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大战略、遏制战略与隐蔽行动等诸战略
——美国的冷战战略析论
白建才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4期
【原文出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西安)2005年06期第27～34页
【作者简介】白建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 西安 710062）
【关 键 词】美国/冷战/大战略
冷战期间，美国政府为了对抗、削弱并击溃苏联东欧集团，铲除所谓共产主义威胁，制订并实施了诸如遏制战略、新面貌战略、和平战略、缓和战略、超越遏制战略，以及贸易管制战略、和平演变战略、大规模报复战略、灵活反应战略、现实威慑战略、隐蔽行动战略等一系列名目繁多、行色各异的战略。那么，这些战略的相互关系如何？它们在苏东裂变、冷战结束中发挥了什么作用？本文将运用国际战略学理论予以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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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strategy)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概念，但对它的起源及其准确含义能说清楚者恐怕并不多。这一概念古已有之。在我国，早在公元300年左右，西晋史学家司马彪即著《战略》一书，“这可能是此一名词在我国文献中的最早出现”。[1](P4)该书早已佚失，但从散见于其他书的佚文来看，它记录了当时一些重要的战略谋划事例，是一本战略论著。[2]从此这一概念在我国逐渐被使用，如隋朝学者赵煚编写了《战略》二十六卷，明代学者茅元仪著《二十一史战略考》等。但在我国古代，这一概念的使用率并不高，根据李少军先生对二十五史的检索，“战略”作为一个词汇，仅出现过8次，而更多出现的是与其意义相同的“方略”（486次）、“庙算”（66次）、“方策”，以及意义相近的韬略、权谋等。[2]这或许反映了汉语词汇的丰富。至于战略思想，则在晋代以前很早就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孙子是国际公认的我国最早的战略理论家，他的《孙子兵法》是世界现存最早和影响最为深远的战略学著作。
在西方，英文strategy、法语stratègie一词均源于古希腊语strategos（将军）。公元6世纪末，东罗马帝国皇帝摩里斯为教育其将领，著Strategikon一书，意为“将军之道”。但在中世纪，这一概念并未流行。直到1777年法国学者梅齐乐出版了十分畅销的《战争理论》一书，在书中首次正式使用了stratègie一词，将其界定为“作战指导”，该书一再重印，并被翻译成德文、英文等多种文字出版发行，这一概念才被广泛接受和使用。大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学者将其翻译成中文的“战略”。
战略一词原为军事概念，即指导战争的谋略。但20世纪以来，由于世界在两次科技革命的促进之下迅速发展，各国之间的竞争更多地表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这一概念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不再局限于军事领域，而被外延至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科技等其他领域。因此，根据我国权威辞书《辞海》的解释，“战略指政党、国家作出的一定历史时期内具有全局性的谋划”，是“泛指对全局性、高层次的重大问题的筹划与指导”。[3](P1632-1633)
“大战略”(grand strategy, or higher strategy)是“一战”后西方军事理论界引人注目地提出的新概念。英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在1929年出版《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一书中首次明确使用了这一概念，并辟专章进行了论述。之后这一概念在一些西方国家开始流行。法国也将其称为“总体战略”，美国则又将其称为“国家战略”。①关于其内涵，也有个扩展的过程。利德尔·哈特在上述著作中指出：“大战略的任务是协调和指导国家的全部力量以便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即国家政策所确定的目标”。[4](P29)这时他还只是把大战略看做是用以指导军事战略、实现战争目的的更高层次的战略。但他同时也认为，“大战略的领域基本上是一片未被认识的处女地”。
“二战”后，由于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冷战的爆发，美苏的争夺、东西方的竞争已发展为除直接战争之外的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对抗和争夺，各国不仅要制定各个领域的具体战略，还要制定统领和协调这些具体战略以实现国家总政策目标的大战略，大战略的内涵也随之扩展。“二战”期间曾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美国军事家阿·魏德曼在1958年出版的回忆录《魏德曼报告！》中写道：“大战略就是运用国家力量，以实现国家政策所规定的目标的艺术和科学”。他具体指出，这些力量包括政治、经济、心理和军事力量四大类。[5](P38)1964年出版的《美国百科全书》对大战略的内涵作了相似的界定：大战略“在一般意义上指在平时与战时，为获得国家政策的最大限度支持，发展并运用国家的政治、经济、精神以及军事力量的艺术和科学”。[5](P15)我国学者吴春秋在对大战略作了长期研究之后也认为：“大战略是政治集团、国家或国家联盟发展和运用综合国力以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总体战略。”[5](P17)
这些界定大同小异，归纳起来可知，大战略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它是国家（或国家联盟）为实现某一时期政治目标而制订的最高战略或总体战略；其二，它的实施必须综合运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力量。这就是说，大战略统领、指导和协调国家各个方面的战略，国家各方面的战略均服从于、服务于国家的大战略，以国家大战略的目标为最终目标。一个国家能否实现某一时期的政治目标，关键要素之一是能否制定合适的大战略，构建一个行之有效的大战略体系。大战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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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期间美国的大战略是遏制战略。遏制战略是1946-1947年在美苏同盟关系破裂、由合作转向冷战的大背景下，杜鲁门政府依据乔治·凯南的对苏遏制思想及政策建议制订，并于1950年最终确立的。
1946年2月22日，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的乔治·凯南应美国国务院的要求，发回了一封长达8000字的电报，对战后苏联的理论、意图、政策和做法进行了全面分析，并就美国应采取的对策提出了具体建议。凯南认为，苏联和希特勒德国不同，“……它不冒不必要的风险。它对理智的逻辑无动于衷，但对力量的逻辑高度敏感。由于这个缘故，当它在任何一点上遇到强大阻力时，它可以轻易地退却，而且它经常这样做。因此，如果对手拥有足够的力量和表明准备使用它，几乎用不着这样做，如果正确地处理形势，就不必进行有损威望的摊牌”。同时，凯南建议美国政府应不断完善美国社会，加强美国人民的自信、纪律、士气和集体精神，为其他国家规划并提出世界图景等。[6](P696-709)在这封“长电报”中，凯南虽没有使用遏制一词，但已提出了遏制苏联的思想。
1947年7月，已升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进入美国高层决策圈的乔治·凯南又在美国权威期刊《外交》上化名“X”发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明确提出了对苏遏制政策。他指出：“美国对苏联政策的要旨在于，它必须是一种长期的，耐心而又坚定的，警惕地遏制俄国对外扩张倾向的政策”。通过遏制苏联，给苏联施加极大的压力，促使苏联内部发生变化，最终在苏联建立“任何同我们所熟悉的那种私人企业相类似的制度”。[7](P99-110)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对“长电报”的补充和发展。这两份文件在美国政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国务卿马歇尔夸奖“长电报”的分析“十分精彩”，并很快将凯南抽调回国，委以重任。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则将“长电报”复印给高级军官和政府要员人手一份以供学习领会。学术界认为，“这篇文章一发表，使凯南成了公认的遏制理论的思想家”[8](P194)。
凯南对苏遏制的思想理论与政策建议为已决心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的杜鲁门政府提供了一个完美的逻辑依据，据此美国政府很快制定了对苏遏制的政策，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第一次柏林危机、北约的建立等便是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经过3年的实践，1950年4月，美国政府正式将其写入国策大纲中，在著名的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NSC68)《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与计划》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遏制政策”，并做了具体的解说。文件指出，美国“当前的总政策是要创造一种让美国制度得以生存和繁荣的国际环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执行两个不同而又“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的政策：一个是”谋求发展一个健康的国际社会”，这是“即使没有苏联的威胁我们也会奉行的政策”；另一个便是“‘遏制’苏联制度的政策”。那么，什么是“遏制政策”呢？文件解释道：“至于‘遏制’政策，就是采取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以期达到下列目的的政策：(1)阻止苏联强权的进一步扩张；(2)揭露苏联宣传的欺骗性；(3)减少苏联的控制和影响；(4)在苏联制度内培植破坏力量，使克里姆林宫至少能改变其做法，遵守公认的国际准则。”文件还指出，为了执行遏制政策，美国必须拥有总体实力优势，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军事力量，这是因为保持强有力的军事地位既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保证，也是实施遏制政策的必要前提：“如果没有优越的总体军事力量，没有准备好的并随时可以调遣的力量，‘遏制’政策仅仅是虚张声势——因为实际上它只是一种故意做出的、渐进式的威胁”。同时，为了成功地实施遏制政策，必须保留与苏联进行谈判的余地，外交冻结“会使‘遏制’的真正目标落空，因为，它同时会造成一种紧张，从而使我们更难于促使苏联朝适当的方向减少和调整其行为。”[9](P252-253)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NSC68号文件在这里事实上已把遏制政策确定为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大战略。这是因为，第一，遏制政策所要实现的是文件所规定的“创造一种让美国制度得以生存和繁荣的国际环境”这样一个总政策目标；至于文件所规定的遏制政策所要达到的四个目的，则是冷战条件下这一总政策目标的具体化。第二，遏制政策所要采取的是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也即要综合运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精神等各方面的力量，而不是某一个方面的力量。这就具备了大战略的两个基本特征。文件把“遏制”称为“政策”而非“战略”，这并不影响“遏制”作为大战略的存在与实质。根据国际战略学说，“所谓战略与政策，人们经常交替使用这两个词，因为它们在内容上无疑有共同与重叠之处，在名词上相互置换在很多情况下并不会带来歧义”。[10](P104)从政治层面说，遏制是一种政策；从军事层面讲，它又是一种战略。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有时称之为“遏制战略”，有时又称之为“遏制政策”。NSC68号文件是一份政策文件，是要确定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与计划，因此它把”遏制”称为“政策”。但文件同时也指出“冷战实际上是一场关系到自由世界存亡的真正的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把“遏制”称为“战略”也是确切无疑的。特别是在“战略”概念已被“普世化”的情况下，将事关美国国家安全与命运的一项重大政策称为“战略”是完全可行的。
美国政府在制订对苏遏制战略后，始终坚持这一战略，直至冷战结束。虽然1952年大选期间共和党对杜鲁门政府制订的遏制战略大加鞭挞，指责它是“消极、无用和不道德的”，“它将无数人类生灵丢弃给了专制和不信神的恐怖主义”[11](P136)，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制定了自己的“国家安全基本政策”(NSC162/2)，提出了“新面貌战略”，但它只是在新形势下对遏制战略的一种适度调整，本质上还是遏制战略。如NSC162/2指出美国的长期目标是“对付苏联对美国安全的威胁”，“避免严重削弱美国经济或削弱我们的基本价值观和基本制度”。[12](P590)这和NSC68号文件规定的“创造一种让美国制度得以生存和繁荣的国际环境”的目标本质上是一致的。在手段上，NSC162/2指出：“美国应尽可能采取政治、经济、宣传和隐蔽措施给苏联制造麻烦，利用这些麻烦，破坏苏联与中国的关系，使苏联对卫星国的控制复杂化，阻止苏联集团军事和经济潜力的增长”。[12](P595)这也即是遏制战略所要采取的手段。因此，诚如美国学者所言：“事实上，艾森豪威尔政府像每届冷战政府一样，继续执行了遏制政策”。[13](P39)作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遏制战略，新面貌战略的突出特点是特别强调了核威慑的作用，即通过大力发展核武器、声言要用核武器进行大规模报复来阻遏所谓苏联集团的侵略扩张。1960年，在民主、共和两党为争夺总统宝座的新一轮大搏斗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肯尼迪严厉抨击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新面貌战略，提出了他上台后所要实施的“和平战略”，并坦陈他的遏制政策即和平战略。这一战略的特征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强调用和平的方式加强西方盟国的地位，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加强对第三世界的渗透与扩张，确立美国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14](P267)它特别突出了“剑”与“橄榄枝”两手抓的作用。70年代初尼克松政府在世界多极化趋势加强、苏联实力地位上升、美国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又提出了“缓和战略”，这是在美国实力相对衰落条件下的一种遏制战略，其目的在于在保持实力地位的基础上，通过与苏联对话、谈判、缓和关系，加强双方的交流，防止核战争的爆发，遏制苏联的扩张，促使苏联接受现存的国际秩序和苏联社会的变化，促使东欧国家摆脱苏联的控制等。1989年5月老布什总统在美苏关系走向缓和的形势下提出“超越遏制”战略，但“超越遏制”并非放弃遏制，而是在保持美国强大军事实力的基础上，在继续警惕和遏制苏联扩张的同时，利用苏联东欧正在进行改革之机，更多地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各种手段，促进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最终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它本质上还是遏制战略，只是突出了“和平演变”在遏制大战略中的地位。
总之，尽管杜鲁门之后美国历届政府大都提出了自己的国家战略，而没有明确使用遏制战略一词，但万变不离其宗，它们本质上都是遏制战略。由于美国政治体制的特质，每位总统上台后都要和其前任保持一定距离，不肯轻言继承前任的政策，却要标新立异，借以显示自己属有创造力的总统；加之冷战态势在不断变化，根据新的形势进行适度战略调整也在所难免，一些新国家战略概念便应运而生。但只要是在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下，遏制苏联集团所谓共产主义扩张便是美国的第一要务，遏制战略便是美国的大战略。美国著名冷战史学家约翰·加迪斯在1982年出版的一书中认为，“遏制，在过去30年里一直支配美国对外政策。”[11](P362)事实上，在其后10余年中同样如此，直至冷战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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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战略学理论，大战略具有全局性和系统性，是个复杂体系。它犹如一座金字塔，其下有各个层面的战略为基础，“是由各个层面具体的战略架构起来的。”[10](P251)按照法国著名战略理论家博弗尔的解构，大战略体系至少包括三个层次：大战略（他称为“总体战略”）位于金字塔顶端，它决定各个领域战略的目标，并整合其行动；其下为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的战略（他称为“全面战略”），其功能为在本领域内分配任务和协调行动；在每一领域内，又有许多不同战略用以指导各种不同活动。[1](P30)总之大战略体系由大战略和各个领域的战略及其众多子战略构成，它以众多战略及其子战略为依托，统领着众多战略和子战略；这些战略和子战略则依据大战略制订并以大战略的目标为最终目标。
遏制战略作为冷战时期美国的大战略，既然要采取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并综合运用国家的政治、经济、精神以及军事力量以实现其战略目标，就必须依据不断变化着的形势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战略，使其战略手段具体化，使其战略目标通过这些战略得以实现。威慑战略、贸易管制战略、和平演变战略、大规模报复战略、灵活反应战略、现实威慑战略以及隐蔽行动战略等便是这样一些战略。
贸易管制战略属经济战略，是冷战爆发后不久杜鲁门政府即制定、之后美国历届政府都实施的一项重要经济遏制战略，旨在通过管制美国及其西方盟国与苏联集团的贸易，禁止向苏联集团出口战略物资，以阻止其经济、军事实力的增长，并最终实现遏制大战略的目标。早在1946年冷战尚在酝酿之中，美国众议院“战后经济政策计划特别委员会”就提出，“为了防止苏联集团军事力量的增长”，应该实行“范围广泛”的出口管制。[15](P83-84)1947年12月17日，成立不久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其召开的第四次会议上即通过了《对苏联东欧的出口管制》的重要文件，指出：“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美国的安全需要立即、无限期地停止从美国向苏联及其附庸国出口所有美国短缺物资和有助于增强苏联军事潜力的物资”[16](P512)。这就制定了贸易管制战略。1949年2月20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出口管制法》，规定美国实行出口管制的目的之一是促进美国的外交政策，帮助履行美国政府的国际责任；要求美国政府尽可能与盟国合作，共同实施出口管制；利用美国的经济资源和在与共产党国家贸易中的优势，推进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目标。[15](P104)这就把贸易管制战略以国会立法的形式最终确定下来。根据这一战略，美国商务部制定了严格的出口许可证制度，规定凡是从美国出口到苏联集团和西欧国家的所有物资都必须获得美国政府的批准。之后美国政府又通过威胁利诱等手段，迫使和苏联有着传统贸易关系的西欧盟国加入到贸易管制的行列来，于1950年初共同成立了一个“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即“巴黎统筹委员会”），制定了严格的出口管制清单并付诸实施。由于对苏联集团实施了严格的贸易管制，东西方贸易锐减，如1948年时美国对苏联的出口额尚有2700多万美元，到1952年时锐减到只有1.5万美元。之后随着冷战态势的变化，东西方贸易关系时紧时松，但美国从来没有放松对能促进苏联经济军事实力的战略物资的管制，作为美国推行贸易管制战略有力工具的“巴统”组织也只是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后，于1994年宣告解散。美国的贸易管制战略事实上把苏联集团排斥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之外，从而严重延缓了苏联集团经济的发展。
和平演变战略既是一种政治战略，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战略。事实上乔治·凯南的遏制理论和NSC68号文件中已经提出了这一思想，即“在苏联制度内培植破坏力量，使克里姆林宫至少能改变其做法，遵守公认的国际准则”，5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则明确提出。其时苏联的内外政策得到一定程度的调整，表现出某种非斯大林化和改革开放的迹象，美苏关系开始解冻。在这种情况下，1955年1月31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利用苏联和东欧卫星国的弱点》(NSC5505/1)，决定要“通过利用不满和其他麻烦，谋求制造和增强民众及官僚机构对苏联政权的压力，以促进苏联政策和行为的演变……”，要“继续保持反对苏联制度的基本立场，继续说明其邪恶，但强调演变而非革命”。[17](P21)这是美国政府在对苏联东欧的重要政策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要促使其演变，把演变“正式确立为美国的一项目标”。[18]1956年6月29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又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5607号文件《关于东西方交流的政策》。文件明确规定，美国对苏联集团的基本战略是：1.“促进苏联内部的演变，使其政权放弃掠夺性政策，谋求实现苏联人民的愿望而非国际共产主义的全球野心，并逐渐成为依靠民意而非专制警察权力的政权”；2.“促进欧洲卫星国的演变，使之摆脱苏联控制”。[17](P243)那么，如何促进苏联东欧“演变”呢?即如文件标题所示，通过改变过去相互封锁、隔绝、对峙的状态，加强双方在人员、信息、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使苏联东欧的官员、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了解和倾慕美国的富裕生活、自由民主，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促使他们逐渐改变本国的政策和体制。在这里，目标是明确的，是要促使苏联东欧“演变”；手段是和平的，是通过加强“东西方交流”。这实际上是要在和苏联集团的冷战对抗中充分发挥美国“软实力”的效用。和平演变战略最终确立。这一战略一经确立，便成为美国对苏联集团遏制大战略的一个重要支柱，在最终促使苏联东欧在80年代末发生剧变中发挥了潜移默化滴水穿石的作用。
威慑战略、大规模报复战略、灵活反应战略、现实威慑战略、新灵活反应战略分属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尼克松、里根政府的军事战略，这些军事战略是遏制大战略的强大后盾和基本支柱。美苏对抗首先是建立在双方军事实力基础上的，如果双方军事实力悬殊，这种对抗就难以存在，因此双方都把发展军事实力当作头等重要之事。同时，美国要遏制苏联共产主义扩张，首先必须炫耀其武力，并建立进可攻退可守的强大军事同盟，使苏联望而却步。特别是在核时代，如何综合运用常规军事力量和核力量遏制苏联的扩张，而又不引发核战争导致双方乃至人类的毁灭，成为至关重要的头等大事，这就决定了军事战略在遏制战略中的地位。冷战期间，由于双方激烈的军备竞赛，军事实力对比不断发生变化，你消我长，美国的军事战略也不断进行相应调整，使得军事战略成为遏制大战略体系中最不稳定的战略，几乎每位总统都制订了不同于其前任的军事战略。
杜鲁门政府是提出并实施遏制大战略的首届政府，但对自己的军事战略却没有明确使用一个特定概念，我们可以根据其军事战略的实际内容将它概括为“威慑战略”，即通过建立强大军事同盟，大力扩充军备，阻止苏联对西方发动战争，进而实现美国的大战略目标。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谈到北约的建立时承认，它“最大的目的”是对苏联起“威慑”作用。[19](P109)NSC68号文件特别强调增强美国的军事实力，指出：“美国必须切实增加陆海空总兵力、核力量以及空中和对平民的防御能力，以便能够阻止战争的爆发，而且万一发生战争能够保证经受得住第一次打击，并继续实现最终目标”。[9](P287-288)可见这是一种全面发展军事力量进行威慑的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使美国的战略空军和核武器实力大为增强，核武器数量从1948年的50枚增加到1953年的1350枚，处于绝对优势，但常规军事力量仍远远落后于苏联；与此同时，军费开支急剧增加，导致财政赤字。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发展常规军事力量耗资巨大，继续全面发展军事力量的做法必将严重削弱美国的经济，美国必须在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之间保持平衡。据此，在NSC162/2号文件中提出了大规模报复战略，指出，为了对付苏联威胁，维护美国安全，“需要发展和保持一种更强有力的军事态势，重点强调依靠进攻性打击力量进行大规模报复的破坏能力”。[12](P582)“如果发生战争，美国将考虑像使用其他武器那样使用核武器。”[12](P593)这一战略的实质是，通过大力发展核优势，依靠大规模报复的核恫吓、核威慑，遏制苏联的扩张。结果是其核武器到1961年时已猛增至23000枚。
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不仅拥有了包括氢弹在内的相当数量的核武器，而且率先将人造卫星送上太空，表明苏联似乎已具有了将核弹打到美国的能力。与此同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持续高涨，苏联不断乘机谋利，美国很难用“大规模报复”的核威慑予以阻遏。据此，肯尼迪对大规模报复战略严加指责，说它“把美国赶进了一个死胡同，在那里，惟一的抉择就是要么毁灭世界，要么低头屈服”[20](P237)。入主白宫后他很快制定了“灵活反应战略”，主张全面发展各方面的力量，做好打各种战争的准备，灵活反应，用特种部队对付民族解放战争，用常规战争对付有限战争，确立打“两个半战争”的常规战争方针，要求拥有“第二次核打击的力量”。肯尼迪遇刺身亡后约翰逊政府继承了这一战略。
之后，尼克松政府在美国实力地位下降、苏联实力增强和美国实现“核恐怖平衡”的背景下提出了“现实威慑”的军事战略，强调维持核威慑，保持打“一个半战争”常规战争的能力，同时要求盟国也承担起威慑的任务，使对方不敢贸然发动战争。里根政府则提出了“新灵活反应战略”，要求大力扩充美国军事实力，重建对苏军事优势，对苏联实行“多层次威慑”，并有能力和苏联打各种规模的战争。这一战略与肯尼迪政府的灵活反应战略其实并无实质性差别：两者都是一种全方位扩军备战战略，是对其前任有限收缩军事力量的否定；两者都主张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美国的核威慑与常规力量维护美国的全球利益，阻止苏联的侵略扩张。区别或许只在于里根政府的新灵活反应战略是苏联开始走向衰落而非鼎盛时期提出来的，它在实现美国促使苏联内部发生变化的政治目标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隐蔽行动”战略是冷战期间美国为维护西方自由民主制度，遏制苏联扩张，铲除所谓共产主义威胁，综合运用隐蔽的政治战、经济战、心理战和准军事行动等斗争手段，削弱苏联的力量和影响，给苏联权力结构造成最大紧张的战略。同上述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战略一样，隐蔽行动战略也是从属于遏制大战略的一个具体战略。所不同的是这一战略的特点在于，它是专门用来指导美国政府对苏联集团实施的隐蔽行动和秘密战争。由于冷战是一场“真正的全面性战争”，[21](P24)既包括公开的较量争夺，也包括秘密的尔虞我诈互相倾轧，这就决定了隐蔽战线是美国抗击苏联集团的一条重要战线，隐蔽行动成为那些公开的斗争手段无法替代、用来补充公开斗争活动的手段。为此冷战爆发后不久杜鲁门政府即制订了这一战略，决定通过实施隐蔽的政治战、经济战、心理战和准军事行动以补充美国公开的对外活动。之后美国历届政府都继承实施了这一战略。[22]由于遏制战略是要采取“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以实现前述的四个具体目标和一个总目标，隐蔽行动所属的种种手段自然也在其中；同时，隐蔽行动战略所要实现的目标和遏制战略所要实现的四个具体目标几乎完全一致。因此，毫无疑问，隐蔽行动战略也是遏制大战略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战略，是以遏制大战略的目标为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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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扼要论述了冷战期间美国的大战略——遏制战略，以及遏制大战略体系中的一些重要战略。美国的冷战战略体系十分庞杂，40余年中，围绕“遏制共产主义扩张”这根主线，美国在各个方面制定了许多形形色色的战略及其子战略，由于篇幅所限，难以一一解读。这些战略有的昙花一现，提出不久就被新战略取代，如那些军事战略；有的则贯穿始终，长期发挥效用，如贸易管制、隐蔽行动等战略。它们相对独立，“各领风骚”，各自在所属领域发挥作用以实现遏制大战略所规定的目标。同时又互相联系密切配合，其目的手段往往互相交叉重叠，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军事、精神战略与隐蔽行动战略之间。如贸易管制实际上也是一种隐蔽的经济战，和平演变又是一种隐蔽的政治战、心理战。那些军事战略也常常起到一种心理威慑作用。
关于这些战略在冷战中发挥的作用，就某一具体战略来说，作用有大有小。如隐蔽行动战略，它对促使苏东裂变、美国赢得冷战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具体地说，首先，其政治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苏联东欧统治集团内部的紧张气氛，加强了反社会主义因素，加速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特别是80年代，里根政府和罗马教皇相勾结，秘密支持大力扶植波兰反政府的团结工会，使其最终坐大，夺取了政权，在东欧建立了第一个非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在波兰的多米诺效应下，其他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相继垮台，苏联东欧集团土崩瓦解。美国长期对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民族分裂主义者进行公开和秘密支持。80年代中后期美国将一些苏联移民作为间谍派回苏联，使这些人“以激进改革派自居，以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和‘公开性’为借口，四处煽风点火、混淆是听，大肆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宣传活动，为搞乱苏联、搞垮苏共推波助澜”。[23](P111)这些都在苏联剧变和解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次，其经济战加剧了苏联的困难，加速了苏联的崩溃。如80年代中期里根政府秘密实施了一个“沙特行动”计划，即通过设法使沙特阿拉伯增加石油产量的做法使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暴跌，从而使原油输出大国苏联的外汇收入锐减。据中央情报局一份秘密报告说，每桶石油价格下跌1美元，苏每年就会损失5-10亿美元。1985年11月每桶石油价格为30美元，5个月后跌至12美元，据此推算，苏因此损失90-180亿美元。同时石油价格下跌也使一些中东国家因收入减少缩减了对苏联的武器购买，从而减少了苏联的军售外汇收入。苏共中央一位高级官员诺维柯夫说：“石油价格的下跌是破坏性的，它使数百亿美元一扫而空。”外汇收入的锐减给苏联经济带来严重困难，极大影响了苏联进口西方设备、工业材料和农产品，几十个大项目由于缺乏资金被迫中止。[24]当时苏联正在实施加速经济发展战略，急需大量资金进口西方技术设备。里根政府的这些做法对苏联经济造成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再次，其通过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和美国之音等广播及其他方式所进行的秘密宣传战和心理战毒化了苏联集团人民的思想信念，煽动了人们对现政权和社会制度的不满，激发了人们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向往，传播了各地反抗的信息，对80年代末的苏东剧变起了十分重要的煽风点火的作用。冷战期间，专门针对东欧国家的自由欧洲电台每天以保加利亚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匈牙利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等6种语言几乎昼夜不停地进行广播，专门针对苏联的自由电台每天以俄语和其他11种苏联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广播，所发挥的功效是难以计量的。前波兰政府相信，“如果美国关闭自由欧洲电台，地下组织就会完全停止存在”。[25]（PⅩⅢ）曾担任卡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也认为，苏联集团“丧失对信息传播的垄断是共产党集权统治垮台的关键”。[25]（PⅩⅢ）有学者甚至认为，西方之所以赢得冷战，“不是通过使用武器”，而是通过“比剑更有力的无线电广播”“不战而屈人之兵”。[25]（PⅩⅢ）最后，其准军事行动虽然屡遭失败，但也时有成功。特别是80年代在亚非拉的全面出击，给苏联造成巨大压力，迫使苏联进行全面收缩，最终结束冷战。如里根政府给阿富汗游击队秘密提供的先进武器装备等军事援助极大地加强了阿富汗游击队的实力，给入侵苏军以沉重打击，使阿富汗战争变成了“苏联的越南战争”。1992年解密的苏联档案表明，“美国在1986年向阿富汗游击队提供‘毒刺’导弹是促使戈尔巴乔夫”下决心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性因素”。[26](P521)
相反，那些军事战略则产生严重后果。它们导致了激烈的军备竞赛，加剧了世界的紧张局势，双方制造的总数多达50000余枚核弹使人类生活在了核毁灭的阴影之下；也严重影响了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使美国出现巨额财政赤字，由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最大的债务国，到冷战结束时其财政赤字高达3000亿美元，国债高达40000亿美元；同时也使美国长期深陷越南战争，人民生灵涂炭，国家声誉扫地。
如果就这些战略构建的遏制大战略体系整体而言，可以说对促使苏东裂变、冷战结束发挥了巨大作用。不可否认，苏联东欧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放弃实行多年的社会主义，乃至华约解散，苏联解体，内因是主要的、根本的。但如果没有美国的长期“遏制”，没有遏制战略体系中那些政治、经济、军事、精神、隐蔽行动等战略加剧苏联东欧的困难，给苏联的权力机构造成最大的紧张，在苏联东欧内部培植破坏的种子，苏联东欧断然不会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剧变解体。同样，冷战之所以在1990年结束，从表面上看，是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进行了政策调整，妥协退让，放弃对抗的结果。但这种政策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长期推行的冷战战略体系综合作用的结果。正是由于冷战期间美国制定了一整套大体上行之有效的战略体系，极大地加剧了苏联的困难，才促使苏联在80年代中后期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外政策，最终结束了冷战。因此可以说，冷战的结束也是美国以遏制战略为代表的大战略体系成功作用的结果。遏制大战略体系中各个方面的战略互相配合，共同作用，使遏制战略的目标最终得以实现。
①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主要有三种：1.国家战略是国家的总体战略，大战略是其中关于国家安全部分，即国家安全战略。2.大战略是国家集团或联盟的战略，而国家战略是一国本身的战略。3.国家战略和大战略属同一层次，前者对内，后者对外。详见吴春秋：《大战略论》，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4期
【原文出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西安)2005年06期第27～34页
【作者简介】白建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 西安 710062）
| 【内容提要】 | 冷战期间，美国政府为了对抗、削弱并击溃苏联东欧集团，铲除所谓共产主义威胁，制订并实施了诸如遏制战略、新面貌战略、和平战略、缓和战略、超越遏制战略，以及贸易管制战略、和平演变战略、大规模报复战略、灵活反应战略、现实威慑战略、隐蔽行动战略等一系列名目繁多、行色各异的战略，形成了一个金字塔般的战略体系。遏制战略是贯穿冷战始终的、统领众多战略的大战略；新面貌战略、和平战略、缓和战略、超越遏制战略本质上依然是遏制战略；贸易管制战略、和平演变战略、大规模报复战略、灵活反应战略、现实威慑战略、隐蔽行动战略等则是服务于遏制大战略的具体战略。这些战略各有所指，互相配合，共同作用，在促使苏东裂变、结束冷战中发挥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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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strategy)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概念，但对它的起源及其准确含义能说清楚者恐怕并不多。这一概念古已有之。在我国，早在公元300年左右，西晋史学家司马彪即著《战略》一书，“这可能是此一名词在我国文献中的最早出现”。[1](P4)该书早已佚失，但从散见于其他书的佚文来看，它记录了当时一些重要的战略谋划事例，是一本战略论著。[2]从此这一概念在我国逐渐被使用，如隋朝学者赵煚编写了《战略》二十六卷，明代学者茅元仪著《二十一史战略考》等。但在我国古代，这一概念的使用率并不高，根据李少军先生对二十五史的检索，“战略”作为一个词汇，仅出现过8次，而更多出现的是与其意义相同的“方略”（486次）、“庙算”（66次）、“方策”，以及意义相近的韬略、权谋等。[2]这或许反映了汉语词汇的丰富。至于战略思想，则在晋代以前很早就出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孙子是国际公认的我国最早的战略理论家，他的《孙子兵法》是世界现存最早和影响最为深远的战略学著作。
在西方，英文strategy、法语stratègie一词均源于古希腊语strategos（将军）。公元6世纪末，东罗马帝国皇帝摩里斯为教育其将领，著Strategikon一书，意为“将军之道”。但在中世纪，这一概念并未流行。直到1777年法国学者梅齐乐出版了十分畅销的《战争理论》一书，在书中首次正式使用了stratègie一词，将其界定为“作战指导”，该书一再重印，并被翻译成德文、英文等多种文字出版发行，这一概念才被广泛接受和使用。大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学者将其翻译成中文的“战略”。
战略一词原为军事概念，即指导战争的谋略。但20世纪以来，由于世界在两次科技革命的促进之下迅速发展，各国之间的竞争更多地表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这一概念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不再局限于军事领域，而被外延至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科技等其他领域。因此，根据我国权威辞书《辞海》的解释，“战略指政党、国家作出的一定历史时期内具有全局性的谋划”，是“泛指对全局性、高层次的重大问题的筹划与指导”。[3](P1632-1633)
“大战略”(grand strategy, or higher strategy)是“一战”后西方军事理论界引人注目地提出的新概念。英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在1929年出版《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一书中首次明确使用了这一概念，并辟专章进行了论述。之后这一概念在一些西方国家开始流行。法国也将其称为“总体战略”，美国则又将其称为“国家战略”。①关于其内涵，也有个扩展的过程。利德尔·哈特在上述著作中指出：“大战略的任务是协调和指导国家的全部力量以便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即国家政策所确定的目标”。[4](P29)这时他还只是把大战略看做是用以指导军事战略、实现战争目的的更高层次的战略。但他同时也认为，“大战略的领域基本上是一片未被认识的处女地”。
“二战”后，由于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冷战的爆发，美苏的争夺、东西方的竞争已发展为除直接战争之外的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对抗和争夺，各国不仅要制定各个领域的具体战略，还要制定统领和协调这些具体战略以实现国家总政策目标的大战略，大战略的内涵也随之扩展。“二战”期间曾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美国军事家阿·魏德曼在1958年出版的回忆录《魏德曼报告！》中写道：“大战略就是运用国家力量，以实现国家政策所规定的目标的艺术和科学”。他具体指出，这些力量包括政治、经济、心理和军事力量四大类。[5](P38)1964年出版的《美国百科全书》对大战略的内涵作了相似的界定：大战略“在一般意义上指在平时与战时，为获得国家政策的最大限度支持，发展并运用国家的政治、经济、精神以及军事力量的艺术和科学”。[5](P15)我国学者吴春秋在对大战略作了长期研究之后也认为：“大战略是政治集团、国家或国家联盟发展和运用综合国力以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总体战略。”[5](P17)
这些界定大同小异，归纳起来可知，大战略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它是国家（或国家联盟）为实现某一时期政治目标而制订的最高战略或总体战略；其二，它的实施必须综合运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力量。这就是说，大战略统领、指导和协调国家各个方面的战略，国家各方面的战略均服从于、服务于国家的大战略，以国家大战略的目标为最终目标。一个国家能否实现某一时期的政治目标，关键要素之一是能否制定合适的大战略，构建一个行之有效的大战略体系。大战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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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期间美国的大战略是遏制战略。遏制战略是1946-1947年在美苏同盟关系破裂、由合作转向冷战的大背景下，杜鲁门政府依据乔治·凯南的对苏遏制思想及政策建议制订，并于1950年最终确立的。
1946年2月22日，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的乔治·凯南应美国国务院的要求，发回了一封长达8000字的电报，对战后苏联的理论、意图、政策和做法进行了全面分析，并就美国应采取的对策提出了具体建议。凯南认为，苏联和希特勒德国不同，“……它不冒不必要的风险。它对理智的逻辑无动于衷，但对力量的逻辑高度敏感。由于这个缘故，当它在任何一点上遇到强大阻力时，它可以轻易地退却，而且它经常这样做。因此，如果对手拥有足够的力量和表明准备使用它，几乎用不着这样做，如果正确地处理形势，就不必进行有损威望的摊牌”。同时，凯南建议美国政府应不断完善美国社会，加强美国人民的自信、纪律、士气和集体精神，为其他国家规划并提出世界图景等。[6](P696-709)在这封“长电报”中，凯南虽没有使用遏制一词，但已提出了遏制苏联的思想。
1947年7月，已升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进入美国高层决策圈的乔治·凯南又在美国权威期刊《外交》上化名“X”发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明确提出了对苏遏制政策。他指出：“美国对苏联政策的要旨在于，它必须是一种长期的，耐心而又坚定的，警惕地遏制俄国对外扩张倾向的政策”。通过遏制苏联，给苏联施加极大的压力，促使苏联内部发生变化，最终在苏联建立“任何同我们所熟悉的那种私人企业相类似的制度”。[7](P99-110)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对“长电报”的补充和发展。这两份文件在美国政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国务卿马歇尔夸奖“长电报”的分析“十分精彩”，并很快将凯南抽调回国，委以重任。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则将“长电报”复印给高级军官和政府要员人手一份以供学习领会。学术界认为，“这篇文章一发表，使凯南成了公认的遏制理论的思想家”[8](P194)。
凯南对苏遏制的思想理论与政策建议为已决心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的杜鲁门政府提供了一个完美的逻辑依据，据此美国政府很快制定了对苏遏制的政策，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第一次柏林危机、北约的建立等便是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经过3年的实践，1950年4月，美国政府正式将其写入国策大纲中，在著名的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NSC68)《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与计划》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遏制政策”，并做了具体的解说。文件指出，美国“当前的总政策是要创造一种让美国制度得以生存和繁荣的国际环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执行两个不同而又“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的政策：一个是”谋求发展一个健康的国际社会”，这是“即使没有苏联的威胁我们也会奉行的政策”；另一个便是“‘遏制’苏联制度的政策”。那么，什么是“遏制政策”呢？文件解释道：“至于‘遏制’政策，就是采取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以期达到下列目的的政策：(1)阻止苏联强权的进一步扩张；(2)揭露苏联宣传的欺骗性；(3)减少苏联的控制和影响；(4)在苏联制度内培植破坏力量，使克里姆林宫至少能改变其做法，遵守公认的国际准则。”文件还指出，为了执行遏制政策，美国必须拥有总体实力优势，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军事力量，这是因为保持强有力的军事地位既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保证，也是实施遏制政策的必要前提：“如果没有优越的总体军事力量，没有准备好的并随时可以调遣的力量，‘遏制’政策仅仅是虚张声势——因为实际上它只是一种故意做出的、渐进式的威胁”。同时，为了成功地实施遏制政策，必须保留与苏联进行谈判的余地，外交冻结“会使‘遏制’的真正目标落空，因为，它同时会造成一种紧张，从而使我们更难于促使苏联朝适当的方向减少和调整其行为。”[9](P252-253)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NSC68号文件在这里事实上已把遏制政策确定为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大战略。这是因为，第一，遏制政策所要实现的是文件所规定的“创造一种让美国制度得以生存和繁荣的国际环境”这样一个总政策目标；至于文件所规定的遏制政策所要达到的四个目的，则是冷战条件下这一总政策目标的具体化。第二，遏制政策所要采取的是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也即要综合运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精神等各方面的力量，而不是某一个方面的力量。这就具备了大战略的两个基本特征。文件把“遏制”称为“政策”而非“战略”，这并不影响“遏制”作为大战略的存在与实质。根据国际战略学说，“所谓战略与政策，人们经常交替使用这两个词，因为它们在内容上无疑有共同与重叠之处，在名词上相互置换在很多情况下并不会带来歧义”。[10](P104)从政治层面说，遏制是一种政策；从军事层面讲，它又是一种战略。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有时称之为“遏制战略”，有时又称之为“遏制政策”。NSC68号文件是一份政策文件，是要确定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与计划，因此它把”遏制”称为“政策”。但文件同时也指出“冷战实际上是一场关系到自由世界存亡的真正的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把“遏制”称为“战略”也是确切无疑的。特别是在“战略”概念已被“普世化”的情况下，将事关美国国家安全与命运的一项重大政策称为“战略”是完全可行的。
美国政府在制订对苏遏制战略后，始终坚持这一战略，直至冷战结束。虽然1952年大选期间共和党对杜鲁门政府制订的遏制战略大加鞭挞，指责它是“消极、无用和不道德的”，“它将无数人类生灵丢弃给了专制和不信神的恐怖主义”[11](P136)，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制定了自己的“国家安全基本政策”(NSC162/2)，提出了“新面貌战略”，但它只是在新形势下对遏制战略的一种适度调整，本质上还是遏制战略。如NSC162/2指出美国的长期目标是“对付苏联对美国安全的威胁”，“避免严重削弱美国经济或削弱我们的基本价值观和基本制度”。[12](P590)这和NSC68号文件规定的“创造一种让美国制度得以生存和繁荣的国际环境”的目标本质上是一致的。在手段上，NSC162/2指出：“美国应尽可能采取政治、经济、宣传和隐蔽措施给苏联制造麻烦，利用这些麻烦，破坏苏联与中国的关系，使苏联对卫星国的控制复杂化，阻止苏联集团军事和经济潜力的增长”。[12](P595)这也即是遏制战略所要采取的手段。因此，诚如美国学者所言：“事实上，艾森豪威尔政府像每届冷战政府一样，继续执行了遏制政策”。[13](P39)作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遏制战略，新面貌战略的突出特点是特别强调了核威慑的作用，即通过大力发展核武器、声言要用核武器进行大规模报复来阻遏所谓苏联集团的侵略扩张。1960年，在民主、共和两党为争夺总统宝座的新一轮大搏斗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肯尼迪严厉抨击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新面貌战略，提出了他上台后所要实施的“和平战略”，并坦陈他的遏制政策即和平战略。这一战略的特征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强调用和平的方式加强西方盟国的地位，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加强对第三世界的渗透与扩张，确立美国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14](P267)它特别突出了“剑”与“橄榄枝”两手抓的作用。70年代初尼克松政府在世界多极化趋势加强、苏联实力地位上升、美国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又提出了“缓和战略”，这是在美国实力相对衰落条件下的一种遏制战略，其目的在于在保持实力地位的基础上，通过与苏联对话、谈判、缓和关系，加强双方的交流，防止核战争的爆发，遏制苏联的扩张，促使苏联接受现存的国际秩序和苏联社会的变化，促使东欧国家摆脱苏联的控制等。1989年5月老布什总统在美苏关系走向缓和的形势下提出“超越遏制”战略，但“超越遏制”并非放弃遏制，而是在保持美国强大军事实力的基础上，在继续警惕和遏制苏联扩张的同时，利用苏联东欧正在进行改革之机，更多地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各种手段，促进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最终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它本质上还是遏制战略，只是突出了“和平演变”在遏制大战略中的地位。
总之，尽管杜鲁门之后美国历届政府大都提出了自己的国家战略，而没有明确使用遏制战略一词，但万变不离其宗，它们本质上都是遏制战略。由于美国政治体制的特质，每位总统上台后都要和其前任保持一定距离，不肯轻言继承前任的政策，却要标新立异，借以显示自己属有创造力的总统；加之冷战态势在不断变化，根据新的形势进行适度战略调整也在所难免，一些新国家战略概念便应运而生。但只要是在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下，遏制苏联集团所谓共产主义扩张便是美国的第一要务，遏制战略便是美国的大战略。美国著名冷战史学家约翰·加迪斯在1982年出版的一书中认为，“遏制，在过去30年里一直支配美国对外政策。”[11](P362)事实上，在其后10余年中同样如此，直至冷战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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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战略学理论，大战略具有全局性和系统性，是个复杂体系。它犹如一座金字塔，其下有各个层面的战略为基础，“是由各个层面具体的战略架构起来的。”[10](P251)按照法国著名战略理论家博弗尔的解构，大战略体系至少包括三个层次：大战略（他称为“总体战略”）位于金字塔顶端，它决定各个领域战略的目标，并整合其行动；其下为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领域的战略（他称为“全面战略”），其功能为在本领域内分配任务和协调行动；在每一领域内，又有许多不同战略用以指导各种不同活动。[1](P30)总之大战略体系由大战略和各个领域的战略及其众多子战略构成，它以众多战略及其子战略为依托，统领着众多战略和子战略；这些战略和子战略则依据大战略制订并以大战略的目标为最终目标。
遏制战略作为冷战时期美国的大战略，既然要采取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并综合运用国家的政治、经济、精神以及军事力量以实现其战略目标，就必须依据不断变化着的形势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战略，使其战略手段具体化，使其战略目标通过这些战略得以实现。威慑战略、贸易管制战略、和平演变战略、大规模报复战略、灵活反应战略、现实威慑战略以及隐蔽行动战略等便是这样一些战略。
贸易管制战略属经济战略，是冷战爆发后不久杜鲁门政府即制定、之后美国历届政府都实施的一项重要经济遏制战略，旨在通过管制美国及其西方盟国与苏联集团的贸易，禁止向苏联集团出口战略物资，以阻止其经济、军事实力的增长，并最终实现遏制大战略的目标。早在1946年冷战尚在酝酿之中，美国众议院“战后经济政策计划特别委员会”就提出，“为了防止苏联集团军事力量的增长”，应该实行“范围广泛”的出口管制。[15](P83-84)1947年12月17日，成立不久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其召开的第四次会议上即通过了《对苏联东欧的出口管制》的重要文件，指出：“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美国的安全需要立即、无限期地停止从美国向苏联及其附庸国出口所有美国短缺物资和有助于增强苏联军事潜力的物资”[16](P512)。这就制定了贸易管制战略。1949年2月20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出口管制法》，规定美国实行出口管制的目的之一是促进美国的外交政策，帮助履行美国政府的国际责任；要求美国政府尽可能与盟国合作，共同实施出口管制；利用美国的经济资源和在与共产党国家贸易中的优势，推进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目标。[15](P104)这就把贸易管制战略以国会立法的形式最终确定下来。根据这一战略，美国商务部制定了严格的出口许可证制度，规定凡是从美国出口到苏联集团和西欧国家的所有物资都必须获得美国政府的批准。之后美国政府又通过威胁利诱等手段，迫使和苏联有着传统贸易关系的西欧盟国加入到贸易管制的行列来，于1950年初共同成立了一个“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即“巴黎统筹委员会”），制定了严格的出口管制清单并付诸实施。由于对苏联集团实施了严格的贸易管制，东西方贸易锐减，如1948年时美国对苏联的出口额尚有2700多万美元，到1952年时锐减到只有1.5万美元。之后随着冷战态势的变化，东西方贸易关系时紧时松，但美国从来没有放松对能促进苏联经济军事实力的战略物资的管制，作为美国推行贸易管制战略有力工具的“巴统”组织也只是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后，于1994年宣告解散。美国的贸易管制战略事实上把苏联集团排斥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之外，从而严重延缓了苏联集团经济的发展。
和平演变战略既是一种政治战略，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战略。事实上乔治·凯南的遏制理论和NSC68号文件中已经提出了这一思想，即“在苏联制度内培植破坏力量，使克里姆林宫至少能改变其做法，遵守公认的国际准则”，5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则明确提出。其时苏联的内外政策得到一定程度的调整，表现出某种非斯大林化和改革开放的迹象，美苏关系开始解冻。在这种情况下，1955年1月31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利用苏联和东欧卫星国的弱点》(NSC5505/1)，决定要“通过利用不满和其他麻烦，谋求制造和增强民众及官僚机构对苏联政权的压力，以促进苏联政策和行为的演变……”，要“继续保持反对苏联制度的基本立场，继续说明其邪恶，但强调演变而非革命”。[17](P21)这是美国政府在对苏联东欧的重要政策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要促使其演变，把演变“正式确立为美国的一项目标”。[18]1956年6月29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又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5607号文件《关于东西方交流的政策》。文件明确规定，美国对苏联集团的基本战略是：1.“促进苏联内部的演变，使其政权放弃掠夺性政策，谋求实现苏联人民的愿望而非国际共产主义的全球野心，并逐渐成为依靠民意而非专制警察权力的政权”；2.“促进欧洲卫星国的演变，使之摆脱苏联控制”。[17](P243)那么，如何促进苏联东欧“演变”呢?即如文件标题所示，通过改变过去相互封锁、隔绝、对峙的状态，加强双方在人员、信息、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使苏联东欧的官员、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了解和倾慕美国的富裕生活、自由民主，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促使他们逐渐改变本国的政策和体制。在这里，目标是明确的，是要促使苏联东欧“演变”；手段是和平的，是通过加强“东西方交流”。这实际上是要在和苏联集团的冷战对抗中充分发挥美国“软实力”的效用。和平演变战略最终确立。这一战略一经确立，便成为美国对苏联集团遏制大战略的一个重要支柱，在最终促使苏联东欧在80年代末发生剧变中发挥了潜移默化滴水穿石的作用。
威慑战略、大规模报复战略、灵活反应战略、现实威慑战略、新灵活反应战略分属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尼克松、里根政府的军事战略，这些军事战略是遏制大战略的强大后盾和基本支柱。美苏对抗首先是建立在双方军事实力基础上的，如果双方军事实力悬殊，这种对抗就难以存在，因此双方都把发展军事实力当作头等重要之事。同时，美国要遏制苏联共产主义扩张，首先必须炫耀其武力，并建立进可攻退可守的强大军事同盟，使苏联望而却步。特别是在核时代，如何综合运用常规军事力量和核力量遏制苏联的扩张，而又不引发核战争导致双方乃至人类的毁灭，成为至关重要的头等大事，这就决定了军事战略在遏制战略中的地位。冷战期间，由于双方激烈的军备竞赛，军事实力对比不断发生变化，你消我长，美国的军事战略也不断进行相应调整，使得军事战略成为遏制大战略体系中最不稳定的战略，几乎每位总统都制订了不同于其前任的军事战略。
杜鲁门政府是提出并实施遏制大战略的首届政府，但对自己的军事战略却没有明确使用一个特定概念，我们可以根据其军事战略的实际内容将它概括为“威慑战略”，即通过建立强大军事同盟，大力扩充军备，阻止苏联对西方发动战争，进而实现美国的大战略目标。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谈到北约的建立时承认，它“最大的目的”是对苏联起“威慑”作用。[19](P109)NSC68号文件特别强调增强美国的军事实力，指出：“美国必须切实增加陆海空总兵力、核力量以及空中和对平民的防御能力，以便能够阻止战争的爆发，而且万一发生战争能够保证经受得住第一次打击，并继续实现最终目标”。[9](P287-288)可见这是一种全面发展军事力量进行威慑的战略。这一战略的实施使美国的战略空军和核武器实力大为增强，核武器数量从1948年的50枚增加到1953年的1350枚，处于绝对优势，但常规军事力量仍远远落后于苏联；与此同时，军费开支急剧增加，导致财政赤字。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发展常规军事力量耗资巨大，继续全面发展军事力量的做法必将严重削弱美国的经济，美国必须在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之间保持平衡。据此，在NSC162/2号文件中提出了大规模报复战略，指出，为了对付苏联威胁，维护美国安全，“需要发展和保持一种更强有力的军事态势，重点强调依靠进攻性打击力量进行大规模报复的破坏能力”。[12](P582)“如果发生战争，美国将考虑像使用其他武器那样使用核武器。”[12](P593)这一战略的实质是，通过大力发展核优势，依靠大规模报复的核恫吓、核威慑，遏制苏联的扩张。结果是其核武器到1961年时已猛增至23000枚。
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经过10多年的发展，不仅拥有了包括氢弹在内的相当数量的核武器，而且率先将人造卫星送上太空，表明苏联似乎已具有了将核弹打到美国的能力。与此同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持续高涨，苏联不断乘机谋利，美国很难用“大规模报复”的核威慑予以阻遏。据此，肯尼迪对大规模报复战略严加指责，说它“把美国赶进了一个死胡同，在那里，惟一的抉择就是要么毁灭世界，要么低头屈服”[20](P237)。入主白宫后他很快制定了“灵活反应战略”，主张全面发展各方面的力量，做好打各种战争的准备，灵活反应，用特种部队对付民族解放战争，用常规战争对付有限战争，确立打“两个半战争”的常规战争方针，要求拥有“第二次核打击的力量”。肯尼迪遇刺身亡后约翰逊政府继承了这一战略。
之后，尼克松政府在美国实力地位下降、苏联实力增强和美国实现“核恐怖平衡”的背景下提出了“现实威慑”的军事战略，强调维持核威慑，保持打“一个半战争”常规战争的能力，同时要求盟国也承担起威慑的任务，使对方不敢贸然发动战争。里根政府则提出了“新灵活反应战略”，要求大力扩充美国军事实力，重建对苏军事优势，对苏联实行“多层次威慑”，并有能力和苏联打各种规模的战争。这一战略与肯尼迪政府的灵活反应战略其实并无实质性差别：两者都是一种全方位扩军备战战略，是对其前任有限收缩军事力量的否定；两者都主张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美国的核威慑与常规力量维护美国的全球利益，阻止苏联的侵略扩张。区别或许只在于里根政府的新灵活反应战略是苏联开始走向衰落而非鼎盛时期提出来的，它在实现美国促使苏联内部发生变化的政治目标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隐蔽行动”战略是冷战期间美国为维护西方自由民主制度，遏制苏联扩张，铲除所谓共产主义威胁，综合运用隐蔽的政治战、经济战、心理战和准军事行动等斗争手段，削弱苏联的力量和影响，给苏联权力结构造成最大紧张的战略。同上述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战略一样，隐蔽行动战略也是从属于遏制大战略的一个具体战略。所不同的是这一战略的特点在于，它是专门用来指导美国政府对苏联集团实施的隐蔽行动和秘密战争。由于冷战是一场“真正的全面性战争”，[21](P24)既包括公开的较量争夺，也包括秘密的尔虞我诈互相倾轧，这就决定了隐蔽战线是美国抗击苏联集团的一条重要战线，隐蔽行动成为那些公开的斗争手段无法替代、用来补充公开斗争活动的手段。为此冷战爆发后不久杜鲁门政府即制订了这一战略，决定通过实施隐蔽的政治战、经济战、心理战和准军事行动以补充美国公开的对外活动。之后美国历届政府都继承实施了这一战略。[22]由于遏制战略是要采取“除战争之外的一切手段”以实现前述的四个具体目标和一个总目标，隐蔽行动所属的种种手段自然也在其中；同时，隐蔽行动战略所要实现的目标和遏制战略所要实现的四个具体目标几乎完全一致。因此，毫无疑问，隐蔽行动战略也是遏制大战略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战略，是以遏制大战略的目标为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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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扼要论述了冷战期间美国的大战略——遏制战略，以及遏制大战略体系中的一些重要战略。美国的冷战战略体系十分庞杂，40余年中，围绕“遏制共产主义扩张”这根主线，美国在各个方面制定了许多形形色色的战略及其子战略，由于篇幅所限，难以一一解读。这些战略有的昙花一现，提出不久就被新战略取代，如那些军事战略；有的则贯穿始终，长期发挥效用，如贸易管制、隐蔽行动等战略。它们相对独立，“各领风骚”，各自在所属领域发挥作用以实现遏制大战略所规定的目标。同时又互相联系密切配合，其目的手段往往互相交叉重叠，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军事、精神战略与隐蔽行动战略之间。如贸易管制实际上也是一种隐蔽的经济战，和平演变又是一种隐蔽的政治战、心理战。那些军事战略也常常起到一种心理威慑作用。
关于这些战略在冷战中发挥的作用，就某一具体战略来说，作用有大有小。如隐蔽行动战略，它对促使苏东裂变、美国赢得冷战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具体地说，首先，其政治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苏联东欧统治集团内部的紧张气氛，加强了反社会主义因素，加速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特别是80年代，里根政府和罗马教皇相勾结，秘密支持大力扶植波兰反政府的团结工会，使其最终坐大，夺取了政权，在东欧建立了第一个非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在波兰的多米诺效应下，其他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相继垮台，苏联东欧集团土崩瓦解。美国长期对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民族分裂主义者进行公开和秘密支持。80年代中后期美国将一些苏联移民作为间谍派回苏联，使这些人“以激进改革派自居，以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和‘公开性’为借口，四处煽风点火、混淆是听，大肆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宣传活动，为搞乱苏联、搞垮苏共推波助澜”。[23](P111)这些都在苏联剧变和解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次，其经济战加剧了苏联的困难，加速了苏联的崩溃。如80年代中期里根政府秘密实施了一个“沙特行动”计划，即通过设法使沙特阿拉伯增加石油产量的做法使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暴跌，从而使原油输出大国苏联的外汇收入锐减。据中央情报局一份秘密报告说，每桶石油价格下跌1美元，苏每年就会损失5-10亿美元。1985年11月每桶石油价格为30美元，5个月后跌至12美元，据此推算，苏因此损失90-180亿美元。同时石油价格下跌也使一些中东国家因收入减少缩减了对苏联的武器购买，从而减少了苏联的军售外汇收入。苏共中央一位高级官员诺维柯夫说：“石油价格的下跌是破坏性的，它使数百亿美元一扫而空。”外汇收入的锐减给苏联经济带来严重困难，极大影响了苏联进口西方设备、工业材料和农产品，几十个大项目由于缺乏资金被迫中止。[24]当时苏联正在实施加速经济发展战略，急需大量资金进口西方技术设备。里根政府的这些做法对苏联经济造成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再次，其通过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和美国之音等广播及其他方式所进行的秘密宣传战和心理战毒化了苏联集团人民的思想信念，煽动了人们对现政权和社会制度的不满，激发了人们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向往，传播了各地反抗的信息，对80年代末的苏东剧变起了十分重要的煽风点火的作用。冷战期间，专门针对东欧国家的自由欧洲电台每天以保加利亚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匈牙利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等6种语言几乎昼夜不停地进行广播，专门针对苏联的自由电台每天以俄语和其他11种苏联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广播，所发挥的功效是难以计量的。前波兰政府相信，“如果美国关闭自由欧洲电台，地下组织就会完全停止存在”。[25]（PⅩⅢ）曾担任卡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也认为，苏联集团“丧失对信息传播的垄断是共产党集权统治垮台的关键”。[25]（PⅩⅢ）有学者甚至认为，西方之所以赢得冷战，“不是通过使用武器”，而是通过“比剑更有力的无线电广播”“不战而屈人之兵”。[25]（PⅩⅢ）最后，其准军事行动虽然屡遭失败，但也时有成功。特别是80年代在亚非拉的全面出击，给苏联造成巨大压力，迫使苏联进行全面收缩，最终结束冷战。如里根政府给阿富汗游击队秘密提供的先进武器装备等军事援助极大地加强了阿富汗游击队的实力，给入侵苏军以沉重打击，使阿富汗战争变成了“苏联的越南战争”。1992年解密的苏联档案表明，“美国在1986年向阿富汗游击队提供‘毒刺’导弹是促使戈尔巴乔夫”下决心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性因素”。[26](P521)
相反，那些军事战略则产生严重后果。它们导致了激烈的军备竞赛，加剧了世界的紧张局势，双方制造的总数多达50000余枚核弹使人类生活在了核毁灭的阴影之下；也严重影响了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使美国出现巨额财政赤字，由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最大的债务国，到冷战结束时其财政赤字高达3000亿美元，国债高达40000亿美元；同时也使美国长期深陷越南战争，人民生灵涂炭，国家声誉扫地。
如果就这些战略构建的遏制大战略体系整体而言，可以说对促使苏东裂变、冷战结束发挥了巨大作用。不可否认，苏联东欧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放弃实行多年的社会主义，乃至华约解散，苏联解体，内因是主要的、根本的。但如果没有美国的长期“遏制”，没有遏制战略体系中那些政治、经济、军事、精神、隐蔽行动等战略加剧苏联东欧的困难，给苏联的权力机构造成最大的紧张，在苏联东欧内部培植破坏的种子，苏联东欧断然不会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剧变解体。同样，冷战之所以在1990年结束，从表面上看，是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进行了政策调整，妥协退让，放弃对抗的结果。但这种政策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长期推行的冷战战略体系综合作用的结果。正是由于冷战期间美国制定了一整套大体上行之有效的战略体系，极大地加剧了苏联的困难，才促使苏联在80年代中后期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外政策，最终结束了冷战。因此可以说，冷战的结束也是美国以遏制战略为代表的大战略体系成功作用的结果。遏制大战略体系中各个方面的战略互相配合，共同作用，使遏制战略的目标最终得以实现。
①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主要有三种：1.国家战略是国家的总体战略，大战略是其中关于国家安全部分，即国家安全战略。2.大战略是国家集团或联盟的战略，而国家战略是一国本身的战略。3.国家战略和大战略属同一层次，前者对内，后者对外。详见吴春秋：《大战略论》，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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