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生态主义与德国“绿色政治”
邢来顺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4期
【原文出处】《浙江学刊》(杭州)2006年01期第68～73页
【作者简介】邢来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 430079）
【关 键 词】生态主义/联邦德国/绿色政治
“生态”一词是德国动物学家黑克尔在1866年提出的，最初用来指有关动物与其有机的或无机的环境关系的研究，后来成为专门研究活的有机体与其环境的关系的代名词。约百年以后，即20世纪60、7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迅猛扩张，“生态”一词有了新的特定含义。在这一时期，一方面人类社会开始迈入新的发展阶段，欧美等先进国家和地区进入社会发展水平更高的后工业社会；另一方面也面临着新的问题：由于能源消耗越来越大，森林遭到严重破坏，空气、河流、湖泊受污染的程度日益严重，人类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恶劣生存环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生态主义理念在联邦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悄然萌生。根据这种理念，人类必须放弃自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把人的需要作为最高准则的人类中心主义哲学观，放弃对自然界毫无顾忌的索取和掠夺，把自己看作自然界的一部分，学会与自然以及其他物种的和谐相处，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在地球上长期生存下去。基于这种认识，生态优先、可持续发展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等成为生态主义理念的核心内容。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以上理念还外化成一种特定的政治倾向，形成了所谓的“绿色政治”，其中以联邦德国的“绿色政治”发展最典型。不仅德国绿党很快发展为德国政坛一支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新生政治力量，其他政党也将影响日益广泛的生态主义理念纳入自己的主张之中；环境保护等问题也因此成为德国政府的重要施政内容。本文试图以联邦德国为例，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视角论析生态主义理念生成和扩散的社会背景以及这种理念对德国政坛的具体影响。
一、生态主义理念在德国扩散的社会和阶级载体
从历史的角度看，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大凡一种理念的出现、扩散和思潮的形成，决非偶然，通常有其特定的社会和阶级载体。生态主义理念在联邦德国的产生和发散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其深厚的社会和阶级基础。
后工业社会是生态主义理念滋生的社会载体。一种思想、理念的出现是与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相联系的。在前工业社会，人类对自然的索取能力有限，不足以威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因此，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呈现为一种温和相处的朋友式关系；进入工业社会后，随着大工业的兴起和扩张，资源消费和人口增长都出现了迅速膨胀的局面，人类开始了对自然界肆无忌惮的掠夺。在这一时期，人们沉湎于从物质匮乏的农业社会摆脱出来的欣喜之中，物质贪欲压到了一切，生产的无限扩张似乎是“理所当然”。因此，尽管在19世纪工业化高峰时期已经出现了“臭气冲天”的状况，人们还没有意识到环境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材料科学、能源技术等新科技的出现和发展，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社会迅速步入后工业社会时代。在后工业社会中，主导经济部门开始由物质生产转变为社会服务；专业技术阶层成为社会职业中的支配群体；普遍富裕的生活和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人们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就业人口从体力劳动型转向非体力劳动型等。①换言之，人们已经进入衣食无忧的富裕社会。
德国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实现了工业化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英、法占领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联邦德国，经过20世纪50年代以“经济奇迹”著称的高速经济增长，到20世纪60、70年代，已经开始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后工业社会特征日益明显。在富裕的后工业社会中，人们显然不会满足于充裕的物质生活，而开始追求较高生活质量。
然而，就在人们享受着丰富的物质生活的时候，他们突然发现，自己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正在受到严重破坏，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已经难以维持下去。如果要健康地生存、高质量地生活，就不能简单地只关注和满足于丰富的物质生活，而必须以一种全新的理念去重新规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生态主义理念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发展阶段下产生的。
迅速壮大并发展为社会主体人群的中产阶级是生态主义理念的主要阶级载体。进入后工业社会之前，德国的社会阶级结构是金字塔式的，少数富裕阶层居于金字塔顶端，绝大部分的低收入阶层位于底部。到20世纪60、70年代，随着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联邦德国的阶级结构开始从金字塔形结构向橄榄形结构转变，虽然居于顶端的巨富阶层仍处于少数，但处于下层的低收入阶层也逐渐成为少数，作为社会中层的中产阶级或所谓的中等阶层(Mittelstand)日益成为社会的主体人群。
德国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有以下特点：第一，他们大多分布于社会服务和管理行业，有较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收入，衣食无忧，因此，他们的兴趣不是追求劳动权利和基本的生活保障，而是在于更高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即所谓的“后物质主义”价值取向。第二，他们比较年轻，普遍受过良好的教育，视野更广，“忧国忧民”的意识更强烈，对社会问题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关注程度高，有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③第三，较高的生活水平使他们将精神价值放在首位，同时也保障了他们充分展示个性的社会地位。中产阶级的这种特点和价值取向使之成为德国“绿色政治”兴起的阶级基石和群众基础。一些德国学者在论及德国绿党的社会背景时也明确提到了其支持者的特点：“绿党的选民大部分是由有知识的年轻人构成。这些人来源于富裕家庭。”④
在联邦德国向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富裕的后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中产阶级的价值取向自然而然地日益成为德国社会具有代表性的主流理念之一，健康的生态环境也自然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
二、生态主义理念产生的现实动因
生态主义作为一种理念和意识，在联邦德国迅速扩散并外化成为一股强大的“绿色政治”运动并非偶然，一方面，如上所述，它是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产物，有着中产阶级为核心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我们也须看到，它与当时联邦德国的社会现实紧密相关，是现实因素作用的结果。这种现实动因包括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因素。
客观而言，生态主义理念的出现和扩散是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的直接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曾经流行一种所谓的“技术乐观主义”理论：社会的发展决定于生产的发展，而生产的发展决定于科技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会使财富无限增长，而财富的无限增长可以解决所有的社会矛盾，消除各种形式的社会不平等，给人类带来普遍幸福。⑤然而，事实表明，科技的迅速进步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飞速发展虽然使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同时也出现了负面效应，造成了对自然的极大破坏。到20世纪后半期，由于科技进步带来的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发展和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环境问题已经非常突出。大量农药的使用赞成大量生物死亡，严重破坏了生物链的平衡；工业污染事故频发，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对环境的长期危害；大量矿物能源的使用引发空气污染和酸雨，造成大面积森林的死亡和人们呼吸道疾病的增加；核能的使用使人们面临着核泄漏的威胁。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他的名著《第三次浪潮》中因此惊呼：“从来没有一个文明，能够创造出这种手段……从来没有整个海洋面临中毒的问题。……从未有开采矿山如此凶猛，挖得大地满目疮痍。从未有过让头发喷雾剂使臭氧层消耗殆尽，还有热污染造成对全球气候的威胁。”⑥面对严峻的形势，人们不能不对既有的发展模式进行新的思考。
在联邦德国，到20世纪70年代初，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等大城市，工业生产以及汽车行驶过程中产生的噪声和空气污染已经到了居民难以忍受的地步。由于“噪声和臭气实在太厉害”，甚至在高达28度的气温下，人们还不敢开窗。空气等环境污染还使人们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有关研究表明，当时在德国大城市生活的儿童的寿命要比那些住在空气较好的乡村儿童的寿命缩短5年。吸入工业废气的儿童的肺炎发病率比没有吸入这种废气者要高两倍。在工业城市，儿童的生长要比农村地区明显缓慢。⑦水污染也极为严重。由于大量的工业和生活污水的排入，莱茵河这条德国人心目中的美丽的母亲河成了鱼类绝迹、臭气熏天的死河。1823年，著名诗人海涅曾写下赞美莱茵河的优美诗句：“空气清凉，天空幽暗，莱茵河水在静静流淌，群峰在落日的余辉中熠熠闪光。”到1973年，有位作者模仿海涅之作写了一首诗境截然不同的有关莱茵河的新诗：“空气郁闷，天空昏暗，污浊的莱茵河水在流淌，群峰失去了光辉，太阳又在何方？”⑧1976年发生的一件事也可以反映莱茵河受污染的严重程度：当时警察从莱茵河中强行“救”起了一名正在游泳的男子，原因是莱茵河水已经不适合游泳。
痛苦的经历使德国人逐渐认识到，不能纯粹追求经济增长。大量砍伐树木、大量排放二氧化碳和有毒物质等破坏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正在“超过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⑨无止境的生产扩张和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不仅耗费了大量资源，而且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损害人们的健康。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联邦德国出现了对严重环境污染问题的关切和抗议活动。环保运动首先开始于弗莱堡附近的维尔和北德的布罗克多夫。这两地的居民对建设新原子能发电厂的计划提出了抗议，并引发了1976年的环保反原子能抗议浪潮。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著名作家伯尔就是这次抗议浪潮的积极参加者之一。他曾专门发表文章，反对只看重“经济增长”的不负责任的做法。
主观上看，生态主义理念的出现是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的价值取向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在工业社会，占人口大多数的下层民众最关注的是物质生产能力的增长和公平的分配，人们要为温饱和消除物质生活的匮乏而奋斗，呈现的是一种物质主义的价值观，追求的是丰富的物质享受，由此带来的是生产的迅速扩张和消费的高速增长。但是，如前所述，20世纪60、70年代以后，由于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联邦德国已经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逐渐成为主导性产业。社会生产更多地呈现非物质的特征。伴随着这种社会的变迁，人们的思想和理念也相应地出现了新的变化，在日常生活中，非物质的、心理的因素日益增长。
如前所述，在后工业社会中，占人口多数的中产阶级有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收入，有一定的经济保障，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已经不是其最主要的考虑，他们追求的是更高的生活质量、生存环境以及自我价值的实现。换言之，大多数人的追求从传统的“物质主义”转向了“后物质主义”，物质的重要性降低，非物质的重要性增长。人们要求“按照服务业和舒适性的程度来衡量”生活质量⑩。这种新的价值取向在有关社会运动中明显体现出来。例如，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联邦德国出现了范围广泛的“选择运动”或“选择经济运动”。这是一种新型的消费文化价值观念的体现。在这一运动中，消费者以是否有利于环境保护为依据来审视和选择使用有关产品，也就是说，人们在选择消费产品、审视产品的质量时，物质的质量已经不是绝对的决定性考虑因素，而是增添了新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尺度。正是为了迎合消费者的这种价值取向，德国的商家也开始大打“环境”牌，“对环境友好”(Umweltfreundlich)一时间成为联邦德国各种产品广告的时尚用语(11)。而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诸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等影响巨大的生态灾难的发生，则进一步确证了物质质量以外的生存质量的重要性，加强了人们对生活质量的关注，强化了人们的后物质主义倾向。
正是基于以上经历和认识，在联邦德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生态主义”的理念：拒绝功利主义的社会结构，强调工业增长的有限性，要求通过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来替代数量上的物质性消费和物质的占有，以便实现人类生活的“实际的”（即质量上的）增长(12)。根据1992年的一项调查结果统计，在联邦德国，持后物质主义价值取向的人数在不同政治态度的年轻人中已经有相当大的比例。在原西德地区，持后物质主义价值取向者在左派之中占67.2%，在中间偏左者之中占59.9%，在中间立场者中占49.9%，在中间偏右者之中占39.5%，在右派之中占37.4%。在4376名受调查者中，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数占2260位，约占51.6%(13)。由此可见，生态主义理念在联邦德国已经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是“绿色政治”在联邦德国强有力发展的重要思想依托。
三、生态主义理念的扩张对德国政坛的影响
众所周知，早在1968年，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贝切伊等一批科学家和政治家就在罗马成立国际性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旨在通过研究威胁人类生存的环境问题，唤醒人类的生态意识。1972年，该组织发表名为《增长的极限》的著名报告，第一次以系统的科学论证向世人敲响了环境警钟。同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第一届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环境宣言》，呼吁为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而共同努力。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一系列大的生态灾难事件的发生，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关注。1976年意大利的塞维索发生化学污染事故、1984年印度博帕尔邦杀虫剂工厂毒气泄漏造成数万人伤亡的事件、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造成重大伤亡等等，都是人类生存面临威胁的具体体现，从而大大强化了人们的环境意识，使生态主义理念在西方发达国家迅速扩散开来。各种群众性的生态和环境保护组织在西欧和北美地区纷纷建立。联邦德国则是生态主义理念扩张最迅速、影响最大、政治冲击力最强的国家，联邦德国政坛也因此迅速“绿化”。
联邦德国政坛“绿化”的最明显标志是，以生态主义理念为基本指导思想的德国绿党发展成为德国政坛一支重要的新兴政治力量，成为当今欧洲乃至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绿党。绿党是倡导生态保护、和平、社会平等和女权主义等新“价值观”的诸项运动的汇合，其中生态环境保护是其最核心的主张。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德国就出现了“公民创议环境保护联盟协会”等群众性生态环保组织，成员达30万。起初，他们以请愿、游行等方式反对核能使用，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保护环境。到70年代后期，随着运动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抗议和游行等方式无法促使政府推行环保政策，必须转向议会政治道路，对政府决策产生更大的影响。出于以上考虑，在联邦德国多数州出现了以参加议会选举为目标的绿色政治组织。1978年，汉堡、巴伐利亚等州的绿色团体首次参加了州级选举。1979年，德国各生态组织联合成立“绿色政治协会”，参加首次欧洲议会选举，虽然没有获得议席，但获得3.2%的选票。1980年1月，各绿色团体的代表聚集卡尔斯鲁厄，正式成立德国绿党。为了加大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力度，德国绿党实行两手策略，在进行基层群众性运动的同时，争取进入议会，在立法领域提出问题并影响政府的政策。(14)绿党虽然在当年的联邦选举中仅获得1.5%的选票，在州一级的选举中却连续获得突破。在巴登一符滕堡、柏林、下萨克森、黑森和汉堡等州，绿党开始进入州议会。德国政坛上刮起了一股“绿色”旋风。
1983年联邦德国举行的大选中，绿党以5.6%的选票和27个议席突破议会门槛，进入联邦议会，在一夜之间改变了1953年以来由基民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两党占支配地位、自由民主党在两者之间起平衡作用的“两党半”政治格局，联邦议会由原来的3党垄断变成了4党分享。此后，随着环境问题的突出化，支持绿党的选民人数不断增长，原先以追求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德国自由民主党逐渐淡出，绿党取代其地位，上升成为德国第三大政党势力。在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力量不相上下的情况下，绿党实际上成了执牛耳的“多数派”政党。(15)正因为如此，日后出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早在1984年时就曾表示，社会民主党必须“选择绿党作为执政伙伴”，甚至原先把绿党视为民主与经济繁荣的威胁的基民盟也准备与它进行合作。(16)1998年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后，施罗德兑现诺言，与绿党结成“红绿联盟”，组成第一届“红绿”联合政府。2002年大选中，“红绿联盟”再次获胜。绿党成为执政党之一，从而有机会将自己的生态主义理念转变成一种国家政策。
德国政坛“绿化”的另一个标志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环境和经济关系问题成为德国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一个中心议题，生态环境成为德国民众普遍关注的焦点之一，环境政策开始成为德国各政党进行政治角逐的中心话题。(17)一方面，德国各政党感受到了有关社会舆论的压力，另一方面，他们亲眼目睹了绿党在生态环境大旗下取得的成功，因而纷纷汲取绿党的相关主张，将积极的环境政策作为其竞选时的重要允诺，以争取选民。
德国社会民主党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有关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问题上曾出现意见分歧：以施密特为代表的一派认为，经济增长优先于环境保护，社会民主党要与绿党划清界线；以拉方丹为代表的另一派则认为，要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认为生活应注重质量而非数量。斗争的结果是，后一派最终占了上风。1986年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新纲领草案明确反映了后一派的观点：“我们共同把人理解为自然界的、个人的和社会的存在。他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只能在自然界中并且同自然界一起生存。”(18)可见，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上已经与绿党趋于一致。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与绿党日后成为政治盟友的基石。有学者甚至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民主党等德国左派政治力量的新思维和主张等“全都是从绿党及其周围发端而来的”。(19)
至于基民盟／基社盟为代表的右翼党派，虽然在环境政策方面不如绿党和社会民主党等左派政党的态度积极，但也开始强调经济发展要从“量增长”转向“质增长”，要实行新的“生态社会市场经济”，在未来的经济发展和转换进程中，以生态平衡为导向，使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协调一致。(20)该党在阐述其环境和能源政策时强调指出，“保护自然生存基础和捍卫创造”是其政策的核心，“自然和环境保持协调的经济和社会福利的可持续发展”是自己的理想。(21)
德国政坛“绿化”的最具体体现是，生态主义理念对德国政府制定政策的影响力度明显加强，环境保护等问题成为德国政府施政考虑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德国政府成为世界各国政府中环境保护的先锋。它不仅在保持空气的清洁等方面成为欧洲的先行者，而且成为欧盟内部推动环境保护政策的“发动机”。(22)
早在1971年，德国政府就已经开始实行有关环境保护规划，相继出台了反航空噪音、DDT以及空气污染等一系列的环保法规。1977年开始，德国政府开始在有关产品上使用环保标志“蓝色环境天使”，以强化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1974年，为了保障环保政策的贯彻执行，德国政府设立了环保局，专门负责环境保护工作；1986年，出于对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直接反应，同时也是为了更有效地推动环境保护政策，德国政府进一步成立了“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和核反应部”（BMU，简称联邦环境部），并制订严格的法律规章，保障相关政策的实施。此后，德国政府出台的环境保护法规更加细化和具体，内容涉及垃圾处理到废品回收等各个方面。1991年，德国开始实施《商品包装条例》，据此，生产者和经营者都有义务回收使用过的包装，以便重新利用。1994年，德国政府通过《循环经济与废料法》（Kreislaufwirtschafts-und Abfallgesetz，缩写为KrW-/AbfG)，根据这一法律，原先的清除废料将被废品的回收利用所取代，从而使消费和生产成为一种循环经济。(23)1994年6月30日，德国议会专门通过了《基本法》的新条款：国家本着对后代负责的态度，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通过制定法律并根据充分实施的法律法规，来保护自然的生存基础。(24)环境保护由此成为德国的基本国策。此外，为了落实相关环保政策，德国政府及生产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费用大大增加。1975年，德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开支为232亿马克，1985年为300亿马克，1995年则达到了457.6亿马克。(25)
在德国政府的上述政策下，德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最新资料表明，从1991年到2003年间，德国用于发展经济为目的的生产活动中，污水排放减少了14.3%(1991-2001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11.6%（1991-2002年），二氧化氮减少了42.6%，二氧化硫减少了84.7%（1991-2002年）。(26)交通方面，无铅汽油的使用几乎达到了百分之百，许多公路都铺上了消音层。空气和噪音污染因此大大下降。此外，由于废水征税法和肥料法规的实施，德国各大河流的水质和土质的保护也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原先散发着臭气的莱因河等河流又恢复了清澈美丽的面貌。在废料回收方面，1990年回收的生物废料还不到100万吨，到1996年已经超过了600万吨。垃圾数量持续减少。2000年，德国的垃圾量为40666.3万吨，2002年为38126.2万吨，2003年减少到了36641.2万吨。(27)德国因此成为世界上环保形象最好的国家之一。
进入21世纪，德国的环保政策力度进一步加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继续完善出台有关环境保护的法规。1999年，德国政府开始实施“进入生态税制改革法”，据此，到2003年为止，分阶段加征包括电力税和燃油税在内的生态税，希望通过增加能源消费成本，提高节能意识，减少能源消耗，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德国绿党对此提出的口号是：“你可以不喜欢生态税，但你必须理解它。”2003年1月1日起，德国政府又推出“饮料条例”，对装有啤酒、矿泉水和含汽（如柠檬汽水和可乐等）的易拉罐和一次性饮料瓶等征收25欧分押金，容积超过1.5升者征收50欧分，以便保护环境。其二，在能源的利用和开发方面突显环保意识。2002年4月，正当许多国家准备大力开发核能之际，德国“全面禁止核能法案”正式生效，宣布到2020年，全面停止运行现有的19座核电站，推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节约能源的政策。与此同时，德国的可再生能源利用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2001年，德国风力发电营业额已经达到35亿欧元。2002年上半年，德国新建风力发电风轮830座，风力发电机总数超过12000台，占欧洲总量的一半。根据德国风能联合会的数据，2002年，风力发电占德国总发电量的3.5%，10年内将达到10%。其三，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持续维持较高水平的投资。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统计，2002年，德国企业投资总额为492.88亿欧元，其中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为15亿欧元，约占总投资的3%，2003年，投资总额为477.37亿欧元，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为13.59亿欧元，约占投资总额的2.8%。(28)这种投资结构不仅保证了企业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保护能力，也使环保产业成为德国颇具活力的新产业。实际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德国就已经成为世界环保技术产品第一大出口国，用于环境保护的产品已经占据世界市场的21%。(29)
上述表明，生态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思想理念，是德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现实动因，同时，这一新生的思想理念又给德国社会和政治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注释：
①以上观点源自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和英格豪关于后工业社会特征的看法。参见（德）罗伯特·库尔茨：《资本主义黑皮书——自由市场经济的终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②一个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要从三大产业的产值、就业结构等多方面进行考察。德国在20世纪初已经完成工业化。详情参见邢来顺：《德国工业化经济—社会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③Oskar Niedermayer, Klaus von Beyme(Hrsg.), Politische Kultur in Ost-und Westdeutschland, Berlin 1994,S.147.
④（德）海尔曼·亚当：《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政治体制》，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51页。
⑤刘炯中、叶险明：《拨开社会历史的迷雾：马克思的生产力观与现时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66页。
⑥A.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第175-176页。
⑦于尔根·罗特：《联邦共和国的贫困：论精神和物质的贫困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54-55页。
⑧邢来顺：《德国文化解读——人类文化苍穹的双子星座》，济南：济南出版社，2005年，第86页。
⑨［德］玛利昂·格莱芬·登霍夫：《资本主义文明化？》，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213页。
⑩Oskar Niedermayer, Klaus von Beyme(Hrsg.), Politische Kultur in Ost-und Westdeutschland, S. 147；（德）罗伯特·库尔茨：《资本主义黑皮书——自由市场经济的终曲》，第792页。
(11)(12)Bernhard Sch{K5Q402.JPG}fers, Gesellschd ftlicher Wandel in Deutschland.Ein Scudienbuch zur Sozialstruktur und Sozial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SS. 206,204-205.
(13)根据Oskar Niedermayer, Klaus von Beyme(Hrsg.), Politische Kultur in Ost-und Westdeutschland, S.151.提供的数据计算。
(14)［美］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190页。
(15)参见：（德）海尔曼·亚当：《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政治体制》，第251-252页。
(16)王建政等：《德国新总理施罗德》，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8年，第67页；［德］斐迪南·穆勒－罗密尔、托马斯·波古特克主编：《欧洲执政绿党》，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7页。
(17)Bernhard Sch{K5Q402.JPG}fers: Gesellschaftlicher Wandel in Deutschland. Ein Studienbuch zur Sozialstruktur und Sozial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Stuttgart 1995, S.204.
(18)《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7年第5期，第30页。
(19)［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7页。
(20)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二十八国跨世纪构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8-49页。
(21)Umwelt-und Energiepolitik der Union, http://www.politikerscreen.de/archiv/standpunkt
(22)Werner Weidenfeld, Handbuch zur deutschen Einheit, Frankfurt/Main 1996, SS.672-673.
(23)Presse-und Informationsamt der Bundesregierung, Tatsachen Ueber Deutschland.50 Jahr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Societaets-Verlag 1999, SS. 288-290.
(24)Werner Weidenfeld, Handbuch zur deutschen Einheit, Frankfurt/Main 1996, S. 677.
(25)Institut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K{K5Q401.JPG}ln, Zahlen zur wirtscha ftlichen Entwicklung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数据统计111。
(26)Statistisches Bundesamt Deutschland 2004. http://www. destatis. de/basis/d/umw/ugrtxt.php
(27)Presse-und Informationsamt der Bundesregierung, Tatsachen Ueber Deutschland. 50 Jahr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SS. 281-284, 290;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Deutschland 2005. http://www. destatis. de/basis/d/umw/umwtabl. php
(28)Statistische {K5Q403.JPG} mter des Bundes und der L{K5Q402.JPG}nder, 12. 10. 2005. http://www. statistik-portal. de/Statistik-portal/de_jb10_jahrtabu6.asp
(29)Werner Weidenfeld, Handbuch zur deutschen Einheit, S. 676.^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4期
【原文出处】《浙江学刊》(杭州)2006年01期第68～73页
【作者简介】邢来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 430079）
| 【内容提要】 | 20世纪60、70年代以后，生态主义理念在联邦德国的萌生和扩散有其社会背景和现实动因：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中产阶级的壮大、价值取向的变化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是造成这种理念的扩散的背景因素。同时必须看到，在联邦德国，这种理念在70年代以后外化成一股强大的绿色政治潮流，对德国政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一、生态主义理念在德国扩散的社会和阶级载体
从历史的角度看，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大凡一种理念的出现、扩散和思潮的形成，决非偶然，通常有其特定的社会和阶级载体。生态主义理念在联邦德国的产生和发散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其深厚的社会和阶级基础。
后工业社会是生态主义理念滋生的社会载体。一种思想、理念的出现是与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相联系的。在前工业社会，人类对自然的索取能力有限，不足以威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因此，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呈现为一种温和相处的朋友式关系；进入工业社会后，随着大工业的兴起和扩张，资源消费和人口增长都出现了迅速膨胀的局面，人类开始了对自然界肆无忌惮的掠夺。在这一时期，人们沉湎于从物质匮乏的农业社会摆脱出来的欣喜之中，物质贪欲压到了一切，生产的无限扩张似乎是“理所当然”。因此，尽管在19世纪工业化高峰时期已经出现了“臭气冲天”的状况，人们还没有意识到环境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材料科学、能源技术等新科技的出现和发展，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社会迅速步入后工业社会时代。在后工业社会中，主导经济部门开始由物质生产转变为社会服务；专业技术阶层成为社会职业中的支配群体；普遍富裕的生活和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人们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就业人口从体力劳动型转向非体力劳动型等。①换言之，人们已经进入衣食无忧的富裕社会。
德国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实现了工业化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英、法占领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联邦德国，经过20世纪50年代以“经济奇迹”著称的高速经济增长，到20世纪60、70年代，已经开始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后工业社会特征日益明显。在富裕的后工业社会中，人们显然不会满足于充裕的物质生活，而开始追求较高生活质量。
然而，就在人们享受着丰富的物质生活的时候，他们突然发现，自己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正在受到严重破坏，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已经难以维持下去。如果要健康地生存、高质量地生活，就不能简单地只关注和满足于丰富的物质生活，而必须以一种全新的理念去重新规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生态主义理念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发展阶段下产生的。
迅速壮大并发展为社会主体人群的中产阶级是生态主义理念的主要阶级载体。进入后工业社会之前，德国的社会阶级结构是金字塔式的，少数富裕阶层居于金字塔顶端，绝大部分的低收入阶层位于底部。到20世纪60、70年代，随着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联邦德国的阶级结构开始从金字塔形结构向橄榄形结构转变，虽然居于顶端的巨富阶层仍处于少数，但处于下层的低收入阶层也逐渐成为少数，作为社会中层的中产阶级或所谓的中等阶层(Mittelstand)日益成为社会的主体人群。
德国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有以下特点：第一，他们大多分布于社会服务和管理行业，有较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收入，衣食无忧，因此，他们的兴趣不是追求劳动权利和基本的生活保障，而是在于更高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环境，即所谓的“后物质主义”价值取向。第二，他们比较年轻，普遍受过良好的教育，视野更广，“忧国忧民”的意识更强烈，对社会问题和“实现自我价值”的关注程度高，有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③第三，较高的生活水平使他们将精神价值放在首位，同时也保障了他们充分展示个性的社会地位。中产阶级的这种特点和价值取向使之成为德国“绿色政治”兴起的阶级基石和群众基础。一些德国学者在论及德国绿党的社会背景时也明确提到了其支持者的特点：“绿党的选民大部分是由有知识的年轻人构成。这些人来源于富裕家庭。”④
在联邦德国向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富裕的后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中产阶级的价值取向自然而然地日益成为德国社会具有代表性的主流理念之一，健康的生态环境也自然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
二、生态主义理念产生的现实动因
生态主义作为一种理念和意识，在联邦德国迅速扩散并外化成为一股强大的“绿色政治”运动并非偶然，一方面，如上所述，它是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产物，有着中产阶级为核心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我们也须看到，它与当时联邦德国的社会现实紧密相关，是现实因素作用的结果。这种现实动因包括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因素。
客观而言，生态主义理念的出现和扩散是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的直接产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曾经流行一种所谓的“技术乐观主义”理论：社会的发展决定于生产的发展，而生产的发展决定于科技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会使财富无限增长，而财富的无限增长可以解决所有的社会矛盾，消除各种形式的社会不平等，给人类带来普遍幸福。⑤然而，事实表明，科技的迅速进步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飞速发展虽然使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同时也出现了负面效应，造成了对自然的极大破坏。到20世纪后半期，由于科技进步带来的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发展和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环境问题已经非常突出。大量农药的使用赞成大量生物死亡，严重破坏了生物链的平衡；工业污染事故频发，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对环境的长期危害；大量矿物能源的使用引发空气污染和酸雨，造成大面积森林的死亡和人们呼吸道疾病的增加；核能的使用使人们面临着核泄漏的威胁。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在他的名著《第三次浪潮》中因此惊呼：“从来没有一个文明，能够创造出这种手段……从来没有整个海洋面临中毒的问题。……从未有开采矿山如此凶猛，挖得大地满目疮痍。从未有过让头发喷雾剂使臭氧层消耗殆尽，还有热污染造成对全球气候的威胁。”⑥面对严峻的形势，人们不能不对既有的发展模式进行新的思考。
在联邦德国，到20世纪70年代初，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等大城市，工业生产以及汽车行驶过程中产生的噪声和空气污染已经到了居民难以忍受的地步。由于“噪声和臭气实在太厉害”，甚至在高达28度的气温下，人们还不敢开窗。空气等环境污染还使人们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有关研究表明，当时在德国大城市生活的儿童的寿命要比那些住在空气较好的乡村儿童的寿命缩短5年。吸入工业废气的儿童的肺炎发病率比没有吸入这种废气者要高两倍。在工业城市，儿童的生长要比农村地区明显缓慢。⑦水污染也极为严重。由于大量的工业和生活污水的排入，莱茵河这条德国人心目中的美丽的母亲河成了鱼类绝迹、臭气熏天的死河。1823年，著名诗人海涅曾写下赞美莱茵河的优美诗句：“空气清凉，天空幽暗，莱茵河水在静静流淌，群峰在落日的余辉中熠熠闪光。”到1973年，有位作者模仿海涅之作写了一首诗境截然不同的有关莱茵河的新诗：“空气郁闷，天空昏暗，污浊的莱茵河水在流淌，群峰失去了光辉，太阳又在何方？”⑧1976年发生的一件事也可以反映莱茵河受污染的严重程度：当时警察从莱茵河中强行“救”起了一名正在游泳的男子，原因是莱茵河水已经不适合游泳。
痛苦的经历使德国人逐渐认识到，不能纯粹追求经济增长。大量砍伐树木、大量排放二氧化碳和有毒物质等破坏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害正在“超过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⑨无止境的生产扩张和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不仅耗费了大量资源，而且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损害人们的健康。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联邦德国出现了对严重环境污染问题的关切和抗议活动。环保运动首先开始于弗莱堡附近的维尔和北德的布罗克多夫。这两地的居民对建设新原子能发电厂的计划提出了抗议，并引发了1976年的环保反原子能抗议浪潮。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著名作家伯尔就是这次抗议浪潮的积极参加者之一。他曾专门发表文章，反对只看重“经济增长”的不负责任的做法。
主观上看，生态主义理念的出现是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的价值取向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在工业社会，占人口大多数的下层民众最关注的是物质生产能力的增长和公平的分配，人们要为温饱和消除物质生活的匮乏而奋斗，呈现的是一种物质主义的价值观，追求的是丰富的物质享受，由此带来的是生产的迅速扩张和消费的高速增长。但是，如前所述，20世纪60、70年代以后，由于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联邦德国已经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逐渐成为主导性产业。社会生产更多地呈现非物质的特征。伴随着这种社会的变迁，人们的思想和理念也相应地出现了新的变化，在日常生活中，非物质的、心理的因素日益增长。
如前所述，在后工业社会中，占人口多数的中产阶级有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收入，有一定的经济保障，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已经不是其最主要的考虑，他们追求的是更高的生活质量、生存环境以及自我价值的实现。换言之，大多数人的追求从传统的“物质主义”转向了“后物质主义”，物质的重要性降低，非物质的重要性增长。人们要求“按照服务业和舒适性的程度来衡量”生活质量⑩。这种新的价值取向在有关社会运动中明显体现出来。例如，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联邦德国出现了范围广泛的“选择运动”或“选择经济运动”。这是一种新型的消费文化价值观念的体现。在这一运动中，消费者以是否有利于环境保护为依据来审视和选择使用有关产品，也就是说，人们在选择消费产品、审视产品的质量时，物质的质量已经不是绝对的决定性考虑因素，而是增添了新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尺度。正是为了迎合消费者的这种价值取向，德国的商家也开始大打“环境”牌，“对环境友好”(Umweltfreundlich)一时间成为联邦德国各种产品广告的时尚用语(11)。而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诸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等影响巨大的生态灾难的发生，则进一步确证了物质质量以外的生存质量的重要性，加强了人们对生活质量的关注，强化了人们的后物质主义倾向。
正是基于以上经历和认识，在联邦德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生态主义”的理念：拒绝功利主义的社会结构，强调工业增长的有限性，要求通过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来替代数量上的物质性消费和物质的占有，以便实现人类生活的“实际的”（即质量上的）增长(12)。根据1992年的一项调查结果统计，在联邦德国，持后物质主义价值取向的人数在不同政治态度的年轻人中已经有相当大的比例。在原西德地区，持后物质主义价值取向者在左派之中占67.2%，在中间偏左者之中占59.9%，在中间立场者中占49.9%，在中间偏右者之中占39.5%，在右派之中占37.4%。在4376名受调查者中，持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数占2260位，约占51.6%(13)。由此可见，生态主义理念在联邦德国已经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是“绿色政治”在联邦德国强有力发展的重要思想依托。
三、生态主义理念的扩张对德国政坛的影响
众所周知，早在1968年，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贝切伊等一批科学家和政治家就在罗马成立国际性学术团体“罗马俱乐部”，旨在通过研究威胁人类生存的环境问题，唤醒人类的生态意识。1972年，该组织发表名为《增长的极限》的著名报告，第一次以系统的科学论证向世人敲响了环境警钟。同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第一届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环境宣言》，呼吁为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而共同努力。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一系列大的生态灾难事件的发生，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关注。1976年意大利的塞维索发生化学污染事故、1984年印度博帕尔邦杀虫剂工厂毒气泄漏造成数万人伤亡的事件、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造成重大伤亡等等，都是人类生存面临威胁的具体体现，从而大大强化了人们的环境意识，使生态主义理念在西方发达国家迅速扩散开来。各种群众性的生态和环境保护组织在西欧和北美地区纷纷建立。联邦德国则是生态主义理念扩张最迅速、影响最大、政治冲击力最强的国家，联邦德国政坛也因此迅速“绿化”。
联邦德国政坛“绿化”的最明显标志是，以生态主义理念为基本指导思想的德国绿党发展成为德国政坛一支重要的新兴政治力量，成为当今欧洲乃至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绿党。绿党是倡导生态保护、和平、社会平等和女权主义等新“价值观”的诸项运动的汇合，其中生态环境保护是其最核心的主张。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德国就出现了“公民创议环境保护联盟协会”等群众性生态环保组织，成员达30万。起初，他们以请愿、游行等方式反对核能使用，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保护环境。到70年代后期，随着运动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抗议和游行等方式无法促使政府推行环保政策，必须转向议会政治道路，对政府决策产生更大的影响。出于以上考虑，在联邦德国多数州出现了以参加议会选举为目标的绿色政治组织。1978年，汉堡、巴伐利亚等州的绿色团体首次参加了州级选举。1979年，德国各生态组织联合成立“绿色政治协会”，参加首次欧洲议会选举，虽然没有获得议席，但获得3.2%的选票。1980年1月，各绿色团体的代表聚集卡尔斯鲁厄，正式成立德国绿党。为了加大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力度，德国绿党实行两手策略，在进行基层群众性运动的同时，争取进入议会，在立法领域提出问题并影响政府的政策。(14)绿党虽然在当年的联邦选举中仅获得1.5%的选票，在州一级的选举中却连续获得突破。在巴登一符滕堡、柏林、下萨克森、黑森和汉堡等州，绿党开始进入州议会。德国政坛上刮起了一股“绿色”旋风。
1983年联邦德国举行的大选中，绿党以5.6%的选票和27个议席突破议会门槛，进入联邦议会，在一夜之间改变了1953年以来由基民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两党占支配地位、自由民主党在两者之间起平衡作用的“两党半”政治格局，联邦议会由原来的3党垄断变成了4党分享。此后，随着环境问题的突出化，支持绿党的选民人数不断增长，原先以追求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德国自由民主党逐渐淡出，绿党取代其地位，上升成为德国第三大政党势力。在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力量不相上下的情况下，绿党实际上成了执牛耳的“多数派”政党。(15)正因为如此，日后出任德国总理的施罗德早在1984年时就曾表示，社会民主党必须“选择绿党作为执政伙伴”，甚至原先把绿党视为民主与经济繁荣的威胁的基民盟也准备与它进行合作。(16)1998年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后，施罗德兑现诺言，与绿党结成“红绿联盟”，组成第一届“红绿”联合政府。2002年大选中，“红绿联盟”再次获胜。绿党成为执政党之一，从而有机会将自己的生态主义理念转变成一种国家政策。
德国政坛“绿化”的另一个标志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环境和经济关系问题成为德国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一个中心议题，生态环境成为德国民众普遍关注的焦点之一，环境政策开始成为德国各政党进行政治角逐的中心话题。(17)一方面，德国各政党感受到了有关社会舆论的压力，另一方面，他们亲眼目睹了绿党在生态环境大旗下取得的成功，因而纷纷汲取绿党的相关主张，将积极的环境政策作为其竞选时的重要允诺，以争取选民。
德国社会民主党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有关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问题上曾出现意见分歧：以施密特为代表的一派认为，经济增长优先于环境保护，社会民主党要与绿党划清界线；以拉方丹为代表的另一派则认为，要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认为生活应注重质量而非数量。斗争的结果是，后一派最终占了上风。1986年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新纲领草案明确反映了后一派的观点：“我们共同把人理解为自然界的、个人的和社会的存在。他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只能在自然界中并且同自然界一起生存。”(18)可见，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上已经与绿党趋于一致。这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与绿党日后成为政治盟友的基石。有学者甚至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民主党等德国左派政治力量的新思维和主张等“全都是从绿党及其周围发端而来的”。(19)
至于基民盟／基社盟为代表的右翼党派，虽然在环境政策方面不如绿党和社会民主党等左派政党的态度积极，但也开始强调经济发展要从“量增长”转向“质增长”，要实行新的“生态社会市场经济”，在未来的经济发展和转换进程中，以生态平衡为导向，使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协调一致。(20)该党在阐述其环境和能源政策时强调指出，“保护自然生存基础和捍卫创造”是其政策的核心，“自然和环境保持协调的经济和社会福利的可持续发展”是自己的理想。(21)
德国政坛“绿化”的最具体体现是，生态主义理念对德国政府制定政策的影响力度明显加强，环境保护等问题成为德国政府施政考虑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德国政府成为世界各国政府中环境保护的先锋。它不仅在保持空气的清洁等方面成为欧洲的先行者，而且成为欧盟内部推动环境保护政策的“发动机”。(22)
早在1971年，德国政府就已经开始实行有关环境保护规划，相继出台了反航空噪音、DDT以及空气污染等一系列的环保法规。1977年开始，德国政府开始在有关产品上使用环保标志“蓝色环境天使”，以强化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1974年，为了保障环保政策的贯彻执行，德国政府设立了环保局，专门负责环境保护工作；1986年，出于对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直接反应，同时也是为了更有效地推动环境保护政策，德国政府进一步成立了“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和核反应部”（BMU，简称联邦环境部），并制订严格的法律规章，保障相关政策的实施。此后，德国政府出台的环境保护法规更加细化和具体，内容涉及垃圾处理到废品回收等各个方面。1991年，德国开始实施《商品包装条例》，据此，生产者和经营者都有义务回收使用过的包装，以便重新利用。1994年，德国政府通过《循环经济与废料法》（Kreislaufwirtschafts-und Abfallgesetz，缩写为KrW-/AbfG)，根据这一法律，原先的清除废料将被废品的回收利用所取代，从而使消费和生产成为一种循环经济。(23)1994年6月30日，德国议会专门通过了《基本法》的新条款：国家本着对后代负责的态度，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通过制定法律并根据充分实施的法律法规，来保护自然的生存基础。(24)环境保护由此成为德国的基本国策。此外，为了落实相关环保政策，德国政府及生产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费用大大增加。1975年，德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开支为232亿马克，1985年为300亿马克，1995年则达到了457.6亿马克。(25)
在德国政府的上述政策下，德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最新资料表明，从1991年到2003年间，德国用于发展经济为目的的生产活动中，污水排放减少了14.3%(1991-2001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11.6%（1991-2002年），二氧化氮减少了42.6%，二氧化硫减少了84.7%（1991-2002年）。(26)交通方面，无铅汽油的使用几乎达到了百分之百，许多公路都铺上了消音层。空气和噪音污染因此大大下降。此外，由于废水征税法和肥料法规的实施，德国各大河流的水质和土质的保护也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原先散发着臭气的莱因河等河流又恢复了清澈美丽的面貌。在废料回收方面，1990年回收的生物废料还不到100万吨，到1996年已经超过了600万吨。垃圾数量持续减少。2000年，德国的垃圾量为40666.3万吨，2002年为38126.2万吨，2003年减少到了36641.2万吨。(27)德国因此成为世界上环保形象最好的国家之一。
进入21世纪，德国的环保政策力度进一步加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继续完善出台有关环境保护的法规。1999年，德国政府开始实施“进入生态税制改革法”，据此，到2003年为止，分阶段加征包括电力税和燃油税在内的生态税，希望通过增加能源消费成本，提高节能意识，减少能源消耗，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德国绿党对此提出的口号是：“你可以不喜欢生态税，但你必须理解它。”2003年1月1日起，德国政府又推出“饮料条例”，对装有啤酒、矿泉水和含汽（如柠檬汽水和可乐等）的易拉罐和一次性饮料瓶等征收25欧分押金，容积超过1.5升者征收50欧分，以便保护环境。其二，在能源的利用和开发方面突显环保意识。2002年4月，正当许多国家准备大力开发核能之际，德国“全面禁止核能法案”正式生效，宣布到2020年，全面停止运行现有的19座核电站，推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节约能源的政策。与此同时，德国的可再生能源利用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2001年，德国风力发电营业额已经达到35亿欧元。2002年上半年，德国新建风力发电风轮830座，风力发电机总数超过12000台，占欧洲总量的一半。根据德国风能联合会的数据，2002年，风力发电占德国总发电量的3.5%，10年内将达到10%。其三，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持续维持较高水平的投资。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统计，2002年，德国企业投资总额为492.88亿欧元，其中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为15亿欧元，约占总投资的3%，2003年，投资总额为477.37亿欧元，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为13.59亿欧元，约占投资总额的2.8%。(28)这种投资结构不仅保证了企业生产过程中对环境的保护能力，也使环保产业成为德国颇具活力的新产业。实际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德国就已经成为世界环保技术产品第一大出口国，用于环境保护的产品已经占据世界市场的21%。(29)
上述表明，生态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思想理念，是德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现实动因，同时，这一新生的思想理念又给德国社会和政治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注释：
①以上观点源自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和英格豪关于后工业社会特征的看法。参见（德）罗伯特·库尔茨：《资本主义黑皮书——自由市场经济的终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②一个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要从三大产业的产值、就业结构等多方面进行考察。德国在20世纪初已经完成工业化。详情参见邢来顺：《德国工业化经济—社会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③Oskar Niedermayer, Klaus von Beyme(Hrsg.), Politische Kultur in Ost-und Westdeutschland, Berlin 1994,S.147.
④（德）海尔曼·亚当：《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政治体制》，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51页。
⑤刘炯中、叶险明：《拨开社会历史的迷雾：马克思的生产力观与现时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66页。
⑥A.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第175-176页。
⑦于尔根·罗特：《联邦共和国的贫困：论精神和物质的贫困化》，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54-55页。
⑧邢来顺：《德国文化解读——人类文化苍穹的双子星座》，济南：济南出版社，2005年，第86页。
⑨［德］玛利昂·格莱芬·登霍夫：《资本主义文明化？》，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213页。
⑩Oskar Niedermayer, Klaus von Beyme(Hrsg.), Politische Kultur in Ost-und Westdeutschland, S. 147；（德）罗伯特·库尔茨：《资本主义黑皮书——自由市场经济的终曲》，第792页。
(11)(12)Bernhard Sch{K5Q402.JPG}fers, Gesellschd ftlicher Wandel in Deutschland.Ein Scudienbuch zur Sozialstruktur und Sozial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SS. 206,204-205.
(13)根据Oskar Niedermayer, Klaus von Beyme(Hrsg.), Politische Kultur in Ost-und Westdeutschland, S.151.提供的数据计算。
(14)［美］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190页。
(15)参见：（德）海尔曼·亚当：《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和政治体制》，第251-252页。
(16)王建政等：《德国新总理施罗德》，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8年，第67页；［德］斐迪南·穆勒－罗密尔、托马斯·波古特克主编：《欧洲执政绿党》，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7页。
(17)Bernhard Sch{K5Q402.JPG}fers: Gesellschaftlicher Wandel in Deutschland. Ein Studienbuch zur Sozialstruktur und Sozial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Stuttgart 1995, S.204.
(18)《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7年第5期，第30页。
(19)［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7页。
(20)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二十八国跨世纪构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8-49页。
(21)Umwelt-und Energiepolitik der Union, http://www.politikerscreen.de/archiv/standpunkt
(22)Werner Weidenfeld, Handbuch zur deutschen Einheit, Frankfurt/Main 1996, SS.672-673.
(23)Presse-und Informationsamt der Bundesregierung, Tatsachen Ueber Deutschland.50 Jahr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Societaets-Verlag 1999, SS. 288-290.
(24)Werner Weidenfeld, Handbuch zur deutschen Einheit, Frankfurt/Main 1996, S. 677.
(25)Institut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K{K5Q401.JPG}ln, Zahlen zur wirtscha ftlichen Entwicklung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数据统计111。
(26)Statistisches Bundesamt Deutschland 2004. http://www. destatis. de/basis/d/umw/ugrtxt.php
(27)Presse-und Informationsamt der Bundesregierung, Tatsachen Ueber Deutschland. 50 Jahr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SS. 281-284, 290;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Deutschland 2005. http://www. destatis. de/basis/d/umw/umwtabl. php
(28)Statistische {K5Q403.JPG} mter des Bundes und der L{K5Q402.JPG}nder, 12. 10. 2005. http://www. statistik-portal. de/Statistik-portal/de_jb10_jahrtabu6.asp
(29)Werner Weidenfeld, Handbuch zur deutschen Einheit, S. 6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