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历史上的大西洋交流
沃尔夫冈·莱因哈特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5期
【原文出处】《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科版》(青岛)2006年2期第20～26页
【作者简介】［德］沃尔夫冈·莱因哈特，沃尔夫冈·莱因哈特，德国弗赖堡大学近代史教授。
【关 键 词】世界历史/大西洋/文化交流/相互作用
一、谁发明了人权和民主——美国人还是法国人？1871年之后第三共和国的法国人决不愿将这个首创权让给美国人，特别是因为美国的独立宣言曾受到德国学者格奥尔格·叶林克的支持；什么年代次序，什么事件发生的早晚，他们统统不论。伟大的历史学家雅克·戈德舍特是第一位快刀斩乱麻的人。在1955年罗马世界历史学家大会上，他与美国人罗伯特·E·帕尔美一起提出了共同的“大西洋革命”概念；1963年，他又出版了名为《1770—1799年革命》的专著，进一步讨论了他所称呼的“西洋革命”的问题。[1](P266) 按照戈德舍特的意思，这一新观念基本是非政治的，它所展示的是一种比较客观的、平静的历史。他希望以此来表明他绝非北大西洋公约意识形态论学者，并防止人们作这样的归类。相反的，他使历史非民族化了，对大西洋两岸所有的革命运动和事件都一视同仁，包括对革命者跨大西洋的网络系统的重构。
他的新方法得到了接受但很少被加以利用，而且很快就被忘记。然而，时到今日，当大西洋的历史再一次，并且是在世界历史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受到关注的时候，[2] 戈德舍特的书又有了重新阅读的价值，尽管他的书存在着他所处时代的观念的局限。[3] 与他的视角不同，历史编纂现在已开始向社会史和新类型的文化史扩展。但是同帕尔美和戈德舍特所处的时代一样，现有的论述大西洋历史的大部分著作理论上仍只限于北大西洋，大西洋交流的历史仅仅被看作是西欧和美国之间的交流。[4]
当然，即使在全球化时代，北大西洋也是世界上最繁忙的交流区域。今天海上交通的70％横越大西洋的这一部分，空中交通、货物、人员流动，金融交易诸方面的情况也类似。[5] 按照历史学家的见解，全球化无非就是这一系统通过美国及其盟友的政治行为向世界其他区域的刻意扩展。[6] 然而欧洲在16世纪的第一次扩张也以大西洋交流为基础，也就是说，它是建立在西班牙美洲的金银基础上的，这些金银使欧洲在亚洲的经济活动成为可能。[7](P101(第1卷),P110—111(第2卷))
大西洋交流的500多年是充满差异和冲突的过程，其结果也十分复杂甚至相互矛盾。大西洋交流意味着远距离接触的强化，但并没有造成必然的同一，也不必然使参与者持平。恰恰相反，与之完全对立的情景却可能是真实的。时下，大西洋历史的存在已经没有人怀疑了，但是那些想要认真研究它的人必须使用能辨别细微差别的方法。
从北到南我们可以区别出英国的、西班牙的和葡萄牙的大西洋，但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1763年以前的英国大西洋也是法国大西洋，而西班牙大西洋在17世纪就已经成为大多数欧洲海上强国经济和战争活动的舞台；同时，作为此发展的结果，被国际化了的加勒比海，与南部的葡萄牙大西洋一样自17世纪以来已成为非洲的大西洋了。
鉴此，我们可以遵循大卫·阿米塔吉的观点，依据普遍性程度来区别大西洋的不同历史。[8] 首先是环大西洋的历史，即诸如奴隶贸易之类的跨国交流历史。然后是跨大西洋的历史，即不同殖民政权及其帝国间的比较。约翰·H·埃里奥特正在对英国和西班牙美洲进行比较研究。最后是在大西洋这边的历史，即从大西洋的角度对某些国家的、地区的，甚至是地方性的事件进行考察，例如西非或爱尔兰历史的大西洋特征，或者萨尔瓦多、塞维利亚、南特和利物浦等城市兴起的大西洋背景。
当然，在此语境中研究船上生活是必要的。但大西洋从不是自主的“水上世界”。“大西洋历史”首先是生活在沿岸的人的历史的缩写。欧洲可能被想象成大西洋对墨西哥湾流表示感谢的一个礼物。然而，大洋本身并非一个位于地球村中心的无害的大池塘，恰恰相反，它对人和交往仍怀有极大的敌意。就是在今天，现代化的船舶也常常在它的暴风雨中消失，甚至踪影全无。
二、如果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即在它成为人们进行交流的区域之前，大西洋曾经把人完全地分隔开来达数千年之久，那么大西洋的历史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种鸣号开启，模仿约翰福音的语气说：“最初是哥伦布”——正如托马斯·尼佩代在撰写德国历史时以拿破仑为开端一样——，但这并不准确。如果逆北大西洋的强劲西风航行，那么发现美洲是不可能的。大约在公元1000年，维京人曾经侥幸借北极东风之便到达过纽芬兰，但在15世纪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到达南方季风区之前，下一个机会从未出现。哥伦布只是实现了人们在历史上未完成的事业。在积累了坚实的航行非洲海岸和众多大西洋岛屿——这些岛屿后来被葡萄牙人所占领——的经验之后，哥伦布不再供职于葡萄牙而效力于西班牙，此时这位热那亚人注定是要发现西方世界的。他从意大利人那里获得了丰富的航海与殖民知识，并且洞悉伊伯利亚人的利益所在，这些利益在1432年之后驱使欧洲人向直布罗陀的西方和西南方进行早期扩张。正如10世纪的冰岛那样，大西洋群岛、亚速群岛、加那利群岛、维德岛、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在14和15世纪成为连通世界的桥梁。在大种植园的制糖业通过这些岛屿找到了从地中海到巴西的通道，并且在加那利群岛摆脱穆斯林统治的再征服运动首次变成了摆脱异教的征服运动，这是一个不需要申明其历史合法性的新型活动。
紧随哥伦布横跨大西洋之后，远距离的生物性交流便出现了，正如艾尔佛雷德·W·科洛斯比提出的“哥伦比亚交流”[9] 这一相当恰当的术语所表示的那样，尽管该术语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哥伦布和他的后继者携带他们熟悉的欧洲植物和家养动物跨越整个大西洋，其中包括小麦及其他谷类食品、蔬菜和果树、花和其他的装饰植物，但也有相当多的杂草。在东北方的美国，一个交流特别频繁的区域，美洲物种在当地植物中仍占82％的比例，但是起决定作用的植物却是来源于旧世界的。欧洲农业代替了土著的农业，尽管后者也经历了高度的发展。农场或大庄园创造了欧洲风格的农业风景，其间点缀着富有地中海或西欧风格的城市和村庄。围墙变成基于私人财产的新农业经济的符号，这是文化史上的一个例外，而土著人对此一无所知。最后，在19和20世纪，美国的沙凡那港市被改造成世界经济的谷仓。
欧洲人驯化的动物在新世界中没有竞争者。马和牛、猪和羊、山羊和鸟早在1493年就到达了这里，狗和猫、大鼠和小鼠紧随其后。马和警犬在西班牙征服区中的角色是出名的。比较不为人知是黑色的猪的重要性，最初由西班牙征服者的公司圈养，但是很快就变成放养，到处都可以发现。相对的，土著居民很少有驯养的动物，也很难获得动物蛋白。但他们很快就学会如何利用这一新机会。新的骑猎人文化在以驯养野生马群和牛群为基础的北方印第安人和南美洲之中迅速发展。冒险故事和牛仔电影中的骑马印第安人是富有创造性的大西洋文化交流的产物！
对于新的耕作植物和驯养动物，尤其是对于新的经济和文化生活方式的接受，通常是受卷入其中的团体间权力关系所控制的，只有在那些优势显见而且迫切需要的情况下可能出现例外。现在人类的生活已经无法离开美洲起源的许多耕作植物了，例如玉米、马铃薯、甘薯、木薯、新类型的豆子、花生、新类型的南瓜、甜辣椒、可可豆、烟草等等，[10](P157—175) 然而，开始的时候，欧洲人并不愿意接受这些农作物，并且怀有明显的排斥心理。烟草，一种崭新的药物，后来在全世界迅速流行。但在第17世纪前上半叶到处都颁布反抽烟法令，尽管纯属徒劳。
在微生物方面，新细菌和病毒通过哥伦比亚交流的传入曾经在新世界中导致了一场人口统计学的大灾难。土著居民对来自欧亚大陆和稍后来自非洲的传染病毫无免疫力。他们的大量死亡不仅仅因为像天花一样的恶性传染病，还因为一些比较无害的、一般性传染病，比如流行性感冒。土著居民完全从西印度的一些岛屿上消失了；在墨西哥中部和秘鲁中部他们的人数也减少了95％。[7](P62—63)(第2卷) 他们作为回报提供的唯一“礼物”是被哥伦布的第一批同伴带回欧洲的一种梅毒新变种。
三、哥伦布航行之后不久，西班牙征服者创造了西班牙的大西洋，① 理论上说这不是一个殖民帝国，而是一种联合君主国，是一种以阿拉贡或那不勒斯相同的方式与西班牙古国联合起来的自由国家体系。他们的本国居民被看作是同西班牙人一样的王权的自由主体。但是殖民主义的残酷现实却完全不同。帝国的轴心是西班牙船队，一年一度地运送欧洲人的制成品到墨西哥和秘鲁，然后满载最宝贵的殖民地原料，即墨西哥北部和秘鲁的白银返回。西班牙在欧洲野心勃勃的强权政策使国王无法离开这种剥削制度。在海外的经营必须自负盈亏，除此之外还要为国王提供数量可观的利润。因此，西班牙移民到新世界的意图只有通过牺牲印第安人才能实现。征服者和移民均梦想致富并且过上好生活；我们已经发现他们都是工匠而不是农民。理论上说，一个完全基督教化和西班牙化的土著人可以成为这个社会的一员并且享有平等地位。一些土著贵族和混血儿甚至可以在这里获得成功。然而普遍的情况是，土著人接受西班牙文化和基督教的能力很成问题，他们的主动尝试也得不到鼓励。其结果是出现了一个文化分层的社会，也就是色彩化（pigmentocracy），即按照肤色进行等级划分：位于顶端的是欧裔西班牙人，其次是美洲西班牙人，克里奥尔人以及土著贵族，然后是土著居民，最后是处在最下层的黑人奴隶。
王权和传教士偏爱一种分开发展的模式，这一模式与后来在南非实行的种族隔离不同，它是受到认真考虑的，因此，当它能够在巴拉圭的并居区得以实现时，它就制造出了明显的替代性选择。不是强制的西班牙化，而是母语得到了学习、讲授和并被用之于传播福音。瓜拉尼直到今天仍是巴拉圭的第二种官方语言。然而，由于把西班牙化视为最终的政治目标，分开发展的乌托邦只能使种族主义者的等级制得到强化而不可能使之得到缓和。
像在其他殖民统治体系中的情况一样，西班牙美洲的政治秩序只被看作是一种尝试，其目的是推行王权在国内尚不能实现的政治观念。它的官僚专制主义以与地方寡头政治的合作为基础，然而，不管是西班牙传统的封建制度还是教会的自治都不能被容忍。
稍后起源于这一系统的独立的拉丁美洲，自负很高，但真正可以实施这种权力的力量却几乎没有。另一方面，今天的土著居民成功地保存了他们的认同性，但这是通过一种被边缘化了的、防卫的方式来实现的。他们能够将基督教整合到他们的信仰系统之中，但其结果对局外人毫无吸引力——与巴西的非洲美国人的宗教有天壤之别。
当我们回想起到墨西哥的第一批圣方济各会传教士——他们怀着与本土居民一起实现基督王国的乌托邦计划，因为他们相信后者过着纯洁、简朴而且安贫乐道的理想生活——的时候，我们原本期望一个不同的结局。然而，他们很快就像多明我会传教士一样失败了，后者持更为理性的观念，竭力要为被保护者争取平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这些想法犹如空谷回音，应者渺渺。现代的国际法起源于论证印第安人政治共同体具有合法的平等权利这样的尝试，西方完美的基督教模式有一个北美清教徒变种，至今它仍以世俗化形式活跃在美国社会。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从大西洋交流中获得的投机性经济盈利对于西班牙是有害的。通过海船运回西班牙的大部分美洲白银很快就离开了这个国家，不仅因为需要用它来支付西班牙在欧洲其他地区实施强权政治的花费，而且还因为大量金银输入西班牙经济引起了西班牙与欧洲其它国家的通货膨胀率的严重失调。欧洲人在西班牙卖的价格比较高，而西班牙人则以比较低的价格从其他国家买入。这样，荷兰共和国很快就积累了大量白银并且把它提供给本国的世界金融贸易和信贷交易。伊伯利亚半岛的工业化受挫正是其结果之一。18世纪时，巴西变成了一个黄金和钻石的输出国，葡萄牙也有同样的经历，而英国恰恰在此时代替了荷兰成为世界的贸易中心。
四、在葡萄牙贸易帝国中，巴西② 本来只扮演一个次要的角色。但从16世纪末开始，这个国家必须为制糖业提供优良的条件，而制糖业原本一直集中于大西洋的各岛屿上。与这些岛屿相反，巴西的巴伊亚和伯南布哥地区可以提供大量可供生产的土地。因为甘蔗会耗尽土壤养分，所以这是必要的。然而，因为土著居民数量有限并且不习惯于这种农业生产，所以劳动力很紧缺。制糖业的繁荣使输入黑人奴隶变得日益重要，因为他们自从15世纪末以来已经在圣多美的产糖岛屿上得以广泛运用，所以具有明显的替代性。葡萄牙与非洲的贸易在15世纪达到了垄断程度，包括向欧洲和西班牙美洲提供黑人奴隶的垄断。这一贸易以往是有限的，现在因为巴西人的要求开始扩张了。
作为世界的贸易中心，尼德兰也参与了巴西糖的销售。因为葡萄牙在1580—1640年间是与西班牙合一的，所以它也卷入了西班牙与荷兰人的战争。对于一个商人国家来说，葡萄牙殖民地是比西班牙美洲更具吸引力的战利品，而且，它们也更容易受到伤害。因此，荷兰西印度公司决定夺取糖的销售权和制造权，正是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征服了巴西的产糖地区和作为奴隶来源地的几内亚和安哥拉海岸。在数十年之后，巴西人才能够摆脱荷兰人的追捕而且用他们自己的力量来征服安哥拉。荷兰人仍滞留于几内亚海岸，不过很快就有来自英国、法国、丹麦和普鲁士的其他奴隶商人与他们分享这一地区了。
奴隶贸易的这种扩张是制糖业向加勒比海地区转移的结果。十七世纪二十年代以后，西班牙的敌人开始侵入这一区域，而该地区又是西班牙帝国的一个软肋。英国人占领了巴巴多斯，稍后又占领了牙买加，法国人占领了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岛，后来又占领了圣多明哥（即今天的海地），荷兰人占领了苏利南与库拉索岛。移居者本来是种植烟草的，但是很快被迫离开巴西的荷兰人，成功地把利用非洲奴隶进行的糖业制造引入该地，并提供了技术、资本、奴隶和运输设备。
巴西继续生产糖，但是稍后为了输出黄金和钻石，到19世纪也为了它的咖啡种植园，需要大量奴隶。在那时，古巴已经成为制糖业的中心，而且种植经济已经扩展到英属北美的南方地区，这一地区为正在扩张的英国纺织工业而种植棉花。这个“种植园美洲”，从巴西直到南方联邦，并不像西班牙美洲城市和新英格兰城镇那样是经过改良的欧洲生活方式的结果。这是历史上第一个资本密集性农业综合产业的创造，是一个人造世界，当我们考虑到它的非洲奴隶人口的时候其人造性更为突出。
依照可靠的计算，欧洲人在1450—1867年间从非洲输出了1060万至1160万个奴隶。这一被迫离开非洲的移民数量比19世纪之前迁往美洲的整个欧洲移民数量多三倍。因此，种植园美洲变成了非洲而且创造了非洲大西洋。今天，在某些加勒比海岛屿上的居民几乎全是非裔美洲人，其他的岛屿上源于非洲的黑色人种也占多数或至少占较高的人口百分比。在1818年巴西的350万居民中，100万为白人，50万为白人和黑人的混血儿，黑人则有200万——印第安人已经无人提及了。③
欧洲人获得的不只有来自种植园美洲的糖和龋齿，也有显著的利润。然而，英国的工业化据说主要是从奴隶贸易中获益的，是否也从糖贸易中获得了好处，这一点尚未被证实。[11] 可以肯定，这些利润并非工业化的充分条件，甚或是不必要的。然而，这一特别的贸易对于运输业、银行业和其它制造业的分支所产生的重要结果显而易见。一些港口城镇从中获益匪浅，尤其是南特，然而法国的第二大贸易城市波尔多，除了别的方面也实践了这一贸易。布里斯多和利物浦同样如此，在那里，在1795—1804年间，奴隶贸易大约占整个英国奴隶贸易的85％，占整个世界奴隶贸易的43％。
有关大西洋奴隶贸易对非洲冲击的评价备受争议。④ 即使用非常谨慎的态度肯定其中比较积极的后果在政治上也是极其不正确的。但是至少大家都看到了这样的事实，即奴隶自己通常被非洲人所卖，非洲人在阻止欧洲人接近这一生意方面非常成功。然而，在奴隶贸易的扩张和诸如达荷美共和国一类西非军事国家的兴起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如先前研究所推想的那么明显。当然，安哥拉蒙受了巨大的人口损失，但这种情况并不具有普遍性。相反的，在非洲其他地方用强制手段对过量人口的清理，却导致了积极的经济后果，恰如19世纪从欧洲到美洲的自愿移民行为所产生的结果。西非主要的奴隶贸易区域后来成为这个大陆经济、政治最发达的国家和非殖民化的先锋，此事绝非偶然。
从巴西返回的奴隶们在非洲西部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大西洋交流是作用于两个方向的。非洲大西洋的文化活力绝不应该被低估。对于它的音乐来说这一点尤其明显，因为这种音乐已经成为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宗教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属于同类语言但属于不同政治派别的各群体当中，一般的优鲁巴认同性显然在19和20世纪得到了发展，这部分地是由那些生活在巴西但始终与优鲁巴国家保持着密切联系的那些人促成的，那些优鲁巴国家位于今天尼日利亚西南。这特别涉及到它以奥利沙（Orisha）的泛神论为特征的优鲁巴神学，这一神学已经成为居住在巴西和美国的非裔美洲人宗教的共同基础。康东布莱（Candomble）和巫班达（Umbanda）在巴西有数百万的追随者，它们由于法国唯灵论而得以丰富。尤其是巫班达对白种人也非常具有吸引力。⑤
五、在与非洲大西洋的共栖中，犹太人的大西洋发展为一个西班牙裔犹太人（尤其是葡萄牙血统）网络。葡萄牙和西班牙使他们的犹太人或者被驱逐或者被改变信仰，而且成立了他们民族的宗教法庭以检举在受洗的新基督徒中隐藏的犹太人。与西班牙相反，葡萄牙的宗教法庭在美洲不是特别地活跃。因此，相当多的隐藏犹太人居住在巴西，在1580—1640年与西班牙联盟期间，所谓的“葡萄牙人”遍布整个帝国。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位于印第安喀他基那的这种“葡萄牙人”批发商和奴隶的大西洋贸易网络。[12]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非洲、巴西、加勒比海、北美的荷兰大西洋，也是犹太人的大西洋。因为尼德兰实行比较宽容的宗教政策，经济上举足轻重的西班牙裔犹太人共同体尤其存在于阿姆斯特丹。1644年，荷兰巴西有大约3000个尼德兰人（除了西印度公司的雇员外）和600个犹太人，不是在荷兰征服之后离开的新基督教教徒，就是来自尼德兰的移民。[7](P124) 随着葡萄牙再次征服巴西，犹太人不再被宽容。因此，西班牙裔犹太人对于已经提到过的种植园经济向加勒比海岛屿的转移起了重要作用。1644年在库拉索上建立了一个犹太人共同体。最近，17世纪犹太人会堂的剩余部分已经被人从苏利南转移到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馆。1654年第一批犹太人到达了纽约，当时，纽约仍然是荷兰新阿姆斯特丹的殖民地。最近的研究显示，环大西洋的西班牙裔犹太人网络尽管受到英国航海条例的限制，还是帮助保持了荷兰人在大西洋贸易中的强者地位。⑥
然而，犹太人的跨大西洋移民仍然是有限的。在北美独立的时候只有大约2500个犹太人生活在美国的领土上。1763年，第一个犹太人会堂在纽波特·罗德岛得以修建。不管怎样，在1825—1925年间，有四百多万犹太人移民到了美国，其中大部分是来自沙俄帝国的中欧犹太人。今天，40％的犹太人住在美国。[13] 他们与旧世界犹太人经济、文化和政治的互动创造了新类型的犹太人大西洋，构成了英裔美国人世界的主要部分。
六、与所有其他大西洋交流过程相反，英属北美原本是被故意地建成一个封闭的新欧洲的⑦，人们从一开始就坚信那样将会出现一个更好的欧洲。这里特别涉及到清教徒的新英格兰，它对北美人的精神造成了一种必要的和长久的冲击。
封闭的世界意味着一个内聚的定居区，其居民在意识形态和社会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也意味着对印第安人的排斥。红皮肤的印第安人被认为是独立的民族。理论上，这是一种比西班牙美洲更好的状态；在那里，印第安人自动地成为了西班牙国王的臣民。然而，在英属北美印第安人实际上被边缘化和被灭绝了。美利坚合众国相对而言比较平等和比较民主的社会是建立在灭绝大部分土著人口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这个新欧洲的经济基础是移民自己耕种自己的土地。在他们的心目中，懒惰的印第安人没有按照上帝的要求开垦和耕种土地；他们注定是要灭亡的。
从1600年到1775年，移居英属北美的欧洲人超过了52万。[14] 被输入的奴隶则超过了26万。大多数移民是英国人、德国人、瑞士人或来自奥斯特的爱尔兰苏格兰人。由来自同一地区的同胞和信奉同一宗教的教徒构成的跨大西洋网络为他们铺设了道路。在1770年的总人口中，白人超过了166万，而奴隶则超过了45万。[7](P199) 不能从移民的角度来解释这两组数字的增长，它只不过是巨大的生物多产性的结果。这里的生活条件比欧洲好，人们也可以早婚并且拥有一个很大的家庭。
这个庞大的人群非常成功地生产了大量农产品并把其中的一大部分用他们自己的船只运输到英国、西印度群岛和地中海的市场。作为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他们成为欧洲制成品，特别是英国制成品所需要的消费者。这个需求对英国的纺织业、五金制造业、服务部门、财政部门以及商业组织产生了重要的刺激作用，但是我们无法估价大西洋贸易对英国投资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总贡献有多大。与糖和奴隶贸易相比，与北美的日用品交易可能会在更大的程度上被看作是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它仍然不是充分条件。[10](P117—115) 不过，从亚当·斯密的理论出发，人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很有前途的交易模式：互有需求的发达国家可以彼此成为最好的顾客。
殖民者要求成为平等的、甚至比欧洲人更好的英国人，这一要求的挫败导致了美国的独立，而获得独立的美国又为这一市场的巨大扩张铺平了道路，因为1787年颁布的西北法令同宪法一起，促进了联邦的进一步发展，并且确立了美国大陆的帝国主义。[7](P217) 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美国扩张的过程中，有6100万移民离开了欧洲，⑧ 大大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期，而且有很多人到了美国，直到各洲在1921年开始限制移民为止。这个特殊的大西洋交流或许是所有大西洋交流中最为重要的。它使欧洲避免了因人口过量膨胀而导致的经济增长率的降低——就像现代发展中国家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这样，首先是英国经济，然后是整个北大西洋经济，都能够保持自给自足和健康成长。因为在另一方面，美国也获得了为开发大陆所需要的劳动力以及扩大市场的要求。
汽船的发明最终使人们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横渡凶险的北大西洋的交通问题。以前，即使最快的帆船也需要一个月或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从东到西的航行，现在，使用汽船只用15天甚至更短的时间就够了。[5](P267) 汽船的发明与冷冻技术的推广一起，使供应者得以向全世界输出北美的小麦和南美洲的牛肉了。在历史上，长距离大宗货物传送第一次变成了可能，并且是有利可图的。独立的拉丁美洲和稍后的殖民地非洲被整合到大西洋交流的现代系统之中，但它们主要是英国控制之下的原料输出国，在20世纪内又逐渐受到了北美的控制。
1866年横跨大西洋的第一条电缆让信息交流的时间缩短为数小时，而使用无线通讯只要数分钟或数秒就够了。自1956年起跨大西洋的有线电话成为可能，而更大的进步是自1965年起开始的卫星信息传输。[5](P323) 航空旅行也是一次大飞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改良的飞机使旅行时间减少为几个小时。
共同的政治利益获得了发展，首先是西欧和北美在两次大战中共同对抗德国。1941年，他们的战争目标在大洋中央的一艘军舰上得以制定；它们被适宜地称为大西洋宪章。1949年，反对共产主义世界的共同防卫系统被称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它成了现在居领导地位的大西洋强权国家——美国——的条约和干涉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亚洲东部的重要性不断增强，而且苏联解体了，美国对欧洲不再特别感兴趣了，欧洲人对美国的依赖也逐渐减弱。但是基本形式仍然未变，这就是：在大西洋两岸没有任何地区可以象美国和欧洲那样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如同一个国家般的紧密联系。
七、但是，自从18世纪北大西洋交流愈演愈烈以来，作为其结果，南大西洋交流和北南交流至少相应地减少了，尽管有诸如与古巴军队在安哥拉战争中的多次交锋这种例外。只是在北大西洋两岸，亚当·斯密意义上的发达国家彼此成为最好客户的情形有所展现。在南部，殖民主义的不平衡依然继续，而且一直继续到了今天。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可能已经达到了与北大西洋接近的经济水平，但是非洲和加勒比海的其他国家的经济状况却愈发恶劣，因为他们的原料不再被需要了。
这种平衡的转移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和政治领域；它也包括重要的文化中心向美国倾斜的趋势。因为经济和政治世界的“硬力量”常常生产出文化世界的“软力量”，这并不令人惊讶。英语的持续扩张便是最雄辩的证明。
早在1900年前后，美国就试图通过宣称它在文化领域同样是一个大国的做法来支持其强权主张。然而，有争议的仍是法国文化，因为法国文化的领导地位早已被普遍接受，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在文化领域，巴黎的确领导了世界；伦敦和马德里只扮演着次要的角色，它们只对讲英语的或讲西班牙语的国家具有文化模式意义。在法国的名义下，从文化的观点来说，19世纪是美国的“欧洲世纪”。
19世纪中叶，在法国远征墨西哥失败了的时候，法国的知识分子发现了所谓“拉丁人”的共同特质，它与盎格鲁撒克逊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形成鲜明对比。拉丁和天主教的传统在这里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然而最重要的还是下列声明，即对于“拉丁人”来说，远远高于物质欲望和物质满足的精神控制着物质、思想和情欲。19世纪50年代前后，“拉丁美洲”的新观念被创造了出来，而且有意识地与盎格鲁撒克逊人世界相对立。19世纪80年代和稍晚些时候，“拉丁美洲人”知道了应该相信什么。拉丁美洲拥有了文化、机智、诗、感动、诚实、人性；与之相比，美国只是一个技术文明，没有文化、物质主义、受经济利益驱使、没有感觉、没有人性。在1898年美西战争的时候，莎士比亚的名剧“暴风雨”受到了这样的解释：空气的高贵精神——瞪羚，是拉丁美洲的化身，而北美则被等同为卡利班——丑陋的、残忍的野蛮人的原型。这种模式化形象至今仍在持反美态度的欧洲人当中普遍流行。[15]
无论如何，20世纪是欧洲历史的美国时期，21世纪或许仍然如此。不过，尽管在饮食方面出现了“麦当劳化”现象，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也风靡全球，这并非绝对的支配关系和无助的怨恨关系，而是文化杂交和互补意义上的动态的相互作用。正是拉丁美洲人教我们认识到了大西洋交流所创造的同一事物的多样性和大洋两岸相同文化的存在。这就使跨大西洋创造性沟通比在世界其他地区更容易，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也更便捷。例如，像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之流的法国思想家在全世界范围的成功极可能是他们在美国暂住的结果，他们的名望是由一种法裔美国人话语造成的。因此，我可以大胆地断言，充满希望的现在和未来的大西洋交流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相互作用而不是人为的对抗。
注释：
① 沃尔夫冈·莱因哈特《欧洲扩张史》第2卷，第58—114页；沃尔夫冈·莱因哈特《食客还是伙伴——1500—1800年欧洲的经济与新世界》，第39—76页。
② 沃尔夫冈·莱因哈特《欧洲扩张史》第2卷，第116—152页；沃尔夫冈·莱因哈特《食客还是伙伴——1500—1800年欧洲的经济与新世界》，第77—116页。
③ 沃尔夫冈·莱因哈特《欧洲扩张史》第2卷，第120页；沃尔夫冈·莱因哈特《食客还是伙伴——1500—1800年欧洲的经济与新世界》，第98—101页；菲利浦·D·克丁：《大西洋的奴隶贸易——一项人口普查》，麦迪逊1969年；保罗·E·莱夫乔：《大西洋奴隶贸易论集——综述》，载《非洲历史杂志》23／24（1982年），第473—501页；赫伯特·克莱恩：《大西洋的奴隶贸易——最新的研究与发现》，载皮彻曼前引书（见本文注释2），第301—320页，此处见第319页；皮特·埃默尔：《关于一个体系的研究——1500—1800年的大西洋经济》，载皮彻曼前引书（见本文注释2）第169—178页，此处见第173页。
④ 赫伯特·克莱恩：《大西洋的奴隶贸易——最新的研究与发现》和安德鲁斯·埃克托：《大西洋奴隶贸易对非洲的冲击——历史编纂学论战》，载豪斯特·皮彻曼编．《大西洋历史——1580—1830年大西洋体系的历史》，第337—348页。
⑤ 罗宾·罗：《17—19世纪大西洋共同体中的奥丹港》，载豪斯特·皮彻曼编．《大西洋历史——1580—1830年大西洋体系的历史》，第349—364页；莱讷·弗拉施：《巴西非洲人宗教信仰的历史和类型》，马堡1973年；豪斯特·H·菲格：《巴西巫班达宗教的鬼神崇拜、招魂和魔术》，弗赖堡1973年；皮埃尔·F·佛格尔：《奥利沙——非洲和新世界的约鲁巴神》，巴黎1982年；拉尔夫·M·贝克尔：《巴伊亚康东布莱宗教的昏迷与招魂》，明斯特1995年；安哥利纳·波拉克—埃尔茨：《击鼓与昏迷——非裔美洲人的宗教》，弗赖堡1995年。
⑥ 参见克劳迪亚·施努曼：《大西洋世界——1648—1713年在美国大西洋区域的英国人和尼德兰人》，科伦1998年，第173页、191页、218页及下一页、229—252页、279页及下一页、294页、365页。
⑦ 参见沃尔夫冈·莱因哈特《欧洲扩张史》，第2卷，第168—225页；大卫·阿米塔吉，迈克尔·J·布莱迪克编《英国的大西洋世界》；赫尔曼·维伦鲁特：《没落与崛起——从移民定居到17世纪末的北美洲历史》，明斯特2000年；赫尔曼·维伦鲁特：《形成与重塑——从17世纪末到美国革命爆发时期的北美洲历史》，明斯特2001年。
⑧ 参见皮特·埃默尔：《欧洲的扩张和移民——欧洲的殖民历史与跨大陆移民。概述》，载《埃提那拉里欧（ltinerario）》14／1（1990年），第11—24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5期
【原文出处】《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科版》(青岛)2006年2期第20～26页
【作者简介】［德］沃尔夫冈·莱因哈特，沃尔夫冈·莱因哈特，德国弗赖堡大学近代史教授。
| 【内容提要】 | 在当今世界历史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大西洋的历史再一次受到人们的关注。与此同时，历史编纂已开始向社会史和新型文化史扩展。然而同过去一样，现有论述大西洋历史的著作大都局限于北大西洋，大西洋交流仅仅被看作是西欧与美国之间的交流。实际上，大西洋交流的500多年是充满差异和冲突的过程，其结果也是十分复杂甚至相互矛盾的。要对这一历史作出合理解释必须使用能辨别细微差别的方法。具体说来，从北到南可以区别出英国的、西班牙的和葡萄牙的大西洋。通过物产和人员交流，也通过种植园经济和奴隶贸易，大西洋南北和东西两岸各国、各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受到了巨大影响。时至今日，美国虽然在政治、经济方面居统治地位，但是它的文化大国要求却始终得不到彻底贯彻。尤其是在拉丁美洲，法国文化的领导地位早已被普遍接受。拉丁美洲人对法国文化的接受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典型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
他的新方法得到了接受但很少被加以利用，而且很快就被忘记。然而，时到今日，当大西洋的历史再一次，并且是在世界历史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受到关注的时候，[2] 戈德舍特的书又有了重新阅读的价值，尽管他的书存在着他所处时代的观念的局限。[3] 与他的视角不同，历史编纂现在已开始向社会史和新类型的文化史扩展。但是同帕尔美和戈德舍特所处的时代一样，现有的论述大西洋历史的大部分著作理论上仍只限于北大西洋，大西洋交流的历史仅仅被看作是西欧和美国之间的交流。[4]
当然，即使在全球化时代，北大西洋也是世界上最繁忙的交流区域。今天海上交通的70％横越大西洋的这一部分，空中交通、货物、人员流动，金融交易诸方面的情况也类似。[5] 按照历史学家的见解，全球化无非就是这一系统通过美国及其盟友的政治行为向世界其他区域的刻意扩展。[6] 然而欧洲在16世纪的第一次扩张也以大西洋交流为基础，也就是说，它是建立在西班牙美洲的金银基础上的，这些金银使欧洲在亚洲的经济活动成为可能。[7](P101(第1卷),P110—111(第2卷))
大西洋交流的500多年是充满差异和冲突的过程，其结果也十分复杂甚至相互矛盾。大西洋交流意味着远距离接触的强化，但并没有造成必然的同一，也不必然使参与者持平。恰恰相反，与之完全对立的情景却可能是真实的。时下，大西洋历史的存在已经没有人怀疑了，但是那些想要认真研究它的人必须使用能辨别细微差别的方法。
从北到南我们可以区别出英国的、西班牙的和葡萄牙的大西洋，但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1763年以前的英国大西洋也是法国大西洋，而西班牙大西洋在17世纪就已经成为大多数欧洲海上强国经济和战争活动的舞台；同时，作为此发展的结果，被国际化了的加勒比海，与南部的葡萄牙大西洋一样自17世纪以来已成为非洲的大西洋了。
鉴此，我们可以遵循大卫·阿米塔吉的观点，依据普遍性程度来区别大西洋的不同历史。[8] 首先是环大西洋的历史，即诸如奴隶贸易之类的跨国交流历史。然后是跨大西洋的历史，即不同殖民政权及其帝国间的比较。约翰·H·埃里奥特正在对英国和西班牙美洲进行比较研究。最后是在大西洋这边的历史，即从大西洋的角度对某些国家的、地区的，甚至是地方性的事件进行考察，例如西非或爱尔兰历史的大西洋特征，或者萨尔瓦多、塞维利亚、南特和利物浦等城市兴起的大西洋背景。
当然，在此语境中研究船上生活是必要的。但大西洋从不是自主的“水上世界”。“大西洋历史”首先是生活在沿岸的人的历史的缩写。欧洲可能被想象成大西洋对墨西哥湾流表示感谢的一个礼物。然而，大洋本身并非一个位于地球村中心的无害的大池塘，恰恰相反，它对人和交往仍怀有极大的敌意。就是在今天，现代化的船舶也常常在它的暴风雨中消失，甚至踪影全无。
二、如果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即在它成为人们进行交流的区域之前，大西洋曾经把人完全地分隔开来达数千年之久，那么大西洋的历史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种鸣号开启，模仿约翰福音的语气说：“最初是哥伦布”——正如托马斯·尼佩代在撰写德国历史时以拿破仑为开端一样——，但这并不准确。如果逆北大西洋的强劲西风航行，那么发现美洲是不可能的。大约在公元1000年，维京人曾经侥幸借北极东风之便到达过纽芬兰，但在15世纪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到达南方季风区之前，下一个机会从未出现。哥伦布只是实现了人们在历史上未完成的事业。在积累了坚实的航行非洲海岸和众多大西洋岛屿——这些岛屿后来被葡萄牙人所占领——的经验之后，哥伦布不再供职于葡萄牙而效力于西班牙，此时这位热那亚人注定是要发现西方世界的。他从意大利人那里获得了丰富的航海与殖民知识，并且洞悉伊伯利亚人的利益所在，这些利益在1432年之后驱使欧洲人向直布罗陀的西方和西南方进行早期扩张。正如10世纪的冰岛那样，大西洋群岛、亚速群岛、加那利群岛、维德岛、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在14和15世纪成为连通世界的桥梁。在大种植园的制糖业通过这些岛屿找到了从地中海到巴西的通道，并且在加那利群岛摆脱穆斯林统治的再征服运动首次变成了摆脱异教的征服运动，这是一个不需要申明其历史合法性的新型活动。
紧随哥伦布横跨大西洋之后，远距离的生物性交流便出现了，正如艾尔佛雷德·W·科洛斯比提出的“哥伦比亚交流”[9] 这一相当恰当的术语所表示的那样，尽管该术语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哥伦布和他的后继者携带他们熟悉的欧洲植物和家养动物跨越整个大西洋，其中包括小麦及其他谷类食品、蔬菜和果树、花和其他的装饰植物，但也有相当多的杂草。在东北方的美国，一个交流特别频繁的区域，美洲物种在当地植物中仍占82％的比例，但是起决定作用的植物却是来源于旧世界的。欧洲农业代替了土著的农业，尽管后者也经历了高度的发展。农场或大庄园创造了欧洲风格的农业风景，其间点缀着富有地中海或西欧风格的城市和村庄。围墙变成基于私人财产的新农业经济的符号，这是文化史上的一个例外，而土著人对此一无所知。最后，在19和20世纪，美国的沙凡那港市被改造成世界经济的谷仓。
欧洲人驯化的动物在新世界中没有竞争者。马和牛、猪和羊、山羊和鸟早在1493年就到达了这里，狗和猫、大鼠和小鼠紧随其后。马和警犬在西班牙征服区中的角色是出名的。比较不为人知是黑色的猪的重要性，最初由西班牙征服者的公司圈养，但是很快就变成放养，到处都可以发现。相对的，土著居民很少有驯养的动物，也很难获得动物蛋白。但他们很快就学会如何利用这一新机会。新的骑猎人文化在以驯养野生马群和牛群为基础的北方印第安人和南美洲之中迅速发展。冒险故事和牛仔电影中的骑马印第安人是富有创造性的大西洋文化交流的产物！
对于新的耕作植物和驯养动物，尤其是对于新的经济和文化生活方式的接受，通常是受卷入其中的团体间权力关系所控制的，只有在那些优势显见而且迫切需要的情况下可能出现例外。现在人类的生活已经无法离开美洲起源的许多耕作植物了，例如玉米、马铃薯、甘薯、木薯、新类型的豆子、花生、新类型的南瓜、甜辣椒、可可豆、烟草等等，[10](P157—175) 然而，开始的时候，欧洲人并不愿意接受这些农作物，并且怀有明显的排斥心理。烟草，一种崭新的药物，后来在全世界迅速流行。但在第17世纪前上半叶到处都颁布反抽烟法令，尽管纯属徒劳。
在微生物方面，新细菌和病毒通过哥伦比亚交流的传入曾经在新世界中导致了一场人口统计学的大灾难。土著居民对来自欧亚大陆和稍后来自非洲的传染病毫无免疫力。他们的大量死亡不仅仅因为像天花一样的恶性传染病，还因为一些比较无害的、一般性传染病，比如流行性感冒。土著居民完全从西印度的一些岛屿上消失了；在墨西哥中部和秘鲁中部他们的人数也减少了95％。[7](P62—63)(第2卷) 他们作为回报提供的唯一“礼物”是被哥伦布的第一批同伴带回欧洲的一种梅毒新变种。
三、哥伦布航行之后不久，西班牙征服者创造了西班牙的大西洋，① 理论上说这不是一个殖民帝国，而是一种联合君主国，是一种以阿拉贡或那不勒斯相同的方式与西班牙古国联合起来的自由国家体系。他们的本国居民被看作是同西班牙人一样的王权的自由主体。但是殖民主义的残酷现实却完全不同。帝国的轴心是西班牙船队，一年一度地运送欧洲人的制成品到墨西哥和秘鲁，然后满载最宝贵的殖民地原料，即墨西哥北部和秘鲁的白银返回。西班牙在欧洲野心勃勃的强权政策使国王无法离开这种剥削制度。在海外的经营必须自负盈亏，除此之外还要为国王提供数量可观的利润。因此，西班牙移民到新世界的意图只有通过牺牲印第安人才能实现。征服者和移民均梦想致富并且过上好生活；我们已经发现他们都是工匠而不是农民。理论上说，一个完全基督教化和西班牙化的土著人可以成为这个社会的一员并且享有平等地位。一些土著贵族和混血儿甚至可以在这里获得成功。然而普遍的情况是，土著人接受西班牙文化和基督教的能力很成问题，他们的主动尝试也得不到鼓励。其结果是出现了一个文化分层的社会，也就是色彩化（pigmentocracy），即按照肤色进行等级划分：位于顶端的是欧裔西班牙人，其次是美洲西班牙人，克里奥尔人以及土著贵族，然后是土著居民，最后是处在最下层的黑人奴隶。
王权和传教士偏爱一种分开发展的模式，这一模式与后来在南非实行的种族隔离不同，它是受到认真考虑的，因此，当它能够在巴拉圭的并居区得以实现时，它就制造出了明显的替代性选择。不是强制的西班牙化，而是母语得到了学习、讲授和并被用之于传播福音。瓜拉尼直到今天仍是巴拉圭的第二种官方语言。然而，由于把西班牙化视为最终的政治目标，分开发展的乌托邦只能使种族主义者的等级制得到强化而不可能使之得到缓和。
像在其他殖民统治体系中的情况一样，西班牙美洲的政治秩序只被看作是一种尝试，其目的是推行王权在国内尚不能实现的政治观念。它的官僚专制主义以与地方寡头政治的合作为基础，然而，不管是西班牙传统的封建制度还是教会的自治都不能被容忍。
稍后起源于这一系统的独立的拉丁美洲，自负很高，但真正可以实施这种权力的力量却几乎没有。另一方面，今天的土著居民成功地保存了他们的认同性，但这是通过一种被边缘化了的、防卫的方式来实现的。他们能够将基督教整合到他们的信仰系统之中，但其结果对局外人毫无吸引力——与巴西的非洲美国人的宗教有天壤之别。
当我们回想起到墨西哥的第一批圣方济各会传教士——他们怀着与本土居民一起实现基督王国的乌托邦计划，因为他们相信后者过着纯洁、简朴而且安贫乐道的理想生活——的时候，我们原本期望一个不同的结局。然而，他们很快就像多明我会传教士一样失败了，后者持更为理性的观念，竭力要为被保护者争取平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这些想法犹如空谷回音，应者渺渺。现代的国际法起源于论证印第安人政治共同体具有合法的平等权利这样的尝试，西方完美的基督教模式有一个北美清教徒变种，至今它仍以世俗化形式活跃在美国社会。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从大西洋交流中获得的投机性经济盈利对于西班牙是有害的。通过海船运回西班牙的大部分美洲白银很快就离开了这个国家，不仅因为需要用它来支付西班牙在欧洲其他地区实施强权政治的花费，而且还因为大量金银输入西班牙经济引起了西班牙与欧洲其它国家的通货膨胀率的严重失调。欧洲人在西班牙卖的价格比较高，而西班牙人则以比较低的价格从其他国家买入。这样，荷兰共和国很快就积累了大量白银并且把它提供给本国的世界金融贸易和信贷交易。伊伯利亚半岛的工业化受挫正是其结果之一。18世纪时，巴西变成了一个黄金和钻石的输出国，葡萄牙也有同样的经历，而英国恰恰在此时代替了荷兰成为世界的贸易中心。
四、在葡萄牙贸易帝国中，巴西② 本来只扮演一个次要的角色。但从16世纪末开始，这个国家必须为制糖业提供优良的条件，而制糖业原本一直集中于大西洋的各岛屿上。与这些岛屿相反，巴西的巴伊亚和伯南布哥地区可以提供大量可供生产的土地。因为甘蔗会耗尽土壤养分，所以这是必要的。然而，因为土著居民数量有限并且不习惯于这种农业生产，所以劳动力很紧缺。制糖业的繁荣使输入黑人奴隶变得日益重要，因为他们自从15世纪末以来已经在圣多美的产糖岛屿上得以广泛运用，所以具有明显的替代性。葡萄牙与非洲的贸易在15世纪达到了垄断程度，包括向欧洲和西班牙美洲提供黑人奴隶的垄断。这一贸易以往是有限的，现在因为巴西人的要求开始扩张了。
作为世界的贸易中心，尼德兰也参与了巴西糖的销售。因为葡萄牙在1580—1640年间是与西班牙合一的，所以它也卷入了西班牙与荷兰人的战争。对于一个商人国家来说，葡萄牙殖民地是比西班牙美洲更具吸引力的战利品，而且，它们也更容易受到伤害。因此，荷兰西印度公司决定夺取糖的销售权和制造权，正是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征服了巴西的产糖地区和作为奴隶来源地的几内亚和安哥拉海岸。在数十年之后，巴西人才能够摆脱荷兰人的追捕而且用他们自己的力量来征服安哥拉。荷兰人仍滞留于几内亚海岸，不过很快就有来自英国、法国、丹麦和普鲁士的其他奴隶商人与他们分享这一地区了。
奴隶贸易的这种扩张是制糖业向加勒比海地区转移的结果。十七世纪二十年代以后，西班牙的敌人开始侵入这一区域，而该地区又是西班牙帝国的一个软肋。英国人占领了巴巴多斯，稍后又占领了牙买加，法国人占领了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岛，后来又占领了圣多明哥（即今天的海地），荷兰人占领了苏利南与库拉索岛。移居者本来是种植烟草的，但是很快被迫离开巴西的荷兰人，成功地把利用非洲奴隶进行的糖业制造引入该地，并提供了技术、资本、奴隶和运输设备。
巴西继续生产糖，但是稍后为了输出黄金和钻石，到19世纪也为了它的咖啡种植园，需要大量奴隶。在那时，古巴已经成为制糖业的中心，而且种植经济已经扩展到英属北美的南方地区，这一地区为正在扩张的英国纺织工业而种植棉花。这个“种植园美洲”，从巴西直到南方联邦，并不像西班牙美洲城市和新英格兰城镇那样是经过改良的欧洲生活方式的结果。这是历史上第一个资本密集性农业综合产业的创造，是一个人造世界，当我们考虑到它的非洲奴隶人口的时候其人造性更为突出。
依照可靠的计算，欧洲人在1450—1867年间从非洲输出了1060万至1160万个奴隶。这一被迫离开非洲的移民数量比19世纪之前迁往美洲的整个欧洲移民数量多三倍。因此，种植园美洲变成了非洲而且创造了非洲大西洋。今天，在某些加勒比海岛屿上的居民几乎全是非裔美洲人，其他的岛屿上源于非洲的黑色人种也占多数或至少占较高的人口百分比。在1818年巴西的350万居民中，100万为白人，50万为白人和黑人的混血儿，黑人则有200万——印第安人已经无人提及了。③
欧洲人获得的不只有来自种植园美洲的糖和龋齿，也有显著的利润。然而，英国的工业化据说主要是从奴隶贸易中获益的，是否也从糖贸易中获得了好处，这一点尚未被证实。[11] 可以肯定，这些利润并非工业化的充分条件，甚或是不必要的。然而，这一特别的贸易对于运输业、银行业和其它制造业的分支所产生的重要结果显而易见。一些港口城镇从中获益匪浅，尤其是南特，然而法国的第二大贸易城市波尔多，除了别的方面也实践了这一贸易。布里斯多和利物浦同样如此，在那里，在1795—1804年间，奴隶贸易大约占整个英国奴隶贸易的85％，占整个世界奴隶贸易的43％。
有关大西洋奴隶贸易对非洲冲击的评价备受争议。④ 即使用非常谨慎的态度肯定其中比较积极的后果在政治上也是极其不正确的。但是至少大家都看到了这样的事实，即奴隶自己通常被非洲人所卖，非洲人在阻止欧洲人接近这一生意方面非常成功。然而，在奴隶贸易的扩张和诸如达荷美共和国一类西非军事国家的兴起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如先前研究所推想的那么明显。当然，安哥拉蒙受了巨大的人口损失，但这种情况并不具有普遍性。相反的，在非洲其他地方用强制手段对过量人口的清理，却导致了积极的经济后果，恰如19世纪从欧洲到美洲的自愿移民行为所产生的结果。西非主要的奴隶贸易区域后来成为这个大陆经济、政治最发达的国家和非殖民化的先锋，此事绝非偶然。
从巴西返回的奴隶们在非洲西部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大西洋交流是作用于两个方向的。非洲大西洋的文化活力绝不应该被低估。对于它的音乐来说这一点尤其明显，因为这种音乐已经成为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宗教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属于同类语言但属于不同政治派别的各群体当中，一般的优鲁巴认同性显然在19和20世纪得到了发展，这部分地是由那些生活在巴西但始终与优鲁巴国家保持着密切联系的那些人促成的，那些优鲁巴国家位于今天尼日利亚西南。这特别涉及到它以奥利沙（Orisha）的泛神论为特征的优鲁巴神学，这一神学已经成为居住在巴西和美国的非裔美洲人宗教的共同基础。康东布莱（Candomble）和巫班达（Umbanda）在巴西有数百万的追随者，它们由于法国唯灵论而得以丰富。尤其是巫班达对白种人也非常具有吸引力。⑤
五、在与非洲大西洋的共栖中，犹太人的大西洋发展为一个西班牙裔犹太人（尤其是葡萄牙血统）网络。葡萄牙和西班牙使他们的犹太人或者被驱逐或者被改变信仰，而且成立了他们民族的宗教法庭以检举在受洗的新基督徒中隐藏的犹太人。与西班牙相反，葡萄牙的宗教法庭在美洲不是特别地活跃。因此，相当多的隐藏犹太人居住在巴西，在1580—1640年与西班牙联盟期间，所谓的“葡萄牙人”遍布整个帝国。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位于印第安喀他基那的这种“葡萄牙人”批发商和奴隶的大西洋贸易网络。[12]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非洲、巴西、加勒比海、北美的荷兰大西洋，也是犹太人的大西洋。因为尼德兰实行比较宽容的宗教政策，经济上举足轻重的西班牙裔犹太人共同体尤其存在于阿姆斯特丹。1644年，荷兰巴西有大约3000个尼德兰人（除了西印度公司的雇员外）和600个犹太人，不是在荷兰征服之后离开的新基督教教徒，就是来自尼德兰的移民。[7](P124) 随着葡萄牙再次征服巴西，犹太人不再被宽容。因此，西班牙裔犹太人对于已经提到过的种植园经济向加勒比海岛屿的转移起了重要作用。1644年在库拉索上建立了一个犹太人共同体。最近，17世纪犹太人会堂的剩余部分已经被人从苏利南转移到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馆。1654年第一批犹太人到达了纽约，当时，纽约仍然是荷兰新阿姆斯特丹的殖民地。最近的研究显示，环大西洋的西班牙裔犹太人网络尽管受到英国航海条例的限制，还是帮助保持了荷兰人在大西洋贸易中的强者地位。⑥
然而，犹太人的跨大西洋移民仍然是有限的。在北美独立的时候只有大约2500个犹太人生活在美国的领土上。1763年，第一个犹太人会堂在纽波特·罗德岛得以修建。不管怎样，在1825—1925年间，有四百多万犹太人移民到了美国，其中大部分是来自沙俄帝国的中欧犹太人。今天，40％的犹太人住在美国。[13] 他们与旧世界犹太人经济、文化和政治的互动创造了新类型的犹太人大西洋，构成了英裔美国人世界的主要部分。
六、与所有其他大西洋交流过程相反，英属北美原本是被故意地建成一个封闭的新欧洲的⑦，人们从一开始就坚信那样将会出现一个更好的欧洲。这里特别涉及到清教徒的新英格兰，它对北美人的精神造成了一种必要的和长久的冲击。
封闭的世界意味着一个内聚的定居区，其居民在意识形态和社会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也意味着对印第安人的排斥。红皮肤的印第安人被认为是独立的民族。理论上，这是一种比西班牙美洲更好的状态；在那里，印第安人自动地成为了西班牙国王的臣民。然而，在英属北美印第安人实际上被边缘化和被灭绝了。美利坚合众国相对而言比较平等和比较民主的社会是建立在灭绝大部分土著人口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这个新欧洲的经济基础是移民自己耕种自己的土地。在他们的心目中，懒惰的印第安人没有按照上帝的要求开垦和耕种土地；他们注定是要灭亡的。
从1600年到1775年，移居英属北美的欧洲人超过了52万。[14] 被输入的奴隶则超过了26万。大多数移民是英国人、德国人、瑞士人或来自奥斯特的爱尔兰苏格兰人。由来自同一地区的同胞和信奉同一宗教的教徒构成的跨大西洋网络为他们铺设了道路。在1770年的总人口中，白人超过了166万，而奴隶则超过了45万。[7](P199) 不能从移民的角度来解释这两组数字的增长，它只不过是巨大的生物多产性的结果。这里的生活条件比欧洲好，人们也可以早婚并且拥有一个很大的家庭。
这个庞大的人群非常成功地生产了大量农产品并把其中的一大部分用他们自己的船只运输到英国、西印度群岛和地中海的市场。作为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他们成为欧洲制成品，特别是英国制成品所需要的消费者。这个需求对英国的纺织业、五金制造业、服务部门、财政部门以及商业组织产生了重要的刺激作用，但是我们无法估价大西洋贸易对英国投资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总贡献有多大。与糖和奴隶贸易相比，与北美的日用品交易可能会在更大的程度上被看作是工业化的一个必要条件，但它仍然不是充分条件。[10](P117—115) 不过，从亚当·斯密的理论出发，人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很有前途的交易模式：互有需求的发达国家可以彼此成为最好的顾客。
殖民者要求成为平等的、甚至比欧洲人更好的英国人，这一要求的挫败导致了美国的独立，而获得独立的美国又为这一市场的巨大扩张铺平了道路，因为1787年颁布的西北法令同宪法一起，促进了联邦的进一步发展，并且确立了美国大陆的帝国主义。[7](P217) 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美国扩张的过程中，有6100万移民离开了欧洲，⑧ 大大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期，而且有很多人到了美国，直到各洲在1921年开始限制移民为止。这个特殊的大西洋交流或许是所有大西洋交流中最为重要的。它使欧洲避免了因人口过量膨胀而导致的经济增长率的降低——就像现代发展中国家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这样，首先是英国经济，然后是整个北大西洋经济，都能够保持自给自足和健康成长。因为在另一方面，美国也获得了为开发大陆所需要的劳动力以及扩大市场的要求。
汽船的发明最终使人们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横渡凶险的北大西洋的交通问题。以前，即使最快的帆船也需要一个月或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从东到西的航行，现在，使用汽船只用15天甚至更短的时间就够了。[5](P267) 汽船的发明与冷冻技术的推广一起，使供应者得以向全世界输出北美的小麦和南美洲的牛肉了。在历史上，长距离大宗货物传送第一次变成了可能，并且是有利可图的。独立的拉丁美洲和稍后的殖民地非洲被整合到大西洋交流的现代系统之中，但它们主要是英国控制之下的原料输出国，在20世纪内又逐渐受到了北美的控制。
1866年横跨大西洋的第一条电缆让信息交流的时间缩短为数小时，而使用无线通讯只要数分钟或数秒就够了。自1956年起跨大西洋的有线电话成为可能，而更大的进步是自1965年起开始的卫星信息传输。[5](P323) 航空旅行也是一次大飞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改良的飞机使旅行时间减少为几个小时。
共同的政治利益获得了发展，首先是西欧和北美在两次大战中共同对抗德国。1941年，他们的战争目标在大洋中央的一艘军舰上得以制定；它们被适宜地称为大西洋宪章。1949年，反对共产主义世界的共同防卫系统被称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它成了现在居领导地位的大西洋强权国家——美国——的条约和干涉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亚洲东部的重要性不断增强，而且苏联解体了，美国对欧洲不再特别感兴趣了，欧洲人对美国的依赖也逐渐减弱。但是基本形式仍然未变，这就是：在大西洋两岸没有任何地区可以象美国和欧洲那样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如同一个国家般的紧密联系。
七、但是，自从18世纪北大西洋交流愈演愈烈以来，作为其结果，南大西洋交流和北南交流至少相应地减少了，尽管有诸如与古巴军队在安哥拉战争中的多次交锋这种例外。只是在北大西洋两岸，亚当·斯密意义上的发达国家彼此成为最好客户的情形有所展现。在南部，殖民主义的不平衡依然继续，而且一直继续到了今天。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可能已经达到了与北大西洋接近的经济水平，但是非洲和加勒比海的其他国家的经济状况却愈发恶劣，因为他们的原料不再被需要了。
这种平衡的转移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和政治领域；它也包括重要的文化中心向美国倾斜的趋势。因为经济和政治世界的“硬力量”常常生产出文化世界的“软力量”，这并不令人惊讶。英语的持续扩张便是最雄辩的证明。
早在1900年前后，美国就试图通过宣称它在文化领域同样是一个大国的做法来支持其强权主张。然而，有争议的仍是法国文化，因为法国文化的领导地位早已被普遍接受，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在文化领域，巴黎的确领导了世界；伦敦和马德里只扮演着次要的角色，它们只对讲英语的或讲西班牙语的国家具有文化模式意义。在法国的名义下，从文化的观点来说，19世纪是美国的“欧洲世纪”。
19世纪中叶，在法国远征墨西哥失败了的时候，法国的知识分子发现了所谓“拉丁人”的共同特质，它与盎格鲁撒克逊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形成鲜明对比。拉丁和天主教的传统在这里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然而最重要的还是下列声明，即对于“拉丁人”来说，远远高于物质欲望和物质满足的精神控制着物质、思想和情欲。19世纪50年代前后，“拉丁美洲”的新观念被创造了出来，而且有意识地与盎格鲁撒克逊人世界相对立。19世纪80年代和稍晚些时候，“拉丁美洲人”知道了应该相信什么。拉丁美洲拥有了文化、机智、诗、感动、诚实、人性；与之相比，美国只是一个技术文明，没有文化、物质主义、受经济利益驱使、没有感觉、没有人性。在1898年美西战争的时候，莎士比亚的名剧“暴风雨”受到了这样的解释：空气的高贵精神——瞪羚，是拉丁美洲的化身，而北美则被等同为卡利班——丑陋的、残忍的野蛮人的原型。这种模式化形象至今仍在持反美态度的欧洲人当中普遍流行。[15]
无论如何，20世纪是欧洲历史的美国时期，21世纪或许仍然如此。不过，尽管在饮食方面出现了“麦当劳化”现象，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也风靡全球，这并非绝对的支配关系和无助的怨恨关系，而是文化杂交和互补意义上的动态的相互作用。正是拉丁美洲人教我们认识到了大西洋交流所创造的同一事物的多样性和大洋两岸相同文化的存在。这就使跨大西洋创造性沟通比在世界其他地区更容易，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也更便捷。例如，像米歇尔·福柯和雅克·德里达之流的法国思想家在全世界范围的成功极可能是他们在美国暂住的结果，他们的名望是由一种法裔美国人话语造成的。因此，我可以大胆地断言，充满希望的现在和未来的大西洋交流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相互作用而不是人为的对抗。
注释：
① 沃尔夫冈·莱因哈特《欧洲扩张史》第2卷，第58—114页；沃尔夫冈·莱因哈特《食客还是伙伴——1500—1800年欧洲的经济与新世界》，第39—76页。
② 沃尔夫冈·莱因哈特《欧洲扩张史》第2卷，第116—152页；沃尔夫冈·莱因哈特《食客还是伙伴——1500—1800年欧洲的经济与新世界》，第77—116页。
③ 沃尔夫冈·莱因哈特《欧洲扩张史》第2卷，第120页；沃尔夫冈·莱因哈特《食客还是伙伴——1500—1800年欧洲的经济与新世界》，第98—101页；菲利浦·D·克丁：《大西洋的奴隶贸易——一项人口普查》，麦迪逊1969年；保罗·E·莱夫乔：《大西洋奴隶贸易论集——综述》，载《非洲历史杂志》23／24（1982年），第473—501页；赫伯特·克莱恩：《大西洋的奴隶贸易——最新的研究与发现》，载皮彻曼前引书（见本文注释2），第301—320页，此处见第319页；皮特·埃默尔：《关于一个体系的研究——1500—1800年的大西洋经济》，载皮彻曼前引书（见本文注释2）第169—178页，此处见第173页。
④ 赫伯特·克莱恩：《大西洋的奴隶贸易——最新的研究与发现》和安德鲁斯·埃克托：《大西洋奴隶贸易对非洲的冲击——历史编纂学论战》，载豪斯特·皮彻曼编．《大西洋历史——1580—1830年大西洋体系的历史》，第337—348页。
⑤ 罗宾·罗：《17—19世纪大西洋共同体中的奥丹港》，载豪斯特·皮彻曼编．《大西洋历史——1580—1830年大西洋体系的历史》，第349—364页；莱讷·弗拉施：《巴西非洲人宗教信仰的历史和类型》，马堡1973年；豪斯特·H·菲格：《巴西巫班达宗教的鬼神崇拜、招魂和魔术》，弗赖堡1973年；皮埃尔·F·佛格尔：《奥利沙——非洲和新世界的约鲁巴神》，巴黎1982年；拉尔夫·M·贝克尔：《巴伊亚康东布莱宗教的昏迷与招魂》，明斯特1995年；安哥利纳·波拉克—埃尔茨：《击鼓与昏迷——非裔美洲人的宗教》，弗赖堡1995年。
⑥ 参见克劳迪亚·施努曼：《大西洋世界——1648—1713年在美国大西洋区域的英国人和尼德兰人》，科伦1998年，第173页、191页、218页及下一页、229—252页、279页及下一页、294页、365页。
⑦ 参见沃尔夫冈·莱因哈特《欧洲扩张史》，第2卷，第168—225页；大卫·阿米塔吉，迈克尔·J·布莱迪克编《英国的大西洋世界》；赫尔曼·维伦鲁特：《没落与崛起——从移民定居到17世纪末的北美洲历史》，明斯特2000年；赫尔曼·维伦鲁特：《形成与重塑——从17世纪末到美国革命爆发时期的北美洲历史》，明斯特2001年。
⑧ 参见皮特·埃默尔：《欧洲的扩张和移民——欧洲的殖民历史与跨大陆移民。概述》，载《埃提那拉里欧（ltinerario）》14／1（1990年），第11—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