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全球史：世界通史研究与教学的新启示
——什么是当今的世界历史
——20世纪中国大学世界历史教学概况
——艺术史与世界历史
——编写世界史的困境
——全球史：独特的视角
——全球史的陷阱
——20世纪世界历史体系的多样性与编纂实践
——全球史体系下的生态环境史研究
——20世纪中国大学世界历史教学概况
——艺术史与世界历史
——编写世界史的困境
——全球史：独特的视角
——全球史的陷阱
——20世纪世界历史体系的多样性与编纂实践
——全球史体系下的生态环境史研究
杰瑞·H·本特利/齐世荣/拉尔夫·克劳伊泽尔/马克垚/刘新成/黄洋/徐蓝/韩莉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5期
【原文出处】《光明日报》(京)2006年318期第⑥页
【编 者 按】20世纪60年代，美国史学界兴起了全球史（国内史学界一般仍称之为“世界历史”）研究，它以全球视野、跨学科、跨领域和比较的方法研究人类历史上各个国家、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在近年召开的第19届和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全球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都是重要的主题之一，它们推动了全球史的研究热潮，使全球史研究成为当今国际史坛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开放的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是全球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学者紧跟国际史学发展的步伐，翻译了许多有关全球史的著作，撰写了有关全球史的论著，并在把全球史的一些观念引入到我国的世界历史教学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2005年底，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与美国世界历史协会联合举办了“世界通史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著名世界史学者和来自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德国、哥伦比亚、新西兰等国的世界史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学者就“世界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世界各国的世界历史教学情况”两大主题进行了热烈讨论。这里选登部分中外学者的论文摘要，以飨读者。
什么是当今的世界历史
杰瑞·H·本特利，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历史学家的兴趣从解释历史转向理解历史，即从寻找历史原因转向寻找历史意义。世界历史学家在许多方面改变了长期讨论的历史主题。首先，世界历史学家们提出了“社会空间”的概念。世界史研究的理论前提之一就是世界并非彼此独立的自我封闭的社区，而是人类为不同目的以不同方式不断组织社会空间的一个场所，因此，新的世界史必须首先构建一套新的世界地理划分。世界史学家不赞成把民族国家作为历史分析的范围，“社会空间”的形式可以是经济的、环境的或文化的区域，但是很少与民族国家的界限吻合。对探索大规模历史过程而言，“社会空间”不仅更恰当，而且有利于历史学家考察跨越时间的各种重大变迁，如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帝国的扩张、跨文化贸易、物种交流、疾病扩散、技术转移、环境变迁、经济波动、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以及文化传统的传播等。其次，世界史学家孜孜以求并且取得丰硕研究成果的另一个概念是“航海地区”，因为航海对大规模互动交流方面有着极其突出的促进作用，无论是“易货贸易还是人口及其他生物种群的流动”，所以世界史学家们热衷于将海洋和大洋沿岸作为史学分析的框架。再次，在打破世界历史的欧洲中心论方面，世界史学家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如把欧美现代化进行相对主义处理，在大量区域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分析，或采用欧洲之外的国家的分析范畴，以替换或补充纯欧洲标准。最好的方法是将其置于全球历史发展的大框架之中，如早期近代全球贸易网的建立不只有欧洲早期探险家的功劳，还有印度尼西亚的香料种植、美洲土著人的银矿开发以及在美洲种植园的非洲黑奴。同样，欧美工业化的进程也不只是机械的发明和工厂的建立，还有对热带地区出产的棉花和橡胶的获取、可吸纳大量工业产品的外国市场的确立以及欧美霸权对偏远地区的渗透。从这种角度看，欧美现代化就不只是欧美价值观的显现，而是一种对不同地域带来不同后果的互动过程。
20世纪中国大学世界历史教学概况
齐世荣（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在中国古代，曾经有过广泛的国际交流时期，如汉朝、唐朝，那时中国强盛，具有勇于吸收异域文化的雄伟气魄。明代中叶以后闭关自守，对外国情况变得茫然无知了。鸦片战争以后，有识之士为了救亡图存，撰写了一些外国历史著作，如康有为的《俄彼得改革记》等，但这些著作都是从政治着眼，作者并未对外国历史作过专门的研究。
从20世纪初到1949年，各大学历史系都设了外国史课程。最早讲授外国史并且年纪最长的是王桐龄（1878年生）和柳诒徵（1880年生），他们授课的内容属于东洋史的范围。以后，各大学主要讲授西洋史，如西洋通史、西洋中古史、西洋近代史、英国史、美国史、法国史、希腊史、罗马史等等，西洋通史是历史系的必修课。著名的教授有何炳松、陈翰笙、沈刚伯、刘崇鋐、陈受颐、周谷城、耿淡如、雷海宗、杨人楩、沈炼之、阎宗临、王绳祖、蒋孟引、齐思和、季羡林、姚楠、周一良、吴于厪等人。上述学者功底深厚，学贯中西，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缺乏第一手的外国史资料，故科研成果较少，但教学水平是很高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世界史学科逐渐建立起来。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我们不能再像旧中国的统治者那样只把眼睛盯着欧美列强，必须放眼世界。从1949年到今天，我国的世界史教学取得了很大成绩。第一，队伍大大扩充。现在各大专院校历史系主讲世界史的教师平均约占全系教师的30％—40％，而在解放前专讲外国史的教师是很少的。第二，在教学方面，世界史课程的门数和种类都大大增加了。除世界通史外，一些重要国家的国别史如苏联史、美国史、英国史、德国史、法国史、日本史等都已设课；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区域史也有人授课了。大学教材，20世纪50年代初大多采用苏联学者的著作。后来中国学者开始自编教材。雷海宗编著的《世界上古史交流讲义》、齐思和编著的《世界中古史讲义》，都有独到的见解。1962年出版了周一良、吴于厪主编的4卷本《世界通史》，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部综合性的世界史大学教材，遗憾的是没有20世纪现代史这一部分。1978年以后，我国学者解放思想，打破禁区，对世界史做了深入的研究。教学方面，世界通史的时数缩短，选修课的门类和时间则大大增加。新编的世界通史教材有若干部，各有特色。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以后世界史学科终于有了中国自己培养的博士和硕士，结束了1949年以前外国史高级人才大部分来自外国留学生的局面。从1978年到现在，中国培养了许多世界史专业人才，其中四五十岁左右这一年龄段上已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由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新的一代享有前辈未有的优良条件，在不久的将来定能攀登世界史学科的高峰。
艺术史与世界历史
拉尔夫·克劳伊泽尔（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历史研究的主要取向是区域的联系和比较，提倡跨学科研究。世界史学家借鉴文化人类学、经济学甚至自然科学的成果，侧重研究贸易、技术和环境等主题，而忽视文化史、艺术史在世界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 即使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跨专业研究如日中天的今天，也依然被排斥在局外。现有的教材中虽然有大量精美的图片，但在历史叙述中缺乏有意义的艺术分析。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从汤因比到麦克尼尔，历史研究经历了一次重大变革，世界历史在整个历史学科中被边缘化了，艺术史更因此而被排除在历史研究之外。二是学科过度专业化，造成知识的条块分割，互不往来。现代大学一般都依据学科专业建立不同的系和研究所，划分专业研究范围，学者们只能在被广泛认可的学科领域里进行深入研究。
历史学家和艺术史家都必须拓宽自己的视野，互相交流，彼此研读研究成果，彼此参加学术会议。在世界历史研究中重视艺术史的方法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将某种艺术品作为研究长距离贸易的一个重要题材。如一位学者在“流动的艺术——世界史上的瓷器”的论文中，通过综合考察现存有关艺术、经济和政治史的材料，认为瓷器是近代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部分，阐述了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之间的互动，以及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另一种可行的方法是努力寻找一些类似“泛亚洲主义”的知识概念，以此理解各种文化之间的联系、碰撞。
艺术史的研究有助于思想史、文化史研究水平的提高。21世纪，艺术史可能会被作为世界史来研究，我认为对不同文化间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价值观念予以更多的研究无疑会增进我们对世界联系性的认识，更多地关注艺术作为文化价值的表现，有助于我们更有效地比较不同的政体、社会和宗教信仰体系。
编写世界史的困境
马克垚（北京大学教授）
作为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世界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出现的。到目前为止，世界上主要有三种世界史体系：第一种是苏联编写的多卷本《世界通史》；第二种以美国学者麦克尼尔所写的《西方的兴起》为代表，他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主要应归功于各文明、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作用，而高技术、高文明地区向低技术地区的传播即其表现；第三种是我国著名史学家吴于厪提出的，他认为世界史学科应该研究的是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即世界各民族、各地区的历史发展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的历程，这是纵向的发展，而在发展过程中也相互作用，由相对孤立闭塞而走向紧密联系，这是横向发展。世界史就是要研究世界由古及今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过程，怎样由原始的、闭塞的、各个分散的人群集体的历史，发展为彼此密切联系的形成一个全局的世界历史。
要编写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通史，最重要的是要解决三方面的问题：一、如何把各个发展阶段不同、模式不同的文明，整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有机的世界史，而不是各个重要文明的机械排列；二、说明世界历史是怎样发展和为什么发展的，即解决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三、克服世界历史编写中普遍存在而又为大家普遍不满的西欧中心论问题。这里只就如何克服西欧中心论做些说明。
造成我们世界史学家在认识问题上的西欧中心论倾向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首先，我们的世界一段时间以来得益于欧美文明者甚多，而当前欧美文明仍然以其强势在各个方面对世界发生影响，在这样的环境中的史学家，必不可免地要认为西欧文明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而对过去的历史不能正确地理解。第二是我们的史学（科学的史学），也是学习西方的结果。第三世界国家虽然有长久的史学传统和伟大的文明，但是科学的史学是学习得来的。我们史学的概念、模式、术语、规律，都是从西方输入的。我们是按西方人的眼光看世界的。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历史学理论，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历史，也是按照西方的模式来认识的。
现在世界上的许多史学家，包括许多西方的史学家，都努力来克服世界史编写中的西欧中心论影响。更重要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史学家应该重新研究自己的文明和国家的历史，也研究世界的历史，并且要按照自己的认识，参照世界上已有的先进历史理论，以世界历史和本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为根据，建立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西方人也应该根据历史理论的发展，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然后许多的历史学家共同交流，建立一个世界历史的认识体系。在这样重新建立起来的真正的世界历史发展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大概才可以编写一部真正的世界史，当然这要经过长久的过程。
全球史：独特的视角
刘新成（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学术界一般将1963年美国学者威廉·麦克尼尔发表《西方的兴起》一书视为“全球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出现的标志，而“全球史”走向成熟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自1995年以来，连续三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都把全球史列为重要的讨论题目，说明全球史正在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热点。
我国学者习惯于将Global History或World History译为“全球史观”，这很容易引起误解，因为汉语中“某某观”通常含有理论体系的意思，而全球史并非如此，它不是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而是从世界历史这门美国大学课程衍生出来的一种世界通史编纂方法论。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加速发展的全球化过程是全球史出现的背景。为了从历史中获得解决当代全球问题的智慧，史学家开辟了“把全球化历史化”的研究路径。他们从西方人类学的文化生产理论——将文化视为持有不同观念的个人或群体之间永无休止的互动过程——汲取营养，努力超越造成“欧洲中心论”的学术范式，追求一种超越文化特殊性、排他性、地方性知识和单一社会特殊经验的叙事框架，力图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而不是从一种文化对他种文化的“影响”着眼，重绘人类历史画卷。
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实践，全球史学者形成了审视世界发展进程的独特视角。他们摒弃了西方现代学术以国家为分析和叙述单元的传统，将长期以来被忽略的物种（包括农作物、动物等等）传播、疾病蔓延、气候变化等等“超越国界”的现象纳入考察范围，将不同社会之间的竞争、碰撞、交流、融会以及力量对比关系变化作为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动因加以描述，将互相依存的地区所形成的“网络”（可能只覆盖局部地区，但也可能覆盖整块大陆、整个大洋、半球乃至全球）作为基本叙事单位。他们认为，在人类历史任何一个阶段都不能以某个国家的发展代表全球发展的整体趋势，真正“普适于”所有社会的只有三大过程，即人口增长、技术的进步与传播、不同社会之间日益增长的交流；基于这一认识，物种交换、移民、文化互动等“新内容”与社会发展、商品流通、帝国主义等传统命题一道，共同成为描述全球发展进程的主题。全球史学者提出，当前在世界史认识论方面要特别警惕三种倾向：一是将政治强势简单套用文化进程，忽略弱势社会在文化互动中的作用；二是因循“依据结果反推原因”的思维习惯，盲目为发达国家寻找“进步基因”，为西方制造“普适性文化特质”的神话；三是仅根据单一方面（比如某个国家）的考察结果，在完全忽视其他方面（比如同样参与该事件过程的其他国家）的影响的情况下遽下“必然性”断语，把偶然结果当作规律性。
作为一种建构世界通史的新方法，全球史学还处于探索阶段；全球史学者自己也承认，目前全球史学还存在诸多理论缺陷，其中最明显的是忽视社会内部的发展。另外，全球史学者在力图突破西方话语系统束缚的同时，如何超越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环境，既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从认识论的角度有待说明的问题。
在我国的世界通史编纂当中，自吴于厪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应当注重“世界横向发展”之后，迄今再未出现突破性进展。因此，探索和运用“全球史学”，尝试将全球整体发展纳入视野，高度重视不同地区的“横向”互动并揭示横向发展机制，对于我国历史学科建设具有特殊的借鉴意义。
全球史的陷阱
黄洋（复旦大学教授）
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学划分成中国史和世界史两大部分，其中中国史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这样的做法使得中国史处于一种特殊的优势地位，在客观上易于忽视中国历史进程和世界历史进程的联系，进而滋生出一种中国中心主义的思想。我们一直在批评欧洲中心主义或者西方中心主义，当然，我们对可能出现的中国中心主义也应该保持一份警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全球史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史，无疑是有益的。另一方面，我们的世界史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世界史”，而是除了中国史以外的外国史，相比于中国史而言它处于次要的地位。其中的一个表现是，我们的世界史研究者总是被要求要把我们的研究和中国的现实联系起来，即要有现实意义。考虑到历史教学与实践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我觉得全球史或整体的世界史眼光似乎是需要的，可能会有助于克服上面提到的一些问题。
但是，所谓全球史或整体的世界史似乎又有不可克服的问题，至少暂时是难以克服的。迄今为止，几乎所有书写整体世界史的努力都多少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说他是站在月球上看世界历史，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任何历史学家都无法摆脱其文化的局限，而达到完全意义上的价值中立。事实上，斯塔夫里阿诺斯自己的结构就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结构。即使是国内学者，尽管我们意识到了问题，正如马克垚先生已经论及的，即使我们历来反对欧洲中心观，但在实际的教学和研究中也未能完全避免。而学者们早已指出，利用现代化理论框架来诠释世界近现代史，实质上也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因为衡量现代化的标准基本上是从西方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从更为理论性的层面来说，作为一种方法的整体的“世界史”是近代以来西方文明世界性扩张的一个结果，就是说，“世界史”这一概念是在西方进行全球性殖民扩张、一些西方人看到有可能将整个世界纳入西方文明的发展框架时提出来的，整体的“世界史”是为了反映这样一种现实甚至为其提供合法性依据而产生的，因此整体世界史的总体框架通常是线性的、目的论的。《西方的兴起》的作者麦克尼尔指出，19世纪成形的世界史是以自由为主轴线的历史观，这一历史观把自由的进步看成是解释历史的框架。因为自由是欧洲文明的产物，所以自由主义的历史观是欧洲中心论的，“除西方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只有在被欧洲人发现、定居或征服时，才加入到主流中”，结果是整个地球成为人类“自由”进步的舞台。这种线性历史观发展到极致就出现了福山的观点，认为自由民主制是“历史的终结”。与此相一致，我们可以把全球史归结为我称之为“全球主义”的话语体系，而这一话语体系也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历史进程的产物，因此它必然也为这一历史进程提供解释、辩护和合法性依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包括“全球史”在内的全球主义话语实际上又以一种巧妙的、更为掩饰的方式重申乃至强化了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观念。当然也有学者提出，我们研究世界史或全球史，并不意味着就要接受西方中心论的解释框架，可以建立我们自己的解释框架。实际上这可能是难以做到的，因为在我看来，像全球史、整体的世界史这些概念是在西方的知识系统中产生出来的方法，从诞生的一开始就带有西方历史话语中的一些基本特征，因而这些看似中性的概念可能并不是中性的，就像启蒙、现代化等概念一样。要将它们彻底解构再重新建构是十分困难的。一些印度学者对从近代欧洲知识体系中发展出来的现代历史学的价值取向的反思值得我们注意。诚然，我们拥有自己的历史学传统，但我们大学体制里的历史学认知体系的确是从西方输入的。我本人也倾向于认为，我们很难改变作为西方知识与话语体系之部分的概念诸如“历史”、“世界史”、“全球史”的根本内涵。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成功地改变了它们的内涵，建立起我们自己不同于西方的世界史或全球史解释框架，那仍然避免不了以一种主导性叙述代替另一种主导性叙述这一困境，仍然免不了会压制其他文化不同的历史视角或不同的认知过去的方式，其结果可能还是以一种新的中心主义替代了旧有的中心主义。基于这样的理由，我认为，将全球史观引入历史研究是不能解决我们的困境的，比起全球史的方法，也许更好的方法是进行历史的比较研究。以比较的视野来审视不同区域、不同文明的历史，审视不同文化传统的历史认知和历史叙述方式，以多元的历史叙述来取代压倒一切的主导性叙述，建立相互关联的世界史观，而不是全球史观。
20世纪世界历史体系的多样性与编纂实践
徐蓝（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20世纪以来，我国在世界历史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以及在世界通史编纂实践方面的发展总趋势，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否定“西欧中心论”，承认文明的多样性，并以“全球史观”的视角看待各种存在的文明的发展与交往。这种发展的总趋势，虽与20世纪国际学术界的发展并不完全同步，但却基本是同向进行的。
在19世纪欧洲的世界历史研究与通史著作中，充满着“西欧中心论”。
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欧的世界中心地位造成严重冲击，也开始动摇“西欧中心史观”的根基。随后出现了以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为代表的“文化／文明形态史观”，他们把世界上曾经出现的多种文明相提并论，并认为西方文明最终也会衰落，这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突破，不仅为“全球史观”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而且从其发展而来的“文明多元论”，也使以文明为研究单位的世界通史的写作从此方兴未艾。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全球史观早有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指出，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了世界市场，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地位明显衰落，西方建立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使“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史体系受到更严厉的批评。正是世界历史的发展迫使人们去承认“一个世界”的现实。于是历史学家更加意识到要撰写整个世界的历史。
中国的历史学家从中外研究世界历史的各种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中汲取营养，1962年出版的周一良、吴于厪主编的4卷本《世界通史》，以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体现了中国学者当时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和研究水平。1991—1994年出版的吴于厪、齐世荣主编的6卷本《世界史》，是中国运用“全球史观”撰写世界通史的代表性著作。2004年出版的马克垚主编的3卷本《世界文明史》，可以视为从文化形态史观发展而来的“文明多元论”在当代中国的回响。以罗荣渠为代表的“现代化史观”也于上世纪80年代出现在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中，2003 年钱乘旦发表文章，主张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
20—21世纪初中外学术界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方法与编纂实践已经表明，无论以什么样的体系和框架撰写世界历史，都要求研究者具有全球的视野，具有历史学和相关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修养，以及深切的现实关怀。
全球史体系下的生态环境史研究
韩莉（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
生态环境史是20世纪中期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个历史研究的新课题。其发展与全球通史的兴起及其体系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全球通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体现了全球史观的基本概念。
全球通史以全球视野研究历史，将这个世界看作一个整体，强调世界各地区的联系与互相影响。这种观点就决定了全球通史的研究选题具有其独特的视角。例如跨文化交流，还有全球的经济互动，特别是全球贸易的发展，等等。全球化是20世纪历史的一个重要内容。生态环境史是全球史研究中一个后起但是极有现实意义的专题，生态环境史在20世纪的中期后兴起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因为只有在工业化以后，人类的活动对全球生态与环境所造成的变化才有了前所未有的速度与强度，因此才会让人在不长的时间里看到其变化的深刻与影响的严重。尤其是20世纪的生态与环境的变化，更是让人目瞪口呆。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有限的生命中都会感受到这种变化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生态环境史研究环境、生态和生物演变过程的洲际乃至全球的影响。主要研究人类在自己的经济与社会活动，包括政治活动中，以其行为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以及环境反过来对人类的影响。因此生态环境史所关注的不仅是生态与环境的变化，而且是人类对自然界变化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自然界变化对人类生活与社会的影响。
生态环境史作为一门新兴起的课题，目前还处于成长阶段。多数生态环境史研究者都是由研究其他课题而转入环境生态史的。因此环境史的许多研究还具有某种不确定性。但是生态环境史研究注定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课题。其生命力与前途在于它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交互作用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来理解和探讨历史，为我们带来极富启发性甚至极具震撼感的认识。这不仅丰富了历史研究的内容，也对我们认识今天人类共同关心的全球化进程中的热点问题提供了新的也是更为深远的视角。而在过去研究同类问题时恰恰对此忽略或是没有足够的认识。也正因如此，生态环境史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注意。同时生态环境史研究中众多尚待探讨的领域与地区，也使之有可能成为历史研究中新的增长点。^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5期
【原文出处】《光明日报》(京)2006年318期第⑥页
【编 者 按】20世纪60年代，美国史学界兴起了全球史（国内史学界一般仍称之为“世界历史”）研究，它以全球视野、跨学科、跨领域和比较的方法研究人类历史上各个国家、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在近年召开的第19届和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全球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都是重要的主题之一，它们推动了全球史的研究热潮，使全球史研究成为当今国际史坛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开放的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是全球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学者紧跟国际史学发展的步伐，翻译了许多有关全球史的著作，撰写了有关全球史的论著，并在把全球史的一些观念引入到我国的世界历史教学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2005年底，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与美国世界历史协会联合举办了“世界通史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著名世界史学者和来自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德国、哥伦比亚、新西兰等国的世界史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学者就“世界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世界各国的世界历史教学情况”两大主题进行了热烈讨论。这里选登部分中外学者的论文摘要，以飨读者。
杰瑞·H·本特利，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历史学家的兴趣从解释历史转向理解历史，即从寻找历史原因转向寻找历史意义。世界历史学家在许多方面改变了长期讨论的历史主题。首先，世界历史学家们提出了“社会空间”的概念。世界史研究的理论前提之一就是世界并非彼此独立的自我封闭的社区，而是人类为不同目的以不同方式不断组织社会空间的一个场所，因此，新的世界史必须首先构建一套新的世界地理划分。世界史学家不赞成把民族国家作为历史分析的范围，“社会空间”的形式可以是经济的、环境的或文化的区域，但是很少与民族国家的界限吻合。对探索大规模历史过程而言，“社会空间”不仅更恰当，而且有利于历史学家考察跨越时间的各种重大变迁，如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帝国的扩张、跨文化贸易、物种交流、疾病扩散、技术转移、环境变迁、经济波动、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以及文化传统的传播等。其次，世界史学家孜孜以求并且取得丰硕研究成果的另一个概念是“航海地区”，因为航海对大规模互动交流方面有着极其突出的促进作用，无论是“易货贸易还是人口及其他生物种群的流动”，所以世界史学家们热衷于将海洋和大洋沿岸作为史学分析的框架。再次，在打破世界历史的欧洲中心论方面，世界史学家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如把欧美现代化进行相对主义处理，在大量区域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分析，或采用欧洲之外的国家的分析范畴，以替换或补充纯欧洲标准。最好的方法是将其置于全球历史发展的大框架之中，如早期近代全球贸易网的建立不只有欧洲早期探险家的功劳，还有印度尼西亚的香料种植、美洲土著人的银矿开发以及在美洲种植园的非洲黑奴。同样，欧美工业化的进程也不只是机械的发明和工厂的建立，还有对热带地区出产的棉花和橡胶的获取、可吸纳大量工业产品的外国市场的确立以及欧美霸权对偏远地区的渗透。从这种角度看，欧美现代化就不只是欧美价值观的显现，而是一种对不同地域带来不同后果的互动过程。
20世纪中国大学世界历史教学概况
齐世荣（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在中国古代，曾经有过广泛的国际交流时期，如汉朝、唐朝，那时中国强盛，具有勇于吸收异域文化的雄伟气魄。明代中叶以后闭关自守，对外国情况变得茫然无知了。鸦片战争以后，有识之士为了救亡图存，撰写了一些外国历史著作，如康有为的《俄彼得改革记》等，但这些著作都是从政治着眼，作者并未对外国历史作过专门的研究。
从20世纪初到1949年，各大学历史系都设了外国史课程。最早讲授外国史并且年纪最长的是王桐龄（1878年生）和柳诒徵（1880年生），他们授课的内容属于东洋史的范围。以后，各大学主要讲授西洋史，如西洋通史、西洋中古史、西洋近代史、英国史、美国史、法国史、希腊史、罗马史等等，西洋通史是历史系的必修课。著名的教授有何炳松、陈翰笙、沈刚伯、刘崇鋐、陈受颐、周谷城、耿淡如、雷海宗、杨人楩、沈炼之、阎宗临、王绳祖、蒋孟引、齐思和、季羡林、姚楠、周一良、吴于厪等人。上述学者功底深厚，学贯中西，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缺乏第一手的外国史资料，故科研成果较少，但教学水平是很高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世界史学科逐渐建立起来。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我们不能再像旧中国的统治者那样只把眼睛盯着欧美列强，必须放眼世界。从1949年到今天，我国的世界史教学取得了很大成绩。第一，队伍大大扩充。现在各大专院校历史系主讲世界史的教师平均约占全系教师的30％—40％，而在解放前专讲外国史的教师是很少的。第二，在教学方面，世界史课程的门数和种类都大大增加了。除世界通史外，一些重要国家的国别史如苏联史、美国史、英国史、德国史、法国史、日本史等都已设课；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区域史也有人授课了。大学教材，20世纪50年代初大多采用苏联学者的著作。后来中国学者开始自编教材。雷海宗编著的《世界上古史交流讲义》、齐思和编著的《世界中古史讲义》，都有独到的见解。1962年出版了周一良、吴于厪主编的4卷本《世界通史》，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部综合性的世界史大学教材，遗憾的是没有20世纪现代史这一部分。1978年以后，我国学者解放思想，打破禁区，对世界史做了深入的研究。教学方面，世界通史的时数缩短，选修课的门类和时间则大大增加。新编的世界通史教材有若干部，各有特色。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以后世界史学科终于有了中国自己培养的博士和硕士，结束了1949年以前外国史高级人才大部分来自外国留学生的局面。从1978年到现在，中国培养了许多世界史专业人才，其中四五十岁左右这一年龄段上已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由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新的一代享有前辈未有的优良条件，在不久的将来定能攀登世界史学科的高峰。
艺术史与世界历史
拉尔夫·克劳伊泽尔（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教授）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历史研究的主要取向是区域的联系和比较，提倡跨学科研究。世界史学家借鉴文化人类学、经济学甚至自然科学的成果，侧重研究贸易、技术和环境等主题，而忽视文化史、艺术史在世界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 即使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跨专业研究如日中天的今天，也依然被排斥在局外。现有的教材中虽然有大量精美的图片，但在历史叙述中缺乏有意义的艺术分析。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从汤因比到麦克尼尔，历史研究经历了一次重大变革，世界历史在整个历史学科中被边缘化了，艺术史更因此而被排除在历史研究之外。二是学科过度专业化，造成知识的条块分割，互不往来。现代大学一般都依据学科专业建立不同的系和研究所，划分专业研究范围，学者们只能在被广泛认可的学科领域里进行深入研究。
历史学家和艺术史家都必须拓宽自己的视野，互相交流，彼此研读研究成果，彼此参加学术会议。在世界历史研究中重视艺术史的方法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将某种艺术品作为研究长距离贸易的一个重要题材。如一位学者在“流动的艺术——世界史上的瓷器”的论文中，通过综合考察现存有关艺术、经济和政治史的材料，认为瓷器是近代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部分，阐述了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之间的互动，以及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另一种可行的方法是努力寻找一些类似“泛亚洲主义”的知识概念，以此理解各种文化之间的联系、碰撞。
艺术史的研究有助于思想史、文化史研究水平的提高。21世纪，艺术史可能会被作为世界史来研究，我认为对不同文化间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价值观念予以更多的研究无疑会增进我们对世界联系性的认识，更多地关注艺术作为文化价值的表现，有助于我们更有效地比较不同的政体、社会和宗教信仰体系。
编写世界史的困境
马克垚（北京大学教授）
作为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世界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出现的。到目前为止，世界上主要有三种世界史体系：第一种是苏联编写的多卷本《世界通史》；第二种以美国学者麦克尼尔所写的《西方的兴起》为代表，他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主要应归功于各文明、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作用，而高技术、高文明地区向低技术地区的传播即其表现；第三种是我国著名史学家吴于厪提出的，他认为世界史学科应该研究的是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即世界各民族、各地区的历史发展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的历程，这是纵向的发展，而在发展过程中也相互作用，由相对孤立闭塞而走向紧密联系，这是横向发展。世界史就是要研究世界由古及今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过程，怎样由原始的、闭塞的、各个分散的人群集体的历史，发展为彼此密切联系的形成一个全局的世界历史。
要编写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通史，最重要的是要解决三方面的问题：一、如何把各个发展阶段不同、模式不同的文明，整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有机的世界史，而不是各个重要文明的机械排列；二、说明世界历史是怎样发展和为什么发展的，即解决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三、克服世界历史编写中普遍存在而又为大家普遍不满的西欧中心论问题。这里只就如何克服西欧中心论做些说明。
造成我们世界史学家在认识问题上的西欧中心论倾向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首先，我们的世界一段时间以来得益于欧美文明者甚多，而当前欧美文明仍然以其强势在各个方面对世界发生影响，在这样的环境中的史学家，必不可免地要认为西欧文明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而对过去的历史不能正确地理解。第二是我们的史学（科学的史学），也是学习西方的结果。第三世界国家虽然有长久的史学传统和伟大的文明，但是科学的史学是学习得来的。我们史学的概念、模式、术语、规律，都是从西方输入的。我们是按西方人的眼光看世界的。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历史学理论，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历史，也是按照西方的模式来认识的。
现在世界上的许多史学家，包括许多西方的史学家，都努力来克服世界史编写中的西欧中心论影响。更重要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史学家应该重新研究自己的文明和国家的历史，也研究世界的历史，并且要按照自己的认识，参照世界上已有的先进历史理论，以世界历史和本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为根据，建立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西方人也应该根据历史理论的发展，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然后许多的历史学家共同交流，建立一个世界历史的认识体系。在这样重新建立起来的真正的世界历史发展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大概才可以编写一部真正的世界史，当然这要经过长久的过程。
全球史：独特的视角
刘新成（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学术界一般将1963年美国学者威廉·麦克尼尔发表《西方的兴起》一书视为“全球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出现的标志，而“全球史”走向成熟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自1995年以来，连续三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都把全球史列为重要的讨论题目，说明全球史正在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热点。
我国学者习惯于将Global History或World History译为“全球史观”，这很容易引起误解，因为汉语中“某某观”通常含有理论体系的意思，而全球史并非如此，它不是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而是从世界历史这门美国大学课程衍生出来的一种世界通史编纂方法论。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加速发展的全球化过程是全球史出现的背景。为了从历史中获得解决当代全球问题的智慧，史学家开辟了“把全球化历史化”的研究路径。他们从西方人类学的文化生产理论——将文化视为持有不同观念的个人或群体之间永无休止的互动过程——汲取营养，努力超越造成“欧洲中心论”的学术范式，追求一种超越文化特殊性、排他性、地方性知识和单一社会特殊经验的叙事框架，力图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而不是从一种文化对他种文化的“影响”着眼，重绘人类历史画卷。
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实践，全球史学者形成了审视世界发展进程的独特视角。他们摒弃了西方现代学术以国家为分析和叙述单元的传统，将长期以来被忽略的物种（包括农作物、动物等等）传播、疾病蔓延、气候变化等等“超越国界”的现象纳入考察范围，将不同社会之间的竞争、碰撞、交流、融会以及力量对比关系变化作为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动因加以描述，将互相依存的地区所形成的“网络”（可能只覆盖局部地区，但也可能覆盖整块大陆、整个大洋、半球乃至全球）作为基本叙事单位。他们认为，在人类历史任何一个阶段都不能以某个国家的发展代表全球发展的整体趋势，真正“普适于”所有社会的只有三大过程，即人口增长、技术的进步与传播、不同社会之间日益增长的交流；基于这一认识，物种交换、移民、文化互动等“新内容”与社会发展、商品流通、帝国主义等传统命题一道，共同成为描述全球发展进程的主题。全球史学者提出，当前在世界史认识论方面要特别警惕三种倾向：一是将政治强势简单套用文化进程，忽略弱势社会在文化互动中的作用；二是因循“依据结果反推原因”的思维习惯，盲目为发达国家寻找“进步基因”，为西方制造“普适性文化特质”的神话；三是仅根据单一方面（比如某个国家）的考察结果，在完全忽视其他方面（比如同样参与该事件过程的其他国家）的影响的情况下遽下“必然性”断语，把偶然结果当作规律性。
作为一种建构世界通史的新方法，全球史学还处于探索阶段；全球史学者自己也承认，目前全球史学还存在诸多理论缺陷，其中最明显的是忽视社会内部的发展。另外，全球史学者在力图突破西方话语系统束缚的同时，如何超越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环境，既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从认识论的角度有待说明的问题。
在我国的世界通史编纂当中，自吴于厪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应当注重“世界横向发展”之后，迄今再未出现突破性进展。因此，探索和运用“全球史学”，尝试将全球整体发展纳入视野，高度重视不同地区的“横向”互动并揭示横向发展机制，对于我国历史学科建设具有特殊的借鉴意义。
全球史的陷阱
黄洋（复旦大学教授）
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学划分成中国史和世界史两大部分，其中中国史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这样的做法使得中国史处于一种特殊的优势地位，在客观上易于忽视中国历史进程和世界历史进程的联系，进而滋生出一种中国中心主义的思想。我们一直在批评欧洲中心主义或者西方中心主义，当然，我们对可能出现的中国中心主义也应该保持一份警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全球史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史，无疑是有益的。另一方面，我们的世界史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世界史”，而是除了中国史以外的外国史，相比于中国史而言它处于次要的地位。其中的一个表现是，我们的世界史研究者总是被要求要把我们的研究和中国的现实联系起来，即要有现实意义。考虑到历史教学与实践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我觉得全球史或整体的世界史眼光似乎是需要的，可能会有助于克服上面提到的一些问题。
但是，所谓全球史或整体的世界史似乎又有不可克服的问题，至少暂时是难以克服的。迄今为止，几乎所有书写整体世界史的努力都多少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说他是站在月球上看世界历史，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任何历史学家都无法摆脱其文化的局限，而达到完全意义上的价值中立。事实上，斯塔夫里阿诺斯自己的结构就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结构。即使是国内学者，尽管我们意识到了问题，正如马克垚先生已经论及的，即使我们历来反对欧洲中心观，但在实际的教学和研究中也未能完全避免。而学者们早已指出，利用现代化理论框架来诠释世界近现代史，实质上也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因为衡量现代化的标准基本上是从西方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从更为理论性的层面来说，作为一种方法的整体的“世界史”是近代以来西方文明世界性扩张的一个结果，就是说，“世界史”这一概念是在西方进行全球性殖民扩张、一些西方人看到有可能将整个世界纳入西方文明的发展框架时提出来的，整体的“世界史”是为了反映这样一种现实甚至为其提供合法性依据而产生的，因此整体世界史的总体框架通常是线性的、目的论的。《西方的兴起》的作者麦克尼尔指出，19世纪成形的世界史是以自由为主轴线的历史观，这一历史观把自由的进步看成是解释历史的框架。因为自由是欧洲文明的产物，所以自由主义的历史观是欧洲中心论的，“除西方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只有在被欧洲人发现、定居或征服时，才加入到主流中”，结果是整个地球成为人类“自由”进步的舞台。这种线性历史观发展到极致就出现了福山的观点，认为自由民主制是“历史的终结”。与此相一致，我们可以把全球史归结为我称之为“全球主义”的话语体系，而这一话语体系也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历史进程的产物，因此它必然也为这一历史进程提供解释、辩护和合法性依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包括“全球史”在内的全球主义话语实际上又以一种巧妙的、更为掩饰的方式重申乃至强化了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观念。当然也有学者提出，我们研究世界史或全球史，并不意味着就要接受西方中心论的解释框架，可以建立我们自己的解释框架。实际上这可能是难以做到的，因为在我看来，像全球史、整体的世界史这些概念是在西方的知识系统中产生出来的方法，从诞生的一开始就带有西方历史话语中的一些基本特征，因而这些看似中性的概念可能并不是中性的，就像启蒙、现代化等概念一样。要将它们彻底解构再重新建构是十分困难的。一些印度学者对从近代欧洲知识体系中发展出来的现代历史学的价值取向的反思值得我们注意。诚然，我们拥有自己的历史学传统，但我们大学体制里的历史学认知体系的确是从西方输入的。我本人也倾向于认为，我们很难改变作为西方知识与话语体系之部分的概念诸如“历史”、“世界史”、“全球史”的根本内涵。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成功地改变了它们的内涵，建立起我们自己不同于西方的世界史或全球史解释框架，那仍然避免不了以一种主导性叙述代替另一种主导性叙述这一困境，仍然免不了会压制其他文化不同的历史视角或不同的认知过去的方式，其结果可能还是以一种新的中心主义替代了旧有的中心主义。基于这样的理由，我认为，将全球史观引入历史研究是不能解决我们的困境的，比起全球史的方法，也许更好的方法是进行历史的比较研究。以比较的视野来审视不同区域、不同文明的历史，审视不同文化传统的历史认知和历史叙述方式，以多元的历史叙述来取代压倒一切的主导性叙述，建立相互关联的世界史观，而不是全球史观。
20世纪世界历史体系的多样性与编纂实践
徐蓝（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20世纪以来，我国在世界历史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以及在世界通史编纂实践方面的发展总趋势，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否定“西欧中心论”，承认文明的多样性，并以“全球史观”的视角看待各种存在的文明的发展与交往。这种发展的总趋势，虽与20世纪国际学术界的发展并不完全同步，但却基本是同向进行的。
在19世纪欧洲的世界历史研究与通史著作中，充满着“西欧中心论”。
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欧的世界中心地位造成严重冲击，也开始动摇“西欧中心史观”的根基。随后出现了以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为代表的“文化／文明形态史观”，他们把世界上曾经出现的多种文明相提并论，并认为西方文明最终也会衰落，这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突破，不仅为“全球史观”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而且从其发展而来的“文明多元论”，也使以文明为研究单位的世界通史的写作从此方兴未艾。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全球史观早有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指出，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了世界市场，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地位明显衰落，西方建立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使“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史体系受到更严厉的批评。正是世界历史的发展迫使人们去承认“一个世界”的现实。于是历史学家更加意识到要撰写整个世界的历史。
中国的历史学家从中外研究世界历史的各种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中汲取营养，1962年出版的周一良、吴于厪主编的4卷本《世界通史》，以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体现了中国学者当时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和研究水平。1991—1994年出版的吴于厪、齐世荣主编的6卷本《世界史》，是中国运用“全球史观”撰写世界通史的代表性著作。2004年出版的马克垚主编的3卷本《世界文明史》，可以视为从文化形态史观发展而来的“文明多元论”在当代中国的回响。以罗荣渠为代表的“现代化史观”也于上世纪80年代出现在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中，2003 年钱乘旦发表文章，主张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
20—21世纪初中外学术界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方法与编纂实践已经表明，无论以什么样的体系和框架撰写世界历史，都要求研究者具有全球的视野，具有历史学和相关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修养，以及深切的现实关怀。
全球史体系下的生态环境史研究
韩莉（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
生态环境史是20世纪中期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个历史研究的新课题。其发展与全球通史的兴起及其体系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全球通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体现了全球史观的基本概念。
全球通史以全球视野研究历史，将这个世界看作一个整体，强调世界各地区的联系与互相影响。这种观点就决定了全球通史的研究选题具有其独特的视角。例如跨文化交流，还有全球的经济互动，特别是全球贸易的发展，等等。全球化是20世纪历史的一个重要内容。生态环境史是全球史研究中一个后起但是极有现实意义的专题，生态环境史在20世纪的中期后兴起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因为只有在工业化以后，人类的活动对全球生态与环境所造成的变化才有了前所未有的速度与强度，因此才会让人在不长的时间里看到其变化的深刻与影响的严重。尤其是20世纪的生态与环境的变化，更是让人目瞪口呆。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有限的生命中都会感受到这种变化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生态环境史研究环境、生态和生物演变过程的洲际乃至全球的影响。主要研究人类在自己的经济与社会活动，包括政治活动中，以其行为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以及环境反过来对人类的影响。因此生态环境史所关注的不仅是生态与环境的变化，而且是人类对自然界变化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自然界变化对人类生活与社会的影响。
生态环境史作为一门新兴起的课题，目前还处于成长阶段。多数生态环境史研究者都是由研究其他课题而转入环境生态史的。因此环境史的许多研究还具有某种不确定性。但是生态环境史研究注定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课题。其生命力与前途在于它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交互作用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来理解和探讨历史，为我们带来极富启发性甚至极具震撼感的认识。这不仅丰富了历史研究的内容，也对我们认识今天人类共同关心的全球化进程中的热点问题提供了新的也是更为深远的视角。而在过去研究同类问题时恰恰对此忽略或是没有足够的认识。也正因如此，生态环境史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注意。同时生态环境史研究中众多尚待探讨的领域与地区，也使之有可能成为历史研究中新的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