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法国移民社会问题
宋全成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6期
【原文出处】《求是学刊》(哈尔滨)2006年2期第138～144页
【英文标题】On the Problems of Migration Society of France
SONG Quan-cheng
(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Institute of Migr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China)
【作者简介】宋全成，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站博士后流动站成员，山东大学移民研究所教授。（北京 100872）
【日 期】2005-12-28
【关 键 词】法国/移民问题/社会不平等/福利政策/非传统安全problems of migration/inequality of the society/welfare policy/non-traditional security/ultra-right-winged party
中图分类号：K565. 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6)02-0138-07
从1945年到20世纪70年代，尽管有大量的外国移民进入法国参加法国战后的社会经济重建，但并没有引发移民社会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马格里布国家和穆斯林移民的大量增加，随着世界石油危机的爆发、法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缓慢、失业率和失业大军的数量日益攀升，法国移民共和同化模式遭遇到了移民问题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法国的外来移民究竟产生了哪些社会问题，本文拟就此问题加以探讨。
一、移民社会问题
由移民而诱发的社会问题，集中表现在加剧了法国社会的不平等、冲击了法国的福利政策和威胁了法国的非传统国家安全等方面。
第一，由大量移民所带来的“贫民窟”和困难居民区的增加，加剧了法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引起这些社会贫困阶层对社会的高度不满。
在大量移民进入法国的20世纪50至60年代，为了安置这些外来移民，特别是马格里布国家和众多的穆斯林移民，法国政府安排专门资金为他们在城市的郊区建设了一些简易房屋、廉租房屋和公共设施，逐渐形成了移民安置区。由于外来移民大多从事法国人所不愿意从事的艰苦行业，而且收入又低，因此，法国政府将主要的着眼点放在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上，而移民区的建设和发展，不在政府关注的范围之内。与整个法国社会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成就不相适应的是，移民区的公共设施建设如医院、商店、学校等严重滞后，而低收入的移民也无力自己改善居住生活环境和条件。于是，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法国大城市的郊区逐渐形成了一些“贫民窟”和困难居民区。而家庭团聚政策，又引来了数量众多的家庭成员。由于他们受教育的程度较低，大多没有能力实现就业，即使勉强就业，多是一些收入较低、用工时间较短的临时岗位。这在20世纪80年代法国经济发展持续低迷、失业率和失业人员居高不下的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第一代先锋移民多没有加入法国国籍，而第二代移民，即使拥有法国国籍，由于伊斯兰文化传统对现代教育的忽视和生育子女较多的现实，也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因此，外国移民多生活在法国社会的下层，甚至被排斥在社会经济活动范围之外，尽管有个别的艺术家和运动员成为法国的骄傲。正如一位法国巴黎大学教授所说：“一些人认为外来移民可以为我们提供运动员和艺术家，但我更希望他们成为企业家、律师、教授、知识分子或政治家，但却一个也看不到。”[1]
尽管在法国平等的理念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但在现实社会中，社会不平等日益严重，正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克罗齐埃所说，法国中央集权的传统和按等级严格划分的社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法国不同的等级之间很少往来，因而形成一个“被封锁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平等”自然被搁置在一边[2] (P78)。这导致社会不平等，特别是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平等即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据统计，法国10％的富人占有全国财富的50-58％，而50％的穷人，却只占有全国财富的5％，这种贫富差距让人瞠目结舌[3] (P407)。尽管历届政府都将“缩小社会不平等、使法国人民更加团结和更具有活力”，作为自己任内的基本目标，但贫富差距的扩大有增无减。而在穷人的队伍中，外来移民占了绝对多数。这种社会不平等，还表现在教育、就业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现代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当测定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超过4.0时，在广泛的穷人当中，就会产生强烈的仇富心理，并由此造成社会秩序的极度不稳定。法国就是在这样贫富差距拉大的背景下，处于穷人阶层的外来移民的内心酝酿着对社会越来越大的不满和反抗。
第二，越来越多的外国移民，对法国的福利国家制度和福利政策形成了一定的冲击。
西欧是现代国家福利制度的发源地。从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于1601年颁布《济贫法》以来，经过四百多年的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社会经济高速发展，西欧各国先后建立和完善了福利国家制度，法国在战后也和其他西欧国家一样，跨入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的行列。在20世纪50至60年代，法国引进了大量外国劳工，他们为战后法国社会经济的重建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伴随着法国成为福利国家、民权主义运动的高涨及法国人权思想的高扬，法国大量的民众和法国政府也认同外国移民的平等价值和国民权利，因此，外国移民享受到了法国的社会福利。但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法国社会经济的持续滞胀和失业率、失业大军的急剧攀升，而与此同时，大量的外国移民特别来自马格里布及非洲国家的穆斯林移民，却大步跨入法国社会，并享受法国的社会福利。这对法国民众人道、宽容、大度的国民心态以及法国所崇尚的自由、平等、人权的价值理念，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如果说，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引进的外籍劳工，包括穆斯林劳工主要是男性的青壮年劳动力的话，那么，在20世纪70年代趋紧的移民政策实施以后，家庭团聚政策导致众多的妇女、孩子和老人来到法国，他们同样应享受法国的社会福利。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战争难民和非法移民的急剧增加，更使法国紧张的社会福利资金捉襟见肘。
在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福利的关系问题上，法国政府陷入了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为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左翼政府总是提高和扩大社会福利。由于采取上述措施，共使包括外国移民家庭在内的贫困家庭增加了300亿法郎的购买力，这对于减少社会不平等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问题是，在没有社会经济较大增长的情况下，社会福利的提高，又使社会福利资金和财政更加紧张不堪。另一方面，为解决社会福利资金的短缺、减少财政赤字问题，法国右翼政府又总是降低和减少社会福利。1995年希拉克当选总统并组成了右翼政府，为减少财政赤字对社会保险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建立社会保险赤字偿还基金；提高退休者应交纳的疾病保险金额；设立医疗卡，增收求诊费和住院费，将由病人负担的住院费由每天55法郎提高到70法郎等等。尽管新政府认为，这些措施是公平的，体现了“社会福利人人有责”的原则，但它们虽受到资方欢迎，却引起了社会大众的抗议和抵制。尽管这项政策于1996年1月起实施，但人们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和反抗心理日益剧增[3] (P479)。
当法国人无法解决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福利的问题时，人们将不满的矛头再一次对准了外国移民。尽管外国移民不是诱发社会福利政策危机的主要原因，但越来越多的外国移民的增加，确实是法国背负上沉重的社会福利负担的重要因素。因此，面对国际化的移民浪潮，整个法国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社会大众层面，无论是政府官员、企业家，还是一般的公务员或雇员，人们处处能够强烈地感受到移民的存在和移民对福利制度、福利政策的冲击，从而“发展出了一种危及自身安全的感觉，人们普遍感觉到‘福利国家之船’已经满了”[4] (P441)，福利国家的人们再也不能负担起更多的移民。
第三，外国移民的大量存在，对法国社会的非传统国家安全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冷战时期，东西方的军事冲突成为西欧国家优先考虑的传统国家安全问题。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法国，随着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的大量增加，也面临着非传统意义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威胁。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冷战的结束，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让位于非传统意义的国家安全，对法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三个方面的非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因素，成为法国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是外国移民的社会犯罪。在法国，尽管政府采取了一些让移民融入法国社会的诸多措施，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持续的一体化的社会融合政策，来自北非的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移民及其后裔，难以实现与法国社会的融合。这与移民受教育的文化程度和伊斯兰教文化对教育的态度有关。20世纪80年代后迁移而来的马格里布和非洲的穆斯林移民，多为目不识丁的农民。从社会跨越的角度来看，他们几乎是从农业社会，一下子置身于法国的工业社会、甚至是后工业社会。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他们是从单一的伊斯兰教文化一下子转换到多元的、灿烂的法兰西文化。由于他们的文化程度太低，再加上时代和文化的巨大差异，如果没有有效的、连续的、一体化的融合政策，要适应法国社会的生活和文化，自然融入法国的主流社会，只能是空中楼阁。另外，受伊斯兰教文化的熏陶和法国鼓励生育的政策驱动，穆斯林的移民家庭要比一般的法国人家庭生育更多的孩子，而男尊女卑的传统，使女孩无法受到良好的教育，而男孩则受到宠爱。法国宽松的学校管理，无法对他们进行积极、有效的约束和教育。正如上面所叙述的那样，由于穆斯林移民多居住在贫民窟或困难居住区，而那里的社会管理往往薄弱甚至失控，再加上穆斯林移民及其后裔在社会教育、就业、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备受法国人的歧视，因此，他们不少青年人走到街上闹事，焚烧汽车或是干起入室盗窃等勾当，与西欧人相比，他们更容易走上犯罪道路。据统计，在法国由于生活贫困、缺乏教育和普遍的高失业率，穆斯林后裔中存在着更为严重的青少年犯罪和吸毒。1994年在法国犯罪的青少年中，有55％属于北非裔，在吸毒的青少年中他们占了43％[5] (P37-38)。
二是外国移民的社会反抗。如果仔细考察在法国的第一代北非的穆斯林移民，我们就会发现，他们身在法国，但在文化类别上依然属于伊斯兰文化，甚至在内心世界向往自己的祖国。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当他们遭受到种族歧视、社会不公平待遇时，总是通过追随法国共产党和参加工人运动这种当时传统和正规的斗争方式，来实现自身的同化和表达对法国社会的不满这双重目标。但与第一代穆斯林移民不同的是，第二代、第三代穆斯林移民从小生活在法国，同时感受着法兰西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洗礼，他们不再有原祖国的概念，因为他们就是拥有法国国籍的法国公民。然而，由于社会、文化、宗教等多种原因，他们似乎是游离于法国主流社会的二等公民，处处遭受到贫困、种族歧视、失业等社会不公正待遇的困扰。而在冷战结束以后，法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工人运动的影响，也逐渐销声匿迹，穆斯林移民就此失去了借以表达社会不满的方式。于是，年轻的穆斯林移民多通过焚烧汽车的方式，创造新闻效应，以此吸引社会大众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注，要求共和国给予他们与其他法国人一样的社会地位和平等的待遇。从1992年以来，法国的一些城市几乎每天都有为数不少的汽车被焚烧。1995年，法国的巴黎郊区、里昂、图卢斯、斯特拉斯堡等城市连续发生暴力事件。正因为如此，有人形象地比喻说，法国正处于即将爆发的火山口上。显然，法国正陷入社会分裂的危险之中。
三是社会成员内部的不安全感和排外主义、种族主义思潮沉渣的泛起。外国移民的社会犯罪和反抗社会的行为，在法国民众的心理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全感。1985年在接受调查的法国民众中，有45％担心个人的安全问题。人们突然感觉到，即使在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里，也有遭受到同样是法国国民的非洲移民后裔的袭击和伤害的可能。这时候，法国国民对自身安全的担忧，导致对外国移民产生拒斥的心理。20世纪90年代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有76％的法国人认为，在法的阿拉伯人太多了[6]。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排外主义、种族主义思潮的沉渣，在高举反移民大旗、主张法国人优先的种族主义的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鼓噪下，在法国部分民众的心理泛起，并最终在法国的一些城市形成了针对穆斯林移民的暴力行动。据法国警方统计，1991年全国爆发以排外和种族主义为目的的暴力事件1235起，1992年达到了2285起，增加了85％。
二、移民经济问题
由大量移民而诱发的经济问题，主要表现为安置移民的经济负担，影响了法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对法国的劳动力市场形成了一定的冲击。
第一，大量的外来移民(包括难民)，特别是非法移民在西欧的存在，迫使法国政府花费大量的金钱，安置这些移民或者将其身份合法化。这种移民安置的负担和合法化也对法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的障碍。
众所周知，法国已经历了三十多年的低迷的经济发展时期，尽管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接纳和安置那些外来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难民所造成的沉重的经济负担，是形成经济发展的低迷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如何对待外来移民问题，法国政府也是左右为难。一方面，法国并不希望接纳过多的移民，特别是那些文化程度较低的简单劳动力，而希望接纳那些文化水平较高的高技术人才。因此，法国政府，特别是右翼政府总是收紧移民政策，限制一般性的外来移民进入和入籍法国。另一方面，由于法国国民不再愿意从事那些艰苦的行业，例如建筑行业、服务业等等，而这些行业又是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因此，法国政府，特别是左翼政府，尽管面对着日益攀升的失业率和庞大的失业大军，也一再宽松被右翼政府趋紧的移民政策，引进那些并不特别希望的移民，特别是来自马格里布国家的非洲移民和穆斯林移民。大量新移民的到来，也需要政府投入巨额的资金予以安置。这也相应减少了生产的投资，加剧了经济发展的低迷。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大量的战争难民，纷纷抢滩西欧。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法国继德国之后，成为接纳难民最多的国家。同时，法国还投入相当的资金临时设立了一些难民营。另外，纷至沓来的非法移民又是西欧各国面临的一大难题。由于在对待非法移民问题上，西欧各国的政策并不完全一致，因此，由申根协定国提供的人员、技术、资本、货物的自由流动，也为非法移民的畅通无阻提供了便利。法国一向在世界上，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面前，标榜人权和人道主义，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像西班牙和葡萄牙一样，处于社会、经济、政治等原因，法国也先后多次使非法移民和无合法证明者身份合法化。尽管最近几年，法国加强了驱逐非法移民的措施，2003年，法国内政部长萨科奇庄严宣布：纵容非法移民的时代已经结束了。2003年1-6月，法国警方总共将主要来自马格里布国家、非洲其他国家、中国等国家的16893名非法移民驱逐出境。这一数字，与2002年同期相比，增加了9.6％。如果说，过去来法国的外国移民，为法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从而受到法国人民的欢迎的话，那么，今日的法国则视这些移民为沉重的累赘和负担。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缓慢、失业率极高的情况下，接纳这些外来移民势必增加财政负担，也会加重失业的严重程度。
第二，外国移民，特别是大量非法移民，对法国的劳动力市场形成了一定的挤压，加剧了失业率和失业大军的攀升。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法国的劳动力市场领域，政府一直面对着逻辑上的悖论：一方面，由于法国经济发展的迟缓，劳动力的失业大军人数和失业率一直居高。降低失业率和减少失业人口，是法国历届政府，无论是左翼政府、还是右翼政府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法国国民享有完善的社会福利，因此，法国人所不愿意从事的一些简单劳动领域和艰苦行业的劳动力又严重不足，迫使政府放宽移民条件，引进外国劳工，或者对非法移民进行身份合法化，以满足这些行业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基于这样的逻辑矛盾，法国政府对使用大量的非法移民的雇主，有时候也是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认态度。
另外，从法国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来看，尽管法国始终存在着失业的大军，但法国依然需要外来移民，以补充其劳动力市场。2000年由联合国提出的一份报告认为：今后半个世纪内，如果没有移民，法国的退休年龄必须推迟到74岁。如果只是为了简单维持与目前相近的6100万人口，法国将需要147万移民，但是，如果法国要维持目前就业人口和退休人口之间的比例关系，即每4.1个就业者养活1个65岁以上的退休者，那么，法国须每年吸纳170万移民，也就是说，从现在起到2050年，共需要吸收9370万人。看来，面对着较高的失业率和失业人口，法国政府又不得不引进外国移民。
尽管外国移民的到来，为法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建设注入了活力，但他们对法国社会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失业大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是不可质疑的事实。大量移民的存在，对本国公民的劳动就业空间产生了强烈地挤压作用，使本来就紧张的就业市场更加紧张不堪。法国的一位参议员说，来自低工资国家的外国移民的就业竞争已经使25万欧洲纺织工人失业，如果不采取保护措施，75万法国工人将紧随其后。法国政治科学国家基金会的分析家也指出：“如果我们限制外国人的数量，无论如何将会减少失业。”[7] 正因为如此，每当法国极右翼组织——国民阵线发出“外国人抢了法国人的饭碗”、“工作岗位法国人优先”、“外国移民滚出法国”的呼吁时，总能赢得一些法国人的理解和支持。实际上，外国移民也同样是法国失业大军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法国目前的失业率为9％，而外国移民的失业率高达22％，而来自北非的20-29岁的青年的失业率则高达40％。由此可见，外国移民既是导致法国失业增加的因素之一，也是失业的直接受害者。
三、移民文化价值观问题
移民文化的价值观问题主要表现为，移民宗教文化价值观与法兰西民族文化价值观的冲突，由此造成法国社会文化的断裂。
与20世纪90年代以前德国右翼政府极力主张外国移民应适应德国的主流文化不同的是，法国主张文化的多样化。法国像其他西方文明国家一样，宣称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任何人都不会由于政治、宗教和文化的原因受到歧视和迫害。如果因此而受到迫害，法国将其作为难民而予以慷慨大方地接纳。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在法国的外国人大多是欧洲人和少量的来自法国的前殖民地印度支那人。因此，宗教文化的相似和相近，使移民在很大程度上能融入法国的主流文化之中。20世纪70年代以后，当大量的来自于马格里布的北非的、拥有伊斯兰文化背景的穆斯林涌入法国，并成为法国外国移民的第一大外来民族群体的时候，伊斯兰教文化所固有的封闭性、自我完善性和宗教世俗性，与法国特别强烈的民族文化、民族情感、民族认同感的法国国家主流文化和基本价值观产生了较大的冲突，从而造成法国文化的断裂。
当代法国主张政治多极化、经济多元化和文化多样化。由于法国政府历来主张努力吸收不同民族的文化精华，给世界各国的民族文化和艺术提供展示的舞台，从而形成了法兰西灿烂的多样文化，人们已习惯于在发扬光大法兰西国有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畅漾于其他民族文化的丰富多彩。即使对待宗教文化，也主张只要个人信仰不建立在共和国的法律之上，依然给予支持和保护。但对伊斯兰教背景的伊斯兰文化却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和戒心。原因是，与大量的穆斯林移民来到法国相伴随的是，伊斯兰的宗教文化也同时进入。其他民族文化来到法国大多能够接受和认同法兰西文化，即使没有完全接受，至少是在法国社会的公共场合不会大肆张扬自己的文化。而伊斯兰教文化所固有的封闭性、自我完善性和宗教非世俗性，使其很难融入法国的民族文化之中。相反，他们则在法国大肆张扬自己的宗教文化和宗教信仰，他们建立众多的清真寺或礼拜堂，以便使穆斯林移民即使在法国，也能完全按照伊斯兰教的工作、生活和文化方式生存和发展。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法国的穆斯林移民完全被隔离在伊斯兰教的文化的藩篱之中，而与法国灿烂的民族文化无缘。目前，法国有清真寺1550多座，其中有13座能容纳1000人的大型清真寺。为建设这些清真寺或礼拜堂提供资金的不是法国政府，而是穆斯林国家的利比亚、沙特阿拉伯和摩洛哥，而财政支援的神职人员则主要来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由于法国的人口统计中没有人种和宗教信仰的分类，因此，并没有官方的在法国的(包括已加入法国国籍者)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移民的具体数量。据有关部门估计，在法国大约有450-500万穆斯林，其中约有33-50％已加入法国国籍，他们大多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非洲移民在法国出生的子女，但是，他们的父母没有取得法国国籍。如果按国别划分的话，约有150万来自于阿尔及利亚，100万来自于摩洛哥，35万来自突尼斯，31万来自土耳其，25万来自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和10万来自于中东国家[8]。面对着加入国籍的外国穆斯林移民，法国的部长官员曾经热情洋溢地说道：“经过很长时间的等待和努力，你们成为了讲求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法兰西共和国的一员。法国以博大的胸怀接纳着移民，虽然这个国家还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既然选择了她，就应该热爱她，努力融入法国社会”[9]。但实际上，他们依然生活在伊斯兰教的文化背景中，生活在法国的边缘社会，多数居住在贫民窟或困难区，而没有实现融入法国社会的目标。
伊斯兰教文化中的原教旨主义的崇尚暴力和极端专制思想以及在世界各地的恐怖活动，也限制了法国国民在文化心理上接纳伊斯兰教文化。普通的法国民众认为，伊斯兰教是阻碍外国穆斯林移民融入法国社会的主要障碍，因为它没有实现与法国的民族文化的交融相合，而是在法国民族文化之外，成为反法兰西文化的文化力量。与法国的宗教文化不同的是，它既没有实现宗教的世俗化，个人信仰在很大的程度上，依然不是纯粹个人的事情，而是属于穆斯林世界公共生活的一部分，也没有倡导男女平等，更不讲求民主，而是崇尚专制和暴力。特别是“9·11”以后，遍布世界各地的恐怖活动，多与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有关。这更加剧了法国国民接受穆斯林移民的难度。此外，某些伊斯兰的宗教文化习俗，如穆斯林妇女包头巾，在包括法国民众在内的西欧国家国民看来，这是蔑视人权、不尊重妇女的充分体现。1989年，法国的一所中学的穆斯林女学生因为戴头巾而被校长开除，而随后的法国行政法院则判决学校的处罚违反了法律而被废除。于是，围绕着穆斯林妇女包头巾问题，法国在社会大众和政治精英两个层面，展开了激烈地争论。法国总统希拉克于2003年12月17日宣布，法国教育系统明年将执行一部法律草案，不允许公立学校内出现任何宗教性标志物，比如伊斯兰头巾。法国国民议会于2004年2月10日以494票赞成36票反对的投票通过了“禁戴头巾法”，禁止学生和教职员工在公立中学穿戴或者佩戴有明显宗教标志的衣物，如伊斯兰面纱、大十字架和犹太人的小帽等。3月4日，这项颇有争议的提案，在参议院以276票赞成、20票反对的绝对优势通过，在法国总统希拉克签署后成为法律。法案是由国民大会上各党派代表提出的。他们认为实施这样的法律是为了捍卫共和国纯洁性，并体现其基本价值观，即共和国所有公民一律平等，彻底实现政教分离，以此打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实现穆斯林移民与法国社会一体化的社会目标。尽管这项法案得到了法国最大的穆斯林组织“法国穆斯林宗教委员会”的支持，但一些穆斯林和其它宗教群体却对此强烈不满。与此同时，世界许多地方的穆斯林也对此表示抗议，不断举行游行示威活动。3月17日，法国政府收到了一份署名为“摩夫萨尔-巴拉伊夫突击队”组织的恐怖信件，该组织声称，法国政府颁布的有关禁止在公立学校戴头巾的法律是“以伊斯兰教为敌”的行为，“法国已决定将自己放在伊斯兰教最危险的敌人一方”，如果不废止该项法令，“在撒旦同伙的土地上，将会发生一起大规模的进攻，我们将把法国拖入恐怖与懊悔的境地”①。很显然，贯彻法国1905年的《政教分离法》，消除穆斯林移民宗教文化与法国社会文化的冲突，实现二者的融合和一体化，修复法兰西的文化断裂，法国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移民政治问题
移民的政治问题表现为，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利用外国移民诱发的系列社会问题，高举反移民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旗帜，在议会选举和总统大选中异军突起，获得了中下层民众的广泛支持，成为法国政坛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成立于法国经济发展趋缓、失业严重的1972年，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它与二战后其他以往的法国极右翼政党如“普扎特运动”昙花一现、转瞬即逝不同的是，该党以反对外国移民、主张极端的民族主义为旗帜，赢得法国中下层民众的广泛支持，并在民众支持下持续攀升。1974年首次参加总统选举，仅获得0.74％的选票，但此后的迅猛发展让人刮目相看。1988年和1995年，分别赢得了14.4％和15％的选票。2002年，在法国总统的首轮选举中，甚至以17.94％的得票率击败传统左翼社会党人、当时任总理的若斯潘(得票16.3％)，而与得票率19.6％、仅仅高出其2个百分点的法国传统右翼候选人、总统希拉克发起了挑战。法国极右翼政党的异军突起，强烈震撼了整个欧洲政坛。其成功的主要因素就是反对外国移民，将失业、社会治安恶化、社会福利的降低全部归结为外国移民，主张法国人优先、法国是法国人的法国、保卫法兰西民族的特性，赢得了社会中下层民众的广泛支持。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对19世纪的竞争受挫者、民族排外主义和右翼政治之间的关系进行过分析，他认为，民族主义与中间阶层紧密联系的一个因素就是经济原因，这种方式促使它和中间阶层的人士转向政治上的右派。仇视外族人对于商人、独立工匠和某些受工业经济进步威胁的农夫，很容易具有吸收力，尤其在财政紧迫的不景气时期。外国人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的象征，而资本主义正是瓦解古老传统的力量。对无法精确解释自己不满的人来说，民族主义特别能替他们表达集体的愤恨。而国家能作为他们集体身份的“真正捍卫者”，爱国心可以补偿他们在社会上的卑下地位[10] (P198-201)。在今天的法国社会中，这一闪耀智慧的分析依然有效。法国的中下阶层在高就业、高福利和保护中小企业政策下享有的优越社会和经济地位，伴随着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在逐步丧失，经济发展滞胀、高失业率、庞大的失业大军、社会福利的降低等社会和经济上的巨大挫折，使他们很容易迁怒于外来的竞争者——外国移民。而且从小受到的母族文化(带有种族优越传统)的教育，使他们本能地具有种族优越感，特别是在外国移民带来诸多社会问题时，以恢复传统和保留本民族纯洁与价值，消除野蛮，驱逐外国移民为特征的主张，自然融合了他们的社会心理[11]。在这个时候，通过排外而捍卫本民族的纯洁性与政治“右转”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为极右翼政党的崛起提供了现实的土壤和内在的动力。从法国战后的历史来看，法兰西的政治文化，既拒绝1968年的极“左”，也排斥2002年的“极右”，法国人民的健康理智，总能在关键时刻回归到大革命以来所崇尚的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的光荣传统上来，但极右翼政党利用移民造成的社会问题而获得部分中下层民众的支持，从而在法国和欧洲政坛上异军突起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法国，由大量外国移民而诱发的严重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文化价值观问题和政治问题表明，曾引以为豪的法国移民政策的“共和同化模式”，遇到了严峻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并陷入困境。调整法国的移民政策，探索在新的移民形势下的新模式，解决移民社会问题，实现移民的社会一体化，已成为法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注释：
①法国收到恐怖威胁，称如不废止头巾禁令将遭袭击，参见http: //www. sina. com/2004-03-17.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6期
【原文出处】《求是学刊》(哈尔滨)2006年2期第138～144页
【英文标题】On the Problems of Migration Society of France
SONG Quan-cheng
(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Institute of Migr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China)
【作者简介】宋全成，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站博士后流动站成员，山东大学移民研究所教授。（北京 100872）
| 【内容提要】 |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导致法国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问题，集中体现在：在社会层面上，强化了社会的不平等，冲击了法国的福利制度和政策，威胁了法国的非传统国家安全；在经济层面上，大量的外国移民的存在，减缓了经济发展的步伐，加剧了失业率和失业大军的攀升；在文化价值观层面上，诱发了法兰西社会文化的断裂；在政治层面上，推动了法国的极右翼政党在法国政坛上的异军突起。 Since 1970' s, immigrants have swarmed into France, it brings many problems. The problems of migration society of France are embodied as follows: on the social level, it strengthens the inequality of the society, impacts the system and policy of the welfare of France, and threatens the non-traditional national security of the country; on the economic level, the existence of the large number of immigrants slows dow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tensifies the rising unemployment rate and the number of the army of the unemployed; on the level of cultural values, it induces the fracture of social culture of France; on the political level, it propels the rise of the ultra-right-winged party in the political arena in France. |
【关 键 词】法国/移民问题/社会不平等/福利政策/非传统安全problems of migration/inequality of the society/welfare policy/non-traditional security/ultra-right-winged party
从1945年到20世纪70年代，尽管有大量的外国移民进入法国参加法国战后的社会经济重建，但并没有引发移民社会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马格里布国家和穆斯林移民的大量增加，随着世界石油危机的爆发、法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缓慢、失业率和失业大军的数量日益攀升，法国移民共和同化模式遭遇到了移民问题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法国的外来移民究竟产生了哪些社会问题，本文拟就此问题加以探讨。
一、移民社会问题
由移民而诱发的社会问题，集中表现在加剧了法国社会的不平等、冲击了法国的福利政策和威胁了法国的非传统国家安全等方面。
第一，由大量移民所带来的“贫民窟”和困难居民区的增加，加剧了法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引起这些社会贫困阶层对社会的高度不满。
在大量移民进入法国的20世纪50至60年代，为了安置这些外来移民，特别是马格里布国家和众多的穆斯林移民，法国政府安排专门资金为他们在城市的郊区建设了一些简易房屋、廉租房屋和公共设施，逐渐形成了移民安置区。由于外来移民大多从事法国人所不愿意从事的艰苦行业，而且收入又低，因此，法国政府将主要的着眼点放在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上，而移民区的建设和发展，不在政府关注的范围之内。与整个法国社会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成就不相适应的是，移民区的公共设施建设如医院、商店、学校等严重滞后，而低收入的移民也无力自己改善居住生活环境和条件。于是，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法国大城市的郊区逐渐形成了一些“贫民窟”和困难居民区。而家庭团聚政策，又引来了数量众多的家庭成员。由于他们受教育的程度较低，大多没有能力实现就业，即使勉强就业，多是一些收入较低、用工时间较短的临时岗位。这在20世纪80年代法国经济发展持续低迷、失业率和失业人员居高不下的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第一代先锋移民多没有加入法国国籍，而第二代移民，即使拥有法国国籍，由于伊斯兰文化传统对现代教育的忽视和生育子女较多的现实，也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因此，外国移民多生活在法国社会的下层，甚至被排斥在社会经济活动范围之外，尽管有个别的艺术家和运动员成为法国的骄傲。正如一位法国巴黎大学教授所说：“一些人认为外来移民可以为我们提供运动员和艺术家，但我更希望他们成为企业家、律师、教授、知识分子或政治家，但却一个也看不到。”[1]
尽管在法国平等的理念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但在现实社会中，社会不平等日益严重，正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克罗齐埃所说，法国中央集权的传统和按等级严格划分的社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法国不同的等级之间很少往来，因而形成一个“被封锁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平等”自然被搁置在一边[2] (P78)。这导致社会不平等，特别是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平等即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据统计，法国10％的富人占有全国财富的50-58％，而50％的穷人，却只占有全国财富的5％，这种贫富差距让人瞠目结舌[3] (P407)。尽管历届政府都将“缩小社会不平等、使法国人民更加团结和更具有活力”，作为自己任内的基本目标，但贫富差距的扩大有增无减。而在穷人的队伍中，外来移民占了绝对多数。这种社会不平等，还表现在教育、就业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现代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当测定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超过4.0时，在广泛的穷人当中，就会产生强烈的仇富心理，并由此造成社会秩序的极度不稳定。法国就是在这样贫富差距拉大的背景下，处于穷人阶层的外来移民的内心酝酿着对社会越来越大的不满和反抗。
第二，越来越多的外国移民，对法国的福利国家制度和福利政策形成了一定的冲击。
西欧是现代国家福利制度的发源地。从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于1601年颁布《济贫法》以来，经过四百多年的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社会经济高速发展，西欧各国先后建立和完善了福利国家制度，法国在战后也和其他西欧国家一样，跨入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的行列。在20世纪50至60年代，法国引进了大量外国劳工，他们为战后法国社会经济的重建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伴随着法国成为福利国家、民权主义运动的高涨及法国人权思想的高扬，法国大量的民众和法国政府也认同外国移民的平等价值和国民权利，因此，外国移民享受到了法国的社会福利。但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法国社会经济的持续滞胀和失业率、失业大军的急剧攀升，而与此同时，大量的外国移民特别来自马格里布及非洲国家的穆斯林移民，却大步跨入法国社会，并享受法国的社会福利。这对法国民众人道、宽容、大度的国民心态以及法国所崇尚的自由、平等、人权的价值理念，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如果说，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引进的外籍劳工，包括穆斯林劳工主要是男性的青壮年劳动力的话，那么，在20世纪70年代趋紧的移民政策实施以后，家庭团聚政策导致众多的妇女、孩子和老人来到法国，他们同样应享受法国的社会福利。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战争难民和非法移民的急剧增加，更使法国紧张的社会福利资金捉襟见肘。
在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福利的关系问题上，法国政府陷入了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为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左翼政府总是提高和扩大社会福利。由于采取上述措施，共使包括外国移民家庭在内的贫困家庭增加了300亿法郎的购买力，这对于减少社会不平等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问题是，在没有社会经济较大增长的情况下，社会福利的提高，又使社会福利资金和财政更加紧张不堪。另一方面，为解决社会福利资金的短缺、减少财政赤字问题，法国右翼政府又总是降低和减少社会福利。1995年希拉克当选总统并组成了右翼政府，为减少财政赤字对社会保险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建立社会保险赤字偿还基金；提高退休者应交纳的疾病保险金额；设立医疗卡，增收求诊费和住院费，将由病人负担的住院费由每天55法郎提高到70法郎等等。尽管新政府认为，这些措施是公平的，体现了“社会福利人人有责”的原则，但它们虽受到资方欢迎，却引起了社会大众的抗议和抵制。尽管这项政策于1996年1月起实施，但人们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和反抗心理日益剧增[3] (P479)。
当法国人无法解决社会不平等和社会福利的问题时，人们将不满的矛头再一次对准了外国移民。尽管外国移民不是诱发社会福利政策危机的主要原因，但越来越多的外国移民的增加，确实是法国背负上沉重的社会福利负担的重要因素。因此，面对国际化的移民浪潮，整个法国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社会大众层面，无论是政府官员、企业家，还是一般的公务员或雇员，人们处处能够强烈地感受到移民的存在和移民对福利制度、福利政策的冲击，从而“发展出了一种危及自身安全的感觉，人们普遍感觉到‘福利国家之船’已经满了”[4] (P441)，福利国家的人们再也不能负担起更多的移民。
第三，外国移民的大量存在，对法国社会的非传统国家安全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冷战时期，东西方的军事冲突成为西欧国家优先考虑的传统国家安全问题。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法国，随着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的大量增加，也面临着非传统意义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威胁。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冷战的结束，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让位于非传统意义的国家安全，对法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三个方面的非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因素，成为法国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是外国移民的社会犯罪。在法国，尽管政府采取了一些让移民融入法国社会的诸多措施，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持续的一体化的社会融合政策，来自北非的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移民及其后裔，难以实现与法国社会的融合。这与移民受教育的文化程度和伊斯兰教文化对教育的态度有关。20世纪80年代后迁移而来的马格里布和非洲的穆斯林移民，多为目不识丁的农民。从社会跨越的角度来看，他们几乎是从农业社会，一下子置身于法国的工业社会、甚至是后工业社会。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他们是从单一的伊斯兰教文化一下子转换到多元的、灿烂的法兰西文化。由于他们的文化程度太低，再加上时代和文化的巨大差异，如果没有有效的、连续的、一体化的融合政策，要适应法国社会的生活和文化，自然融入法国的主流社会，只能是空中楼阁。另外，受伊斯兰教文化的熏陶和法国鼓励生育的政策驱动，穆斯林的移民家庭要比一般的法国人家庭生育更多的孩子，而男尊女卑的传统，使女孩无法受到良好的教育，而男孩则受到宠爱。法国宽松的学校管理，无法对他们进行积极、有效的约束和教育。正如上面所叙述的那样，由于穆斯林移民多居住在贫民窟或困难居住区，而那里的社会管理往往薄弱甚至失控，再加上穆斯林移民及其后裔在社会教育、就业、语言、生活习惯等方面，备受法国人的歧视，因此，他们不少青年人走到街上闹事，焚烧汽车或是干起入室盗窃等勾当，与西欧人相比，他们更容易走上犯罪道路。据统计，在法国由于生活贫困、缺乏教育和普遍的高失业率，穆斯林后裔中存在着更为严重的青少年犯罪和吸毒。1994年在法国犯罪的青少年中，有55％属于北非裔，在吸毒的青少年中他们占了43％[5] (P37-38)。
二是外国移民的社会反抗。如果仔细考察在法国的第一代北非的穆斯林移民，我们就会发现，他们身在法国，但在文化类别上依然属于伊斯兰文化，甚至在内心世界向往自己的祖国。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当他们遭受到种族歧视、社会不公平待遇时，总是通过追随法国共产党和参加工人运动这种当时传统和正规的斗争方式，来实现自身的同化和表达对法国社会的不满这双重目标。但与第一代穆斯林移民不同的是，第二代、第三代穆斯林移民从小生活在法国，同时感受着法兰西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洗礼，他们不再有原祖国的概念，因为他们就是拥有法国国籍的法国公民。然而，由于社会、文化、宗教等多种原因，他们似乎是游离于法国主流社会的二等公民，处处遭受到贫困、种族歧视、失业等社会不公正待遇的困扰。而在冷战结束以后，法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工人运动的影响，也逐渐销声匿迹，穆斯林移民就此失去了借以表达社会不满的方式。于是，年轻的穆斯林移民多通过焚烧汽车的方式，创造新闻效应，以此吸引社会大众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注，要求共和国给予他们与其他法国人一样的社会地位和平等的待遇。从1992年以来，法国的一些城市几乎每天都有为数不少的汽车被焚烧。1995年，法国的巴黎郊区、里昂、图卢斯、斯特拉斯堡等城市连续发生暴力事件。正因为如此，有人形象地比喻说，法国正处于即将爆发的火山口上。显然，法国正陷入社会分裂的危险之中。
三是社会成员内部的不安全感和排外主义、种族主义思潮沉渣的泛起。外国移民的社会犯罪和反抗社会的行为，在法国民众的心理产生了强烈的不安全感。1985年在接受调查的法国民众中，有45％担心个人的安全问题。人们突然感觉到，即使在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里，也有遭受到同样是法国国民的非洲移民后裔的袭击和伤害的可能。这时候，法国国民对自身安全的担忧，导致对外国移民产生拒斥的心理。20世纪90年代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有76％的法国人认为，在法的阿拉伯人太多了[6]。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排外主义、种族主义思潮的沉渣，在高举反移民大旗、主张法国人优先的种族主义的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鼓噪下，在法国部分民众的心理泛起，并最终在法国的一些城市形成了针对穆斯林移民的暴力行动。据法国警方统计，1991年全国爆发以排外和种族主义为目的的暴力事件1235起，1992年达到了2285起，增加了85％。
二、移民经济问题
由大量移民而诱发的经济问题，主要表现为安置移民的经济负担，影响了法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对法国的劳动力市场形成了一定的冲击。
第一，大量的外来移民(包括难民)，特别是非法移民在西欧的存在，迫使法国政府花费大量的金钱，安置这些移民或者将其身份合法化。这种移民安置的负担和合法化也对法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的障碍。
众所周知，法国已经历了三十多年的低迷的经济发展时期，尽管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接纳和安置那些外来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难民所造成的沉重的经济负担，是形成经济发展的低迷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如何对待外来移民问题，法国政府也是左右为难。一方面，法国并不希望接纳过多的移民，特别是那些文化程度较低的简单劳动力，而希望接纳那些文化水平较高的高技术人才。因此，法国政府，特别是右翼政府总是收紧移民政策，限制一般性的外来移民进入和入籍法国。另一方面，由于法国国民不再愿意从事那些艰苦的行业，例如建筑行业、服务业等等，而这些行业又是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因此，法国政府，特别是左翼政府，尽管面对着日益攀升的失业率和庞大的失业大军，也一再宽松被右翼政府趋紧的移民政策，引进那些并不特别希望的移民，特别是来自马格里布国家的非洲移民和穆斯林移民。大量新移民的到来，也需要政府投入巨额的资金予以安置。这也相应减少了生产的投资，加剧了经济发展的低迷。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大量的战争难民，纷纷抢滩西欧。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法国继德国之后，成为接纳难民最多的国家。同时，法国还投入相当的资金临时设立了一些难民营。另外，纷至沓来的非法移民又是西欧各国面临的一大难题。由于在对待非法移民问题上，西欧各国的政策并不完全一致，因此，由申根协定国提供的人员、技术、资本、货物的自由流动，也为非法移民的畅通无阻提供了便利。法国一向在世界上，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面前，标榜人权和人道主义，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像西班牙和葡萄牙一样，处于社会、经济、政治等原因，法国也先后多次使非法移民和无合法证明者身份合法化。尽管最近几年，法国加强了驱逐非法移民的措施，2003年，法国内政部长萨科奇庄严宣布：纵容非法移民的时代已经结束了。2003年1-6月，法国警方总共将主要来自马格里布国家、非洲其他国家、中国等国家的16893名非法移民驱逐出境。这一数字，与2002年同期相比，增加了9.6％。如果说，过去来法国的外国移民，为法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从而受到法国人民的欢迎的话，那么，今日的法国则视这些移民为沉重的累赘和负担。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缓慢、失业率极高的情况下，接纳这些外来移民势必增加财政负担，也会加重失业的严重程度。
第二，外国移民，特别是大量非法移民，对法国的劳动力市场形成了一定的挤压，加剧了失业率和失业大军的攀升。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法国的劳动力市场领域，政府一直面对着逻辑上的悖论：一方面，由于法国经济发展的迟缓，劳动力的失业大军人数和失业率一直居高。降低失业率和减少失业人口，是法国历届政府，无论是左翼政府、还是右翼政府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法国国民享有完善的社会福利，因此，法国人所不愿意从事的一些简单劳动领域和艰苦行业的劳动力又严重不足，迫使政府放宽移民条件，引进外国劳工，或者对非法移民进行身份合法化，以满足这些行业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基于这样的逻辑矛盾，法国政府对使用大量的非法移民的雇主，有时候也是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认态度。
另外，从法国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来看，尽管法国始终存在着失业的大军，但法国依然需要外来移民，以补充其劳动力市场。2000年由联合国提出的一份报告认为：今后半个世纪内，如果没有移民，法国的退休年龄必须推迟到74岁。如果只是为了简单维持与目前相近的6100万人口，法国将需要147万移民，但是，如果法国要维持目前就业人口和退休人口之间的比例关系，即每4.1个就业者养活1个65岁以上的退休者，那么，法国须每年吸纳170万移民，也就是说，从现在起到2050年，共需要吸收9370万人。看来，面对着较高的失业率和失业人口，法国政府又不得不引进外国移民。
尽管外国移民的到来，为法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建设注入了活力，但他们对法国社会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失业大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是不可质疑的事实。大量移民的存在，对本国公民的劳动就业空间产生了强烈地挤压作用，使本来就紧张的就业市场更加紧张不堪。法国的一位参议员说，来自低工资国家的外国移民的就业竞争已经使25万欧洲纺织工人失业，如果不采取保护措施，75万法国工人将紧随其后。法国政治科学国家基金会的分析家也指出：“如果我们限制外国人的数量，无论如何将会减少失业。”[7] 正因为如此，每当法国极右翼组织——国民阵线发出“外国人抢了法国人的饭碗”、“工作岗位法国人优先”、“外国移民滚出法国”的呼吁时，总能赢得一些法国人的理解和支持。实际上，外国移民也同样是法国失业大军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法国目前的失业率为9％，而外国移民的失业率高达22％，而来自北非的20-29岁的青年的失业率则高达40％。由此可见，外国移民既是导致法国失业增加的因素之一，也是失业的直接受害者。
三、移民文化价值观问题
移民文化的价值观问题主要表现为，移民宗教文化价值观与法兰西民族文化价值观的冲突，由此造成法国社会文化的断裂。
与20世纪90年代以前德国右翼政府极力主张外国移民应适应德国的主流文化不同的是，法国主张文化的多样化。法国像其他西方文明国家一样，宣称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任何人都不会由于政治、宗教和文化的原因受到歧视和迫害。如果因此而受到迫害，法国将其作为难民而予以慷慨大方地接纳。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在法国的外国人大多是欧洲人和少量的来自法国的前殖民地印度支那人。因此，宗教文化的相似和相近，使移民在很大程度上能融入法国的主流文化之中。20世纪70年代以后，当大量的来自于马格里布的北非的、拥有伊斯兰文化背景的穆斯林涌入法国，并成为法国外国移民的第一大外来民族群体的时候，伊斯兰教文化所固有的封闭性、自我完善性和宗教世俗性，与法国特别强烈的民族文化、民族情感、民族认同感的法国国家主流文化和基本价值观产生了较大的冲突，从而造成法国文化的断裂。
当代法国主张政治多极化、经济多元化和文化多样化。由于法国政府历来主张努力吸收不同民族的文化精华，给世界各国的民族文化和艺术提供展示的舞台，从而形成了法兰西灿烂的多样文化，人们已习惯于在发扬光大法兰西国有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畅漾于其他民族文化的丰富多彩。即使对待宗教文化，也主张只要个人信仰不建立在共和国的法律之上，依然给予支持和保护。但对伊斯兰教背景的伊斯兰文化却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和戒心。原因是，与大量的穆斯林移民来到法国相伴随的是，伊斯兰的宗教文化也同时进入。其他民族文化来到法国大多能够接受和认同法兰西文化，即使没有完全接受，至少是在法国社会的公共场合不会大肆张扬自己的文化。而伊斯兰教文化所固有的封闭性、自我完善性和宗教非世俗性，使其很难融入法国的民族文化之中。相反，他们则在法国大肆张扬自己的宗教文化和宗教信仰，他们建立众多的清真寺或礼拜堂，以便使穆斯林移民即使在法国，也能完全按照伊斯兰教的工作、生活和文化方式生存和发展。实际上，在很大的程度上，法国的穆斯林移民完全被隔离在伊斯兰教的文化的藩篱之中，而与法国灿烂的民族文化无缘。目前，法国有清真寺1550多座，其中有13座能容纳1000人的大型清真寺。为建设这些清真寺或礼拜堂提供资金的不是法国政府，而是穆斯林国家的利比亚、沙特阿拉伯和摩洛哥，而财政支援的神职人员则主要来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由于法国的人口统计中没有人种和宗教信仰的分类，因此，并没有官方的在法国的(包括已加入法国国籍者)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移民的具体数量。据有关部门估计，在法国大约有450-500万穆斯林，其中约有33-50％已加入法国国籍，他们大多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非洲移民在法国出生的子女，但是，他们的父母没有取得法国国籍。如果按国别划分的话，约有150万来自于阿尔及利亚，100万来自于摩洛哥，35万来自突尼斯，31万来自土耳其，25万来自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和10万来自于中东国家[8]。面对着加入国籍的外国穆斯林移民，法国的部长官员曾经热情洋溢地说道：“经过很长时间的等待和努力，你们成为了讲求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法兰西共和国的一员。法国以博大的胸怀接纳着移民，虽然这个国家还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既然选择了她，就应该热爱她，努力融入法国社会”[9]。但实际上，他们依然生活在伊斯兰教的文化背景中，生活在法国的边缘社会，多数居住在贫民窟或困难区，而没有实现融入法国社会的目标。
伊斯兰教文化中的原教旨主义的崇尚暴力和极端专制思想以及在世界各地的恐怖活动，也限制了法国国民在文化心理上接纳伊斯兰教文化。普通的法国民众认为，伊斯兰教是阻碍外国穆斯林移民融入法国社会的主要障碍，因为它没有实现与法国的民族文化的交融相合，而是在法国民族文化之外，成为反法兰西文化的文化力量。与法国的宗教文化不同的是，它既没有实现宗教的世俗化，个人信仰在很大的程度上，依然不是纯粹个人的事情，而是属于穆斯林世界公共生活的一部分，也没有倡导男女平等，更不讲求民主，而是崇尚专制和暴力。特别是“9·11”以后，遍布世界各地的恐怖活动，多与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有关。这更加剧了法国国民接受穆斯林移民的难度。此外，某些伊斯兰的宗教文化习俗，如穆斯林妇女包头巾，在包括法国民众在内的西欧国家国民看来，这是蔑视人权、不尊重妇女的充分体现。1989年，法国的一所中学的穆斯林女学生因为戴头巾而被校长开除，而随后的法国行政法院则判决学校的处罚违反了法律而被废除。于是，围绕着穆斯林妇女包头巾问题，法国在社会大众和政治精英两个层面，展开了激烈地争论。法国总统希拉克于2003年12月17日宣布，法国教育系统明年将执行一部法律草案，不允许公立学校内出现任何宗教性标志物，比如伊斯兰头巾。法国国民议会于2004年2月10日以494票赞成36票反对的投票通过了“禁戴头巾法”，禁止学生和教职员工在公立中学穿戴或者佩戴有明显宗教标志的衣物，如伊斯兰面纱、大十字架和犹太人的小帽等。3月4日，这项颇有争议的提案，在参议院以276票赞成、20票反对的绝对优势通过，在法国总统希拉克签署后成为法律。法案是由国民大会上各党派代表提出的。他们认为实施这样的法律是为了捍卫共和国纯洁性，并体现其基本价值观，即共和国所有公民一律平等，彻底实现政教分离，以此打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实现穆斯林移民与法国社会一体化的社会目标。尽管这项法案得到了法国最大的穆斯林组织“法国穆斯林宗教委员会”的支持，但一些穆斯林和其它宗教群体却对此强烈不满。与此同时，世界许多地方的穆斯林也对此表示抗议，不断举行游行示威活动。3月17日，法国政府收到了一份署名为“摩夫萨尔-巴拉伊夫突击队”组织的恐怖信件，该组织声称，法国政府颁布的有关禁止在公立学校戴头巾的法律是“以伊斯兰教为敌”的行为，“法国已决定将自己放在伊斯兰教最危险的敌人一方”，如果不废止该项法令，“在撒旦同伙的土地上，将会发生一起大规模的进攻，我们将把法国拖入恐怖与懊悔的境地”①。很显然，贯彻法国1905年的《政教分离法》，消除穆斯林移民宗教文化与法国社会文化的冲突，实现二者的融合和一体化，修复法兰西的文化断裂，法国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移民政治问题
移民的政治问题表现为，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利用外国移民诱发的系列社会问题，高举反移民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旗帜，在议会选举和总统大选中异军突起，获得了中下层民众的广泛支持，成为法国政坛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成立于法国经济发展趋缓、失业严重的1972年，至今已有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它与二战后其他以往的法国极右翼政党如“普扎特运动”昙花一现、转瞬即逝不同的是，该党以反对外国移民、主张极端的民族主义为旗帜，赢得法国中下层民众的广泛支持，并在民众支持下持续攀升。1974年首次参加总统选举，仅获得0.74％的选票，但此后的迅猛发展让人刮目相看。1988年和1995年，分别赢得了14.4％和15％的选票。2002年，在法国总统的首轮选举中，甚至以17.94％的得票率击败传统左翼社会党人、当时任总理的若斯潘(得票16.3％)，而与得票率19.6％、仅仅高出其2个百分点的法国传统右翼候选人、总统希拉克发起了挑战。法国极右翼政党的异军突起，强烈震撼了整个欧洲政坛。其成功的主要因素就是反对外国移民，将失业、社会治安恶化、社会福利的降低全部归结为外国移民，主张法国人优先、法国是法国人的法国、保卫法兰西民族的特性，赢得了社会中下层民众的广泛支持。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对19世纪的竞争受挫者、民族排外主义和右翼政治之间的关系进行过分析，他认为，民族主义与中间阶层紧密联系的一个因素就是经济原因，这种方式促使它和中间阶层的人士转向政治上的右派。仇视外族人对于商人、独立工匠和某些受工业经济进步威胁的农夫，很容易具有吸收力，尤其在财政紧迫的不景气时期。外国人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的象征，而资本主义正是瓦解古老传统的力量。对无法精确解释自己不满的人来说，民族主义特别能替他们表达集体的愤恨。而国家能作为他们集体身份的“真正捍卫者”，爱国心可以补偿他们在社会上的卑下地位[10] (P198-201)。在今天的法国社会中，这一闪耀智慧的分析依然有效。法国的中下阶层在高就业、高福利和保护中小企业政策下享有的优越社会和经济地位，伴随着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在逐步丧失，经济发展滞胀、高失业率、庞大的失业大军、社会福利的降低等社会和经济上的巨大挫折，使他们很容易迁怒于外来的竞争者——外国移民。而且从小受到的母族文化(带有种族优越传统)的教育，使他们本能地具有种族优越感，特别是在外国移民带来诸多社会问题时，以恢复传统和保留本民族纯洁与价值，消除野蛮，驱逐外国移民为特征的主张，自然融合了他们的社会心理[11]。在这个时候，通过排外而捍卫本民族的纯洁性与政治“右转”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为极右翼政党的崛起提供了现实的土壤和内在的动力。从法国战后的历史来看，法兰西的政治文化，既拒绝1968年的极“左”，也排斥2002年的“极右”，法国人民的健康理智，总能在关键时刻回归到大革命以来所崇尚的自由、平等、博爱和民主的光荣传统上来，但极右翼政党利用移民造成的社会问题而获得部分中下层民众的支持，从而在法国和欧洲政坛上异军突起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法国，由大量外国移民而诱发的严重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文化价值观问题和政治问题表明，曾引以为豪的法国移民政策的“共和同化模式”，遇到了严峻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并陷入困境。调整法国的移民政策，探索在新的移民形势下的新模式，解决移民社会问题，实现移民的社会一体化，已成为法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注释：
①法国收到恐怖威胁，称如不废止头巾禁令将遭袭击，参见http: //www. sina. com/2004-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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