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德国史研究理论与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
罗群芳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6期
【原文出处】《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年2期第255～256页
【作者简介】罗群芳，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罗群芳(1980-)，女，湖北当阳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德国史研究。
【日 期】2005-12-09
[中图分类号]K516. 0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671-881X(2006)02-0255-02
2005年11月19—21日，由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举办的第六届中国德国史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暨德国史研究理论和前沿问题研讨会在武汉举行。来自国内10余所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德国史研究工作者及研究生近6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幕式由中国德国史研究会秘书长、华中师范大学黄正柏教授主持，中国德国史研究会会长、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吴友法教授致开幕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向荣教授代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研究所致词，祝贺第六届中国德国史研究会第二次研讨会的召开，并赞扬了近年来中国德国史研究会所取得的成绩。
本次会议主要采取大会发言、讨论点评以及研究生提问三种形式。下面就几个问题作简要叙述：
(一)关于二战后德国认罪问题
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战后德国认罪问题成了这次研讨会热烈讨论的话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朱忠武研究员就战后德国认罪问题做了专题发言。他说，德国在战后所作的认罪及赔偿努力得到了世界的认同。朱先生从德国政治家如何对待历史的言论、德国如何落实战争赔款、德国的历史教育等几个方面，全面地阐述了德国对待二战历史的经过，并探讨德国战后认罪得到世界认同的深层次原因：一是战后德国纳粹国家机器彻底被摧毁，法西斯主义受到彻底的清算；二是两个德国的政权都是民选产生的，和旧政权没有继承关系；三是德国是一个有深厚理论修养的国家，“德国作为一个国家可以被摧毁，但作为一个民族是不会被摧毁的”；四是德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及当时的国际背景，加上德国的政治家具有远见卓识，深刻反省，积极塑造德国新形象。华东师范大学郑寅达教授介绍了一位美籍犹太人“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的观点，认为德国基督教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而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他认为，德国与日本战后认罪不一样的原因有三点：一是战后对德国和日本处置方法不一样；二是各自所处的区域格局不一样；三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对此，天津师范大学王亚平教授对“基督教信仰对德国反思具有一定的作用”持保留态度，但认同区域特殊性的因素，赞成中等阶层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作用。湖北大学王扬教授则提出“德国处于近代强势文化场，日本处于近代弱势文化场”的观点。山东大学杨光副教授则认为日本不能正确反思的原因是因为日本人有一种优越感。
(二)关于二战后欧洲一体化和德法关系问题
武汉大学吴友法教授作了“‘德国问题’与早期欧洲一体化”的专题发言。他认为，自从实施“欧盟—中国高等教育合作项目”以来，中国学者加强了对欧洲一体化课题的研究，也出版和发表了不少学术成果，但从历史角度研究二战后西欧为何走上联合道路的成果不多。他认为，欧洲早期的联合最主要动因是解决“德国问题”，西欧一体化的起步是从煤钢联营开始的，煤钢联营最主要是解决鲁尔问题，这也是“舒曼计划”的高明之处；因为法国最害怕鲁尔区的钢铁工业，这也是法国在安全方面最担心的问题，有了钢铁工业才能建立强大的军队，钢铁工业是使德国强大的重要工业基础；复兴德国不对鲁尔工业区进行管制，法国是不会安心的。所以，当时法国外长舒曼抛出了“舒曼计划”，才有了煤钢联营条约，才有了德法和解，才有了1957年的《罗马条约》，才有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才有了早期西欧一体化。
浙江大学吕一民教授提出从文化方面来研究德法关系。他认为，19世纪下半叶德国不仅在战场上打败了法国，而且在文化上打败了法国。如萨特与阿隆这两位在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法国思想文化史中至关重要的人物，均有在德国求学的经历，都曾经深受德国哲学家的影响；而时下被不少国内研究法国哲学的专家推崇的法国的现象学大师梅洛·庞蒂，更是堪称德国的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在法国的传人；此外，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前期的不少史学名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德国史学的影响，他们在高度评价德国史学的同时亦非常重视对德国史学的借鉴。他认为，法德关系史决不能仅仅写成一部主要由它们之间的战争组成的“相砍书”，而应赋予其更为丰富的内容。就此而言，法德之间在思想文化领域所存在的相互影响、彼此互惠的互动关系，尤其值得好好研究。
(三)有关德国外交方面的几个问题
首都师范大学程文进教授作了“纳粹德国外交中德国与美国关系”的发言，认为二战时期，直到美国参战，纳粹德国才开始把美国当作一个重要的威胁，这对纳粹德国战略部署等具有一定的影响。华中师范大学邢来顺教授作了有关德国对东南亚政策的发言。他认为，德国对东南亚政策是建立在实用主义的基础上，以争取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对于研究现今德国对东南亚政策具有现实意义。山东大学杨光副教授作了有关跨大西洋关系的发言，他主要探讨了大西洋关系是否会分裂的问题，认为欧美在很多观点以及国际事务上有相当的一致性，它们内在的基础相当牢固，大西洋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不会破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邓红英博士作了题为“20世纪50年代民主德国争取德国统一的努力”的发言。她认为，民主德国争取德国和平统一政策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国际局势走向全面冷战而不是达成和解，同时也与两德政府的对立以及民主德国的自身政策失误有关。
(四)有关德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的几个问题
山东大学刘新利教授从路德改革对社会和历史造成的影响出发，认为先驱有时候可能是社会动乱的罪人，但不是历史的罪人，如果没有路德的宗教改革，基督教可能已经瓦解了，认为这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切入点。天津师范大学王亚平教授谈到了德国的“帝国之梦”，查理大帝把阿拉伯人挡在了外面，奥托一世把匈奴挡在了外面，这种帝国心态对德国历史有重要的影响。同时，她还谈到了德国社会阶层研究的情况：在德国历史上，教士等级和贵族等级都要得到中等阶级的拥护，这种全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权可以解释希特勒上台为什么一定要得到中等阶级的拥护。四川师范大学周小粒教授发表了题为“艺术对希特勒性格的影响”的发言。她认为，艺术对希特勒的人生观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广西师范大学周建明教授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的中德技术贸易问题。他认为，在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中，中德贸易占有一席之地。近代中国重工业的发展对德国工业技术有着较大的依赖性，这一时期与德国进行的技术贸易和签订的技术合同，是我国真正意义上最早的技术引进项目之一，在中国工业化的历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武汉理工大学李银波副教授试图解决东方和西方长期以来关于活字印刷术发明者的争论，他提出了解决争议的新思路：在弄清历史真相之前暂将毕昇和古登堡都看作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王亚平教授在点评时认为，活字印刷术对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如果没有活字印刷术，“九十五条论纲”就无法复印，影响也就不会有这么大。所以，这样的社会史问题研究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五)有关德国史研究的相关问题
山东大学杨光副教授介绍，他在做跨大西洋关系研究课题的时候，把世界历史与国际政治联姻，在研究欧盟一体化时，引入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天津师范大学王亚平教授谈到，用法国年鉴学派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德国的社会阶层问题。她说，西方学者比较注重社会史以及各个阶层心态的研究，比如有一位学者利用二战时期英德2万多封士兵家书进行了心态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编辑景德祥博士介绍了现代化理论与德国近现代史研究、纳粹德国与现代化以及德意志独特道路的问题。
与会学者还从德国历史演变谈到“大国崛起”问题。郑寅达教授从对第二帝国的历史的分析，认为和平崛起并非不可能：俾斯麦武力统一德国之后，采取了灵活的外交政策，如果威廉二世继续运用灵活的外交手段，而不是武力的手段，德国在20世纪初和平崛起不是不可能。景德祥博士也提出，面对“大国崛起”的讨论，我们学历史的更应该保持理性的头脑，进行独立的思考。
本次会议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专门留出了时间给年轻的德国史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提问。他们就自己关心的问题同与会专家学者进行探讨，所提问题不仅包括学术上的讨论，还有德国史研究中的德语学习问题、学者与媒体的关系问题等。这一形式受到了研究生和专家学者的普遍欢迎，大家均表示要把这一形式继续保持下去，为德国史研究的年轻学子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最后，讨论会由前秘书长、副会长山东大学朱懋铎教授发表了热情的闭幕词，为期3天的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6期
【原文出处】《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年2期第255～256页
【作者简介】罗群芳，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罗群芳(1980-)，女，湖北当阳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德国史研究。
【日 期】2005-12-09
2005年11月19—21日，由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举办的第六届中国德国史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暨德国史研究理论和前沿问题研讨会在武汉举行。来自国内10余所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德国史研究工作者及研究生近6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幕式由中国德国史研究会秘书长、华中师范大学黄正柏教授主持，中国德国史研究会会长、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吴友法教授致开幕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向荣教授代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研究所致词，祝贺第六届中国德国史研究会第二次研讨会的召开，并赞扬了近年来中国德国史研究会所取得的成绩。
本次会议主要采取大会发言、讨论点评以及研究生提问三种形式。下面就几个问题作简要叙述：
(一)关于二战后德国认罪问题
200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战后德国认罪问题成了这次研讨会热烈讨论的话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朱忠武研究员就战后德国认罪问题做了专题发言。他说，德国在战后所作的认罪及赔偿努力得到了世界的认同。朱先生从德国政治家如何对待历史的言论、德国如何落实战争赔款、德国的历史教育等几个方面，全面地阐述了德国对待二战历史的经过，并探讨德国战后认罪得到世界认同的深层次原因：一是战后德国纳粹国家机器彻底被摧毁，法西斯主义受到彻底的清算；二是两个德国的政权都是民选产生的，和旧政权没有继承关系；三是德国是一个有深厚理论修养的国家，“德国作为一个国家可以被摧毁，但作为一个民族是不会被摧毁的”；四是德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及当时的国际背景，加上德国的政治家具有远见卓识，深刻反省，积极塑造德国新形象。华东师范大学郑寅达教授介绍了一位美籍犹太人“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的观点，认为德国基督教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而日本文化是一种“耻感文化”。他认为，德国与日本战后认罪不一样的原因有三点：一是战后对德国和日本处置方法不一样；二是各自所处的区域格局不一样；三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对此，天津师范大学王亚平教授对“基督教信仰对德国反思具有一定的作用”持保留态度，但认同区域特殊性的因素，赞成中等阶层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作用。湖北大学王扬教授则提出“德国处于近代强势文化场，日本处于近代弱势文化场”的观点。山东大学杨光副教授则认为日本不能正确反思的原因是因为日本人有一种优越感。
(二)关于二战后欧洲一体化和德法关系问题
武汉大学吴友法教授作了“‘德国问题’与早期欧洲一体化”的专题发言。他认为，自从实施“欧盟—中国高等教育合作项目”以来，中国学者加强了对欧洲一体化课题的研究，也出版和发表了不少学术成果，但从历史角度研究二战后西欧为何走上联合道路的成果不多。他认为，欧洲早期的联合最主要动因是解决“德国问题”，西欧一体化的起步是从煤钢联营开始的，煤钢联营最主要是解决鲁尔问题，这也是“舒曼计划”的高明之处；因为法国最害怕鲁尔区的钢铁工业，这也是法国在安全方面最担心的问题，有了钢铁工业才能建立强大的军队，钢铁工业是使德国强大的重要工业基础；复兴德国不对鲁尔工业区进行管制，法国是不会安心的。所以，当时法国外长舒曼抛出了“舒曼计划”，才有了煤钢联营条约，才有了德法和解，才有了1957年的《罗马条约》，才有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才有了早期西欧一体化。
浙江大学吕一民教授提出从文化方面来研究德法关系。他认为，19世纪下半叶德国不仅在战场上打败了法国，而且在文化上打败了法国。如萨特与阿隆这两位在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法国思想文化史中至关重要的人物，均有在德国求学的经历，都曾经深受德国哲学家的影响；而时下被不少国内研究法国哲学的专家推崇的法国的现象学大师梅洛·庞蒂，更是堪称德国的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在法国的传人；此外，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前期的不少史学名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德国史学的影响，他们在高度评价德国史学的同时亦非常重视对德国史学的借鉴。他认为，法德关系史决不能仅仅写成一部主要由它们之间的战争组成的“相砍书”，而应赋予其更为丰富的内容。就此而言，法德之间在思想文化领域所存在的相互影响、彼此互惠的互动关系，尤其值得好好研究。
(三)有关德国外交方面的几个问题
首都师范大学程文进教授作了“纳粹德国外交中德国与美国关系”的发言，认为二战时期，直到美国参战，纳粹德国才开始把美国当作一个重要的威胁，这对纳粹德国战略部署等具有一定的影响。华中师范大学邢来顺教授作了有关德国对东南亚政策的发言。他认为，德国对东南亚政策是建立在实用主义的基础上，以争取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对于研究现今德国对东南亚政策具有现实意义。山东大学杨光副教授作了有关跨大西洋关系的发言，他主要探讨了大西洋关系是否会分裂的问题，认为欧美在很多观点以及国际事务上有相当的一致性，它们内在的基础相当牢固，大西洋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不会破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邓红英博士作了题为“20世纪50年代民主德国争取德国统一的努力”的发言。她认为，民主德国争取德国和平统一政策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国际局势走向全面冷战而不是达成和解，同时也与两德政府的对立以及民主德国的自身政策失误有关。
(四)有关德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的几个问题
山东大学刘新利教授从路德改革对社会和历史造成的影响出发，认为先驱有时候可能是社会动乱的罪人，但不是历史的罪人，如果没有路德的宗教改革，基督教可能已经瓦解了，认为这是历史研究的一个切入点。天津师范大学王亚平教授谈到了德国的“帝国之梦”，查理大帝把阿拉伯人挡在了外面，奥托一世把匈奴挡在了外面，这种帝国心态对德国历史有重要的影响。同时，她还谈到了德国社会阶层研究的情况：在德国历史上，教士等级和贵族等级都要得到中等阶级的拥护，这种全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权可以解释希特勒上台为什么一定要得到中等阶级的拥护。四川师范大学周小粒教授发表了题为“艺术对希特勒性格的影响”的发言。她认为，艺术对希特勒的人生观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广西师范大学周建明教授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的中德技术贸易问题。他认为，在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中，中德贸易占有一席之地。近代中国重工业的发展对德国工业技术有着较大的依赖性，这一时期与德国进行的技术贸易和签订的技术合同，是我国真正意义上最早的技术引进项目之一，在中国工业化的历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武汉理工大学李银波副教授试图解决东方和西方长期以来关于活字印刷术发明者的争论，他提出了解决争议的新思路：在弄清历史真相之前暂将毕昇和古登堡都看作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王亚平教授在点评时认为，活字印刷术对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如果没有活字印刷术，“九十五条论纲”就无法复印，影响也就不会有这么大。所以，这样的社会史问题研究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五)有关德国史研究的相关问题
山东大学杨光副教授介绍，他在做跨大西洋关系研究课题的时候，把世界历史与国际政治联姻，在研究欧盟一体化时，引入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天津师范大学王亚平教授谈到，用法国年鉴学派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德国的社会阶层问题。她说，西方学者比较注重社会史以及各个阶层心态的研究，比如有一位学者利用二战时期英德2万多封士兵家书进行了心态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编辑景德祥博士介绍了现代化理论与德国近现代史研究、纳粹德国与现代化以及德意志独特道路的问题。
与会学者还从德国历史演变谈到“大国崛起”问题。郑寅达教授从对第二帝国的历史的分析，认为和平崛起并非不可能：俾斯麦武力统一德国之后，采取了灵活的外交政策，如果威廉二世继续运用灵活的外交手段，而不是武力的手段，德国在20世纪初和平崛起不是不可能。景德祥博士也提出，面对“大国崛起”的讨论，我们学历史的更应该保持理性的头脑，进行独立的思考。
本次会议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专门留出了时间给年轻的德国史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提问。他们就自己关心的问题同与会专家学者进行探讨，所提问题不仅包括学术上的讨论，还有德国史研究中的德语学习问题、学者与媒体的关系问题等。这一形式受到了研究生和专家学者的普遍欢迎，大家均表示要把这一形式继续保持下去，为德国史研究的年轻学子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最后，讨论会由前秘书长、副会长山东大学朱懋铎教授发表了热情的闭幕词，为期3天的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