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日本政治中政商关系的历史传承性
于悦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7期
【原文出处】《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济南)2006年1期第85～92页
【作者简介】于悦，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3级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9）
【关 键 词】日本/商界/财阀/政商关系
商界，作为日本战后政治决策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不仅影响着日本经济的发展，而且直接参与了政治过程的运作。在日本重大的政治决策中，都可以看到日本商界的身影。本文通过分析战后商界的兴起与发展的过程，来论述商界和政治的关系及日本政商关系在二战前后所具有的连续性。
商界对于日本政治的影响力，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也就是财阀兴起的时代。虽然二战结束之后，在美国的占领下，日本财阀被迫解散，但是与战后新出现的财界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的延续性仍然在这里得到实现。不同的学者对于财阀有不同的解释。例如，日本的经营史学家森川英正认为，财阀就是“由单一家族或者由此扩大的家族而垄断拥有的系列企业”[1] (xvii)。而日本学者今井贤一强调把财阀看作是日本资本主义兴起中的企业活动，因此，财阀是作为组织形态对于经济发展中市场失灵的补充[2] (p202)。本文则更重视财阀作为日本战前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而具有的政治影响力，并从这个角度分析其与战后商界的历史传承性。
一、财阀的出现及其与政治的联系
财阀的政治意义在于它所具有的“政商”的特征，也就是为政府提供货物及服务并以此与政治人物建立特殊关系而获得特殊利润的商人或金融家。自从1854年美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日本的贸易大门之后，日本便加速了其现代化的进程。1868年明治维新，德川幕府被推翻，皇权确立。在此过程中，新兴的政治领导依靠部分商人来获得政治资金，而这些商人也转而从新的明治政权中获得利益。在相互的利益交换中，这些商人演变为政商。森川英正对这些政商进行分析，并将其归类为战前最具影响力的五类财阀，也就是三井、安田、大仓、藤田和三菱。其中，三井是唯一一个在明治维新前就得到较好发展的财阀，并在新旧政权的交替中及时转换政治取向，从而保持了与政府的联系。三菱也是这五个政商中颇具实力的一个。其创始人岩崎弥太郎从土佐藩的武士发展为独立经营的商人。1873年成立三菱商会，1874年日本政府出兵台湾的时期，三菱被指定负责军事运输。其后，三菱逐步发展为向政府提供海运交通的垄断企业，获得政府津贴，并从中赚取了大量利润。因此，从这些财阀的起源来看，其自身的发展和政治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这些财阀从德川幕府的封建制度中产生，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的等级制的特点。财阀的代表人物无不信奉“国体”说，也就是认为日本是在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主导下的等级社会。对于天皇和国家的效忠，也以对封建等级制度中的上级的效忠表现出来。财阀公司中的雇员，需要在进入公司前签订宣誓效忠的誓言，而从一个公司转到另外一个公司则被看作是不道德的。因此，虽然财阀是在日本现代化的进程中产生的，但是在财阀支配下的日本经济社会，很难取得民主化的进步。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财阀中的主导人物在政府的官僚机构和新出现的政治党派中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其中，三井和三菱发展成为日本战前最大的两个政党——政友会和民政党的政治资金的提供者。三井作为德川时代发展而来的旧财阀，偏重于商业、金融业、纺织业和矿业等传统工业，因此也成为代表着封建地主、传统工业和旧金融商业利益的政友会的支持者。三菱则更偏重于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等现代工业技术，因此相对支持建立于20世纪20年代新兴的民政党。在政府方面，财阀的力量也不断得到渗透。财阀利益的代表者进入政府的各个重要部门，甚至某些财阀主导人物直接出任政府的要职，例如三井的池田成彬、住友的小仓正恒、安田的结城丰太郎，都曾直接出任二战期间的大藏大臣(财政部长)。
战争的爆发直接推动了日本重工业的发展，包括钢铁、化学和机械工业等。一些大公司的分支企业，还为陆海军的作战提供综合情报侦察和信息收集。1937年之后，这些大的财阀公司向中国东北地区和其他占领地区进行大量投资。其后，这些财阀公司还为政府提供适合马来亚地形作战的小型坦克，并帮助制造零式战斗机[3] (p22)。战争期间，还不断涌现了政府密切关系的特殊财阀企业，例如南满洲铁路、日本银行、日本钢铁会社、帝国矿业公司、福摩萨银行、国际电力通讯，等等。这些公司由财阀投资建立，享受国家的特殊政策，并由财界的相应人士担任经理职务。为了推动战时经济的顺利发展，一些财阀公司还成立了社长会，例如三菱协议会和住友战时协力会议等等。因此，财阀和政治的联系性不仅体现在其战前阶段的发展，而且在二战期间得到极大的强化。
二、二战后美国对日本财阀的解体政策及其局限
1945年战败之后，日本被美国独占，解散财阀的问题也提上了日程。美国政府发表了《美国战后初期的对日方针》，在经济政策中，提出对日本在商业和生产上具有支配权的产业及金融组合进行解体[4] (pp156-158)。其中，作为战时日本军国主义的支持者，财阀被视作阻碍日本社会进步以及最危险的潜在战争制造者，被要求“解除财阀家族在经济方面的支配权，消除其在所有制、雇员、信贷及契约各方面作为财阀公司组合的联系性”[5] (p10)。对于财阀解体的内容分为三个方面，其一是要求解除财阀家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支配力；其二是解散那些在战前具有强大垄断力的持株会社(股票公司)，如三井、三菱和住友等；其三是消除过度集中的经济能力。财阀解体的正式实施开始于1946年9月，以解散五个代表财阀的持株会社为标志。这五个会社是三井本社、三菱本社、住友本社、安田保善社和富士产业。其后，财阀解体的方针扩大到83个会社，所有这些会社的股份都被上交到“持株会社整理委员会”。战前财阀家族通过控制股票来控制经济发展，而对于持株会社的解体则相应地消散了财阀家族对于经济的垄断力。至1947年3月，56个财阀界的代表人物被冻结财产，收缴股份，并被禁止担任与任何财阀企业相关的任何职位。这些被整肃的财阀人物大致来自十个主要的财阀家族，也就是三井、岩崎(三菱)、住友、安田、中岛(富士)、浅野、大仓、古河、野村以及鲇川(日产)家族。当年12月份，《过度集中经济力的消除法案》最终通过，进一步加速了财阀解体的步伐。1948年，日本政府也通过了《财阀同族支配力排除法》。在此法案的规定下，持株会社整理委员会把财阀上交来的股份逐步转移到市场中去，使财阀集中的股份最终在市场中实现分散化。
然而，新的国际形势的发展使美国开始重新考虑其对日本财阀的政策。随着冷战的开始，美国对日的占领政策逐步从对战时敌人的改造转变为对战后同盟的扶持。1948年春天，代表着美国大公司利益的约翰逊委员会访问了日本，其后该委员会提交了关于恢复日本经济的报告书。此报告书指出，必须使日本的战后经济重组保持一定的程度以实现经济方面的竞争；同时，也指出日本对于美国来说非常重要，保持一个经济独立的日本必将有利于美国战略的实现[6] (pp35-36)。此后，美国对于日本财阀的态度不断改变。1948年12月，美国政府通知远东委员会除针对少数极右分子之外，停止财阀解体的政策。在此政策下，需解体的公司由325个下降到225个，再下降到100个。最终只有18个公司被要求解体，而这之中有七个公司没有执行这项要求[7] (p103)。其后，朝鲜战争的爆发为日本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又一次机会。日本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兵工厂，并为联合国军提供海陆空军供给与基地。至50年代中期，日本的工业能力已经和美国的安全需要紧紧地联系到一起。最初对于禁止新公司使用旧财阀名称的规定得以更改，旧的财阀企业开始重新发展起来。即使是三井物产和三菱商社，作为财阀解体的主要目标，曾被要求各自分割为近二百个小公司，此时也获得允许可以进行重新组合[8] (pp212-215)。1952年12月，大阪银行改回财阀阶段的名称——“住友银行”，成为首个沿用旧名的财阀公司。总之，财阀解体的任务没有最终得到完成，三井、三菱和住友等旧的大财阀公司还是得以保存，并进入其重新发展的阶段。这些旧财阀公司和政府之间的紧密联系也在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过程进一步体现出来。
三、二战后日本新财界的兴起
尽管实行了财阀解体的政策，但是战后日本的财界作为日本商界的核心力量发展起来。在传统的财阀体制下，各大公司的代表汇集一处，协商制定出政策方案后，由上百个分公司在全国统一执行。然而，随着二战的结束，财阀的解体，工商业不再有任何组织来承担起经济决策和经济发展的责任。在此情况下，1945年9月，商界领导人在日本商工部的官邸聚集，讨论如何重建日本的商业并开创商界团结发展的新局面。在此提议下，日本战后最重要的四大经济组织逐渐发展起来，并成为延续战前政商关系的主体，其中包括经团联、日经联、经济同友会及日商。以下则通过回顾这四大经济组织的形成过程及历史背景来分析其在政治影响力的根源。
(一)经团联
1946年8月16日，日本战后最大的经济组织，也是日本财界的代表角色——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成立，成为大工商业的联合组织，包括汽车、钢铁、造船、石油、化学，以及贸易公司、批发商、银行、保险证券业等。成立初期的经团联约由2000个成员组成，包括1009个行业部门及119个工业团体。但主要还是由五个经济团体组成，即日本产业协议会、全国金融团体协议会、日本商工会议所、日本贸易团体协会以及商工组合中央会。尽管有不同的工业团体及企业组成，经团联还是能做到统一观点和行动。在不同的问题上，经团联能够代表大多数的成员企业提出明确的主张。为了在经团联内部得到一致的行动方案，往往需要经过若干常务委员会、特设委员会及其下属的上百个执行机构来进行讨论协商。董事会的人数过多往往造成经团联的保守态度，但是也赋予其重要的政治影响力。作为政治献金的主要提供者及商界的主要领导力量，经团联会长被誉为“财界总理”。这些会长大部分和日本政治的发展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很多可以追溯到二战期间。例如，经团联的第一任会长石川一郎在20世纪40年代任职于日产化学工业，并且参与负责战争中日本军事工业现代化的任务；第二代会长石坂泰三二十年代曾在政府通信省任职，虽然后来转身于商业界发展，但是和政界的交往很深，并且在其任期内形成了政商极度密切的局面；第三任会长植村甲午郎，曾就职于早期的商工省，并在战争期间担任过内阁直属的企画院次长、石炭统治会的理事长等职位。因此，从成立初期，经团联作为经济力量就与日本政府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而这种联系也逐渐渗透到其日常决策中。经团联的成员往往成为政府下属某些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在信息流通和政策制定上和政府之间也形成了互动的双向交流机制。同时，经团联对日本政治的影响还直接体现在其对外活动中。它一直协助日本政府发展同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派遣使节出访国外，并同美欧及其他国家的政商界代表组织会议等。因此，在若干触及到日本经济利益的政治问题上，包括重要政治人选的确定及国家内外政策的制定上，经团联都起到一定的作用。
(二)日经联
其次是1948年4月成立的日本经济联合会(日经联)。虽然日经联是四大经济组织中最晚成立的，但是其重要性却不可低估。日经联作为雇主联合会的一种，关注的是劳工问题，其作用在于应对劳动者联合组织的各种要求，并制定劳动法规。在美国占领初期，盟军不鼓励成立雇主的联合组织，而是希望能够先制定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1947年，保护劳动者权利的法律通过之后，日经联作为处理雇主与雇工关系的组织才正式提上日程，并于次年在关东地区首先成立了地区性的组织，继而发展到全国性的规模。日经联有两类成员，一类是全国性的贸易和雇主机构，另一类则是地方性的。因此，日经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组织结构上，日经联和经团联非常相似，并在成立初期其高层领导方面往往有重合之处。因此，如果把财界看作一枚硬币的话，经团联和日经联往往被看作硬币的两面[9]。
作为雇主联合会，尽管日经联也关注劳工的权利，例如支持改革关于日本劳工健康和福利的法案，但是其主要还是立足于雇主的权利和公司的利益，这也使日经联对日本社会党与日本共产党的活动保持警惕，并设法推动保护企业主权利的法案不断更新。与此同时，日经联和厚生劳动省、参众两院的社会福祉委员会及自民党的劳动政策委员会等都保持密切的关系。此外，日经联频繁开展各种非正式的会议活动，同政府领导人讨论交流意见，并常常邀请厚生劳动省大臣和首相出席其代表大会。日经联在媒体方面也很有发言权，日本的产经新闻、富士电视台和文化放送电台都是由日经联出资赞助的。因此，日经联在影响政府决策，尤其是关于劳工和社会福利问题上，有强大的影响力。然而，1993年之后随着日本社民党的萎缩及日本劳工组织的权力分散化，日经联的存在意义也逐渐淡薄，最终于2002年同经团联合并。
(三)经济同友会
日本经济同友会成立于1946年4月。经济同友会不同于日经联及经团联，它主要由要求进步的年轻人领导，这些人大部分在40岁左右。经济同友会在立场上是中间偏左，但不意味着其赞同日本共产党的主张。经济同友会倡导“资本主义改良”，因此它更接近于战后初期的民主党及日本社会党。如果进一步分析经济同友会的领导成员，会发现其从作为半官方的组织过渡到完全私有化，并且领导权也从短期的多人执政发展到单一领导上。这个转型主要发生在木川田一隆担任会长的阶段，也就是6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前期。此阶段，经济同友会更积极参与外部活动并更加注重增强政治影响力，因此，也被认为经济同友会早期发展中最重要的阶段[10] (pp9-14)。
作为一个非党派、非营利性的组织，经济同友会专注于和国家经济发展相关的调研及政策制定，同时也和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其部分成员还是一些公共机构的理事长、副理事长及理事，例如，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日本输出入银行、日本道路公团和日本银行等。这些部门都保持着半官方的立场和特权，因此对于国家政策制定上有重要的影响力。此外，经济同友会的一些会长也担当日本重要的政府智囊——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的主席。此机构是1974年在田中角荣内阁时代建立，并大部分由退任的政府重要部门的官员组成。
与其他由团体或公司组成的经济组织不同，经济同友会主要以个人身份加入。因此，这些成员往往都抱有共同的理念，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上有重要的影响力。虽然其主张带有进步的性质，但是仍然没有脱离日本社会的主体框架。例如，经济同友会对待政治献金的看法就有别于其他的经济组织，它倡导个人对党派和政治家的捐款，并把这视作商界精英对于社会发展的责任。1993年后当经团联逐渐停止政治献金的集体活动后，也采取了这种方法募集献金。可见，经济同友会在促进商界和政治的联系，促进二者在社会发展中形成互动的良性发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日商
日商，全名是日本商工会议所，是这四大经济组织中成立最早的一个。日商的前身是1878年成立的东京商法会议所，由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人物涉泽荣一在政府的支持下建立的。二战后，日商的特殊官方背景被取消，并作为一部分加入经团联。然而，在美国占领的后半期，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藤山爱一郎批评经团联过分偏向大企业的利益。1952年，出于对经团联这一点的不满，日本商工会议所和商工组合中央会，这两个由中小企业构成的组织，正式脱离了经团联，这也使重新组织后的经团联最终成为大企业联合体的代表。
日商不同于经团联，不是以大企业作为其主要成员，而是针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而设立的。它的组织模式接近于日经联的方式，既有全国性的组织机构，又具有地方性的分支机构，因此也建立了全国性的企业网络。各地商工会议所独立开展活动，并设有相应的委员会向东京总部提供咨询。日商作为连接全国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有效机构，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也具有可观的影响力。它向政府反映其成员的意见，并积极在中小企业中推行政府的政策和计划，促进政府和中小企业的信息沟通和交流。同时，当一些涉及国民经济、社会保障、中小企业、流通、税务等的政治问题出现的时候，日商也会积极介入这些问题的解决，并影响到政府的判断。
总之，财界在二战后作为一支新生的经济力量，在其自身的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渗入到政治的运作中。四大经济组织也因为彼此的分工不同而肩负起不同的责任：经团联成为日本自民党的政治合伙人及经济赞助商；日经联成为反对工人运动的保守势力；日商成为中小企业的监护者；而经济同友会则成为商界政策最主要的宣传者及制定者[11] (p462)。他们各司其职，督促日本保守势力的发展，以确保经济的发展在他们可以接受的轨道内保持平稳前进。
四、二战前后日本政商关系的历史传承性
从日本商界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从财阀到财界的发展过程也就是日本政治和商业不断调整、发展并重新组合的过程。在占领时期，旧的财阀体系被解体，持株公司也不能再控制经济的发展，财阀家族失去了控制公司的能力，而企业也更多地依赖银行而不是财阀家族。然而，冷战的出现，朝鲜战争的爆发及美国战略的演变，使美国对日本在被占领期间的政策没能得到完全实现。虽然二战的结束和盟军初期的政策是切断财阀的经济垄断性和政治影响力，财阀的政治联系和经济地位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反而以新的形式保留下来，并在财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因此，旧的财阀体系和新的商业体系的联系并没有被割断，只是以“一种更松散的形式重新组合到一起”[12] (p462)。其中，这种政商关系的历史传承性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首先，在占领期结束之后，三个战前最大的财阀企业——三井、三菱和住友，重新组织起来，并恢复了其在日本经济发展及政治影响中的作用。在传统的贸易产业中，例如煤炭、铜业及船舶等，他们仍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他相对竞争力弱小的企业虽然没有以战前的旧形式出现，但却以大银行为中心重新组织并发展起来，例如富士公司就是从原来的安田财阀演变而来。此外，即使在占领期被排斥的财阀代表也很快回到了原先的岗位上，并成为新财界的代言人。即使是经团联也被允许作为战前经济组织的继承者而存在，只要能够满足若干指导原则即可。更重要的是，财阀家族原先存在的企业精神并没有得到改变，员工对于企业的忠诚要求在商界中得到延续。在相关的财阀企业中，联结方式及组织原则都沉淀成为一种传统，并持续保持着其完整性。员工需要“侧重集体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利益，侧重于和谐性的合作与协调，侧重于国家的发展而不是个人的福利”[13] (p53)。因此，从观念上来说，日本就不同于欧美关于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的逻辑，后者更强调通过增加个人财富而自然过渡到社会福利的完善，而日本则需要通过政商之间的紧密联系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其次，特定企业和特定政党之间的联系也从战前阶段继承下来，并在财界政治献金的行为中体现出来。三井对战前政友会的支持及三菱对民政党的支持都以同样的形式再现于大企业和保守政党的政治联系中。美国学者卡莱尔·沃尔弗伦(Karel Van Wolferen)曾对此现象加以评论，认为“日本政商伙伴关系能够成功的一个原因在于，这些处于等级化工业社会顶端的经济组织(财界)正是由对战争经济军事化负有责任的官僚及战时卡塔尔的官僚化领导人所领导的，这个特点无论在此之前还是此后都是存在的”[11] (p45)。也正是这些继承了战前财阀保守性的新财界的领袖人物，推动了日本战后“五五体制”的建立。
再次，战后财界的这些领导人物，即使不出自于传统的财阀家族，也和战前及战争活动有很大的联系性。他们在战争结束后脱颖而出并成为连接政治和经济的重要角色。例如，前面所述的经团联的第一任会长石川一郎，在战争期间就担任“重要产业统治团体协议会”的高级官员，并在二战结束盟军接管此协议会之前提议将其解散并改头换面为“日本产业协议会”，以此逃避盟军对此协议会的追查。新的“日本产业协议会”与1946年4月成立的“金融团体协议会”合并加入了经团联。此外，石川一郎召集了若干曾在“内阁计划会议”工作过的年轻的经济问题专家对日本的经济重建计划进行理论探讨，对日本政府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长期影响。
总之，战前日本财界的力量在战后的新时期仍然得到了保存，而且政商关系也一如既往地保持下来。旧的财阀体系在二战后的重整阶段并没有彻底解体，因此，日本的政商关系的本质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虽然作为推动日本军事扩张重要力量的财阀已经不存在，但是这些保守性和垄断性的企业并没有被割断历史联系，反而在战后的商界体系中得到新的发展。正如美国学者比森(T. A. Bisson)在论述日本财阀解体的问题时所说：“财阀体系的高层领导者实际操作了旧的公司合并的进程，并且深深浸濡着意识形态的色彩。他们可能不能够按照原有的方式重建经济王国，但是在推动合并浪潮中他们作为单个行为体可能更加精明熟练，甚至超过作为财阀家族成员时的行为。在这里，其控制因素更多的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3] (p217)政商之间的密切关系作为日本战后政治体制的一个显著特点而存在下来，商界也作为日本保守政治势力的维护者和受益者，不断渗透到日本政治体系的运作过程中。与战后美国对日本战争赔偿政策的转换一样[14]，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日本战争史观的右翼化和政治保守化。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7期
【原文出处】《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济南)2006年1期第85～92页
【作者简介】于悦，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3级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9）
| 【内容提要】 | 日本商界在日本战后政治决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影响着日本经济态势的发展，而且直接参与了政治过程的运作。本文通过对日本商界的起源和发展的分析，揭示其与日本政治结成的紧密关系，以及这种政商关系所具有的历史传承性。本文认为，日本商界从最初就与政治密不可分，这种政商关系在二战后初期，即盟军占领时期非但没有被消除，反而在战后的几十年中更加发展，并成为维护日本保守政治的一个重要角色。 |
商界对于日本政治的影响力，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期，也就是财阀兴起的时代。虽然二战结束之后，在美国的占领下，日本财阀被迫解散，但是与战后新出现的财界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的延续性仍然在这里得到实现。不同的学者对于财阀有不同的解释。例如，日本的经营史学家森川英正认为，财阀就是“由单一家族或者由此扩大的家族而垄断拥有的系列企业”[1] (xvii)。而日本学者今井贤一强调把财阀看作是日本资本主义兴起中的企业活动，因此，财阀是作为组织形态对于经济发展中市场失灵的补充[2] (p202)。本文则更重视财阀作为日本战前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而具有的政治影响力，并从这个角度分析其与战后商界的历史传承性。
一、财阀的出现及其与政治的联系
财阀的政治意义在于它所具有的“政商”的特征，也就是为政府提供货物及服务并以此与政治人物建立特殊关系而获得特殊利润的商人或金融家。自从1854年美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日本的贸易大门之后，日本便加速了其现代化的进程。1868年明治维新，德川幕府被推翻，皇权确立。在此过程中，新兴的政治领导依靠部分商人来获得政治资金，而这些商人也转而从新的明治政权中获得利益。在相互的利益交换中，这些商人演变为政商。森川英正对这些政商进行分析，并将其归类为战前最具影响力的五类财阀，也就是三井、安田、大仓、藤田和三菱。其中，三井是唯一一个在明治维新前就得到较好发展的财阀，并在新旧政权的交替中及时转换政治取向，从而保持了与政府的联系。三菱也是这五个政商中颇具实力的一个。其创始人岩崎弥太郎从土佐藩的武士发展为独立经营的商人。1873年成立三菱商会，1874年日本政府出兵台湾的时期，三菱被指定负责军事运输。其后，三菱逐步发展为向政府提供海运交通的垄断企业，获得政府津贴，并从中赚取了大量利润。因此，从这些财阀的起源来看，其自身的发展和政治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这些财阀从德川幕府的封建制度中产生，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的等级制的特点。财阀的代表人物无不信奉“国体”说，也就是认为日本是在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主导下的等级社会。对于天皇和国家的效忠，也以对封建等级制度中的上级的效忠表现出来。财阀公司中的雇员，需要在进入公司前签订宣誓效忠的誓言，而从一个公司转到另外一个公司则被看作是不道德的。因此，虽然财阀是在日本现代化的进程中产生的，但是在财阀支配下的日本经济社会，很难取得民主化的进步。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财阀中的主导人物在政府的官僚机构和新出现的政治党派中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其中，三井和三菱发展成为日本战前最大的两个政党——政友会和民政党的政治资金的提供者。三井作为德川时代发展而来的旧财阀，偏重于商业、金融业、纺织业和矿业等传统工业，因此也成为代表着封建地主、传统工业和旧金融商业利益的政友会的支持者。三菱则更偏重于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等现代工业技术，因此相对支持建立于20世纪20年代新兴的民政党。在政府方面，财阀的力量也不断得到渗透。财阀利益的代表者进入政府的各个重要部门，甚至某些财阀主导人物直接出任政府的要职，例如三井的池田成彬、住友的小仓正恒、安田的结城丰太郎，都曾直接出任二战期间的大藏大臣(财政部长)。
战争的爆发直接推动了日本重工业的发展，包括钢铁、化学和机械工业等。一些大公司的分支企业，还为陆海军的作战提供综合情报侦察和信息收集。1937年之后，这些大的财阀公司向中国东北地区和其他占领地区进行大量投资。其后，这些财阀公司还为政府提供适合马来亚地形作战的小型坦克，并帮助制造零式战斗机[3] (p22)。战争期间，还不断涌现了政府密切关系的特殊财阀企业，例如南满洲铁路、日本银行、日本钢铁会社、帝国矿业公司、福摩萨银行、国际电力通讯，等等。这些公司由财阀投资建立，享受国家的特殊政策，并由财界的相应人士担任经理职务。为了推动战时经济的顺利发展，一些财阀公司还成立了社长会，例如三菱协议会和住友战时协力会议等等。因此，财阀和政治的联系性不仅体现在其战前阶段的发展，而且在二战期间得到极大的强化。
二、二战后美国对日本财阀的解体政策及其局限
1945年战败之后，日本被美国独占，解散财阀的问题也提上了日程。美国政府发表了《美国战后初期的对日方针》，在经济政策中，提出对日本在商业和生产上具有支配权的产业及金融组合进行解体[4] (pp156-158)。其中，作为战时日本军国主义的支持者，财阀被视作阻碍日本社会进步以及最危险的潜在战争制造者，被要求“解除财阀家族在经济方面的支配权，消除其在所有制、雇员、信贷及契约各方面作为财阀公司组合的联系性”[5] (p10)。对于财阀解体的内容分为三个方面，其一是要求解除财阀家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支配力；其二是解散那些在战前具有强大垄断力的持株会社(股票公司)，如三井、三菱和住友等；其三是消除过度集中的经济能力。财阀解体的正式实施开始于1946年9月，以解散五个代表财阀的持株会社为标志。这五个会社是三井本社、三菱本社、住友本社、安田保善社和富士产业。其后，财阀解体的方针扩大到83个会社，所有这些会社的股份都被上交到“持株会社整理委员会”。战前财阀家族通过控制股票来控制经济发展，而对于持株会社的解体则相应地消散了财阀家族对于经济的垄断力。至1947年3月，56个财阀界的代表人物被冻结财产，收缴股份，并被禁止担任与任何财阀企业相关的任何职位。这些被整肃的财阀人物大致来自十个主要的财阀家族，也就是三井、岩崎(三菱)、住友、安田、中岛(富士)、浅野、大仓、古河、野村以及鲇川(日产)家族。当年12月份，《过度集中经济力的消除法案》最终通过，进一步加速了财阀解体的步伐。1948年，日本政府也通过了《财阀同族支配力排除法》。在此法案的规定下，持株会社整理委员会把财阀上交来的股份逐步转移到市场中去，使财阀集中的股份最终在市场中实现分散化。
然而，新的国际形势的发展使美国开始重新考虑其对日本财阀的政策。随着冷战的开始，美国对日的占领政策逐步从对战时敌人的改造转变为对战后同盟的扶持。1948年春天，代表着美国大公司利益的约翰逊委员会访问了日本，其后该委员会提交了关于恢复日本经济的报告书。此报告书指出，必须使日本的战后经济重组保持一定的程度以实现经济方面的竞争；同时，也指出日本对于美国来说非常重要，保持一个经济独立的日本必将有利于美国战略的实现[6] (pp35-36)。此后，美国对于日本财阀的态度不断改变。1948年12月，美国政府通知远东委员会除针对少数极右分子之外，停止财阀解体的政策。在此政策下，需解体的公司由325个下降到225个，再下降到100个。最终只有18个公司被要求解体，而这之中有七个公司没有执行这项要求[7] (p103)。其后，朝鲜战争的爆发为日本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又一次机会。日本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兵工厂，并为联合国军提供海陆空军供给与基地。至50年代中期，日本的工业能力已经和美国的安全需要紧紧地联系到一起。最初对于禁止新公司使用旧财阀名称的规定得以更改，旧的财阀企业开始重新发展起来。即使是三井物产和三菱商社，作为财阀解体的主要目标，曾被要求各自分割为近二百个小公司，此时也获得允许可以进行重新组合[8] (pp212-215)。1952年12月，大阪银行改回财阀阶段的名称——“住友银行”，成为首个沿用旧名的财阀公司。总之，财阀解体的任务没有最终得到完成，三井、三菱和住友等旧的大财阀公司还是得以保存，并进入其重新发展的阶段。这些旧财阀公司和政府之间的紧密联系也在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过程进一步体现出来。
三、二战后日本新财界的兴起
尽管实行了财阀解体的政策，但是战后日本的财界作为日本商界的核心力量发展起来。在传统的财阀体制下，各大公司的代表汇集一处，协商制定出政策方案后，由上百个分公司在全国统一执行。然而，随着二战的结束，财阀的解体，工商业不再有任何组织来承担起经济决策和经济发展的责任。在此情况下，1945年9月，商界领导人在日本商工部的官邸聚集，讨论如何重建日本的商业并开创商界团结发展的新局面。在此提议下，日本战后最重要的四大经济组织逐渐发展起来，并成为延续战前政商关系的主体，其中包括经团联、日经联、经济同友会及日商。以下则通过回顾这四大经济组织的形成过程及历史背景来分析其在政治影响力的根源。
(一)经团联
1946年8月16日，日本战后最大的经济组织，也是日本财界的代表角色——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成立，成为大工商业的联合组织，包括汽车、钢铁、造船、石油、化学，以及贸易公司、批发商、银行、保险证券业等。成立初期的经团联约由2000个成员组成，包括1009个行业部门及119个工业团体。但主要还是由五个经济团体组成，即日本产业协议会、全国金融团体协议会、日本商工会议所、日本贸易团体协会以及商工组合中央会。尽管有不同的工业团体及企业组成，经团联还是能做到统一观点和行动。在不同的问题上，经团联能够代表大多数的成员企业提出明确的主张。为了在经团联内部得到一致的行动方案，往往需要经过若干常务委员会、特设委员会及其下属的上百个执行机构来进行讨论协商。董事会的人数过多往往造成经团联的保守态度，但是也赋予其重要的政治影响力。作为政治献金的主要提供者及商界的主要领导力量，经团联会长被誉为“财界总理”。这些会长大部分和日本政治的发展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很多可以追溯到二战期间。例如，经团联的第一任会长石川一郎在20世纪40年代任职于日产化学工业，并且参与负责战争中日本军事工业现代化的任务；第二代会长石坂泰三二十年代曾在政府通信省任职，虽然后来转身于商业界发展，但是和政界的交往很深，并且在其任期内形成了政商极度密切的局面；第三任会长植村甲午郎，曾就职于早期的商工省，并在战争期间担任过内阁直属的企画院次长、石炭统治会的理事长等职位。因此，从成立初期，经团联作为经济力量就与日本政府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而这种联系也逐渐渗透到其日常决策中。经团联的成员往往成为政府下属某些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在信息流通和政策制定上和政府之间也形成了互动的双向交流机制。同时，经团联对日本政治的影响还直接体现在其对外活动中。它一直协助日本政府发展同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派遣使节出访国外，并同美欧及其他国家的政商界代表组织会议等。因此，在若干触及到日本经济利益的政治问题上，包括重要政治人选的确定及国家内外政策的制定上，经团联都起到一定的作用。
(二)日经联
其次是1948年4月成立的日本经济联合会(日经联)。虽然日经联是四大经济组织中最晚成立的，但是其重要性却不可低估。日经联作为雇主联合会的一种，关注的是劳工问题，其作用在于应对劳动者联合组织的各种要求，并制定劳动法规。在美国占领初期，盟军不鼓励成立雇主的联合组织，而是希望能够先制定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1947年，保护劳动者权利的法律通过之后，日经联作为处理雇主与雇工关系的组织才正式提上日程，并于次年在关东地区首先成立了地区性的组织，继而发展到全国性的规模。日经联有两类成员，一类是全国性的贸易和雇主机构，另一类则是地方性的。因此，日经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组织结构上，日经联和经团联非常相似，并在成立初期其高层领导方面往往有重合之处。因此，如果把财界看作一枚硬币的话，经团联和日经联往往被看作硬币的两面[9]。
作为雇主联合会，尽管日经联也关注劳工的权利，例如支持改革关于日本劳工健康和福利的法案，但是其主要还是立足于雇主的权利和公司的利益，这也使日经联对日本社会党与日本共产党的活动保持警惕，并设法推动保护企业主权利的法案不断更新。与此同时，日经联和厚生劳动省、参众两院的社会福祉委员会及自民党的劳动政策委员会等都保持密切的关系。此外，日经联频繁开展各种非正式的会议活动，同政府领导人讨论交流意见，并常常邀请厚生劳动省大臣和首相出席其代表大会。日经联在媒体方面也很有发言权，日本的产经新闻、富士电视台和文化放送电台都是由日经联出资赞助的。因此，日经联在影响政府决策，尤其是关于劳工和社会福利问题上，有强大的影响力。然而，1993年之后随着日本社民党的萎缩及日本劳工组织的权力分散化，日经联的存在意义也逐渐淡薄，最终于2002年同经团联合并。
(三)经济同友会
日本经济同友会成立于1946年4月。经济同友会不同于日经联及经团联，它主要由要求进步的年轻人领导，这些人大部分在40岁左右。经济同友会在立场上是中间偏左，但不意味着其赞同日本共产党的主张。经济同友会倡导“资本主义改良”，因此它更接近于战后初期的民主党及日本社会党。如果进一步分析经济同友会的领导成员，会发现其从作为半官方的组织过渡到完全私有化，并且领导权也从短期的多人执政发展到单一领导上。这个转型主要发生在木川田一隆担任会长的阶段，也就是60年代后半期到70年代前期。此阶段，经济同友会更积极参与外部活动并更加注重增强政治影响力，因此，也被认为经济同友会早期发展中最重要的阶段[10] (pp9-14)。
作为一个非党派、非营利性的组织，经济同友会专注于和国家经济发展相关的调研及政策制定，同时也和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其部分成员还是一些公共机构的理事长、副理事长及理事，例如，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日本输出入银行、日本道路公团和日本银行等。这些部门都保持着半官方的立场和特权，因此对于国家政策制定上有重要的影响力。此外，经济同友会的一些会长也担当日本重要的政府智囊——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的主席。此机构是1974年在田中角荣内阁时代建立，并大部分由退任的政府重要部门的官员组成。
与其他由团体或公司组成的经济组织不同，经济同友会主要以个人身份加入。因此，这些成员往往都抱有共同的理念，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上有重要的影响力。虽然其主张带有进步的性质，但是仍然没有脱离日本社会的主体框架。例如，经济同友会对待政治献金的看法就有别于其他的经济组织，它倡导个人对党派和政治家的捐款，并把这视作商界精英对于社会发展的责任。1993年后当经团联逐渐停止政治献金的集体活动后，也采取了这种方法募集献金。可见，经济同友会在促进商界和政治的联系，促进二者在社会发展中形成互动的良性发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日商
日商，全名是日本商工会议所，是这四大经济组织中成立最早的一个。日商的前身是1878年成立的东京商法会议所，由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人物涉泽荣一在政府的支持下建立的。二战后，日商的特殊官方背景被取消，并作为一部分加入经团联。然而，在美国占领的后半期，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藤山爱一郎批评经团联过分偏向大企业的利益。1952年，出于对经团联这一点的不满，日本商工会议所和商工组合中央会，这两个由中小企业构成的组织，正式脱离了经团联，这也使重新组织后的经团联最终成为大企业联合体的代表。
日商不同于经团联，不是以大企业作为其主要成员，而是针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而设立的。它的组织模式接近于日经联的方式，既有全国性的组织机构，又具有地方性的分支机构，因此也建立了全国性的企业网络。各地商工会议所独立开展活动，并设有相应的委员会向东京总部提供咨询。日商作为连接全国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有效机构，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也具有可观的影响力。它向政府反映其成员的意见，并积极在中小企业中推行政府的政策和计划，促进政府和中小企业的信息沟通和交流。同时，当一些涉及国民经济、社会保障、中小企业、流通、税务等的政治问题出现的时候，日商也会积极介入这些问题的解决，并影响到政府的判断。
总之，财界在二战后作为一支新生的经济力量，在其自身的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渗入到政治的运作中。四大经济组织也因为彼此的分工不同而肩负起不同的责任：经团联成为日本自民党的政治合伙人及经济赞助商；日经联成为反对工人运动的保守势力；日商成为中小企业的监护者；而经济同友会则成为商界政策最主要的宣传者及制定者[11] (p462)。他们各司其职，督促日本保守势力的发展，以确保经济的发展在他们可以接受的轨道内保持平稳前进。
四、二战前后日本政商关系的历史传承性
从日本商界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从财阀到财界的发展过程也就是日本政治和商业不断调整、发展并重新组合的过程。在占领时期，旧的财阀体系被解体，持株公司也不能再控制经济的发展，财阀家族失去了控制公司的能力，而企业也更多地依赖银行而不是财阀家族。然而，冷战的出现，朝鲜战争的爆发及美国战略的演变，使美国对日本在被占领期间的政策没能得到完全实现。虽然二战的结束和盟军初期的政策是切断财阀的经济垄断性和政治影响力，财阀的政治联系和经济地位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反而以新的形式保留下来，并在财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因此，旧的财阀体系和新的商业体系的联系并没有被割断，只是以“一种更松散的形式重新组合到一起”[12] (p462)。其中，这种政商关系的历史传承性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首先，在占领期结束之后，三个战前最大的财阀企业——三井、三菱和住友，重新组织起来，并恢复了其在日本经济发展及政治影响中的作用。在传统的贸易产业中，例如煤炭、铜业及船舶等，他们仍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他相对竞争力弱小的企业虽然没有以战前的旧形式出现，但却以大银行为中心重新组织并发展起来，例如富士公司就是从原来的安田财阀演变而来。此外，即使在占领期被排斥的财阀代表也很快回到了原先的岗位上，并成为新财界的代言人。即使是经团联也被允许作为战前经济组织的继承者而存在，只要能够满足若干指导原则即可。更重要的是，财阀家族原先存在的企业精神并没有得到改变，员工对于企业的忠诚要求在商界中得到延续。在相关的财阀企业中，联结方式及组织原则都沉淀成为一种传统，并持续保持着其完整性。员工需要“侧重集体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利益，侧重于和谐性的合作与协调，侧重于国家的发展而不是个人的福利”[13] (p53)。因此，从观念上来说，日本就不同于欧美关于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的逻辑，后者更强调通过增加个人财富而自然过渡到社会福利的完善，而日本则需要通过政商之间的紧密联系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其次，特定企业和特定政党之间的联系也从战前阶段继承下来，并在财界政治献金的行为中体现出来。三井对战前政友会的支持及三菱对民政党的支持都以同样的形式再现于大企业和保守政党的政治联系中。美国学者卡莱尔·沃尔弗伦(Karel Van Wolferen)曾对此现象加以评论，认为“日本政商伙伴关系能够成功的一个原因在于，这些处于等级化工业社会顶端的经济组织(财界)正是由对战争经济军事化负有责任的官僚及战时卡塔尔的官僚化领导人所领导的，这个特点无论在此之前还是此后都是存在的”[11] (p45)。也正是这些继承了战前财阀保守性的新财界的领袖人物，推动了日本战后“五五体制”的建立。
再次，战后财界的这些领导人物，即使不出自于传统的财阀家族，也和战前及战争活动有很大的联系性。他们在战争结束后脱颖而出并成为连接政治和经济的重要角色。例如，前面所述的经团联的第一任会长石川一郎，在战争期间就担任“重要产业统治团体协议会”的高级官员，并在二战结束盟军接管此协议会之前提议将其解散并改头换面为“日本产业协议会”，以此逃避盟军对此协议会的追查。新的“日本产业协议会”与1946年4月成立的“金融团体协议会”合并加入了经团联。此外，石川一郎召集了若干曾在“内阁计划会议”工作过的年轻的经济问题专家对日本的经济重建计划进行理论探讨，对日本政府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长期影响。
总之，战前日本财界的力量在战后的新时期仍然得到了保存，而且政商关系也一如既往地保持下来。旧的财阀体系在二战后的重整阶段并没有彻底解体，因此，日本的政商关系的本质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虽然作为推动日本军事扩张重要力量的财阀已经不存在，但是这些保守性和垄断性的企业并没有被割断历史联系，反而在战后的商界体系中得到新的发展。正如美国学者比森(T. A. Bisson)在论述日本财阀解体的问题时所说：“财阀体系的高层领导者实际操作了旧的公司合并的进程，并且深深浸濡着意识形态的色彩。他们可能不能够按照原有的方式重建经济王国，但是在推动合并浪潮中他们作为单个行为体可能更加精明熟练，甚至超过作为财阀家族成员时的行为。在这里，其控制因素更多的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3] (p217)政商之间的密切关系作为日本战后政治体制的一个显著特点而存在下来，商界也作为日本保守政治势力的维护者和受益者，不断渗透到日本政治体系的运作过程中。与战后美国对日本战争赔偿政策的转换一样[14]，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日本战争史观的右翼化和政治保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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