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慕尼黑会议后绥靖与遏制并存的美国对德政策
程文进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8期
【原文出处】《齐鲁学刊》(曲阜)2006年3期第51～56页
【英文标题】 America's Germany Policy After Munich Conference
【作者简介】程文进，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037
程文进（1974—），男，山西晋城人，历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关 键 词】慕尼黑会议/美国/德国/绥靖/遏制Munich Conference/America/Germany/Appeasement/Containment
中图分类号：K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6）03—0051—06
学术界对慕尼黑会议后的美国对德政策已进行了先期研究①，但对美国政策在慕尼黑会议后发生转变的原因探讨仍不够充分，在转折后美国到底奉行何种政策这个问题上也存在着分歧。本文即试图深入探讨慕尼黑会议后美国对德政策转变的原因、新政策的表现及评价。
一、美国对慕尼黑会议的反思
慕尼黑会议后，许多美国政府高层人士都对欧洲未来抱有乐观态度。1938年10月3日，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在与罗马尼亚驻美公使的谈话中表示， 希望欧洲政治家抓住机遇，在平等公正的精神下，立即寻求解决长期以来一直威胁欧洲大陆和平的其他争端[1](P82)。10月5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致信英国首相尼维尔·张伯伦：“我与您具有共同的希望和信念，即今天存在着最大的机遇去建立一种在公平和法律基础之上的新秩序。”[2](P68—69) 美国驻德大使休·威尔逊更是认为，慕尼黑协定也许打开了“通向一个更美好欧洲”的道路，因此，任何“破坏这种可能性的”行为都会令他感到痛惜[3](P215)。
但是，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议后的表现却使罗斯福等人的希望很快化为泡影。慕尼黑协定签署仅仅一个多星期，希特勒就在1938年10月9 日的萨尔布吕肯演说中大声呼吁加强德国的军备建设，理由是那些斥责慕尼黑协定的人有可能接替张伯伦出任英国首相，因此，张伯伦所做的承诺不可信任[4](P143)。 在慕尼黑的胜利也使希特勒更为崇拜武力，在1938年11月6日的演讲中，他把纳粹德国在外交领域取得的“成就”完全归功于纳粹军队的强大，并且耻笑以前的德国政府依靠谈判却一无所获[5](P19—20)。
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议后的所作所为引起了美国的深深忧虑。美国驻德大使威尔逊向国内报告，希特勒可能要废除1935年的英德海军协定，并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发动战争[6](P218)。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则于10月17日致信罗斯福总统指出，过去几周的事态使人们对日趋嚣张的武力侵略有了明确的认识，不要再期望侵略能够自行终止。他指责说，德国开始只要求获得军备平等，但随后它便进军莱茵兰，合并奥地利，并对捷克斯洛伐克提出要求。现在，它又把目标指向了波兰。摩根索强调，美国不能重复英国和法国的“短视”错误，如果等到侵略者对美国人民和美国利益的影响明显表现出来之后再有所行动，那就为时已晚。他认为，美国应该对侵略者进行遏制[7](P524—525)。
美国政府和罗斯福此时不得不重新审视慕尼黑会议。在希特勒发表萨尔布吕肯演说的当天，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就明确指出，希特勒的演讲使人们不再抱有幻想，不再认为慕尼黑协定已经为实现持久和平提供了一切条件[8](P111)。 罗斯福也对自己在慕尼黑危机期间的所作所为产生了怀疑，11月14日他表示：“我曾致函希特勒，力劝他坐下来谈判和平，现在我确信这并不值得骄傲。那种行为在眼下可能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但长远来看则可能导致更多的生灵涂炭。”[4](P142)他还在10月26日的一次演讲中对慕尼黑协定作出了另外一种评价：“愈来愈清楚，以恐惧维持的和平并不比以刀剑维持的和平更高尚、更持久。如果法律的准绳一再被假装高尚的纯粹武力所代替，那么就无和平可言。如果蓄意以战争威胁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工具，那么也无和平可言。”[9](P86)
与此同时，美国也不再相信在慕尼黑会议之后可以在欧洲建立新秩序。1938年12月6日， 法国外交部长乔治·博内和德国外交部长乔基姆·冯·里宾特洛甫签署法德宣言，声称法国和德国之间“不存在任何悬而未决的领土问题”，两国政府将竭尽全力发展和平睦邻关系[10](P123)。这本是美国一直期望出现的情况，但当法国驻美大使在11月28日对美国代理国务卿韦尔斯表示美国政府应该表明对即将签署的法德宣言的支持时，韦尔斯却在两天后予以拒绝[1](P107)。
二、慕尼黑会议后美国对德政策中的遏制因素
对慕尼黑会议进行的反思使美国对其自身安全遭受到的威胁有了充分认识。罗斯福1938年11月12日对美国驻葡萄牙公使赫伯特·佩尔表示，与以往相比，欧洲独裁者对美国和美洲大陆的威胁更近了②。11月14日他又指出，“德国力量在慕尼黑的再度崛起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的国际关系……自从1818年的神圣同盟以来，美国第一次在南半球和北半球的大西洋沿岸面临遭到攻击的可能性”[4](P137)。1939年1月4日，他在致国会的咨文中再次忧心忡忡地说：“我们知道，如果新的武力哲学包围其他各大洲并侵入我们的大陆，我们美国人的遭遇将会怎样。”[11]( P163—164) 1月31日，他向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们解释道，希特勒妄图霸占欧洲，一旦他得逞，美国的和平与安全就濒临危险[12](P259—260)。
慕尼黑会议之后，美国还深切地感受到了德国对美国造成的经济威胁。美国驻德国商业参赞道格拉斯·米勒1938年10月3日报告说，在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如果希特勒想要什么，那他就能拥有什么。在这些地方，德国产品都将可能替代美国商品。11月3日，美国国务院欧洲司司长皮尔庞特·莫法特也表示，德国对中欧和东欧的统治意味着自给自足经济区的进一步扩大，美国的商业利益肯定会因此而遭受损失③。1939年1月27日的美国内阁会议再次讨论了德国对美国经济利益所构成的威胁，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的日记当中如此记载：“如果希特勒摆脱了束缚……如果他达到了自己的目标，那么美国就将大难临头。正如罗斯福总统所指出的那样，希特勒用不着控制整个欧洲和南美洲就可以使我们在经济上陷于困境。例如，阿根廷现在有80％的产品出口到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如果希特勒能统治大部分欧洲，他就能够通知阿根廷，除非它接受法西斯主义的原则并拜倒在其经济支配之下，否则就切断它对欧洲的全部出口……南美洲的其他国家也将会面临同样的状况。它们将背离我们，而我们呢，尽管拥有财富和资源，却无从施展，只能退回到我们自己的国土之内，尽可能地混日子。”[13](P568)
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议之后的所作所为也超过了美国绥靖政策所能容忍的限度。美国对德国奉行绥靖政策是企图以牺牲小国的利益来换取欧洲的所谓和平，因此，欧洲的和平局面能否维持就是美国绥靖政策的底线。但是，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议之后显示出来的却是无止无尽的侵略野心和对武力达到目标的强烈渴望，这对欧洲保持和平无疑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德国方面对美国绥靖政策的限度有所认识，其驻美大使汉斯·迪克霍夫在1938年9月27日给国内的电报中就指出， 美国人大都认为，如果希特勒确实只关心苏台德区德意志人问题的解决，那么他将得到他正在要求的一切。然而，如果他不是只计划征服苏台德德意志人地区，那么美国就必须作为原则问题给予抵制[14](P981—982)。
综合以上因素考虑，美国对德政策中出现了遏制德国的因素，并在实际行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第一，美国政府对待纳粹德国暴政下的犹太人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在慕尼黑会议之前，无论是罗斯福总统还是赫尔国务卿都反对美国政府插手德国的犹太人问题。1933年4月12日，罗斯福在一封信中表示，犹太人问题是德国的内政 [15](P51)。6月16日，他又对即将出任美国驻德大使的威廉·多德表示，犹太人问题不是政府事务，除非美国公民成为受害者，否则，美国不要采取任何行动[16](P5)。赫尔也在1933年9月6日表明美国政府不会支持因为犹太人问题而对德国货物进行的非官方抵制[15](P388)。1935年7月，国务院还拒绝了犹太人组织提出的对德国迫害犹太人表示抗议的要求[3](P83)。但慕尼黑会议之后，美国政府却不再置身事外。1938年10月26日，罗斯福公开表达了对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的不满。他谴责说：“蓄意把千百万受迫害而毫无办法的人驱赶到世界各地，任其流浪乃至无立锥之地，蓄意把这个当作国家政策的手段，就不可能有和平。”[17](P213) 11月1日，副国务卿韦尔斯也对德国驻美大使迪克霍夫表示，德国在过去几年当中对犹太人所实行的政策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内政问题。 他还批评了德国对待犹太人的残忍和野蛮[18](P448)。11月9日的“水晶之夜”④ 后，在助理国务卿梅塞史密斯的建议下，为了表达对德国的不满，赫尔在14日命令美国驻德大使威尔逊回国报告德国的形势并进行磋商[18](P396—399)。此后，威尔逊再也没有返回德国。罗斯福也在15日发表声明予以谴责，说他“自己几乎不能相信，在20世纪的文明世界中能发生如此的事情”[6](P233)。
第二，美国政府对美国官员抨击纳粹德国政权的反应也发生了转变。在慕尼黑会议之前，对于美国官员抨击纳粹德国政权的事件，美国政府一般都会表示歉意。例如，1934年6月30日—7月1日，希特勒在德国发动了一次清洗， 枪杀了冲锋队领导人厄恩斯特·罗姆等人。对此，美国全国复兴总署署长休·约翰逊将军于7月 12日在演讲中表示他对德国发生这一事件感到厌恶。德国方面于第二天向赫尔提出了强烈抗议，赫尔随即发表声明指出，约翰逊的讲话只代表个人立场，并非代表国务院或者美国政府发言[19](P239—240)。1937年3月3日和15日， 纽约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先后在公开场合两次抨击希特勒，特别是前一次，他尖锐地指责希特勒是一个“正威胁世界和平的穿褐衫的幻想狂”。德国自然十分恼怒，随即提出抗议。为此，美国国务院西欧司司长詹姆斯·克莱门特·邓恩和国务卿赫尔分别于3月5日和17日对德国驻美大使汉斯·路德表达了美国政府及罗斯福总统的深深遗憾⑤。但在慕尼黑会议之后，美国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1938年12月18日，美国内政部长伊克斯在一次演说中公开指责希特勒是一个“残忍的独裁者”，德国驻美代办汤姆森于12月21日向代理国务卿韦尔斯提出抗议，但韦尔斯不仅拒绝接受，而且还表示，伊克斯的评论代表了99.5％的美国人的看法⑥。
第三，美国不再对纳粹德国的侵略行径采取默认或事实上的承认态度。慕尼黑协定签订前三天，希特勒曾宣称，在解决苏台德问题后，德国在欧洲不会再有领土要求，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兴趣[20](P19)。但1939年3月15日，希特勒便违背承诺，派兵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并在第二天正式宣布吞并捷克斯洛伐克[21](P240—241)。与事实上承认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态度相比，美国对纳粹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应可称得上是“暴怒”。1939年3月17日，韦尔斯便发表声明，谴责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无法无天[22](P234)。同一天，他还通知德国驻美代办汤姆森，美国政府已经决定对德国商品征收反倾销税⑦。第二天，美国政府就宣布对德国进口货征收25％的反倾销税[23](P1005—1006)。3月20日，韦尔斯正式向德国代办汤姆森发出照会，声明美国政府拒绝承认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24](P137)。
德国也感觉到了慕尼黑会议之后美国对德政策所发生的态度转变。1938年11月8日，德国驻美大使迪克霍夫向国内报告说， 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政府对德国充满了敌意[25](P638)。德国方面还在12月30日发表声明说，德美关系已经没有改善的希望了[5](P35—36)。迪克霍夫后来在1940年7月29日的备忘录中更是明确指出， 慕尼黑协定是一个转折点，在那之后遏制希特勒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 [ 6](P294)。
三、慕尼黑会议后绥靖与遏制并存的美国对德政策
慕尼黑会议之后，美国对德政策中出现了遏制德国的倾向，但这并非表示美国已放弃了绥靖德国的政策，也不表示美国完全走上了反对德国侵略扩张的道路。此时的美国仍然希望以牺牲小国的利益为代价来从整体上维持欧洲的所谓和平局面，进而保护它在德国和欧洲的经济利益。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的对外投资共达115亿美元，其中在欧洲为23.76亿美元，占20.7％，而这当中在德国的投资又占美国在欧洲投资的首位[26](P232)。因此，在遏制的同时继续表明自己的绥靖立场就成了美国政策的必然选择。例如，它只是暂时召回自己的驻德大使，而非与德国断交。罗斯福在1938年11月17日就召回驻德大使威尔逊一事向英国驻美大使雷诺·林赛解释说，他并不想让威尔逊无限期地呆在国内，而只是想让他适当停留一段时间[18](P402)。
实际上，在慕尼黑会议之后，美国实施的是绥靖与遏制并存的对德政策。这种政策在罗斯福总统1939年4月14日和8月24日向希特勒作出的两次和平呼吁中得到了集中而充分的体现。
希特勒在吞并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又把自己的侵略目标指向了波兰。他向波兰施加压力，要求归还但泽，同时允许德国修建一条穿越波兰走廊并享有治外法权的公路。波兰于1939年3月26日表示拒绝。对此，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极为不满，他警告波兰大使说：“如果事情这样发展下去，可能会出现严重局势。”4月1日，希特勒也发表了威胁性的讲话⑧。
面对日益危急的欧洲局势，罗斯福于4月14日致电希特勒， 表示了对使用武力进行威胁的强烈不满。他说，在上次事件⑨ 中，他曾建议希特勒用和平方式解决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但现在事态的发展又恢复到了用武力进行威胁的状况。如果希特勒所多次表白的德国无意于战争的愿望是真诚的，那么世界上就不需要战争了。罗斯福要求希特勒保证至少在10年或25年之内不对以下国家发动进攻或者侵略：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瑞典、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大不列颠与爱尔兰、法国、葡萄牙、西班牙、瑞士、列支敦士登、卢森堡、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苏联、保加利亚、希腊、土耳其等。罗斯福此举无疑反映了美国希望遏制德国进一步侵略扩张的倾向。但与此同时，他在电报中也向希特勒表示，如果希特勒作出不再进攻或者侵略上述国家的保证，那么美国政府将准备参加旨在寻求开辟国际贸易途径的讨论，以使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能在世界市场上平等地进行交易，并保证它们获得和平的经济生活所需要的物资和产品。同时，那些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政府（美国除外）也可以进行他们认为有必要或渴望举行的政治讨论[27](P455—458)。由于罗斯福关于这些未来行动的前提条件只是要求希特勒作出不再进攻或者侵略其他国家的保证，因此，罗斯福逃脱不了默认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之嫌。
此后，欧洲局势继续恶化。1939年5月22日，德国与意大利签订友好同盟条约，公然宣称要“为保障他们的生存空间……而共同奋斗”[28](P619)。5月23日，希特勒又在德国军事会议上声称：“但泽不是争执的中心问题。中心问题是要把我们的生存空间向东方扩张。”[29](P129) 8月23日，德国还与苏联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附加秘密议定书，规定“缔约双方保证决不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彼此间进行任何武力行动，任何侵略行为或者任何攻击”，并划分了两国在东欧的势力范围[30](P172—174)。《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附加秘密议定书的签订， 使德国得以避免东西两线作战的窘境，德国已为侵略波兰做好了一切准备。
面对一触即发的欧洲战争，罗斯福于8月24 日再次向希特勒发出了和平呼吁。他劝说希特勒同意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中的任意一种来解决德国与波兰之间的争端：其一，德波之间直接谈判；其二，把德波争端提交给双方都信任的第三方予以仲裁；其三，由一个欧洲传统中立国或一个与欧洲政治事务没有任何联系的美洲共和国对德波争端进行调停。但不管采取何种方式来解决德波之间的争端，都必须完全尊重波兰的独立与领土完整。罗斯福强调指出，美国人民反对军事征服政策，他们认为，正当而合理的目标能够通过和平谈判或司法仲裁予以圆满解决，任何统治者或任何民族都无权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把亿万人民卷入战争中去。罗斯福还表示，如果希特勒同意以建议中的任意一种和平方式解决德波争端的话，那么美国仍然准备如他本人4月14日电文中所说的那样， 为解决那些危及世界和平的问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27](P477—478)。罗斯福的这一和平呼吁显然有遏制德国侵略波兰的意图。但由于他同时表明，只要希特勒同意和平解决德波争端，那么美国准备像他4月 14日电文中建议的那样采取行动，因此，罗斯福默认纳粹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立场再次得以揭示。
四、绥靖与遏制并存的美国对德政策评价
慕尼黑会议后，美国奉行的绥靖与遏制并存的对德政策并未取得效果，德国继续毫无顾忌地进行侵略扩张。1939年3月，它吞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9月，它又入侵波兰，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绥靖与遏制并存的美国政策之所以未能阻止德国侵略扩张的脚步，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政策缺乏依托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欧洲事务施加影响主要依靠其战后超群的经济实力和欧洲国家对美国的经济依赖，但随着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爆发，美国的经济实力遭受重大打击，失去了利用经济力量影响欧洲局势的资本。与此同时，美国又一再表示不会对欧洲承担任何政治和军事义务，因此，对于缺乏经济影响力而又不能以政治军事手段干预欧洲事务的美国，德国根本不予重视。
罗斯福1939年4月14 日向希特勒发出的和平呼吁遭到了希特勒的公开回击和嘲讽。希特勒在1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指责罗斯福是“威尔逊第二”和“第一号战争贩子”[31](P21)。28日，他又召集国会开会并发表演说，对罗斯福4月14日的和平呼吁进行了公开答复。希特勒在演说中不无讥讽地表示，罗斯福列举了许多国家，要求希特勒保证不侵略他们，但当德国政府询问这些国家时，这些国家自己却表示，他们并没有感到德国的威胁，而且，他们既没有建议，也没有同意罗斯福总统这样做[32](P311—326)。另外，希特勒还选择在28日这一天宣布废除分别于1934年1月和1935年6月签订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和英德海军协定， 这显然是用实际行动对美国政策作出的回击。美国国务院欧洲司司长杰伊·皮尔庞特·莫法特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德国完全放开了手脚，它能够肆意而为了。”[33](P272)
罗斯福1939年8月24 日向希特勒发出的和平呼吁再度表明了美国所实施的绥靖与遏制并存的对德政策，但德国方面却一直拖延对罗斯福的电文作出正式答复，直到1939年8月31日，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才命令德国驻美使馆通知美国国务院，希特勒已经尽其所能谋求德波问题的友好解决，但是由于波兰政府的态度，一切努力均没有获得成功。第二天下午，即在德国开始侵略波兰之后，德国驻美使馆才把德国的这一答复交给了美国国务院⑩。
收稿日期：2005—10—12
注释：
① 主要成果包括： David F. Schmitz and Richard D. Challener, Appeasement in Europe: A Reassessment of U. S. Policies(Greenwood Press, 1990); Barbara R. Farnham, Roosevelt and the Munich Crisis(Princeton, 1997); C. A. MacDonald,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Appeasement, 1936—1939(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1); Basil Rauch, Roosevelt: From Munich to Pearl Harbor (New York,1950); Manfred Jon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A Diplomacy Histor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Frederick W. Marks Ⅲ, Six Between Roosevelt and Hitler: America's Role in the Appeasement of Nazi Germany, in Melvyn Dubofsky and Stephen Burwoo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30s(New York & London, 1990);阿诺德·A. 奥夫纳：《再论绥靖政策：1933—1940年的美国、英国与德国》（《世界历史译丛》，1979年第2期）；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伍贻康：《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和希特勒德国关系》（《历史教学》，1962年第5期）；杨嘉克、令湖萍：《美国参战前罗斯福反对希特勒的斗争》（《山西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王明中：《1937—1941年的美德矛盾》（《世界历史》，1983年2期）；陈兼：《1937—1941年美国的对德政策》（《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 张辉强：《略论二战前夕罗斯福对德政策的调整》（《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83年第4期）；李工真：《罗斯福的欧洲战略与对外政策》（《武汉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② John Lamberton Harper, American Visions of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62; Donald B. Schewe,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Foreign Affairs (Ser. 2, Vol. 12), New York, 1979, P60.
③ Patrick J. Hearden, Roosevelt Confronts Hitler: America's Entry into World War Ⅱ, Illinois, 1987, PP109—110; Lloyd C. Gardner, Economic Aspects of New Deal Diplomacy, Madison, 1964,P99.
④ 指1938年11月9日夜里纳粹党徒杀害犹太人和抢劫犹太人财产的事件。因暴行后到处是砸碎的玻璃，故有“水晶之夜”之称。
⑤ Manfred Jon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A Diplomacy Histor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223; Documents on Germany Foreign Policy, 1918—1945(Ser. C, Vol. 6), London,1983,PP502—503、564—56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7(Vol. 2), Washington, 1954, PP367—368、373—374.
⑥ Thomas A. Bailey and Paul B. Ryan, Hitler Vs. Roosevelt: the Undeclared Naval War, New York, 1979, P2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8(Vol.2), Washington, 1955, P451; Documents on Germany Foreign Policy, 1918—1945(Ser. D, Vol. 4), London,1951,PP662—663.
⑦ Documents on Germany Foreign Policy, 1918—1945(Ser. D, Vol.6), London, 1956, P14;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9(Vol.2), Washington, 1956,PP567—568.
⑧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64页；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和平的代价》（下册），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497—1498页。
⑨ 指慕尼黑危机。
⑩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Peace and War: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31—1941, Washington, 1943,P68; Documents on Germany Foreign Policy, 1918—1945(Ser. D, Vol.7), London, 1956,P473.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8期
【原文出处】《齐鲁学刊》(曲阜)2006年3期第51～56页
【英文标题】 America's Germany Policy After Munich Conference
【作者简介】程文进，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037
程文进（1974—），男，山西晋城人，历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 【内容提要】 | 慕尼黑会议后，美国对德政策中开始出现遏制德国的倾向。与此同时，它也没有放弃绥靖德国的立场。绥靖与遏制并存的美国对德政策在罗斯福1939年4月和8月向希特勒发出的两次“和平呼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但是，美国推行的这一政策没有能够制止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After Munich Conference, America's policy was not only to appease Germany, but also to contain it. The policy was entirely embodied in Peace Appeal of Roosevelt in April and August 1939. Finally, the policy failed and Germany launched the Second World War. |
学术界对慕尼黑会议后的美国对德政策已进行了先期研究①，但对美国政策在慕尼黑会议后发生转变的原因探讨仍不够充分，在转折后美国到底奉行何种政策这个问题上也存在着分歧。本文即试图深入探讨慕尼黑会议后美国对德政策转变的原因、新政策的表现及评价。
一、美国对慕尼黑会议的反思
慕尼黑会议后，许多美国政府高层人士都对欧洲未来抱有乐观态度。1938年10月3日，美国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在与罗马尼亚驻美公使的谈话中表示， 希望欧洲政治家抓住机遇，在平等公正的精神下，立即寻求解决长期以来一直威胁欧洲大陆和平的其他争端[1](P82)。10月5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致信英国首相尼维尔·张伯伦：“我与您具有共同的希望和信念，即今天存在着最大的机遇去建立一种在公平和法律基础之上的新秩序。”[2](P68—69) 美国驻德大使休·威尔逊更是认为，慕尼黑协定也许打开了“通向一个更美好欧洲”的道路，因此，任何“破坏这种可能性的”行为都会令他感到痛惜[3](P215)。
但是，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议后的表现却使罗斯福等人的希望很快化为泡影。慕尼黑协定签署仅仅一个多星期，希特勒就在1938年10月9 日的萨尔布吕肯演说中大声呼吁加强德国的军备建设，理由是那些斥责慕尼黑协定的人有可能接替张伯伦出任英国首相，因此，张伯伦所做的承诺不可信任[4](P143)。 在慕尼黑的胜利也使希特勒更为崇拜武力，在1938年11月6日的演讲中，他把纳粹德国在外交领域取得的“成就”完全归功于纳粹军队的强大，并且耻笑以前的德国政府依靠谈判却一无所获[5](P19—20)。
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议后的所作所为引起了美国的深深忧虑。美国驻德大使威尔逊向国内报告，希特勒可能要废除1935年的英德海军协定，并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发动战争[6](P218)。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则于10月17日致信罗斯福总统指出，过去几周的事态使人们对日趋嚣张的武力侵略有了明确的认识，不要再期望侵略能够自行终止。他指责说，德国开始只要求获得军备平等，但随后它便进军莱茵兰，合并奥地利，并对捷克斯洛伐克提出要求。现在，它又把目标指向了波兰。摩根索强调，美国不能重复英国和法国的“短视”错误，如果等到侵略者对美国人民和美国利益的影响明显表现出来之后再有所行动，那就为时已晚。他认为，美国应该对侵略者进行遏制[7](P524—525)。
美国政府和罗斯福此时不得不重新审视慕尼黑会议。在希特勒发表萨尔布吕肯演说的当天，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就明确指出，希特勒的演讲使人们不再抱有幻想，不再认为慕尼黑协定已经为实现持久和平提供了一切条件[8](P111)。 罗斯福也对自己在慕尼黑危机期间的所作所为产生了怀疑，11月14日他表示：“我曾致函希特勒，力劝他坐下来谈判和平，现在我确信这并不值得骄傲。那种行为在眼下可能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但长远来看则可能导致更多的生灵涂炭。”[4](P142)他还在10月26日的一次演讲中对慕尼黑协定作出了另外一种评价：“愈来愈清楚，以恐惧维持的和平并不比以刀剑维持的和平更高尚、更持久。如果法律的准绳一再被假装高尚的纯粹武力所代替，那么就无和平可言。如果蓄意以战争威胁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工具，那么也无和平可言。”[9](P86)
与此同时，美国也不再相信在慕尼黑会议之后可以在欧洲建立新秩序。1938年12月6日， 法国外交部长乔治·博内和德国外交部长乔基姆·冯·里宾特洛甫签署法德宣言，声称法国和德国之间“不存在任何悬而未决的领土问题”，两国政府将竭尽全力发展和平睦邻关系[10](P123)。这本是美国一直期望出现的情况，但当法国驻美大使在11月28日对美国代理国务卿韦尔斯表示美国政府应该表明对即将签署的法德宣言的支持时，韦尔斯却在两天后予以拒绝[1](P107)。
二、慕尼黑会议后美国对德政策中的遏制因素
对慕尼黑会议进行的反思使美国对其自身安全遭受到的威胁有了充分认识。罗斯福1938年11月12日对美国驻葡萄牙公使赫伯特·佩尔表示，与以往相比，欧洲独裁者对美国和美洲大陆的威胁更近了②。11月14日他又指出，“德国力量在慕尼黑的再度崛起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的国际关系……自从1818年的神圣同盟以来，美国第一次在南半球和北半球的大西洋沿岸面临遭到攻击的可能性”[4](P137)。1939年1月4日，他在致国会的咨文中再次忧心忡忡地说：“我们知道，如果新的武力哲学包围其他各大洲并侵入我们的大陆，我们美国人的遭遇将会怎样。”[11]( P163—164) 1月31日，他向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们解释道，希特勒妄图霸占欧洲，一旦他得逞，美国的和平与安全就濒临危险[12](P259—260)。
慕尼黑会议之后，美国还深切地感受到了德国对美国造成的经济威胁。美国驻德国商业参赞道格拉斯·米勒1938年10月3日报告说，在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如果希特勒想要什么，那他就能拥有什么。在这些地方，德国产品都将可能替代美国商品。11月3日，美国国务院欧洲司司长皮尔庞特·莫法特也表示，德国对中欧和东欧的统治意味着自给自足经济区的进一步扩大，美国的商业利益肯定会因此而遭受损失③。1939年1月27日的美国内阁会议再次讨论了德国对美国经济利益所构成的威胁，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的日记当中如此记载：“如果希特勒摆脱了束缚……如果他达到了自己的目标，那么美国就将大难临头。正如罗斯福总统所指出的那样，希特勒用不着控制整个欧洲和南美洲就可以使我们在经济上陷于困境。例如，阿根廷现在有80％的产品出口到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如果希特勒能统治大部分欧洲，他就能够通知阿根廷，除非它接受法西斯主义的原则并拜倒在其经济支配之下，否则就切断它对欧洲的全部出口……南美洲的其他国家也将会面临同样的状况。它们将背离我们，而我们呢，尽管拥有财富和资源，却无从施展，只能退回到我们自己的国土之内，尽可能地混日子。”[13](P568)
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议之后的所作所为也超过了美国绥靖政策所能容忍的限度。美国对德国奉行绥靖政策是企图以牺牲小国的利益来换取欧洲的所谓和平，因此，欧洲的和平局面能否维持就是美国绥靖政策的底线。但是，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议之后显示出来的却是无止无尽的侵略野心和对武力达到目标的强烈渴望，这对欧洲保持和平无疑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德国方面对美国绥靖政策的限度有所认识，其驻美大使汉斯·迪克霍夫在1938年9月27日给国内的电报中就指出， 美国人大都认为，如果希特勒确实只关心苏台德区德意志人问题的解决，那么他将得到他正在要求的一切。然而，如果他不是只计划征服苏台德德意志人地区，那么美国就必须作为原则问题给予抵制[14](P981—982)。
综合以上因素考虑，美国对德政策中出现了遏制德国的因素，并在实际行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第一，美国政府对待纳粹德国暴政下的犹太人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在慕尼黑会议之前，无论是罗斯福总统还是赫尔国务卿都反对美国政府插手德国的犹太人问题。1933年4月12日，罗斯福在一封信中表示，犹太人问题是德国的内政 [15](P51)。6月16日，他又对即将出任美国驻德大使的威廉·多德表示，犹太人问题不是政府事务，除非美国公民成为受害者，否则，美国不要采取任何行动[16](P5)。赫尔也在1933年9月6日表明美国政府不会支持因为犹太人问题而对德国货物进行的非官方抵制[15](P388)。1935年7月，国务院还拒绝了犹太人组织提出的对德国迫害犹太人表示抗议的要求[3](P83)。但慕尼黑会议之后，美国政府却不再置身事外。1938年10月26日，罗斯福公开表达了对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的不满。他谴责说：“蓄意把千百万受迫害而毫无办法的人驱赶到世界各地，任其流浪乃至无立锥之地，蓄意把这个当作国家政策的手段，就不可能有和平。”[17](P213) 11月1日，副国务卿韦尔斯也对德国驻美大使迪克霍夫表示，德国在过去几年当中对犹太人所实行的政策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内政问题。 他还批评了德国对待犹太人的残忍和野蛮[18](P448)。11月9日的“水晶之夜”④ 后，在助理国务卿梅塞史密斯的建议下，为了表达对德国的不满，赫尔在14日命令美国驻德大使威尔逊回国报告德国的形势并进行磋商[18](P396—399)。此后，威尔逊再也没有返回德国。罗斯福也在15日发表声明予以谴责，说他“自己几乎不能相信，在20世纪的文明世界中能发生如此的事情”[6](P233)。
第二，美国政府对美国官员抨击纳粹德国政权的反应也发生了转变。在慕尼黑会议之前，对于美国官员抨击纳粹德国政权的事件，美国政府一般都会表示歉意。例如，1934年6月30日—7月1日，希特勒在德国发动了一次清洗， 枪杀了冲锋队领导人厄恩斯特·罗姆等人。对此，美国全国复兴总署署长休·约翰逊将军于7月 12日在演讲中表示他对德国发生这一事件感到厌恶。德国方面于第二天向赫尔提出了强烈抗议，赫尔随即发表声明指出，约翰逊的讲话只代表个人立场，并非代表国务院或者美国政府发言[19](P239—240)。1937年3月3日和15日， 纽约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先后在公开场合两次抨击希特勒，特别是前一次，他尖锐地指责希特勒是一个“正威胁世界和平的穿褐衫的幻想狂”。德国自然十分恼怒，随即提出抗议。为此，美国国务院西欧司司长詹姆斯·克莱门特·邓恩和国务卿赫尔分别于3月5日和17日对德国驻美大使汉斯·路德表达了美国政府及罗斯福总统的深深遗憾⑤。但在慕尼黑会议之后，美国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1938年12月18日，美国内政部长伊克斯在一次演说中公开指责希特勒是一个“残忍的独裁者”，德国驻美代办汤姆森于12月21日向代理国务卿韦尔斯提出抗议，但韦尔斯不仅拒绝接受，而且还表示，伊克斯的评论代表了99.5％的美国人的看法⑥。
第三，美国不再对纳粹德国的侵略行径采取默认或事实上的承认态度。慕尼黑协定签订前三天，希特勒曾宣称，在解决苏台德问题后，德国在欧洲不会再有领土要求，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兴趣[20](P19)。但1939年3月15日，希特勒便违背承诺，派兵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并在第二天正式宣布吞并捷克斯洛伐克[21](P240—241)。与事实上承认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态度相比，美国对纳粹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应可称得上是“暴怒”。1939年3月17日，韦尔斯便发表声明，谴责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无法无天[22](P234)。同一天，他还通知德国驻美代办汤姆森，美国政府已经决定对德国商品征收反倾销税⑦。第二天，美国政府就宣布对德国进口货征收25％的反倾销税[23](P1005—1006)。3月20日，韦尔斯正式向德国代办汤姆森发出照会，声明美国政府拒绝承认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24](P137)。
德国也感觉到了慕尼黑会议之后美国对德政策所发生的态度转变。1938年11月8日，德国驻美大使迪克霍夫向国内报告说， 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政府对德国充满了敌意[25](P638)。德国方面还在12月30日发表声明说，德美关系已经没有改善的希望了[5](P35—36)。迪克霍夫后来在1940年7月29日的备忘录中更是明确指出， 慕尼黑协定是一个转折点，在那之后遏制希特勒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 [ 6](P294)。
三、慕尼黑会议后绥靖与遏制并存的美国对德政策
慕尼黑会议之后，美国对德政策中出现了遏制德国的倾向，但这并非表示美国已放弃了绥靖德国的政策，也不表示美国完全走上了反对德国侵略扩张的道路。此时的美国仍然希望以牺牲小国的利益为代价来从整体上维持欧洲的所谓和平局面，进而保护它在德国和欧洲的经济利益。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的对外投资共达115亿美元，其中在欧洲为23.76亿美元，占20.7％，而这当中在德国的投资又占美国在欧洲投资的首位[26](P232)。因此，在遏制的同时继续表明自己的绥靖立场就成了美国政策的必然选择。例如，它只是暂时召回自己的驻德大使，而非与德国断交。罗斯福在1938年11月17日就召回驻德大使威尔逊一事向英国驻美大使雷诺·林赛解释说，他并不想让威尔逊无限期地呆在国内，而只是想让他适当停留一段时间[18](P402)。
实际上，在慕尼黑会议之后，美国实施的是绥靖与遏制并存的对德政策。这种政策在罗斯福总统1939年4月14日和8月24日向希特勒作出的两次和平呼吁中得到了集中而充分的体现。
希特勒在吞并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又把自己的侵略目标指向了波兰。他向波兰施加压力，要求归还但泽，同时允许德国修建一条穿越波兰走廊并享有治外法权的公路。波兰于1939年3月26日表示拒绝。对此，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极为不满，他警告波兰大使说：“如果事情这样发展下去，可能会出现严重局势。”4月1日，希特勒也发表了威胁性的讲话⑧。
面对日益危急的欧洲局势，罗斯福于4月14日致电希特勒， 表示了对使用武力进行威胁的强烈不满。他说，在上次事件⑨ 中，他曾建议希特勒用和平方式解决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但现在事态的发展又恢复到了用武力进行威胁的状况。如果希特勒所多次表白的德国无意于战争的愿望是真诚的，那么世界上就不需要战争了。罗斯福要求希特勒保证至少在10年或25年之内不对以下国家发动进攻或者侵略：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瑞典、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大不列颠与爱尔兰、法国、葡萄牙、西班牙、瑞士、列支敦士登、卢森堡、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苏联、保加利亚、希腊、土耳其等。罗斯福此举无疑反映了美国希望遏制德国进一步侵略扩张的倾向。但与此同时，他在电报中也向希特勒表示，如果希特勒作出不再进攻或者侵略上述国家的保证，那么美国政府将准备参加旨在寻求开辟国际贸易途径的讨论，以使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能在世界市场上平等地进行交易，并保证它们获得和平的经济生活所需要的物资和产品。同时，那些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政府（美国除外）也可以进行他们认为有必要或渴望举行的政治讨论[27](P455—458)。由于罗斯福关于这些未来行动的前提条件只是要求希特勒作出不再进攻或者侵略其他国家的保证，因此，罗斯福逃脱不了默认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之嫌。
此后，欧洲局势继续恶化。1939年5月22日，德国与意大利签订友好同盟条约，公然宣称要“为保障他们的生存空间……而共同奋斗”[28](P619)。5月23日，希特勒又在德国军事会议上声称：“但泽不是争执的中心问题。中心问题是要把我们的生存空间向东方扩张。”[29](P129) 8月23日，德国还与苏联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附加秘密议定书，规定“缔约双方保证决不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彼此间进行任何武力行动，任何侵略行为或者任何攻击”，并划分了两国在东欧的势力范围[30](P172—174)。《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附加秘密议定书的签订， 使德国得以避免东西两线作战的窘境，德国已为侵略波兰做好了一切准备。
面对一触即发的欧洲战争，罗斯福于8月24 日再次向希特勒发出了和平呼吁。他劝说希特勒同意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中的任意一种来解决德国与波兰之间的争端：其一，德波之间直接谈判；其二，把德波争端提交给双方都信任的第三方予以仲裁；其三，由一个欧洲传统中立国或一个与欧洲政治事务没有任何联系的美洲共和国对德波争端进行调停。但不管采取何种方式来解决德波之间的争端，都必须完全尊重波兰的独立与领土完整。罗斯福强调指出，美国人民反对军事征服政策，他们认为，正当而合理的目标能够通过和平谈判或司法仲裁予以圆满解决，任何统治者或任何民族都无权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把亿万人民卷入战争中去。罗斯福还表示，如果希特勒同意以建议中的任意一种和平方式解决德波争端的话，那么美国仍然准备如他本人4月14日电文中所说的那样， 为解决那些危及世界和平的问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27](P477—478)。罗斯福的这一和平呼吁显然有遏制德国侵略波兰的意图。但由于他同时表明，只要希特勒同意和平解决德波争端，那么美国准备像他4月 14日电文中建议的那样采取行动，因此，罗斯福默认纳粹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立场再次得以揭示。
四、绥靖与遏制并存的美国对德政策评价
慕尼黑会议后，美国奉行的绥靖与遏制并存的对德政策并未取得效果，德国继续毫无顾忌地进行侵略扩张。1939年3月，它吞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9月，它又入侵波兰，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绥靖与遏制并存的美国政策之所以未能阻止德国侵略扩张的脚步，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政策缺乏依托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欧洲事务施加影响主要依靠其战后超群的经济实力和欧洲国家对美国的经济依赖，但随着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爆发，美国的经济实力遭受重大打击，失去了利用经济力量影响欧洲局势的资本。与此同时，美国又一再表示不会对欧洲承担任何政治和军事义务，因此，对于缺乏经济影响力而又不能以政治军事手段干预欧洲事务的美国，德国根本不予重视。
罗斯福1939年4月14 日向希特勒发出的和平呼吁遭到了希特勒的公开回击和嘲讽。希特勒在1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指责罗斯福是“威尔逊第二”和“第一号战争贩子”[31](P21)。28日，他又召集国会开会并发表演说，对罗斯福4月14日的和平呼吁进行了公开答复。希特勒在演说中不无讥讽地表示，罗斯福列举了许多国家，要求希特勒保证不侵略他们，但当德国政府询问这些国家时，这些国家自己却表示，他们并没有感到德国的威胁，而且，他们既没有建议，也没有同意罗斯福总统这样做[32](P311—326)。另外，希特勒还选择在28日这一天宣布废除分别于1934年1月和1935年6月签订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和英德海军协定， 这显然是用实际行动对美国政策作出的回击。美国国务院欧洲司司长杰伊·皮尔庞特·莫法特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德国完全放开了手脚，它能够肆意而为了。”[33](P272)
罗斯福1939年8月24 日向希特勒发出的和平呼吁再度表明了美国所实施的绥靖与遏制并存的对德政策，但德国方面却一直拖延对罗斯福的电文作出正式答复，直到1939年8月31日，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才命令德国驻美使馆通知美国国务院，希特勒已经尽其所能谋求德波问题的友好解决，但是由于波兰政府的态度，一切努力均没有获得成功。第二天下午，即在德国开始侵略波兰之后，德国驻美使馆才把德国的这一答复交给了美国国务院⑩。
收稿日期：2005—10—12
注释：
① 主要成果包括： David F. Schmitz and Richard D. Challener, Appeasement in Europe: A Reassessment of U. S. Policies(Greenwood Press, 1990); Barbara R. Farnham, Roosevelt and the Munich Crisis(Princeton, 1997); C. A. MacDonald,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Appeasement, 1936—1939(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1); Basil Rauch, Roosevelt: From Munich to Pearl Harbor (New York,1950); Manfred Jon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A Diplomacy Histor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Frederick W. Marks Ⅲ, Six Between Roosevelt and Hitler: America's Role in the Appeasement of Nazi Germany, in Melvyn Dubofsky and Stephen Burwoo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30s(New York & London, 1990);阿诺德·A. 奥夫纳：《再论绥靖政策：1933—1940年的美国、英国与德国》（《世界历史译丛》，1979年第2期）；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伍贻康：《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和希特勒德国关系》（《历史教学》，1962年第5期）；杨嘉克、令湖萍：《美国参战前罗斯福反对希特勒的斗争》（《山西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王明中：《1937—1941年的美德矛盾》（《世界历史》，1983年2期）；陈兼：《1937—1941年美国的对德政策》（《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 张辉强：《略论二战前夕罗斯福对德政策的调整》（《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83年第4期）；李工真：《罗斯福的欧洲战略与对外政策》（《武汉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② John Lamberton Harper, American Visions of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62; Donald B. Schewe,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Foreign Affairs (Ser. 2, Vol. 12), New York, 1979, P60.
③ Patrick J. Hearden, Roosevelt Confronts Hitler: America's Entry into World War Ⅱ, Illinois, 1987, PP109—110; Lloyd C. Gardner, Economic Aspects of New Deal Diplomacy, Madison, 1964,P99.
④ 指1938年11月9日夜里纳粹党徒杀害犹太人和抢劫犹太人财产的事件。因暴行后到处是砸碎的玻璃，故有“水晶之夜”之称。
⑤ Manfred Jon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A Diplomacy Histor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223; Documents on Germany Foreign Policy, 1918—1945(Ser. C, Vol. 6), London,1983,PP502—503、564—56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7(Vol. 2), Washington, 1954, PP367—368、373—374.
⑥ Thomas A. Bailey and Paul B. Ryan, Hitler Vs. Roosevelt: the Undeclared Naval War, New York, 1979, P2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8(Vol.2), Washington, 1955, P451; Documents on Germany Foreign Policy, 1918—1945(Ser. D, Vol. 4), London,1951,PP662—663.
⑦ Documents on Germany Foreign Policy, 1918—1945(Ser. D, Vol.6), London, 1956, P14;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39(Vol.2), Washington, 1956,PP567—568.
⑧ 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64页；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和平的代价》（下册），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497—1498页。
⑨ 指慕尼黑危机。
⑩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Peace and War: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31—1941, Washington, 1943,P68; Documents on Germany Foreign Policy, 1918—1945(Ser. D, Vol.7), London, 1956,P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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