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独立后的西属美洲缘何未建成统一的联邦国家？
韩琦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5期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问题》(沪)2006年1期第4～12页
【作者简介】韩琦，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天津 300071
【关 键 词】西属美洲/一体化/民族国家/现代化
1781年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前夕，13州根据《邦联条例》组成了具有各州联盟性质的邦联政府，1789年各州又根据《联邦宪法》成立了美国联邦政府，组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随后迅速地走上了现代化的富强之路。与之相比，独立后的西属美洲乍一看也有不少建立统一的联邦国家的依据，如殖民地的经历大致相似；都讲西班牙语；都信奉天主教；社会风俗及道德标准没有多大的区别；独立运动的敌人和独立以后面临的任务也基本是一致的。但是，独立后的西属美洲不仅没有出现象美国那样统一的联邦国家，甚至连一个邦联国家也没有出现，即使大哥伦比亚和中美洲联邦这样小区域性联盟的出现也是短命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本文试图从地理、政治、经济、种族、社会、独立战争等方面探讨这一问题的原因。
一、地理分割，交通不便
西属美洲的山脉、荒漠、丛林对该地区历史、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与地域狭小的北美13州相比，西属美洲幅员辽阔，① 地形复杂，其囊括了北美13州以南的几乎所有的美洲地区（巴西除外），地理特点是：（1）山脉绵延不断、纵贯南北，形成多处高原和山间谷地。中美洲有东马德雷山和西马德雷山，两支山脉之间形成一中央高原。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山势险峻，最高峰阿孔卡瓜海拔7040米，位于智利和阿根廷的交界处。该山在玻利维亚分成东西两支，并列向北延伸，两支脉间形成高原地带。高原上沟谷相连，山路崎岖，交通十分不便，居民点多散落在海拔两千到四千米的山谷盆地之中。（2）安第斯山以西，以及中美洲和墨西哥等大多数地区的河流都是流程短，水流湍急，不利于航运，只有安第斯山脉东部的水系（亚马孙河、马格达莱纳河、拉普拉塔河、奥里诺科河、圣弗朗西斯河）具有流程长、流域面积广的特点。（3）有大片的热带雨林，从墨西哥的特万特佩克地峡到地跨阿根廷、巴拉圭和玻利维亚的格兰查科平原，覆盖着成片的热带雨林，特别是亚马孙流域的原始热带雨林至今仍是人迹罕至。（4）在智利和秘鲁的太平洋沿岸，以及墨西哥北部、巴西东北部和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地区还分布着沙漠地带。这些地理特点深刻影响了该地区的历史、政治和社会组织。一直到独立前夕，西属美洲仍地广人稀，自然地理屏障重重，大山、森林、荒漠、遥远的距离将千万个村社和地区相互隔离，“数千个行省首府、城镇、村庄，不管是大还是小，通常都相互隔离，被高耸入云的、几乎是不可逾越的大山所环绕。”[1](p.22) 在哥伦比亚，卡塔赫纳、麦德林、卡利、波帕扬远远不同于波哥大，事实上，大山的阻隔造成了哥伦比亚的地方性，赋予诸如托利马这样的地方一种文化和政治上的自治意识。在秘鲁，阿雷基帕孤立于利马数个世纪，只有骡道而没有像样的大路，直到20世纪初，从阿雷基帕到利马要花费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好的道路，也没有统一的语言。在墨西哥农村，大约有90种以上的地方方言，语言中往往充满了带有地方特点的词汇、声调和语意。通常，村社之间还有相互的敌意，他们有着不同的衣着风格，不同的居住方式，不同的家庭组织模式，不同的手工工艺。危地马拉的妇女，通过其穿着的外衣的不同颜色和设计，能分辨出她是属于哪一个村社的。在墨西哥的恰穆拉（chamula）和特里凯（trique），印第安人中还留有一夫多妻制的残余。各地的文化在许多方面有明显的差异，在墨西哥，尤卡坦、塔瓦斯科、索诺拉等地都为各自的特性感到骄傲，同时却蔑视对方的特性。
西属美洲“太辽阔、太多样性以至于很难形成单一的忠诚”。[2](p.35) 相互隔离的自然环境，使各地区的民众目光短浅，只考虑本庄园、本村庄和本地方的利益，而不知道有全国和全民族的利益，只知道听命于庄园主或本地强人的号令，感觉不到全国和中央的权力与号召。当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和信息不灵的时候，大山、荒漠、森林等自然屏障往往能使地方和地方首领自我感觉优越于中央及中央领袖，他们对保卫地方利益充满信心，地方主义得以膨胀，相反，这经常使中央政府产生一种威胁感、恐惧感，在试图采取强硬态度处理与地方关系的时候经常发生动摇。
二、重商主义和大庄园制度盛行，缺乏统一的经济联系
英属北美独立前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有了较大发展。北部各殖民地已成为国内工商业中心，中部成为农业中心，南部发展为大种植园经济，这种区域性分工造成了统一国内市场的要求。但西属美洲的重商主义政策和大庄园经济却限制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相互联系。
西班牙对殖民地实行了重商主义政策，根据这种政策，贵金属是一个国家财富的象征，宗主国为了获得更多的金、银而奉行奖出限入的贸易政策，只把殖民地当作一种通过输入贵金属和经济作物产品来积累财富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还把殖民地当作宗主国工业制成品的一个市场。殖民地的全部作用就是被组织起来服务于宗主国的直接需要，而当地自身的发展则完全被忽视。殖民地的生产被限于矿业和农业，矿业作为王室税收的主要来源而受到了国王的特别重视和保护，能在宗主国和国际市场上销售的各种经济作物，如蔗糖、棉花、可可、靛蓝、烟草等的生产也受到鼓励，但与宗主国利益相冲突的农产品，如葡萄酒、橄榄油、亚麻、桑蚕业等的生产则受到禁止。至于能与宗主国产生竞争的制造业，如棉布和毛织品，则采取严格的限制。在贸易方面，殖民地被禁止从事与外国的直接贸易，严禁将非西班牙产品直接运进西属美洲。法律规定，凡与外国人通商的美洲居民一律判处死刑并没收其全部财产。为加强管理，王室在西班牙创设贸易署，专管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事宜；为了便于控制贸易和征得各种税收，确立特许港口，把通商限制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港（1717年改为加的斯港）和美洲的维拉克鲁斯、卡塔赫纳、波托贝洛、哈瓦那等少数几个港口；建立“双船队制”，实行军事护航；禁止外商参与西班牙美洲贸易。而对殖民地本身，则是限制和禁止美洲各地区之间进行贸易。同时还规定，未经皇家政府批准，美洲本地的居民，不能从一个省份迁移到另一个省份。这是对殖民地一体化影响最具破坏力的规定，由于各地资源禀赋不同，因而形成了具有本地特色的经济模式，如新西班牙和秘鲁总督区的白银采矿业，新格拉纳达地区的种植园经济，拉普拉塔地区的畜牧业经济，但这些经济都是初级产品生产，都是面向出口的、各地一般通过本地的港口直接与宗主国发生贸易关系。在殖民地后期，随着宗主国管制的放松，各总督辖区内部形成了一定的经济联系，次区域范围内的经济机遇、就业、资源等因素往往需要得到保护和发展，于是就逐渐形成了次区域性的利益集团和地方性的认同感，分裂的经济结构由此产生。由于各地之间的联系受到限制，结果造成各殖民地之间的联系还不如各殖民地与欧洲之间的联系更加便捷的局面。1825年玻利瓦尔在秘鲁时指出：“我们知道加拉加斯的消息晚于俄国的消息；我们先从英国，而不是从加拉加斯收到胡宁发出的报告；有时，我们同时收到伦敦和波哥大同天的报刊。”他还在拉普拉塔写信给朋友说：“我们在这里收到欧洲的消息，总是比波哥大的新。”[3](pp.161—162)
各地的大庄园是分裂的经济结构中更小的单位。适应殖民地矿业和西班牙人市镇的发展，农村的大庄园兴起于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已经成为各地农村的一种主要经济单位了。殖民地的大庄园已经不同于中世纪的欧洲封建庄园，它处于商业资本主义时代， 通过为殖民地市镇和矿区生产而间接地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服务，它的兴盛和萧条以及对劳动者的剥削强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供给和需求的曲线变化，庄园劳动力中也有了微弱的雇佣劳动的成分。因此，大庄园已经具有了资本主义的因素。但是，从大庄园主占据土地和不完全占有劳动力的角度看，大庄园的封建性仍是明显的。同时，它还有不少其他中世纪的特征：如作为经济单位，大庄园的生产是低效率的。大庄园主占据大片土地的目的既是为了满足“贵族”心理欲望，又是为了消除竞争者和获得印第安人劳力，但他却不能充分地利用土地，对土地的投资很少，技术也比较落后，导致大片土地荒芜或粗放耕作；作为社会单位，大庄园内部是一个微型的等级社会。大庄园主处于最顶端，他对庄园成员实行“恩威并重”的父权主义统治，不仅有义务“照料”和“保护”他们，使他们成为基督徒，同时对他们拥有绝对的权威；作为行政单位，大庄园是地方政治权力的中心。大庄园具有一个独立社会所通有的附属物，包括庄园主的大宅院，作坊、商店、教堂、学校等，与附近的印第安人村落连成一体。大庄园主凭借对土地的垄断和在地方市政或司法部门的任职，控制着周围地区的小庄园和市镇，有的大庄园主甚至拥有私人武装和监狱。[4] 结果，大庄园主成了地方上的最高统治者，在天高皇帝远的边远地区尤其如此。中央政府名义上的权力集中与大庄园主在地方上有效的惟我独尊之间的对照，成为独立后产生政治分裂势力的温床。
三、名义上的中央集权与实际上的各自为政并存
英属北美独立前夕，宗主国已经是君主立宪制国家，政治民主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在殖民地，议会制度也比较发达，这种民主传统和人们比较普及地接受教育相结合，为各地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容易达成共识奠定了基础。
而西班牙仍是封建专制君主制，这种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体在殖民地体现为“金字塔”式的自上而下的官僚结构，但由于官僚结构内部机制的相互牵制性和地方势力的膨胀，“集权”仅仅是表面上的，在实际运行中，各自为政的现象普遍存在。
殖民地的行政模式形成于16世纪中叶，在18世纪中叶波旁改革时又得到进一步加强。殖民初期，王室授予哥伦布、科尔特斯、皮萨罗和其他大征服者“先遣官”的头衔，赋予他们广泛的权力。但当美洲的重要性日显突出的时候，王室很快就剥夺了他们的权力，将宗主国的官僚体制移植到了西半球，由设在西班牙的代表国王处理美洲事务的“西印度院”和美洲的总督、都督、检审庭庭长、省长、市长、地方长官、卡西克（酋长）等组成，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金字塔”。这套机构发展到鼎盛时期共有4个各自为政的总督辖区，还有5个半自治的都督辖区，大多位于边缘地区。总督和都督的作用在实质上是相同的，二者在各自的辖区内都是最高的行政和军事长官。区别仅在于总督的管辖权更大、管辖的领土范围更广。从理论上讲，都督从属于总督，但在实践上独立于总督，统治着大片由总督辖区再分割出来的地区。检审庭庭长直接受西印度院领导，主要负责审理诉讼案件，并监督殖民地政府，可越过总督直接向西印度院汇报王家官员的活动，在总督和都督不在任时，有权代行其职。在那些非总督府或都督府所在地的检审庭辖区，检审庭庭长则同时行使着行政管理之责，军事权力通常留给总督。
殖民地的基层行政单位是市镇，通常市镇有两类，一类是西班牙人市镇，另一类是印第安人的市镇。一般在西班牙移民较多的地区设置西班牙人的市镇辖区（alcadias mayors）。由市长负责，在大市镇则设两位市长，其中一位是首席市长，通常由总督委任，有些则是由国王直接委任的。同时，按照西班牙人的传统设有市政议会（cabildo），市政议会的成员根据市镇大小而定，在小市镇数量为4—6人，大市镇为8人，象墨西哥城这样的大市镇为12人。1523年西班牙国王确定了议员由市民选举产生的原则。市政议会的职权包括掌管市政日常事务，实施审判，维持治安，组织武装保卫所在地区；有权征税，管理商业；负责发展市镇公益事业；还可以发布各种命令。有权委派代表觐见西班牙国王，提出有关切身利益的各种要求。至为重要的一点是：如果国王的敕令“不符合”当地的情况，市政议会可以不予执行，即“我服从，但不执行”（se acata pero no se cumple）。这种现象的存在说明了殖民统治的疲软和殖民地地方势力的坚实。从16世纪后期开始，西班牙国王开始拍卖殖民地官职，因此，市政议员往往是靠花钱捐买来的，市政会被控制在当地富有的地主、矿主和商人手中。市长经常干涉市政会的事务，警惕地监督着市政会，市政会早期所拥有的那种自治权利逐渐丧失，但在殖民地后期又有所恢复。
印第安人市镇辖区（corregimientos），由殖民当局指派一名市镇长官（corregidor）控制。他拥有行政和司法大权。同时，殖民当局保留了印第安人原有的传统组织形式，沿袭了酋长制（cacicazgo），委任一名印第安人酋长（cacique），协同市镇长官统治印第安人市镇辖区，负责征收人头税，组织劳役，监督生产劳动，酋长则享有免除徭役、贡赋以及与西班牙人通婚等特权。在印第安人市镇之下有印第安人村庄。
另外，西班牙王室还在殖民地设立了大主教区和主教区，到1620年西班牙美洲共有34个。这些教区的任职者实际上是王家官员，主要任务是推行国王的亲印第安人政策和控制移民的宗教信仰，对平民生活直接或间接地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在管辖范围上，他们经常同民政当局发生冲突。
上述政治构架表现出来的一个突出特征是：表面上无孔不在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和实际上的各自为政并存。一方面，美洲作为一个整体在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受到西班牙王权的管辖，西班牙国王通过他的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和法律体系任意摆布着美洲殖民地。另一方面，至少在波旁改革之前，殖民地官僚机构中各行政单位之间的上下级从属关系并不严密，各单位都可以与西班牙国王或西印度院直接沟通，并相互监督，这种管理方式是“纵向主义”的，“美洲似乎是分散的一个个岛屿，一块块的管辖地”[3](p.160) 殖民地之间的任何横向交往是被禁止的，“未经宗主国允许，殖民地之间什么也干不了”[5](p.17) 王室通过西印度院发布一系列法令，指挥在殖民地的庞大的世俗和教会的官僚机构付诸于实施，但实际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都在运用手段图谋私利，而王室的权力却遭到分解。[6](p.295) 由于同一个基层单位受到许多不同的隶属系统的管辖，形成了都管都不管的局面，② 这种事实上各自为政的局面就为以后的分裂埋下了伏笔，后来的主权国家正是在各个总督辖区、都督辖区、检审庭辖区的基础上形成的。
四、种族文化的多样性和社会结构的复杂性
北美殖民地是英国社会在美洲的延伸，基本上是一个白人社会，③ 印第安人是被驱赶和屠杀的对象，黑人处于奴隶地位，他们都没有公民权利。而在西属美洲，西班牙移民人口所占比例很小，至少从理论上讲，印第安人是国王的臣民，受到国王和教会的保护，西班牙人在那里采取了种族融合的政策。
种族文化的多样性是西属美洲的突出特点之一。在征服者到来之前，南美洲就分布着至少三种类型的印第安人社会，即定居的（加勒比岛屿、墨西哥和秘鲁）、半定居的（巴拉圭、巴西等热带丛林地区、按第斯山南部地区）和非定居的（阿根廷、乌拉圭等地）社会。[7](pp.279—285) 所谓印第安人，并不是一个文化单一的统一的社会，而是分布在不同区域、发展程度不同和有着不同文化特点的上千个族群。西班牙人到来之后，又带来了10多种种族成分，其中包括卡斯提人、阿拉贡人、安达卢西亚人等等，他们输入的非洲黑人也来自非洲不同的地区，这样就更增加了西班牙美洲种族的多样性。
北美殖民者的征服对象更多的是大自然，而西属美洲殖民者要征服的是当地的文化。北美的拓荒者可以砍倒森林，建立新的农场和社会，而西属美洲的可耕地已经被土著利用，殖民者面临的任务是文化同化。在那些比较成熟的定居社会，西班牙人保留了印第安人原来的社会结构，印第安人继续耕种它们的土地，讲着他们的语言和维持旧的生活方式，只是更换了主人，改为向西班牙人缴纳贡税，但他们拒绝接受西班牙人的同化，“结果形成一种国中之国，文化中的文化，两种人生活得很相近，但却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1](pp.38—39) 西班牙人将西班牙语传播到整个美洲，但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目标。大多数印第安人并不讲西班牙语，少数人会讲几句西班牙语，但也不在家里讲。妇女比男人知道的西班牙语更少，离开首都越远，讲西班牙语的人越少。“在墨西哥的语言研究所现在研究77种语言，但它意识到至少有12种语言并未被研究。甚至在有些大城市还保留着双语，即欧洲人学习讲土著语言。这些城市包括梅里达（merida），亚松森（Asuncion），库斯科（cuzco），圣地亚哥·德·埃斯特罗（Santiago de estero）等，当然，许多行省首府或社区仍然保留双语，在梅里达和亚松森仍然上演用印第安人语言演出的戏剧。”[1](p.41)
黑人在早期的西属美洲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的适应能力和接受能力很强，一般分布在热带低地和加勒比地区，到16世纪中期，西班牙美洲输入的黑奴大约为25—30万人。到1646年墨西哥的黑奴达到3.5万人，秘鲁达到10万人。[8](pp.36—37) 由于黑奴是被买来的，他们又远离作为文化之根的故土，所以，比较依顺白人主人，他们在接受欧洲人语言、宗教和生活习惯方面的速度令人吃惊，其中不少人被当作家庭仆役，当与印第安人一起劳动的时候往往充当工头的角色。
种族融合政策使西属美洲的三大种族（欧洲人，印第安人和黑人）相互通婚，产生了各种类型的混血儿，如“墨斯提索人”是印欧混血儿，“穆拉托人”是黑白混血儿。他们是新的种族，在文化上受到排斥，被认为兼具父母的缺点：懒惰、无赖、不可信任。但由于他们比印第安人和黑人更加透彻地掌握了西班牙文化，所以，经济地位也比较高，一般住在城镇，充当家仆、监工、工场雇工、小工商业者和军队中的士兵。
这样，西属美洲的各种族按社会地位排列就出现了如下的等级次序：西班牙人，墨斯提索人，穆拉托人、黑人、印第安人，这种等级次序因肤色的不同而得到强化。但西班牙人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裂成了“半岛人”（宗主国出生的白人）和“克里奥尔人”（土生白人）。前者代表宗主国掌握着殖民地的政治大权，执行着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后者在政治上没有地位，经济上受到压抑。据统计，在殖民地时期的170名总督以及602名都督和检审庭庭长中，只有18名是克里奥尔人。769名主教中，只有100多名出生在新大陆。[9](p.230) 18世纪后期，波旁王朝的自由贸易改革使克里奥尔人的经济实力得到膨胀，但政治控制的强化却导致了他们对半岛人的怨恨；经济发展给混血种人向上层社会流动提供了机会，他们要求与土生白人分享上层人的地位；同时，经济发展加重了对印第安人和有色人种的税收负担，导致他们发动反抗半岛人和克里奥尔人的大起义。独立战争前夕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
玻利瓦尔曾说过：美洲“由于人们种族不同，管理这样一个成分复杂而又难以驾驭的社会，必须无比坚定，无比谨慎，因为哪怕发生最小的变动，它就会反常、分裂、瓦解。”[3](p.360)
五、独立战争的局限性
所谓“独立战争的局限性”，其实质就是在独立战争中反映出来的传统的政治、经济、社会势力对玻利瓦尔等人的独立、自由、民主、平等、联合的资产阶级革命理想的制约，以大多数土生白人阶层为代表的传统势力过于强大，玻利瓦尔等人的理想最终不能成为现实。
早在1790年3月米兰达就提出了西属美洲解放后的立国方案，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新国家，北起密西西比河，南抵哈恩角，实行君主立宪制，继承印第安人的传统，沿用古代“印加王”的称号。[10](p.95) 这种思想经过不少拉美知识分子的发展，到玻利瓦尔时得到了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他在早期政治生涯中就已经认识到美洲是一个事实上的整体。在1815年的《牙买加来信》中他深思熟虑地写道：“把整个新世界组成一个国家，用统一的渠道使各个部分互相沟通，使每个部分同整体相连，这是一个宏伟的设想。既然整个美洲有着相同的经历、语言、风俗和宗教，所以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政府把各地行将建立的政权联合起来。”但他同时也看到了当时的条件并不具备：“然而，现在不可能，因为美洲各地相距甚远，处境不同，利益对立，特性各异，因而无法联合。”[3](p.168) 在他看来，美洲能否统一和团结， 只能取决于美洲取得进步或发生实质性变化的程度。玻利瓦尔将“美洲革命”理解为结合成一个整体的严肃的事业。它包括政治独立，建立一个新的庞大的政治单位，实行民主、自由；经济独立，矿产资源国有化，公正地分配财富和土地；社会平等，取消特权和社会等级，废除奴隶制度；文化上扶持大众教育事业；在国际关系上各国相互尊重，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等等。[3](p.226)
但是，无论从独立战争本身还是美洲社会革命的实践来看，都存在许多不利于建立统一联邦的局限性。
（1）独立战争是在各地分散进行的，没有统一的领导和组织结构。
1808年，拿破仑入侵西班牙，逼迫菲迪南七世退位，并占领了西班牙大部分国土，这一事件触发了独立运动在整个拉美的爆发。正如玻利瓦尔所言：“从上面的情况很容易看出，美洲当时并没有准备摆脱宗主国，但突然一下子脱离了宗主国”。[11](p.53) 因此，拉美的独立运动缺少心理和组织上的准备，不是一个拥有中央革命委员会领导的有组织的运动。不像美国那样有一个大陆会议指导战争，组建军队，任命高级指挥官，征收战争税款，招募兵员，开展外交活动；没有像华盛顿那样的唯一被认可的领袖；也没有大家正式接受的政治纲领。从1810—1826年，各地在分别以独自的方式从事独立活动。
在南美洲，玻利瓦尔和圣马丁的确都怀有解放大陆的战略思想，当时圣马丁率领一支军队从阿根廷进入智利，再从智利挺进秘鲁；玻利瓦尔率领另一支队伍先解放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然后打进秘鲁，并在瓜亚基尔与圣马丁会晤，最终铲除了西班牙的残余势力。但他们的这种联合打击殖民军的行动并不是在一个统一战略计划指导下进行的，只是一种默契。各地的主权从来没有让与给大陆解放军，在大敌当前的时候，各地独立派欢迎大陆解放军的到来，当敌人不再构成严重威胁的时候，就诋毁和排斥解放者，各地地方政权与超民族的大陆军队的矛盾凸显出来，这种军事力量与领土主权的脱节，削弱了战争的集权化的效果。玻利瓦尔自称是一个“孤独的人”，只有很少几个合作者，他的国际主义的或超民族的思想很难被怀有私利和偏见的寡头集团分子所理解，他曾说：“我用双手做的事情，别人却用双脚破坏。一个人同大家斗，他就什么事也做不成。”[3](p.302)
（2）地方主义特性膨胀，各地纷纷独立。
与美国比较，西属美洲没能召集由所有前殖民地参加的制宪会议，成立一个联邦政府。美国的汉密尔顿能够熟练地运用国内大市场的诱惑和加强工商业发展，保证了也许大多数人并不喜欢的联邦的成功。但在拉美，共同市场的经济动机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对大庄园主几乎没有影响力。他们从大的国内市场中几乎得不到什么东西，因为他们的生产安排在大庄园中消费或向欧洲出口。同时，包括军队、教会、印第安人村社在内的各种社团、以地方大家族为代表的利益集团、大小地方首领（卡西克、考迪罗）等都纷纷寻求自治或分离，[12](p.133) 再加上独立运动的分散性特点，就促使各地在自然边界和原来总督辖区、都督辖区、检审庭辖区等殖民地行政结构的基础上，根据“保持占有领土现状”的原则，很快就建立了新的共和国。中美洲从墨西哥分离出来，后来又形成了5个不同的国家，乌拉圭、巴拉圭、玻利维亚从阿根廷分离出来，智利脱离了秘鲁，玻利瓦尔试图将大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与秘鲁和玻利维亚合并的计划最终并没有实现。最后，大哥伦比亚本身又分裂为三个国家。1811—1825年间出现了15个独立国家。正如哥伦比亚历史学家因达莱西奥·列瓦诺·阿吉雷所言：“新格拉纳达的财阀，委内瑞拉的普通贵族地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投机商寡头集团，智利的上层保守分子，秘鲁的贵族……，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需要，即把昔日殖民地管辖的小单位变成主权国家，各自控制当地的政权，确保由按其要求建立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去解决上层和下层的矛盾”。④ 为了保住既得利益，他们反对美洲一体化的主张，喜欢到处出现小国家的局面。
（3）推翻了旧权威，却没有形成普遍认可的新权威。
独立前，美洲的所有事情都是由国王命令的，以“朕，国王”的符号代表着的权威性命令，批准着所有的法律、所有的官职、所有的行为。下自奴隶上至总督的每个人的地位都是由法律来确定的，并以国王的名义来实施的。国王的意志就是这块土地上的法律。甚至伊达尔哥起义的口号都是“打到坏政府，国王万岁”！几个世纪里，人们一再重复“看在上帝和国王的分上”这句话作为对自己行为的最后批准，他们把国王看作是“神圣”的，但独立之后，国王就从美洲这个舞台上消失了，与国王同在的政治权威和受国王庇护的教会权威也随着消失了。[3](pp.67—68;146—147) 当权威象征消失之后，却没有囊括一切的、不受怀疑的和完全被接受的权威取而代之。没有任何人和任何方式能填补这个空白。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的理论等等都不能填补这个空白。
与之相比，民族主义倒是一种更容易被普遍接受的理论，但当时的民族主义主要流行于少数受欧洲思想影响的克里奥尔知识分子中间，无论在领土或人口结构方面都缺乏群众基础。混血种人对民族性仅仅有一个模糊的意识，印第安人和黑人则完全没有这种意识。印第安人领袖所具有的民族性是另外一种性质的民族性，图帕克·阿马鲁二世对秘鲁人称为“同胞”，以示其是不同于西班牙人。他所说的秘鲁人（同胞）包括了克里奥尔人、墨斯提索人、松博人、印第安人，所有在秘鲁的当地出生的人，排除了他认为是外国人的西班牙人。但是他想将克里奥尔人和墨斯提索人吸引到印加复国运动的企图遭到了失败，因为随着印第安起义者对克里奥尔地主惩处事件的增加，印加的民族主义与克里奥尔人的利益毫无共同之处的事实越来越清楚。1810年独立战争爆发后，参加爱国者军队或游击队的印第安人一般都没有强烈的政治信念，他们可以为敌对的双方服役，而没有心理上的不安。[2](pp.35—36) 由于拉美大陆还没有形成一个国家，当这种抽象的民族主义将目标锁定在西属美洲这样一个庞大的政治实体上时，民族主义思想就失去了其有效性。
在拉美传统中，不可以没有权威。独立运动破坏了旧权威，却没能建立起一个普遍得到接受的新权威，[13] 这就使大陆一体化失去了支柱，成了一件非常遥远的事情。
（4）行政管理人才匮乏，造成了政权的军事化。
旧的殖民官吏被驱逐了，留下的政治真空缺少合格的管理人才填补。在殖民地时期，克里奥尔人政治上没有权力，被排斥在各种行政管理职权之外，由于专制权力来自宗主国和“半岛人”，他们不仅没有政治上的自由，甚至没有自主的专制。实际上，殖民地美洲本身从来就没有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政权，这种专制主义仅仅是来源于宗主国，专制主义的国王在西班牙而不在美洲。⑤ 因此，玻利瓦尔说：“我们发现美洲不仅被剥夺了自由，而且缺乏主动的、占支配地位的专制。”[11](p.51) 他谴责西班牙的专制制度：“他们虐待我们，不仅剥夺了我们应有的权利，而且使我们对公共事务一无所知。如果我们能够在我们所在的地区掌管自己的内部事务，那么，我们一定会了解公共事务及其一套机构，我们一定也会享有个人的威望，这一威望会使人们肃然起敬，而这在革命中是很有必要的。”[11](p.52) 这种政治上受到排斥的结果是，当宣布独立之后，殖民官吏被废除了，却一时难以找到治理国家的合适人选。“美洲人突然站了起来。事先一无所知。最成问题的是，他们没有掌管公共事务的实践，难以在世界舞台上掌握立法者、律师、司库、外交官、将军等以及其他高级或次一级的官职，而这些官职是一个有组织的国家通常必设的。”[11](p.55) 更何况，新共和国的政府部门增多，所需管理人才大大超过了前殖民地官吏。
在文职人员短缺，政府软弱的情况下，参加独立战争的军人们就被推到了台前。1810—1830年政治的军事化成为拉美的既成事实。[14](p.340) 由于独立尚不稳定，各地不管文职人员能否控制军队，几乎都比将军当国家的正式首脑，因为文职政治家认为， 只有一个有威望的将军才足以产生威慑作用，以防兵变或地方向中央权威的挑战。这些掌握了政治权力的将军们，有的以正规军为基础，受到上层阶级文职人员的操纵（如墨西哥和秘鲁），有的以当地民兵为基础，受到地方上的地主和商人的支持（如拉普拉塔地区四分五裂的各行省），不管哪一种情况，他们都是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表，都试图利用军事手段达到控制国家权力的目的。这样，军人在政治中起到了主导作用，政府支出中最先支付的是军费，军队实力膨胀。军队既是维持稳定的工具，同时也是政治动荡的根源。当现行军政权的合法性受到怀疑的时候，很快就会有新的军人取而代之。于是，“考迪罗”盛行起来，1830—1860年达到顶峰，不仅大陆联邦的计划成了泡影，甚至连各地内部的政权都难以形成统一！
（5）经济基础脆弱，无力支持大陆一体化。
在殖民地时期，西属美洲已经有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税收体系，殖民当局从各经济部门、特别是手工业部门可以获得较为充裕的赋税收入，但独立后，这个税收体系崩溃了。战争使资本外逃，工矿业停产，大庄园荒芜；出口减少，贸易逆差加大，[15](pp.33—35) 而独立战争的老兵需要退役年金，战争损害需要赔偿费，维持军队、保卫边疆、日常行政开支都需要经费，结果各国政府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困难，有的国家为解决财政困难而诉诸于国际资本市场发行公债，从而造成债务大量增加。
这种经济上的困难不利于各国实现民族团结和政治稳定。新政府缺乏资金使它难以保持军队的忠诚，也难以通过施加恩惠把可能持有不同政见的文职上层人员收买过来。墨西哥的早期政府面临着两难选择，要么征收捐税来还债，这样会招致内部叛乱，要么不还外债，这样会引起外国干涉。墨西哥领导人希望把国家从长期的近乎破产的局面中拯救出来，因此情不自禁地把手伸向教会的巨额财富，但是向教会的财产动手也引起叛乱，有时还导致政府垮台。[14](p.424) 相反，智利在30年代和40年代经历了经济上的繁荣，繁荣带来了资金，使政府拥有财力来镇压叛乱，有力量维持政权的“合法性”，从而促进了政治上的稳定，但智利是一个特例。
经济困难同样是西属美洲大陆一体化遭遇挫折的原因之一。1826年的巴拿马会议达成一项军事协议，决定由各成员国组建一支6万人的陆军和由28艘战舰组成的海军舰队，各签字国根据人口按比例派兵，提供军费开支。[16](p.263) 但各国当时都捉襟见肘，无力拨款。
（6）独立战争仅仅是一场政治革命，而不是一场社会革命。
独立战争是克里奥尔人领导的一场反对宗主国控制的政治革命，他们斗争的目标并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殖民地社会，而是要取代“半岛人”作为经济剥削者和政治统治者的地位。在战争进行中，当他们的利益受到民众力量的威胁的时候，他们首先是与殖民当局站在一起。如在墨西哥独立运动的初期，当伊达尔哥和莫雷洛斯神父领导的起义军提出社会革命要求的时候，大多数土生白人投靠了殖民当局，只是在民众起义被镇压之后，他们才重新与殖民当局决裂，操纵前保皇派军官伊图尔维德于1821年宣布独立。在南美洲，米兰达、玻利瓦尔等人最初希望用上层革命的办法推翻西班牙的统治，而不想唤起下层民众的参与，只是在经过多次失败之后，才懂得通过宣布废除奴隶制和向爱国者志士分配土地是“增加人和动员人”的有效方法。但是，独立后的拉美各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夺取了政权之后的克里奥尔人并不准备让下层民众分享革命的成果。奴隶制的废除进展缓慢，如哥伦比亚1821年就宣布了解放奴隶法，但从1821到1826年，在偌大的共和国的好几万名奴隶中，获得解放的还不到300人，“解放奴隶成了一个骗局”。[3](p.223) 大地产制度不仅没有被废除，反而因为对军人的土地奖赏而得到加强，土著的不幸处境根本未能得到改善，他们不仅没有分得土地，甚至还被剥夺了原有的土地，在不少地方，他们被驱赶到了不毛之地。独立战争的军事首领们侵占田园、更换地产的事件屡见不鲜。因此，独立只是将上层人物由原来的“半岛人”换成了克里奥尔人，殖民地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并未受大的触动。西属美洲并没有实现玻利瓦尔所期望的“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却是实现一体化的前提条件。正如委内瑞拉学者博埃斯内尔指出：玻利瓦尔的思想“只有在具备资本主义机构、与别国有良好的交往和贸易关系的资产阶级社会才能实现。而拉美是一个前资本主义和前资产阶级的大陆。……每个地区性的、庄园主的军事首领，就是一个破坏拉美民族团结和大陆团结的离心因素。面对这种现实，玻利瓦尔很快就失败了”。[5](p.84)
六、外国列强乘虚而入，极力促成西属美洲的分崩离析
玻利瓦尔是唯一对西属美洲的政局及其前途有着通盘考虑的人，他认为要实现西属美洲一体化，首先要解放各国，其次促进各国联合起来。⑥ 联合的目的是巩固和发展民族独立的成果。“联合能使一个国家得到力量，任何国家都是搞了联合才受到尊重的”，“欧洲各国野心勃勃，把奴役的枷锁带到世界其他地方，世界各地必须设法同欧洲建立均势，以打破欧洲的霸主地位。”[3](p.350) 当时，西班牙为挽回颓势而在欧洲求助于“神圣同盟”。为了捍卫美洲各国的主权和独立，反对西班牙和欧洲“神圣同盟”的干涉，1822年玻利瓦尔领导的大哥伦比亚同秘鲁和智利签订了“同盟条约”，双方同意建立攻守同盟，共同御敌。1823年同墨西哥签订了类似的条约。1824年7月，玻利瓦尔正式向拉美各国发出邀请，建议在巴拿马召开“美洲会议”。1826年6月26日会议如期开幕，只有大哥伦比亚、秘鲁、墨西哥、中美洲联邦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取得了四方面的成果：通过了《联合、联盟和永久联邦条约》；通过了一项军事协议，决定由各成员国组建一支军队和联邦舰队；缔结了一项仲裁条约，以供协调各国关系；通过了下次代表大会将在墨西哥召开。但由于种种原因，除哥伦比亚外其他国家都没有批准这些文件。建立美洲联邦的主张未能实现。
西属美洲各国在独立初期曾希望借助英国和美国的援助来反对西班牙，但英美两国以“保持中立政策”为借口，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直到1822年美洲各国在军事上取得对西班牙的绝对优势之后，才在外交上得到英美的承认。英美两国都对西属美洲别有用心。英国首相坎宁在西属美洲独立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时说：“事业已经完成，钉子已经定下，西班牙美洲解放了；倘若我们处理我们的事业不糟糕，它是属于英国的。”[7](p.13) 而美国则在1823年12月宣布了“门罗宣言”，以美洲保护人的口吻宣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但玻利瓦尔根据自己的经验，对同英美结盟是抱有戒心的。1823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在英国成了这个联盟的首领之后，我们就将变成它卑贱的仆从，因为一旦同强者签约，弱者永远只能服从。”1825年在给桑坦德的信中说：“我认为同美国结盟是很危险的”。北美人“对我们来说是异邦人，因此我绝不同意请他们来调节我们美洲的事务。”[18](p.91)
同样，英国和美国，尤其是美国对玻利瓦尔的美洲一体化的主张也表现出了反感和不安。美国政府对参加巴拿马大会的代表指示：“要抵制任何要求建立有权决定美洲国家争端或任意调整其行动的同盟常设机构的主张”。[3](p322) 正如哥伦比亚历史学家阿吉雷所言：“它们乐意支持促使昔日西属美洲巴尔干化的一切努力，其心情殷切也属意料之中。新帝国主义企图弥补西班牙留下的宗主国空缺，他们最希望出现一种把西属美洲这个大集体分割为许多互相敌对的国家的政治局面。正因为如此，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也就同西班牙美洲土生白人贵族一起反对拟在巴拿马举行的邻国同盟大会。”⑦
巴拿马大会的失败正中列强国家的下怀，拉美国家分崩离析的局面便利了列强国家的乘虚而入和侵略干涉。在19世纪，列强除了在拉美各国之间的战争中挑拨离间外，⑧ 英国于1833年占领了马尔维纳斯群岛，1839年占据了洪都拉斯北面德鲁阿坦岛，1843年恢复了对尼加拉瓜东海岸莫斯基托印第安人的“保护”，1885年侵吞委内瑞拉的边界领土，扩大英属圭亚那；1895年占领了尼加拉瓜的科林托；西班牙于1861—1865年吞并了圣多明各，并于1863—1867年对秘鲁进行了干涉；法国对墨西哥进行了干涉，在1861—1867年把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亚诺弄到墨西哥登基称帝。美国1846—1848年发动了美墨战争，在19世纪的40年代和50年代侵吞了墨西哥的大半个国土，达230万平方公里。此外还占领了古巴，留住波多黎各，干涉尼加拉瓜，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国、巴拿马等。列强国家以强凌弱，从反面证明了当年玻利瓦尔的主张是多么具有远见性！
西属美洲幅员辽阔，地理阻隔；重商主义和大庄园制度盛行，各地缺乏经济联系；宗主国的“纵向主义”统治造成各自为政的局面；种族文化的多样性和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带来人们心理上的隔阂，等等，这些自然和历史的因素为西属美洲的分裂作了铺垫，“拉丁美洲作为一个整体诞生于世，但是由于殖民制度本身的畸形，拉丁美洲在诞生之前已经破碎了”。[19](p.291) 而独立战争却没能改善这种破碎的结构，使大陆凝聚在一起，独立运动本身所呈现出来的一些局限性，如没有统一的组织和领导，各种分裂因素的暴露和膨胀，缺乏普遍认同的新权威，各国政权的软弱和军事化，财政上面临的重重困难，社会变革的失败等等，加重了分裂局面，而来自外部的英美等国列强的觊觎和干涉更是进一步破坏了西属美洲的团结。正是上述历史的和现实的、内部和外部的多种因素的结合，最终致使西属美洲未能建成一个统一的联邦国家。当然，最根本的问题恐怕还在于当时西属美洲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性，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共同体。玻利瓦尔等人的理想超越了时代。
对本文提出的问题的回答也为我们理解拉美现代化的迟缓和研究拉美现代化的方法提供了启示。与北美相比，由于西属美洲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特别是其从事贵金属的生产，因此，在独立前夕，其经济总量大大超过了北美。⑨ 但就其他便于现代化起步的内外环境，特别是从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条件看，拉美的传统因素更浓重，从一开始就落后于北美，因此，研究拉美现代化首先要注重拉美自身独特的历史发展进程，即时空背景，不宜对其有过高的期望。其次，拉美独立后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联邦国家，尽管拉美地区存在着一致性，但1811—1825年15个独立国家的出现表明差异性占据了主导地位，所谓的“拉美现代化”实际上应该是拉美各个民族国家的现代化，拉美现代化研究的对象首先应该是国家，而不是地区。现代化理论认为，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现代化开始的一个重要前提，拉美各国虽然在独立战争以后建立了国家，但各国内部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整合的道路却很长，各个国家究竟是什么时候形成具有民族认同感的真正的“民族国家”的？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种族文化背景的不同，各国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直接影响到了各国现代化的进程。
注释：
① 美国建国初期的领土面积为827844平方英里，而1803年从法国购买的原属西班牙殖民地的路易斯安那就达1171931平方英里，超过其原来领土的41％。见Ralph H. Braw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1948. p346.
② 如委内瑞拉的库马纳很典型，“它在政治上隶属于马德里管辖；在行政和司法方面从属圣多明各和圣菲；经济上依附于墨西哥；宗教方面由波多黎各的圣胡安管理，大学教育方面属于加拉加斯地区……”见［委］J·L·萨尔塞多·巴斯塔多：《玻利瓦尔：一个大陆和一种前途》，杨恩瑞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第28页。
③ 1825年美国和加拿大的白人人口占79.6％，黑人占16.7％，印第安人占3.7％；而西属美洲上述三种人口的比例分别为18％，22.5％，59.5％。见Stephen Haber(Edited): How Latin America Fell Behind, Essays on The Economic Histories of Brazil and Mexico, 1800—1914.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267.
④ 因达莱西奥·列瓦诺·阿吉雷：《玻利瓦尔和门罗主义》，转引自［委］J·L·萨尔塞多·巴斯塔多：《玻利瓦尔：一个大陆和一种前途》，杨恩瑞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第318页。
⑤ 巴西与此不同，1808年葡萄牙王室迁到巴西，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加强了对巴西的君主专制统治，对巴西的统一产生了重要作用。独立后，巴西保留了帝制，没有中断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从而促进了国家建设和国家控制。见James Dunkerley(edited): Studies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Nation-State in Latin America,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 Studies, University London, 2002, p112—132.
⑥ 玻利瓦尔在接受独立后出现的各共和国现实的同时，希望建立美洲联邦，这个联邦是西属美洲联邦，既不包括讲葡萄牙语的巴西，也不包括讲法语的海地和讲英语的美国，而建立大哥伦比亚和创建安第斯联邦的努力都是他建立西属美洲联邦的中间步骤。见Nationality, Nationalism, and Supranationalism in the Writings of Simon Bolivar, HAHR, 63(1), 1983, P37—64.
⑦ 因达莱西奥·列瓦诺·阿吉雷：《玻利瓦尔和门罗主义》，转引自［委］J·L·萨尔塞多·巴斯塔多：《玻利瓦尔：一个大陆和一种前途》，杨恩瑞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第319页。
⑧ 乌拉圭的案例很典型。1828年乌拉圭东岸共和国的成立不是因为它内部民族意识的觉醒，而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介于阿根廷和巴西之间，可以作为南美两个大国之间的缓冲地带，便于英国控制拉普拉塔河的出口。因此在它的成立过程中，英国外交发挥了重要作用。见Gerhard Masur: Nationalism in Latin America: Diversity and Unity,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p55.
⑨ 椐洪堡估计，1804年拉丁美洲的人口是1700万，美国的人口是500万，仅当时墨西哥的人口就超过了美国。转引自Jacques Lambert,Latin America Social Structures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71. P1-2；1783年美国独立时的全部输出不超过500万美元，而拉美的出口是它的27倍。见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冯明方译，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第146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5期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问题》(沪)2006年1期第4～12页
【作者简介】韩琦，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天津 300071
| 【内容提要】 | 西属美洲独立后没有建成统一的联邦国家，原因在于其独立前夕幅员辽阔，地理阻隔；重商主义和大庄园制度盛行，缺乏统一的经济联系；宗主国的“纵向主义”统治造成各自为政的局面；种族文化的多样性和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带来人们心理上的隔阂等等，而独立战争并没能改善这种破碎的结构，独立运动本身所呈现出来的一些局限性，如没有统一的领导和组织，各种分裂因素膨胀，缺乏普遍认同的新权威，各国政权的软化和军事化，财政上的困难重重，社会变革的失败等等，都加重了分裂局面，而来自外国列强的觊觎和干涉更是进一步破坏了西属美洲的团结。1811—1825年15个独立国家的出现表明差异性压倒了一致性，玻利瓦尔一体化的理想破灭。因此，对拉美现代化的研究应该重视各国民族国家的形成问题。 |
一、地理分割，交通不便
西属美洲的山脉、荒漠、丛林对该地区历史、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与地域狭小的北美13州相比，西属美洲幅员辽阔，① 地形复杂，其囊括了北美13州以南的几乎所有的美洲地区（巴西除外），地理特点是：（1）山脉绵延不断、纵贯南北，形成多处高原和山间谷地。中美洲有东马德雷山和西马德雷山，两支山脉之间形成一中央高原。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山势险峻，最高峰阿孔卡瓜海拔7040米，位于智利和阿根廷的交界处。该山在玻利维亚分成东西两支，并列向北延伸，两支脉间形成高原地带。高原上沟谷相连，山路崎岖，交通十分不便，居民点多散落在海拔两千到四千米的山谷盆地之中。（2）安第斯山以西，以及中美洲和墨西哥等大多数地区的河流都是流程短，水流湍急，不利于航运，只有安第斯山脉东部的水系（亚马孙河、马格达莱纳河、拉普拉塔河、奥里诺科河、圣弗朗西斯河）具有流程长、流域面积广的特点。（3）有大片的热带雨林，从墨西哥的特万特佩克地峡到地跨阿根廷、巴拉圭和玻利维亚的格兰查科平原，覆盖着成片的热带雨林，特别是亚马孙流域的原始热带雨林至今仍是人迹罕至。（4）在智利和秘鲁的太平洋沿岸，以及墨西哥北部、巴西东北部和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地区还分布着沙漠地带。这些地理特点深刻影响了该地区的历史、政治和社会组织。一直到独立前夕，西属美洲仍地广人稀，自然地理屏障重重，大山、森林、荒漠、遥远的距离将千万个村社和地区相互隔离，“数千个行省首府、城镇、村庄，不管是大还是小，通常都相互隔离，被高耸入云的、几乎是不可逾越的大山所环绕。”[1](p.22) 在哥伦比亚，卡塔赫纳、麦德林、卡利、波帕扬远远不同于波哥大，事实上，大山的阻隔造成了哥伦比亚的地方性，赋予诸如托利马这样的地方一种文化和政治上的自治意识。在秘鲁，阿雷基帕孤立于利马数个世纪，只有骡道而没有像样的大路，直到20世纪初，从阿雷基帕到利马要花费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好的道路，也没有统一的语言。在墨西哥农村，大约有90种以上的地方方言，语言中往往充满了带有地方特点的词汇、声调和语意。通常，村社之间还有相互的敌意，他们有着不同的衣着风格，不同的居住方式，不同的家庭组织模式，不同的手工工艺。危地马拉的妇女，通过其穿着的外衣的不同颜色和设计，能分辨出她是属于哪一个村社的。在墨西哥的恰穆拉（chamula）和特里凯（trique），印第安人中还留有一夫多妻制的残余。各地的文化在许多方面有明显的差异，在墨西哥，尤卡坦、塔瓦斯科、索诺拉等地都为各自的特性感到骄傲，同时却蔑视对方的特性。
西属美洲“太辽阔、太多样性以至于很难形成单一的忠诚”。[2](p.35) 相互隔离的自然环境，使各地区的民众目光短浅，只考虑本庄园、本村庄和本地方的利益，而不知道有全国和全民族的利益，只知道听命于庄园主或本地强人的号令，感觉不到全国和中央的权力与号召。当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和信息不灵的时候，大山、荒漠、森林等自然屏障往往能使地方和地方首领自我感觉优越于中央及中央领袖，他们对保卫地方利益充满信心，地方主义得以膨胀，相反，这经常使中央政府产生一种威胁感、恐惧感，在试图采取强硬态度处理与地方关系的时候经常发生动摇。
二、重商主义和大庄园制度盛行，缺乏统一的经济联系
英属北美独立前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有了较大发展。北部各殖民地已成为国内工商业中心，中部成为农业中心，南部发展为大种植园经济，这种区域性分工造成了统一国内市场的要求。但西属美洲的重商主义政策和大庄园经济却限制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相互联系。
西班牙对殖民地实行了重商主义政策，根据这种政策，贵金属是一个国家财富的象征，宗主国为了获得更多的金、银而奉行奖出限入的贸易政策，只把殖民地当作一种通过输入贵金属和经济作物产品来积累财富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还把殖民地当作宗主国工业制成品的一个市场。殖民地的全部作用就是被组织起来服务于宗主国的直接需要，而当地自身的发展则完全被忽视。殖民地的生产被限于矿业和农业，矿业作为王室税收的主要来源而受到了国王的特别重视和保护，能在宗主国和国际市场上销售的各种经济作物，如蔗糖、棉花、可可、靛蓝、烟草等的生产也受到鼓励，但与宗主国利益相冲突的农产品，如葡萄酒、橄榄油、亚麻、桑蚕业等的生产则受到禁止。至于能与宗主国产生竞争的制造业，如棉布和毛织品，则采取严格的限制。在贸易方面，殖民地被禁止从事与外国的直接贸易，严禁将非西班牙产品直接运进西属美洲。法律规定，凡与外国人通商的美洲居民一律判处死刑并没收其全部财产。为加强管理，王室在西班牙创设贸易署，专管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事宜；为了便于控制贸易和征得各种税收，确立特许港口，把通商限制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港（1717年改为加的斯港）和美洲的维拉克鲁斯、卡塔赫纳、波托贝洛、哈瓦那等少数几个港口；建立“双船队制”，实行军事护航；禁止外商参与西班牙美洲贸易。而对殖民地本身，则是限制和禁止美洲各地区之间进行贸易。同时还规定，未经皇家政府批准，美洲本地的居民，不能从一个省份迁移到另一个省份。这是对殖民地一体化影响最具破坏力的规定，由于各地资源禀赋不同，因而形成了具有本地特色的经济模式，如新西班牙和秘鲁总督区的白银采矿业，新格拉纳达地区的种植园经济，拉普拉塔地区的畜牧业经济，但这些经济都是初级产品生产，都是面向出口的、各地一般通过本地的港口直接与宗主国发生贸易关系。在殖民地后期，随着宗主国管制的放松，各总督辖区内部形成了一定的经济联系，次区域范围内的经济机遇、就业、资源等因素往往需要得到保护和发展，于是就逐渐形成了次区域性的利益集团和地方性的认同感，分裂的经济结构由此产生。由于各地之间的联系受到限制，结果造成各殖民地之间的联系还不如各殖民地与欧洲之间的联系更加便捷的局面。1825年玻利瓦尔在秘鲁时指出：“我们知道加拉加斯的消息晚于俄国的消息；我们先从英国，而不是从加拉加斯收到胡宁发出的报告；有时，我们同时收到伦敦和波哥大同天的报刊。”他还在拉普拉塔写信给朋友说：“我们在这里收到欧洲的消息，总是比波哥大的新。”[3](pp.161—162)
各地的大庄园是分裂的经济结构中更小的单位。适应殖民地矿业和西班牙人市镇的发展，农村的大庄园兴起于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已经成为各地农村的一种主要经济单位了。殖民地的大庄园已经不同于中世纪的欧洲封建庄园，它处于商业资本主义时代， 通过为殖民地市镇和矿区生产而间接地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服务，它的兴盛和萧条以及对劳动者的剥削强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供给和需求的曲线变化，庄园劳动力中也有了微弱的雇佣劳动的成分。因此，大庄园已经具有了资本主义的因素。但是，从大庄园主占据土地和不完全占有劳动力的角度看，大庄园的封建性仍是明显的。同时，它还有不少其他中世纪的特征：如作为经济单位，大庄园的生产是低效率的。大庄园主占据大片土地的目的既是为了满足“贵族”心理欲望，又是为了消除竞争者和获得印第安人劳力，但他却不能充分地利用土地，对土地的投资很少，技术也比较落后，导致大片土地荒芜或粗放耕作；作为社会单位，大庄园内部是一个微型的等级社会。大庄园主处于最顶端，他对庄园成员实行“恩威并重”的父权主义统治，不仅有义务“照料”和“保护”他们，使他们成为基督徒，同时对他们拥有绝对的权威；作为行政单位，大庄园是地方政治权力的中心。大庄园具有一个独立社会所通有的附属物，包括庄园主的大宅院，作坊、商店、教堂、学校等，与附近的印第安人村落连成一体。大庄园主凭借对土地的垄断和在地方市政或司法部门的任职，控制着周围地区的小庄园和市镇，有的大庄园主甚至拥有私人武装和监狱。[4] 结果，大庄园主成了地方上的最高统治者，在天高皇帝远的边远地区尤其如此。中央政府名义上的权力集中与大庄园主在地方上有效的惟我独尊之间的对照，成为独立后产生政治分裂势力的温床。
三、名义上的中央集权与实际上的各自为政并存
英属北美独立前夕，宗主国已经是君主立宪制国家，政治民主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在殖民地，议会制度也比较发达，这种民主传统和人们比较普及地接受教育相结合，为各地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容易达成共识奠定了基础。
而西班牙仍是封建专制君主制，这种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体在殖民地体现为“金字塔”式的自上而下的官僚结构，但由于官僚结构内部机制的相互牵制性和地方势力的膨胀，“集权”仅仅是表面上的，在实际运行中，各自为政的现象普遍存在。
殖民地的行政模式形成于16世纪中叶，在18世纪中叶波旁改革时又得到进一步加强。殖民初期，王室授予哥伦布、科尔特斯、皮萨罗和其他大征服者“先遣官”的头衔，赋予他们广泛的权力。但当美洲的重要性日显突出的时候，王室很快就剥夺了他们的权力，将宗主国的官僚体制移植到了西半球，由设在西班牙的代表国王处理美洲事务的“西印度院”和美洲的总督、都督、检审庭庭长、省长、市长、地方长官、卡西克（酋长）等组成，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金字塔”。这套机构发展到鼎盛时期共有4个各自为政的总督辖区，还有5个半自治的都督辖区，大多位于边缘地区。总督和都督的作用在实质上是相同的，二者在各自的辖区内都是最高的行政和军事长官。区别仅在于总督的管辖权更大、管辖的领土范围更广。从理论上讲，都督从属于总督，但在实践上独立于总督，统治着大片由总督辖区再分割出来的地区。检审庭庭长直接受西印度院领导，主要负责审理诉讼案件，并监督殖民地政府，可越过总督直接向西印度院汇报王家官员的活动，在总督和都督不在任时，有权代行其职。在那些非总督府或都督府所在地的检审庭辖区，检审庭庭长则同时行使着行政管理之责，军事权力通常留给总督。
殖民地的基层行政单位是市镇，通常市镇有两类，一类是西班牙人市镇，另一类是印第安人的市镇。一般在西班牙移民较多的地区设置西班牙人的市镇辖区（alcadias mayors）。由市长负责，在大市镇则设两位市长，其中一位是首席市长，通常由总督委任，有些则是由国王直接委任的。同时，按照西班牙人的传统设有市政议会（cabildo），市政议会的成员根据市镇大小而定，在小市镇数量为4—6人，大市镇为8人，象墨西哥城这样的大市镇为12人。1523年西班牙国王确定了议员由市民选举产生的原则。市政议会的职权包括掌管市政日常事务，实施审判，维持治安，组织武装保卫所在地区；有权征税，管理商业；负责发展市镇公益事业；还可以发布各种命令。有权委派代表觐见西班牙国王，提出有关切身利益的各种要求。至为重要的一点是：如果国王的敕令“不符合”当地的情况，市政议会可以不予执行，即“我服从，但不执行”（se acata pero no se cumple）。这种现象的存在说明了殖民统治的疲软和殖民地地方势力的坚实。从16世纪后期开始，西班牙国王开始拍卖殖民地官职，因此，市政议员往往是靠花钱捐买来的，市政会被控制在当地富有的地主、矿主和商人手中。市长经常干涉市政会的事务，警惕地监督着市政会，市政会早期所拥有的那种自治权利逐渐丧失，但在殖民地后期又有所恢复。
印第安人市镇辖区（corregimientos），由殖民当局指派一名市镇长官（corregidor）控制。他拥有行政和司法大权。同时，殖民当局保留了印第安人原有的传统组织形式，沿袭了酋长制（cacicazgo），委任一名印第安人酋长（cacique），协同市镇长官统治印第安人市镇辖区，负责征收人头税，组织劳役，监督生产劳动，酋长则享有免除徭役、贡赋以及与西班牙人通婚等特权。在印第安人市镇之下有印第安人村庄。
另外，西班牙王室还在殖民地设立了大主教区和主教区，到1620年西班牙美洲共有34个。这些教区的任职者实际上是王家官员，主要任务是推行国王的亲印第安人政策和控制移民的宗教信仰，对平民生活直接或间接地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在管辖范围上，他们经常同民政当局发生冲突。
上述政治构架表现出来的一个突出特征是：表面上无孔不在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和实际上的各自为政并存。一方面，美洲作为一个整体在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受到西班牙王权的管辖，西班牙国王通过他的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和法律体系任意摆布着美洲殖民地。另一方面，至少在波旁改革之前，殖民地官僚机构中各行政单位之间的上下级从属关系并不严密，各单位都可以与西班牙国王或西印度院直接沟通，并相互监督，这种管理方式是“纵向主义”的，“美洲似乎是分散的一个个岛屿，一块块的管辖地”[3](p.160) 殖民地之间的任何横向交往是被禁止的，“未经宗主国允许，殖民地之间什么也干不了”[5](p.17) 王室通过西印度院发布一系列法令，指挥在殖民地的庞大的世俗和教会的官僚机构付诸于实施，但实际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都在运用手段图谋私利，而王室的权力却遭到分解。[6](p.295) 由于同一个基层单位受到许多不同的隶属系统的管辖，形成了都管都不管的局面，② 这种事实上各自为政的局面就为以后的分裂埋下了伏笔，后来的主权国家正是在各个总督辖区、都督辖区、检审庭辖区的基础上形成的。
四、种族文化的多样性和社会结构的复杂性
北美殖民地是英国社会在美洲的延伸，基本上是一个白人社会，③ 印第安人是被驱赶和屠杀的对象，黑人处于奴隶地位，他们都没有公民权利。而在西属美洲，西班牙移民人口所占比例很小，至少从理论上讲，印第安人是国王的臣民，受到国王和教会的保护，西班牙人在那里采取了种族融合的政策。
种族文化的多样性是西属美洲的突出特点之一。在征服者到来之前，南美洲就分布着至少三种类型的印第安人社会，即定居的（加勒比岛屿、墨西哥和秘鲁）、半定居的（巴拉圭、巴西等热带丛林地区、按第斯山南部地区）和非定居的（阿根廷、乌拉圭等地）社会。[7](pp.279—285) 所谓印第安人，并不是一个文化单一的统一的社会，而是分布在不同区域、发展程度不同和有着不同文化特点的上千个族群。西班牙人到来之后，又带来了10多种种族成分，其中包括卡斯提人、阿拉贡人、安达卢西亚人等等，他们输入的非洲黑人也来自非洲不同的地区，这样就更增加了西班牙美洲种族的多样性。
北美殖民者的征服对象更多的是大自然，而西属美洲殖民者要征服的是当地的文化。北美的拓荒者可以砍倒森林，建立新的农场和社会，而西属美洲的可耕地已经被土著利用，殖民者面临的任务是文化同化。在那些比较成熟的定居社会，西班牙人保留了印第安人原来的社会结构，印第安人继续耕种它们的土地，讲着他们的语言和维持旧的生活方式，只是更换了主人，改为向西班牙人缴纳贡税，但他们拒绝接受西班牙人的同化，“结果形成一种国中之国，文化中的文化，两种人生活得很相近，但却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1](pp.38—39) 西班牙人将西班牙语传播到整个美洲，但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目标。大多数印第安人并不讲西班牙语，少数人会讲几句西班牙语，但也不在家里讲。妇女比男人知道的西班牙语更少，离开首都越远，讲西班牙语的人越少。“在墨西哥的语言研究所现在研究77种语言，但它意识到至少有12种语言并未被研究。甚至在有些大城市还保留着双语，即欧洲人学习讲土著语言。这些城市包括梅里达（merida），亚松森（Asuncion），库斯科（cuzco），圣地亚哥·德·埃斯特罗（Santiago de estero）等，当然，许多行省首府或社区仍然保留双语，在梅里达和亚松森仍然上演用印第安人语言演出的戏剧。”[1](p.41)
黑人在早期的西属美洲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的适应能力和接受能力很强，一般分布在热带低地和加勒比地区，到16世纪中期，西班牙美洲输入的黑奴大约为25—30万人。到1646年墨西哥的黑奴达到3.5万人，秘鲁达到10万人。[8](pp.36—37) 由于黑奴是被买来的，他们又远离作为文化之根的故土，所以，比较依顺白人主人，他们在接受欧洲人语言、宗教和生活习惯方面的速度令人吃惊，其中不少人被当作家庭仆役，当与印第安人一起劳动的时候往往充当工头的角色。
种族融合政策使西属美洲的三大种族（欧洲人，印第安人和黑人）相互通婚，产生了各种类型的混血儿，如“墨斯提索人”是印欧混血儿，“穆拉托人”是黑白混血儿。他们是新的种族，在文化上受到排斥，被认为兼具父母的缺点：懒惰、无赖、不可信任。但由于他们比印第安人和黑人更加透彻地掌握了西班牙文化，所以，经济地位也比较高，一般住在城镇，充当家仆、监工、工场雇工、小工商业者和军队中的士兵。
这样，西属美洲的各种族按社会地位排列就出现了如下的等级次序：西班牙人，墨斯提索人，穆拉托人、黑人、印第安人，这种等级次序因肤色的不同而得到强化。但西班牙人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裂成了“半岛人”（宗主国出生的白人）和“克里奥尔人”（土生白人）。前者代表宗主国掌握着殖民地的政治大权，执行着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后者在政治上没有地位，经济上受到压抑。据统计，在殖民地时期的170名总督以及602名都督和检审庭庭长中，只有18名是克里奥尔人。769名主教中，只有100多名出生在新大陆。[9](p.230) 18世纪后期，波旁王朝的自由贸易改革使克里奥尔人的经济实力得到膨胀，但政治控制的强化却导致了他们对半岛人的怨恨；经济发展给混血种人向上层社会流动提供了机会，他们要求与土生白人分享上层人的地位；同时，经济发展加重了对印第安人和有色人种的税收负担，导致他们发动反抗半岛人和克里奥尔人的大起义。独立战争前夕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
玻利瓦尔曾说过：美洲“由于人们种族不同，管理这样一个成分复杂而又难以驾驭的社会，必须无比坚定，无比谨慎，因为哪怕发生最小的变动，它就会反常、分裂、瓦解。”[3](p.360)
五、独立战争的局限性
所谓“独立战争的局限性”，其实质就是在独立战争中反映出来的传统的政治、经济、社会势力对玻利瓦尔等人的独立、自由、民主、平等、联合的资产阶级革命理想的制约，以大多数土生白人阶层为代表的传统势力过于强大，玻利瓦尔等人的理想最终不能成为现实。
早在1790年3月米兰达就提出了西属美洲解放后的立国方案，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新国家，北起密西西比河，南抵哈恩角，实行君主立宪制，继承印第安人的传统，沿用古代“印加王”的称号。[10](p.95) 这种思想经过不少拉美知识分子的发展，到玻利瓦尔时得到了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他在早期政治生涯中就已经认识到美洲是一个事实上的整体。在1815年的《牙买加来信》中他深思熟虑地写道：“把整个新世界组成一个国家，用统一的渠道使各个部分互相沟通，使每个部分同整体相连，这是一个宏伟的设想。既然整个美洲有着相同的经历、语言、风俗和宗教，所以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政府把各地行将建立的政权联合起来。”但他同时也看到了当时的条件并不具备：“然而，现在不可能，因为美洲各地相距甚远，处境不同，利益对立，特性各异，因而无法联合。”[3](p.168) 在他看来，美洲能否统一和团结， 只能取决于美洲取得进步或发生实质性变化的程度。玻利瓦尔将“美洲革命”理解为结合成一个整体的严肃的事业。它包括政治独立，建立一个新的庞大的政治单位，实行民主、自由；经济独立，矿产资源国有化，公正地分配财富和土地；社会平等，取消特权和社会等级，废除奴隶制度；文化上扶持大众教育事业；在国际关系上各国相互尊重，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等等。[3](p.226)
但是，无论从独立战争本身还是美洲社会革命的实践来看，都存在许多不利于建立统一联邦的局限性。
（1）独立战争是在各地分散进行的，没有统一的领导和组织结构。
1808年，拿破仑入侵西班牙，逼迫菲迪南七世退位，并占领了西班牙大部分国土，这一事件触发了独立运动在整个拉美的爆发。正如玻利瓦尔所言：“从上面的情况很容易看出，美洲当时并没有准备摆脱宗主国，但突然一下子脱离了宗主国”。[11](p.53) 因此，拉美的独立运动缺少心理和组织上的准备，不是一个拥有中央革命委员会领导的有组织的运动。不像美国那样有一个大陆会议指导战争，组建军队，任命高级指挥官，征收战争税款，招募兵员，开展外交活动；没有像华盛顿那样的唯一被认可的领袖；也没有大家正式接受的政治纲领。从1810—1826年，各地在分别以独自的方式从事独立活动。
在南美洲，玻利瓦尔和圣马丁的确都怀有解放大陆的战略思想，当时圣马丁率领一支军队从阿根廷进入智利，再从智利挺进秘鲁；玻利瓦尔率领另一支队伍先解放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然后打进秘鲁，并在瓜亚基尔与圣马丁会晤，最终铲除了西班牙的残余势力。但他们的这种联合打击殖民军的行动并不是在一个统一战略计划指导下进行的，只是一种默契。各地的主权从来没有让与给大陆解放军，在大敌当前的时候，各地独立派欢迎大陆解放军的到来，当敌人不再构成严重威胁的时候，就诋毁和排斥解放者，各地地方政权与超民族的大陆军队的矛盾凸显出来，这种军事力量与领土主权的脱节，削弱了战争的集权化的效果。玻利瓦尔自称是一个“孤独的人”，只有很少几个合作者，他的国际主义的或超民族的思想很难被怀有私利和偏见的寡头集团分子所理解，他曾说：“我用双手做的事情，别人却用双脚破坏。一个人同大家斗，他就什么事也做不成。”[3](p.302)
（2）地方主义特性膨胀，各地纷纷独立。
与美国比较，西属美洲没能召集由所有前殖民地参加的制宪会议，成立一个联邦政府。美国的汉密尔顿能够熟练地运用国内大市场的诱惑和加强工商业发展，保证了也许大多数人并不喜欢的联邦的成功。但在拉美，共同市场的经济动机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对大庄园主几乎没有影响力。他们从大的国内市场中几乎得不到什么东西，因为他们的生产安排在大庄园中消费或向欧洲出口。同时，包括军队、教会、印第安人村社在内的各种社团、以地方大家族为代表的利益集团、大小地方首领（卡西克、考迪罗）等都纷纷寻求自治或分离，[12](p.133) 再加上独立运动的分散性特点，就促使各地在自然边界和原来总督辖区、都督辖区、检审庭辖区等殖民地行政结构的基础上，根据“保持占有领土现状”的原则，很快就建立了新的共和国。中美洲从墨西哥分离出来，后来又形成了5个不同的国家，乌拉圭、巴拉圭、玻利维亚从阿根廷分离出来，智利脱离了秘鲁，玻利瓦尔试图将大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与秘鲁和玻利维亚合并的计划最终并没有实现。最后，大哥伦比亚本身又分裂为三个国家。1811—1825年间出现了15个独立国家。正如哥伦比亚历史学家因达莱西奥·列瓦诺·阿吉雷所言：“新格拉纳达的财阀，委内瑞拉的普通贵族地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投机商寡头集团，智利的上层保守分子，秘鲁的贵族……，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需要，即把昔日殖民地管辖的小单位变成主权国家，各自控制当地的政权，确保由按其要求建立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机构去解决上层和下层的矛盾”。④ 为了保住既得利益，他们反对美洲一体化的主张，喜欢到处出现小国家的局面。
（3）推翻了旧权威，却没有形成普遍认可的新权威。
独立前，美洲的所有事情都是由国王命令的，以“朕，国王”的符号代表着的权威性命令，批准着所有的法律、所有的官职、所有的行为。下自奴隶上至总督的每个人的地位都是由法律来确定的，并以国王的名义来实施的。国王的意志就是这块土地上的法律。甚至伊达尔哥起义的口号都是“打到坏政府，国王万岁”！几个世纪里，人们一再重复“看在上帝和国王的分上”这句话作为对自己行为的最后批准，他们把国王看作是“神圣”的，但独立之后，国王就从美洲这个舞台上消失了，与国王同在的政治权威和受国王庇护的教会权威也随着消失了。[3](pp.67—68;146—147) 当权威象征消失之后，却没有囊括一切的、不受怀疑的和完全被接受的权威取而代之。没有任何人和任何方式能填补这个空白。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的理论等等都不能填补这个空白。
与之相比，民族主义倒是一种更容易被普遍接受的理论，但当时的民族主义主要流行于少数受欧洲思想影响的克里奥尔知识分子中间，无论在领土或人口结构方面都缺乏群众基础。混血种人对民族性仅仅有一个模糊的意识，印第安人和黑人则完全没有这种意识。印第安人领袖所具有的民族性是另外一种性质的民族性，图帕克·阿马鲁二世对秘鲁人称为“同胞”，以示其是不同于西班牙人。他所说的秘鲁人（同胞）包括了克里奥尔人、墨斯提索人、松博人、印第安人，所有在秘鲁的当地出生的人，排除了他认为是外国人的西班牙人。但是他想将克里奥尔人和墨斯提索人吸引到印加复国运动的企图遭到了失败，因为随着印第安起义者对克里奥尔地主惩处事件的增加，印加的民族主义与克里奥尔人的利益毫无共同之处的事实越来越清楚。1810年独立战争爆发后，参加爱国者军队或游击队的印第安人一般都没有强烈的政治信念，他们可以为敌对的双方服役，而没有心理上的不安。[2](pp.35—36) 由于拉美大陆还没有形成一个国家，当这种抽象的民族主义将目标锁定在西属美洲这样一个庞大的政治实体上时，民族主义思想就失去了其有效性。
在拉美传统中，不可以没有权威。独立运动破坏了旧权威，却没能建立起一个普遍得到接受的新权威，[13] 这就使大陆一体化失去了支柱，成了一件非常遥远的事情。
（4）行政管理人才匮乏，造成了政权的军事化。
旧的殖民官吏被驱逐了，留下的政治真空缺少合格的管理人才填补。在殖民地时期，克里奥尔人政治上没有权力，被排斥在各种行政管理职权之外，由于专制权力来自宗主国和“半岛人”，他们不仅没有政治上的自由，甚至没有自主的专制。实际上，殖民地美洲本身从来就没有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政权，这种专制主义仅仅是来源于宗主国，专制主义的国王在西班牙而不在美洲。⑤ 因此，玻利瓦尔说：“我们发现美洲不仅被剥夺了自由，而且缺乏主动的、占支配地位的专制。”[11](p.51) 他谴责西班牙的专制制度：“他们虐待我们，不仅剥夺了我们应有的权利，而且使我们对公共事务一无所知。如果我们能够在我们所在的地区掌管自己的内部事务，那么，我们一定会了解公共事务及其一套机构，我们一定也会享有个人的威望，这一威望会使人们肃然起敬，而这在革命中是很有必要的。”[11](p.52) 这种政治上受到排斥的结果是，当宣布独立之后，殖民官吏被废除了，却一时难以找到治理国家的合适人选。“美洲人突然站了起来。事先一无所知。最成问题的是，他们没有掌管公共事务的实践，难以在世界舞台上掌握立法者、律师、司库、外交官、将军等以及其他高级或次一级的官职，而这些官职是一个有组织的国家通常必设的。”[11](p.55) 更何况，新共和国的政府部门增多，所需管理人才大大超过了前殖民地官吏。
在文职人员短缺，政府软弱的情况下，参加独立战争的军人们就被推到了台前。1810—1830年政治的军事化成为拉美的既成事实。[14](p.340) 由于独立尚不稳定，各地不管文职人员能否控制军队，几乎都比将军当国家的正式首脑，因为文职政治家认为， 只有一个有威望的将军才足以产生威慑作用，以防兵变或地方向中央权威的挑战。这些掌握了政治权力的将军们，有的以正规军为基础，受到上层阶级文职人员的操纵（如墨西哥和秘鲁），有的以当地民兵为基础，受到地方上的地主和商人的支持（如拉普拉塔地区四分五裂的各行省），不管哪一种情况，他们都是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表，都试图利用军事手段达到控制国家权力的目的。这样，军人在政治中起到了主导作用，政府支出中最先支付的是军费，军队实力膨胀。军队既是维持稳定的工具，同时也是政治动荡的根源。当现行军政权的合法性受到怀疑的时候，很快就会有新的军人取而代之。于是，“考迪罗”盛行起来，1830—1860年达到顶峰，不仅大陆联邦的计划成了泡影，甚至连各地内部的政权都难以形成统一！
（5）经济基础脆弱，无力支持大陆一体化。
在殖民地时期，西属美洲已经有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税收体系，殖民当局从各经济部门、特别是手工业部门可以获得较为充裕的赋税收入，但独立后，这个税收体系崩溃了。战争使资本外逃，工矿业停产，大庄园荒芜；出口减少，贸易逆差加大，[15](pp.33—35) 而独立战争的老兵需要退役年金，战争损害需要赔偿费，维持军队、保卫边疆、日常行政开支都需要经费，结果各国政府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困难，有的国家为解决财政困难而诉诸于国际资本市场发行公债，从而造成债务大量增加。
这种经济上的困难不利于各国实现民族团结和政治稳定。新政府缺乏资金使它难以保持军队的忠诚，也难以通过施加恩惠把可能持有不同政见的文职上层人员收买过来。墨西哥的早期政府面临着两难选择，要么征收捐税来还债，这样会招致内部叛乱，要么不还外债，这样会引起外国干涉。墨西哥领导人希望把国家从长期的近乎破产的局面中拯救出来，因此情不自禁地把手伸向教会的巨额财富，但是向教会的财产动手也引起叛乱，有时还导致政府垮台。[14](p.424) 相反，智利在30年代和40年代经历了经济上的繁荣，繁荣带来了资金，使政府拥有财力来镇压叛乱，有力量维持政权的“合法性”，从而促进了政治上的稳定，但智利是一个特例。
经济困难同样是西属美洲大陆一体化遭遇挫折的原因之一。1826年的巴拿马会议达成一项军事协议，决定由各成员国组建一支6万人的陆军和由28艘战舰组成的海军舰队，各签字国根据人口按比例派兵，提供军费开支。[16](p.263) 但各国当时都捉襟见肘，无力拨款。
（6）独立战争仅仅是一场政治革命，而不是一场社会革命。
独立战争是克里奥尔人领导的一场反对宗主国控制的政治革命，他们斗争的目标并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殖民地社会，而是要取代“半岛人”作为经济剥削者和政治统治者的地位。在战争进行中，当他们的利益受到民众力量的威胁的时候，他们首先是与殖民当局站在一起。如在墨西哥独立运动的初期，当伊达尔哥和莫雷洛斯神父领导的起义军提出社会革命要求的时候，大多数土生白人投靠了殖民当局，只是在民众起义被镇压之后，他们才重新与殖民当局决裂，操纵前保皇派军官伊图尔维德于1821年宣布独立。在南美洲，米兰达、玻利瓦尔等人最初希望用上层革命的办法推翻西班牙的统治，而不想唤起下层民众的参与，只是在经过多次失败之后，才懂得通过宣布废除奴隶制和向爱国者志士分配土地是“增加人和动员人”的有效方法。但是，独立后的拉美各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夺取了政权之后的克里奥尔人并不准备让下层民众分享革命的成果。奴隶制的废除进展缓慢，如哥伦比亚1821年就宣布了解放奴隶法，但从1821到1826年，在偌大的共和国的好几万名奴隶中，获得解放的还不到300人，“解放奴隶成了一个骗局”。[3](p.223) 大地产制度不仅没有被废除，反而因为对军人的土地奖赏而得到加强，土著的不幸处境根本未能得到改善，他们不仅没有分得土地，甚至还被剥夺了原有的土地，在不少地方，他们被驱赶到了不毛之地。独立战争的军事首领们侵占田园、更换地产的事件屡见不鲜。因此，独立只是将上层人物由原来的“半岛人”换成了克里奥尔人，殖民地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并未受大的触动。西属美洲并没有实现玻利瓦尔所期望的“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却是实现一体化的前提条件。正如委内瑞拉学者博埃斯内尔指出：玻利瓦尔的思想“只有在具备资本主义机构、与别国有良好的交往和贸易关系的资产阶级社会才能实现。而拉美是一个前资本主义和前资产阶级的大陆。……每个地区性的、庄园主的军事首领，就是一个破坏拉美民族团结和大陆团结的离心因素。面对这种现实，玻利瓦尔很快就失败了”。[5](p.84)
六、外国列强乘虚而入，极力促成西属美洲的分崩离析
玻利瓦尔是唯一对西属美洲的政局及其前途有着通盘考虑的人，他认为要实现西属美洲一体化，首先要解放各国，其次促进各国联合起来。⑥ 联合的目的是巩固和发展民族独立的成果。“联合能使一个国家得到力量，任何国家都是搞了联合才受到尊重的”，“欧洲各国野心勃勃，把奴役的枷锁带到世界其他地方，世界各地必须设法同欧洲建立均势，以打破欧洲的霸主地位。”[3](p.350) 当时，西班牙为挽回颓势而在欧洲求助于“神圣同盟”。为了捍卫美洲各国的主权和独立，反对西班牙和欧洲“神圣同盟”的干涉，1822年玻利瓦尔领导的大哥伦比亚同秘鲁和智利签订了“同盟条约”，双方同意建立攻守同盟，共同御敌。1823年同墨西哥签订了类似的条约。1824年7月，玻利瓦尔正式向拉美各国发出邀请，建议在巴拿马召开“美洲会议”。1826年6月26日会议如期开幕，只有大哥伦比亚、秘鲁、墨西哥、中美洲联邦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取得了四方面的成果：通过了《联合、联盟和永久联邦条约》；通过了一项军事协议，决定由各成员国组建一支军队和联邦舰队；缔结了一项仲裁条约，以供协调各国关系；通过了下次代表大会将在墨西哥召开。但由于种种原因，除哥伦比亚外其他国家都没有批准这些文件。建立美洲联邦的主张未能实现。
西属美洲各国在独立初期曾希望借助英国和美国的援助来反对西班牙，但英美两国以“保持中立政策”为借口，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直到1822年美洲各国在军事上取得对西班牙的绝对优势之后，才在外交上得到英美的承认。英美两国都对西属美洲别有用心。英国首相坎宁在西属美洲独立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时说：“事业已经完成，钉子已经定下，西班牙美洲解放了；倘若我们处理我们的事业不糟糕，它是属于英国的。”[7](p.13) 而美国则在1823年12月宣布了“门罗宣言”，以美洲保护人的口吻宣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但玻利瓦尔根据自己的经验，对同英美结盟是抱有戒心的。1823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在英国成了这个联盟的首领之后，我们就将变成它卑贱的仆从，因为一旦同强者签约，弱者永远只能服从。”1825年在给桑坦德的信中说：“我认为同美国结盟是很危险的”。北美人“对我们来说是异邦人，因此我绝不同意请他们来调节我们美洲的事务。”[18](p.91)
同样，英国和美国，尤其是美国对玻利瓦尔的美洲一体化的主张也表现出了反感和不安。美国政府对参加巴拿马大会的代表指示：“要抵制任何要求建立有权决定美洲国家争端或任意调整其行动的同盟常设机构的主张”。[3](p322) 正如哥伦比亚历史学家阿吉雷所言：“它们乐意支持促使昔日西属美洲巴尔干化的一切努力，其心情殷切也属意料之中。新帝国主义企图弥补西班牙留下的宗主国空缺，他们最希望出现一种把西属美洲这个大集体分割为许多互相敌对的国家的政治局面。正因为如此，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也就同西班牙美洲土生白人贵族一起反对拟在巴拿马举行的邻国同盟大会。”⑦
巴拿马大会的失败正中列强国家的下怀，拉美国家分崩离析的局面便利了列强国家的乘虚而入和侵略干涉。在19世纪，列强除了在拉美各国之间的战争中挑拨离间外，⑧ 英国于1833年占领了马尔维纳斯群岛，1839年占据了洪都拉斯北面德鲁阿坦岛，1843年恢复了对尼加拉瓜东海岸莫斯基托印第安人的“保护”，1885年侵吞委内瑞拉的边界领土，扩大英属圭亚那；1895年占领了尼加拉瓜的科林托；西班牙于1861—1865年吞并了圣多明各，并于1863—1867年对秘鲁进行了干涉；法国对墨西哥进行了干涉，在1861—1867年把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亚诺弄到墨西哥登基称帝。美国1846—1848年发动了美墨战争，在19世纪的40年代和50年代侵吞了墨西哥的大半个国土，达230万平方公里。此外还占领了古巴，留住波多黎各，干涉尼加拉瓜，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国、巴拿马等。列强国家以强凌弱，从反面证明了当年玻利瓦尔的主张是多么具有远见性！
西属美洲幅员辽阔，地理阻隔；重商主义和大庄园制度盛行，各地缺乏经济联系；宗主国的“纵向主义”统治造成各自为政的局面；种族文化的多样性和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带来人们心理上的隔阂，等等，这些自然和历史的因素为西属美洲的分裂作了铺垫，“拉丁美洲作为一个整体诞生于世，但是由于殖民制度本身的畸形，拉丁美洲在诞生之前已经破碎了”。[19](p.291) 而独立战争却没能改善这种破碎的结构，使大陆凝聚在一起，独立运动本身所呈现出来的一些局限性，如没有统一的组织和领导，各种分裂因素的暴露和膨胀，缺乏普遍认同的新权威，各国政权的软弱和军事化，财政上面临的重重困难，社会变革的失败等等，加重了分裂局面，而来自外部的英美等国列强的觊觎和干涉更是进一步破坏了西属美洲的团结。正是上述历史的和现实的、内部和外部的多种因素的结合，最终致使西属美洲未能建成一个统一的联邦国家。当然，最根本的问题恐怕还在于当时西属美洲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性，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共同体。玻利瓦尔等人的理想超越了时代。
对本文提出的问题的回答也为我们理解拉美现代化的迟缓和研究拉美现代化的方法提供了启示。与北美相比，由于西属美洲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特别是其从事贵金属的生产，因此，在独立前夕，其经济总量大大超过了北美。⑨ 但就其他便于现代化起步的内外环境，特别是从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条件看，拉美的传统因素更浓重，从一开始就落后于北美，因此，研究拉美现代化首先要注重拉美自身独特的历史发展进程，即时空背景，不宜对其有过高的期望。其次，拉美独立后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联邦国家，尽管拉美地区存在着一致性，但1811—1825年15个独立国家的出现表明差异性占据了主导地位，所谓的“拉美现代化”实际上应该是拉美各个民族国家的现代化，拉美现代化研究的对象首先应该是国家，而不是地区。现代化理论认为，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现代化开始的一个重要前提，拉美各国虽然在独立战争以后建立了国家，但各国内部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整合的道路却很长，各个国家究竟是什么时候形成具有民族认同感的真正的“民族国家”的？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种族文化背景的不同，各国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直接影响到了各国现代化的进程。
注释：
① 美国建国初期的领土面积为827844平方英里，而1803年从法国购买的原属西班牙殖民地的路易斯安那就达1171931平方英里，超过其原来领土的41％。见Ralph H. Braw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1948. p346.
② 如委内瑞拉的库马纳很典型，“它在政治上隶属于马德里管辖；在行政和司法方面从属圣多明各和圣菲；经济上依附于墨西哥；宗教方面由波多黎各的圣胡安管理，大学教育方面属于加拉加斯地区……”见［委］J·L·萨尔塞多·巴斯塔多：《玻利瓦尔：一个大陆和一种前途》，杨恩瑞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第28页。
③ 1825年美国和加拿大的白人人口占79.6％，黑人占16.7％，印第安人占3.7％；而西属美洲上述三种人口的比例分别为18％，22.5％，59.5％。见Stephen Haber(Edited): How Latin America Fell Behind, Essays on The Economic Histories of Brazil and Mexico, 1800—1914.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267.
④ 因达莱西奥·列瓦诺·阿吉雷：《玻利瓦尔和门罗主义》，转引自［委］J·L·萨尔塞多·巴斯塔多：《玻利瓦尔：一个大陆和一种前途》，杨恩瑞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第318页。
⑤ 巴西与此不同，1808年葡萄牙王室迁到巴西，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加强了对巴西的君主专制统治，对巴西的统一产生了重要作用。独立后，巴西保留了帝制，没有中断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从而促进了国家建设和国家控制。见James Dunkerley(edited): Studies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Nation-State in Latin America,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 Studies, University London, 2002, p112—132.
⑥ 玻利瓦尔在接受独立后出现的各共和国现实的同时，希望建立美洲联邦，这个联邦是西属美洲联邦，既不包括讲葡萄牙语的巴西，也不包括讲法语的海地和讲英语的美国，而建立大哥伦比亚和创建安第斯联邦的努力都是他建立西属美洲联邦的中间步骤。见Nationality, Nationalism, and Supranationalism in the Writings of Simon Bolivar, HAHR, 63(1), 1983, P37—64.
⑦ 因达莱西奥·列瓦诺·阿吉雷：《玻利瓦尔和门罗主义》，转引自［委］J·L·萨尔塞多·巴斯塔多：《玻利瓦尔：一个大陆和一种前途》，杨恩瑞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第319页。
⑧ 乌拉圭的案例很典型。1828年乌拉圭东岸共和国的成立不是因为它内部民族意识的觉醒，而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介于阿根廷和巴西之间，可以作为南美两个大国之间的缓冲地带，便于英国控制拉普拉塔河的出口。因此在它的成立过程中，英国外交发挥了重要作用。见Gerhard Masur: Nationalism in Latin America: Diversity and Unity,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p55.
⑨ 椐洪堡估计，1804年拉丁美洲的人口是1700万，美国的人口是500万，仅当时墨西哥的人口就超过了美国。转引自Jacques Lambert,Latin America Social Structures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71. P1-2；1783年美国独立时的全部输出不超过500万美元，而拉美的出口是它的27倍。见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冯明方译，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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