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巴勒克拉夫对欧洲历史的解读
董欣洁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7期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2006年2期第90～103页
【作者简介】作者董欣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06
【关 键 词】巴勒克拉夫/欧洲历史/“欧洲中心论”/全球历史观
从世界范围来看，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和超越，已经成为非西方国家学术界普遍面临的问题，在一些西方国家，学者们对这个问题也予以高度的重视。众多的研究者都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对“欧洲中心论”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其中，20世纪中叶由英国当代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1908—1984）最早明确提出的全球历史观就是一种较有影响的观点。近二十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化，全球历史观在世界各国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批判“欧洲中心论”是巴勒克拉夫全球历史观的鲜明特征。他指出：今日世界的迫切需要之一就是关于现代历史进程的新视野，在世界事务的新形势中，以西欧为中心的历史和几乎排外性的从西欧的观点出发而做出的解释，很难回答人们遇到的问题。历史学家被一种不确定的感觉困扰，因为感觉自己站在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从前的经验无法提供确切的指导。这种新情况的结果之一就是历史学本身在迷失，西方史学必须“重新定向”。① 巴勒克拉夫所谓的“重新定向”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对西方历史学中的传统观念如欧洲统一的思想、欧洲文明、欧洲的遗产等问题进行重新检验和反思；二是倡导建立全球史，即超越欧洲和西方，关注所有地区和时代的人类的历史。对世界形势和欧洲形势变化的敏锐把握和深刻理解成为巴勒克拉夫解读欧洲历史和批判“欧洲中心论”的研究切入点和独特视角。
一、变动的世界
二战之后，世界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种全新的世界格局出现了。这个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前所未有的“变动世界”对历史学家的传统思维发生猛烈冲击。对“变动世界”中各种复杂情况的观察和思考成为巴勒克拉夫探索全球历史观问题的出发点。通过对二战前后两个历史阶段的对比考察，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把握这一时期世界形势发生的根本变化。
从19世纪中叶以后到1918年是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发展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全球性的国际关系最终形成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力巨大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陆续进入了以垄断为特征的帝国主义阶段，为了掠夺资源、输出资本和扩大国际贸易，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世界和争夺霸权的狂潮。殖民主义全球扩张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都拉进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网络。20世纪初，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面积约占地球土地面积的70％。② 1914年爆发了帝国主义国家重新瓜分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的打击使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均告崩溃，欧洲很多被压迫民族获得了独立，在上述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一大批民族国家。在中欧、北欧、东欧和东南欧的广大地区出现了一批新的民族国家，包括芬兰、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苏维埃俄国、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国家。
一战后的20年中，战胜国试图重建世界秩序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由于“分赃”不均和德国因素的影响，在德意日法西斯侵略的日益深化中破产。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二战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范围内的力量对比，种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使世界进入了以美苏两极对抗为特征的东西方冷战岁月。世界历史发生了深刻变化。二战后的欧洲东西分裂，并被置于美苏冷战的最前沿，其力量虽然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有所恢复，但是欧洲以往对世界的主宰地位已经一去不返。美国和苏联成为举足轻重的超级大国。在多种因素推动下，第三次民族独立浪潮蓬勃发展，西方殖民主义体系瓦解，大批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登上历史舞台，主权国家遍布全世界。冷战初期，东西方对抗表现尖锐。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僵硬的两极格局出现松动，东西对抗有所缓和，因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的南北矛盾日益凸现出来。冷战的几十年间，也是人类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时期。各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空前紧密，整个世界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一体化发展阶段，世界日益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二战后世界的一体化进程开阔了学者们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的视野。历史学是人类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推动着欧洲的历史学家对传统历史学中的“欧洲中心论”进行反思和批判，探索世界史研究的新理论和新体系，重新认识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作用和地位。20世纪初期以来，突破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的呼声日渐高涨，历史研究中的全球性视野日益超越国别性和地区性视野而被研究者们所注重。伊格尔斯指出，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偏见被打破，……欧洲以外的世界越来越多地成为研究的领域”。③ 正是在这个史学研究进入迅速转变和反思的时期，巴勒克拉夫通过解读欧洲历史，最早明确并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全球历史观。他主要从下面五个方面的内容入手：欧洲与欧洲的“统一”、欧洲文明、欧洲的遗产、欧洲历史的“终结”、欧洲的困境。通过对欧洲历史进程的深入解读，巴勒克拉夫从理论前提上完成了对“欧洲中心论”的反思和批判，同时为全球历史观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欧洲与欧洲的“统一”
如何看待二战之后满目创痍的欧洲？当时的学者对此众说纷纭。沃麦尔（Vermeil）认为欧洲已经被谋杀，德国就是谋杀欧洲的凶手。欧内斯特·巴克尔（Ernest Barker）认为欧洲的肌体就像悲剧中的朱丽叶处于类似死亡的恍惚状态，但其实仍有生命，只需要注射联邦制度来维持欧洲“遗产”的永恒。布罗恩（Bruun）则提出欧洲死亡的原因是一种慢性的内部疾病，这是获得多数人赞同的观点。那么欧洲这种疾病的根源和症状是什么呢？巴勒克拉夫在具体分析上述布罗恩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欧洲的疾病是一种内部的关于欧洲精神的疾病， 分裂性的力量存在于欧洲社会之中。另一方面，内部的疾病被外部的事件推动不断发展，这些事件都是有关联的。但是对外部事件的单纯叙述是不足以把事情解释清楚的，只有对欧洲历史做出判断才能解决问题。在对欧洲进行历史考察时，首先遭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欧洲”。巴勒克拉夫认为，欧洲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观念，它既不是一个“混合的量”，也不是一个“确定的地区”，“历史并不根据大陆或地理划分而运动”，而下面的说法可能是正确的，即欧洲不是一个政治的、地理的甚至是历史性的单位，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精神的实体。但是如果这样的话，研究者就要知道自己立足于哪里。④
欧洲存在过“统一”吗？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统一的根据是什么。事实上，西方关于欧洲历史观念的权威观点在英国和德国（在法国可能不这样突出）可以追溯到兰克。兰克认为，欧洲历史的基础在于“统一”和罗马—日耳曼民族内部互相联系的发展——也就是说，在5世纪和6世纪日耳曼人向西欧移民而形成的民族融合。他们建设了一个“他们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欧洲延续至今的所有发展得以产生的基础。虽然罗马—日耳曼世界的六个国家中的每一个——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英国、斯堪的纳维亚，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它们从没有形成为一个社会，并且它们之间几乎总是发生战争，不过兰克认为，它们真正的统一，是在“思想、行为和发展中”展现出来的，“它们内在的历史正好一致，它们共同的发展制造了同样的思想”。因此兰克所说的“统一”是多数中的统一，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多样性的统一”。巴勒克拉夫分析指出，这种“多样性的统一”观念在兰克贡献给西方历史思想的全部欧洲历史观念中是典型性的。没有这种多样性，没有在政治敌对和经济竞争中的自由的相互影响，欧洲的无尽潜力和发展这些潜力的自由都是不可想象的。这种自由的相互影响得以实现的实际手段就是势力均衡体系，势力均衡体系反复地在现代历史过程中通过防止大国中任何一国霸权的出现维持了欧洲文明的存在。⑤
在巴勒克拉夫看来，正因如此，在兰克和随后时代的历史学家的思想中，势力均衡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欧洲社会结构倚重的枢纽。这不仅是兰克所有作品的基础，同时也是兰克之后的历史学家论述欧洲政治史实际采用的框架。他们的论述具体表现如下。从16世纪初开始，当势力均衡围绕着争夺对意大利的统治权而展开时，循环逐渐地扩大了，当欧洲心脏地带的老牌强国采取措施维持力量的均衡时，新的力量出现了。作为各强国为了阻止法国霸权的斗争的结果，彼得大帝时期的俄国加入到欧洲协调中去。新世界的发现和殖民地化把势力均衡推广到了海外，18世纪英国和法国在新世界的竞争证明了这一点。起源于欧洲的体系逐渐演变为世界性的体系。但是现在兰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从欧洲到世界范围内的形势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巴勒克拉夫认为，尽管形势发生了变化，但历史学家的基本态度和对始于兰克的原理有效的信仰仍然没有发生变化。他们不是根据新的情况去反思兰克的理论，而是更愿意根据兰克的原理来解释新的情况。兰克的观念仍然是统治性的。在他们眼中，兰克建立了一种普遍法则，欧洲历史的整个过程都表明了这一点：一种复杂的、自我调节的政治力量机制是永远存在的，任何对文明结构赖以存在的自由所构成的威胁，它都能自发地调整。他们认为，1914—1918年的战争和1939—1945年的战争，都是为了保持势力均衡，尽管两者很显然都是世界性的战争，但它们都是欧洲势力均衡这个微妙主题所触发的，世界性的平衡仍然来自于以欧洲为中心。⑥ 巴勒克拉夫指出， 上述观点是建立在无法准确把握欧洲国际地位变化的错觉基础上的，欧洲均势时代正在被全球政治时代所取代。⑦
三、欧洲文明
在对欧洲文明进行反思时，巴勒克拉夫提出了一个设问：欧洲文明存在吗？从这个问题出发，巴勒克拉夫对有关问题阐明了自己的看法：关于欧洲文明的本质，最安全的结论就是存在一种遍及欧洲的文明；关于欧洲文明的特征，现在做出判断还为时尚早；关于评判欧洲文明的标准，最重要的是文明所表达的道德价值及其进行道德领导的能力。通过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剖析，巴勒克拉夫试图揭开笼罩在欧洲文明问题上的迷雾。
西方学术界对文明的传统观点如下，文明是从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的早期文明通过希腊、罗马和中世纪达到工业文明的连续发展的经历，工业文明在对新世界的探险之后不断扩张直到已经充斥全球。弥漫在这种解释中的暗示就是欧洲的社会是五千或六千年历史发展的顶点，是过去每一时代都对其做出贡献的圆满成功。作为一种历史发展的理论，这种解释能使欧洲人满意，不过一定会遭遇到各种批评。巴勒克拉夫列举了对上述历史解释做出批评的三种主要观点。首先，为了描绘这幅稳定的直线发展的图画，那些“没有前途的”文明，换言之，那些对现代世界的形成没有做出直接或显而易见贡献的文明被忽略了。第二，上述历史解释是一种非常自我中心的历史观念，它本身包含的暗示是欧洲现在的文明是所有早先历史发展的顶点，而事实上人们都知道它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只是一个斑点而已。最后，要接受对上述历史解释而言所必需的从一种文明到另一种文明的进步假设是不容易的。⑧ 进步观念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从自然科学到历史科学、从自然史到人类历史的错误类推。“进化”和“自然选择”的观念与人类种属超越其他动物种属的过程有密切联系，但它们与文明社会中的人类历史没有密切联系。人类面临的问题不是与其他动物竞争霸权或者控制环境，从文明之初，人类面临的问题就是在社会中共同生存的问题。⑨ 这种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观念已经遭遇到挑战，最著名的挑战首先来源于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巴勒克拉夫认为，虽然斯宾格勒和汤因比都招致了大量的批评，但是重要的是他们提供了一种对传统思维方式的严肃挑战。⑩
欧洲文明的本质是什么呢？巴勒克拉夫的看法是，必须承认一个起点，即一个被称为欧洲的特别的地理区域为何应当在它相当任意的边界线内产生一种并且是唯一的文明，这一点不存在特别的理由。希腊文明是欧洲内部具有自己地位的文明的例子，然而它还不是遍布整个欧洲意义上的欧洲的文明。另一方面，罗马文明更多的是地中海文明而不是欧洲的文明，小亚细亚、埃及和北非要比大陆欧洲在罗马文明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罗马文明从东方和西方吸收了同样的营养。欧洲历史上很多富有成效的动力和刺激，包括基督教，都来自于欧洲之外，通常是来自于亚洲。要认识到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并不存在把欧洲和亚洲、非洲分离开来的障碍，不存在“铁幕”。当人们把欧洲视为一个整体时，会发现这种整体的看法更适用于西欧。要勾画“西方文明”的边界非常困难，要坚持这个属于西方而那个不属于西方也是非常困难的，除非是在抱有偏见的基础上。巴勒克拉夫认为，当人们谈到欧洲的文明或者西方文明，他们通常考虑的并不是在特定地理区域内的文明，而更多考虑的是一种特定文明成长起来的地域。欧洲的文明是在罗马准备好的基础上，通过三个要素的融合而成长起来的。这三个要素是：依然留存的罗马人口和它的文明，从东方流入欧洲的新的民族和基督教信仰的灵感。问题是所有这些要素都是现在仍然存在的，但是现在并没有产生新的文明。因此巴勒克拉夫认为是新的民族本身在某种精确的文化水平上（毫无疑问，这很难界定，但的确如此）与罗马和基督教发生联系，提供了导致一种新的文明形成的促进因素。(11)
巴勒克拉夫进一步指出，在考察欧洲文明的过程中，有三点事项可能值得着重分析。第一点是兰克在罗马和日耳曼人民族融合方面的观点可能是对的，但是还存在很多不能克服的缺陷提醒人们要针对这种观点或者任何其他种族论调在细节上进行更深入地检验。要认识到这种民族的混合在遍布欧洲的各地区发生极大的改变，例如，斯堪的纳维亚明显没有受到罗马要素的灌输，但是它分享欧洲文明的能力实际上并没受到种族的影响。第二点可以被称为时间因素：也就是说，不同民族在不同的时间进入“联合体”中。仍然以斯堪的纳维亚人为例，一般说来他们今天已经被承认是最“文明化”的欧洲民族之一，这就充分暗示“起点晚”并不“必然地”会造成差别。巴勒克拉夫之所以用“必然地”这个词，是因为在他看来，一种如此高度发展的文明不能被成功输出的情况是非常可能的。第三点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它牵涉到东欧国家特别是俄罗斯。罗马文明和基督教的遗产，两者都与一个新的民族融合。罗马遗产通过拜占庭传播，而在俄罗斯生根的基督教则是“东正教的”基督教，不是（像在西欧民族的例子那样）阿里乌斯派信徒或者天主教的教会，这些民族本身属于斯拉夫民族，不属于日耳曼或者拉丁族群。由于蒙古人的入侵，俄罗斯文明的发展被耽搁了几个世纪，它的方向在某些方面发生了变化。这些都是值得考虑的差别。总之，由于在西方各个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所以在做出关于欧洲文明的结论之前应当谨慎。在巴勒克拉夫看来，最安全的结论就是存在一种遍及欧洲的文明。它并非在各处都是同一的，因为并非所有的成分都是同一的。可能各处的发展并不处于同样的阶段。巴勒克拉夫希望做的就是强调在整体上不把欧洲的文明看作是欧洲共同的文明而看作是其他任何可能形式的极度困难。欧洲文明的内部存在许多程度上的差别和变化，但是除了作为一种文明即欧洲文明来看待，其他情形都无法想象。(12)
关于欧洲文明的独特性质和特征、它所象征和反对的事物等问题，西方学术界已经有很多论断。巴勒克拉夫分析指出，这些论断通常会认为，与其他文明相比，“西方的”文明或者“西欧的”文明如果不是更高级的话，那么也是很不同的。这些论断中的明显问题就是很少追问与未开化的、野蛮的社会相比，或者与其他文明相比，欧洲文明的特征到底是什么。从现代人类学家关于原始民族的研究中，人们了解到的主要事情之一就是认识到开化民族和野蛮民族之间的边界线觉不是容易描绘的。现在已经可以确定的就是在当代人身上也有很多野蛮的地方，而在原始人中也存在大量的自然文明。人们对其他民族了解越多，不论是当今世界中其他地区的民族还是从前的早期文明，就会越难挑选出一件事情或者一系列事情来（毫无争议可能地）断言这是欧洲文明单独发展起来的独特的事物。(13) 除了欧洲自己的文明，大多数欧洲人对（汤因比提到的）26种文明中的任何一种知道的都很少，所以要想确切地说出哪些是欧洲文明独特的特征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很多看似欧洲文明独特的内容今天可能不再是欧洲独特的了，而只是所有文明发展中的一个特定阶段。例如，人们把尊重个体、提供最低标准福利的愿望、自由看作是欧洲文明的象征，但是在欧洲的历史上有很多时期这些东西因其缺乏要比因其存在而更加显而易见，它们只是欧洲文明目前正在经历的这一阶段的象征，很多同样的倾向在古代世界历史中的并行发展时期都可以被发现。所以当人们把“多样性的统一”取得的成就或者把对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关系问题的和平解决方法看作是欧洲的特征时，巴勒克拉夫认为很难说这是欧洲真实的成就还是仅仅是一个人类必然经历的阶段。(14)
最后的问题就是评判欧洲文明的标准是什么？欧洲文明确实取得了惊人的技术进步，很明显这一点在以往的历史上没有类似状况。没有人怀疑这是目前欧洲文明最具有典型性的特征。但是同样肯定的是也有人会指出欧洲人不是这些技术装备的主宰，还有人会表达出严重的怀疑即在总体上欧洲的技术进步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有益于人类，特别是亚洲或非洲的民族。巴勒克拉夫认为，这是真正的问题。对文明而言，真正紧要的不是切实有形的东西，例如，不是喷气式飞机和氢弹的简单组合，真正紧要的是一种文明所表达的道德价值（如果它确实表达了道德价值的话）和它进行道德领导的能力。在这个问题上欧洲文明表现如何，就欧洲广阔的技术知识的适当使用而言，欧洲人是否拥有基本的道德品质，这是欧洲文明将被评判的最终标准，这种标准如何自我实现将比它本身更加重要。(15)
四、欧洲的遗产
欧洲遗产的问题和欧洲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巴勒克拉夫认为，欧洲历史不是发生事件的顺序排列，而是一系列基本的、不可避免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成为每一时代精英们全神贯注的事情，历史通过探索新的推动力、新的视野和新的观点从而不断自我更新，这些中心问题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被探讨。有三个重大问题主宰着欧洲历史，这就是后期古代问题、11世纪末期大革命（政教之争）的意义和18世纪启蒙运动的问题。这是三个巨大的转折点，欧洲人朝圣（pilgrimage）的三个阶段。这三个转折点是受到外部事件的多方面的影响而形成的，但是叙述事件本身是不够的，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重要的是它们对欧洲精神产生的影响。如果要理解欧洲人的长期朝圣，就必须要考察欧洲人经历过的巨大的精神危机，巴勒克拉夫着重指出，要掌握这样一个事实，是欧洲人对所遭遇的巨大精神挑战的反应，而不是外部事件的影响，更能决定欧洲人的生活过程。(16)
第一次巨大危机也就是巴勒克拉夫所谓的后期古代问题，在基督教时代的4世纪和5世纪达到顶点。古代文明是否应该被定义为“欧洲的”，这个问题包含了古代和现代之间关系的所有问题。如果人们要了解欧洲遗产的含义，那么讨论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希腊历史在希腊文化阶段就显现出“希腊与东方的融合”，文明趋向于“希腊—东方的而不是希腊和西方的”。罗马世界更加是几乎全部被陆地包围的地中海世界而不是欧洲世界，小亚细亚、北非和欧洲的部分地区结合在一起。很显然没有内在的理由把这样的社会或文明定义为“欧洲的”。单纯从罗马到“罗马统一的混乱”的线性前进中的传播，而不追问在人类思想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的探讨是不够的。在公元4世纪，当欧洲在古代世界的危机中开始它的生命时——它的第一声哭喊回应着“世界的混乱”，与古典精神截然不同的后期古代精神的突破表明， 一种新的文明诞生了：一种不同于以前任何文明的文明，一种可以第一次正确地称之为“欧洲的”文明。第二次巨大危机发生在七个世纪之后，在11世纪末期的精神混乱中，欧洲文明达到了成年。如果单纯地看待历史事件，这种精神混乱也就是所谓的“授权争论”，只不过是国王和教皇之间在主教任命问题上的冲突。然而从更深远的历史视野来说，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的“实际上是关于基督教社会本质的两种激烈敌对的观念之间的冲突”。不过，解释这个西方基督教历史上转折（东基督教保持了对早期基督教传统的忠实）的失败，排除了在稍后时期任何令人满意的对东西欧之间的分离的解释，尽管事实上这两者都是一种文明的组成部分。虽然关于东西欧的分歧有很多外部原因可能被引证，有很多局部的解释，但是这种可以追溯到11世纪末期的基本的精神分歧是一个本质的线索。欧洲精神历史中第三个转折点不能被忽视，这就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理性时代。启蒙运动留给欧洲的是双重的遗产。没有人怀疑理性时代的进步，但是人们也不应该忽略理性时代的缺点，这些缺点和进步对未来而言结果同样沉重。启蒙运动（有闲有钱的中产阶级崇拜）机械地假设它的信仰是普遍真理，对所有人类适用——只需通过教育来传播就可以为民主政治提供正确的哲学。理性时代的新的宇宙进化论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惊人进步清扫了道路，但是为了获得这些财富，欧洲就像浮士德一样出卖了自己的灵魂。那就是启蒙运动留给欧洲的双重遗产。不能轻易说欧洲人沿着一条唯物主义的道路发生了错误的转向，对历史学家来说，启蒙运动仅仅是欧洲人经历过的一个阶段。不能说风险是不值得尝试的，取得的成就是徒然的，要看到为了这些而付出的代价——特别是能源的巨大消费量，这使得欧洲在法国大革命的危机之后过于虚弱以至于无法再次取得能够比得上启蒙运动的综合成就。(17)
总而言之，只有当这些巨大的精神危机在所有的深度和广度上被分析，欧洲的历史才进入人们的视野，人们才能开始评定它的遗产。巴勒克拉夫还指出，无法从过去挑选出确定的要素然后抛弃其他的因素，声称它们构成了欧洲的遗产。任何想要草拟一个欧洲“资产负债表”的努力都将会失败。例如，“议会民主政治”被认为应包括在欧洲的遗产之中，但是必须考虑到独裁政治的多种形式，从希腊的暴政、中世纪意大利城邦的专制直到现代的专政。事实上欧洲的遗产由这两种形式的政体组成，这两种政体在不同的环境中都证明了它们的价值和建设能力，而在其他环境中这两种政体都曾失败和被取代。历史并没有做出明显表态要支持其中哪一种。欧洲遗产中的其他要素的情况也是这样。巴勒克拉夫借用塞德尔马耶（M. Seidlmayer）的论断说明，希腊和罗马在欧洲历史上的意义就在于它们从来也没有成为欧洲遗产的一个完整部分，就在于它们总是保持着一种欧洲既不能消化又不能驱逐的“外来的身体”的事实。掌控它们的斗争没有导致明确的结果，但是这种斗争努力仍然是无上重要的。之所以无上重要是因为这有利于创造和刺激能把欧洲精神推进到以前从未获得的耀眼的发展高度的精神张力。这一点，正好是这一点，就是欧洲的遗产：并非能够累加起来、传承下去的具体有形的成就，而是精神的提升，人类精神无与伦比的昂扬，新知识新思想等范围的开辟，即使它们遗留下未解决的和不能解决的问题（毫无疑问必然会遗留下这样的问题）。成功或失败并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人们尊重并且带着自豪回顾欧洲人的奋斗历程，因为不论付出什么代价，欧洲人都从来没有放弃探索的努力。巴勒克拉夫认为，重要的不是欧洲遗产中的精确要素，因为它们是各式各样的、不确定的、多面的。也不是要“保持”这种遗产，要“保卫”、“坚持”并把它“传播”到未来，就像对待博物馆里珍贵的化石那样。重要的是把这些要素加以改造从而形成一种新的、能发挥作用的模式的能力，使欧洲的遗产能够适应新的、不断变化的条件的能力，否则遗产只能变成重担。欧洲的遗产是一种未解决的矛盾构成的混乱状态，一种无出路的灌木丛，无法提供关于前进的直达路线。只有一种新的灵感，一种关于人及其在宇宙中位置的新观念，才能打开对未来的清晰展望。未来不存在于欧洲过去的遗产中，而是存在于人们关于新世界的观点中。(18)
五、欧洲历史的“终结”
巴勒克拉夫认为，认识到欧洲历史的“终结”是在考察欧洲历史的过程中必须注意的问题，与此有关的还有另外三个需要注意的问题：第一，要谨记现在不是过去的顶点；第二，要认识到历史方法的局限；第三，研究者必须要小心提防纯粹主观的答案。巴勒克拉夫所说的“终结”并不是说欧洲历史已经走到尽头，而是说欧洲历史不再具有历史重要性，欧洲本身的历史将继续，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合理解释欧洲历史的“终结”。巴勒克拉夫从对欧洲和世界形势变化情况的具体分析入手，探讨了导致欧洲历史“终结”的原因，这就是欧洲的政治地位已经发生变化，欧洲均势时代已经结束，在一个全球政治的新时代中，欧洲问题绝不是世界事务的决定性因素。(19)
1945年的欧洲无疑引起了世人的广泛思考。向全球扩展的欧洲文明依靠什么来保证“多样性的统一”？战后欧洲的强国如何自处？多极均势体系的幸存物是什么？诸多问题都迫切需要历史学家做出回答。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势力均衡体系的崩溃是否仅仅是二战的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暗示均势体系的崩溃只是暂时的，如假以时日，传统的均势体系就会重现以防止世界被一个或者两个大国统治。巴勒克拉夫通过对现代史进程的检验分析了均势体系的历史发展，他强调指出，欧洲均势没有变成全球性的体制，世界政治遵循的形式与欧洲政治并不相同。对希特勒争夺霸权的反应与早期反对威廉二世、拿破仑、路易十四、菲力普二世和查理五世的反应是类似的，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异性远大于相似性，1919年之后欧洲的优势更多是在表面上而非实际拥有。作为一战的结果，欧洲强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已经衰退和收缩，但是由于俄罗斯和美国这两大世界性强国的缺席，这种结果意外地被隐藏了。这样原有的均势体系看似维持下去，并由法国主导，但正如希特勒治下德国的短暂复兴所表明的那样，它只是一种令人同情的阴影，缺乏履行其基本功能的能力。事实是，到1918年，权力已经从欧洲大陆国家转移到侧翼的强国，普鲁士德国在一战中彻底失败而非达成一种谈判妥协的和平，正是由于美国的决定性优势。单独的欧洲，即使是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它需要欧洲之外强国的压力来阻止对欧洲文明价值来说致命的霸权。如果人们回顾一下反对其他国家争夺霸权的早期斗争，就会看到这种向欧洲之外力量的求助是惯例而不是例外。例如，拿破仑失败并不是由于欧洲大陆强国的崛起，而是由于欧洲之外的力量，即俄国从它的亚洲部分释放的巨大能量和英国从新世界获取的财富。更早的时期情况同样如此。(20)
如果这些事实只是像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那样，意味着均势原则从欧洲中心向外循环扩散，那么它们的意义并不大。巴勒克拉夫认为，欧洲侧翼的国家特别是海军强国，它们的力量来自于非欧洲的资源，相应地遵循它们本身的原则，而这些原则不是欧洲均势的原则。这一点在17世纪就已经很典型了。最典型的是尽管欧洲大陆国家的政客在一个世纪甚至更久的时间里希望美国能够制衡英国的海上霸权，但英国与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从来没有物化。在欧洲盛行超过四个世纪的均势的结果是使欧洲分解为更小的单位。非欧洲圈子里的过程则完全不同，它们的趋向是更广阔的统治区域的形成和刻意避免分裂。例如，1823年门罗主义的颁布，明确意味着从美洲排除均势原则。在欧洲内部，任何优势造成的威胁都被打击直到消失；在欧洲外部，掌握优势力量的原则被确立起来。如果欧洲均势没有变成全球性的体制，世界政治遵循的形式与欧洲政治并不相同，那么今天当欧洲像一个烧尽的火山时欧洲人应该如何自处？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历史的“经验”有何用处？如果欧洲文明赖以存在的那些价值，要依靠小型主权国家多样性共存的话，那么那些价值在一个至多只有三或四个强国能保持传统意义上主权的世界中，到底前景如何？如果欧洲的自由及其价值需要动员非欧洲力量来保卫，那么人们怎么思考一种并不单独把西欧国家作为中心的历史理论？巴勒克拉夫认为，欧洲的历史不能单独来思考，西欧自从罗马帝国衰落之后各个联系密切的民族追求自我发展的联合体的传统观念必须要抛弃。汤因比认为西方社会单独来说是一个可理解的研究领域，巴勒克拉夫则认为应当把欧洲与更广泛世界的联系视为塑造欧洲历史的决定性要素，没有这种外部的影响就不会有现阶段的欧洲发展，西欧的发展也会难以理解。巴勒克拉夫还指出，这一点不仅现在是事实，而且在整个欧洲历史上都是如此。在所谓中世纪的时期也不应当把西欧和东欧分离来看，双方的交流不仅通过拜占庭往来，而且这种交流在西方与斯拉夫各民族之间都是有力和持续的。他认为，这些认识可能是问题的细微和学术性的方面，但如果人们想要树立正确的观念的话，这些都是不能忽视的，缺乏正确的观念导致在欧洲历史中忽略了拜占庭的线索，忽略了外部的影响，特别是19世纪美国对欧洲历史的影响。(21)
巴勒克拉夫认为，今天仍然盛行的欧洲历史观念，反映了西欧国家掌握优势和领导权时期的态度。那是一个欧洲国家向外扩张的时期，当时看似欧洲掌握全世界的开始，好像世界秩序只是欧洲秩序的扩大版本，遵循着均势的原则。例如，兰克把拿破仑的失败看作是由英国和俄国主导的原有的欧洲体系的一次确认，他不能看到法国革命的影响和非欧洲国家的优势。他的观点受到一种虚假的连续性的限制，对纯粹历史要素的错误投入，导致他把注意力几乎绝对集中到那些过去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好像它们会天经地义地永远主导下去一样。最典型的是1833年他把美国排除在大国之外的做法。另一方面，他对东欧民族几乎轻蔑地不予考虑的态度，就好像他们是局外人，对欧洲的发展全无贡献一样，这是东欧被迫为土耳其统治或者被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瓜分时代的偏见。巴勒克拉夫指出，人们首先要做的是认识到这种历史观念在时间和空间方面是多么的局限，在中世纪欧洲这种历史观念是不正确的，在现代欧洲，正好在兰克写作的那个时期，这种历史观念不再是正确的。它最多代表了一种特殊的历史状况，就是这种历史状况被兰克认为不朽，就像一个从电影中被挑选出来并放大的“静止画面”。如果需要斯大林格勒战役的震动来让人们睁开眼睛看到西方历史哲学的局限的话，那是因为欧洲历史写作中蕴涵的政治偏见蒙蔽了人们的眼睛。所以，历史学家的观点越是全球化，越是摆脱国家或地区的偏见，他就越是接近于获得能对当前有效的关于过去的观念。远在1939年之前就已经有很多关于事情发展方向的暗示。在客观历史中它们会有自己的位置，但是因为它们不符合人们预想的观点，所以它们被抛弃了。结果是一种与事实对抗的历史，今天这种历史已经失去生命力了。欧洲政治体系的保持和这种保证均衡体系的价值观念的保持，总是要从欧洲只是更广阔世界的一部分的事实出发来考虑。而且，当欧洲历史的全部趋势是维持一种强国均势的俱乐部和保持小的国家单位时，世界历史的全部趋势则刚好相反，表现为巨大的政治集合体的发展，它们绝不是欧洲意义上的国家单位。在这种情况下，谁又敢把过去和现在、未来联系起来去假设未来的政治发展将重复欧洲过去的情况呢？(22)
六、欧洲的困境
在欧洲历史“终结”的同时，欧洲还面临着如何摆脱因内部矛盾而造成的困境的问题。欧洲的困境是由来已久的。
巴勒克拉夫认为不能否认欧洲曾经是世界政治发展、经济扩张和智力探索的主要中心。现代史就是通过欧洲的扩张和欧洲强国的统治联为一体的。那么为何20世纪上半叶欧洲不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内部的矛盾和问题，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需要外部强国（美国）的援助才能完成重建？这是由于历史上的欧洲在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革命危机时期，失去了解决整个欧洲时代所关心的主要问题的最后机会。欧洲的问题是它拥有太多历史，它不能从自己传统的包袱中逃离，创造新的开始。巴勒克拉夫把欧洲与美国和苏联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如果这两个国家领先于欧洲，那么这不是因为它们拥有更强的政治能力或经验，相反，而是它们拥有的更少，因为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在文明边缘的新兴国家比处于文明中心的古老国家更容易生长。欧洲的形势和情况都更加复杂和困难。具体来说，首先，欧洲的多样性强于统一性，结果是它的潜力被浪费了，而美国和苏联都有长期的统一，这种长期统一所保证的发展使它们能超过欧洲。其次，欧洲地域狭小，人口众多，造成了发展上的限制并引起问题，而美苏两国都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第三，这种环境的基本差异必然引起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不同见解和态度。比如就业和失业问题引起的压力，在美国和苏联是向外的，引向探索和开发自然，在欧洲则是向内的，引起社会内部的斗争和冲突。到1848年这种情形就已经很明显了。1914—1918年战争导致了美国经济和财政的优势地位，另一个结果尽管不明显但是意义重大，这就是欧洲国家追求权力的连续斗争意味着欧洲的民族划分不仅被保留而且增加了。很少有欧洲民族对此感到遗憾，它们也很少愿意在法国或德国霸权下统一，而是愿意在各小国势力均衡体制中寻求相对自由，没有一个民族能强大到对抗其他民族的联合。民族国家的多样性曾经是欧洲文化和文明丰富的来源，但是这种多样性也意味着在外部强国面前的软弱。因此，在考察欧洲的地位时，不仅要考虑世界形势的变化，而且要考虑欧洲形势的变化。(23)
在战争的惨痛经历之后，欧洲的困境仍然没能克服，它明显地表现在欧洲联合的当前计划上。巴勒克拉夫列举了希腊的情况作为考察欧洲的参考。在古希腊全盛时期，独立的城邦是本质性的要素。如果不考虑城邦的独立性，就很难理解希腊文明中那些持久和有价值的东西是如何被保留下来的。他由此得出结论，城邦的独立性与希腊文明本身是同根的，只要文明持续它就是不可根除的。他认为欧洲国家的情形也是这样。(24) 实际上，随着作用规模不断扩大，工业化要求并使更深入的统一成为必要：一个欧洲的联盟即使能容纳整个欧洲， 可能仍然被证实是一个不充分的经济单位，而伴随统一的则是标准化和一致性。荷兰历史学家让·伊赞加（Jan Huizinga）曾经指出，欧洲人羡慕美国人的是他们的统一而不是一致，欧洲人强烈地感觉到，不论多么繁荣或伟大，没有国家能够适合于单独承担文明的负担。世界上每个国家都要求说自己的话，表达自己的想法。文明是由多样性来保卫的。巴勒克拉夫借用让·伊赞加的论述指出，欧洲的困境概括来说就是，如果欧洲不保持它的传统就会失去精神力量、自身的信仰和明确坐标，没有这些文明就无法生存；但是如果它坚持由传统所创造的价值和多样性，就会在大规模组织化、巨大经济和政治单元、一致性和标准化主宰的世界中处于不利地位，这可能是一种致命的不利地位。在某种意义上，欧洲仍然是中心，不过意义正相反，欧洲不再是能量和主动性输出的中心了，它已经成为非欧洲的能量和主动性汇聚的中心。世界不再是欧洲人活动和竞争的舞台，欧洲本身成了外部强国冲突的舞台。然而即使在这个意义上欧洲的地位仍然是可疑的。由于巨大的工业潜力，争夺欧洲的斗争是美苏关系的主题。但是，纯粹人口统计意义上的亚洲，一旦工业化过程充分开展并动员起来，可能成为决定性的力量，并在不远的将来把欧洲抛在后面。传统的欧洲已经消逝。(25) 虽然很多人都谈到欧洲时代的消逝，但是巴勒克拉夫的观点更为激进，他认为，20世纪晚期或21世纪，欧洲可能陷入它曾经强加给非洲、大部分亚洲和新世界的殖民地地位。(26)
但是如果说传统的欧洲已经消逝并不会复苏，这并不意味着欧洲没有未来。1945年以来，欧洲的逐步复兴说明欧洲并不是熄灭的火山，它还在发展。作为个体的欧洲国家或欧洲的不同地区将继续发挥作用。而且传统欧洲的消逝并不意味着在欧洲历史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以人性价值和个体重要性为中心的价值体系不再发挥作用。巴勒克拉夫认为，尽管在放纵自由主义时期沾染了一些有害的过分的东西，但是西方的标准仍将存在下去，不过不必期望那些标准像在过去一样被盲目地接受。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地方把西方建立的标准作为终极标准来接受，并不是对那些价值有效性的真正信仰，而更多的是因为它们是一种成功的、扩张的和动力强大的文明的标准，并因此作为成功的条件之一在注重实效的基础上被接受了。现在欧洲文明处在防御的地位，非欧洲民族对欧洲标准的态度更多是批评性的。巴勒克拉夫认为，不需要担心欧洲社会创造并巩固的价值会消亡，它们不会消亡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它们反映了解决人类多年来所遇到问题的途径，因其应用十分普遍而不能被忽视。第二个原因是它们深深嵌入在俄国和美国的文明中。俄国和美国文明尽管都存在一些欧洲没有也不可能具有的特征，但是没有欧洲要素都是不可想象的。不论欧洲的政治未来如何，它所贡献的思想是对人类智力的一种促进因素，对人类行为的一种指导，对人类努力的一种鞭策，至少这些都将存在下去。(27)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世界形势和欧洲形势变化的敏锐把握和深刻理解，在自身对欧洲中世纪史的深入研究和借鉴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巴勒克拉夫比较系统地阐明了自己对欧洲历史的看法和认识。通过对欧洲历史进程的深入解读，巴勒克拉夫从理论前提上完成了对“欧洲中心论”的反思和批判，同时为全球历史观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对欧洲历史进行重新检验和反思的结论就是：每个时代都需要自己的历史观，今天我们需要对欧洲历史的新观念，以适应全球政治和文明的新环境。(28) 对于西方的历史学家来说，这意味着放弃欧洲中心的历史观， 从宏观的角度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做出新的解读。巴勒克拉夫相信，尽管全球史不流行已经很久了，但是现在是重新回到全球史的时候了。其中的困难不可低估，但是对全球史的需要也不应当低估，尤其是当众多的假设都不再确定的时候，这种需要特别急迫。(29)
在一个变动剧烈的世界中，针对欧洲面临的困境，巴勒克拉夫认为历史学家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历史学家的基本态度、基本问题应该并且已经变化了。人们的观点已经从静态的、连续的向动态的、革命的转变。要实现对传统历史学的超越，历史学家只能通过避免前辈的错误来推进自己的意图，这些错误不仅包括他们在解释历史事实方面的错误，而且还有他们为完成任务而做的错误假设和偏见。其中第一个错误就是还很普遍的把过去视为现在的根基并影响未来的趋向，这种趋向代表了一种歪曲过去的态度，因为它忽略了那些看似与现在没有关联的方面，但是更严重的是它也歪曲了现在，因为它不能正视“对新事物的强大推动力”，而这种推动力在人类历史上每个伟大的转折时刻都突出重围，摆脱过去的束缚。第二个错误是对历史研究期望太多、要求太多。期望从过去获得解决当前问题的钥匙，期望一系列的模式可以用来应对复杂的当代政治，这远远超越了历史的界限。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是无用的或者不相关的，或者对现在毫无贡献。对于要在破碎的世界中找到自己价值的个体来说，真正世界性的历史应该是超越欧洲和西方，关注所有地区和时代人类的历史。这种真正世界性的历史能帮助人们理解立足于何处，帮助人们客观理解自身的境遇。不过，超越这一点历史就做不到了，如果历史学家想要尝试更多的话，他不仅可能误导个体也可能误导整个民族；但是做得更少的话也可能在历史最关键的功能方面失败，正如欧洲历史中很多东西已经失败一样。(30)
由于生活时代和自身经历的限制，巴勒克拉夫不能完全摆脱传统史学的束缚，也无法彻底清算已经盘踞学术界多年的“欧洲中心论”。他对一些问题的探讨（如欧洲文明的特征）还不够明确，而为了达到强调和突出的效果，他的一些看法实际上矫枉过正或者有待商榷。(31) 但是， 巴勒克拉夫对传统史学的异议确实具有全面否定的性质。(32) 他在兴趣点和方法论上的转变证明了战后西方历史学的重新定向。(33) 在同时代的历史学家中，巴勒克拉夫并不是惟一对传统历史学进行反思的人，但是他从全球视野出发所做的分析和论述，却远在西方大多数历史学家扩展历史观念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并且表现出持久的理论生命力，至今仍然能够引起共鸣。(34)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构建全球史学已经成为史学界多数人共识的今天，我们重读半个世纪以来巴勒克拉夫等人的史学作品，不能不被他们的先见之明所折服。没有他们的努力， 很难想象今天西方的世界历史诠释体系会是一种什么样子。(35)
注释：
①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55, pp.1—10.
② 李棕：《第三世界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③ 伊格尔斯：《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页。
④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p. 155—159.
⑤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 169.
⑥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p. 170—171.
⑦ Geoffrey Barraclough,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 Penguin, 1967, 1977 printing, p.92.
⑧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p. 46—47.
⑨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 226.
⑩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p. 47—49.
(11)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p. 49—50.
(12)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p. 50—52.
(13)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 46.
(14)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p. 52—53.
(15)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 53.
(16)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p. 159—160.
(17)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p. 160—165.
(18)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p. 163—167.
(19)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p. 203—205.
(20)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p. 171—175.
(21)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p. 175—178.
(22)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p. 180—183.
(23)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p. 207—210.
(24)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 214.
(25)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p. 215—217.
(26)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p. 206—208.
(27)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p. 217—220.
(28)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 220.
(29)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p.18—19.
(30)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p. 183—184.
(31) 例如吴于廑指出，巴勒克拉夫把欧洲和外在世界的联系看做是形成欧洲历史的决定因素，这是走到另一极端的错误说法，但从这点上，也可看出传统史学那种自我中心式的信念已经在他的思想里不存在了。参见吴于廑：《巴拉克劳夫的史学观点与欧洲历史末世感》，《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页。
(32) 吴于廑：《巴拉克劳夫的史学观点与欧洲历史末世感》，《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第233页。
(33) Kenneth C. Dewar,“Geoffrey Barraclough: From Historicism to Historical Science”, in Historian, 1994 56(3),pp. 449—464.
(34) Geoffrey Barraclough, Main Trends in History, New York, 1991,Foreword ix-xi.
(35) 刘德斌：《“全球历史观”的困局与机遇》，《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1期。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7期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2006年2期第90～103页
【作者简介】作者董欣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06
| 【内容提要】 | 20世纪中叶，通过对世界形势和欧洲形势变化的敏锐把握和深刻理解，在自身对欧洲中世纪史的深入研究和借鉴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巴勒克拉夫比较系统地阐明了自己对欧洲历史的看法和认识。通过对欧洲历史进程的深入解读，巴勒克拉夫从理论前提上完成了对“欧洲中心论”的反思和批判，同时为全球历史观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 |
批判“欧洲中心论”是巴勒克拉夫全球历史观的鲜明特征。他指出：今日世界的迫切需要之一就是关于现代历史进程的新视野，在世界事务的新形势中，以西欧为中心的历史和几乎排外性的从西欧的观点出发而做出的解释，很难回答人们遇到的问题。历史学家被一种不确定的感觉困扰，因为感觉自己站在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从前的经验无法提供确切的指导。这种新情况的结果之一就是历史学本身在迷失，西方史学必须“重新定向”。① 巴勒克拉夫所谓的“重新定向”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对西方历史学中的传统观念如欧洲统一的思想、欧洲文明、欧洲的遗产等问题进行重新检验和反思；二是倡导建立全球史，即超越欧洲和西方，关注所有地区和时代的人类的历史。对世界形势和欧洲形势变化的敏锐把握和深刻理解成为巴勒克拉夫解读欧洲历史和批判“欧洲中心论”的研究切入点和独特视角。
一、变动的世界
二战之后，世界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种全新的世界格局出现了。这个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前所未有的“变动世界”对历史学家的传统思维发生猛烈冲击。对“变动世界”中各种复杂情况的观察和思考成为巴勒克拉夫探索全球历史观问题的出发点。通过对二战前后两个历史阶段的对比考察，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把握这一时期世界形势发生的根本变化。
从19世纪中叶以后到1918年是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发展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全球性的国际关系最终形成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力巨大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陆续进入了以垄断为特征的帝国主义阶段，为了掠夺资源、输出资本和扩大国际贸易，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世界和争夺霸权的狂潮。殖民主义全球扩张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都拉进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网络。20世纪初，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面积约占地球土地面积的70％。② 1914年爆发了帝国主义国家重新瓜分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的打击使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均告崩溃，欧洲很多被压迫民族获得了独立，在上述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一大批民族国家。在中欧、北欧、东欧和东南欧的广大地区出现了一批新的民族国家，包括芬兰、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白俄罗斯、苏维埃俄国、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国家。
一战后的20年中，战胜国试图重建世界秩序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由于“分赃”不均和德国因素的影响，在德意日法西斯侵略的日益深化中破产。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二战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范围内的力量对比，种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使世界进入了以美苏两极对抗为特征的东西方冷战岁月。世界历史发生了深刻变化。二战后的欧洲东西分裂，并被置于美苏冷战的最前沿，其力量虽然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有所恢复，但是欧洲以往对世界的主宰地位已经一去不返。美国和苏联成为举足轻重的超级大国。在多种因素推动下，第三次民族独立浪潮蓬勃发展，西方殖民主义体系瓦解，大批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登上历史舞台，主权国家遍布全世界。冷战初期，东西方对抗表现尖锐。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僵硬的两极格局出现松动，东西对抗有所缓和，因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的南北矛盾日益凸现出来。冷战的几十年间，也是人类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时期。各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空前紧密，整个世界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一体化发展阶段，世界日益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二战后世界的一体化进程开阔了学者们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的视野。历史学是人类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世界形势的深刻变化推动着欧洲的历史学家对传统历史学中的“欧洲中心论”进行反思和批判，探索世界史研究的新理论和新体系，重新认识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作用和地位。20世纪初期以来，突破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的呼声日渐高涨，历史研究中的全球性视野日益超越国别性和地区性视野而被研究者们所注重。伊格尔斯指出，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偏见被打破，……欧洲以外的世界越来越多地成为研究的领域”。③ 正是在这个史学研究进入迅速转变和反思的时期，巴勒克拉夫通过解读欧洲历史，最早明确并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全球历史观。他主要从下面五个方面的内容入手：欧洲与欧洲的“统一”、欧洲文明、欧洲的遗产、欧洲历史的“终结”、欧洲的困境。通过对欧洲历史进程的深入解读，巴勒克拉夫从理论前提上完成了对“欧洲中心论”的反思和批判，同时为全球历史观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欧洲与欧洲的“统一”
如何看待二战之后满目创痍的欧洲？当时的学者对此众说纷纭。沃麦尔（Vermeil）认为欧洲已经被谋杀，德国就是谋杀欧洲的凶手。欧内斯特·巴克尔（Ernest Barker）认为欧洲的肌体就像悲剧中的朱丽叶处于类似死亡的恍惚状态，但其实仍有生命，只需要注射联邦制度来维持欧洲“遗产”的永恒。布罗恩（Bruun）则提出欧洲死亡的原因是一种慢性的内部疾病，这是获得多数人赞同的观点。那么欧洲这种疾病的根源和症状是什么呢？巴勒克拉夫在具体分析上述布罗恩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欧洲的疾病是一种内部的关于欧洲精神的疾病， 分裂性的力量存在于欧洲社会之中。另一方面，内部的疾病被外部的事件推动不断发展，这些事件都是有关联的。但是对外部事件的单纯叙述是不足以把事情解释清楚的，只有对欧洲历史做出判断才能解决问题。在对欧洲进行历史考察时，首先遭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欧洲”。巴勒克拉夫认为，欧洲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观念，它既不是一个“混合的量”，也不是一个“确定的地区”，“历史并不根据大陆或地理划分而运动”，而下面的说法可能是正确的，即欧洲不是一个政治的、地理的甚至是历史性的单位，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精神的实体。但是如果这样的话，研究者就要知道自己立足于哪里。④
欧洲存在过“统一”吗？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统一的根据是什么。事实上，西方关于欧洲历史观念的权威观点在英国和德国（在法国可能不这样突出）可以追溯到兰克。兰克认为，欧洲历史的基础在于“统一”和罗马—日耳曼民族内部互相联系的发展——也就是说，在5世纪和6世纪日耳曼人向西欧移民而形成的民族融合。他们建设了一个“他们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欧洲延续至今的所有发展得以产生的基础。虽然罗马—日耳曼世界的六个国家中的每一个——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英国、斯堪的纳维亚，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它们从没有形成为一个社会，并且它们之间几乎总是发生战争，不过兰克认为，它们真正的统一，是在“思想、行为和发展中”展现出来的，“它们内在的历史正好一致，它们共同的发展制造了同样的思想”。因此兰克所说的“统一”是多数中的统一，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多样性的统一”。巴勒克拉夫分析指出，这种“多样性的统一”观念在兰克贡献给西方历史思想的全部欧洲历史观念中是典型性的。没有这种多样性，没有在政治敌对和经济竞争中的自由的相互影响，欧洲的无尽潜力和发展这些潜力的自由都是不可想象的。这种自由的相互影响得以实现的实际手段就是势力均衡体系，势力均衡体系反复地在现代历史过程中通过防止大国中任何一国霸权的出现维持了欧洲文明的存在。⑤
在巴勒克拉夫看来，正因如此，在兰克和随后时代的历史学家的思想中，势力均衡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欧洲社会结构倚重的枢纽。这不仅是兰克所有作品的基础，同时也是兰克之后的历史学家论述欧洲政治史实际采用的框架。他们的论述具体表现如下。从16世纪初开始，当势力均衡围绕着争夺对意大利的统治权而展开时，循环逐渐地扩大了，当欧洲心脏地带的老牌强国采取措施维持力量的均衡时，新的力量出现了。作为各强国为了阻止法国霸权的斗争的结果，彼得大帝时期的俄国加入到欧洲协调中去。新世界的发现和殖民地化把势力均衡推广到了海外，18世纪英国和法国在新世界的竞争证明了这一点。起源于欧洲的体系逐渐演变为世界性的体系。但是现在兰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从欧洲到世界范围内的形势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巴勒克拉夫认为，尽管形势发生了变化，但历史学家的基本态度和对始于兰克的原理有效的信仰仍然没有发生变化。他们不是根据新的情况去反思兰克的理论，而是更愿意根据兰克的原理来解释新的情况。兰克的观念仍然是统治性的。在他们眼中，兰克建立了一种普遍法则，欧洲历史的整个过程都表明了这一点：一种复杂的、自我调节的政治力量机制是永远存在的，任何对文明结构赖以存在的自由所构成的威胁，它都能自发地调整。他们认为，1914—1918年的战争和1939—1945年的战争，都是为了保持势力均衡，尽管两者很显然都是世界性的战争，但它们都是欧洲势力均衡这个微妙主题所触发的，世界性的平衡仍然来自于以欧洲为中心。⑥ 巴勒克拉夫指出， 上述观点是建立在无法准确把握欧洲国际地位变化的错觉基础上的，欧洲均势时代正在被全球政治时代所取代。⑦
三、欧洲文明
在对欧洲文明进行反思时，巴勒克拉夫提出了一个设问：欧洲文明存在吗？从这个问题出发，巴勒克拉夫对有关问题阐明了自己的看法：关于欧洲文明的本质，最安全的结论就是存在一种遍及欧洲的文明；关于欧洲文明的特征，现在做出判断还为时尚早；关于评判欧洲文明的标准，最重要的是文明所表达的道德价值及其进行道德领导的能力。通过对上述三个问题的剖析，巴勒克拉夫试图揭开笼罩在欧洲文明问题上的迷雾。
西方学术界对文明的传统观点如下，文明是从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的早期文明通过希腊、罗马和中世纪达到工业文明的连续发展的经历，工业文明在对新世界的探险之后不断扩张直到已经充斥全球。弥漫在这种解释中的暗示就是欧洲的社会是五千或六千年历史发展的顶点，是过去每一时代都对其做出贡献的圆满成功。作为一种历史发展的理论，这种解释能使欧洲人满意，不过一定会遭遇到各种批评。巴勒克拉夫列举了对上述历史解释做出批评的三种主要观点。首先，为了描绘这幅稳定的直线发展的图画，那些“没有前途的”文明，换言之，那些对现代世界的形成没有做出直接或显而易见贡献的文明被忽略了。第二，上述历史解释是一种非常自我中心的历史观念，它本身包含的暗示是欧洲现在的文明是所有早先历史发展的顶点，而事实上人们都知道它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中只是一个斑点而已。最后，要接受对上述历史解释而言所必需的从一种文明到另一种文明的进步假设是不容易的。⑧ 进步观念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从自然科学到历史科学、从自然史到人类历史的错误类推。“进化”和“自然选择”的观念与人类种属超越其他动物种属的过程有密切联系，但它们与文明社会中的人类历史没有密切联系。人类面临的问题不是与其他动物竞争霸权或者控制环境，从文明之初，人类面临的问题就是在社会中共同生存的问题。⑨ 这种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观念已经遭遇到挑战，最著名的挑战首先来源于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巴勒克拉夫认为，虽然斯宾格勒和汤因比都招致了大量的批评，但是重要的是他们提供了一种对传统思维方式的严肃挑战。⑩
欧洲文明的本质是什么呢？巴勒克拉夫的看法是，必须承认一个起点，即一个被称为欧洲的特别的地理区域为何应当在它相当任意的边界线内产生一种并且是唯一的文明，这一点不存在特别的理由。希腊文明是欧洲内部具有自己地位的文明的例子，然而它还不是遍布整个欧洲意义上的欧洲的文明。另一方面，罗马文明更多的是地中海文明而不是欧洲的文明，小亚细亚、埃及和北非要比大陆欧洲在罗马文明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罗马文明从东方和西方吸收了同样的营养。欧洲历史上很多富有成效的动力和刺激，包括基督教，都来自于欧洲之外，通常是来自于亚洲。要认识到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并不存在把欧洲和亚洲、非洲分离开来的障碍，不存在“铁幕”。当人们把欧洲视为一个整体时，会发现这种整体的看法更适用于西欧。要勾画“西方文明”的边界非常困难，要坚持这个属于西方而那个不属于西方也是非常困难的，除非是在抱有偏见的基础上。巴勒克拉夫认为，当人们谈到欧洲的文明或者西方文明，他们通常考虑的并不是在特定地理区域内的文明，而更多考虑的是一种特定文明成长起来的地域。欧洲的文明是在罗马准备好的基础上，通过三个要素的融合而成长起来的。这三个要素是：依然留存的罗马人口和它的文明，从东方流入欧洲的新的民族和基督教信仰的灵感。问题是所有这些要素都是现在仍然存在的，但是现在并没有产生新的文明。因此巴勒克拉夫认为是新的民族本身在某种精确的文化水平上（毫无疑问，这很难界定，但的确如此）与罗马和基督教发生联系，提供了导致一种新的文明形成的促进因素。(11)
巴勒克拉夫进一步指出，在考察欧洲文明的过程中，有三点事项可能值得着重分析。第一点是兰克在罗马和日耳曼人民族融合方面的观点可能是对的，但是还存在很多不能克服的缺陷提醒人们要针对这种观点或者任何其他种族论调在细节上进行更深入地检验。要认识到这种民族的混合在遍布欧洲的各地区发生极大的改变，例如，斯堪的纳维亚明显没有受到罗马要素的灌输，但是它分享欧洲文明的能力实际上并没受到种族的影响。第二点可以被称为时间因素：也就是说，不同民族在不同的时间进入“联合体”中。仍然以斯堪的纳维亚人为例，一般说来他们今天已经被承认是最“文明化”的欧洲民族之一，这就充分暗示“起点晚”并不“必然地”会造成差别。巴勒克拉夫之所以用“必然地”这个词，是因为在他看来，一种如此高度发展的文明不能被成功输出的情况是非常可能的。第三点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它牵涉到东欧国家特别是俄罗斯。罗马文明和基督教的遗产，两者都与一个新的民族融合。罗马遗产通过拜占庭传播，而在俄罗斯生根的基督教则是“东正教的”基督教，不是（像在西欧民族的例子那样）阿里乌斯派信徒或者天主教的教会，这些民族本身属于斯拉夫民族，不属于日耳曼或者拉丁族群。由于蒙古人的入侵，俄罗斯文明的发展被耽搁了几个世纪，它的方向在某些方面发生了变化。这些都是值得考虑的差别。总之，由于在西方各个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所以在做出关于欧洲文明的结论之前应当谨慎。在巴勒克拉夫看来，最安全的结论就是存在一种遍及欧洲的文明。它并非在各处都是同一的，因为并非所有的成分都是同一的。可能各处的发展并不处于同样的阶段。巴勒克拉夫希望做的就是强调在整体上不把欧洲的文明看作是欧洲共同的文明而看作是其他任何可能形式的极度困难。欧洲文明的内部存在许多程度上的差别和变化，但是除了作为一种文明即欧洲文明来看待，其他情形都无法想象。(12)
关于欧洲文明的独特性质和特征、它所象征和反对的事物等问题，西方学术界已经有很多论断。巴勒克拉夫分析指出，这些论断通常会认为，与其他文明相比，“西方的”文明或者“西欧的”文明如果不是更高级的话，那么也是很不同的。这些论断中的明显问题就是很少追问与未开化的、野蛮的社会相比，或者与其他文明相比，欧洲文明的特征到底是什么。从现代人类学家关于原始民族的研究中，人们了解到的主要事情之一就是认识到开化民族和野蛮民族之间的边界线觉不是容易描绘的。现在已经可以确定的就是在当代人身上也有很多野蛮的地方，而在原始人中也存在大量的自然文明。人们对其他民族了解越多，不论是当今世界中其他地区的民族还是从前的早期文明，就会越难挑选出一件事情或者一系列事情来（毫无争议可能地）断言这是欧洲文明单独发展起来的独特的事物。(13) 除了欧洲自己的文明，大多数欧洲人对（汤因比提到的）26种文明中的任何一种知道的都很少，所以要想确切地说出哪些是欧洲文明独特的特征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很多看似欧洲文明独特的内容今天可能不再是欧洲独特的了，而只是所有文明发展中的一个特定阶段。例如，人们把尊重个体、提供最低标准福利的愿望、自由看作是欧洲文明的象征，但是在欧洲的历史上有很多时期这些东西因其缺乏要比因其存在而更加显而易见，它们只是欧洲文明目前正在经历的这一阶段的象征，很多同样的倾向在古代世界历史中的并行发展时期都可以被发现。所以当人们把“多样性的统一”取得的成就或者把对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关系问题的和平解决方法看作是欧洲的特征时，巴勒克拉夫认为很难说这是欧洲真实的成就还是仅仅是一个人类必然经历的阶段。(14)
最后的问题就是评判欧洲文明的标准是什么？欧洲文明确实取得了惊人的技术进步，很明显这一点在以往的历史上没有类似状况。没有人怀疑这是目前欧洲文明最具有典型性的特征。但是同样肯定的是也有人会指出欧洲人不是这些技术装备的主宰，还有人会表达出严重的怀疑即在总体上欧洲的技术进步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有益于人类，特别是亚洲或非洲的民族。巴勒克拉夫认为，这是真正的问题。对文明而言，真正紧要的不是切实有形的东西，例如，不是喷气式飞机和氢弹的简单组合，真正紧要的是一种文明所表达的道德价值（如果它确实表达了道德价值的话）和它进行道德领导的能力。在这个问题上欧洲文明表现如何，就欧洲广阔的技术知识的适当使用而言，欧洲人是否拥有基本的道德品质，这是欧洲文明将被评判的最终标准，这种标准如何自我实现将比它本身更加重要。(15)
四、欧洲的遗产
欧洲遗产的问题和欧洲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巴勒克拉夫认为，欧洲历史不是发生事件的顺序排列，而是一系列基本的、不可避免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成为每一时代精英们全神贯注的事情，历史通过探索新的推动力、新的视野和新的观点从而不断自我更新，这些中心问题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被探讨。有三个重大问题主宰着欧洲历史，这就是后期古代问题、11世纪末期大革命（政教之争）的意义和18世纪启蒙运动的问题。这是三个巨大的转折点，欧洲人朝圣（pilgrimage）的三个阶段。这三个转折点是受到外部事件的多方面的影响而形成的，但是叙述事件本身是不够的，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重要的是它们对欧洲精神产生的影响。如果要理解欧洲人的长期朝圣，就必须要考察欧洲人经历过的巨大的精神危机，巴勒克拉夫着重指出，要掌握这样一个事实，是欧洲人对所遭遇的巨大精神挑战的反应，而不是外部事件的影响，更能决定欧洲人的生活过程。(16)
第一次巨大危机也就是巴勒克拉夫所谓的后期古代问题，在基督教时代的4世纪和5世纪达到顶点。古代文明是否应该被定义为“欧洲的”，这个问题包含了古代和现代之间关系的所有问题。如果人们要了解欧洲遗产的含义，那么讨论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希腊历史在希腊文化阶段就显现出“希腊与东方的融合”，文明趋向于“希腊—东方的而不是希腊和西方的”。罗马世界更加是几乎全部被陆地包围的地中海世界而不是欧洲世界，小亚细亚、北非和欧洲的部分地区结合在一起。很显然没有内在的理由把这样的社会或文明定义为“欧洲的”。单纯从罗马到“罗马统一的混乱”的线性前进中的传播，而不追问在人类思想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的探讨是不够的。在公元4世纪，当欧洲在古代世界的危机中开始它的生命时——它的第一声哭喊回应着“世界的混乱”，与古典精神截然不同的后期古代精神的突破表明， 一种新的文明诞生了：一种不同于以前任何文明的文明，一种可以第一次正确地称之为“欧洲的”文明。第二次巨大危机发生在七个世纪之后，在11世纪末期的精神混乱中，欧洲文明达到了成年。如果单纯地看待历史事件，这种精神混乱也就是所谓的“授权争论”，只不过是国王和教皇之间在主教任命问题上的冲突。然而从更深远的历史视野来说，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的“实际上是关于基督教社会本质的两种激烈敌对的观念之间的冲突”。不过，解释这个西方基督教历史上转折（东基督教保持了对早期基督教传统的忠实）的失败，排除了在稍后时期任何令人满意的对东西欧之间的分离的解释，尽管事实上这两者都是一种文明的组成部分。虽然关于东西欧的分歧有很多外部原因可能被引证，有很多局部的解释，但是这种可以追溯到11世纪末期的基本的精神分歧是一个本质的线索。欧洲精神历史中第三个转折点不能被忽视，这就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理性时代。启蒙运动留给欧洲的是双重的遗产。没有人怀疑理性时代的进步，但是人们也不应该忽略理性时代的缺点，这些缺点和进步对未来而言结果同样沉重。启蒙运动（有闲有钱的中产阶级崇拜）机械地假设它的信仰是普遍真理，对所有人类适用——只需通过教育来传播就可以为民主政治提供正确的哲学。理性时代的新的宇宙进化论为19世纪自然科学的惊人进步清扫了道路，但是为了获得这些财富，欧洲就像浮士德一样出卖了自己的灵魂。那就是启蒙运动留给欧洲的双重遗产。不能轻易说欧洲人沿着一条唯物主义的道路发生了错误的转向，对历史学家来说，启蒙运动仅仅是欧洲人经历过的一个阶段。不能说风险是不值得尝试的，取得的成就是徒然的，要看到为了这些而付出的代价——特别是能源的巨大消费量，这使得欧洲在法国大革命的危机之后过于虚弱以至于无法再次取得能够比得上启蒙运动的综合成就。(17)
总而言之，只有当这些巨大的精神危机在所有的深度和广度上被分析，欧洲的历史才进入人们的视野，人们才能开始评定它的遗产。巴勒克拉夫还指出，无法从过去挑选出确定的要素然后抛弃其他的因素，声称它们构成了欧洲的遗产。任何想要草拟一个欧洲“资产负债表”的努力都将会失败。例如，“议会民主政治”被认为应包括在欧洲的遗产之中，但是必须考虑到独裁政治的多种形式，从希腊的暴政、中世纪意大利城邦的专制直到现代的专政。事实上欧洲的遗产由这两种形式的政体组成，这两种政体在不同的环境中都证明了它们的价值和建设能力，而在其他环境中这两种政体都曾失败和被取代。历史并没有做出明显表态要支持其中哪一种。欧洲遗产中的其他要素的情况也是这样。巴勒克拉夫借用塞德尔马耶（M. Seidlmayer）的论断说明，希腊和罗马在欧洲历史上的意义就在于它们从来也没有成为欧洲遗产的一个完整部分，就在于它们总是保持着一种欧洲既不能消化又不能驱逐的“外来的身体”的事实。掌控它们的斗争没有导致明确的结果，但是这种斗争努力仍然是无上重要的。之所以无上重要是因为这有利于创造和刺激能把欧洲精神推进到以前从未获得的耀眼的发展高度的精神张力。这一点，正好是这一点，就是欧洲的遗产：并非能够累加起来、传承下去的具体有形的成就，而是精神的提升，人类精神无与伦比的昂扬，新知识新思想等范围的开辟，即使它们遗留下未解决的和不能解决的问题（毫无疑问必然会遗留下这样的问题）。成功或失败并不是唯一的评判标准，人们尊重并且带着自豪回顾欧洲人的奋斗历程，因为不论付出什么代价，欧洲人都从来没有放弃探索的努力。巴勒克拉夫认为，重要的不是欧洲遗产中的精确要素，因为它们是各式各样的、不确定的、多面的。也不是要“保持”这种遗产，要“保卫”、“坚持”并把它“传播”到未来，就像对待博物馆里珍贵的化石那样。重要的是把这些要素加以改造从而形成一种新的、能发挥作用的模式的能力，使欧洲的遗产能够适应新的、不断变化的条件的能力，否则遗产只能变成重担。欧洲的遗产是一种未解决的矛盾构成的混乱状态，一种无出路的灌木丛，无法提供关于前进的直达路线。只有一种新的灵感，一种关于人及其在宇宙中位置的新观念，才能打开对未来的清晰展望。未来不存在于欧洲过去的遗产中，而是存在于人们关于新世界的观点中。(18)
五、欧洲历史的“终结”
巴勒克拉夫认为，认识到欧洲历史的“终结”是在考察欧洲历史的过程中必须注意的问题，与此有关的还有另外三个需要注意的问题：第一，要谨记现在不是过去的顶点；第二，要认识到历史方法的局限；第三，研究者必须要小心提防纯粹主观的答案。巴勒克拉夫所说的“终结”并不是说欧洲历史已经走到尽头，而是说欧洲历史不再具有历史重要性，欧洲本身的历史将继续，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合理解释欧洲历史的“终结”。巴勒克拉夫从对欧洲和世界形势变化情况的具体分析入手，探讨了导致欧洲历史“终结”的原因，这就是欧洲的政治地位已经发生变化，欧洲均势时代已经结束，在一个全球政治的新时代中，欧洲问题绝不是世界事务的决定性因素。(19)
1945年的欧洲无疑引起了世人的广泛思考。向全球扩展的欧洲文明依靠什么来保证“多样性的统一”？战后欧洲的强国如何自处？多极均势体系的幸存物是什么？诸多问题都迫切需要历史学家做出回答。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势力均衡体系的崩溃是否仅仅是二战的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暗示均势体系的崩溃只是暂时的，如假以时日，传统的均势体系就会重现以防止世界被一个或者两个大国统治。巴勒克拉夫通过对现代史进程的检验分析了均势体系的历史发展，他强调指出，欧洲均势没有变成全球性的体制，世界政治遵循的形式与欧洲政治并不相同。对希特勒争夺霸权的反应与早期反对威廉二世、拿破仑、路易十四、菲力普二世和查理五世的反应是类似的，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异性远大于相似性，1919年之后欧洲的优势更多是在表面上而非实际拥有。作为一战的结果，欧洲强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已经衰退和收缩，但是由于俄罗斯和美国这两大世界性强国的缺席，这种结果意外地被隐藏了。这样原有的均势体系看似维持下去，并由法国主导，但正如希特勒治下德国的短暂复兴所表明的那样，它只是一种令人同情的阴影，缺乏履行其基本功能的能力。事实是，到1918年，权力已经从欧洲大陆国家转移到侧翼的强国，普鲁士德国在一战中彻底失败而非达成一种谈判妥协的和平，正是由于美国的决定性优势。单独的欧洲，即使是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它需要欧洲之外强国的压力来阻止对欧洲文明价值来说致命的霸权。如果人们回顾一下反对其他国家争夺霸权的早期斗争，就会看到这种向欧洲之外力量的求助是惯例而不是例外。例如，拿破仑失败并不是由于欧洲大陆强国的崛起，而是由于欧洲之外的力量，即俄国从它的亚洲部分释放的巨大能量和英国从新世界获取的财富。更早的时期情况同样如此。(20)
如果这些事实只是像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那样，意味着均势原则从欧洲中心向外循环扩散，那么它们的意义并不大。巴勒克拉夫认为，欧洲侧翼的国家特别是海军强国，它们的力量来自于非欧洲的资源，相应地遵循它们本身的原则，而这些原则不是欧洲均势的原则。这一点在17世纪就已经很典型了。最典型的是尽管欧洲大陆国家的政客在一个世纪甚至更久的时间里希望美国能够制衡英国的海上霸权，但英国与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从来没有物化。在欧洲盛行超过四个世纪的均势的结果是使欧洲分解为更小的单位。非欧洲圈子里的过程则完全不同，它们的趋向是更广阔的统治区域的形成和刻意避免分裂。例如，1823年门罗主义的颁布，明确意味着从美洲排除均势原则。在欧洲内部，任何优势造成的威胁都被打击直到消失；在欧洲外部，掌握优势力量的原则被确立起来。如果欧洲均势没有变成全球性的体制，世界政治遵循的形式与欧洲政治并不相同，那么今天当欧洲像一个烧尽的火山时欧洲人应该如何自处？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历史的“经验”有何用处？如果欧洲文明赖以存在的那些价值，要依靠小型主权国家多样性共存的话，那么那些价值在一个至多只有三或四个强国能保持传统意义上主权的世界中，到底前景如何？如果欧洲的自由及其价值需要动员非欧洲力量来保卫，那么人们怎么思考一种并不单独把西欧国家作为中心的历史理论？巴勒克拉夫认为，欧洲的历史不能单独来思考，西欧自从罗马帝国衰落之后各个联系密切的民族追求自我发展的联合体的传统观念必须要抛弃。汤因比认为西方社会单独来说是一个可理解的研究领域，巴勒克拉夫则认为应当把欧洲与更广泛世界的联系视为塑造欧洲历史的决定性要素，没有这种外部的影响就不会有现阶段的欧洲发展，西欧的发展也会难以理解。巴勒克拉夫还指出，这一点不仅现在是事实，而且在整个欧洲历史上都是如此。在所谓中世纪的时期也不应当把西欧和东欧分离来看，双方的交流不仅通过拜占庭往来，而且这种交流在西方与斯拉夫各民族之间都是有力和持续的。他认为，这些认识可能是问题的细微和学术性的方面，但如果人们想要树立正确的观念的话，这些都是不能忽视的，缺乏正确的观念导致在欧洲历史中忽略了拜占庭的线索，忽略了外部的影响，特别是19世纪美国对欧洲历史的影响。(21)
巴勒克拉夫认为，今天仍然盛行的欧洲历史观念，反映了西欧国家掌握优势和领导权时期的态度。那是一个欧洲国家向外扩张的时期，当时看似欧洲掌握全世界的开始，好像世界秩序只是欧洲秩序的扩大版本，遵循着均势的原则。例如，兰克把拿破仑的失败看作是由英国和俄国主导的原有的欧洲体系的一次确认，他不能看到法国革命的影响和非欧洲国家的优势。他的观点受到一种虚假的连续性的限制，对纯粹历史要素的错误投入，导致他把注意力几乎绝对集中到那些过去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好像它们会天经地义地永远主导下去一样。最典型的是1833年他把美国排除在大国之外的做法。另一方面，他对东欧民族几乎轻蔑地不予考虑的态度，就好像他们是局外人，对欧洲的发展全无贡献一样，这是东欧被迫为土耳其统治或者被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瓜分时代的偏见。巴勒克拉夫指出，人们首先要做的是认识到这种历史观念在时间和空间方面是多么的局限，在中世纪欧洲这种历史观念是不正确的，在现代欧洲，正好在兰克写作的那个时期，这种历史观念不再是正确的。它最多代表了一种特殊的历史状况，就是这种历史状况被兰克认为不朽，就像一个从电影中被挑选出来并放大的“静止画面”。如果需要斯大林格勒战役的震动来让人们睁开眼睛看到西方历史哲学的局限的话，那是因为欧洲历史写作中蕴涵的政治偏见蒙蔽了人们的眼睛。所以，历史学家的观点越是全球化，越是摆脱国家或地区的偏见，他就越是接近于获得能对当前有效的关于过去的观念。远在1939年之前就已经有很多关于事情发展方向的暗示。在客观历史中它们会有自己的位置，但是因为它们不符合人们预想的观点，所以它们被抛弃了。结果是一种与事实对抗的历史，今天这种历史已经失去生命力了。欧洲政治体系的保持和这种保证均衡体系的价值观念的保持，总是要从欧洲只是更广阔世界的一部分的事实出发来考虑。而且，当欧洲历史的全部趋势是维持一种强国均势的俱乐部和保持小的国家单位时，世界历史的全部趋势则刚好相反，表现为巨大的政治集合体的发展，它们绝不是欧洲意义上的国家单位。在这种情况下，谁又敢把过去和现在、未来联系起来去假设未来的政治发展将重复欧洲过去的情况呢？(22)
六、欧洲的困境
在欧洲历史“终结”的同时，欧洲还面临着如何摆脱因内部矛盾而造成的困境的问题。欧洲的困境是由来已久的。
巴勒克拉夫认为不能否认欧洲曾经是世界政治发展、经济扩张和智力探索的主要中心。现代史就是通过欧洲的扩张和欧洲强国的统治联为一体的。那么为何20世纪上半叶欧洲不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内部的矛盾和问题，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需要外部强国（美国）的援助才能完成重建？这是由于历史上的欧洲在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革命危机时期，失去了解决整个欧洲时代所关心的主要问题的最后机会。欧洲的问题是它拥有太多历史，它不能从自己传统的包袱中逃离，创造新的开始。巴勒克拉夫把欧洲与美国和苏联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如果这两个国家领先于欧洲，那么这不是因为它们拥有更强的政治能力或经验，相反，而是它们拥有的更少，因为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在文明边缘的新兴国家比处于文明中心的古老国家更容易生长。欧洲的形势和情况都更加复杂和困难。具体来说，首先，欧洲的多样性强于统一性，结果是它的潜力被浪费了，而美国和苏联都有长期的统一，这种长期统一所保证的发展使它们能超过欧洲。其次，欧洲地域狭小，人口众多，造成了发展上的限制并引起问题，而美苏两国都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第三，这种环境的基本差异必然引起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不同见解和态度。比如就业和失业问题引起的压力，在美国和苏联是向外的，引向探索和开发自然，在欧洲则是向内的，引起社会内部的斗争和冲突。到1848年这种情形就已经很明显了。1914—1918年战争导致了美国经济和财政的优势地位，另一个结果尽管不明显但是意义重大，这就是欧洲国家追求权力的连续斗争意味着欧洲的民族划分不仅被保留而且增加了。很少有欧洲民族对此感到遗憾，它们也很少愿意在法国或德国霸权下统一，而是愿意在各小国势力均衡体制中寻求相对自由，没有一个民族能强大到对抗其他民族的联合。民族国家的多样性曾经是欧洲文化和文明丰富的来源，但是这种多样性也意味着在外部强国面前的软弱。因此，在考察欧洲的地位时，不仅要考虑世界形势的变化，而且要考虑欧洲形势的变化。(23)
在战争的惨痛经历之后，欧洲的困境仍然没能克服，它明显地表现在欧洲联合的当前计划上。巴勒克拉夫列举了希腊的情况作为考察欧洲的参考。在古希腊全盛时期，独立的城邦是本质性的要素。如果不考虑城邦的独立性，就很难理解希腊文明中那些持久和有价值的东西是如何被保留下来的。他由此得出结论，城邦的独立性与希腊文明本身是同根的，只要文明持续它就是不可根除的。他认为欧洲国家的情形也是这样。(24) 实际上，随着作用规模不断扩大，工业化要求并使更深入的统一成为必要：一个欧洲的联盟即使能容纳整个欧洲， 可能仍然被证实是一个不充分的经济单位，而伴随统一的则是标准化和一致性。荷兰历史学家让·伊赞加（Jan Huizinga）曾经指出，欧洲人羡慕美国人的是他们的统一而不是一致，欧洲人强烈地感觉到，不论多么繁荣或伟大，没有国家能够适合于单独承担文明的负担。世界上每个国家都要求说自己的话，表达自己的想法。文明是由多样性来保卫的。巴勒克拉夫借用让·伊赞加的论述指出，欧洲的困境概括来说就是，如果欧洲不保持它的传统就会失去精神力量、自身的信仰和明确坐标，没有这些文明就无法生存；但是如果它坚持由传统所创造的价值和多样性，就会在大规模组织化、巨大经济和政治单元、一致性和标准化主宰的世界中处于不利地位，这可能是一种致命的不利地位。在某种意义上，欧洲仍然是中心，不过意义正相反，欧洲不再是能量和主动性输出的中心了，它已经成为非欧洲的能量和主动性汇聚的中心。世界不再是欧洲人活动和竞争的舞台，欧洲本身成了外部强国冲突的舞台。然而即使在这个意义上欧洲的地位仍然是可疑的。由于巨大的工业潜力，争夺欧洲的斗争是美苏关系的主题。但是，纯粹人口统计意义上的亚洲，一旦工业化过程充分开展并动员起来，可能成为决定性的力量，并在不远的将来把欧洲抛在后面。传统的欧洲已经消逝。(25) 虽然很多人都谈到欧洲时代的消逝，但是巴勒克拉夫的观点更为激进，他认为，20世纪晚期或21世纪，欧洲可能陷入它曾经强加给非洲、大部分亚洲和新世界的殖民地地位。(26)
但是如果说传统的欧洲已经消逝并不会复苏，这并不意味着欧洲没有未来。1945年以来，欧洲的逐步复兴说明欧洲并不是熄灭的火山，它还在发展。作为个体的欧洲国家或欧洲的不同地区将继续发挥作用。而且传统欧洲的消逝并不意味着在欧洲历史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以人性价值和个体重要性为中心的价值体系不再发挥作用。巴勒克拉夫认为，尽管在放纵自由主义时期沾染了一些有害的过分的东西，但是西方的标准仍将存在下去，不过不必期望那些标准像在过去一样被盲目地接受。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地方把西方建立的标准作为终极标准来接受，并不是对那些价值有效性的真正信仰，而更多的是因为它们是一种成功的、扩张的和动力强大的文明的标准，并因此作为成功的条件之一在注重实效的基础上被接受了。现在欧洲文明处在防御的地位，非欧洲民族对欧洲标准的态度更多是批评性的。巴勒克拉夫认为，不需要担心欧洲社会创造并巩固的价值会消亡，它们不会消亡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它们反映了解决人类多年来所遇到问题的途径，因其应用十分普遍而不能被忽视。第二个原因是它们深深嵌入在俄国和美国的文明中。俄国和美国文明尽管都存在一些欧洲没有也不可能具有的特征，但是没有欧洲要素都是不可想象的。不论欧洲的政治未来如何，它所贡献的思想是对人类智力的一种促进因素，对人类行为的一种指导，对人类努力的一种鞭策，至少这些都将存在下去。(27)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世界形势和欧洲形势变化的敏锐把握和深刻理解，在自身对欧洲中世纪史的深入研究和借鉴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巴勒克拉夫比较系统地阐明了自己对欧洲历史的看法和认识。通过对欧洲历史进程的深入解读，巴勒克拉夫从理论前提上完成了对“欧洲中心论”的反思和批判，同时为全球历史观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对欧洲历史进行重新检验和反思的结论就是：每个时代都需要自己的历史观，今天我们需要对欧洲历史的新观念，以适应全球政治和文明的新环境。(28) 对于西方的历史学家来说，这意味着放弃欧洲中心的历史观， 从宏观的角度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做出新的解读。巴勒克拉夫相信，尽管全球史不流行已经很久了，但是现在是重新回到全球史的时候了。其中的困难不可低估，但是对全球史的需要也不应当低估，尤其是当众多的假设都不再确定的时候，这种需要特别急迫。(29)
在一个变动剧烈的世界中，针对欧洲面临的困境，巴勒克拉夫认为历史学家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历史学家的基本态度、基本问题应该并且已经变化了。人们的观点已经从静态的、连续的向动态的、革命的转变。要实现对传统历史学的超越，历史学家只能通过避免前辈的错误来推进自己的意图，这些错误不仅包括他们在解释历史事实方面的错误，而且还有他们为完成任务而做的错误假设和偏见。其中第一个错误就是还很普遍的把过去视为现在的根基并影响未来的趋向，这种趋向代表了一种歪曲过去的态度，因为它忽略了那些看似与现在没有关联的方面，但是更严重的是它也歪曲了现在，因为它不能正视“对新事物的强大推动力”，而这种推动力在人类历史上每个伟大的转折时刻都突出重围，摆脱过去的束缚。第二个错误是对历史研究期望太多、要求太多。期望从过去获得解决当前问题的钥匙，期望一系列的模式可以用来应对复杂的当代政治，这远远超越了历史的界限。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是无用的或者不相关的，或者对现在毫无贡献。对于要在破碎的世界中找到自己价值的个体来说，真正世界性的历史应该是超越欧洲和西方，关注所有地区和时代人类的历史。这种真正世界性的历史能帮助人们理解立足于何处，帮助人们客观理解自身的境遇。不过，超越这一点历史就做不到了，如果历史学家想要尝试更多的话，他不仅可能误导个体也可能误导整个民族；但是做得更少的话也可能在历史最关键的功能方面失败，正如欧洲历史中很多东西已经失败一样。(30)
由于生活时代和自身经历的限制，巴勒克拉夫不能完全摆脱传统史学的束缚，也无法彻底清算已经盘踞学术界多年的“欧洲中心论”。他对一些问题的探讨（如欧洲文明的特征）还不够明确，而为了达到强调和突出的效果，他的一些看法实际上矫枉过正或者有待商榷。(31) 但是， 巴勒克拉夫对传统史学的异议确实具有全面否定的性质。(32) 他在兴趣点和方法论上的转变证明了战后西方历史学的重新定向。(33) 在同时代的历史学家中，巴勒克拉夫并不是惟一对传统历史学进行反思的人，但是他从全球视野出发所做的分析和论述，却远在西方大多数历史学家扩展历史观念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并且表现出持久的理论生命力，至今仍然能够引起共鸣。(34)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构建全球史学已经成为史学界多数人共识的今天，我们重读半个世纪以来巴勒克拉夫等人的史学作品，不能不被他们的先见之明所折服。没有他们的努力， 很难想象今天西方的世界历史诠释体系会是一种什么样子。(35)
注释：
①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55, pp.1—10.
② 李棕：《第三世界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③ 伊格尔斯：《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页。
④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p. 155—159.
⑤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 169.
⑥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p. 170—171.
⑦ Geoffrey Barraclough,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 Penguin, 1967, 1977 printing, p.92.
⑧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p. 46—47.
⑨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 226.
⑩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p. 47—49.
(11)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p. 49—50.
(12)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p. 50—52.
(13)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 46.
(14)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p. 52—53.
(15)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 53.
(16)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p. 159—160.
(17)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p. 160—165.
(18)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p. 163—167.
(19)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p. 203—205.
(20)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p. 171—175.
(21)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p. 175—178.
(22)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p. 180—183.
(23)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p. 207—210.
(24)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 214.
(25)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p. 215—217.
(26)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p. 206—208.
(27)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p. 217—220.
(28)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 220.
(29)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p.18—19.
(30) 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pp. 183—184.
(31) 例如吴于廑指出，巴勒克拉夫把欧洲和外在世界的联系看做是形成欧洲历史的决定因素，这是走到另一极端的错误说法，但从这点上，也可看出传统史学那种自我中心式的信念已经在他的思想里不存在了。参见吴于廑：《巴拉克劳夫的史学观点与欧洲历史末世感》，《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页。
(32) 吴于廑：《巴拉克劳夫的史学观点与欧洲历史末世感》，《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第233页。
(33) Kenneth C. Dewar,“Geoffrey Barraclough: From Historicism to Historical Science”, in Historian, 1994 56(3),pp. 449—464.
(34) Geoffrey Barraclough, Main Trends in History, New York, 1991,Foreword ix-xi.
(35) 刘德斌：《“全球历史观”的困局与机遇》，《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