在公路上从一地移到另一地，或者建筑工地如何从富人区移向穷人区。在社会学上，还有微观层面的定向——集中于在具体境遇的社会互动。这种研究就像是注意在街道上发生了些什么，如孩子们在学校运动场上的交流，或者过路人对无家可归者的反应。因此，现象学范式（符号的相互作用论范式）是一种图式，它是为了建立一种理论。这种理论把社会看作是个人间日常互动的结果。
千百万的个人经验究竟是怎样构成“社会”的呢？对此的答案之一是：社会恰恰是人们在相互交流过程中建立的普遍现实。人——这是生活在符号世界中并在实际上对一切加以标识的生物。因而，“现实”——只是我们所确定的赋予自己的环境、对其他人的责任和自身的认同的意义。
当然，这种确定的进程是主观的，而且因人而异。例如，有人可能把无家可归者确定为“期待赐舍的普通懒汉”，因而并不注意他，而别的人则把他看成是“蒙难的同行”，因而救济他。同样，有人经过正在值勤巡逻的警官时产生安全感，而另一人则感到惊恐。因而，应用符号的相互作用论方法的社会学家把社会看成是主观意义经常变幻的复杂的马赛克。现实，包括社会，是社会地构成的。任何知识都是社会地构成的，而且趋向一定的实际问题。“事实”不可能是中立的，但是始终是主观地被思考的（反映的），并可满足各种认识、证据、提议中的主观需求。现象学范式把重点放在日常知识上，放在个人的符号的互动上。
符号的相互作用论范式其根源来自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的思想。他强调必须从身处其中的人的观点来理解环境。
此后，社会学家为微观层面的社会学提供了许多新东西，建立了不少流派。欧文·霍夫曼（1922—1982）提出了戏剧性分析法——把人们当作扮演不同角色的演员加以论述。乔治·霍曼斯和皮特·布劳研究了社会交换分析法。根据他们的意见，社会中的互动是由每一个人在与别人交流时所期待的得与失调整的。例如，为了讨好，人们寻找的伙伴，从实际的吸引力的角度看，至少是在智力和财力方面能够提供与他们本人所能提供的同样多的那些人。
表一 三种基本理论范式
小结：符号的相互作用论范式略微削弱了宏观层面的分析社会的方法所具有的倾向性。符号的相互作用论范式在不否定如“家庭”、“社会阶级”这样一些结构存在的同时，提醒我们：社会根本上是导向人们的互动的。这意味着，微观层面的社会学力图把社会表现为个人实际了解的那样。但是，符号的相互作用论范式也有相反的一面：它在集中注意于日常的互动的时候，却忽视了更大的社会结构、文化效益和这样一些因素，如阶级的、性别的和种族的属性。
从表一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到结构功能范式、社会冲突范式和符号的相互作用论范式的基本特点。每一种范式都有助于回答一定范围的问题，但只有在社会学方法包含上述所有三种范式的时候才能最完整地理解社会。
在苏联时期，不只是下述这点：即在分析前苏联时期时社会冲突范式占统治地位，在分析苏联现状时结构功能范式占统治地位。诚然，两种方法都被称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学范式则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异教，历史学家始终未曾应用过。
二、苏联史学的缺点
80多年来，西欧史学的发展一直是与在社会科学中出现的新的理论、范畴、概念相一致的，而苏联历史学家，除了少数大胆的学者，其他人不得不牢固地坚守“无时效的学说”。结果是，在社会史研究方面，在西方史学与苏联史学之间出现了后果严重的差距。苏联历史学家在研究过去方面的缺点受到了并继续遭受着如下所述种种公正的批评：
（1）经济主义：优先重视经济因素，忽视其他因素，并经常把多方面、 多维度的社会对象简化为单一的经济方面；
（2）先验论：在它的影响下， 事实被塞入由理论决定的公式之中（如历史的动力永远是革命，人被分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阶级斗争无处不在，等等）；
（3）现在主义：过去的人被加上了今人的动机和认识；
（4）唯物主义：迫使历史学家忽视社会生活中思想的意义， 如不同社会集团所具有的关于国家与人的观念；忽视个人以及其他主观因素在历史上的作用；
（5）客观主义：与此相对应的是，理论架构被看成是客观的现实，例如， 由研究者构建的阶级被认为是客观存在的阶级，而社会集团根据数量、成员、界限来确定，而不顾集团内部的和相互间的关系，忽视集团的认识和自我认同；
（6）普世主义：导致对各别国家发展中的民族的、文化的、 宗教的特殊性的意义的忽视；
（7）历史科学的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照А.И. 索尔仁尼琴的说法是：“早在共产党政权之前很久，俄国历史就遭到了歪曲：在我国，各种狂热的、激进的思想按照自己的斗争目的践踏着俄国的过去。”
我国史学与世界史学的分离还有一个消极后果：概念系统——这是把个别的事实放在其中的模版——已经陈旧，不再与西欧史学所应用的相适应。由此就常常产生，并且至今还在产生彼此间的不理解和误解。例如，当“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应用“阶级”概念时，他们赋予这个概念的意义与苏联历史学家完全不同。对后者来说，这几乎是一个永恒的社会的范畴，而对前者——这只是或多或少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范畴。对于其他的社会分析的重要概念也存在相似的情况，例如阶层、国家、社会、封建主义、农奴制，等等。许多西方史学惯用的概念，在苏联史学中用得很少，或者被歪曲地同化了，例如社会移动性、心态。我国历史学家面临的迫切任务是：改进概念系统，使之与当代科学相适应。
因而，除了全世界的当代历史学家所共同面临的方法论难题外，我国的历史学家还有更多的问题。在我看来，苏联史学的特点是：对十月革命前俄国史的否定态度，就像当代俄国史学对苏联时期的否定态度一样。占统治地位的是一种在解释历史时只唱忧郁、昏暗调子的范式：人民贫苦不堪；精英们疯狂地追逐着自私的阶级利益，忘却了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专制主义只关注贵族的利益和自我生存；帝国时期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是不科学的，因为其惟一的目的是保存腐朽的专制制度；贵族剥削农民，城市剥削农村，商人和资产阶级剥削小市民和工人，俄罗斯帝国剥削居住在国内的所有民族；农奴制只是噩梦和不幸；官僚制的特点是不成熟和贪污腐败；权利是专制制度的奴仆，法庭已被出卖；社会舆论受到专制制度的侵犯，等等。世界上任何地方大概不会有历史学家会这样幼稚地描述自己国家的历史。历史学家很大程度上既创建了国家的历史，又创建了民族的历史。正是他们构建了对历史的理解，迫使人们忘记一些事件，同时很好地记住另一些事件，以伦理的—文化的传统、民族自觉和民族尊严教育人们。
在民族形成的过程中，任何一个国家都离不开神话创作。但是，关于俄国的多数神话——不论这有多么荒唐——却是贬低，而不是提高俄罗斯人的民族尊严。请看其中的几个：俄罗斯是压迫隶属于她的所有民族的典型的帝国；俄国社会是封闭的；俄国人不懂得管理；农奴制使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处于闭塞状态；在俄国没有法治，只有人治；国家和官僚制度不关心社会和人民；所有的，或者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是不正确的；18—19世纪初的专制制度是阻碍国家发展的制度；法庭上充斥着专断无理。请看例句：“帝国的政策始终会再现宗主国的国内政治社会制度的特点。在俄国，这就是莫斯科君主的以独裁镇压为基础的政权；人民的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奴隶心态；不是诸侯的等级制度，而是国家奴隶的等级制度；在社会中长期不存在阶层制度、自治城市，有的是普遍的不自由的精神和国家以国家名义对个性的压制。”
否定性的神话创作的原因在于：这些神话是在我国史学在与国家政权的独裁主义作斗争的时期创作的，追求的是崇高的任务——在俄国建立公民社会和法制国家。以后这些神话进入了教科书和群众意识。在俄国的知识分子中间，虚无主义的情绪一直很流行，结果是与任何人都不满、对抗，谴责祖国的历史、俄国的传统和秩序，这被认为，而且至今认为是俄国知识分子的好风度，甚至在没有什么根据时也是如此。在1997年，我受到美国驻彼得堡总领事的接见，被邀请的共有20人，基本上是年龄在45至55岁之间的大学教授。在丰盛的餐桌旁，大家友好地责骂政权……指责俄国不够民主。10年以前，很多人避开美国领事馆；避免与其工作人员接触，至少是不会张扬；害怕参加接见。至于不害怕本国同胞，在美国领事馆馆员在场的情况下公开责骂政权，那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如今，这一切都成了可能，但民主成分还是很少。
俄国改革家和政府政策在史学中的遭遇尤其不济。史学界通常都用特有的观点来看待政府政策：（1）最高政权和政府哪些没有做；（2）它们犯了哪些错误；（3）在组织和管理中的缺点；（4）丧失了哪些可能性。任何一种评价都以存在某种范例、模式为前提，这些范例和模式被用来与现实比较。对俄国来说，这些用来比较的范例总是从西欧国家的经验中借来的。西欧国家在我国历史的帝国时期在现代化方面总是走在前面。这样的比较，一方面来说，是十分有效的。但是，由于比较是以西欧的高标准为基础的，因而总是贬低了我国的成就，有时简直贬得一钱不值。例如，1861年，俄国废除了农奴制。许多人认为：真难以设想这是成就，在西欧国家，这早在几百年前就已完成，而且做得要好。在俄国实行了宪法，难道这是成就？与英国和法国的宪法比，这是假宪法。但是，看问题需要更广些，更深些，要避免分析中的片面性和党性。在某种程度上提供这种可能性的，有以下两种观点：使国家结构和政府政策与经济的、社会的、心理的和其他的社会可能性相适应的观点，以及如果西欧的模式成为现实情会怎样的观点。还必须注意下述这点：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完全实现了所宣称的理想，其中包括公民社会和法治国家，但所有国家都在朝此努力，并在这条道路上获得了或多或少的成功。俄国人民、她的精英和政府同样在朝这个理想努力，虽然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俄国接近理想的程度要小，但是终究她在这条路上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三、1980年代下半叶至1990年代初的苏联史学
苏联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改革”进程（指戈尔巴乔夫实行的“改革”——译者注）对历史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和强大的影响。对苏联史学的修正，始于对苏联史学中斯大林传统的批判，始于为党内反对派著名活动家的恢复名誉（科恩的《布哈林的政治传记（1888—1938）》一书的出版在这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始于在党史和苏联社会史中消灭“空白点”的斗争。Ю.阿法纳西耶夫、Л.巴特金、Ю. 布尔京、А.布捷科、И.克利亚姆金、В.谢留金、Г.波波夫、А. 齐普科等人的艺术—政论作品对学者历史意识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戈尔巴乔夫的报告《十月革命与改革》（1987年）提出了苏联社会另一种发展道路和历史进程多维性的问题，对开始修正苏联史学起了根本性的作用。80—90年代之交，俄国历史学家开始了关于我国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讨论：俄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三次俄国革命的历史，20世纪俄国农业发展问题，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实质，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初期阶段等等。
此时，俄国历史学家开始积极吸取本国和外国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验，重新出版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俄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包括Н.А.别尔嘉耶夫、С.Н.布尔加科夫、А.С.拉波—达尼列夫斯基、П.Н.米留科夫、А.А.科尔尼科夫、П.Б.斯特鲁威等人的著作；出版了马克斯·韦伯的历史研究和社会学研究著作、法国年鉴派代表布罗代尔、费弗尔等人的著作。早就在研究西欧中世纪时熟练使用人类学方法的А.Я.古列维奇的著作得到了官方的承认。在年鉴派的影响下开始了对心态的研究。
由于在俄国史学中废除了书刊检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不同观点的争鸣。在研究历史的形态方法和文明方法的支持者间开始了争论，至今没有结束。学界准备了可供选择的不同的中学和大学俄国史教科书，并已使用于教学中。在完善历史教学方面，开始积极寻求中学和大学的互动。在一间教室或一张桌子旁举行的“圆桌会议”使不同观点的人们聚集在一起讨论，这种方式已在杂志、报纸和电视的工作实践中被采用。“资产阶级史学危机”的总概念，其中包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资产阶级史学危机”的概念被重新审视。我国的和外国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著作开始被看成是模仿的样板。
档案工作有了改变。1988—1991年，档案文献收藏制度得以改进，取消了其中许多档案的阅读限制。与此同时，国内图书馆的所谓专库被撤销，这些专库过去是根据书刊检查机构的意见存放意识形态上有害的外国的和本国的著作的。《俄罗斯联邦关于档案库的法令基础》（1993年）使俄国档案的普遍开放得到了法律上的肯定。这导致在档案馆中出现了许多非专家，他们主要在家谱方面工作。
在改革时期，地方史研究的比重增加了。地方志被积极用作普及历史知识和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手段。
四、后现代主义范式和俄国史学中的新流派
1.后现代主义的基本思想
资产阶级社会的全球性世界观危机：对理论和任何解释体系——不论是宗教、历史、科学、心理学、艺术——的不信任。
所有所谓的“欧洲传统”的东西——首先是实证的科学知识和对资产阶级的文化传统的价值的理性论证——都是不可接受的。任何构建世界模式的企图都是毫无意义的：企图确立生活中的任何等级秩序或任何优先体系的尝试都是不可能的，也是无益的。
大众传媒手段愚弄着大众意识。这些手段的操作制造了许许多多神话和幻想、虚假的意识，其结果是植入大众的现实图景是有问题的和虚幻的。
人类的生存是模糊的和不稳定的。
每个个人的意识是受社会、阶级和意识形态制约的。
政权与人民敌对。
世界，其中包括西方社会，被看成是混乱的；它没有因果关系和价值方向。
要获得对现实的最真切的了解，不能靠自然科学和准确科学，或传统哲学（其基础是系统地形式化的逻辑概念体系及其有关前提和结果相互关系的严格法则），而是要靠本能的、诗性的思维及其联想性、形象性和瞬间启示性。这种观点不仅在人文学科的学者中间，而且在自然科学的学者（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中间十分流行。
伦理的、社会的等等理想不仅不存在，而且甚至连得到它的希望都不存在。
2.历史研究中的后现代主义的基本观念
历史——是文本，而不是客观现实，即不是存在于我们之外并独立于我们的东西。
后现代主义与“语言学的转折”有关——即一种从语言学的“记录”的观点观察历史事实及其被历史主体和历史学家再现出来的表象的趋势。这些“记录”反映在历史事实和表象中。既然我们了解世界只是在语言中，只能通过语言，那么可以设想：我们的“表象”，不管我们感到它们有多么“现实”或多么“科学”，它们能再现的只能是话语机制。在史学中（首先是美国史学）这种趋势在后现代文学批评的影响下在1970年代得到流传。
3.历史研究中后现代主义的基本概念
“日常性”是社会文化实践中最广泛领域内的文化无意识状态。
“话语”是构建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表象再现的特殊手段。
“意识形态”是任何一种调整日常性领域的观点（生活的、家庭的、宗教的、政治的等等观点，明显的和不明显的观点）的体系。
“想像的共同体”是这样一些社会范畴如阶层、阶级等等，它们不存在于现实中，而只是存在于意识中。这是潜在的范畴，但是它们能设定人们的思维和行为。
4.后现代主义者的方法论
尽可能避免数字资料。
不利用当代社会科学的方法论。
解释被研究的现象时，使用被研究时期人们所用的概念和规范。
主要关注生活礼仪、旧俗习惯、交流方法、认同手段，一句话：日常生活的符号。
对被研究的现象不作说明，而是描述个别的情节和事件。
这类方法有明显的不足：所获得的结果的枝节性、不明确和不肯定，不可能取得总体图景。
5.后现代主义的表现
后现代主义方法的所有特征在俄国史学中有完全的反映：否认俄国历史进程有规律性，拒绝计量分析，描述性和关注日常性，等等。后现代主义的特别明显的影响是否认俄国历史进程的正常性和自然性。俄罗斯——不是正常的欧洲国家，在她的历史中，悲剧、剧变和矛盾比任何另一个欧洲国家都多。在俄国悲剧性的进程中，之所以强调血腥的剧变，强调循环性或摇摆性，强调反向的转折，即占统治的社会文化制度的急剧更替，在我看来，来自在科学的和大众的意识中占统治的关于俄国特殊性的范式。许多人乐于认为，与任何别的国家不同，“理智无法懂得俄国，一般尺度无法衡量”；在俄国，生活很难，甚至更艰难，但终究与别的欧洲国家不同。就好像进化的正常性会使人低下。然而，发展的正常性可以证明：俄罗斯人将享受富足、法治国家、公民社会和所有其他的文明成果，这些成果当代的俄国人是如何地渴求。
6.后现代主义史学研究方法的积极思想
历史过去——不是记录在史料中的，应由历史学家冷静地描述的客观现实。
过去是历史学家自己创造的；它只有在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得到反映时才具有意义。
史料不只是文献信息的保存者（“通往过去之窗”）；史料应被看成是在一定意义体系中创建的文本，而且很少是单义的和无争议的。
历史学家应该更清晰地说明描述的原则（这些原则是他们在分析历史时应用的）和观念基础、重点的先后次序（这些是分析的基础）。
五、社会史
还在苏联时期就已开始研究社会史。
在西方，社会史的繁荣期在20世纪60—70年代，在俄国则是在1990—2005年。它体现了当时史学中所有创新的、吸引人的和有意义的东西。那么，什么是社会史呢？
第一，关注结构和进程。长期以来，历史学家首先研究的是事件、行为、伟人的作用。现在开始研究条件和环境、时代的重大运动、缓慢变化的结构。例如，现在历史学家注意的焦点不是伟大的发明家，而是普通的企业主，而是工业化进程。他们不再研究叶卡捷琳娜女皇个人，而是更愿研究18世纪俄国的价格革命和俄国融入世界市场；不再研究尼古拉二世与拉斯普金的关系，而是研究19世纪末的工业革命或人口革命或者政党史。
第二，对“社会”的概念更重视了。长期以来，历史学家首先研究的是政治史、国家史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现在我们学会了描写社会阶级和阶层，诸如工人运动这样一些社会运动，资产阶级和贵族，迁徙、家庭和企业。社会世界成了历史学家关注的中心。历史学家也想用这样的社会—历史观点去解释政治的和文化的变革。过去在观察历史时，没有离开国家和伟人，但离开了社会的发展。
第三，出现了某种类似分析方法的转折。过去，历史学家应用的首先是解释学的方法，使用的是接近于史料的语言，对历史进行描述。现在他们则开始准确地定义概念（如“阶级”概念），采用模式（“工业社会”模式）和讨论理论（如“现代化”理论）。统计的、计量的方法更为重要了，开始建立巨大的数据库：有关流动史、政治选举史、家庭经济和家庭史、战争史的数据库。
此外，我们还利用了来自相邻的社会科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的推动。各学科之间的界限被渗透了，跨学科方法得以发展。自然，卡尔·马克思的思想遗产在共产主义世界起了重大的作用。然而在西方也是如此，尤其是英国、意大利和拉丁美洲。马克斯·韦伯的著作对历史学家——尤其在德国——也有很大意义。
直至今日，社会史研究依旧起着重要作用，它还远远没有终结。
六、文化史或历史人类学
但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情况又有了变化。80和90年代的青年历史学家开始热衷于新的文化史或心智史。什么是文化史？
第一，开发了知觉和经验史——部分地有赖于结构和进程，部分地是对后两者的补充。例如，研究者感兴趣的已不仅是工人和资产者社会兴衰的次数，而是这样的问题，即他们是如何认识这些兴衰的，和如何经历的，如何应付的。另一例子：不仅研究国家间的外交关系，而且研究外交家的心态，他们之间的关系，研究他们如何了解他们为之工作的国家的。由此，关注经验、知觉和思维形式成了新文化史的象征。文化史把主观因素归还给了历史学。这往往只能在研究小范围内人的历史时才有可能。微观史学由此得到发展。
第二，新的题目被开发出来。妇女史有了重要意义。妇女史后来转变成两性间关系史（社会性别史）。在美国，民族集团史早就具有重要地位。历史学家研究少数民族的文化，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文化研究”。开始研究心态。符号世界成了历史课题。语言再次成为研究对象，——在概念史中；在更广的方面，——在语言学转折中。
第三，解释方法有了重大的改变。对文本的质的分析方法、对史料复杂意义的精细解读、力求更好地理解过去时代的人，这些再一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情的描述得到推广，这部分地有赖于所谓的“冷分析”。从60—70年代起，社会史学者倾向于采取这种方法。现在，从文化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方面得到了重大的推动。马克思著作的影响减少了。一些社会学家—文化学家（如霍伯尔特·埃里亚斯、米歇尔·福柯）和后现代哲学的影响增大了。马克斯·韦伯的影响如旧。
第四，历史思维中发生的“结构主义转折”。历史学家更清晰地认识到，他们所用的概念在他们重构的现实上加上了深刻的烙印。我们知道，我们的问题、观念和概念影响着我们所叙述的历史现实。任何历史重建也是历史学家的产儿。关于历史的社会构建思想已很流行。目前，从这一事实中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概念史，对现实思考的历史，空间、时间和社会范畴史引起了很大的兴趣，此外还涉及到“心态图式”史。
回忆成了一个大课题。历史学家研究：人们是如何回忆过去的，他们记住了哪些，忘记了哪些。记忆史成了历史学的一个新分支。在俄国，对20世纪的灾难、战争和专政的回忆特别重要。
最后，某些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从最近20年的结构主义转折中得出了主观主义的和相对主义的结论。一些人断言，在作家的文本与历史学家的文本之间没有根本的差别。“克利奥女神也创作”。这是后现代主义立场，对此我并不赞同。事实上，历史学家的工作与小说作家的工作是不一样的。我们从事的是经验科学。我们注意的中心是史料及对它们的分析研究。
可见，文化史集中于揭示历史进程的人的内容。所有被研究的机构、事件和事实都应尽可能地看作是人的活动的结果，自身都有人的观念、概念、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的烙印，这些人经历着历史，因而也以某种方式创造着历史。历史人类学围绕着人类学概念把对心态史、物质生活、日常性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它包含了所有新的研究领域，如身体史、姿势史、口述史、礼仪史、符号史等等。心态则局限于意识和行为的无意识的形式。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就开始了对俄国历史某些情节和问题的人类学“解读”的最初尝试。E.凯南在一篇有争议的论文《莫斯科政治的传统道路》中，尝试把重点从研究国家机构和意识形态转到研究俄国政治文化上来。他对政治文化的理解是：“信仰、实践和期待的综合，——在俄罗斯人的思想中——这可带来秩序和政治生活的意义，……并可使它的拥有者既建立起他们政治行为的奠基性模式，又建立起体现这些政治行为的形式和符号。”[1]
N.考尔曼的著作发展了凯南的思想。她把注意力集中于个人与团体的关系上，而不是阶级或政治机构。在她看来，大贵族在中世纪俄国君主制的运作中起了决定作用。[2][3](P172—202)[4] V.基维尔森[5]、М.弗莱耶尔[6](P203—239) 和Р.约特曼[7] 的著作继续对莫斯的政治文化进行了研究。不久前才被译成俄语的约特曼的关于18—20世纪初俄国君主制的神话和礼仪的两卷本著作引起了激烈的争论，[8](P42—67) 并促使在俄国国内外这方面的新的研究作品的出现。М.Д. 多尔皮洛夫研究了沙皇专制制度在与1863年波兰起义的斗争中实现“政权的剧本”（包括建立相应的神话、宣传手段等等）的情况。[9](P338—408) С.И. 格里戈里耶夫考察了作为树立俄罗斯帝国最高权力形象的工具的朝廷报刊检查机构的活动，[10](P169—237) О.Б.梅利尼科娃考察了17—18世纪俄国的礼仪过程。[11](P95—115) Б.И. 科洛尼茨基的研究把革命史看成是符号之争：政权的“新旧”符号和表征之争。因而，政治史被写成社会—文化史，这也是当代世界史学的特点。[12] П.В.卢金的专著分析了关于17世纪俄国国家政权的观念问题。他的论述替代了“幼稚的君主制”的死板公式，引起读者注意的是一幅复杂的多义的图景。例如，作者的下述重要的和有说服力的观点：沙皇个人虽被认为是神圣的，但并不等同于上帝（即不完全神化），“不体面的讲话”（关于这些“讲话”的案卷成了П.В.卢金的基本史料之一）完全不能证明沙皇在民众眼中威望的跌落，相反，这种现象说明沙皇政权在17世纪俄国人政治观念中占了中心地位。[13] Г.В. 柳巴切娃研究了19—20世纪之交俄国大众意识中的沙皇形象问题。在推翻沙皇制度前夜社会思潮的总的图是很复杂的和多义的：成千上万的人仍旧期待君主的帮助，与此同时，其他人却在高声歌唱有关沙皇、皇后和拉斯普金的不体面的民谣。С.В.雅罗夫的著作研究了在革命和“军事共产主义”期间工人、农民的政治文化：彼得堡的无产阶级是如何被政治化的，在他们中间是如何出现政治偏执和财产平均主义的，农村居民关于苏维埃、共产党、红军知道哪些，又是如何想的——这只是这位历史学家向其掌握的史料提出的一些问题。[14][15][16] Е.Ю.祖博娃的专著的题材是斯大林制度末年的社会舆论和居民对国家政策的态度。[17]
除了政治人类学，在俄国史学中，还形成了军事—历史人类学和宗教人类学。宗教人类学的中心是俄国宗教性和“人民东正教”的历史。[18][19][20](P5—10)[21][22][23] 在这个学术方向的框架内，研究的不仅是人民的信仰、世界末日概念、阴间世界等问题，而且研究不同的宗教实践：丧葬仪式、景仰圣徒干尸和圣像（或者相反地，辱骂它们）、魔术、巫术等等。在А.С.拉夫罗夫关于1700—1740年俄国的宗教的专著中，这些问题都有反映。他认为，应把东正教、旧教派和宗教分化运动看作是三种互动的宗教文化。他分析了人民东正教的不同形式（魔术、过度仪式、世界末日论、癫狂行为等等）和贵族阶层的宗教性，这使得这位研究者有可能重新评价彼得大帝宗教改革的目的和结果。①
以上是文化史研究领域的某些成果。②
七、微观史学
1990年代，在当代世界史学中，历史时间和地点的概念被重新加以考虑。今天，历史不再是“客观的”过去。历史既被用“长时段”过程的术语（结构和进程的缓慢的变化）来进行解释，又用事件的术语（乍看起来是偶然的、只有地域意义的事件）来解释。在西方史学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学的影响，今天，历史已离开了统一的、“基础性的”准则而让位于解释历史的多元的方法。这一过程导致了历史研究的非中心化，导致了研究兴趣从占统治的“民族的”范式转向地域研究。“混合的”和标准的民族史讲义不再成为大学的课程，取而代之的是地域史。这样的地域史所用的分析语言是适用于具体区域和时段的，是关注此时此地的“事件”、价值体系、生活方式和习俗的。对地域的关注体现在新的方法（微观史和日常生活史）上。
微观史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是20世纪70年代下半叶意大利人的发明（虽然这一名称过去也时常被运用）。它的创始人中，除了金茨伯格和乔万尼·列维外，还有格雷迪、波尼、恰鲁蒂。这是一个研究早期近代史（这点很重要，因为对中世纪相对贫乏的史料来说，要在微观范围内详细地重构事件是不可能的）的“左”倾知识分子团体。除金茨伯格本人外，其他人首先研究的是社会史（金茨伯格是研究大众文化的史家），并力图摆脱宏观的体系公式。为了证明自己的方法，他们坚决摒弃一切宏观的历史公式，改变研究重点，把注意力从宏观转型转到个人对社会世界的理解和适应其战略。承接起已成为史家座右铭的研究历史要“如实直书”的号召，微观史学把它变成研究历史要“立足土地”。
微观史是一种经验的方法：它可以使人看到过去不注意的事物。况且，正如微观史学的理论家列维所言：“微观史学不想为了综合而牺牲个人，更甚于此，它关注的中心是个人的行动或单一的事件。但是它同样不想拒绝任何抽象：很少注意的征兆或个别的突发事件可以促使更普遍的现象的显现。”[24](P184) 换句话说，详细地研究个人的行动——不是目的本身：微观史学所以需要它是为了在观察人们的个人行为战略时，看到所研究时代的过去未被注意的发展趋势或现象。
微观史学的著名理论家和实践家，如金茨伯格[25](P207—236)、格列维[24] (P167—190)、勒韦尔[26](P236—261)、格雷迪[27](P292—302）、梅吉克[28](P193—202) 等人的纲领性著作被译成俄语出版，这推动了俄国史学中这一流派的发展。[29] 在历史研究中推广微观分析方面，Ю.Л. 别斯梅尔特内和他多年来领导的俄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私人生活史研究班的功劳很大。他们于1997年创立了《突发事件：历史中的个人的和独特的》年刊，它的方向很接近微观史学；并于1998年举行了运用微观和宏观方法研究历史的学术讨论会。[30][31][32]
下面举些新流派的最初的作品。О.Е.科舍廖娃的文章《战士的逃跑》分析了17世纪俄国史中的一个插曲：1660年著名外交家阿法纳西·拉夫连季耶维奇·奥尔金—纳晓金的儿子逃往波兰国和后来自愿返回祖国的事。科舍廖娃收集了保存在档案馆的史料，力图弄清逃亡者、年轻的战士纳晓金逃跑的动机，也想了解其父亲、宫廷社会和阿历克谢·米哈依洛维奇沙皇本人与他的行为的关系。[33](P55—86) А.В.安托先科的文章详细叙述了导致П.Г.维诺格拉多夫在1901年辞去莫斯科大学教授职位的环境。作者解释说，维诺格拉多夫的离去是对其含糊的处境的示威性的抗议：当时大学教授一方面是学生的指导者，另一方面，又是必须遵守部领导指示的国家官员。[34](P234—272)
1999年，终于出版了第一本微观史研究的专著。这是一个贵族家庭青年约瑟夫·维耶利戈尔斯基（1817—1839）的详细的传记。此人在皇帝宫内与皇位继承者（未来的亚历山大二世）一起接受教育，后来在22岁时死于肺结核。作者Е.Э.利奇娜和Н.В.萨莫韦尔力图尽可能完整地再现了自己的主人公的传记，力图在独特处看到典型的特征，在个人的命运和悲剧中抓到使维耶利戈尔斯基成为自己一代人的典型代表的东西。[35] 在叙述的过程中，作者涉及到了许多重要的问题：贵族家庭中家长与子女的关系，当时的教育原则，贵族社会高层中对君主的态度的特点，甚至涉及当时医药的发展水平。但是对时代背景的描述主要是为了说明主人公生活中的某些情节，而实际上传记应该用来显示过去未知的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因此，微观史的潜力并未在这本书中完全实现。
С.В.茹拉夫廖夫关于1920—1930年代莫斯科发电厂外国工人的书在应用微观史方法上更为成功。[36] 作者成功地选择了一个观察20—30 年代苏联日常生活的视角：一个在莫斯科工作的外国人的小的移民区。它像一滴水那样反映出当时苏联生活的所有问题：住宅问题、口粮问题、劳动纪律和劳动动力问题。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这些问题像是用外国人的眼睛看到的，也就是说，可以把当时苏联的现实中的现象纳入同时代的西方标准。不仅如此，外国移民区的生活就像一种风雨表，可以测试苏联社会对外部世界的公开程度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口号的实际情况：1933年后，随着工业化的最困难阶段的终结和苏联趋向孤立倾向的增长，“讨好”外国工人的做法随之终止，对他们的压力加大，目的是强迫他们成为苏联公民。所有这一切促使外国劳力离开国家，而在1937—1938年的迫害时期，发电厂的外国移民区不复存在了。
八、日常生活史
近来，日常生活史正在大红大紫，出版人感到有利可图就一本接着一本地策划出版。可以举“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的“人类的日常生活史丛书”为例。除了翻译作品（《古罗马的日常生活》、《意大利黑手党的日常生活》等）外，这套丛书也收入了俄国作家的作品，其中有Л.И.别古诺娃的《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的俄国骠骑兵的日常生活》[37] 以及Е.В.罗曼年科的《俄国中世纪寺院的日常生活》[38] 等。
在苏联年代出版了不少著作，把日常生活与生活的物质方面联在一起：描写古罗斯的居民吃些什么、穿些什么；或者，列举有关19—20世纪之交俄国工人工资、食物和居住条件的统计资料。③ 对日常生活问题的这种方法在当时是必要的。它以有关所研究时代的“人民群众”生活的第一手资料武装了历史学家。但是，当代的日常生活史的“人类学化的”方法的出发点是：人们积极地参与日常生活结构的建立和重建，他们力图“占有”围绕自己的世界并使它适合于自己。[39]( P77—100)
为了寻求日常生活史的新方法，人们求助于微观史学。Н.Б.列比娜考察了20年代在彼得格勒三座房屋里住户的变化。她收集到的资料说明：苏联官阶人士的日常生活早就抛弃了“革命的禁欲主义”，但在口头上依旧在宣传。[40](P9—26) 列比娜与А.Н.奇斯季科夫合写的另一本书，叙述了一般人在转折时期（新经济政策、1950—1960年代赫鲁晓夫的改革）是如何生活的，并从居所、衣着、健康、诱惑、闲暇的视角观察。他们的研究立足于丰富的事实资料的基础上，这些资料从档案、报刊、回忆录和访谈中得来。[41] А.Ю.达维多夫详细分析了1917—1921 年的所谓“背口袋的活动”，即秘密向居民提供食物。作者关注的中心首先是宏观史问题：政府的粮食政策、政府反对秘密提供食物的斗争、政府对产品贸易方针的摇摆，但是书中那些描述背口袋的人（这是些“勇敢的人”，作者明显同情他们）和他们装粮食的火车的艰辛的篇章让人想起一幅幅的民族风情画。[42] Ю.М.贡恰罗夫的书是描写1861年改革后的西伯利亚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有意思的作品：工作和收入、住所、衣着、食品、闲暇、娱乐、城市的面貌和公用事业，主要关注的是居民的中层和高层阶级。[43]
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积累了丰富的日常生活实践研究的经验。他们的成果可以拿来与历史学家分享。例如，И.В.乌捷欣的书《公用住宅居民的日常生活纲要》对住宅的面积、宅中的物品和家具做了符号学的分析，并与其居民进行谈话；在此基础上，作者真实地重构了苏联时代末年公用住宅居民的世界观，他们对社会公正的理解和他们的行为方针等等。С.А.崔金娜分析了在战前的列宁格勒贵族生存的战略。贵族具有的技能（外语知识、音乐教育等）革命前只在私人范围内使用（如业余爱好等），而在苏联时期则被看好，从而成为他们的职业，并帮助他们在新生活中立足。[44](P151—192) Н.Б.列比娜关于20—30年代苏联城市的专著是应用社会学方法研究日常生活史的例子。“规范和偏差”的两分法成了她分析日常生活不同形式的概念框架。书中既研究了传统的“反常现象”（酗酒、犯罪、卖淫、自杀），也研究了在新政权下已成为正常的反常现象（公共住宅的生活、共产主义的“宗教”），特别注意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定额制：居住面积、衣着、闲暇、私生活。[45] 但著作的内容并不限于揭示1920—1930年代列宁格勒生活中的各种反常现象，作者还成功地揭示了生活准则和行为规范的更替的重要过程，并描述了20—30年代苏联日常生活的许多结构（虽然这看来还远不是全部结构）。
微观史（与日常生活史一样）的困难在于它相对于分解中的宏观史而言，不具有独立的前途。它的课题和概念都采自宏观史，这些课题和概念只有依靠与“宏大叙述”的隐含的关系才具有意义。正因如此，把微观史列入社会科学危机的逻辑，要比把它列入克服这一危机的逻辑更显得自然些。它也就与语言学转折站在一起了，而它的现实主义的热情却是反对这一转折的。这一切并不说明，微观史学本身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只是因为在全球史解体的时代，微观史与完全非现实主义的期望联系在了一起。[46](P142—157)
九、全球史
最近十年，又出现了一个新事物：把世界史（或普世史）看作全球史的新方法。传统上，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族史，这种状况至今未变。历史学家多半研究的是本国的历史——对他们的期望正是这个。但是，研究者有时也越出民族的界限。
从60年代开始，比较史学和历史比较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里说的往往是相似和差异。例如，对工业化进程进行比较，还有对大革命、欧洲民族国家形成进行比较，一方面是比较相似之处，另方面是比较相异之处。这些都属于比较研究的题目。 比较——这是史学中十分重要的方法。它被称为历史认识的“阳关大道”。比较在未来依旧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工具，其中包括对文明的广泛比较，例如埃及与中国。
最近，尤其是对年轻的历史学家而言，另一些跨民族方法越来越受关注。年轻人感兴趣的是全球进程，例如气候和生态危机。20世纪世界大战的后果或医学进步对人类的影响也成了研究的题目。历史学家感兴趣的还有，欧洲和亚洲，或英国和印度，彼此之间有哪些影响。研究者提出的问题有：商品、思想和技术是如何从一国向另一国，从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转移的，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又是如何变化的。历史学家研究的还有：不同文化是如何相互接纳的，研究外交家、使节或商人留下的关于其他国家的早期的游记、记述。自然，在这里，增长中的全球一体化起了一定的作用。以此为起点，学者们对过去时代的全球一体化进行了研究。这里，“后殖民主义”理论占有一定的地位。后殖民主义理论反对流行的西方优越论；根据这种理论欧洲主要是世界历史的客体，而不是主体。“欧洲与东方”——就是其中的一个题目。俄国史，因其同时既与欧洲又与亚洲有关，因而更受关注。
不容讳言，历史研究的这种新类型遇到了许多大的问题。这些十分广阔的全球性问题很难与当代史学的方法论原则相容。因为这些原则强调的是接近史料、掌握语言和联系背景。全球史通常只依靠二手资料。研究全球史的学者通常不能掌握所有有关国家的语言，全球史也往往流于表面化，但它是重要的，也是有前途的。
收稿日期：2006—02—26
注释：
① 从2002年开始出版的年刊《军事—历史人类学》可以证明军事—历史人类学已构成文化史中的一个单独的流派。
② 详见М.М.克罗姆：（1）“研究俄国中世纪的人类学方法（关于美国史学中新流派的札记）”，载《祖国史》1999年第6期，第90—106页；（2）“政治人类学：俄国史中权力现象研究的新方法”，载《历史札记》，第4辑（总第122辑），莫斯科2001年，第370—397页；（3）“从人类学观点看祖国史”， 载《俄国史研究》，第二卷《七年之后》，Г.博尔久戈夫编，莫斯科2003年版，第179—202页；（4）《历史人类学：讲课辅导书》（第2版），圣彼得堡2004年版。
③ 参见例如：Б.А.罗曼诺夫：《古罗斯的人和风俗：11—12世纪日常生活史纲》，莫斯科—列宁格勒1966年版；《16世纪俄国文化纲要》第1 部， 莫斯科1977年版，第182—201页（妇女）、第202—216页（衣着）、第217—224页（食物）；Ю.И.基里亚诺夫：《俄国工人的生活水平（19世纪末—20世纪初）》，莫斯科1979年版，等等。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9期
【原文出处】《山东社会科学》(济南)2006年6期第33～44页
【作者简介】［俄］Б.Н.米罗诺夫（Б.Н.МИРОНОВ），俄国国立圣彼得堡大学历史系教授，俄国科学院圣彼得堡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 【内容提要】 | 80余年来，西欧史学的发展一直与社会科学领域内出现的新的理论、范畴、概念同步，相比之下，苏联历史学的概念系统已经陈旧，从而造成了与西方史学之间的严重差距，以及彼此的隔阂与误解。苏联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改革”进程对历史研究产生了直接而强大的影响，历史编纂也弥漫着忧郁昏暗的气氛。1990—2005年间，在俄国出现了社会史研究的繁荣期，它体现了当时史学中所有创新的、吸引人的和有意义的东西。而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青年历史学家开始热衷于新的文化史或心智史的研究。眼下，日常生活史正在大红大紫。全球史是最近10年出现的新事物，这一研究容易流于表面化，但它是重要的，也是有前途的。 |
一、社会学范式及其对史学的影响
历史学家，与任何其他的研究者一样，面临着两个问题：应该研究些什么题目；怎样把获得的事实组合在一起。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理论的“路线图”或者范式。理论范式是社会上指导思维和研究的出发点。历史学家的理论范式取自社会学，因为社会学是专门研究范式或理论的制定的。目前，社会学拥有三种基本的范式：结构功能范式、社会冲突范式和现象学范式或符号的相互作用论范式。
1.结构功能范式
这是一种图式，它是为了建立一种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复杂的体系的理论。为了保证统一和稳定，这个体系的各别部分都协调一致地工作。就像从名称中可以看到的那样，这个范式集中注意的是社会结构。对社会结构的理解是：任何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行为。社会结构赋予我们的生活以形式，不论家庭、工作还是学习都是如此。此外，这个范式也为了弄清结构的社会功能或者弄清结构对整个社会活动产生的后果。整个社会结构——从简单的握手到复杂的宗教仪式——可以保证社会的生存——至少是在目前存在的那种形式中的生存。
结构功能范式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奥古斯特·康德，他指出了社会整合在剧变时期的重要性。艾米尔·涂尔干促使社会学进入法国大学，他的活动也基于这一方法。结构功能范式的第三位奠基者是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他把社会与人体对比。在他看来，就像人体的组成结构——骨骼、肌肉和各种不同的内脏器官——都是为整个人体的生存工作的，但是都独立地发挥功能一样，各个社会结构也是共同作用的，一起保卫着社会。总之，这个结构功能范式把各种社会学的观察整理好，弄清楚不同的社会结构，并对其功能进行研究。
在美国，塔尔科特·帕森斯（1902—1979）推进了康德、斯宾塞和涂尔干的许多思想，他是结构功能范式在美国的主要拥护者。帕森斯把社会看作是一个系统，并力图弄清楚任何社会为了生存应该完成的基本任务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这些任务。
当代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更为准确地阐述了我们对社会功能概念的理解。他说明：第一，人们很少能了解社会结构的所有功能。他认为某一社会现象的那些已被判定的和可期待的后果是明显的功能。相反，某一社会现象的未被判定的和不可预见的后果——则是隐匿的功能。例如，美国的高等教育的显著功能是：保证年轻人获得工作必需的信息和技能。然而，高等院校想必还有另一个虽然同样重要、却较少被承认的功能：为同样社会出身的人们“做媒”。还有一个隐匿的功能是使数百万的年轻人不进入劳动力市场，在那里其中的许多人多半是不能为自己找到任何工作的。此外，正如默顿所说明的那样，社会现象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不同的社会成员。例如，传统家庭是教育儿童的良好环境，但是与此同时在这些家庭中，男性占有特殊地位，而留给女性的机会却不多。他还提出一个重要的想法：社会结构不是任何时候都有益的。社会的不良功能——是指某个社会现象对社会活动所产生的不良后果。每当涉及什么被认为是有益的或有害的时，人们往往会产生意见分歧。例如，对某一类人（如工厂主或地主）有效的东西，对另一类人（如工厂工人或佃农）可能是完全不良的。
小结：结构功能范式的主要特征：关于社会是稳定的和有序的构成体的概念。遵循这一方法的社会学家力图说明，把这个体系“带入运动的是什么”。
在19世纪中期，多数社会学家遵循的正是结构功能范式。然而，它的影响后来日渐减弱。这一范式的批评者指出，它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的稳定和统一的同时，却趋向于遗忘阶级的、种族的和社会性别的不平等，而这些不平等会导致重大的社会紧张和冲突的产生。集中注意稳定和不注意冲突，这些特点使得这个范式有些保守。另一种理论范式——社会冲突范式——是对这一方法的一种特殊的反动。
2.社会冲突范式
社会冲突范式是一种图式，它是为了建立一种理论。这种理论把社会看作是产生冲突和变化的不平等的舞台。与结构功能范式把重点放在团结不同，这种方法的重点在不平等。它的支持者研究这样一些因素的联系，如社会阶级、种族、年龄、民族的属性和性别的属性，钱财、权力、教育和社会威望的不均等分配。这一范式推翻了下述思想，即社会结构可以促进作为一个统一整体的社会的运作，并且表明，社会范例是为了使一些人有利和使另一些人不幸的。
遵循这一范式的社会学家对占统治地位的人和没有特权的人——富人和穷人、白色肤色和其他肤色的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冲突进行了观察。通常，属于社会上层的人力图捍卫自己的地位，而没有这种优势的人则企图为自己谋求更多的利益。
对俄国当代的教育制度的分析表明，学校教育是如何开始在每一代新人中恢复阶级的不平等的。情况是：中学依据学生的名额而分化了。在有特权的学校（高等法政学校、学院等）里学习的是有钱人的子女。家长付的学费很高，子女受到的教育水平大大高于在普通国立学校里学习的其他孩子。这样的结果是（同时也因为有钱的家长有可能雇用课外辅导老师），特权学校的毕业生就有了不可比拟的更多机会进入名牌大学，而与此同时，普通学校的毕业生或者进入非名牌大学，或者为了获得熟练工人的职业而进入职业学校。从结构功能的观点看，这样的“分组”应该对所有人都是有利的，因为学校教育是与学生的才能相适应的。然而，根据社会冲突范式，这样的划分更多的是与社会出身有关，而不是才能，因而，有钱的学生被分入高水平的组，而穷人的孩子则在低水平的组里完成学习。
由上可见，从特权家庭出生的年轻人得到的是最好的教育，以后是高收入的工作。而从贫穷家庭出生的孩子，与他们家长一样，只能得到差的教育，而后是低收入的工作。在这两种情况下，社会阶梯就像接力赛一样，从一代人传向下一代人，而同时学校为造成这种情况的辩解是，它们考虑的是个人的成绩。
由此可见，社会冲突论者认为，社会冲突远远越出了学校教育制度的范围：即建立在阶级出生基础上并由社会本身的组织加剧了的不平等。
许多社会学家应用社会冲突范式，不仅是为了思考社会构造问题，而且是为了实现旨在消灭不平等的社会变革。杜布伊斯（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Dubois），还有卡尔·马克思都是追求这样的目的。后者的著作对发展这个范式具有特别的意义。马克思对那些只对社会进行分析的人不满。马克思在自己的著名的宣言（这些话被刻在位于伦敦的海格特墓地上的他的墓碑上）中断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小结：最近几十年，社会冲突范式获得了很多支持者。但是与其他方法一样，它也受到了批评。它在集中注意于不平等的同时，忽略了一点：被所有人共享的价值和相互联系把社会成员统一了起来。此外，在其批评者看来，这个范式的政治倾向性使它无法具有客观性。但是，社会冲突论者反驳了对自己的批评意见，指出：所有方法都有政治后果，尽管这些后果是彼此不同的。
不论是结构功能范式，还是社会冲突范式，都是用浓墨重彩来描绘社会的，从社会结构（“家庭”、“社会阶级”、“种族”、“社会性别”等）的立场看待社会。
上述理论方法中的第三种范式很大程度上是在日常经验的范围内来看待社会的。
3.现象学范式，或符号的相互作用论范式
结构功能范式和社会冲突范式都属于普遍的宏观层面的定向——集中于把社会构成整体的社会结构。宏观水平的社会学构图宏伟，很像是乘坐直升机鸟瞰一座大城市，可以看到：人们怎样在公路上从一地移到另一地，或者建筑工地如何从富人区移向穷人区。在社会学上，还有微观层面的定向——集中于在具体境遇的社会互动。这种研究就像是注意在街道上发生了些什么，如孩子们在学校运动场上的交流，或者过路人对无家可归者的反应。因此，现象学范式（符号的相互作用论范式）是一种图式，它是为了建立一种理论。这种理论把社会看作是个人间日常互动的结果。
千百万的个人经验究竟是怎样构成“社会”的呢？对此的答案之一是：社会恰恰是人们在相互交流过程中建立的普遍现实。人——这是生活在符号世界中并在实际上对一切加以标识的生物。因而，“现实”——只是我们所确定的赋予自己的环境、对其他人的责任和自身的认同的意义。
当然，这种确定的进程是主观的，而且因人而异。例如，有人可能把无家可归者确定为“期待赐舍的普通懒汉”，因而并不注意他，而别的人则把他看成是“蒙难的同行”，因而救济他。同样，有人经过正在值勤巡逻的警官时产生安全感，而另一人则感到惊恐。因而，应用符号的相互作用论方法的社会学家把社会看成是主观意义经常变幻的复杂的马赛克。现实，包括社会，是社会地构成的。任何知识都是社会地构成的，而且趋向一定的实际问题。“事实”不可能是中立的，但是始终是主观地被思考的（反映的），并可满足各种认识、证据、提议中的主观需求。现象学范式把重点放在日常知识上，放在个人的符号的互动上。
符号的相互作用论范式其根源来自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的思想。他强调必须从身处其中的人的观点来理解环境。
此后，社会学家为微观层面的社会学提供了许多新东西，建立了不少流派。欧文·霍夫曼（1922—1982）提出了戏剧性分析法——把人们当作扮演不同角色的演员加以论述。乔治·霍曼斯和皮特·布劳研究了社会交换分析法。根据他们的意见，社会中的互动是由每一个人在与别人交流时所期待的得与失调整的。例如，为了讨好，人们寻找的伙伴，从实际的吸引力的角度看，至少是在智力和财力方面能够提供与他们本人所能提供的同样多的那些人。
表一 三种基本理论范式
理论范式 导向 社会形象 基本问题 社会结构 宏观层面 由相互联系的部分组成的体系；它 社会如何成为整合的整体？社会 范式 导向 相对稳定，因为对某种从道德角度 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什么？这些部 看是合适的事物达成普遍共识；每 分如何相互联系？每一个别部分 一部分发挥社会中的特定功能，而 如何影响整个社会的运作？ 社会是统一的整体。 社会冲突 宏观层面 建立在社会不平等基础上的体系； 社会是怎样划分的？社会不平等 范式 导向 社会的每一部分给一种类型的人 的基本形式有哪些？各别类型的 带来的好处比别的类型的人要多； 人用哪些方法来捍卫自己的优势 社会不平等会导致冲突，而冲突又 地位？其他类型的人对现存状况 会产生社会变革。 进行挑战，他们会用哪些手段？ 符号的相互作用论 微观层面 在具体条件中的社会互动的不间 社会是如何被理解的？人们的互 （现象学的）范式 导向 断的过程，其基础是符号的交流； 动是如何进行的（这些互动会制 个人对现实的理解是不同的和变 造、保存和改变社会的形象）？个 化的。 人是如何力图去构造别人所理解 的现实的？随着形势的变化，个人 的行为是如何变化的？ |
小结：符号的相互作用论范式略微削弱了宏观层面的分析社会的方法所具有的倾向性。符号的相互作用论范式在不否定如“家庭”、“社会阶级”这样一些结构存在的同时，提醒我们：社会根本上是导向人们的互动的。这意味着，微观层面的社会学力图把社会表现为个人实际了解的那样。但是，符号的相互作用论范式也有相反的一面：它在集中注意于日常的互动的时候，却忽视了更大的社会结构、文化效益和这样一些因素，如阶级的、性别的和种族的属性。
从表一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到结构功能范式、社会冲突范式和符号的相互作用论范式的基本特点。每一种范式都有助于回答一定范围的问题，但只有在社会学方法包含上述所有三种范式的时候才能最完整地理解社会。
在苏联时期，不只是下述这点：即在分析前苏联时期时社会冲突范式占统治地位，在分析苏联现状时结构功能范式占统治地位。诚然，两种方法都被称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学范式则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异教，历史学家始终未曾应用过。
二、苏联史学的缺点
80多年来，西欧史学的发展一直是与在社会科学中出现的新的理论、范畴、概念相一致的，而苏联历史学家，除了少数大胆的学者，其他人不得不牢固地坚守“无时效的学说”。结果是，在社会史研究方面，在西方史学与苏联史学之间出现了后果严重的差距。苏联历史学家在研究过去方面的缺点受到了并继续遭受着如下所述种种公正的批评：
（1）经济主义：优先重视经济因素，忽视其他因素，并经常把多方面、 多维度的社会对象简化为单一的经济方面；
（2）先验论：在它的影响下， 事实被塞入由理论决定的公式之中（如历史的动力永远是革命，人被分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阶级斗争无处不在，等等）；
（3）现在主义：过去的人被加上了今人的动机和认识；
（4）唯物主义：迫使历史学家忽视社会生活中思想的意义， 如不同社会集团所具有的关于国家与人的观念；忽视个人以及其他主观因素在历史上的作用；
（5）客观主义：与此相对应的是，理论架构被看成是客观的现实，例如， 由研究者构建的阶级被认为是客观存在的阶级，而社会集团根据数量、成员、界限来确定，而不顾集团内部的和相互间的关系，忽视集团的认识和自我认同；
（6）普世主义：导致对各别国家发展中的民族的、文化的、 宗教的特殊性的意义的忽视；
（7）历史科学的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照А.И. 索尔仁尼琴的说法是：“早在共产党政权之前很久，俄国历史就遭到了歪曲：在我国，各种狂热的、激进的思想按照自己的斗争目的践踏着俄国的过去。”
我国史学与世界史学的分离还有一个消极后果：概念系统——这是把个别的事实放在其中的模版——已经陈旧，不再与西欧史学所应用的相适应。由此就常常产生，并且至今还在产生彼此间的不理解和误解。例如，当“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应用“阶级”概念时，他们赋予这个概念的意义与苏联历史学家完全不同。对后者来说，这几乎是一个永恒的社会的范畴，而对前者——这只是或多或少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范畴。对于其他的社会分析的重要概念也存在相似的情况，例如阶层、国家、社会、封建主义、农奴制，等等。许多西方史学惯用的概念，在苏联史学中用得很少，或者被歪曲地同化了，例如社会移动性、心态。我国历史学家面临的迫切任务是：改进概念系统，使之与当代科学相适应。
因而，除了全世界的当代历史学家所共同面临的方法论难题外，我国的历史学家还有更多的问题。在我看来，苏联史学的特点是：对十月革命前俄国史的否定态度，就像当代俄国史学对苏联时期的否定态度一样。占统治地位的是一种在解释历史时只唱忧郁、昏暗调子的范式：人民贫苦不堪；精英们疯狂地追逐着自私的阶级利益，忘却了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专制主义只关注贵族的利益和自我生存；帝国时期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是不科学的，因为其惟一的目的是保存腐朽的专制制度；贵族剥削农民，城市剥削农村，商人和资产阶级剥削小市民和工人，俄罗斯帝国剥削居住在国内的所有民族；农奴制只是噩梦和不幸；官僚制的特点是不成熟和贪污腐败；权利是专制制度的奴仆，法庭已被出卖；社会舆论受到专制制度的侵犯，等等。世界上任何地方大概不会有历史学家会这样幼稚地描述自己国家的历史。历史学家很大程度上既创建了国家的历史，又创建了民族的历史。正是他们构建了对历史的理解，迫使人们忘记一些事件，同时很好地记住另一些事件，以伦理的—文化的传统、民族自觉和民族尊严教育人们。
在民族形成的过程中，任何一个国家都离不开神话创作。但是，关于俄国的多数神话——不论这有多么荒唐——却是贬低，而不是提高俄罗斯人的民族尊严。请看其中的几个：俄罗斯是压迫隶属于她的所有民族的典型的帝国；俄国社会是封闭的；俄国人不懂得管理；农奴制使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处于闭塞状态；在俄国没有法治，只有人治；国家和官僚制度不关心社会和人民；所有的，或者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是不正确的；18—19世纪初的专制制度是阻碍国家发展的制度；法庭上充斥着专断无理。请看例句：“帝国的政策始终会再现宗主国的国内政治社会制度的特点。在俄国，这就是莫斯科君主的以独裁镇压为基础的政权；人民的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奴隶心态；不是诸侯的等级制度，而是国家奴隶的等级制度；在社会中长期不存在阶层制度、自治城市，有的是普遍的不自由的精神和国家以国家名义对个性的压制。”
否定性的神话创作的原因在于：这些神话是在我国史学在与国家政权的独裁主义作斗争的时期创作的，追求的是崇高的任务——在俄国建立公民社会和法制国家。以后这些神话进入了教科书和群众意识。在俄国的知识分子中间，虚无主义的情绪一直很流行，结果是与任何人都不满、对抗，谴责祖国的历史、俄国的传统和秩序，这被认为，而且至今认为是俄国知识分子的好风度，甚至在没有什么根据时也是如此。在1997年，我受到美国驻彼得堡总领事的接见，被邀请的共有20人，基本上是年龄在45至55岁之间的大学教授。在丰盛的餐桌旁，大家友好地责骂政权……指责俄国不够民主。10年以前，很多人避开美国领事馆；避免与其工作人员接触，至少是不会张扬；害怕参加接见。至于不害怕本国同胞，在美国领事馆馆员在场的情况下公开责骂政权，那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如今，这一切都成了可能，但民主成分还是很少。
俄国改革家和政府政策在史学中的遭遇尤其不济。史学界通常都用特有的观点来看待政府政策：（1）最高政权和政府哪些没有做；（2）它们犯了哪些错误；（3）在组织和管理中的缺点；（4）丧失了哪些可能性。任何一种评价都以存在某种范例、模式为前提，这些范例和模式被用来与现实比较。对俄国来说，这些用来比较的范例总是从西欧国家的经验中借来的。西欧国家在我国历史的帝国时期在现代化方面总是走在前面。这样的比较，一方面来说，是十分有效的。但是，由于比较是以西欧的高标准为基础的，因而总是贬低了我国的成就，有时简直贬得一钱不值。例如，1861年，俄国废除了农奴制。许多人认为：真难以设想这是成就，在西欧国家，这早在几百年前就已完成，而且做得要好。在俄国实行了宪法，难道这是成就？与英国和法国的宪法比，这是假宪法。但是，看问题需要更广些，更深些，要避免分析中的片面性和党性。在某种程度上提供这种可能性的，有以下两种观点：使国家结构和政府政策与经济的、社会的、心理的和其他的社会可能性相适应的观点，以及如果西欧的模式成为现实情会怎样的观点。还必须注意下述这点：没有一个欧洲国家完全实现了所宣称的理想，其中包括公民社会和法治国家，但所有国家都在朝此努力，并在这条道路上获得了或多或少的成功。俄国人民、她的精英和政府同样在朝这个理想努力，虽然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俄国接近理想的程度要小，但是终究她在这条路上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三、1980年代下半叶至1990年代初的苏联史学
苏联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改革”进程（指戈尔巴乔夫实行的“改革”——译者注）对历史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和强大的影响。对苏联史学的修正，始于对苏联史学中斯大林传统的批判，始于为党内反对派著名活动家的恢复名誉（科恩的《布哈林的政治传记（1888—1938）》一书的出版在这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始于在党史和苏联社会史中消灭“空白点”的斗争。Ю.阿法纳西耶夫、Л.巴特金、Ю. 布尔京、А.布捷科、И.克利亚姆金、В.谢留金、Г.波波夫、А. 齐普科等人的艺术—政论作品对学者历史意识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戈尔巴乔夫的报告《十月革命与改革》（1987年）提出了苏联社会另一种发展道路和历史进程多维性的问题，对开始修正苏联史学起了根本性的作用。80—90年代之交，俄国历史学家开始了关于我国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讨论：俄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三次俄国革命的历史，20世纪俄国农业发展问题，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实质，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初期阶段等等。
此时，俄国历史学家开始积极吸取本国和外国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经验，重新出版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俄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包括Н.А.别尔嘉耶夫、С.Н.布尔加科夫、А.С.拉波—达尼列夫斯基、П.Н.米留科夫、А.А.科尔尼科夫、П.Б.斯特鲁威等人的著作；出版了马克斯·韦伯的历史研究和社会学研究著作、法国年鉴派代表布罗代尔、费弗尔等人的著作。早就在研究西欧中世纪时熟练使用人类学方法的А.Я.古列维奇的著作得到了官方的承认。在年鉴派的影响下开始了对心态的研究。
由于在俄国史学中废除了书刊检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不同观点的争鸣。在研究历史的形态方法和文明方法的支持者间开始了争论，至今没有结束。学界准备了可供选择的不同的中学和大学俄国史教科书，并已使用于教学中。在完善历史教学方面，开始积极寻求中学和大学的互动。在一间教室或一张桌子旁举行的“圆桌会议”使不同观点的人们聚集在一起讨论，这种方式已在杂志、报纸和电视的工作实践中被采用。“资产阶级史学危机”的总概念，其中包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资产阶级史学危机”的概念被重新审视。我国的和外国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著作开始被看成是模仿的样板。
档案工作有了改变。1988—1991年，档案文献收藏制度得以改进，取消了其中许多档案的阅读限制。与此同时，国内图书馆的所谓专库被撤销，这些专库过去是根据书刊检查机构的意见存放意识形态上有害的外国的和本国的著作的。《俄罗斯联邦关于档案库的法令基础》（1993年）使俄国档案的普遍开放得到了法律上的肯定。这导致在档案馆中出现了许多非专家，他们主要在家谱方面工作。
在改革时期，地方史研究的比重增加了。地方志被积极用作普及历史知识和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手段。
四、后现代主义范式和俄国史学中的新流派
1.后现代主义的基本思想
资产阶级社会的全球性世界观危机：对理论和任何解释体系——不论是宗教、历史、科学、心理学、艺术——的不信任。
所有所谓的“欧洲传统”的东西——首先是实证的科学知识和对资产阶级的文化传统的价值的理性论证——都是不可接受的。任何构建世界模式的企图都是毫无意义的：企图确立生活中的任何等级秩序或任何优先体系的尝试都是不可能的，也是无益的。
大众传媒手段愚弄着大众意识。这些手段的操作制造了许许多多神话和幻想、虚假的意识，其结果是植入大众的现实图景是有问题的和虚幻的。
人类的生存是模糊的和不稳定的。
每个个人的意识是受社会、阶级和意识形态制约的。
政权与人民敌对。
世界，其中包括西方社会，被看成是混乱的；它没有因果关系和价值方向。
要获得对现实的最真切的了解，不能靠自然科学和准确科学，或传统哲学（其基础是系统地形式化的逻辑概念体系及其有关前提和结果相互关系的严格法则），而是要靠本能的、诗性的思维及其联想性、形象性和瞬间启示性。这种观点不仅在人文学科的学者中间，而且在自然科学的学者（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中间十分流行。
伦理的、社会的等等理想不仅不存在，而且甚至连得到它的希望都不存在。
2.历史研究中的后现代主义的基本观念
历史——是文本，而不是客观现实，即不是存在于我们之外并独立于我们的东西。
后现代主义与“语言学的转折”有关——即一种从语言学的“记录”的观点观察历史事实及其被历史主体和历史学家再现出来的表象的趋势。这些“记录”反映在历史事实和表象中。既然我们了解世界只是在语言中，只能通过语言，那么可以设想：我们的“表象”，不管我们感到它们有多么“现实”或多么“科学”，它们能再现的只能是话语机制。在史学中（首先是美国史学）这种趋势在后现代文学批评的影响下在1970年代得到流传。
3.历史研究中后现代主义的基本概念
“日常性”是社会文化实践中最广泛领域内的文化无意识状态。
“话语”是构建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表象再现的特殊手段。
“意识形态”是任何一种调整日常性领域的观点（生活的、家庭的、宗教的、政治的等等观点，明显的和不明显的观点）的体系。
“想像的共同体”是这样一些社会范畴如阶层、阶级等等，它们不存在于现实中，而只是存在于意识中。这是潜在的范畴，但是它们能设定人们的思维和行为。
4.后现代主义者的方法论
尽可能避免数字资料。
不利用当代社会科学的方法论。
解释被研究的现象时，使用被研究时期人们所用的概念和规范。
主要关注生活礼仪、旧俗习惯、交流方法、认同手段，一句话：日常生活的符号。
对被研究的现象不作说明，而是描述个别的情节和事件。
这类方法有明显的不足：所获得的结果的枝节性、不明确和不肯定，不可能取得总体图景。
5.后现代主义的表现
后现代主义方法的所有特征在俄国史学中有完全的反映：否认俄国历史进程有规律性，拒绝计量分析，描述性和关注日常性，等等。后现代主义的特别明显的影响是否认俄国历史进程的正常性和自然性。俄罗斯——不是正常的欧洲国家，在她的历史中，悲剧、剧变和矛盾比任何另一个欧洲国家都多。在俄国悲剧性的进程中，之所以强调血腥的剧变，强调循环性或摇摆性，强调反向的转折，即占统治的社会文化制度的急剧更替，在我看来，来自在科学的和大众的意识中占统治的关于俄国特殊性的范式。许多人乐于认为，与任何别的国家不同，“理智无法懂得俄国，一般尺度无法衡量”；在俄国，生活很难，甚至更艰难，但终究与别的欧洲国家不同。就好像进化的正常性会使人低下。然而，发展的正常性可以证明：俄罗斯人将享受富足、法治国家、公民社会和所有其他的文明成果，这些成果当代的俄国人是如何地渴求。
6.后现代主义史学研究方法的积极思想
历史过去——不是记录在史料中的，应由历史学家冷静地描述的客观现实。
过去是历史学家自己创造的；它只有在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得到反映时才具有意义。
史料不只是文献信息的保存者（“通往过去之窗”）；史料应被看成是在一定意义体系中创建的文本，而且很少是单义的和无争议的。
历史学家应该更清晰地说明描述的原则（这些原则是他们在分析历史时应用的）和观念基础、重点的先后次序（这些是分析的基础）。
五、社会史
还在苏联时期就已开始研究社会史。
在西方，社会史的繁荣期在20世纪60—70年代，在俄国则是在1990—2005年。它体现了当时史学中所有创新的、吸引人的和有意义的东西。那么，什么是社会史呢？
第一，关注结构和进程。长期以来，历史学家首先研究的是事件、行为、伟人的作用。现在开始研究条件和环境、时代的重大运动、缓慢变化的结构。例如，现在历史学家注意的焦点不是伟大的发明家，而是普通的企业主，而是工业化进程。他们不再研究叶卡捷琳娜女皇个人，而是更愿研究18世纪俄国的价格革命和俄国融入世界市场；不再研究尼古拉二世与拉斯普金的关系，而是研究19世纪末的工业革命或人口革命或者政党史。
第二，对“社会”的概念更重视了。长期以来，历史学家首先研究的是政治史、国家史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现在我们学会了描写社会阶级和阶层，诸如工人运动这样一些社会运动，资产阶级和贵族，迁徙、家庭和企业。社会世界成了历史学家关注的中心。历史学家也想用这样的社会—历史观点去解释政治的和文化的变革。过去在观察历史时，没有离开国家和伟人，但离开了社会的发展。
第三，出现了某种类似分析方法的转折。过去，历史学家应用的首先是解释学的方法，使用的是接近于史料的语言，对历史进行描述。现在他们则开始准确地定义概念（如“阶级”概念），采用模式（“工业社会”模式）和讨论理论（如“现代化”理论）。统计的、计量的方法更为重要了，开始建立巨大的数据库：有关流动史、政治选举史、家庭经济和家庭史、战争史的数据库。
此外，我们还利用了来自相邻的社会科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的推动。各学科之间的界限被渗透了，跨学科方法得以发展。自然，卡尔·马克思的思想遗产在共产主义世界起了重大的作用。然而在西方也是如此，尤其是英国、意大利和拉丁美洲。马克斯·韦伯的著作对历史学家——尤其在德国——也有很大意义。
直至今日，社会史研究依旧起着重要作用，它还远远没有终结。
六、文化史或历史人类学
但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情况又有了变化。80和90年代的青年历史学家开始热衷于新的文化史或心智史。什么是文化史？
第一，开发了知觉和经验史——部分地有赖于结构和进程，部分地是对后两者的补充。例如，研究者感兴趣的已不仅是工人和资产者社会兴衰的次数，而是这样的问题，即他们是如何认识这些兴衰的，和如何经历的，如何应付的。另一例子：不仅研究国家间的外交关系，而且研究外交家的心态，他们之间的关系，研究他们如何了解他们为之工作的国家的。由此，关注经验、知觉和思维形式成了新文化史的象征。文化史把主观因素归还给了历史学。这往往只能在研究小范围内人的历史时才有可能。微观史学由此得到发展。
第二，新的题目被开发出来。妇女史有了重要意义。妇女史后来转变成两性间关系史（社会性别史）。在美国，民族集团史早就具有重要地位。历史学家研究少数民族的文化，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文化研究”。开始研究心态。符号世界成了历史课题。语言再次成为研究对象，——在概念史中；在更广的方面，——在语言学转折中。
第三，解释方法有了重大的改变。对文本的质的分析方法、对史料复杂意义的精细解读、力求更好地理解过去时代的人，这些再一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情的描述得到推广，这部分地有赖于所谓的“冷分析”。从60—70年代起，社会史学者倾向于采取这种方法。现在，从文化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方面得到了重大的推动。马克思著作的影响减少了。一些社会学家—文化学家（如霍伯尔特·埃里亚斯、米歇尔·福柯）和后现代哲学的影响增大了。马克斯·韦伯的影响如旧。
第四，历史思维中发生的“结构主义转折”。历史学家更清晰地认识到，他们所用的概念在他们重构的现实上加上了深刻的烙印。我们知道，我们的问题、观念和概念影响着我们所叙述的历史现实。任何历史重建也是历史学家的产儿。关于历史的社会构建思想已很流行。目前，从这一事实中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概念史，对现实思考的历史，空间、时间和社会范畴史引起了很大的兴趣，此外还涉及到“心态图式”史。
回忆成了一个大课题。历史学家研究：人们是如何回忆过去的，他们记住了哪些，忘记了哪些。记忆史成了历史学的一个新分支。在俄国，对20世纪的灾难、战争和专政的回忆特别重要。
最后，某些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从最近20年的结构主义转折中得出了主观主义的和相对主义的结论。一些人断言，在作家的文本与历史学家的文本之间没有根本的差别。“克利奥女神也创作”。这是后现代主义立场，对此我并不赞同。事实上，历史学家的工作与小说作家的工作是不一样的。我们从事的是经验科学。我们注意的中心是史料及对它们的分析研究。
可见，文化史集中于揭示历史进程的人的内容。所有被研究的机构、事件和事实都应尽可能地看作是人的活动的结果，自身都有人的观念、概念、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的烙印，这些人经历着历史，因而也以某种方式创造着历史。历史人类学围绕着人类学概念把对心态史、物质生活、日常性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它包含了所有新的研究领域，如身体史、姿势史、口述史、礼仪史、符号史等等。心态则局限于意识和行为的无意识的形式。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就开始了对俄国历史某些情节和问题的人类学“解读”的最初尝试。E.凯南在一篇有争议的论文《莫斯科政治的传统道路》中，尝试把重点从研究国家机构和意识形态转到研究俄国政治文化上来。他对政治文化的理解是：“信仰、实践和期待的综合，——在俄罗斯人的思想中——这可带来秩序和政治生活的意义，……并可使它的拥有者既建立起他们政治行为的奠基性模式，又建立起体现这些政治行为的形式和符号。”[1]
N.考尔曼的著作发展了凯南的思想。她把注意力集中于个人与团体的关系上，而不是阶级或政治机构。在她看来，大贵族在中世纪俄国君主制的运作中起了决定作用。[2][3](P172—202)[4] V.基维尔森[5]、М.弗莱耶尔[6](P203—239) 和Р.约特曼[7] 的著作继续对莫斯的政治文化进行了研究。不久前才被译成俄语的约特曼的关于18—20世纪初俄国君主制的神话和礼仪的两卷本著作引起了激烈的争论，[8](P42—67) 并促使在俄国国内外这方面的新的研究作品的出现。М.Д. 多尔皮洛夫研究了沙皇专制制度在与1863年波兰起义的斗争中实现“政权的剧本”（包括建立相应的神话、宣传手段等等）的情况。[9](P338—408) С.И. 格里戈里耶夫考察了作为树立俄罗斯帝国最高权力形象的工具的朝廷报刊检查机构的活动，[10](P169—237) О.Б.梅利尼科娃考察了17—18世纪俄国的礼仪过程。[11](P95—115) Б.И. 科洛尼茨基的研究把革命史看成是符号之争：政权的“新旧”符号和表征之争。因而，政治史被写成社会—文化史，这也是当代世界史学的特点。[12] П.В.卢金的专著分析了关于17世纪俄国国家政权的观念问题。他的论述替代了“幼稚的君主制”的死板公式，引起读者注意的是一幅复杂的多义的图景。例如，作者的下述重要的和有说服力的观点：沙皇个人虽被认为是神圣的，但并不等同于上帝（即不完全神化），“不体面的讲话”（关于这些“讲话”的案卷成了П.В.卢金的基本史料之一）完全不能证明沙皇在民众眼中威望的跌落，相反，这种现象说明沙皇政权在17世纪俄国人政治观念中占了中心地位。[13] Г.В. 柳巴切娃研究了19—20世纪之交俄国大众意识中的沙皇形象问题。在推翻沙皇制度前夜社会思潮的总的图是很复杂的和多义的：成千上万的人仍旧期待君主的帮助，与此同时，其他人却在高声歌唱有关沙皇、皇后和拉斯普金的不体面的民谣。С.В.雅罗夫的著作研究了在革命和“军事共产主义”期间工人、农民的政治文化：彼得堡的无产阶级是如何被政治化的，在他们中间是如何出现政治偏执和财产平均主义的，农村居民关于苏维埃、共产党、红军知道哪些，又是如何想的——这只是这位历史学家向其掌握的史料提出的一些问题。[14][15][16] Е.Ю.祖博娃的专著的题材是斯大林制度末年的社会舆论和居民对国家政策的态度。[17]
除了政治人类学，在俄国史学中，还形成了军事—历史人类学和宗教人类学。宗教人类学的中心是俄国宗教性和“人民东正教”的历史。[18][19][20](P5—10)[21][22][23] 在这个学术方向的框架内，研究的不仅是人民的信仰、世界末日概念、阴间世界等问题，而且研究不同的宗教实践：丧葬仪式、景仰圣徒干尸和圣像（或者相反地，辱骂它们）、魔术、巫术等等。在А.С.拉夫罗夫关于1700—1740年俄国的宗教的专著中，这些问题都有反映。他认为，应把东正教、旧教派和宗教分化运动看作是三种互动的宗教文化。他分析了人民东正教的不同形式（魔术、过度仪式、世界末日论、癫狂行为等等）和贵族阶层的宗教性，这使得这位研究者有可能重新评价彼得大帝宗教改革的目的和结果。①
以上是文化史研究领域的某些成果。②
七、微观史学
1990年代，在当代世界史学中，历史时间和地点的概念被重新加以考虑。今天，历史不再是“客观的”过去。历史既被用“长时段”过程的术语（结构和进程的缓慢的变化）来进行解释，又用事件的术语（乍看起来是偶然的、只有地域意义的事件）来解释。在西方史学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学的影响，今天，历史已离开了统一的、“基础性的”准则而让位于解释历史的多元的方法。这一过程导致了历史研究的非中心化，导致了研究兴趣从占统治的“民族的”范式转向地域研究。“混合的”和标准的民族史讲义不再成为大学的课程，取而代之的是地域史。这样的地域史所用的分析语言是适用于具体区域和时段的，是关注此时此地的“事件”、价值体系、生活方式和习俗的。对地域的关注体现在新的方法（微观史和日常生活史）上。
微观史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是20世纪70年代下半叶意大利人的发明（虽然这一名称过去也时常被运用）。它的创始人中，除了金茨伯格和乔万尼·列维外，还有格雷迪、波尼、恰鲁蒂。这是一个研究早期近代史（这点很重要，因为对中世纪相对贫乏的史料来说，要在微观范围内详细地重构事件是不可能的）的“左”倾知识分子团体。除金茨伯格本人外，其他人首先研究的是社会史（金茨伯格是研究大众文化的史家），并力图摆脱宏观的体系公式。为了证明自己的方法，他们坚决摒弃一切宏观的历史公式，改变研究重点，把注意力从宏观转型转到个人对社会世界的理解和适应其战略。承接起已成为史家座右铭的研究历史要“如实直书”的号召，微观史学把它变成研究历史要“立足土地”。
微观史是一种经验的方法：它可以使人看到过去不注意的事物。况且，正如微观史学的理论家列维所言：“微观史学不想为了综合而牺牲个人，更甚于此，它关注的中心是个人的行动或单一的事件。但是它同样不想拒绝任何抽象：很少注意的征兆或个别的突发事件可以促使更普遍的现象的显现。”[24](P184) 换句话说，详细地研究个人的行动——不是目的本身：微观史学所以需要它是为了在观察人们的个人行为战略时，看到所研究时代的过去未被注意的发展趋势或现象。
微观史学的著名理论家和实践家，如金茨伯格[25](P207—236)、格列维[24] (P167—190)、勒韦尔[26](P236—261)、格雷迪[27](P292—302）、梅吉克[28](P193—202) 等人的纲领性著作被译成俄语出版，这推动了俄国史学中这一流派的发展。[29] 在历史研究中推广微观分析方面，Ю.Л. 别斯梅尔特内和他多年来领导的俄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私人生活史研究班的功劳很大。他们于1997年创立了《突发事件：历史中的个人的和独特的》年刊，它的方向很接近微观史学；并于1998年举行了运用微观和宏观方法研究历史的学术讨论会。[30][31][32]
下面举些新流派的最初的作品。О.Е.科舍廖娃的文章《战士的逃跑》分析了17世纪俄国史中的一个插曲：1660年著名外交家阿法纳西·拉夫连季耶维奇·奥尔金—纳晓金的儿子逃往波兰国和后来自愿返回祖国的事。科舍廖娃收集了保存在档案馆的史料，力图弄清逃亡者、年轻的战士纳晓金逃跑的动机，也想了解其父亲、宫廷社会和阿历克谢·米哈依洛维奇沙皇本人与他的行为的关系。[33](P55—86) А.В.安托先科的文章详细叙述了导致П.Г.维诺格拉多夫在1901年辞去莫斯科大学教授职位的环境。作者解释说，维诺格拉多夫的离去是对其含糊的处境的示威性的抗议：当时大学教授一方面是学生的指导者，另一方面，又是必须遵守部领导指示的国家官员。[34](P234—272)
1999年，终于出版了第一本微观史研究的专著。这是一个贵族家庭青年约瑟夫·维耶利戈尔斯基（1817—1839）的详细的传记。此人在皇帝宫内与皇位继承者（未来的亚历山大二世）一起接受教育，后来在22岁时死于肺结核。作者Е.Э.利奇娜和Н.В.萨莫韦尔力图尽可能完整地再现了自己的主人公的传记，力图在独特处看到典型的特征，在个人的命运和悲剧中抓到使维耶利戈尔斯基成为自己一代人的典型代表的东西。[35] 在叙述的过程中，作者涉及到了许多重要的问题：贵族家庭中家长与子女的关系，当时的教育原则，贵族社会高层中对君主的态度的特点，甚至涉及当时医药的发展水平。但是对时代背景的描述主要是为了说明主人公生活中的某些情节，而实际上传记应该用来显示过去未知的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因此，微观史的潜力并未在这本书中完全实现。
С.В.茹拉夫廖夫关于1920—1930年代莫斯科发电厂外国工人的书在应用微观史方法上更为成功。[36] 作者成功地选择了一个观察20—30 年代苏联日常生活的视角：一个在莫斯科工作的外国人的小的移民区。它像一滴水那样反映出当时苏联生活的所有问题：住宅问题、口粮问题、劳动纪律和劳动动力问题。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这些问题像是用外国人的眼睛看到的，也就是说，可以把当时苏联的现实中的现象纳入同时代的西方标准。不仅如此，外国移民区的生活就像一种风雨表，可以测试苏联社会对外部世界的公开程度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口号的实际情况：1933年后，随着工业化的最困难阶段的终结和苏联趋向孤立倾向的增长，“讨好”外国工人的做法随之终止，对他们的压力加大，目的是强迫他们成为苏联公民。所有这一切促使外国劳力离开国家，而在1937—1938年的迫害时期，发电厂的外国移民区不复存在了。
八、日常生活史
近来，日常生活史正在大红大紫，出版人感到有利可图就一本接着一本地策划出版。可以举“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的“人类的日常生活史丛书”为例。除了翻译作品（《古罗马的日常生活》、《意大利黑手党的日常生活》等）外，这套丛书也收入了俄国作家的作品，其中有Л.И.别古诺娃的《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的俄国骠骑兵的日常生活》[37] 以及Е.В.罗曼年科的《俄国中世纪寺院的日常生活》[38] 等。
在苏联年代出版了不少著作，把日常生活与生活的物质方面联在一起：描写古罗斯的居民吃些什么、穿些什么；或者，列举有关19—20世纪之交俄国工人工资、食物和居住条件的统计资料。③ 对日常生活问题的这种方法在当时是必要的。它以有关所研究时代的“人民群众”生活的第一手资料武装了历史学家。但是，当代的日常生活史的“人类学化的”方法的出发点是：人们积极地参与日常生活结构的建立和重建，他们力图“占有”围绕自己的世界并使它适合于自己。[39]( P77—100)
为了寻求日常生活史的新方法，人们求助于微观史学。Н.Б.列比娜考察了20年代在彼得格勒三座房屋里住户的变化。她收集到的资料说明：苏联官阶人士的日常生活早就抛弃了“革命的禁欲主义”，但在口头上依旧在宣传。[40](P9—26) 列比娜与А.Н.奇斯季科夫合写的另一本书，叙述了一般人在转折时期（新经济政策、1950—1960年代赫鲁晓夫的改革）是如何生活的，并从居所、衣着、健康、诱惑、闲暇的视角观察。他们的研究立足于丰富的事实资料的基础上，这些资料从档案、报刊、回忆录和访谈中得来。[41] А.Ю.达维多夫详细分析了1917—1921 年的所谓“背口袋的活动”，即秘密向居民提供食物。作者关注的中心首先是宏观史问题：政府的粮食政策、政府反对秘密提供食物的斗争、政府对产品贸易方针的摇摆，但是书中那些描述背口袋的人（这是些“勇敢的人”，作者明显同情他们）和他们装粮食的火车的艰辛的篇章让人想起一幅幅的民族风情画。[42] Ю.М.贡恰罗夫的书是描写1861年改革后的西伯利亚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有意思的作品：工作和收入、住所、衣着、食品、闲暇、娱乐、城市的面貌和公用事业，主要关注的是居民的中层和高层阶级。[43]
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积累了丰富的日常生活实践研究的经验。他们的成果可以拿来与历史学家分享。例如，И.В.乌捷欣的书《公用住宅居民的日常生活纲要》对住宅的面积、宅中的物品和家具做了符号学的分析，并与其居民进行谈话；在此基础上，作者真实地重构了苏联时代末年公用住宅居民的世界观，他们对社会公正的理解和他们的行为方针等等。С.А.崔金娜分析了在战前的列宁格勒贵族生存的战略。贵族具有的技能（外语知识、音乐教育等）革命前只在私人范围内使用（如业余爱好等），而在苏联时期则被看好，从而成为他们的职业，并帮助他们在新生活中立足。[44](P151—192) Н.Б.列比娜关于20—30年代苏联城市的专著是应用社会学方法研究日常生活史的例子。“规范和偏差”的两分法成了她分析日常生活不同形式的概念框架。书中既研究了传统的“反常现象”（酗酒、犯罪、卖淫、自杀），也研究了在新政权下已成为正常的反常现象（公共住宅的生活、共产主义的“宗教”），特别注意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定额制：居住面积、衣着、闲暇、私生活。[45] 但著作的内容并不限于揭示1920—1930年代列宁格勒生活中的各种反常现象，作者还成功地揭示了生活准则和行为规范的更替的重要过程，并描述了20—30年代苏联日常生活的许多结构（虽然这看来还远不是全部结构）。
微观史（与日常生活史一样）的困难在于它相对于分解中的宏观史而言，不具有独立的前途。它的课题和概念都采自宏观史，这些课题和概念只有依靠与“宏大叙述”的隐含的关系才具有意义。正因如此，把微观史列入社会科学危机的逻辑，要比把它列入克服这一危机的逻辑更显得自然些。它也就与语言学转折站在一起了，而它的现实主义的热情却是反对这一转折的。这一切并不说明，微观史学本身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只是因为在全球史解体的时代，微观史与完全非现实主义的期望联系在了一起。[46](P142—157)
九、全球史
最近十年，又出现了一个新事物：把世界史（或普世史）看作全球史的新方法。传统上，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族史，这种状况至今未变。历史学家多半研究的是本国的历史——对他们的期望正是这个。但是，研究者有时也越出民族的界限。
从60年代开始，比较史学和历史比较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里说的往往是相似和差异。例如，对工业化进程进行比较，还有对大革命、欧洲民族国家形成进行比较，一方面是比较相似之处，另方面是比较相异之处。这些都属于比较研究的题目。 比较——这是史学中十分重要的方法。它被称为历史认识的“阳关大道”。比较在未来依旧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工具，其中包括对文明的广泛比较，例如埃及与中国。
最近，尤其是对年轻的历史学家而言，另一些跨民族方法越来越受关注。年轻人感兴趣的是全球进程，例如气候和生态危机。20世纪世界大战的后果或医学进步对人类的影响也成了研究的题目。历史学家感兴趣的还有，欧洲和亚洲，或英国和印度，彼此之间有哪些影响。研究者提出的问题有：商品、思想和技术是如何从一国向另一国，从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转移的，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又是如何变化的。历史学家研究的还有：不同文化是如何相互接纳的，研究外交家、使节或商人留下的关于其他国家的早期的游记、记述。自然，在这里，增长中的全球一体化起了一定的作用。以此为起点，学者们对过去时代的全球一体化进行了研究。这里，“后殖民主义”理论占有一定的地位。后殖民主义理论反对流行的西方优越论；根据这种理论欧洲主要是世界历史的客体，而不是主体。“欧洲与东方”——就是其中的一个题目。俄国史，因其同时既与欧洲又与亚洲有关，因而更受关注。
不容讳言，历史研究的这种新类型遇到了许多大的问题。这些十分广阔的全球性问题很难与当代史学的方法论原则相容。因为这些原则强调的是接近史料、掌握语言和联系背景。全球史通常只依靠二手资料。研究全球史的学者通常不能掌握所有有关国家的语言，全球史也往往流于表面化，但它是重要的，也是有前途的。
收稿日期：2006—02—26
注释：
① 从2002年开始出版的年刊《军事—历史人类学》可以证明军事—历史人类学已构成文化史中的一个单独的流派。
② 详见М.М.克罗姆：（1）“研究俄国中世纪的人类学方法（关于美国史学中新流派的札记）”，载《祖国史》1999年第6期，第90—106页；（2）“政治人类学：俄国史中权力现象研究的新方法”，载《历史札记》，第4辑（总第122辑），莫斯科2001年，第370—397页；（3）“从人类学观点看祖国史”， 载《俄国史研究》，第二卷《七年之后》，Г.博尔久戈夫编，莫斯科2003年版，第179—202页；（4）《历史人类学：讲课辅导书》（第2版），圣彼得堡2004年版。
③ 参见例如：Б.А.罗曼诺夫：《古罗斯的人和风俗：11—12世纪日常生活史纲》，莫斯科—列宁格勒1966年版；《16世纪俄国文化纲要》第1 部， 莫斯科1977年版，第182—201页（妇女）、第202—216页（衣着）、第217—224页（食物）；Ю.И.基里亚诺夫：《俄国工人的生活水平（19世纪末—20世纪初）》，莫斯科1979年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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