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魏玛民主的保卫者和掘墓者
——论魏玛德国时期国防军的政治地位和作用
姜天明/丛丕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7期
【原文出处】《江汉大学学报：社科版》(武汉)2006年1期第63～68页
【作者简介】姜天明/从丕，辽宁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姜天明（1947—），男，辽宁大连人，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世界史教研室主任，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世界现当代史、世界民族和国别史的教学与研究；丛丕（1977—），男，辽宁丹东人，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专业2003级研究生。
【关 键 词】德国历史/魏玛共和国/国防军/民主制度
中图分类号：K51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9X（2006）01—0063—06
一、传统与现实：“国中之国”政治地位的成因
1918年，德国爆发了“十一月革命”，建立了魏玛共和国。但是，这是一个“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1]，民主的基础十分薄弱。社会民主党右翼艾伯特、谢德曼等人主张“在继续发展现存的国家机构的基础上实现议会民主制”，“没有勇气清除旧帝国的代表”，[2](P24) 垮掉的仅仅是君主制的外壳。共和国保存了大量旧帝国的残余，国防军就是旧陆军的浓缩，继承了普鲁士军国主义传统，成为反动势力的堡垒。虽然国防军在形式上向宪法宣誓效忠，但实际上独立于国会之外，国会始终未能有效地监督和控制军队，反而是国防军利用危机介入政治，加速了共和国的崩溃。国防军是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这种政治地位的形成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国防军的特殊政治地位是近代普鲁士军国主义传统在政治上的历史延续。作为近代德意志国家的母体，普鲁士是一个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自腓特烈二世（1740—1786）以武力确立了普鲁士的强国地位以来，军队的特殊地位，军官团、军事部门均凌驾于民政部门之上，这些军国主义的特点就深深烙在德意志的政治生活中。[3](P142) 德国的统一是通过武力实现的，这极大强化了军队的地位，并使军国主义深入到整个德国的肌体中。在第二帝国中，军队是权力和影响的象征，它向皇帝宣誓效忠，不需服从宪法。“在整个德国，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都深受普鲁士国王、普鲁士总参谋部和普鲁士军队的影响。”[3](P327) 战败导致了革命和君主政体的崩溃，军队也受到了严格限制，但是，军国主义的影响在共和国并没有得到清除。当战争结束时，德军还在别国领土上作战，造成军队并未战败的假象，而是被所谓“背后一刀”的革命击败的，对“军队铁拳”的盲目崇拜和信任仍然广泛存在于德国社会中，甚至那些共和国的缔造者也认为，军队的荣誉应予保留。“尽管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具有悠久的反军国主义传统，但该党党员永远也不能从本国民族主义历史的记忆中消除德国军队的荣誉。”[4] 在这种社会氛围中，仍旧由容克资产阶级控制的国防军从一开始就在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中处于独立地位，这是对旧帝国军队特权地位的直接继承，也是军国主义政治传统的延续。
其次，魏玛共和国建立之初严峻的政治形势决定了共和国需要依赖国防军来维持生存，这种依赖性决定了国防军的独立政治地位。由于“十一月革命”十分突然，人们缺乏准备，无论社会民主党右翼，还是斯巴达克派，都没有掌握一支有效的武装力量。“对于德国来说，是否能争取军队心悦诚服地站在新成立的国家一边，毫不含糊地使之服从政治领导，是一个生命攸关的大问题。”[5](P201) 为巩固统治，社会民主党右翼决定同旧军队合作。1918年11月9日，副总参谋长格勒纳将军打电话给艾伯特，提出“军队将受政府的支配，作为回报，陆军元帅（即兴登堡）和军官团希望政府支持在军队中保持秩序和纪律并准备同布尔什维克进行战斗。”[6](P11)。这样，旧军队成为新生共和国的保卫者，指挥权仍然操在军官团手中。但军官们绝不是民主共和的信徒，如何在君主制倒台的情况下恢复秩序并使军队存在下去，是总参谋部暂时与共和国合作的主要动机。“共和国的领袖大多地依靠军队来支持他们，以抵御极“左”分子接收政权的威胁，以致他们对军队所施加的有效限制力量是微乎其微的，而军方却大大地利用了这个弱点”[7](P311) 在政治上并不服从于国会和宪法。
再次，在共和国的法律基础和实际政治运作中也存在有利于国防军的漏洞。《魏玛宪法》规定，军队超然于政治之外，但第48条又规定，总统在“紧急状态”下可以动用军队维持统治。军队就同总统的权威联系在一起，并使它在民主制发生危机时成为一种特有的政治因素。共和国末期的总统独裁就是以国防军为支柱的。虽然总统对军队的命令要经过国防部长或总理的副署，但是他们既受到总统的领导，又受到国会的监督，常常左右为难。而且，根据宪法，总理由总统任命，国防部长由总理提名，经总统同意。国防部长对国会负责，但总统有权解散国会。到了共和国后期，总理和国防部长丝毫不会对总统的军事命令提出异议，总统和军队实际上是直接领导关系，完全不受国会和政府的控制，“由一位议会国务秘书对国防军进行监督这个打算却从未实现过”[5](P299)。国防军牢牢掌握了征兵和补充军官的权力，还向国会隐瞒了预算拨款的具体用途。国防军能够逃避议会的监督，“首先在于国会自己，因为国会的多数不理解议会的任务是把武装力量置于严格的监督之下。首先对于右翼政党来说，国防军简直是不可触犯的”[5](P300)。 在一个缺乏民主传统，长期受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统治的国家中，发生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令人惊讶的。
最后，“国防军之父”泽克特将军对军队政治性格的塑造。军队的政治态度首先取决于军官团，特别是高级将领的政治态度。1920～1926年任陆军司令的泽克特将军对魏玛时期国防军的政治立场具有决定性影响。泽克特出身于贵族，战功显赫，素有威望。从政治上讲，泽克特是君主主义者，更是普鲁士军事传统的信徒。他主张，军队是国家统治权的基础，“军队服务于国家，只服务于国家，因为它就是国家”[6](P400)。据此原则，他将国防军变成了“国中之国”。 泽克特具有强烈的政治野心，并在内政外交方面赋予了国防军特殊的立场和行为准则。在外交方面，泽克特始终敌视英法，强烈反对与西方和解的外交政策，主张同苏联接近，极度仇视波兰，计划同苏联再次瓜分波兰，恢复1914年德俄边界。在内政方面，泽克特强调军队的独立地位和对他个人的忠诚，“他从未真正努力过使他自己或军官团同魏玛民主相容，在他领导下……陆军首先忠诚于军事领导而不是政治领导”[8](P283—284)。泽克特要求军队必须“非政治化”，超越政党，效忠于永恒的国家和民族。虽然泽克特要求军队超然于政治，但并不妨碍他以国防军为筹码干预政治。在1923年危机中，他以“军队不再信任总理”为由，逼迫斯特莱斯曼辞职，并根据第48条规定建立了军事专政，这些都成为他的继任者在政治上的样板。泽克特的影响贯穿整个魏玛时代，他对民主共和的敌视和对军队地位的维护，同日后国防军干预政治、破坏民主是一脉相承的。
二、稳定与危机：国防军对共和国政局的影响
魏玛共和国自诞生之日起就左右逢难。一方面基本未触动旧的德国政体，反对建立苏俄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因而被以共产党为首的激进左派视为“革命的叛徒”加以坚决的反对；另一方面共和国取代了君主政体，签署了《凡尔赛和约》，这就被极端保守的右派当成“民族的叛徒”和“十一月罪人”加以坚决的颠覆。[9] 面对左右两面的攻击，军队的态度和行动成为共和国生存的重要因素。根据艾伯特—格勒纳协定，由总参谋部负责从前线调部队回国维持秩序。但厌战已久的旧军队无力完成任务。1918年11月24日，兴登堡下令成立志愿军团，囊括了各色亡命之徒，由旧军队的军官和军士们指挥，成为国防军正式成立前共和国主要依靠的武装力量，是镇压革命的先锋。社会民主党政府利用志愿团对德共进行“总清算”，杀害了包括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在内的大批工人，扼杀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十一月革命”最终失败。志愿团的血腥屠杀暂时压制了对共和国来自左翼的威胁，为资产阶级巩固统治争取了时间。
1919年8月，《魏玛宪法》生效，共和国正式成立， 国防军成为共和国最强有力的专政工具。从1920～1923年，共和国先后经历了三次危机。首先是1920年卡普暴动。这次右翼暴动得到了国防军的同情，泽克特拒绝向叛军开枪。但是，他同样看到，暴动不会有结果，不与暴乱者合作，国防军大体上采取了中立态度。暴动很快失败了，但其真正意义在于公开了共和国和国防军的矛盾，军队在对付右翼势力时远不如镇压左翼努力时积极，它对共和国的忠诚很值得怀疑。暴动令国防部长社会民主党人诺斯克引咎辞职，其继任者愈加难以限制泽克特了。在他的领导下，国防军成了“国中之国”，对政府的政策更加阳奉阴违。[10] 接着对共和国的冲击来自左翼。1921年3月，由于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德共提出了“推翻政府”的口号。3月19日，国防军和警察开进中部工业区，对工人采取镇压行动，约6000名工人被捕。赔款问题和鲁尔危机引发了战后危机的总爆发。1923年10月，共产国际根据德共夸大的报告指示准备武装起义，同时在萨克森和图林根组成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左派联合”政府。艾伯特总统援引宪法48条，宣布国家处于“非常状态”，授权国防军采取行动。军队随即开进上述两邦，强制解散了政府。10月23日，德共在汉堡发动起义，被国防军镇压了。另一方面，在巴伐利亚，帝制派分离势力和纳粹党也在策划叛乱，并得到当地驻军的支持。11月8日，纳粹党发动“啤酒馆暴动”。消息传到柏林，艾伯特立刻授以泽克特将军全权，建立了临时的军事专政。泽克特命令亲信接管巴伐利亚的防务，实行新闻管制，下令禁止共产党和纳粹党的活动。在军事独裁的庇护下，共和国终于克服了左右两面的冲击，完成了币制改革，稳定了国内市场。然而，仅靠军队维持的军事独裁显然缺乏基础，因此，在危机过后，泽克特于1924年2月还政于政府。无论国防军本意如何，在1920～1923年的危机时期，它的确是极其重要的稳定因素。
自1924年起，魏玛共和国进入了相对稳定时期，经济开始复苏，国际地位初步恢复，这为国防军秘密重整军备创造了条件。在此背景下，1924～1928年，军队显示出更大程度上愿意与共和国政治家合作的意愿，对政局的稳定产生了重要影响。1925年艾伯特总统病逝，老牌军国主义者兴登堡元帅当选总统。一般人认为这是右翼保守势力的重大胜利，但是，在他当选后还是为维护稳定和秩序尽了职责，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当选暂时理顺了国家与军队的矛盾关系。从这位前军队领袖的身上，国防军找到了代替以往君主的权威象征。“在同时兼大元帅的这位总统和国防军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依赖的关系，国防军听命于他，而他也听从国防军。”[11] 这种特殊关系对保持稳定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军队内部也出现了有利于共和国的变化。1926年10月，泽克特将军因接受皇太子参加演习而被迫辞职。继任的海耶将军表示在处理与民事当局的关系时，军队有时也犯有错误。国防军甚至准备在军事政策上与内阁制定的外交和经济战略合作，并表示愿意切断与反共和国准军事组织的联系。政府也获得了对军队预算的知情权。[12] 这些变化改善了政府和军队的紧张关系，有利于政府政策的推行和社会稳定。
但是，从根本上说，国防军远非共和国的忠实维护者。共和国后期国防军的政治代表施莱歇尔曾说：“真正的问题不是共和国还是君主国，而是这个国家将是什么样的共和国。有一点绝对清楚，当我们乐于为它服务时，国家将按照我们的意愿发展。”[6](P260) 在相对稳定时期，国防军暗中加强其政治地位。首先是兴登堡总统与军队之间的特殊关系，使军队的意愿直接反映到国家元首那里，影响政府决策。其次是军队向政府部门的渗透。1926年，国防部成立了“政治处”，成为军队在政府打入的楔子，日益控制了政府的军事政治事务。在这个位置上，“政治将军”施赖歇尔逐渐得势。他与政界过从甚密，颇有政治野心，“是个军事型的塔列朗”[13](P235)，在日后国防军干预政治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最后，军队大权完全转入军队将领和有军界背景的政治家手中。1928年，没有军界背景的国防部长格斯勒因军队财政丑闻被迫辞职，退役将军格勒纳续任。这样，从总统、国防部长到国防部长办公厅主任全部是旧陆军总参谋部的成员，强化了国防军的政治地位，为在危机时利用总统操纵政局打下了基础。
1929年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德国经济遭到重创。在危机最严重的1932年，德国工业生产减少了40.6％，贸易骤减，超过600万人失业，共和国的繁荣景象灰飞烟灭。经济危机同时引发了深重的政治危机，魏玛民主制度濒临绝境。由社会民主党人米勒任总理的大联合政府对危机应对不力，使社会各阶层对政党政治极为失望，纷纷转向极“左”的德共和极右的纳粹党，民主制本来就薄弱的社会基础日趋瓦解；政党政治碎片化的加速使国会内部山头林立，政府得不到多数支持，最终导致大联合政府于1930年3月27日倒台，议会统治陷入瘫痪。危机为国防军介入政治提供了机会。早在1929年，国防军就开始物色他们满意的总理人选。国防部长格勒纳和施赖歇尔认为，解决危机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由总统亲自任命总理，此人要能超越党派界限，根据总统的命令施政。他们的想法很快得到了兴登堡的同意。在施赖歇尔推荐下，兴登堡任命中央党主席、君主主义者布吕宁为总理。1930年4月1日，布吕宁在向国会发表的声明中称，“他受总统先生给予的委托，因此，这届新内阁不受政党大联合的约束”[14]，清楚地表明其政府的总统内阁的性质。最初，布吕宁政府尚能通过国会施政，但很快就陷入困境，特别是在当年9月的国会选举中， 纳粹党的意外获胜使布吕宁争取国会多数的希望落空，不得不转向全面的总统内阁，而其靠的是“由施赖歇尔暗中操纵的枕戈待旦的小型国防军来撑腰的”[13](P243)。但形势继续恶化，特别是纳粹党的壮大和共产党力量的增长，街头革命席卷全国。
1931年，纳粹党和其他右翼势力结成“哈尔茨堡”阵线，对政府造成严重威胁。布吕宁未能将右翼反对党重新纳入国家体制内，在克服危机上也少有起色，丧失了总统的信任和国防军的支持。1932年5月，布吕宁内阁倒台， 施赖歇尔推荐资深贵族巴本为总理，他任国防部长，在幕后操纵。巴本经施赖歇尔同意，摧毁了“民主的堡垒”普鲁士邦政府。自1920年3月以来，该邦一直保持了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政府，是维护共和民主的坚强阵地。这一行动是通过授权柏林驻军于7月20日在武力威胁下完成的。此举受到了右翼保守势力的喝彩，鲁尔工业巨头们立刻向巴本政府提供了36万马克的政治献金，但由施赖歇尔支配。[8](P406) 由此可见，巴本政府就是国防军的政治木偶。但是，在7月和11月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保持了强劲的势头，一心想单揽大权的希特勒拒绝加入巴本的联合政府。巴本要求总统授予全权，废除宪法，进行一次旨在恢复君主制的宪法改革。当施赖歇尔发觉巴本想脱离他的控制时，表示国防军不支持政府，迫使巴本辞职，由他自己出任总理兼国防部长，国防军干预政治达到了最高峰。他企图拉拢纳粹党内部反对派的计划因希特勒的铁腕而失败，而巴本则反戈一击，向兴登堡提出由希特勒出任总理，他任副总理，控制实权，组成保守党—纳粹党联合政府的方案。这一方案受到以施赖歇尔为首的军队领导层的反对，但兴登堡总统考虑到垄断资产阶级工业巨头们的要求，决定接受这一方案。1月28日，施赖歇尔去职。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纵观共和国末期的政局发展，国防军充分利用了魏玛民主的危机，从幕后到前台，全面控制了政府，成为左右政局的决定性力量，正是在军队的主导下，带有专制色彩的总统内阁代替了议会制政府，使议会民主制度名存实亡，为纳粹党上台铺平了道路。国防军对政治的干预敲响了魏玛共和国的丧钟，在议会民主制的坟茔上加了最后一抔土。
三、十字与卍字：国防军和纳粹党的关系
希特勒在1933年9月的一次演讲中说：“假如在我们革命的日子里， 不是陆军站在我们一边，我们今天就不会在这里开会了。”[2](P23) 在纳粹党兴起、发展和最后夺权的过程中，国防军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为希特勒上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纳粹党的关系是国防军政治作用的重要方面。
有人在比较德意法西斯运动时认为：“两者完全不同，如果有所相同，便是都依靠了军人。”[15] 得到本国具有封建传统的军队的支持并与之紧密结合是各国法西斯运动的共同特征，这点在德国表现得尤为突出。纳粹党可以说是在国防军的扶持和庇护下发展起来的，在将军们的纵容和默许下登上权力顶峰的，两者之间的勾结与合作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根源。首先，纳粹思想集德国传统的专制主义、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之大成，在思想上与继承了军国主义传统的国防军有着极深的渊源。其次，两者对德国的战败和《凡尔赛和约》都极为不满，对共和国和协约国极为仇视，在反对共和国、反对和约、进行复仇战争、对外扩张、称霸世界的政治目的上，两者是一致的，这是双方合作的现实基础。再次，在人员和组织上，纳粹党和国防军也有割裂不断的联系。纳粹党的领袖和骨干分子大多是旧军人或深受军国主义影响的人，冲锋队吸收了大量未能加入国防军的退伍军人，纳粹党也受到以鲁登道夫为代表的旧军队将领的支持。最后，在政治上两者也互有需要。希特勒知道，没有国防军的支持，他不可能登上权力宝座，因此必须得到将军们的首肯或默许；对国防军来说，在和平时期，军队尚不能抛开民主的形式进行赤裸裸的军事独裁，需要一个“具有防卫意识的群众政党”[13](P244) 来组织与军方通力合作的政府，在将军们眼中，纳粹党就是这样一个政党。
尽管国防军和纳粹党有着诸多共同利益，但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两者的关系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首先，共和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双方关系有很大影响，当共和国处于危机时，两者多为勾结和彼此利用；而稳定时期，纳粹运动陷入低潮时，国防军则以超然态度与其保持距离。其次，纳粹党为吸引民众，打扮成“超阶级”的政党，制定了包罗万象的纲领，进行了惑人视听的宣传。在其第25点纲领中有“取缔雇佣军和建立国民军”（第22条）[16] 的内容，矛头直指国防军。在国会中，纳粹党团也对由军人操纵的内阁多有抨击，令国防军对纳粹党有一个考察接受的过程。最后，由于出身背景、社会地位的差异，双方在一些具体的政治问题上存在分歧。国防军军官大多出身上层社会，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受过良好教育。纳粹党成员大多出身低下，缺少教养，举止粗鲁。因此，许多军官对纳粹党颇为蔑视。出身和教育水平上的差异决定了两者在具体政治问题上的不同看法。例如，在颠覆共和国后的政体上，国防军比较倾向于恢复君主制，而希特勒在掌权后从未想过恢复旧王室的政治地位；在政党问题上，希特勒要求实行一党独裁、党政合一，而国防军希望是帝国时期在君主立宪体制下“空谈”的政党制，对政治发展起主导作用的应该是军队和它的政治代理人。
国防军与纳粹党的关系发展大致经历了三阶段：1919～1923年扶持、庇护阶段，1924～1928年彼此观望阶段和1929～1933年接近、合流阶段。在战后最初的混乱时期，右翼组织多如牛毛。国防军从反对共和国、反对和约出发，对各种右翼势力十分关注，积极拉拢和加以控制。“国防军周围有一群黑（非法的）组织”，[11](P48) 这已不是秘密。纳粹党早期也得到了巴伐利亚驻军的扶持。希特勒通过罗姆同军方建立了联系，在国防军的资助下，创办了《人民观察家报》作为党报，当巴伐利亚政府以阴谋暴动为由禁止纳粹党举行集会时，军方出面干预，使集会如期举行，国防军还向纳粹党提供了车辆和武器。正是在国防军的卵翼下，纳粹党的影响迅速扩大到整个巴伐利亚，但是啤酒馆暴动使纳粹党和国防军的关系出现了断裂，但双方合作的基础还在，这从暴动后对纳粹党的宽大处理可见一斑。在稳定时期，纳粹运动陷入低潮，国防军也在政治上倾向于和共和国合作。但是，这一时期，纳粹党却构建了思想体系，确定了合法夺权的策略，并健全了组织，扩大了对中间阶层的影响。同时希特勒也着力改善同国防军的关系。他在演说中说：“从事破坏的政党是没有前途的，拥有人民的力量、准备而且愿意同陆军联合起来以便有朝一日协助陆军保卫人民利益的政党才有前途。”[17]
1929年经济危机为国防军和纳粹党的合作提供了机会。国防军利用危机操纵了政局，而纳粹党则利用了社会广泛的不满，大肆鼓动宣传，在1930年9 月的国会选举中取得大胜，成为在国会中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同时，纳粹运动也开始影响军队，希特勒扩军备战的许诺，吸引了许多渴望晋升的官兵加入纳粹党。这时，国防军一方面害怕纳粹党篡夺军队的领导权，一方面又希望在国会中同纳粹党合作，将其纳入军队的轨道。国防部长格勒纳发布命令，禁止军人加入纳粹运动，并对三名宣传纳粹思想的尉官进行了审判。希特勒充分利用了这次审判，向国防军保证，无论他本人，还是纳粹党，都无意反对军队，令许多高级将领改变了对纳粹党的看法。
但是，兴登堡和格勒纳坚持正统立场，并在1932年4月发出了对冲锋队和党卫军的禁令。但是施莱歇尔则有不同的看法，“国家社会主义的危害性，他是一清二楚的，而且看来他从未想到过要把整个国家的命运交付给它，但是这并不排斥他部分地利用它来谋求对国防军和国家有好处”[11](P71)。在施莱歇尔的压力下，禁令被取消。施莱歇尔和兴登堡先后会晤了希特勒，希望纳粹党加入政府，遭到拒绝。施莱歇尔任总理后，邀请纳粹党二号人物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出任副总理，以此分裂纳粹党，迫使希特勒屈服，但最后以施特拉塞尔的辞职而告失败。面临垄断资本家的压力，兴登堡也倾向于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为了防止巴本组阁，施莱歇尔在最后时刻也转变态度，支持希特勒上台。但是，国防军对纳粹党的支持是有所保留的，是以保持对军队的领导权为前提的。
无论是纳粹党早期的发展，还是最后夺权，国防军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在纳粹党清洗冲锋队后向希特勒表示“祝贺”时说：“元首是由我们行列中来的，并且永远是我们中间的一员。”[2](P149) 这句话可以作为国防军和纳粹党政治联姻的最好注脚。
国家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阶级统治工具，军队作为国家最重要的暴力工具是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之一，使军队服从于国家的政治领导是任何国家都要面临的一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一个健全的国家的理想目标是，它的武装部队应该始终只是统治者意志的执行机构。但历史活生生的事实却表明两者之间有一种根本性的互相作用，并且从而使国家的意愿会深受军方性格的影响。近现代德意志就是如此。“军队是普鲁士国家和普鲁士在1871年建立日耳曼帝国的专制暴政的主要支柱，同时又是阻止成立有效的议会政府和走向民主进程的重要障碍。”[7](P329) 魏玛时期的德国国防军继承了旧帝国专制主义、军国主义的传统，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从现实政治形势出发，保卫了共和国的生存，但是从根本上说，军队始终站在共和国和民主制度的对立面，利用其特殊政治地位和民主制的危机，积极为颠覆共和国而活动，并且为纳粹党上台铺平了道路。纵观魏玛共和国覆亡的历史，可以深切感受到一支服从于国家体制的武装部队的重要性。前车之鉴，殷殷可戒。
收稿日期：2005—11—17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7期
【原文出处】《江汉大学学报：社科版》(武汉)2006年1期第63～68页
【作者简介】姜天明/从丕，辽宁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姜天明（1947—），男，辽宁大连人，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世界史教研室主任，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世界现当代史、世界民族和国别史的教学与研究；丛丕（1977—），男，辽宁丹东人，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专业2003级研究生。
| 【内容提要】 | 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但在内外各种原因的作用下，民主制度被法西斯专政所代替。国内对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多着眼于魏玛共和国的内外政策，魏玛民主的缺陷、危机和崩溃，以及纳粹党的兴起和最终夺权。然而，在魏玛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中，国防军始终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同时扮演了民主的保卫者和掘墓人的双重角色，对共和国的存在和崩溃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一、传统与现实：“国中之国”政治地位的成因
1918年，德国爆发了“十一月革命”，建立了魏玛共和国。但是，这是一个“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1]，民主的基础十分薄弱。社会民主党右翼艾伯特、谢德曼等人主张“在继续发展现存的国家机构的基础上实现议会民主制”，“没有勇气清除旧帝国的代表”，[2](P24) 垮掉的仅仅是君主制的外壳。共和国保存了大量旧帝国的残余，国防军就是旧陆军的浓缩，继承了普鲁士军国主义传统，成为反动势力的堡垒。虽然国防军在形式上向宪法宣誓效忠，但实际上独立于国会之外，国会始终未能有效地监督和控制军队，反而是国防军利用危机介入政治，加速了共和国的崩溃。国防军是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这种政治地位的形成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国防军的特殊政治地位是近代普鲁士军国主义传统在政治上的历史延续。作为近代德意志国家的母体，普鲁士是一个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自腓特烈二世（1740—1786）以武力确立了普鲁士的强国地位以来，军队的特殊地位，军官团、军事部门均凌驾于民政部门之上，这些军国主义的特点就深深烙在德意志的政治生活中。[3](P142) 德国的统一是通过武力实现的，这极大强化了军队的地位，并使军国主义深入到整个德国的肌体中。在第二帝国中，军队是权力和影响的象征，它向皇帝宣誓效忠，不需服从宪法。“在整个德国，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都深受普鲁士国王、普鲁士总参谋部和普鲁士军队的影响。”[3](P327) 战败导致了革命和君主政体的崩溃，军队也受到了严格限制，但是，军国主义的影响在共和国并没有得到清除。当战争结束时，德军还在别国领土上作战，造成军队并未战败的假象，而是被所谓“背后一刀”的革命击败的，对“军队铁拳”的盲目崇拜和信任仍然广泛存在于德国社会中，甚至那些共和国的缔造者也认为，军队的荣誉应予保留。“尽管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具有悠久的反军国主义传统，但该党党员永远也不能从本国民族主义历史的记忆中消除德国军队的荣誉。”[4] 在这种社会氛围中，仍旧由容克资产阶级控制的国防军从一开始就在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中处于独立地位，这是对旧帝国军队特权地位的直接继承，也是军国主义政治传统的延续。
其次，魏玛共和国建立之初严峻的政治形势决定了共和国需要依赖国防军来维持生存，这种依赖性决定了国防军的独立政治地位。由于“十一月革命”十分突然，人们缺乏准备，无论社会民主党右翼，还是斯巴达克派，都没有掌握一支有效的武装力量。“对于德国来说，是否能争取军队心悦诚服地站在新成立的国家一边，毫不含糊地使之服从政治领导，是一个生命攸关的大问题。”[5](P201) 为巩固统治，社会民主党右翼决定同旧军队合作。1918年11月9日，副总参谋长格勒纳将军打电话给艾伯特，提出“军队将受政府的支配，作为回报，陆军元帅（即兴登堡）和军官团希望政府支持在军队中保持秩序和纪律并准备同布尔什维克进行战斗。”[6](P11)。这样，旧军队成为新生共和国的保卫者，指挥权仍然操在军官团手中。但军官们绝不是民主共和的信徒，如何在君主制倒台的情况下恢复秩序并使军队存在下去，是总参谋部暂时与共和国合作的主要动机。“共和国的领袖大多地依靠军队来支持他们，以抵御极“左”分子接收政权的威胁，以致他们对军队所施加的有效限制力量是微乎其微的，而军方却大大地利用了这个弱点”[7](P311) 在政治上并不服从于国会和宪法。
再次，在共和国的法律基础和实际政治运作中也存在有利于国防军的漏洞。《魏玛宪法》规定，军队超然于政治之外，但第48条又规定，总统在“紧急状态”下可以动用军队维持统治。军队就同总统的权威联系在一起，并使它在民主制发生危机时成为一种特有的政治因素。共和国末期的总统独裁就是以国防军为支柱的。虽然总统对军队的命令要经过国防部长或总理的副署，但是他们既受到总统的领导，又受到国会的监督，常常左右为难。而且，根据宪法，总理由总统任命，国防部长由总理提名，经总统同意。国防部长对国会负责，但总统有权解散国会。到了共和国后期，总理和国防部长丝毫不会对总统的军事命令提出异议，总统和军队实际上是直接领导关系，完全不受国会和政府的控制，“由一位议会国务秘书对国防军进行监督这个打算却从未实现过”[5](P299)。国防军牢牢掌握了征兵和补充军官的权力，还向国会隐瞒了预算拨款的具体用途。国防军能够逃避议会的监督，“首先在于国会自己，因为国会的多数不理解议会的任务是把武装力量置于严格的监督之下。首先对于右翼政党来说，国防军简直是不可触犯的”[5](P300)。 在一个缺乏民主传统，长期受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统治的国家中，发生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令人惊讶的。
最后，“国防军之父”泽克特将军对军队政治性格的塑造。军队的政治态度首先取决于军官团，特别是高级将领的政治态度。1920～1926年任陆军司令的泽克特将军对魏玛时期国防军的政治立场具有决定性影响。泽克特出身于贵族，战功显赫，素有威望。从政治上讲，泽克特是君主主义者，更是普鲁士军事传统的信徒。他主张，军队是国家统治权的基础，“军队服务于国家，只服务于国家，因为它就是国家”[6](P400)。据此原则，他将国防军变成了“国中之国”。 泽克特具有强烈的政治野心，并在内政外交方面赋予了国防军特殊的立场和行为准则。在外交方面，泽克特始终敌视英法，强烈反对与西方和解的外交政策，主张同苏联接近，极度仇视波兰，计划同苏联再次瓜分波兰，恢复1914年德俄边界。在内政方面，泽克特强调军队的独立地位和对他个人的忠诚，“他从未真正努力过使他自己或军官团同魏玛民主相容，在他领导下……陆军首先忠诚于军事领导而不是政治领导”[8](P283—284)。泽克特要求军队必须“非政治化”，超越政党，效忠于永恒的国家和民族。虽然泽克特要求军队超然于政治，但并不妨碍他以国防军为筹码干预政治。在1923年危机中，他以“军队不再信任总理”为由，逼迫斯特莱斯曼辞职，并根据第48条规定建立了军事专政，这些都成为他的继任者在政治上的样板。泽克特的影响贯穿整个魏玛时代，他对民主共和的敌视和对军队地位的维护，同日后国防军干预政治、破坏民主是一脉相承的。
二、稳定与危机：国防军对共和国政局的影响
魏玛共和国自诞生之日起就左右逢难。一方面基本未触动旧的德国政体，反对建立苏俄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因而被以共产党为首的激进左派视为“革命的叛徒”加以坚决的反对；另一方面共和国取代了君主政体，签署了《凡尔赛和约》，这就被极端保守的右派当成“民族的叛徒”和“十一月罪人”加以坚决的颠覆。[9] 面对左右两面的攻击，军队的态度和行动成为共和国生存的重要因素。根据艾伯特—格勒纳协定，由总参谋部负责从前线调部队回国维持秩序。但厌战已久的旧军队无力完成任务。1918年11月24日，兴登堡下令成立志愿军团，囊括了各色亡命之徒，由旧军队的军官和军士们指挥，成为国防军正式成立前共和国主要依靠的武装力量，是镇压革命的先锋。社会民主党政府利用志愿团对德共进行“总清算”，杀害了包括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在内的大批工人，扼杀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十一月革命”最终失败。志愿团的血腥屠杀暂时压制了对共和国来自左翼的威胁，为资产阶级巩固统治争取了时间。
1919年8月，《魏玛宪法》生效，共和国正式成立， 国防军成为共和国最强有力的专政工具。从1920～1923年，共和国先后经历了三次危机。首先是1920年卡普暴动。这次右翼暴动得到了国防军的同情，泽克特拒绝向叛军开枪。但是，他同样看到，暴动不会有结果，不与暴乱者合作，国防军大体上采取了中立态度。暴动很快失败了，但其真正意义在于公开了共和国和国防军的矛盾，军队在对付右翼势力时远不如镇压左翼努力时积极，它对共和国的忠诚很值得怀疑。暴动令国防部长社会民主党人诺斯克引咎辞职，其继任者愈加难以限制泽克特了。在他的领导下，国防军成了“国中之国”，对政府的政策更加阳奉阴违。[10] 接着对共和国的冲击来自左翼。1921年3月，由于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德共提出了“推翻政府”的口号。3月19日，国防军和警察开进中部工业区，对工人采取镇压行动，约6000名工人被捕。赔款问题和鲁尔危机引发了战后危机的总爆发。1923年10月，共产国际根据德共夸大的报告指示准备武装起义，同时在萨克森和图林根组成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左派联合”政府。艾伯特总统援引宪法48条，宣布国家处于“非常状态”，授权国防军采取行动。军队随即开进上述两邦，强制解散了政府。10月23日，德共在汉堡发动起义，被国防军镇压了。另一方面，在巴伐利亚，帝制派分离势力和纳粹党也在策划叛乱，并得到当地驻军的支持。11月8日，纳粹党发动“啤酒馆暴动”。消息传到柏林，艾伯特立刻授以泽克特将军全权，建立了临时的军事专政。泽克特命令亲信接管巴伐利亚的防务，实行新闻管制，下令禁止共产党和纳粹党的活动。在军事独裁的庇护下，共和国终于克服了左右两面的冲击，完成了币制改革，稳定了国内市场。然而，仅靠军队维持的军事独裁显然缺乏基础，因此，在危机过后，泽克特于1924年2月还政于政府。无论国防军本意如何，在1920～1923年的危机时期，它的确是极其重要的稳定因素。
自1924年起，魏玛共和国进入了相对稳定时期，经济开始复苏，国际地位初步恢复，这为国防军秘密重整军备创造了条件。在此背景下，1924～1928年，军队显示出更大程度上愿意与共和国政治家合作的意愿，对政局的稳定产生了重要影响。1925年艾伯特总统病逝，老牌军国主义者兴登堡元帅当选总统。一般人认为这是右翼保守势力的重大胜利，但是，在他当选后还是为维护稳定和秩序尽了职责，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当选暂时理顺了国家与军队的矛盾关系。从这位前军队领袖的身上，国防军找到了代替以往君主的权威象征。“在同时兼大元帅的这位总统和国防军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依赖的关系，国防军听命于他，而他也听从国防军。”[11] 这种特殊关系对保持稳定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军队内部也出现了有利于共和国的变化。1926年10月，泽克特将军因接受皇太子参加演习而被迫辞职。继任的海耶将军表示在处理与民事当局的关系时，军队有时也犯有错误。国防军甚至准备在军事政策上与内阁制定的外交和经济战略合作，并表示愿意切断与反共和国准军事组织的联系。政府也获得了对军队预算的知情权。[12] 这些变化改善了政府和军队的紧张关系，有利于政府政策的推行和社会稳定。
但是，从根本上说，国防军远非共和国的忠实维护者。共和国后期国防军的政治代表施莱歇尔曾说：“真正的问题不是共和国还是君主国，而是这个国家将是什么样的共和国。有一点绝对清楚，当我们乐于为它服务时，国家将按照我们的意愿发展。”[6](P260) 在相对稳定时期，国防军暗中加强其政治地位。首先是兴登堡总统与军队之间的特殊关系，使军队的意愿直接反映到国家元首那里，影响政府决策。其次是军队向政府部门的渗透。1926年，国防部成立了“政治处”，成为军队在政府打入的楔子，日益控制了政府的军事政治事务。在这个位置上，“政治将军”施赖歇尔逐渐得势。他与政界过从甚密，颇有政治野心，“是个军事型的塔列朗”[13](P235)，在日后国防军干预政治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最后，军队大权完全转入军队将领和有军界背景的政治家手中。1928年，没有军界背景的国防部长格斯勒因军队财政丑闻被迫辞职，退役将军格勒纳续任。这样，从总统、国防部长到国防部长办公厅主任全部是旧陆军总参谋部的成员，强化了国防军的政治地位，为在危机时利用总统操纵政局打下了基础。
1929年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德国经济遭到重创。在危机最严重的1932年，德国工业生产减少了40.6％，贸易骤减，超过600万人失业，共和国的繁荣景象灰飞烟灭。经济危机同时引发了深重的政治危机，魏玛民主制度濒临绝境。由社会民主党人米勒任总理的大联合政府对危机应对不力，使社会各阶层对政党政治极为失望，纷纷转向极“左”的德共和极右的纳粹党，民主制本来就薄弱的社会基础日趋瓦解；政党政治碎片化的加速使国会内部山头林立，政府得不到多数支持，最终导致大联合政府于1930年3月27日倒台，议会统治陷入瘫痪。危机为国防军介入政治提供了机会。早在1929年，国防军就开始物色他们满意的总理人选。国防部长格勒纳和施赖歇尔认为，解决危机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由总统亲自任命总理，此人要能超越党派界限，根据总统的命令施政。他们的想法很快得到了兴登堡的同意。在施赖歇尔推荐下，兴登堡任命中央党主席、君主主义者布吕宁为总理。1930年4月1日，布吕宁在向国会发表的声明中称，“他受总统先生给予的委托，因此，这届新内阁不受政党大联合的约束”[14]，清楚地表明其政府的总统内阁的性质。最初，布吕宁政府尚能通过国会施政，但很快就陷入困境，特别是在当年9月的国会选举中， 纳粹党的意外获胜使布吕宁争取国会多数的希望落空，不得不转向全面的总统内阁，而其靠的是“由施赖歇尔暗中操纵的枕戈待旦的小型国防军来撑腰的”[13](P243)。但形势继续恶化，特别是纳粹党的壮大和共产党力量的增长，街头革命席卷全国。
1931年，纳粹党和其他右翼势力结成“哈尔茨堡”阵线，对政府造成严重威胁。布吕宁未能将右翼反对党重新纳入国家体制内，在克服危机上也少有起色，丧失了总统的信任和国防军的支持。1932年5月，布吕宁内阁倒台， 施赖歇尔推荐资深贵族巴本为总理，他任国防部长，在幕后操纵。巴本经施赖歇尔同意，摧毁了“民主的堡垒”普鲁士邦政府。自1920年3月以来，该邦一直保持了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政府，是维护共和民主的坚强阵地。这一行动是通过授权柏林驻军于7月20日在武力威胁下完成的。此举受到了右翼保守势力的喝彩，鲁尔工业巨头们立刻向巴本政府提供了36万马克的政治献金，但由施赖歇尔支配。[8](P406) 由此可见，巴本政府就是国防军的政治木偶。但是，在7月和11月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保持了强劲的势头，一心想单揽大权的希特勒拒绝加入巴本的联合政府。巴本要求总统授予全权，废除宪法，进行一次旨在恢复君主制的宪法改革。当施赖歇尔发觉巴本想脱离他的控制时，表示国防军不支持政府，迫使巴本辞职，由他自己出任总理兼国防部长，国防军干预政治达到了最高峰。他企图拉拢纳粹党内部反对派的计划因希特勒的铁腕而失败，而巴本则反戈一击，向兴登堡提出由希特勒出任总理，他任副总理，控制实权，组成保守党—纳粹党联合政府的方案。这一方案受到以施赖歇尔为首的军队领导层的反对，但兴登堡总统考虑到垄断资产阶级工业巨头们的要求，决定接受这一方案。1月28日，施赖歇尔去职。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纵观共和国末期的政局发展，国防军充分利用了魏玛民主的危机，从幕后到前台，全面控制了政府，成为左右政局的决定性力量，正是在军队的主导下，带有专制色彩的总统内阁代替了议会制政府，使议会民主制度名存实亡，为纳粹党上台铺平了道路。国防军对政治的干预敲响了魏玛共和国的丧钟，在议会民主制的坟茔上加了最后一抔土。
三、十字与卍字：国防军和纳粹党的关系
希特勒在1933年9月的一次演讲中说：“假如在我们革命的日子里， 不是陆军站在我们一边，我们今天就不会在这里开会了。”[2](P23) 在纳粹党兴起、发展和最后夺权的过程中，国防军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为希特勒上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纳粹党的关系是国防军政治作用的重要方面。
有人在比较德意法西斯运动时认为：“两者完全不同，如果有所相同，便是都依靠了军人。”[15] 得到本国具有封建传统的军队的支持并与之紧密结合是各国法西斯运动的共同特征，这点在德国表现得尤为突出。纳粹党可以说是在国防军的扶持和庇护下发展起来的，在将军们的纵容和默许下登上权力顶峰的，两者之间的勾结与合作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根源。首先，纳粹思想集德国传统的专制主义、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之大成，在思想上与继承了军国主义传统的国防军有着极深的渊源。其次，两者对德国的战败和《凡尔赛和约》都极为不满，对共和国和协约国极为仇视，在反对共和国、反对和约、进行复仇战争、对外扩张、称霸世界的政治目的上，两者是一致的，这是双方合作的现实基础。再次，在人员和组织上，纳粹党和国防军也有割裂不断的联系。纳粹党的领袖和骨干分子大多是旧军人或深受军国主义影响的人，冲锋队吸收了大量未能加入国防军的退伍军人，纳粹党也受到以鲁登道夫为代表的旧军队将领的支持。最后，在政治上两者也互有需要。希特勒知道，没有国防军的支持，他不可能登上权力宝座，因此必须得到将军们的首肯或默许；对国防军来说，在和平时期，军队尚不能抛开民主的形式进行赤裸裸的军事独裁，需要一个“具有防卫意识的群众政党”[13](P244) 来组织与军方通力合作的政府，在将军们眼中，纳粹党就是这样一个政党。
尽管国防军和纳粹党有着诸多共同利益，但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两者的关系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首先，共和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对双方关系有很大影响，当共和国处于危机时，两者多为勾结和彼此利用；而稳定时期，纳粹运动陷入低潮时，国防军则以超然态度与其保持距离。其次，纳粹党为吸引民众，打扮成“超阶级”的政党，制定了包罗万象的纲领，进行了惑人视听的宣传。在其第25点纲领中有“取缔雇佣军和建立国民军”（第22条）[16] 的内容，矛头直指国防军。在国会中，纳粹党团也对由军人操纵的内阁多有抨击，令国防军对纳粹党有一个考察接受的过程。最后，由于出身背景、社会地位的差异，双方在一些具体的政治问题上存在分歧。国防军军官大多出身上层社会，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受过良好教育。纳粹党成员大多出身低下，缺少教养，举止粗鲁。因此，许多军官对纳粹党颇为蔑视。出身和教育水平上的差异决定了两者在具体政治问题上的不同看法。例如，在颠覆共和国后的政体上，国防军比较倾向于恢复君主制，而希特勒在掌权后从未想过恢复旧王室的政治地位；在政党问题上，希特勒要求实行一党独裁、党政合一，而国防军希望是帝国时期在君主立宪体制下“空谈”的政党制，对政治发展起主导作用的应该是军队和它的政治代理人。
国防军与纳粹党的关系发展大致经历了三阶段：1919～1923年扶持、庇护阶段，1924～1928年彼此观望阶段和1929～1933年接近、合流阶段。在战后最初的混乱时期，右翼组织多如牛毛。国防军从反对共和国、反对和约出发，对各种右翼势力十分关注，积极拉拢和加以控制。“国防军周围有一群黑（非法的）组织”，[11](P48) 这已不是秘密。纳粹党早期也得到了巴伐利亚驻军的扶持。希特勒通过罗姆同军方建立了联系，在国防军的资助下，创办了《人民观察家报》作为党报，当巴伐利亚政府以阴谋暴动为由禁止纳粹党举行集会时，军方出面干预，使集会如期举行，国防军还向纳粹党提供了车辆和武器。正是在国防军的卵翼下，纳粹党的影响迅速扩大到整个巴伐利亚，但是啤酒馆暴动使纳粹党和国防军的关系出现了断裂，但双方合作的基础还在，这从暴动后对纳粹党的宽大处理可见一斑。在稳定时期，纳粹运动陷入低潮，国防军也在政治上倾向于和共和国合作。但是，这一时期，纳粹党却构建了思想体系，确定了合法夺权的策略，并健全了组织，扩大了对中间阶层的影响。同时希特勒也着力改善同国防军的关系。他在演说中说：“从事破坏的政党是没有前途的，拥有人民的力量、准备而且愿意同陆军联合起来以便有朝一日协助陆军保卫人民利益的政党才有前途。”[17]
1929年经济危机为国防军和纳粹党的合作提供了机会。国防军利用危机操纵了政局，而纳粹党则利用了社会广泛的不满，大肆鼓动宣传，在1930年9 月的国会选举中取得大胜，成为在国会中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同时，纳粹运动也开始影响军队，希特勒扩军备战的许诺，吸引了许多渴望晋升的官兵加入纳粹党。这时，国防军一方面害怕纳粹党篡夺军队的领导权，一方面又希望在国会中同纳粹党合作，将其纳入军队的轨道。国防部长格勒纳发布命令，禁止军人加入纳粹运动，并对三名宣传纳粹思想的尉官进行了审判。希特勒充分利用了这次审判，向国防军保证，无论他本人，还是纳粹党，都无意反对军队，令许多高级将领改变了对纳粹党的看法。
但是，兴登堡和格勒纳坚持正统立场，并在1932年4月发出了对冲锋队和党卫军的禁令。但是施莱歇尔则有不同的看法，“国家社会主义的危害性，他是一清二楚的，而且看来他从未想到过要把整个国家的命运交付给它，但是这并不排斥他部分地利用它来谋求对国防军和国家有好处”[11](P71)。在施莱歇尔的压力下，禁令被取消。施莱歇尔和兴登堡先后会晤了希特勒，希望纳粹党加入政府，遭到拒绝。施莱歇尔任总理后，邀请纳粹党二号人物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出任副总理，以此分裂纳粹党，迫使希特勒屈服，但最后以施特拉塞尔的辞职而告失败。面临垄断资本家的压力，兴登堡也倾向于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为了防止巴本组阁，施莱歇尔在最后时刻也转变态度，支持希特勒上台。但是，国防军对纳粹党的支持是有所保留的，是以保持对军队的领导权为前提的。
无论是纳粹党早期的发展，还是最后夺权，国防军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在纳粹党清洗冲锋队后向希特勒表示“祝贺”时说：“元首是由我们行列中来的，并且永远是我们中间的一员。”[2](P149) 这句话可以作为国防军和纳粹党政治联姻的最好注脚。
国家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阶级统治工具，军队作为国家最重要的暴力工具是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之一，使军队服从于国家的政治领导是任何国家都要面临的一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一个健全的国家的理想目标是，它的武装部队应该始终只是统治者意志的执行机构。但历史活生生的事实却表明两者之间有一种根本性的互相作用，并且从而使国家的意愿会深受军方性格的影响。近现代德意志就是如此。“军队是普鲁士国家和普鲁士在1871年建立日耳曼帝国的专制暴政的主要支柱，同时又是阻止成立有效的议会政府和走向民主进程的重要障碍。”[7](P329) 魏玛时期的德国国防军继承了旧帝国专制主义、军国主义的传统，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从现实政治形势出发，保卫了共和国的生存，但是从根本上说，军队始终站在共和国和民主制度的对立面，利用其特殊政治地位和民主制的危机，积极为颠覆共和国而活动，并且为纳粹党上台铺平了道路。纵观魏玛共和国覆亡的历史，可以深切感受到一支服从于国家体制的武装部队的重要性。前车之鉴，殷殷可戒。
收稿日期：2005—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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