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谈英国议会改革中和平变革的机制
钱乘旦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5期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津)2006年3期第5～11页
【作者简介】钱乘旦，北京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871
钱乘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博士、荣誉文学博士。
【关 键 词】英国/和平变革/机理
现代社会转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政治转型，在这个方面，冲突往往很尖锐。不同的社会阶级、阶层、职业集团、政治力量乃至思想意识形态等对转型中的社会是否需要政治转型、如何转型、何时转型、在多大程度上实行转型等等都会有巨大的意见分歧，因此政治转型往往是现代社会转型中一个最困难的方面，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从“现代化”的角度看问题，政治制度变化以适应变化中的社会、经济发展，这本是无可避免的，但由于在这个问题上有诸多利益分歧，因此冲突和对抗也不可避免，并且持久而且严峻。尽管如此，解决冲突的方式却不只一端，不同国家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一般而言，冲突的解决可以使用暴力，也可以使用非暴力手段；政治转型可以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革命、暴力的形式，另一种是和平、渐变的形式。英国是和平实行政治变革的最典型的国家，关于这一点国内学术界已经没有争议。但是，和平的政治变革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出现？这个问题却是需要研究的，因为并非每一个国家都能走通和平变革的路。本文对英国的经历予以回顾，以求对这个问题有所回答。
英国的和平变革方式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是在历史的经历中逐渐形成的。英国人在经验中学会了妥协与让步，由此而摸索出和平变革的方式。17世纪英国开始向“现代”政治制度转型的时候，它最早尝试的是暴力解决方式，也就是用革命战争来推翻专制王权。然而在实践中，他们发现战争没有解决问题，相反，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冲突，进而实行政治转型则是另外一种可能的选择。17世纪发生的两大重要事件即内战（英国革命，1640—1660年）和“光荣革命”（1688—1689年）使英国人意识到这一点，从而为英国后来的历史道路标明了方向。
通过内战和光荣革命，英国迈出了政治转型的第一步，也就是克服了专制王权，把国家的权力从一个人（国王）手里转到一群人（贵族）手里，实现了权力的第一次扩散[1]。从转型的方式看，内战是暴力的方式，光荣革命是和平的方式；内战为光荣革命打下铺垫，光荣革命则解决了内战所没有解决的问题。从历史发展的方向看，光荣革命更为重要，因为它为和平变革的道路开了先河。光荣革命之所以能够用非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是因为统治集团在内部实行了妥协，不仅贵族两个派别相互妥协，而且议会和王权实行妥协，这是光荣革命与内战的不同之处[2]。但光荣革命仅仅是政治转型的第一步，它开创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完成了从君主专制向寡头政治（贵族统治）的转变，却并没有建立民主制；以后向民主政治的转变，将会是更艰巨的任务。因此，光荣革命的非暴力先例并不能保证和平变革的方式一直可以延续下去，因为向民主政治的转变意味着权力的继续扩散，一直扩散到社会的各个阶层，而这些阶层其实是原来的被统治群体。从光荣革命本身的过程看，非暴力不流血在当时也只是偶然的事件，若不是王军统帅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即后来的马尔博罗公爵）临阵倒戈，投到威廉三世旗下，双方本来是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的。所以，即使在光荣革命中，统治集团靠相互的妥协避免了流血、同时又改变了政治体制；那么当以后普通民众提出参政要求，对整个统治集团提出挑战时，光荣革命所体现的不流血方式是否仍然可行呢？
光荣革命没有建立民主制度，它只建立了贵族寡头制。虽说在当时的欧洲，乃至在整个世界，英国的制度是最开放、最有包容性的，致使许多欧洲人对英国的制度羡慕不已，大力倡导向英国学习[3]；但随着时代发生变化，这个制度的历史合理性逐渐消失了，它的不合理性也越来越明显。新的变化是由工业革命造成的，工业革命为新的政治变革提供了推动力。在工业革命中，有两个新的阶级在社会阶梯上崛起，其中一是“中等阶级”，二是工人阶级。“中等阶级”是一个中间等级的群体，其组成包括从有钱的厂主、经销商到一般的店主、商人、律师、军官、牧师乃至普通的乡村教师、中等商贩等等，应有尽有。工人阶级也包括不同的种类和行业，在工业革命中，他们开始形成共同的意识和阶级认同。中等阶级因其不断上升的经济地位和一无所有的政治地位太不相称而感到不满，因此要求政治变革；工人阶级则因在工业革命中经济地位受到影响，许多人生活水平下降甚至丧失生活的保障而忍无可忍，也对现存的制度提出质疑。这样，两个新阶级都希望改变政治制度，通过改革议会而达到各自的目标。改革的呼声起于1760年代，后来逐渐发展成强大的群众运动，这就是“议会改革运动”。
议会改革运动的实质是打破贵族集团对权力的垄断，也就是否定光荣革命所构建的政治框架。光荣革命曾成功地将国家的权力从一个人手中扩散到一群人手中，但从历史发展的趋势看，这只是现代政治转型的第一步。直至18世纪中叶，权力仍然掌握在百十个贵族手中，其他社会力量完全被排斥在政治权利之外。正如历史学家约翰·坎农所说：“贵族权力在1761年达到顶峰”，“从外观上看它和原来别无二致，所有稀奇古怪的东西都被保留下来。但实际上它比原来更狭隘、更具有寡头性质。”[4](p.49) 英国统治者对英国的制度骄傲不已，他们说这个制度是全世界最好的，任何变动都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5](p.273)。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说法不无根据，因为在那个全世界都被专制主义所笼罩的时代，唯独英国已经走出了专制阶段，成为世界上其他许多人所羡慕的对象，这当然就给新的制度转变增加了难度，若不是工业革命造成了重大的社会变化、形成巨大的冲击力，光荣革命所创建的制度应该还可以再维持下去的。
然而工业革命终究不可阻挡，它迫使社会各方面都必须发生变化。经济的快速增长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结构变化终于使现有的政治制度与现实脱节太远，人们也对此看得越来越清楚。不进行新的变革，使之适应新的社会变动，脱节所造成的张力终将把社会引向危机，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变革终究要发生，问题是如何发生、用何种方式发生？这就是群众性的议会改革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
二
光荣革命后形成的制度叫“旧制度”，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保障土地集团的利益，保证大地产所有者控制国家的政权。但这种安排却符合前工业时期的社会特征，因为在工业革命发生前，主要的财产形式是土地，土地集团是全社会最强大的力量。前文所提约翰·坎农说的“所有稀奇古怪的东西”，就是指在土地集团控制下议会选举制度中种种在今人看来不合理、莫名其妙的做法，但这些做法是有其时代合理性的，其功能就是把其他社会集团排斥在权力结构之外，将政权牢牢地控制在土地贵族手中。选举制度中许多陈规已经延续了好几个世纪了，如果社会不发生根本变化，这些制度还会延续下去。在这种制度下，选举权是授给中世纪流传下来的“身份”的，选举资格既不按照“人”，又不按照财产来确定，因此多数人毫无政治权利可言，并且人口越增长，选民的比例会越小，到19世纪初，只有3％左右的人有选举权了。并不是说只要有钱就可以有选举权，许多有钱的人却没有选举权，这就是当工业革命蓬勃发展，“中等阶级”日益壮大时为什么“有钱人”对国家制度日益不满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许多穷人也可以参加议会选举，因为他们具有中世纪流传下来的某种“身份”，而这些人又往往处在贵族地主的控制下，因为他们的经济命运是被后者掌握的。此外，议席的分配也是中世纪的遗产，大多数选区都是由中世纪的国王确定的，越到后来，就越不能反映财产的状况和人口的状况[6]。选举中的腐败现象更加强了贵族对选举的控制，买选票、贿赂选民等做法公开流行，而贫苦选民的存在则为贿赂公行提供了土壤[7]。
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又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贫富不均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有估计说：1801年，占人口总数1.1％的最富有的人控制着国民收入的25％，而到1848年，1.2％的最富有的人则控制了国民收入的35％。1867年，工业革命已经完成了，2％的最富有的人却控制了国民收入的40％；相比之下，劳动民众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1803年的42％降到了39％，而他们的人口比例却提高了。经济地位的下降使劳苦大众对国家的现状严重不满，这是工人群众要求改革的原因。
由此可见，由于工业革命的进展，它所造成的两大新阶级都在要求变革，要求进一步实行政治转型。但这两个阶级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他们目标不同、纲领不同，彼此间的分歧很大，实际上几乎是决然对立的。贫富不均已引起社会的两极分化，把英国变成了一个“阶级社会”。这个现象引起当时许多人的高度重视，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在他们的时代“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8](p.24)。激进派科贝特（William Cobbett）称英国“正发展成这样一个国家，其中只有两个阶级：雇主和卑贱地依附于他们的人”[9](p.759)。就连后来成为保守党首相的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也说：英国已变成两个民族的国家——一个是富人，一个是穷人，在它们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10](p.76)。对分化引发的严重后果，有识者都已经预感到了； 社会解体的威胁也已经被各种政治色彩的人都看到[11]。工业革命造成的重大后果是：新的变革必须发生。
于是问题就出来了：如果不得不变，新的变化将走向何方？社会会因新的变化而解体吗，还是前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反改革的人把社会的解体作为梦魇来加以渲染，从而坚定地反对变革；改革派则把变革看成是唯一的出路，虽说他们内部在如何变、何时变、多大范围之内变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在变与不变的问题上改革与反改革的力量将激烈冲突，问题是：冲突将使社会解体、还是使社会重新整合？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了和平变革方式与暴力变革方式中隐藏着的潜在机制。下面，我们就来探讨这种机制。
三
我们已经看到：因工业革命而造成的两极分化如何把“有钱的阶级”和“无钱的阶级”严格地分开，并且在这二者之间造成严重的对立。我们看到在“有钱的阶级”这一边是社会的上层和中间层，他们在财产的基础上有共同的利益。在“无钱的阶级”这一边是全体劳工大众，他们在工业革命过程中正形成共同的思想意识。奇怪的是：正当工业革命在用经济地位的不同制造社会的两极分化时，“旧制度”却已经制造了另一个两极分化，即在“有权的阶级”和“无权的阶级”之间造成对立和分化——在他们之间造成水火不相容。对中国读者而言，前一个分化是我们熟悉的，对后一个分化则少有人知道。
前面已经说过：“旧制度”下的选举权资格千奇百怪：身缠百万的富翁不一定有选举权，而一无所有的贫民则可以天生拥有选举权。如前所说，这种安排唯一的功能就是把权力控制在极少数人手里，让大土地所有者独占国家的政权。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作为整体集团都没有政治权利，他们中少数人有选举权，是因为他们与生而来的“身份”，而并非因为他们的财产或他们的人格。如此造成两个后果：1.由于都属于“无权的阶级”，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在反对贵族统治、争取政治权利方面有一致的目标，可以结成同盟。2.由于都属于“有钱的阶级”，中等阶级和土地贵族本来是可以在财产的基础上携起手来，共同保护现有的社会秩序的；但这一点现在却做不到，因为在二者之间横亘着一道鸿沟，这就是“有权”和“无权”的对抗。由此可见，1832年之前英国社会的布局是非常奇特的，各阶级、各集团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中等阶级的地位非常关键，因为它在两大对抗性冲突中处在一个交接点上。那么，中等阶级在政治天平上将偏向何方呢？
中等阶级在改革的斗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760年代改革运动就是由中等阶级发起的，当时，发生了“威尔克斯事件”。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是议员，1763年他在自己的刊物《苏格兰人》（The North Briton）第45期上发表文章批评国王乔治三世，于是在乔治三世的授意下他被剥夺议员资格，并被判罪。这件事引起广泛的不满，人们认为乔治三世企图恢复国王的个人统治，而议会已经沦落为国王的工具，因此必须改革。议会改革运动就是由此而开始的[12]。为支持威尔克斯，一些人组织了“威尔克斯后援会”，并喊出“威尔克斯和自由”的口号。后来，这些人中的坚定分子在1780年成立了“宪法知识会”（the Society for Constitutional Information），这样就出现了群众性的政治组织。“宪法知识会”以宣传议会改革为目标，活动方式包括出版小册子、召开群众大会、演讲、请愿等等，这些方式也是后来改革运动中常见的形式。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中等阶级改革派加强了他们的活动，并且又得到工人民众的支持，融汇成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浪潮，这在英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13]。
从1830年开始，改革斗争进入决战阶段，中等阶级又发挥了领导作用，当时中等阶级改革派组织如“全国政治同盟”（the National Political Union）和“伯明翰政治同盟”（the Birmingham Political Union）等，动辄就能组织起数十万人的盛大群众集会，有极大的号召力。它们和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配合行动，在英国造成了一种有可能触发革命的局面，正是这种局面给当时英国的统治者也就是贵族集团造成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进行选择：是抗拒改革，从而冒引发革命的危险；还是进行某种程度的变革，调整各社会阶层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14]？
1832年5月，斗争进入关键时刻。这时，由于反改革的托利党的坚决抵制，主张改革的辉格党内阁辞职，中等阶级领导人如佛兰西斯·普雷斯（Francis Place）等立刻号召中产者到银行去提取黄金，挤兑金融，显示中等阶级的力量，阻止托利党组织政府。 此时局面确实很危险：假若托利党组阁成功，就意味着和平变革的道路有可能被封死，以后如何发展就很难说了。英国在1642年爆发内战的记忆骤然翻新，掌权者真正面对着危险的抉择。三天之内英国的黄金储备被提取近二分之一，中等阶级的经济实力确实显示出来了。就在这时，国王做出决断：他召回辉格党内阁，让他们继续改革的进程，而托利党也迅速屈服了。有人说：反改革力量是在挤兑黄金的压力下屈服的，这话也不是没有依据[15]。
中等阶级的改革运动始终表现出平和、和平的色彩，它们的活动基本上就是请愿、集会、出版、宣传等等，最剧烈的表现也就是经济挤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和平的道路始终存在，而辉格党的立场是一个关键，对此我们在下文还要谈到。18世纪以来，中等阶级的经济利益是被统治集团充分认可的，他们的私有财产受到保护。现在他们要求的是政治上也受到承认，一旦如此（哪怕部分如此），他们就会对现有的政治制度表示满意。1832年以后，中等阶级中一大部分得到了选举权，因此成了“有权的阶级”，其参与政府治理的要求在相当程度上得以实现，他们为自己权利而战的斗争基本上结束了。由于中等阶级加入，政权的基础扩大了，财产权和政治权分离的怪现象基本结束。社会上层与中层联起手来统治国家，19世纪的英国也就渐渐地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国家。中等阶级这时感到心满意足了，他们退出战斗，把战场完全丢弃给工人阶级。
接下来我们看看工人阶级的情况。工业革命之前，手工制造业工人是工人阶级群体中最重要的一个集团，他们因为有各自的技艺，因此有较稳固的工作和较好的收入，是工人群体中令人羡慕的阶层。但工业革命恰恰是在手工制造业中兴起的，随着工业革命向前进展，制造业中一个个部门使用机器，手工制作被机器取代，手工工人经受重大打击，不仅他们的优越地位消失了，而且生活来源也几乎断绝，许多人落到衣食无着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手工工人开始反抗，他们把苦难归咎于不合理的议会制度，认为在议会中没有代表权是问题的症结，因此他们提出了改革议会的要求，希望通过争取选举权而选出能够为工人阶级谋利的议员。由此我们知道：全力投入到改革斗争中去的是工人阶级中的手工工人群体；工厂工人在当时仍是一个弱小的集群，并没有积极参与到政治斗争中去[16]。
手工工人的目标是很明确的，就是通过政治变革改善生活条件、提高经济地位。他们心目中的理想是恢复工业革命前的状况，那时候他们有很好的收入、很不错的生活地位。这个理想一直贯穿在从“伦敦通讯会”（the 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到宪章运动的整个斗争过程中， 时间从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由于有这样的理想，他们并不希望推翻现存社会，而是改变议会制度。在他们看来选举权是根本问题，有了选举权一切都可以解决[17]。所以他们把成年男子普选（妇女问题当时还提不上日程）作为基本的纲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和中等阶级改革运动有本质的区别。尽管工人阶级改革运动把纲领定位在政治层面上，但他们的最终目标却是经济性质的，也就是改变工人的经济地位，在这一点上，从伦敦通讯会到卢德运动再到宪章运动一脉相承。这就是英国历史上的“工人激进主义”[18]。
在斗争手段上，工人激进派除使用集会、请愿、游行、鼓动等中等阶级也使用的和平方法外，也不排除尝试暴力的手段，如骚乱、密谋，乃至发动武装起义。事实上在工人激进主义活动的历史上，和平与暴力两种倾向都有，和平和暴力两种手段交替使用。一般来说，凡是环境较好、政府允许一定范围内的政治活动时，和平的方式会主导运动；而一旦政府严厉镇压、将和平的活动完全封死时，少数极端分子就会尝试使用暴力的手段，企图以推翻政府作为变革的手段。由此我们看到：实际上统治者的态度左右着英国工人斗争的手段——只要和平达到目标的希望一线尚存，他们就不试图使用暴力；反之，一旦和平表达政治愿望的做法完全被压制，暴力的企图就会出现。幸好在整个议会改革运动期间英国统治者很少有走到极端的，这就使英国工人激进主义基本上沿着非暴力的路线发展[19]。
在伦敦通讯会时期这个现象已经很明显。伦敦通讯会是英国第一个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成立后（1792年1月），它通过发展会员、小组活动、散发传单、召开会员大会等手段宣传群众，同时与全国相类似的组织保持通讯联系，与中等阶级改革团体如“宪法知识会”等协调活动。1793年5月，它和其他团体发起请愿活动，共向议会提交了36份请愿书，其中多数都以“不合行文规格”为由被退回，但伦敦通讯会自己的一份请愿书却被议会接受了，当然最后还是被否决。通讯会于是企图模仿当时法国国民公会的做法，于11月召开了一个“全英国的国民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各地的许多改革派组织，包括“宪法通讯会”。会议号召所有改革派团体协同行动，争取实行成年男子普选权和年度召开的议会。当时，正是法国大革命的高潮时期，革命的梦魇深深地恐吓着英国政府，英国政府于是进行镇压，不仅将会议的组织者审判、流放，而且把伦敦通讯会和宪法知识会的领导人逮捕、起诉，从而极大地打击了改革派力量。在经历这次打击后伦敦通讯会消沉了一年多时间，到1795年恢复积极的活动，相继在6月和10月召开两次大规模群众集会，据估计与会人数都达到10万左右。这两次大会引来了政府的强烈反弹，政府制定法令，限制结社活动，实际上是使激进派团体无法开展活动。此后，通讯会内部的和平派逐渐退出，暴力派控制了领导层，而会员人数也越来越少，活动越来越成为一种革命密谋的方式，并试图与爱尔兰的暴力团体“联合爱尔兰人”协同行动。1799年，政府通过更严厉的法律，取缔了伦敦通讯会[20]。
但政府的镇压反而使工人激进派更倾向于使用暴力手段了，19世纪最初几年不断透露出有下层民众的革命密谋活动被发现的案例。1810年代爆发大规模的“卢德运动”；两百年后的今天，历史学家们越来越意识到它背后隐藏着政治激进主义的色彩，是一种工人运动的暴力形式[21](pp.24,39)。拿破仑战争结束后（1815年），英国政府放宽了管制，工人的政治活动却很快又以和平斗争的方式重新表现出来了，而且发展很快。在以后四年中，温和的激进主义两次形成巨大高潮，而政府又两次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结果每当镇压激烈时，暴力活动就出现，1817年的“彭特里奇起义”和1820年的“卡图街密谋”就都是这样[22]。再往后，就出现1830—1832年的改革高潮了，如果我们注意到高潮过程中的几次反复就都会发现：每当辉格党的改革方案进展顺利时，民众就会平静地等待改革的结果；而一旦出现波折，尤其是在1832年5 月出现托利党组阁的大危机时（前面已经提到），工人民众的情绪就会转趋激烈，并立刻引发大量自发（虽然是分散）的暴力活动。在1832年5月的大危机中，中等阶级激进派和工人激进派都开始谈论发动革命的可能性，相互甚至开始接触，探讨协调行动的问题[23]。英国在这时可谓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它面临着社会力量大组合的选择：是“无权的阶级”携起手来共同反对“有权的阶级”，一起改变国家的制度（这意味着法国式的大革命）[24]；还是“有钱的阶级”彼此认同结成同盟，共同应付“无钱的阶级”的反叛（这意味着贵族统治者必须向中等阶级做出让步，让他们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这是历史的大抉择！而就是在这种“革命威胁”的逼迫下统治集团下定了决心向中等阶级让步，导致第一次议会改革的成功[25]。
这里必须提及一支力量，那就是辉格党集团。辉格党是土地贵族的政治结盟，是统治集团中一个重要的派别，从成员身份方面说，辉格党比托利党更具备大贵族的色彩。17世纪反对君主专制的斗争中，辉格党起过重要的作用。18世纪上半叶它长期执政，奠定了君主立宪的基础，当然也充当着贵族政治的基石。但从18世纪下半叶起它就长期在野，结果是逐渐同情议会改革，认为自己的下野与议会制度的腐败有关。议会改革运动兴起后它一直充当改革派的盟友，法国大革命时期甚至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人民之友会”（the Society of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与中下层激进团体协调行动。19世纪初辉格党退出积极活动的舞台，但只要有需要，它的领袖人物还是站出来，保护中下层改革人士不受到政府的过分迫害。辉格党集团的亲改革立场使和平变革的希望始终存在，人们一直指望：有朝一日辉格党重新掌权时就会提出改革的方案，实施改革。1830年辉格党组阁后果然提出了改革的方案，可以预料的是：如果辉格党的改革失败，民众会作如何反响，英国又会出现什么局面！辉格党其实是在改革和反改革的力量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没有这座桥，改革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反过来说：一旦这座桥断裂，改革的道路也就到此为止了。这就是1832年“革命威胁”的现实可能性之所在。
辉格党改革的动机很明确，这就是“把社会的中间阶层联合到上层中来，共同热爱并支持国家的制度和政府”[9](p.817)。辉格党很清楚：在变革的潮流已不可阻挡时，将变革的主导权控制在自己手里，对统治者而言是最安全的，因为这是“防止灾祸的最好方法”[26](p.109)，可以避免现存制度的整体崩溃。正因为如此，1832年辉格党一上台，立即提出改革的方案，着手进行可控制的改革。辉格党的策略是：向中等阶级让步，在财产的基础上结成上层和中层的联盟，重建国家制度的社会基础，从而挽救正在坍塌的贵族政治。这个策略如能实现，就能拆散“无权的阶级”间一直存在的潜在的认同关系，不让它们像在法国那样正式结盟、发动革命、推翻现存制度；同时立刻就能把中等阶级拉入到“有钱的阶级”的政治俱乐部里来，让他们成为原有制度的新的社会基础。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这是非常聪明的做法。它能顺应中下层人民变革的愿望，同时又保住了现有的制度，给它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给中等阶级选举权，让他们成为“有权的阶级”。格雷内阁提出的改革方案正是这样来设计的：它使中等阶级的主体部分得到选举权，同时排斥整个下层甚至中间等级的下层部分[27](p.147)。通过这样一个让步，中下层结盟发动法国式革命的危险被消除了，变革被控制在有序的范围内。
但问题是：一旦改革的闸门打开，民主的潮流就会涌进来，托利党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竭力反对变革的。
不过托利党并不是法国的旧贵族，他们并不一概反对变化，只是反对走向民主制。爱德蒙·伯克（Edmond Burke）和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Jr.）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保守主义的代表，但他们自己就曾是改革派，曾多次提出改革的建议[28](pp.40～41)。随着时间的推移，托利党的反改革立场越来越站不住了，1820年代党内形成一个“自由派”集团，在其执政期间实行了大范围的行政改革。这些人后来大多投到辉格党旗下，在日后的政治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29年，托利党领袖、最坚定地反对改革的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 ）在就任首相时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实行《天主教解放法》，实际上是对英国的国体进行了根本的修正[29]。因此尽管威灵顿本人仍旧坚定地反对议会改革，但托利党反改革的立场实际上已经崩溃了。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1830—1832年的改革大高潮。
以下的情况是人所共知的。1830年11月威灵顿下台，格雷伯爵（Earl Grey）接任，组成辉格党政府，并立刻提出改革法案。法案在下院两次被通过，但两次被上院否决，托利党利用上院的多数负隅顽抗。当法案第三次通过下院时，格雷向国王提出：册封足够数量的改革派贵族，以强使法案在上院通过，这意味着有可能一下子就要册封50，甚至100个新的贵族；而如果这么做，那么英国贵族古老的传统基础就被动摇了，实际上是一次贵族制度的大地震！国王拒绝这个请求；辉格党政府于是总辞职，威灵顿受命组阁。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我们前面一再说到的“革命的威胁”。面对危机，为避免国家制度的总体崩溃，避免法国式的大革命，国王和托利党终于退却了：国王答应随时准备册封新贵族；托利党则不等国王册封，就主动退出了战场。第一次议会改革就这样成功了。
当法国通过一次次革命实行政治转型时，英国却用和平的变革走向民主政治。
【收稿日期】2006—02—17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5期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津)2006年3期第5～11页
【作者简介】钱乘旦，北京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871
钱乘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学博士、荣誉文学博士。
| 【内容提要】 | 在现代政治转型的过程中，英国采用的是和平变革的方式，对此学术界已有共议。但英国政治变革中何以能采取和平的方式，这却是值得探讨的。本文以1832年议会改革为个案，从社会结构和政治博弈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试图揭示和平变革的内在机制。 |
英国的和平变革方式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是在历史的经历中逐渐形成的。英国人在经验中学会了妥协与让步，由此而摸索出和平变革的方式。17世纪英国开始向“现代”政治制度转型的时候，它最早尝试的是暴力解决方式，也就是用革命战争来推翻专制王权。然而在实践中，他们发现战争没有解决问题，相反，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冲突，进而实行政治转型则是另外一种可能的选择。17世纪发生的两大重要事件即内战（英国革命，1640—1660年）和“光荣革命”（1688—1689年）使英国人意识到这一点，从而为英国后来的历史道路标明了方向。
通过内战和光荣革命，英国迈出了政治转型的第一步，也就是克服了专制王权，把国家的权力从一个人（国王）手里转到一群人（贵族）手里，实现了权力的第一次扩散[1]。从转型的方式看，内战是暴力的方式，光荣革命是和平的方式；内战为光荣革命打下铺垫，光荣革命则解决了内战所没有解决的问题。从历史发展的方向看，光荣革命更为重要，因为它为和平变革的道路开了先河。光荣革命之所以能够用非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是因为统治集团在内部实行了妥协，不仅贵族两个派别相互妥协，而且议会和王权实行妥协，这是光荣革命与内战的不同之处[2]。但光荣革命仅仅是政治转型的第一步，它开创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完成了从君主专制向寡头政治（贵族统治）的转变，却并没有建立民主制；以后向民主政治的转变，将会是更艰巨的任务。因此，光荣革命的非暴力先例并不能保证和平变革的方式一直可以延续下去，因为向民主政治的转变意味着权力的继续扩散，一直扩散到社会的各个阶层，而这些阶层其实是原来的被统治群体。从光荣革命本身的过程看，非暴力不流血在当时也只是偶然的事件，若不是王军统帅约翰·丘吉尔（John Churchill，即后来的马尔博罗公爵）临阵倒戈，投到威廉三世旗下，双方本来是要用战争来解决问题的。所以，即使在光荣革命中，统治集团靠相互的妥协避免了流血、同时又改变了政治体制；那么当以后普通民众提出参政要求，对整个统治集团提出挑战时，光荣革命所体现的不流血方式是否仍然可行呢？
光荣革命没有建立民主制度，它只建立了贵族寡头制。虽说在当时的欧洲，乃至在整个世界，英国的制度是最开放、最有包容性的，致使许多欧洲人对英国的制度羡慕不已，大力倡导向英国学习[3]；但随着时代发生变化，这个制度的历史合理性逐渐消失了，它的不合理性也越来越明显。新的变化是由工业革命造成的，工业革命为新的政治变革提供了推动力。在工业革命中，有两个新的阶级在社会阶梯上崛起，其中一是“中等阶级”，二是工人阶级。“中等阶级”是一个中间等级的群体，其组成包括从有钱的厂主、经销商到一般的店主、商人、律师、军官、牧师乃至普通的乡村教师、中等商贩等等，应有尽有。工人阶级也包括不同的种类和行业，在工业革命中，他们开始形成共同的意识和阶级认同。中等阶级因其不断上升的经济地位和一无所有的政治地位太不相称而感到不满，因此要求政治变革；工人阶级则因在工业革命中经济地位受到影响，许多人生活水平下降甚至丧失生活的保障而忍无可忍，也对现存的制度提出质疑。这样，两个新阶级都希望改变政治制度，通过改革议会而达到各自的目标。改革的呼声起于1760年代，后来逐渐发展成强大的群众运动，这就是“议会改革运动”。
议会改革运动的实质是打破贵族集团对权力的垄断，也就是否定光荣革命所构建的政治框架。光荣革命曾成功地将国家的权力从一个人手中扩散到一群人手中，但从历史发展的趋势看，这只是现代政治转型的第一步。直至18世纪中叶，权力仍然掌握在百十个贵族手中，其他社会力量完全被排斥在政治权利之外。正如历史学家约翰·坎农所说：“贵族权力在1761年达到顶峰”，“从外观上看它和原来别无二致，所有稀奇古怪的东西都被保留下来。但实际上它比原来更狭隘、更具有寡头性质。”[4](p.49) 英国统治者对英国的制度骄傲不已，他们说这个制度是全世界最好的，任何变动都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5](p.273)。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说法不无根据，因为在那个全世界都被专制主义所笼罩的时代，唯独英国已经走出了专制阶段，成为世界上其他许多人所羡慕的对象，这当然就给新的制度转变增加了难度，若不是工业革命造成了重大的社会变化、形成巨大的冲击力，光荣革命所创建的制度应该还可以再维持下去的。
然而工业革命终究不可阻挡，它迫使社会各方面都必须发生变化。经济的快速增长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结构变化终于使现有的政治制度与现实脱节太远，人们也对此看得越来越清楚。不进行新的变革，使之适应新的社会变动，脱节所造成的张力终将把社会引向危机，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变革终究要发生，问题是如何发生、用何种方式发生？这就是群众性的议会改革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
二
光荣革命后形成的制度叫“旧制度”，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保障土地集团的利益，保证大地产所有者控制国家的政权。但这种安排却符合前工业时期的社会特征，因为在工业革命发生前，主要的财产形式是土地，土地集团是全社会最强大的力量。前文所提约翰·坎农说的“所有稀奇古怪的东西”，就是指在土地集团控制下议会选举制度中种种在今人看来不合理、莫名其妙的做法，但这些做法是有其时代合理性的，其功能就是把其他社会集团排斥在权力结构之外，将政权牢牢地控制在土地贵族手中。选举制度中许多陈规已经延续了好几个世纪了，如果社会不发生根本变化，这些制度还会延续下去。在这种制度下，选举权是授给中世纪流传下来的“身份”的，选举资格既不按照“人”，又不按照财产来确定，因此多数人毫无政治权利可言，并且人口越增长，选民的比例会越小，到19世纪初，只有3％左右的人有选举权了。并不是说只要有钱就可以有选举权，许多有钱的人却没有选举权，这就是当工业革命蓬勃发展，“中等阶级”日益壮大时为什么“有钱人”对国家制度日益不满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许多穷人也可以参加议会选举，因为他们具有中世纪流传下来的某种“身份”，而这些人又往往处在贵族地主的控制下，因为他们的经济命运是被后者掌握的。此外，议席的分配也是中世纪的遗产，大多数选区都是由中世纪的国王确定的，越到后来，就越不能反映财产的状况和人口的状况[6]。选举中的腐败现象更加强了贵族对选举的控制，买选票、贿赂选民等做法公开流行，而贫苦选民的存在则为贿赂公行提供了土壤[7]。
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又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贫富不均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有估计说：1801年，占人口总数1.1％的最富有的人控制着国民收入的25％，而到1848年，1.2％的最富有的人则控制了国民收入的35％。1867年，工业革命已经完成了，2％的最富有的人却控制了国民收入的40％；相比之下，劳动民众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1803年的42％降到了39％，而他们的人口比例却提高了。经济地位的下降使劳苦大众对国家的现状严重不满，这是工人群众要求改革的原因。
由此可见，由于工业革命的进展，它所造成的两大新阶级都在要求变革，要求进一步实行政治转型。但这两个阶级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他们目标不同、纲领不同，彼此间的分歧很大，实际上几乎是决然对立的。贫富不均已引起社会的两极分化，把英国变成了一个“阶级社会”。这个现象引起当时许多人的高度重视，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在他们的时代“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8](p.24)。激进派科贝特（William Cobbett）称英国“正发展成这样一个国家，其中只有两个阶级：雇主和卑贱地依附于他们的人”[9](p.759)。就连后来成为保守党首相的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也说：英国已变成两个民族的国家——一个是富人，一个是穷人，在它们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10](p.76)。对分化引发的严重后果，有识者都已经预感到了； 社会解体的威胁也已经被各种政治色彩的人都看到[11]。工业革命造成的重大后果是：新的变革必须发生。
于是问题就出来了：如果不得不变，新的变化将走向何方？社会会因新的变化而解体吗，还是前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反改革的人把社会的解体作为梦魇来加以渲染，从而坚定地反对变革；改革派则把变革看成是唯一的出路，虽说他们内部在如何变、何时变、多大范围之内变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在变与不变的问题上改革与反改革的力量将激烈冲突，问题是：冲突将使社会解体、还是使社会重新整合？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了和平变革方式与暴力变革方式中隐藏着的潜在机制。下面，我们就来探讨这种机制。
三
我们已经看到：因工业革命而造成的两极分化如何把“有钱的阶级”和“无钱的阶级”严格地分开，并且在这二者之间造成严重的对立。我们看到在“有钱的阶级”这一边是社会的上层和中间层，他们在财产的基础上有共同的利益。在“无钱的阶级”这一边是全体劳工大众，他们在工业革命过程中正形成共同的思想意识。奇怪的是：正当工业革命在用经济地位的不同制造社会的两极分化时，“旧制度”却已经制造了另一个两极分化，即在“有权的阶级”和“无权的阶级”之间造成对立和分化——在他们之间造成水火不相容。对中国读者而言，前一个分化是我们熟悉的，对后一个分化则少有人知道。
前面已经说过：“旧制度”下的选举权资格千奇百怪：身缠百万的富翁不一定有选举权，而一无所有的贫民则可以天生拥有选举权。如前所说，这种安排唯一的功能就是把权力控制在极少数人手里，让大土地所有者独占国家的政权。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作为整体集团都没有政治权利，他们中少数人有选举权，是因为他们与生而来的“身份”，而并非因为他们的财产或他们的人格。如此造成两个后果：1.由于都属于“无权的阶级”，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在反对贵族统治、争取政治权利方面有一致的目标，可以结成同盟。2.由于都属于“有钱的阶级”，中等阶级和土地贵族本来是可以在财产的基础上携起手来，共同保护现有的社会秩序的；但这一点现在却做不到，因为在二者之间横亘着一道鸿沟，这就是“有权”和“无权”的对抗。由此可见，1832年之前英国社会的布局是非常奇特的，各阶级、各集团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中等阶级的地位非常关键，因为它在两大对抗性冲突中处在一个交接点上。那么，中等阶级在政治天平上将偏向何方呢？
中等阶级在改革的斗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760年代改革运动就是由中等阶级发起的，当时，发生了“威尔克斯事件”。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是议员，1763年他在自己的刊物《苏格兰人》（The North Briton）第45期上发表文章批评国王乔治三世，于是在乔治三世的授意下他被剥夺议员资格，并被判罪。这件事引起广泛的不满，人们认为乔治三世企图恢复国王的个人统治，而议会已经沦落为国王的工具，因此必须改革。议会改革运动就是由此而开始的[12]。为支持威尔克斯，一些人组织了“威尔克斯后援会”，并喊出“威尔克斯和自由”的口号。后来，这些人中的坚定分子在1780年成立了“宪法知识会”（the Society for Constitutional Information），这样就出现了群众性的政治组织。“宪法知识会”以宣传议会改革为目标，活动方式包括出版小册子、召开群众大会、演讲、请愿等等，这些方式也是后来改革运动中常见的形式。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中等阶级改革派加强了他们的活动，并且又得到工人民众的支持，融汇成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浪潮，这在英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13]。
从1830年开始，改革斗争进入决战阶段，中等阶级又发挥了领导作用，当时中等阶级改革派组织如“全国政治同盟”（the National Political Union）和“伯明翰政治同盟”（the Birmingham Political Union）等，动辄就能组织起数十万人的盛大群众集会，有极大的号召力。它们和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配合行动，在英国造成了一种有可能触发革命的局面，正是这种局面给当时英国的统治者也就是贵族集团造成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进行选择：是抗拒改革，从而冒引发革命的危险；还是进行某种程度的变革，调整各社会阶层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14]？
1832年5月，斗争进入关键时刻。这时，由于反改革的托利党的坚决抵制，主张改革的辉格党内阁辞职，中等阶级领导人如佛兰西斯·普雷斯（Francis Place）等立刻号召中产者到银行去提取黄金，挤兑金融，显示中等阶级的力量，阻止托利党组织政府。 此时局面确实很危险：假若托利党组阁成功，就意味着和平变革的道路有可能被封死，以后如何发展就很难说了。英国在1642年爆发内战的记忆骤然翻新，掌权者真正面对着危险的抉择。三天之内英国的黄金储备被提取近二分之一，中等阶级的经济实力确实显示出来了。就在这时，国王做出决断：他召回辉格党内阁，让他们继续改革的进程，而托利党也迅速屈服了。有人说：反改革力量是在挤兑黄金的压力下屈服的，这话也不是没有依据[15]。
中等阶级的改革运动始终表现出平和、和平的色彩，它们的活动基本上就是请愿、集会、出版、宣传等等，最剧烈的表现也就是经济挤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和平的道路始终存在，而辉格党的立场是一个关键，对此我们在下文还要谈到。18世纪以来，中等阶级的经济利益是被统治集团充分认可的，他们的私有财产受到保护。现在他们要求的是政治上也受到承认，一旦如此（哪怕部分如此），他们就会对现有的政治制度表示满意。1832年以后，中等阶级中一大部分得到了选举权，因此成了“有权的阶级”，其参与政府治理的要求在相当程度上得以实现，他们为自己权利而战的斗争基本上结束了。由于中等阶级加入，政权的基础扩大了，财产权和政治权分离的怪现象基本结束。社会上层与中层联起手来统治国家，19世纪的英国也就渐渐地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国家。中等阶级这时感到心满意足了，他们退出战斗，把战场完全丢弃给工人阶级。
接下来我们看看工人阶级的情况。工业革命之前，手工制造业工人是工人阶级群体中最重要的一个集团，他们因为有各自的技艺，因此有较稳固的工作和较好的收入，是工人群体中令人羡慕的阶层。但工业革命恰恰是在手工制造业中兴起的，随着工业革命向前进展，制造业中一个个部门使用机器，手工制作被机器取代，手工工人经受重大打击，不仅他们的优越地位消失了，而且生活来源也几乎断绝，许多人落到衣食无着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手工工人开始反抗，他们把苦难归咎于不合理的议会制度，认为在议会中没有代表权是问题的症结，因此他们提出了改革议会的要求，希望通过争取选举权而选出能够为工人阶级谋利的议员。由此我们知道：全力投入到改革斗争中去的是工人阶级中的手工工人群体；工厂工人在当时仍是一个弱小的集群，并没有积极参与到政治斗争中去[16]。
手工工人的目标是很明确的，就是通过政治变革改善生活条件、提高经济地位。他们心目中的理想是恢复工业革命前的状况，那时候他们有很好的收入、很不错的生活地位。这个理想一直贯穿在从“伦敦通讯会”（the 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到宪章运动的整个斗争过程中， 时间从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由于有这样的理想，他们并不希望推翻现存社会，而是改变议会制度。在他们看来选举权是根本问题，有了选举权一切都可以解决[17]。所以他们把成年男子普选（妇女问题当时还提不上日程）作为基本的纲领，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和中等阶级改革运动有本质的区别。尽管工人阶级改革运动把纲领定位在政治层面上，但他们的最终目标却是经济性质的，也就是改变工人的经济地位，在这一点上，从伦敦通讯会到卢德运动再到宪章运动一脉相承。这就是英国历史上的“工人激进主义”[18]。
在斗争手段上，工人激进派除使用集会、请愿、游行、鼓动等中等阶级也使用的和平方法外，也不排除尝试暴力的手段，如骚乱、密谋，乃至发动武装起义。事实上在工人激进主义活动的历史上，和平与暴力两种倾向都有，和平和暴力两种手段交替使用。一般来说，凡是环境较好、政府允许一定范围内的政治活动时，和平的方式会主导运动；而一旦政府严厉镇压、将和平的活动完全封死时，少数极端分子就会尝试使用暴力的手段，企图以推翻政府作为变革的手段。由此我们看到：实际上统治者的态度左右着英国工人斗争的手段——只要和平达到目标的希望一线尚存，他们就不试图使用暴力；反之，一旦和平表达政治愿望的做法完全被压制，暴力的企图就会出现。幸好在整个议会改革运动期间英国统治者很少有走到极端的，这就使英国工人激进主义基本上沿着非暴力的路线发展[19]。
在伦敦通讯会时期这个现象已经很明显。伦敦通讯会是英国第一个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成立后（1792年1月），它通过发展会员、小组活动、散发传单、召开会员大会等手段宣传群众，同时与全国相类似的组织保持通讯联系，与中等阶级改革团体如“宪法知识会”等协调活动。1793年5月，它和其他团体发起请愿活动，共向议会提交了36份请愿书，其中多数都以“不合行文规格”为由被退回，但伦敦通讯会自己的一份请愿书却被议会接受了，当然最后还是被否决。通讯会于是企图模仿当时法国国民公会的做法，于11月召开了一个“全英国的国民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各地的许多改革派组织，包括“宪法通讯会”。会议号召所有改革派团体协同行动，争取实行成年男子普选权和年度召开的议会。当时，正是法国大革命的高潮时期，革命的梦魇深深地恐吓着英国政府，英国政府于是进行镇压，不仅将会议的组织者审判、流放，而且把伦敦通讯会和宪法知识会的领导人逮捕、起诉，从而极大地打击了改革派力量。在经历这次打击后伦敦通讯会消沉了一年多时间，到1795年恢复积极的活动，相继在6月和10月召开两次大规模群众集会，据估计与会人数都达到10万左右。这两次大会引来了政府的强烈反弹，政府制定法令，限制结社活动，实际上是使激进派团体无法开展活动。此后，通讯会内部的和平派逐渐退出，暴力派控制了领导层，而会员人数也越来越少，活动越来越成为一种革命密谋的方式，并试图与爱尔兰的暴力团体“联合爱尔兰人”协同行动。1799年，政府通过更严厉的法律，取缔了伦敦通讯会[20]。
但政府的镇压反而使工人激进派更倾向于使用暴力手段了，19世纪最初几年不断透露出有下层民众的革命密谋活动被发现的案例。1810年代爆发大规模的“卢德运动”；两百年后的今天，历史学家们越来越意识到它背后隐藏着政治激进主义的色彩，是一种工人运动的暴力形式[21](pp.24,39)。拿破仑战争结束后（1815年），英国政府放宽了管制，工人的政治活动却很快又以和平斗争的方式重新表现出来了，而且发展很快。在以后四年中，温和的激进主义两次形成巨大高潮，而政府又两次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结果每当镇压激烈时，暴力活动就出现，1817年的“彭特里奇起义”和1820年的“卡图街密谋”就都是这样[22]。再往后，就出现1830—1832年的改革高潮了，如果我们注意到高潮过程中的几次反复就都会发现：每当辉格党的改革方案进展顺利时，民众就会平静地等待改革的结果；而一旦出现波折，尤其是在1832年5 月出现托利党组阁的大危机时（前面已经提到），工人民众的情绪就会转趋激烈，并立刻引发大量自发（虽然是分散）的暴力活动。在1832年5月的大危机中，中等阶级激进派和工人激进派都开始谈论发动革命的可能性，相互甚至开始接触，探讨协调行动的问题[23]。英国在这时可谓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它面临着社会力量大组合的选择：是“无权的阶级”携起手来共同反对“有权的阶级”，一起改变国家的制度（这意味着法国式的大革命）[24]；还是“有钱的阶级”彼此认同结成同盟，共同应付“无钱的阶级”的反叛（这意味着贵族统治者必须向中等阶级做出让步，让他们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这是历史的大抉择！而就是在这种“革命威胁”的逼迫下统治集团下定了决心向中等阶级让步，导致第一次议会改革的成功[25]。
这里必须提及一支力量，那就是辉格党集团。辉格党是土地贵族的政治结盟，是统治集团中一个重要的派别，从成员身份方面说，辉格党比托利党更具备大贵族的色彩。17世纪反对君主专制的斗争中，辉格党起过重要的作用。18世纪上半叶它长期执政，奠定了君主立宪的基础，当然也充当着贵族政治的基石。但从18世纪下半叶起它就长期在野，结果是逐渐同情议会改革，认为自己的下野与议会制度的腐败有关。议会改革运动兴起后它一直充当改革派的盟友，法国大革命时期甚至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人民之友会”（the Society of the Friends of the People），与中下层激进团体协调行动。19世纪初辉格党退出积极活动的舞台，但只要有需要，它的领袖人物还是站出来，保护中下层改革人士不受到政府的过分迫害。辉格党集团的亲改革立场使和平变革的希望始终存在，人们一直指望：有朝一日辉格党重新掌权时就会提出改革的方案，实施改革。1830年辉格党组阁后果然提出了改革的方案，可以预料的是：如果辉格党的改革失败，民众会作如何反响，英国又会出现什么局面！辉格党其实是在改革和反改革的力量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没有这座桥，改革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反过来说：一旦这座桥断裂，改革的道路也就到此为止了。这就是1832年“革命威胁”的现实可能性之所在。
辉格党改革的动机很明确，这就是“把社会的中间阶层联合到上层中来，共同热爱并支持国家的制度和政府”[9](p.817)。辉格党很清楚：在变革的潮流已不可阻挡时，将变革的主导权控制在自己手里，对统治者而言是最安全的，因为这是“防止灾祸的最好方法”[26](p.109)，可以避免现存制度的整体崩溃。正因为如此，1832年辉格党一上台，立即提出改革的方案，着手进行可控制的改革。辉格党的策略是：向中等阶级让步，在财产的基础上结成上层和中层的联盟，重建国家制度的社会基础，从而挽救正在坍塌的贵族政治。这个策略如能实现，就能拆散“无权的阶级”间一直存在的潜在的认同关系，不让它们像在法国那样正式结盟、发动革命、推翻现存制度；同时立刻就能把中等阶级拉入到“有钱的阶级”的政治俱乐部里来，让他们成为原有制度的新的社会基础。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这是非常聪明的做法。它能顺应中下层人民变革的愿望，同时又保住了现有的制度，给它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给中等阶级选举权，让他们成为“有权的阶级”。格雷内阁提出的改革方案正是这样来设计的：它使中等阶级的主体部分得到选举权，同时排斥整个下层甚至中间等级的下层部分[27](p.147)。通过这样一个让步，中下层结盟发动法国式革命的危险被消除了，变革被控制在有序的范围内。
但问题是：一旦改革的闸门打开，民主的潮流就会涌进来，托利党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竭力反对变革的。
不过托利党并不是法国的旧贵族，他们并不一概反对变化，只是反对走向民主制。爱德蒙·伯克（Edmond Burke）和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 Jr.）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保守主义的代表，但他们自己就曾是改革派，曾多次提出改革的建议[28](pp.40～41)。随着时间的推移，托利党的反改革立场越来越站不住了，1820年代党内形成一个“自由派”集团，在其执政期间实行了大范围的行政改革。这些人后来大多投到辉格党旗下，在日后的政治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29年，托利党领袖、最坚定地反对改革的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 ）在就任首相时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实行《天主教解放法》，实际上是对英国的国体进行了根本的修正[29]。因此尽管威灵顿本人仍旧坚定地反对议会改革，但托利党反改革的立场实际上已经崩溃了。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1830—1832年的改革大高潮。
以下的情况是人所共知的。1830年11月威灵顿下台，格雷伯爵（Earl Grey）接任，组成辉格党政府，并立刻提出改革法案。法案在下院两次被通过，但两次被上院否决，托利党利用上院的多数负隅顽抗。当法案第三次通过下院时，格雷向国王提出：册封足够数量的改革派贵族，以强使法案在上院通过，这意味着有可能一下子就要册封50，甚至100个新的贵族；而如果这么做，那么英国贵族古老的传统基础就被动摇了，实际上是一次贵族制度的大地震！国王拒绝这个请求；辉格党政府于是总辞职，威灵顿受命组阁。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我们前面一再说到的“革命的威胁”。面对危机，为避免国家制度的总体崩溃，避免法国式的大革命，国王和托利党终于退却了：国王答应随时准备册封新贵族；托利党则不等国王册封，就主动退出了战场。第一次议会改革就这样成功了。
当法国通过一次次革命实行政治转型时，英国却用和平的变革走向民主政治。
【收稿日期】2006—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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