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美国自由主义传统与威尔逊国际政治理想形成
杨春龙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4期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问题》(沪)2005年06期第42～48页
【作者简介】杨春龙，淮阴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淮阴 223001
【关 键 词】伍德罗·威尔逊/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理想主义/新扩张主义
自由主义是美国历史文化传统的重要方面。在美国政治精英的国际政治观中，自由主义始终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对美国政治精英国际政治观中自由主义传统的意义似重视不够，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我们对美国外交中“理想主义”的解读。在美国，伍德罗·威尔逊不仅以“理想主义”著称，而且被尊为“现代美国国际主义之父”。[1](p.37)崇尚传统是英美文化的基本特征，更是威尔逊的显著个性。作为长期从事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的学者型政治家，威尔逊对西方传统、尤其美国传统有着深刻理解。在其任职总统期间，美国内政革新方案和对外政策变化几乎都是在尊重和发扬传统名义下实现的，美国自由主义传统始终在其中居于重要地位。因此，本文拟通过分析威尔逊国际政治观中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的意义，就其国际政治观的时代精神与美国传统的关系做一些探讨，以就正于方家。
一、美国自由主义传统与威尔逊全球扩张思想形成
美国是具有民主自由传统的国家，这是美国人始终引为自豪的。最初来到北美大陆的清教徒移民们相信：他们肩负着按照“上帝”旨意建立“自由”、“民主”、“平等”的“希望之乡”的神圣使命，肩负着在世界范围内推进“自由”从而“拯救”人类的使命。这种反抗专制压迫和宗教迫害、追求民主自由的观念与清教徒宗教使命感的结合，就构成了美国人始终挥之不去的“民主改造世界”梦想，同时也成了美国自立国起不断寻求对外扩张的重要理论依据。当美国自身相对弱小时，他们强调美国要细心照料自身的安全和利益，标榜以美国的“成就”和“克制”为世界树立“榜样”，向人类昭示走向民主自由的路径。在这一过程中，主张以美国政治理念主动干预世界事务的观点不时出现在政坛和报章上，但始终都不能成为指导外交决策的主流观念。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随着世界变化和美国自身的迅速崛起，以美国自身价值观念和政治理想积极“干预”世界事务越来越成为政治家们的追求。生活在这一时代背景中的威尔逊自然就成了这种政治理想的重要代言人。美西战争以后，威尔逊不断告减国人，美国保持孤立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面对迅速变化的世界，他强调：“我们现代生活的过程是迅速变化的，我们不能停下来遗憾。只有那些显示出自己有能力在事件的飞快发展中思考如何驾驭的国家才能证明自己有能力在这样一个时代为自己也为别的国家行动”。[2](p.30)他宣布，美国肩负着上帝赋予的特殊使命和“道义责任”：“使全人类获得相同的解放，使所有人都成为公民，消除世界各地的特殊权利”。[3](p.176)他解释说：“我们曾经以我们的观点征服世界。我们曾经通过灌输人人自由平等的政治上黄金时代的希望来征服人类。我们将不得不进行另一场精神上的征服，——或许不是在政治学领域，而是为了那些生活在不同政府下的人们，为了使人性的过失在民主制度和君主制度下都能够得到克服。”[4](p.420)他相信，只有“在所有人都知道美国把人类权利置于所有其他权利之上，知道美国的旗帜不仅是美国的旗帜时，美国才能达到它最灿烂的时期”[5](p.65)。不论对美国的目标做何诠释，美国全球扩张，或者说“征服人类”，始终是威尔逊理想主义的基本目标，这是毋庸置疑的。
美国民主自由观念的扩张性特征不仅来源于自由主义与清教使命观的结合，也源于美国传统的“民主”、“自由”观念本身。简单地说，在美国传统观念中，“自由”始终主要是指人民享有“权利”的自由，而“民主”则是指通过一定程度上限制政府权力以确保“权力”为“权利”服务。在美国人的主流观念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概念始终是“自由”，而不是“民主”。作为注重传统的政治家，威尔逊全盘地继承了这些观念。如美国学者悉尼·贝尔所述，“对威尔逊来说，自由一词比民主更重要。”[6](p.13)威尔逊强调，“自由”与“民主”不可分割是“上天已经完全揭示的政治进步的唯一法则”[7](p.52)。但是，威尔逊所谓“自由”概念的使用从来都不限于美国国内情况。他说：“如果我们真正理解自由的含义，那么，我们必须既要维护美国国内的自由，也要维护国外的自由，这不只是我们自我理解的问题。”[8](p.541)显然，这种对“自由”概念的诠释，正是威尔逊全球扩张主义思想形成的重要动力和理论依据。
早在1880年，威尔逊就把“自由”定义为：“自由贸易，以及扩大的和纯正的选举权，公正而自由的土地制度，完善的金融，一种勇敢的、有价值的、符合基督教精神的外交和殖民政策”等。[9](p.616)在这里，“符合基督教精神的外交和殖民政策”成了“自由”概念中必不可少的内涵。在美国历史上，麦迪逊曾经认为，除非通过政府机关彼此制衡和“领土扩张”加以调节，否则，就会出现以“多数人派性”为特征的“大众民主”，对“自由”造成危害。威尔逊对此赞赏不已，并称赞麦迪逊是“伟大的美国人”；相反，他对杰弗逊的民主主义理想并不十分欣赏。他赏识杰弗逊对“国家生活中的基本平等所抱有的强烈的爱”和对“他认为是所有美国人民理想”的献身精神，但他把杰弗逊的民主政治观视为来自欧洲的“外来思想的产物”，不符合美国民主的“自然和健康需求”。[6](p.15)基于“自由”与“扩张”密不可分信念，威尔逊始终相信，正是对外扩张造就了现代美国，巩固和发展了美国的民主自由制度，培养了民族情感，使国家变得“充满活力、资源丰富、成熟务实和保持自信”。[10](p.12)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是美国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也是伴随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普遍不满的时代。威尔逊起初并没有从时代变化看待内部矛盾造成的危险。他把“民主”分为两类：一种是以盎格鲁—萨克逊背景为基础的民主；另一种则是世界其它地方以“多数人派性”为特征的民主。他相信，只有英美民主制度才是最优越的，因为民主只能在“具有最高尚和最稳定政治习俗的人们”中形成，而“不是人民党式的，由不满而产生，建立在革命的基础上”。他把后者视为“反叛行为”和“破坏性力量”[6](pp.16-17)。19世纪晚期是大量移民涌入美国时期。正是从其相对特殊的民主自由观念出发，威尔逊首先把美国社会矛盾和动荡的原因归结为欧洲移民的涌入。他写道：“我们自己温和的血液，被锻炼得沉着冷静，行为克制而恰如其分”，被“外来血液所玷污”；欧洲在输出其人口、习俗以及“愿意试验政府形式”的政治哲学，这“将对我们的萨克逊政治习俗产生恶劣影响”。从这种意义上说，他认为，关于国内矛盾和问题的出现，舆论应该建立在对种族差异的认识上，而不是基于对经济与社会状况关系的认识上。[6](p.18)显然，各种社会矛盾的出现，主要源于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源于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的过渡，而不是如威尔逊早年所说，是外来移民涌入和两种民主观念冲突的结果。随着内战重建结束和工业化进程完成，随着美国逐步实现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国内经济迅速发展和资本高度集中引发的矛盾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大城市和大公司的涌现，搅乱了自由竞争条件下形成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动摇了美国人关于“自由放任”就可以提供充分自由和无限机会的传统信念。西部边疆的消失意味着国内市场无限扩张可能性的消失，使美国人首次产生了空间上的相对拥挤感。各种激进政治派别和改革要求的出现，尤其劳资冲突加剧和农民运动崛起，一定程度上威胁到美国社会的稳定。随着时间推移，威尔逊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了美国社会矛盾的根源，越来越把对内推进改革、对外加强扩张视为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维护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出路。但是，以其相对独特的民主自由观念看待世界变化和美国扩张要求却成了他不变的风格。
赫伯特·克罗利道出了进步主义时代美国人的一种信念：“美国应该采取每一种实际手段去促进民主方法和思想的传播。在国际事务中要和在国内事务中一样，美国人民应该寻求民主理想的统一效率。”[11](p.289)显然，威尔逊也是这一主张的竭力倡导者、拥护者和实践者。
从维护美国民主自由制度需要对外扩张的逻辑出发，威尔逊对美国历史上的所有扩张活动几乎都采取了异乎寻常的颂扬立场。显然，他所谓美国应成为“道义上的世界领袖”以及把美国参加世界大战的目标诠释为“使民主在世界上获得安全”，既是出于实现美国全球扩张的实用主义需要，也是他长期深信不疑的美国式民主自由观念的产物。
二、美国自由主义传统与威尔逊“世界美国化”主张的提出
19世纪的国际政治观念主要是以欧洲背景为基础形成的。但是，美国与欧洲政治家们的国际政治观念自始就有所不同。不论信奉“理想主义”，还是推崇“现实主义”，美国政治家们都强调美国的“独一无二”和“不同凡响”，强调美国人具有热爱“和平”、“自由”的“道德优势”，表现出拒绝认同欧洲传统的立场。美国舆论自始就强调美国与欧洲是“新”、“旧”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宣称美国肩负着以其自身理想“改造世界”的使命。按照他们的说法，欧洲充满相互冲突的“利益”、“野心”、“阴谋”和“网罗”，这是专制制度使然；而“新世界”则因为具有“道德优势”，必须避免、也可以避免重蹈欧洲覆辙。于是，“民主”与“专制”对立成了美国与欧洲国际政治观念不同以及美国选择不同道路的基本原因。
挪威学者托布约尔·克努成写道：“以主权国家为支点，国际关系理论有史以来一直忙于解决的是‘战争’与‘和平’、‘无政府’与‘秩序’这些二分对立的现象。”[12](p.4)然而，正是在这些“二分对立现象”的认识上，威尔逊几乎完全继承了美国人的传统观念。按照他的诠释，欧洲成了国际社会“战争”与“无政府”状态的典型，而美国则是爱好“和平”与“秩序”的典范。他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二者制度上的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威尔逊常常把英、法“民主国家”与德、俄、日等“专制国家”区别对待，但他并没有把战争责任完全归咎于德国，而是把战争归结为“旧世界”制度的产物。早在1914年12月，威尔逊就说过：“不久就可以看出，并不只是德国对战争负责，在我们看来，其它国家也得承担部分罪责。其它国家可能也有责任，没有惩戒性的胜利或处罚也许更好。”[13](p.459)他在1916年的演讲中分析说：“你们可知道导致当前这场战争的原因？……据我所知，战争是综合因素造成的，而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欧洲国家中一直滋生着相互之间的猜忌，对本国和另一国计划的相互猜测，相互交错的结盟和条约体系，复杂的阴谋和间谍网络，这使人类大家庭卷入了对岸的各种网罗。因此，在这场战争过后不久，你们还会遭遇另一场类似的战争。”[14](pp.531-532)威尔逊深信，除非改变制度，另一场战争将不可避免；一旦改变制度，和平合作就可能成为国家间的共识，战争与冲突将不再成为国际社会的常态。于是，英、法惟有秉承美国这样一个具有“理性”精神和显著“道德优势”的“民主国家”的旨意，才能加入到爱好“和平”和“自由”国家的行列；否则，它们同样可能成为世界战争的根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成了英、法两国政府不断怀疑和批评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的重要原因。
在欧洲政治家们的心目中，“权力”、“利益”和“势力均衡”始终是他们看待国际政治和国际外交问题的基本概念和基本依据。从美国自由国际主义传统观念出发，基于对时代变化的感受，威尔逊拒绝了作为欧洲国家经验的“权力”、“利益”和“势力均衡”等基本概念，拒绝了关于战争与冲突是国际关系常态的观念。威尔逊曾经以德国为例分析了“权力”的危害性。他在对劳联的演讲中分析说：德国事实上已经拥有了先进的工业和技术优势，本应走和平发展道路；正是国内的专制主义造就了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军国主义特征，造就了德国统治者迷恋“权力”和无视“权利”的特性，使德国在国际商业竞争中普遍采取了国家垄断对外贸易的不平等竞争形式，使它走上了到处以武力掠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扩张主义道路。[15](pp.11-17)在谈到“利益”时，威尔逊说： “利益并不能将人们团结在一起。利益使人们分裂，因为一旦利益调整稍有出入，嫉妒马上就会出现。”[16](p.550)按照这一逻辑，势力均衡之所以不可行，正因为它是“由相互竞争的利益的不稳定平衡所决定的”[17](p.532)。威尔逊在意大利议会的演讲中说：“必须有替代品代替势力均衡”；“我们知道不能再出现又一个势力均衡。这种尝试做过，而且发现它不符合需要，因为在所有理由中最重要的是其内部不能保持平衡，而且，不团结的力量就不能够在人类事务中成为平衡力量。”[18](p.599)“权力”、“利益”和“势力均衡”都是欧洲“传统均势现实主义”观念中长期存在的核心概念，并不会因为威尔逊的批判而消失，但对这些概念的否定，意味着威尔逊拒绝接受欧洲国际政治观念的倾向十分明显。
对“权力”、“利益”和“势力均衡”等概念的否定意味着对欧洲保守主义国际政治传统的批判，而对列宁倡导的革命外交原则的否定则意味着对人民革命的仇恨和敌视。威尔逊把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视为“现代社会产生于绝望中的激进主义”，视为欧洲大陆民主主义观念的产物。因此，他批评保守主义者“没有认识到当代世界哪些力量是不加约束的”。他相信： “自由主义是唯一可以将文明从混乱中解救出来的力量……自由主义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由，要使文明避开飓风的袭击，它甚至必须是激进的。”[19](p.90)
按照威尔逊的逻辑，美国是世界上“自由”、“民主”国家的标本，任何不符合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的观念都是危险的，唯有“皈依美国的原则”和遵从“美国的世界领导权”才是世界希望和出路所在。显然，威尔逊的目标就是要最终实现世界的“美国化”，或者说，就是要使世界接受美国的“原则”或“道义上的世界领袖”地位。他说：“外国政治家们已经谈论美国威胁，谈到工业和社会的美国化。他们还害怕政治的美国化，他们模模糊糊为美国实力增长后出现的明显结果而感到担心。……当我们审视自身并准备在更广泛的国际政治领域发挥作用时，我们更多地关注过去和人性而更少盲目地指望未来和免于不幸的时候已经到来。”[20](pp.137-139)从威尔逊“世界美国化”的理论逻辑看，他对欧洲国际政治传统观念和列宁革命外交思想的否定，既是基于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美国全球扩张需要的认识，同时也是因为受到美国相对独特的自由主义政治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并借用了这种影响。
三、威尔逊“改造世界”构想中的自由主义烙印
在孤立主义时代，美国政治家们强调美国要远离欧洲政治。随着世界的变化和美国的崛起，他们转而强调要全面介入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政治事务，通过积极主动的“干预”，按照美国理想主义价值观“改造世界”，威尔逊就是这种全球扩张主义理想的主要代言人之一。按照威尔逊的相关论述，美国理想化的世界秩序至少应包括国际自由贸易、民族自决、国际和平合作和美国的世界领导权等内涵。这些“改造世界”的基本构想，无不反映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扩张要求，但也无不带有美国相对特殊的民主自由观念的烙印。
建立以“自由贸易”和“门户开放”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威尔逊“改造世界”构想的重要方面。“自由贸易”和“门户开放”原则的提出，当然是为了保证美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利用非军事优势实现全球扩张。但是，威尔逊不仅一向把“自由贸易”视为“自由主义”的基本内涵，而且视之为“自由思想的伟大养育者”[6](p.11)。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就是要通过保证经济上的“利益均沾”和“机会均等”，实现美国的经济扩张与和平渗透。但是，按照威尔逊的逻辑，这也是为了维护国际社会的“自由”与“和平”。
面对全球范围内不可遏止的民族主义潮流，威尔逊提出了“民族自决”主张。民族主义潮流的不可遏止，殖民地、势力范围妨碍着世界共同市场的完善和美国新扩张主义目标的实现，列强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争夺严重影响到国际政治的相对稳定，这些显然是威尔逊强调尊重“民族自决”原则和反对列强抢占殖民地、势力范围的基本原因。从实现美国全球经济渗透与和平扩张的目标来看，“民族自决”与“自由贸易”、“门户开放”是完全一致、相辅相成的。但是，按照传统的美国民主自由观念，国家权力乃是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对它国的侵略和奴役违背了这一基本原则。显然，这一传统观念也成了威尔逊强调尊重民族自决权利的重要依据。他公开宣布：“不明白和不接受这样的原则，即政府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那么，任何和平都不能持久，或者说都不该持久。任何地方都不该存在这样的权力，即从王权到王权来统治周围各民族，好像他们是其所属物似的。……那些迄今还生活在与自己的信仰和目标相反的政府统治下的各民族，他们的生命、信仰和工业、社会发展的安全从今往后都应该得到保证……我欣然相信，我在为各地那些至今还没有地方和机会来表达其内心真实思想的沉默民众代言……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将其政治组织扩大到其它国家或民族，应该让每个民族都不受妨碍地、不受威胁地、没有恐惧地、自由决定其自己的政治体制，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小国与大国、强国平等。”[21](pp.536-539)他还强调说：“民族自决不仅是一个术语，还是行动必须遵守的准则，以后的政治家们将不得冒忽视它的危险。”[19](p.88)
美国传统的民主自由观念不仅是威尔逊强调尊重民族自决原则的依据，也是他反对当时各殖民地国家立即脱离宗主国而独立的依据。他强调“民族自决”与“民主”的不可分割性，认为只有热爱民主也能够实施民主制度的殖民地人民才能获得自治权利。用他的话说，“只有那些建立了立宪政府的民族，才会有自由”[22](p.52)。威尔逊始终强调，在建立民主自由制度方面，西方先进国家尤其英美两国的民主自由制度最美好、最完善，先进国家应该成为落后国家和人民的“老师”，而那些落后国家和人民则是“学生”，必须接受先进国家即宗主国的教导。他说，“我们一直享有自由，现在我们将给予其它民族以自由”，但是，殖民地必须等待，“直到我们感到，我们所给予的秩序和他们应达到的自我发展程度得到最好调节之时”[23](p.374)。关于美国的菲律宾政策，他的解释是：“我们占据这些岛屿是受那里人民的委托。……我们作为受托人的责任是使任何改革的安排最有助于他们的自由和发展。”[24](p.15)他强调，“菲律宾人只有经过漫长学徒期，才能保证他们获得宝贵的自治，这是既无法购买也无法授予的。”[6](p.25)
避免战争，推进国际和平合作，实现“不战而胜”的扩张效果和称霸世界的基本目标，这是威尔逊及其同时代许多美国政治家们的共同梦想。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美国非军事优势的发挥，离不开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威尔逊宣称，“美国的精神不仅是独立的精神，而且是和平的精神”，和平精神是美国最为关注的，因为美国精神“只能在和平中得到最好表达”[5](p.375)。但是，如何才能保证世界的“永久和平”呢？除了推进“自由贸易”和“民族自决”外，威尔逊想到的是“世界舆论”和能够体现“世界舆论”要求的集体安全组织。在这里，对“世界舆论”的关注，实际上反映了他关注国内民主政治中“民意”作用的经验，而集体安全思想则是当时美国进步主义分子关于加强“社会控制”思想在国际范围的应用和延伸。显然，威尔逊的国际和平观同样不能离开他关于国内民主政治的经验。
威尔逊对世界和平力量的认识，也体现了美国自由主义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虽然强调“世界舆论”的作用，但威尔逊并没有简单地把推进国际和平合作的希望寄托于世界舆论。他无法忽视大国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列强共同合作以保持美国所需的世界和平秩序当然是最为理想的，但当时不同国家对国际和平合作的态度各不相同，列强的共同合作只是一种理想。于是，威尔逊把大国间的矛盾和冲突归结为“民主”与“专制”、“进步”与“反动”的对峙，而这正是美国传统的“民主”与“专制”对峙观念的延续和发展。从“民主”与“专制”相互对立的观念出发，威尔逊把德、日、俄等专制国家视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德国则被认为是最严重的威胁。他认为，德国哲学“本质上是自私的，缺少精神性”[25](p.462)。世界战争爆发后，威尔逊并不相信德国可能入侵美国的观点。但是，他认为，一旦德国获胜，美国就会被迫全副武装起来，而按照美国自由主义传统观念，国家军事化必然会限制或束缚公民自由权利，威胁到美国的民主自由制度。尽管民主国家之间同样可能发生战争，但威尔逊坚信，在法国革命后，民主国家已经学会了“自我控制”。[26](p.464)他相信，民主国家政府必然尊重民意，因而必然难以挑起战争，而专制国家则不然。他认为：民主国家间关系将变得越来越趋向理性，而英美则是“两个一同站在世界进步前沿的同类国家”；作为民主国家，英美两国完全可能实现和平合作；在殖民地问题上，这两个盎格鲁—萨克逊国家将忠实地“按照自由的爱好来调整这一进程”[10](p.18)。与此同时，他将德国视为背离时代精神的国家，其政府“身上覆盖着那个时代的奇怪装饰和原始权威，其时代与我们背道而驰，完全相反”。他宣布，德国政治家们是生活在“一个死亡的逝去的世界里”。他断言：既然战争是“一小撮分子而非伟大的主体舆论控制的那些国家”阴谋和嫉妒的产物[27](p.569)，那么， “只要人们的命运仍然决定在那些常作自私选择的一小撮分子之手”，和平就是不可能的。[28](p.120)既然战争是专制的产物，民主国家间可以避免战争，那么，消灭专制主义就可能为人类带来“永久和平”。因此，威尔逊强调：对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不是指“对任何大国的侵略，而是指对制度的进攻”[29](p.537)；美国人热爱和平，更热爱“他们的政治生活赖以建立的那些原则”[30](p.10)。战争期间，威尔逊对一群大学校长说，美国在战争中的目的不是侵略，也不是惩罚德国，而是为了“使世界免于一种不可思议的哲学”；如果德国自私哲学获胜，“任何自由都不会存留或得到安全”。[31](p.105)
既然爱好“和平”、“自由”、“进步”被认为是“民主国家”的基本属性，而美国又始终被视为“民主国家”的榜样，威尔逊强调美国应担负起“领导世界”的使命。他说：“世界是充满希望的。……但世界没有可实行的纲领，没有领袖。”[32](p.239)既然美国人始终认为欧洲“旧世界”道德上不值一提，威尔逊断言，只有美国既是人类公认的“开明律法和公正制度”的代表，又是“理性及自决原则的代表和公共力量和个人自由协调一致的代表”，因而美国应成为新秩序倡导者和“道义上的世界领袖”。[10(p.10-11)他相信，只有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其领袖和控制地位将被接受的国家”。[1](p.65)他强调，美国应该成为国际舞台上“广泛的事务领域中的和平缔造者和领袖”。[33](p.180)他宣称，作为世界领袖，“美国的命运和美国的领导权就是做世界之所想”。[34](p.317)他说：“我确实相信天命。我相信上帝决定了这个国家的诞生；我相信上帝赋予了我们自由主义观念；我相信人们依据他们自己对天意和天命的追随而依次被解救，因而我不能剥夺自己的希望——不仅是对自己的希望，而且是对这个国家的充满信心的希望——我们已被选中，而且显然是被选中向世界各国显示走向自由的道路。”[35](p.443)显然，美国具有显著“道德优势”并肩负着“民主改造世界”的使命，这是美国人自立国以来始终坚信不疑的信念，威尔逊的“世界领袖论”正是对这种传统政治观念的继承和发展。
美国人关于军队作用的传统观念对威尔逊的影响也十分显著。殖民地时期英属北美实行全民皆兵的民兵制度，人们不但把建立常备军视为不必要的举措和浪费，而且视之为对民主自由权利的威胁。人们往往把常备军与专制压迫制度联系起来。即便战时临时组建的军队，往往也要随战争结束而立即解散。尽管威尔逊政府积极推动扩军备战，使美国的扩军备战速度和规模都达到空前地步，但威尔逊始终把原因归结为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威胁。欧洲战争初期，威尔逊不相信对美国军事威胁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持反对扩军备战立场。他说：“我们没有建立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只要我们保持我们的理想和原则，我们就不会建立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当“没有理由担心我们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受到任何威胁”时，就决不会“将美国变为军营”。[36](p.422)随着时间推移，威尔逊逐步意识到了扩军备战的意义，转而竭力主张迅速扩军备战，建立美国的军事优势。但是，在看待其它国家时，把庞大军队与专制主义、军国主义联系起来的基本观点并不会就此消失。与此同时，他对美国军事力量的意义还有另一种诠释：既然美国始终是爱好“和平”、“自由”和“进步”的“道义力量”，美国的军事力量就代表了“道义力量”。如美国学者艾斯帕西陀所述，对于威尔逊来说：“‘道义力量’一词并不排除在最后使用武力。事实上，威尔逊设想的所有外交干涉都是以成功的正义这一名义进行的；每当他感到有必要将美国军队投入战斗时，武力的使用就代表着道义行为。”[31](p.64)
四、结论
政治家们都生活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中，特定传统和价值观必然或多或少地制约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造就其相对特殊的国际政治观和国家利益观。崇尚传统不仅是英美文化传统的基本特征，更是威尔逊显著的个性特征。显然，在威尔逊有关国际政治和美国外交的言论中，美国传统观念随处可见，这绝不是偶然的。但是，值得重视的是，威尔逊对传统的态度，与其说是被动接受，不如说是主动利用。威尔逊时代正处在美国和世界发生深刻变化时期，威尔逊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他早年就曾经指出： “我们不只是、而且根本不是保守民族，……我们克服困难赢得胜利，依靠的不只是坚贞不移，而是同时要依靠进步。”[37](p.177)
美国自由主义传统不仅是威尔逊反对孤立主义和拥护全球扩张的动力，也是他否定国际政治传统观念和人民革命外交的依据，是他观察国际政治和制定外交政策的依据，是美国世界霸权理论和全球扩张战略的工具。从威尔逊国际政治观中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的意义可以看出，威尔逊对传统的推崇与新的条件下美国的全球扩张欲望始终是密切相连的，在变化了的世界中维护美国利益和实现美国全球扩张始终是其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鉴于美国全球扩张在威尔逊时代还是全新的事业，而崇尚传统、反对激进又是英美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威尔逊对传统的重新阐释对于克服传统造成的阻力、推动美国全球扩张具有重要意义。
到20世纪初期，美国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居于绝对领先地位。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美国经济和科技优势异常显著，以自由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制度相对完善，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和制度都具有相当的国际影响力。尽管以美国传统阐释的国际政治理想充斥着利己主义和价值观偏见，并不能如威尔逊所标榜的那样，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自由主义以及以自由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一定程度上顺应了世界民主化潮流，具有相对的先进性和不容忽视的国际影响力。鉴于自由主义的相对先进性和强大影响力，威尔逊对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的推崇和重新阐释表明，他不仅要充分发挥美国在新的国际竞争中的经济和科技优势，而且要竭力发挥美国的政治和文化优势，从而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美国的全球扩张服务。威尔逊不断强调美国和美国人具有爱好“自由”的“道德优势”，事实上始终都在为美国的扩张和“世界领袖”地位提供依据，这就是最有力的例证。因此，当我们揭露和批判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扩张本质时，如果不能客观估价美国自由主义政治文化传统的相对先进性和合理性，便难以正确认识威尔逊主义和美国理想主义的本质及其客观影响。与“传统均势现实主义”相比，威尔逊主义具有更为浓郁的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色彩，这表明：在世界深刻变化的历史背景下，威尔逊并不满足于“传统均势现实主义”理论框架下美国对世界权力平衡变化做出的反应，并不满足于传统国际政治观对国家利益过于简化的理解和探究；他要超越欧洲的政治家们，超越国内的前任政治领袖们，为美国全球扩张提供全新的理论架构和战略思考。总之，在继承和发扬传统的名义下，通过一定程度上适应世界变化，实现美国的全球扩张，这是威尔逊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4期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问题》(沪)2005年06期第42～48页
【作者简介】杨春龙，淮阴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淮阴 223001
| 【内容提要】 | 美国自由主义传统是威尔逊全球扩张思想形成的重要动力。威尔逊对国际政治传统观念和新型人民革命外交原则的否定，对新世界秩序观和美国各种主要对外政策主张的阐释，始终都离不开他对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的推崇。正确认识自由主义传统对威尔逊国际政治观的影响，有助于我们客观揭示威尔逊主义和美国理想主义的本质。 |
一、美国自由主义传统与威尔逊全球扩张思想形成
美国是具有民主自由传统的国家，这是美国人始终引为自豪的。最初来到北美大陆的清教徒移民们相信：他们肩负着按照“上帝”旨意建立“自由”、“民主”、“平等”的“希望之乡”的神圣使命，肩负着在世界范围内推进“自由”从而“拯救”人类的使命。这种反抗专制压迫和宗教迫害、追求民主自由的观念与清教徒宗教使命感的结合，就构成了美国人始终挥之不去的“民主改造世界”梦想，同时也成了美国自立国起不断寻求对外扩张的重要理论依据。当美国自身相对弱小时，他们强调美国要细心照料自身的安全和利益，标榜以美国的“成就”和“克制”为世界树立“榜样”，向人类昭示走向民主自由的路径。在这一过程中，主张以美国政治理念主动干预世界事务的观点不时出现在政坛和报章上，但始终都不能成为指导外交决策的主流观念。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随着世界变化和美国自身的迅速崛起，以美国自身价值观念和政治理想积极“干预”世界事务越来越成为政治家们的追求。生活在这一时代背景中的威尔逊自然就成了这种政治理想的重要代言人。美西战争以后，威尔逊不断告减国人，美国保持孤立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面对迅速变化的世界，他强调：“我们现代生活的过程是迅速变化的，我们不能停下来遗憾。只有那些显示出自己有能力在事件的飞快发展中思考如何驾驭的国家才能证明自己有能力在这样一个时代为自己也为别的国家行动”。[2](p.30)他宣布，美国肩负着上帝赋予的特殊使命和“道义责任”：“使全人类获得相同的解放，使所有人都成为公民，消除世界各地的特殊权利”。[3](p.176)他解释说：“我们曾经以我们的观点征服世界。我们曾经通过灌输人人自由平等的政治上黄金时代的希望来征服人类。我们将不得不进行另一场精神上的征服，——或许不是在政治学领域，而是为了那些生活在不同政府下的人们，为了使人性的过失在民主制度和君主制度下都能够得到克服。”[4](p.420)他相信，只有“在所有人都知道美国把人类权利置于所有其他权利之上，知道美国的旗帜不仅是美国的旗帜时，美国才能达到它最灿烂的时期”[5](p.65)。不论对美国的目标做何诠释，美国全球扩张，或者说“征服人类”，始终是威尔逊理想主义的基本目标，这是毋庸置疑的。
美国民主自由观念的扩张性特征不仅来源于自由主义与清教使命观的结合，也源于美国传统的“民主”、“自由”观念本身。简单地说，在美国传统观念中，“自由”始终主要是指人民享有“权利”的自由，而“民主”则是指通过一定程度上限制政府权力以确保“权力”为“权利”服务。在美国人的主流观念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概念始终是“自由”，而不是“民主”。作为注重传统的政治家，威尔逊全盘地继承了这些观念。如美国学者悉尼·贝尔所述，“对威尔逊来说，自由一词比民主更重要。”[6](p.13)威尔逊强调，“自由”与“民主”不可分割是“上天已经完全揭示的政治进步的唯一法则”[7](p.52)。但是，威尔逊所谓“自由”概念的使用从来都不限于美国国内情况。他说：“如果我们真正理解自由的含义，那么，我们必须既要维护美国国内的自由，也要维护国外的自由，这不只是我们自我理解的问题。”[8](p.541)显然，这种对“自由”概念的诠释，正是威尔逊全球扩张主义思想形成的重要动力和理论依据。
早在1880年，威尔逊就把“自由”定义为：“自由贸易，以及扩大的和纯正的选举权，公正而自由的土地制度，完善的金融，一种勇敢的、有价值的、符合基督教精神的外交和殖民政策”等。[9](p.616)在这里，“符合基督教精神的外交和殖民政策”成了“自由”概念中必不可少的内涵。在美国历史上，麦迪逊曾经认为，除非通过政府机关彼此制衡和“领土扩张”加以调节，否则，就会出现以“多数人派性”为特征的“大众民主”，对“自由”造成危害。威尔逊对此赞赏不已，并称赞麦迪逊是“伟大的美国人”；相反，他对杰弗逊的民主主义理想并不十分欣赏。他赏识杰弗逊对“国家生活中的基本平等所抱有的强烈的爱”和对“他认为是所有美国人民理想”的献身精神，但他把杰弗逊的民主政治观视为来自欧洲的“外来思想的产物”，不符合美国民主的“自然和健康需求”。[6](p.15)基于“自由”与“扩张”密不可分信念，威尔逊始终相信，正是对外扩张造就了现代美国，巩固和发展了美国的民主自由制度，培养了民族情感，使国家变得“充满活力、资源丰富、成熟务实和保持自信”。[10](p.12)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是美国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也是伴随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普遍不满的时代。威尔逊起初并没有从时代变化看待内部矛盾造成的危险。他把“民主”分为两类：一种是以盎格鲁—萨克逊背景为基础的民主；另一种则是世界其它地方以“多数人派性”为特征的民主。他相信，只有英美民主制度才是最优越的，因为民主只能在“具有最高尚和最稳定政治习俗的人们”中形成，而“不是人民党式的，由不满而产生，建立在革命的基础上”。他把后者视为“反叛行为”和“破坏性力量”[6](pp.16-17)。19世纪晚期是大量移民涌入美国时期。正是从其相对特殊的民主自由观念出发，威尔逊首先把美国社会矛盾和动荡的原因归结为欧洲移民的涌入。他写道：“我们自己温和的血液，被锻炼得沉着冷静，行为克制而恰如其分”，被“外来血液所玷污”；欧洲在输出其人口、习俗以及“愿意试验政府形式”的政治哲学，这“将对我们的萨克逊政治习俗产生恶劣影响”。从这种意义上说，他认为，关于国内矛盾和问题的出现，舆论应该建立在对种族差异的认识上，而不是基于对经济与社会状况关系的认识上。[6](p.18)显然，各种社会矛盾的出现，主要源于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源于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的过渡，而不是如威尔逊早年所说，是外来移民涌入和两种民主观念冲突的结果。随着内战重建结束和工业化进程完成，随着美国逐步实现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国内经济迅速发展和资本高度集中引发的矛盾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大城市和大公司的涌现，搅乱了自由竞争条件下形成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动摇了美国人关于“自由放任”就可以提供充分自由和无限机会的传统信念。西部边疆的消失意味着国内市场无限扩张可能性的消失，使美国人首次产生了空间上的相对拥挤感。各种激进政治派别和改革要求的出现，尤其劳资冲突加剧和农民运动崛起，一定程度上威胁到美国社会的稳定。随着时间推移，威尔逊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了美国社会矛盾的根源，越来越把对内推进改革、对外加强扩张视为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维护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出路。但是，以其相对独特的民主自由观念看待世界变化和美国扩张要求却成了他不变的风格。
赫伯特·克罗利道出了进步主义时代美国人的一种信念：“美国应该采取每一种实际手段去促进民主方法和思想的传播。在国际事务中要和在国内事务中一样，美国人民应该寻求民主理想的统一效率。”[11](p.289)显然，威尔逊也是这一主张的竭力倡导者、拥护者和实践者。
从维护美国民主自由制度需要对外扩张的逻辑出发，威尔逊对美国历史上的所有扩张活动几乎都采取了异乎寻常的颂扬立场。显然，他所谓美国应成为“道义上的世界领袖”以及把美国参加世界大战的目标诠释为“使民主在世界上获得安全”，既是出于实现美国全球扩张的实用主义需要，也是他长期深信不疑的美国式民主自由观念的产物。
二、美国自由主义传统与威尔逊“世界美国化”主张的提出
19世纪的国际政治观念主要是以欧洲背景为基础形成的。但是，美国与欧洲政治家们的国际政治观念自始就有所不同。不论信奉“理想主义”，还是推崇“现实主义”，美国政治家们都强调美国的“独一无二”和“不同凡响”，强调美国人具有热爱“和平”、“自由”的“道德优势”，表现出拒绝认同欧洲传统的立场。美国舆论自始就强调美国与欧洲是“新”、“旧”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宣称美国肩负着以其自身理想“改造世界”的使命。按照他们的说法，欧洲充满相互冲突的“利益”、“野心”、“阴谋”和“网罗”，这是专制制度使然；而“新世界”则因为具有“道德优势”，必须避免、也可以避免重蹈欧洲覆辙。于是，“民主”与“专制”对立成了美国与欧洲国际政治观念不同以及美国选择不同道路的基本原因。
挪威学者托布约尔·克努成写道：“以主权国家为支点，国际关系理论有史以来一直忙于解决的是‘战争’与‘和平’、‘无政府’与‘秩序’这些二分对立的现象。”[12](p.4)然而，正是在这些“二分对立现象”的认识上，威尔逊几乎完全继承了美国人的传统观念。按照他的诠释，欧洲成了国际社会“战争”与“无政府”状态的典型，而美国则是爱好“和平”与“秩序”的典范。他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二者制度上的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威尔逊常常把英、法“民主国家”与德、俄、日等“专制国家”区别对待，但他并没有把战争责任完全归咎于德国，而是把战争归结为“旧世界”制度的产物。早在1914年12月，威尔逊就说过：“不久就可以看出，并不只是德国对战争负责，在我们看来，其它国家也得承担部分罪责。其它国家可能也有责任，没有惩戒性的胜利或处罚也许更好。”[13](p.459)他在1916年的演讲中分析说：“你们可知道导致当前这场战争的原因？……据我所知，战争是综合因素造成的，而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欧洲国家中一直滋生着相互之间的猜忌，对本国和另一国计划的相互猜测，相互交错的结盟和条约体系，复杂的阴谋和间谍网络，这使人类大家庭卷入了对岸的各种网罗。因此，在这场战争过后不久，你们还会遭遇另一场类似的战争。”[14](pp.531-532)威尔逊深信，除非改变制度，另一场战争将不可避免；一旦改变制度，和平合作就可能成为国家间的共识，战争与冲突将不再成为国际社会的常态。于是，英、法惟有秉承美国这样一个具有“理性”精神和显著“道德优势”的“民主国家”的旨意，才能加入到爱好“和平”和“自由”国家的行列；否则，它们同样可能成为世界战争的根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成了英、法两国政府不断怀疑和批评威尔逊理想主义外交的重要原因。
在欧洲政治家们的心目中，“权力”、“利益”和“势力均衡”始终是他们看待国际政治和国际外交问题的基本概念和基本依据。从美国自由国际主义传统观念出发，基于对时代变化的感受，威尔逊拒绝了作为欧洲国家经验的“权力”、“利益”和“势力均衡”等基本概念，拒绝了关于战争与冲突是国际关系常态的观念。威尔逊曾经以德国为例分析了“权力”的危害性。他在对劳联的演讲中分析说：德国事实上已经拥有了先进的工业和技术优势，本应走和平发展道路；正是国内的专制主义造就了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军国主义特征，造就了德国统治者迷恋“权力”和无视“权利”的特性，使德国在国际商业竞争中普遍采取了国家垄断对外贸易的不平等竞争形式，使它走上了到处以武力掠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扩张主义道路。[15](pp.11-17)在谈到“利益”时，威尔逊说： “利益并不能将人们团结在一起。利益使人们分裂，因为一旦利益调整稍有出入，嫉妒马上就会出现。”[16](p.550)按照这一逻辑，势力均衡之所以不可行，正因为它是“由相互竞争的利益的不稳定平衡所决定的”[17](p.532)。威尔逊在意大利议会的演讲中说：“必须有替代品代替势力均衡”；“我们知道不能再出现又一个势力均衡。这种尝试做过，而且发现它不符合需要，因为在所有理由中最重要的是其内部不能保持平衡，而且，不团结的力量就不能够在人类事务中成为平衡力量。”[18](p.599)“权力”、“利益”和“势力均衡”都是欧洲“传统均势现实主义”观念中长期存在的核心概念，并不会因为威尔逊的批判而消失，但对这些概念的否定，意味着威尔逊拒绝接受欧洲国际政治观念的倾向十分明显。
对“权力”、“利益”和“势力均衡”等概念的否定意味着对欧洲保守主义国际政治传统的批判，而对列宁倡导的革命外交原则的否定则意味着对人民革命的仇恨和敌视。威尔逊把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视为“现代社会产生于绝望中的激进主义”，视为欧洲大陆民主主义观念的产物。因此，他批评保守主义者“没有认识到当代世界哪些力量是不加约束的”。他相信： “自由主义是唯一可以将文明从混乱中解救出来的力量……自由主义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由，要使文明避开飓风的袭击，它甚至必须是激进的。”[19](p.90)
按照威尔逊的逻辑，美国是世界上“自由”、“民主”国家的标本，任何不符合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的观念都是危险的，唯有“皈依美国的原则”和遵从“美国的世界领导权”才是世界希望和出路所在。显然，威尔逊的目标就是要最终实现世界的“美国化”，或者说，就是要使世界接受美国的“原则”或“道义上的世界领袖”地位。他说：“外国政治家们已经谈论美国威胁，谈到工业和社会的美国化。他们还害怕政治的美国化，他们模模糊糊为美国实力增长后出现的明显结果而感到担心。……当我们审视自身并准备在更广泛的国际政治领域发挥作用时，我们更多地关注过去和人性而更少盲目地指望未来和免于不幸的时候已经到来。”[20](pp.137-139)从威尔逊“世界美国化”的理论逻辑看，他对欧洲国际政治传统观念和列宁革命外交思想的否定，既是基于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美国全球扩张需要的认识，同时也是因为受到美国相对独特的自由主义政治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并借用了这种影响。
三、威尔逊“改造世界”构想中的自由主义烙印
在孤立主义时代，美国政治家们强调美国要远离欧洲政治。随着世界的变化和美国的崛起，他们转而强调要全面介入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政治事务，通过积极主动的“干预”，按照美国理想主义价值观“改造世界”，威尔逊就是这种全球扩张主义理想的主要代言人之一。按照威尔逊的相关论述，美国理想化的世界秩序至少应包括国际自由贸易、民族自决、国际和平合作和美国的世界领导权等内涵。这些“改造世界”的基本构想，无不反映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扩张要求，但也无不带有美国相对特殊的民主自由观念的烙印。
建立以“自由贸易”和“门户开放”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威尔逊“改造世界”构想的重要方面。“自由贸易”和“门户开放”原则的提出，当然是为了保证美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利用非军事优势实现全球扩张。但是，威尔逊不仅一向把“自由贸易”视为“自由主义”的基本内涵，而且视之为“自由思想的伟大养育者”[6](p.11)。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就是要通过保证经济上的“利益均沾”和“机会均等”，实现美国的经济扩张与和平渗透。但是，按照威尔逊的逻辑，这也是为了维护国际社会的“自由”与“和平”。
面对全球范围内不可遏止的民族主义潮流，威尔逊提出了“民族自决”主张。民族主义潮流的不可遏止，殖民地、势力范围妨碍着世界共同市场的完善和美国新扩张主义目标的实现，列强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争夺严重影响到国际政治的相对稳定，这些显然是威尔逊强调尊重“民族自决”原则和反对列强抢占殖民地、势力范围的基本原因。从实现美国全球经济渗透与和平扩张的目标来看，“民族自决”与“自由贸易”、“门户开放”是完全一致、相辅相成的。但是，按照传统的美国民主自由观念，国家权力乃是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对它国的侵略和奴役违背了这一基本原则。显然，这一传统观念也成了威尔逊强调尊重民族自决权利的重要依据。他公开宣布：“不明白和不接受这样的原则，即政府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那么，任何和平都不能持久，或者说都不该持久。任何地方都不该存在这样的权力，即从王权到王权来统治周围各民族，好像他们是其所属物似的。……那些迄今还生活在与自己的信仰和目标相反的政府统治下的各民族，他们的生命、信仰和工业、社会发展的安全从今往后都应该得到保证……我欣然相信，我在为各地那些至今还没有地方和机会来表达其内心真实思想的沉默民众代言……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将其政治组织扩大到其它国家或民族，应该让每个民族都不受妨碍地、不受威胁地、没有恐惧地、自由决定其自己的政治体制，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小国与大国、强国平等。”[21](pp.536-539)他还强调说：“民族自决不仅是一个术语，还是行动必须遵守的准则，以后的政治家们将不得冒忽视它的危险。”[19](p.88)
美国传统的民主自由观念不仅是威尔逊强调尊重民族自决原则的依据，也是他反对当时各殖民地国家立即脱离宗主国而独立的依据。他强调“民族自决”与“民主”的不可分割性，认为只有热爱民主也能够实施民主制度的殖民地人民才能获得自治权利。用他的话说，“只有那些建立了立宪政府的民族，才会有自由”[22](p.52)。威尔逊始终强调，在建立民主自由制度方面，西方先进国家尤其英美两国的民主自由制度最美好、最完善，先进国家应该成为落后国家和人民的“老师”，而那些落后国家和人民则是“学生”，必须接受先进国家即宗主国的教导。他说，“我们一直享有自由，现在我们将给予其它民族以自由”，但是，殖民地必须等待，“直到我们感到，我们所给予的秩序和他们应达到的自我发展程度得到最好调节之时”[23](p.374)。关于美国的菲律宾政策，他的解释是：“我们占据这些岛屿是受那里人民的委托。……我们作为受托人的责任是使任何改革的安排最有助于他们的自由和发展。”[24](p.15)他强调，“菲律宾人只有经过漫长学徒期，才能保证他们获得宝贵的自治，这是既无法购买也无法授予的。”[6](p.25)
避免战争，推进国际和平合作，实现“不战而胜”的扩张效果和称霸世界的基本目标，这是威尔逊及其同时代许多美国政治家们的共同梦想。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美国非军事优势的发挥，离不开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威尔逊宣称，“美国的精神不仅是独立的精神，而且是和平的精神”，和平精神是美国最为关注的，因为美国精神“只能在和平中得到最好表达”[5](p.375)。但是，如何才能保证世界的“永久和平”呢？除了推进“自由贸易”和“民族自决”外，威尔逊想到的是“世界舆论”和能够体现“世界舆论”要求的集体安全组织。在这里，对“世界舆论”的关注，实际上反映了他关注国内民主政治中“民意”作用的经验，而集体安全思想则是当时美国进步主义分子关于加强“社会控制”思想在国际范围的应用和延伸。显然，威尔逊的国际和平观同样不能离开他关于国内民主政治的经验。
威尔逊对世界和平力量的认识，也体现了美国自由主义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虽然强调“世界舆论”的作用，但威尔逊并没有简单地把推进国际和平合作的希望寄托于世界舆论。他无法忽视大国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列强共同合作以保持美国所需的世界和平秩序当然是最为理想的，但当时不同国家对国际和平合作的态度各不相同，列强的共同合作只是一种理想。于是，威尔逊把大国间的矛盾和冲突归结为“民主”与“专制”、“进步”与“反动”的对峙，而这正是美国传统的“民主”与“专制”对峙观念的延续和发展。从“民主”与“专制”相互对立的观念出发，威尔逊把德、日、俄等专制国家视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德国则被认为是最严重的威胁。他认为，德国哲学“本质上是自私的，缺少精神性”[25](p.462)。世界战争爆发后，威尔逊并不相信德国可能入侵美国的观点。但是，他认为，一旦德国获胜，美国就会被迫全副武装起来，而按照美国自由主义传统观念，国家军事化必然会限制或束缚公民自由权利，威胁到美国的民主自由制度。尽管民主国家之间同样可能发生战争，但威尔逊坚信，在法国革命后，民主国家已经学会了“自我控制”。[26](p.464)他相信，民主国家政府必然尊重民意，因而必然难以挑起战争，而专制国家则不然。他认为：民主国家间关系将变得越来越趋向理性，而英美则是“两个一同站在世界进步前沿的同类国家”；作为民主国家，英美两国完全可能实现和平合作；在殖民地问题上，这两个盎格鲁—萨克逊国家将忠实地“按照自由的爱好来调整这一进程”[10](p.18)。与此同时，他将德国视为背离时代精神的国家，其政府“身上覆盖着那个时代的奇怪装饰和原始权威，其时代与我们背道而驰，完全相反”。他宣布，德国政治家们是生活在“一个死亡的逝去的世界里”。他断言：既然战争是“一小撮分子而非伟大的主体舆论控制的那些国家”阴谋和嫉妒的产物[27](p.569)，那么， “只要人们的命运仍然决定在那些常作自私选择的一小撮分子之手”，和平就是不可能的。[28](p.120)既然战争是专制的产物，民主国家间可以避免战争，那么，消灭专制主义就可能为人类带来“永久和平”。因此，威尔逊强调：对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不是指“对任何大国的侵略，而是指对制度的进攻”[29](p.537)；美国人热爱和平，更热爱“他们的政治生活赖以建立的那些原则”[30](p.10)。战争期间，威尔逊对一群大学校长说，美国在战争中的目的不是侵略，也不是惩罚德国，而是为了“使世界免于一种不可思议的哲学”；如果德国自私哲学获胜，“任何自由都不会存留或得到安全”。[31](p.105)
既然爱好“和平”、“自由”、“进步”被认为是“民主国家”的基本属性，而美国又始终被视为“民主国家”的榜样，威尔逊强调美国应担负起“领导世界”的使命。他说：“世界是充满希望的。……但世界没有可实行的纲领，没有领袖。”[32](p.239)既然美国人始终认为欧洲“旧世界”道德上不值一提，威尔逊断言，只有美国既是人类公认的“开明律法和公正制度”的代表，又是“理性及自决原则的代表和公共力量和个人自由协调一致的代表”，因而美国应成为新秩序倡导者和“道义上的世界领袖”。[10(p.10-11)他相信，只有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其领袖和控制地位将被接受的国家”。[1](p.65)他强调，美国应该成为国际舞台上“广泛的事务领域中的和平缔造者和领袖”。[33](p.180)他宣称，作为世界领袖，“美国的命运和美国的领导权就是做世界之所想”。[34](p.317)他说：“我确实相信天命。我相信上帝决定了这个国家的诞生；我相信上帝赋予了我们自由主义观念；我相信人们依据他们自己对天意和天命的追随而依次被解救，因而我不能剥夺自己的希望——不仅是对自己的希望，而且是对这个国家的充满信心的希望——我们已被选中，而且显然是被选中向世界各国显示走向自由的道路。”[35](p.443)显然，美国具有显著“道德优势”并肩负着“民主改造世界”的使命，这是美国人自立国以来始终坚信不疑的信念，威尔逊的“世界领袖论”正是对这种传统政治观念的继承和发展。
美国人关于军队作用的传统观念对威尔逊的影响也十分显著。殖民地时期英属北美实行全民皆兵的民兵制度，人们不但把建立常备军视为不必要的举措和浪费，而且视之为对民主自由权利的威胁。人们往往把常备军与专制压迫制度联系起来。即便战时临时组建的军队，往往也要随战争结束而立即解散。尽管威尔逊政府积极推动扩军备战，使美国的扩军备战速度和规模都达到空前地步，但威尔逊始终把原因归结为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威胁。欧洲战争初期，威尔逊不相信对美国军事威胁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持反对扩军备战立场。他说：“我们没有建立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只要我们保持我们的理想和原则，我们就不会建立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当“没有理由担心我们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受到任何威胁”时，就决不会“将美国变为军营”。[36](p.422)随着时间推移，威尔逊逐步意识到了扩军备战的意义，转而竭力主张迅速扩军备战，建立美国的军事优势。但是，在看待其它国家时，把庞大军队与专制主义、军国主义联系起来的基本观点并不会就此消失。与此同时，他对美国军事力量的意义还有另一种诠释：既然美国始终是爱好“和平”、“自由”和“进步”的“道义力量”，美国的军事力量就代表了“道义力量”。如美国学者艾斯帕西陀所述，对于威尔逊来说：“‘道义力量’一词并不排除在最后使用武力。事实上，威尔逊设想的所有外交干涉都是以成功的正义这一名义进行的；每当他感到有必要将美国军队投入战斗时，武力的使用就代表着道义行为。”[31](p.64)
四、结论
政治家们都生活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中，特定传统和价值观必然或多或少地制约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造就其相对特殊的国际政治观和国家利益观。崇尚传统不仅是英美文化传统的基本特征，更是威尔逊显著的个性特征。显然，在威尔逊有关国际政治和美国外交的言论中，美国传统观念随处可见，这绝不是偶然的。但是，值得重视的是，威尔逊对传统的态度，与其说是被动接受，不如说是主动利用。威尔逊时代正处在美国和世界发生深刻变化时期，威尔逊敏锐地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他早年就曾经指出： “我们不只是、而且根本不是保守民族，……我们克服困难赢得胜利，依靠的不只是坚贞不移，而是同时要依靠进步。”[37](p.177)
美国自由主义传统不仅是威尔逊反对孤立主义和拥护全球扩张的动力，也是他否定国际政治传统观念和人民革命外交的依据，是他观察国际政治和制定外交政策的依据，是美国世界霸权理论和全球扩张战略的工具。从威尔逊国际政治观中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的意义可以看出，威尔逊对传统的推崇与新的条件下美国的全球扩张欲望始终是密切相连的，在变化了的世界中维护美国利益和实现美国全球扩张始终是其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鉴于美国全球扩张在威尔逊时代还是全新的事业，而崇尚传统、反对激进又是英美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威尔逊对传统的重新阐释对于克服传统造成的阻力、推动美国全球扩张具有重要意义。
到20世纪初期，美国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居于绝对领先地位。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美国经济和科技优势异常显著，以自由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制度相对完善，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和制度都具有相当的国际影响力。尽管以美国传统阐释的国际政治理想充斥着利己主义和价值观偏见，并不能如威尔逊所标榜的那样，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自由主义以及以自由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一定程度上顺应了世界民主化潮流，具有相对的先进性和不容忽视的国际影响力。鉴于自由主义的相对先进性和强大影响力，威尔逊对美国自由主义传统的推崇和重新阐释表明，他不仅要充分发挥美国在新的国际竞争中的经济和科技优势，而且要竭力发挥美国的政治和文化优势，从而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美国的全球扩张服务。威尔逊不断强调美国和美国人具有爱好“自由”的“道德优势”，事实上始终都在为美国的扩张和“世界领袖”地位提供依据，这就是最有力的例证。因此，当我们揭露和批判威尔逊理想主义的扩张本质时，如果不能客观估价美国自由主义政治文化传统的相对先进性和合理性，便难以正确认识威尔逊主义和美国理想主义的本质及其客观影响。与“传统均势现实主义”相比，威尔逊主义具有更为浓郁的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色彩，这表明：在世界深刻变化的历史背景下，威尔逊并不满足于“传统均势现实主义”理论框架下美国对世界权力平衡变化做出的反应，并不满足于传统国际政治观对国家利益过于简化的理解和探究；他要超越欧洲的政治家们，超越国内的前任政治领袖们，为美国全球扩张提供全新的理论架构和战略思考。总之，在继承和发扬传统的名义下，通过一定程度上适应世界变化，实现美国的全球扩张，这是威尔逊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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