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世界范围内的环境保护主义：在市民运动和政府决策之间
亚克西姆·纳得考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4期
【原文出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西安)2006年01期第134～141页
【作者简介】亚克西姆·纳得考，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历史与哲学学院教授，著名环境史学家。
【关 键 词】环境保护主义/环境史/市民运动/政府决策
“环境革命”发生在1970年左右，三四十年之后，环境保护主义已经成为了历史学的一章。起初，环境保护主义还带有诸多新兴运动的特点，但是今天，至少在德国与美国等国家里，环境保护主义有时更多地已经是年轻一代嘲笑老一代所具有的特征之一了，就像最近一部非常成功的德国电影《鲍勃·艾文死亡之日》所表现的那样，在一个被母亲强迫去参加反对核能团体的男孩的眼里，那是一场拙劣的模仿反对核能的运动。在悲观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和乐观的反环境保护主义者的眼中，整个环境保护主义似乎已经呈现出就像是一种过去的现象了（在中国也是如此么？）。
但是，什么是环境保护主义？它的今天、未来以及在西方以外的国家是什么样的？它是一种运动？是一种政治？还是仅仅是不断扩展的官僚作风的一种策略？今天，存在着不同的环境保护主义历史，有欧洲的、美国的和第三世界的，在不同的地区，它的历史或长或短，有时它是流行运动的历史，有时是政治的和行政策略的历史。
给出一个让所有的环境保护主义者都认同的关于环境保护主义的精确定义几乎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冒险。今天，喜爱自然、关注环境已经十分普遍。同时，也依然存在着许多热爱自然、关注环境的不同形式和多样的感情和态度，甚至于有一些观点是相互冲突的。在德国，热爱自然者经常与环境保护主义者争战，环境保护主义者关注风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技术，而在自然保护倡导者的眼中，这些风能站和水能站则破坏了风景及地区动物的生活习性。
弗兰克·奥古特(Frank Uek{K5Q401.JPG}tter)和我在康士坦茨湖(Constance)附近建立了一个研究“环境保护主义危机”的学院，并且带着学生访问了迈纽岛(Mainau)。作为漂亮的鲜花之岛，迈纽岛在德国已经十分有名，同时，它也因为1961年的《迈纽岛绿色宣言》而闻名。《迈纽岛绿色宣言》是德国环境保护主义者的第一份宣言，它是在一次环境保护主义者会议上产生的。同时，迈纽岛已经成为康士坦茨湖地区的主要旅游中心。在花园里，吸引游客的主要是那些富有异国情调的奇花异草，而不是岛上的本来的自然风景。营造这种完全人造的自然风光需要60个园丁。因此，迈纽岛成了周围地区热爱纯自然的人们的首要敌人，这些人痛恨旅游业，热爱未被人类改造过的荒野。在迈纽岛上，我们遇到了一位环境委员，他告诉我们，他花费了很多时间来克服当地人对于迈纽岛的这种坏印象。
这种冲突似乎已经十分典型。热爱自然有着矛盾的形式和想法。在当代德国，一个十分受人喜爱的主题是“花园与荒野”，或者称之为一方面可持续地利用自然，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少利用自然。我的观点是，环境史的实际任务之一就是对这些不同的冲突观点进行仲裁，正如德国一位处于领导地位的环境保护主义者最近所抱怨的那样，因为直到今天环境保护主义还因为这些内部的争斗耗费他们大部分的精力。
从其他学科的观点来看，现在的和过去的环境保护主义是什么呢？不同的学科产生不同的环境保护主义概念。社会学家通常认为环境保护主义是一场社会运动，因此作为社会运动的环境保护主义就成为了社会学研究的主题之一。在德国，1970年代和1980年代所谓的“新社会运动”非常流行，其中包含有女权运动、和平运动、环境保护主义和许多其它不同的公民主权运动，所有这些都有新的类型——后物质主义，它不是由经济利益驱动而产生，也与特定的社会阶层无关，并且反对利用任何政党及分等级的组织作为武器。
如果这一理论是正确的，德国的绿党将毫无发展的机会，并且，实际上那些所谓的环境保护主义政党也毫无意义并且很快会消失。绿党成立于1979年，并且在其成立之初，社会学家就一再宣称这个政党没有前途。但是，直到今天，这个预言可以说被证明是错误的。绿党的历史印证了德国的一句谚语“被预言将要死的人活的更长”。这种情况在将来是否会继续持续下去，我不知道，让我们一起来等待两个星期后德国联邦的选举结果吧。如果以上理论是正确的，环境保护主义的危机几乎在环境保护主义产生时就出现了。
政治学一般将环境保护主义看作是一种政治，因此它成了政治学研究的对象之一。实际上，在撰写政府政绩的报告上，非常容易进行研究环境保护主义政治，而不是研究环境保护主义运动。但是，一种更加政治的对待环境保护主义的态度或者做法似乎还不是十分充分。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真正有效的环境保护主义政治需要来自外部的推动力，尤其是来自底层的、来自批判性的公众观点、来自公民运动和公民产生的推动力。
环境保护主义政治没有任何来自外面的推动力，没有来自公众的批判通常会使环境保护主义成为一种“符号政治”：拥有庄严的宣言而没有实际行动的政治。“符号政治”似乎成为了环境保护主义政治的一个特征，并且远较其他政治领域明显。今天，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你都会惊讶地发现大量关于环境保护的好法律，但是实际上对于这些法律的执行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显得不足。但是可以确信的是，符号政治一定不仅仅是一种欺骗，不是每个案例都是骗局，因为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之后，符号政治也可能变成实际有效的政治。然而，这似乎只能是在强有力而且持续的政治压力之下才可能发生。
对于信息科学而言，环境保护主义是“信息时代”（现代通讯技术、大众媒体、计算机技术、越来越普遍的互联网）一种典型的现象。可以确信，这种定义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如我们所知，没有现代的大众媒体，环境保护主义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大众媒体一直在寻找感情、灾难、警醒事件，这些与大众媒体及环境保护主义紧密相关，至少环境保护主义的一个形式就是高呼警觉。我的一个同事皮特·威格特(Peter Weingart)，他是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领导了一个十分有创意的研究项目，致力于研究在最近的惊醒呼声中气候研究与大众媒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实际上，他发现了交替出现的两种现象：科学家以一种警告性的方式阐明他们的研究结果，而这正符合了大众媒体的要求；另一方面，大众媒体通过他们发布的公众性的警告为科学家争取更多的研究资金。
整体而言，同时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环境保护主义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运动”，而是一种网络的网络：即它是新的信息时代的一种新的历史现象。有时，有人甚至怀疑“环境运动”是否如大众媒体所想象的那样存在，与社会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或宗教运动相比，它是否是一场真正的运动。但是，令人怀疑的是，大众媒体是否可以独自创造历史推动力。因为这些媒体永远在寻求着新的主题，即使是十分重要的主题，在一段时间之后，大众媒体也会将它忽视，因为大众已经厌烦它了。此时“空气污染”十分时髦，彼时“气候灾难”或核危机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尽管这些问题依然存在，这些话题又都被大众媒体忽视了，甚至是遗忘了。
此外，在德国及其他几个国家，作为环境保护主义催化剂的反对核能运动开始反对大众媒体的主流。实际上，环境保护主义有非常重要的草根起源。一个正在俄罗斯做环境保护主义者教育的俄罗斯女研究生告诉我，俄罗斯的环境保护主义并没有真正的力量，因为它缺乏草根基础，它仅仅是由几个庄严的宣言组成的，而没有实际有效的行动。我的一个工作于非洲发展援助组织的朋友抱怨说，植树有时仅仅是政府做给媒体看的，以获取更多的发展基金（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会议决定将这大笔的发展援助资金用于保护环境），而没有得到当地人的更多的支持，此后不久这些当地人就让山羊把这些刚种植的小树都吃掉了。森林史似乎证明，有效的造林活动通常至少要得到当地大部分知识份子的支持。在德国，直到18世纪，护林员是农民痛恨的人物之一，但是在19世纪，随着林地浪漫主义的出现，护林员开始成为德国较受欢迎的职业，一个更大规模的造林运动才实际可行。
近20年来，构成主义在世界各大学里非常流行，从加利福尼亚到俄罗斯，到澳大利亚，而且它越来越多地影响了环境史。奥里查·贝克(Olrich Beck)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拥有最多读者的德国社会学家，他在1994年预言，总有一天某人会致力于证实，在任何时代环境危机仅仅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中。今天，在许多学术会议上我们会听到一些研究“discourse history”（指包括一般的文献中的历史、口述史、新闻报纸上的历史、其他形式记载的历史等——译者按）的论文，以福柯的追随者为代表（但是，我不能确定这些人是否真的理解福柯！）。从这一点出发，环境保护主义主要反映了环境保护主义者自己创造的问题。从构成主义的观点出发，在我们脑海中的并不是真正的现实，而仅仅是对现实的想象。在伟大的哲学家康德(Imanuel Kant)之前两百多年前已经形成了同样的思想，虽然其对于现实更加重视一些。
在当今的西方世界，构成主义似乎是近代以来对环境保护主义的最大的挑战，也许这是由于在西欧和美国，利用你的感觉，如眼睛、皮肤和鼻子，不再能够觉察到环境污染的存在。那里没有化学工厂里冒出的浓烟，没有被化学工业污染的黑红色的河流，湖里也没有被毒死的鱼发出的恶臭。
可以确信，构成主义有利于环境史学家来批判性地处理他们的材料。环境保护主义者喜欢在公众中高呼“警觉”。其实，并不是每一个呼吁都是公正的。弗兰克·奥古特最近出版了一本关于错误的环境保护主义者警言的文集。我自己在20多年前将构成主义介绍到森林史的研究中，证明了18世纪许多德国文献中确切记载的大规模的林地灾难至少在许多地区并没有真正地存在过，然而，环境史学家们应该警惕构成主义，今天，构成主义者经常走得太远了。并不是每一个污染的故事都是虚构的，并不是每一个森林退化都是想象的。我想，为了更好地感知现实，构成主义应该有所改变。历史学家不应该忘记，他们的独特责任就是明确地区分文字和行动。今天，构成主义者冒险去更多地关注文字，而不是现实。
然而，所有这些环境保护主义的概念都有一些是对的。历史总是有机会去整合这些概念。在历史的长河中，环境保护主义在某个时期更多地是国家管理的一种策略，但是在另外一个时期它又成为反对国家政治的一个流行的运动。正如弗兰克·奥古特在他大部头的博士论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与空气污染做斗争的历史中，尤其是在早期，在美国和德国存在着非常不同的政治风格。在美国，他们拥有公民社会的优良传统，在很长时间内，公民的参与在争取清洁空气的斗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在德国，它具有很强的普鲁士行政传统，从一开始环境保护就是国家行政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德国，20世纪初的自然保护运动也是在政府的领导下兴起的。从某方面来说，纳粹专政时期1935年的《国家自然保护法》意味着环境保护的一个高峰，今天，它是德国环境史上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弗兰克最近写了一本关于美国国家社会主义和自然保护的书。同一时代，即1930年代，在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总统领导的“新政”意味着第一个所谓的“保护”政治的高峰，尤其是土壤保护。同时，新政在美国国家官僚机构的兴起中是一个关键事件。从这一点讲，美国已经越来越“欧洲化”了。但是，一代人以后，面对环境污染带来的新的挑战，建立在与工业合作基础之上的传统的政府政治发挥不了作用了。无论是面对空气污染还是面对核危机带来的新问题，这里需要一种批判性的公众意见和公众压力。正如一个世纪以前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条普遍规则和历史经验，即没有来自外部压力的官僚机构在一段时间之后会走向瘫痪。1960年代，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环境保护主义在先进的工业国家成为了一种流行的抗议运动。
令人惊奇的是，在1970年前后“环境”突然成为世界各地公众关注的焦点，这一部分归因于筹备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Stockholm)召开的国际环境保护大会。在环境保护主义的诸多故事中，我们会一次又一次地遇到1970年这个时间，这一年前后是环境史的转折点，在反对康斯坦茨水污染史中也是如此（在康斯坦茨，弗兰克和我的夏季大学就建立在那里）。1970年4月22日，美国环境保护主义者以壮观的胜利第一次庆祝了地球日。那时，美国还由于越南战争而处在极度的分裂之中，现在似乎由于对环境的共同关注而又重新团结起来了。同样是在1970年，美国的环境保护机构(EPC)成立了。同时，上层的、底层的以及由政府组织的环境保护主义开始了，抗议运动也开始了。1971年，绿色和平组织在加拿大的范库费尔(Vancouver)成立，在绿色和平的旗帜下，在大众媒体的眼中，环境保护主义成了一场英雄式的战斗和一场戏剧性的景象，在原子能时代，军事英雄已经落伍了，绿色和平组织创造了当今新的形式的非暴力英雄主义。
也许1969年8月举行的伍德斯托克(Woodstock)嬉皮士会议在环境保护主义历史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花朵般的儿童”在一种柔和的生活方式中长大，他们与自然关系亲密。马克斯·韦伯说，那些新的生活方式远较新的思想重要。如果马克斯·韦伯所言是正确的，我们应该来关注一下嬉皮士们，他们至今被环境史学家们完全忽略了，除了李·怀特(Lynn White)之外，他是美国环境史的创立之父，他在1966年的圣诞节演讲《我们环境危机的历史起源》中赞扬了嬉皮士。
1970年，西德新的内务部财政大臣汉斯德里斯·根斯切尔(Hans-Deitrich Genscher)第一次创立了“环境政治”这个概念，这是为了创造一个新的领域以引起更广泛的政治一致与赞同。然而，1974年之后，反对核能站的运动迅速发展，从而出现了“环境保护”这个相反的口号来反对政府。这是我们在环境保护主义发展过程中会反复遇到的具有讽刺意义的历史。
故事并没有结束。在德国，环境保护主义最近已经变成了“从运动到行政”。许多抵抗运动的成员，如哲哈德·斯哥特(Gerhard Schroder)或者约斯卡·福斯克(Joschka Fischer)选择了政治作为职业，并且一直升到了行政的顶层。起初，许多环境保护主义者反对欧盟的官僚主义，因为他们把一些标准强加进去，甚至强加到香蕉上（《供应布鲁塞尔的香蕉》是非政府组织(EURONATUR)的领导者们反对欧盟而撰写的一部非常具有争议性的书）。但是，现在欧盟已经发现了环境政治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领域，许多绿色组织对欧盟及其FFH（植物、动物、生境）行动都抱有极大的热情。FFH已经成为了自然保护反对农民抵抗的一个强有力的武器。环境保护主义者组织甚至已经变成了由欧盟资助的组织了。
然而，关于环境保护主义的故事仍然没有结束。即使是再坚强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官僚体制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也会有面临瘫痪的危险。我想，在这方面，马克斯·韦伯是正确的。在自然保护和农民之间不断增长的敌意已经成为环境保护主义中最坏的问题之一，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在德国。在墨西哥制度革命党(PRI)的统治之下，环境保护已经被做成了一种官僚战略，同时，环境保护也受到萨帕特主义者的抵抗运动的反对。受到官僚规则诱惑的环境保护主义永远不应该忘记，在民主政治中，需要一个广泛而受欢迎的合法化过程。即使是在非政府组织中，我们也能观察到时间推移过程中官僚化的进程。
我们不应该被“环境”这个词汇以及过多的“全球”视角所欺骗，从近处着眼，世界各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环境保护主义，认识到这种多样性非常重要。在一个地区，水保护是议事日程中的头等大事，而在另外一个地区却是土壤保护，在第三个地区是鸟类保护，在其他情况下有可能是反对空气污染。一百年前，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与美国著名的环境保护主义建立之父约翰·缪尔(John Muir)一起在约塞米蒂国家公园（the Yosemite National Park，美国的第一个国家公园）里散步，罗斯福惊奇地发现，约翰·缪尔仅仅对那些大树和高大的山脉感兴趣，而对罗斯福喜爱的小鸟毫无兴趣。另一方面，环境保护主义建立之母理查·卡逊(Rachel Carson)在她的著作《寂静的春天》（1962，很长时间以来这本书是美国环境保护主义的圣经）一书中描写了一幅悲哀的未来春天的景象，没有了到处唱歌的鸟儿，它们都被DDT杀死了。1982年，西方报纸被一则消息震惊了，消息说在中国，鸟儿被有计划地消灭，因为它们吃了谷种。这则消息是真实的么？在德国，自五百年来就存在着鸟儿对农业是有害还是有利的争论，有利是因为它们吃掉许多害虫。热爱鸟儿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后来在他的一本小册子中强调了“鸟儿的抱怨”！
欧洲大陆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们惊奇地发现，核能已经不是今天美国环境保护主义者讨论的议题，尽管在1960年代是这样的，但是1970年代，当美国的能源工业由于财政原因而从核能转移开的时候，原子能就不再是抵抗运动的目标了。另一方面，美国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也惊奇地发现，今天许多欧洲的环境保护主义者甚至不知道理查·卡逊。直到今天，我们都不能够精确地知道到底谁是环境保护主义史上真正重要的人物，尽管这些人在其中扮演了突出的角色。对于美国的环境发展历史学家朱迪斯·莎普罗(Judith Shapiro)来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主张控制人口的马寅初，反对建造三门峡大坝的黄万里，都是中国环境保护主义的先驱者。这是真正的中国人的理解还是仅仅是美国人的理解？（一个中国新闻记者告诉我说，马寅初是众所周知的，而黄万里则被遗忘了。是这样的么？）
对于研究德国绿党的美国历史学家查林·斯普瑞特奈克(Charlene Spretnak)而言，皮特，凯琳(Petra Kelly)是德国绿党中最重要的人物。确实，皮特·凯琳是受人欢迎的绿党政治家，她在世界各地旅行，多次到过美国，但是在德国绿党内部，她越来越孤立，1994年她与男友巴斯顿(Bastian)（绿党成员，同时也是前将军）一起神秘地死亡，据推测可能是由于极度的孤立和挫折所致，也像是谋杀和自杀一起所致。琼斯卡·富斯克(Joschka Fischer)在最近的十年里已经成为德国绿党中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但是在他的内心中他是一个真正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么？德国环境保护主义的真正的历史仍然正在被书写着，什么是真正有效的动力这个问题仍然没有答案。大多数其他国家的环境保护主义也皆如此。
此外，我们经常会在其他的政治和社会倾向中遇到环境保护主义，如1970年代的德国环境保护主义和新左翼结成了联盟，1980年代的台湾反对核能运动与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民主化运动结成了联盟。在许多情况下，环境保护主义并不仅仅是环境保护主义，它经常与其他的社会力量和目标结合在一起。然而，对我来说，需要重点指出的是，环境保护主义不再为某个政党或某个精英力量所垄断。即使是为了它的行动而需要敌人的绿色和平组织多年来也不再将单一的敌人作为他们关注的目标了。
对于强硬的“基础环境保护主义者”来说，“真正的”环境保护主义就是无私地为自然服务，其他所有的职业的“环境”运动都仅仅是环境保护主义的赝品。然而，我认为这种严格的定义并不是由历史的观点产生的。所有重要的历史运动都是在人类利益的驱动下发生的，这一点对于环境保护主义也同样正确。
还是在德国，人们似乎对这样的标注十分感兴趣，即在早期，“绿色”的动机经常是相当保守的思想者的特征。1945年以后，对于许多左翼者来说，“绿色”的动机有时呈现出“红褐色”的特征，就像纳粹主义的残余。马丁·海德格尔（Matin Heidegger，纳粹时期的哲学明星）展开了对技术的批判，他住在黑森林里，喜爱林地。伊斯特·琼格尔(Ernst Junger)写了一部关于一战的著名小说(In Stahlgewittern)，后来他成了理查·卡逊的崇拜者。奥地利的林务官、前纳粹古色尔·斯格万伯（Gunther Schwab，“世界保护生命组织”的建立者）第一次尖锐地公开批评了核能。而哲学家伊斯特·伯劳斯（Ernst Bloch，前共产主义者，也是鲁迪·度斯克(Rudi Dutschke)的老师）领导了1968年学生发动的一场暴动，攻击资本主义并没有充分发展核能（现在，许多德国左翼主义者几乎不能相信这些事实了）。
因此，1970年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部分是由于它是欧洲的自然保护年，此时，环境保护主义失去了它的“红褐色”嗜好，并且被一种新鲜的国际主义和欧洲一体而代替。1975年2月28日，怀尔(Wyhl)地区的农民占领了计划建立核能站的地点，并且试图与警察对抗以保护这一地区。许多左翼主义者自然地被这些反核斗士鼓舞地充满热情，尽管起初他们从理论上来判断这种新的热情还有些困难（当时德国左翼主义者的知识界迫切需要这种理论）。
我是1968年代的德国知识份子，因此我自己也感到了对理论的需要，这种理论不一定十分复杂，也不一定都能适应任何情况。如你所知，我试图在马克斯·韦伯理论的基础上发现一个新的方法来揭示环境保护主义历史。韦伯教给我们的哪些东西是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有用的？我想，他告诉了我们：关注任何地方的环境保护主义的精英们（无论是在官僚主义中的还是在民众运动中的），关注强烈的情感，关注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关注有特点的人群及其生活方式，关注精神的和宗教的因素，同时也要关注合理化的进程以及与经济趋向一致的过程（这并不意味着环境保护主义仅仅是利益的工具）。我想，遵循着这样的策略，我们也许可以写出一部全新的、比今天现有的更好的环境保护主义历史。
实际上，我们发现在许多国家的环境保护主义中都有一些具有超凡魅力的个人，但是他们的魅力存在的时间一般很短，而且仅在一个小圈子中有影响（但是这可以确切地说是韦伯魅力的特点么？），尤其是在早期，环境保护主义经常使人们想起宗教运动的某种形式，尽管它的目标是科学“生态的”基础（但是，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在时间的过程中，即使是宗教也通常都追求着这样或那样的合理性）。在我的朋友当中，环境保护主义经常与佛教的同情心联系在一起，佛教被认为是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宗教（这一点有些令人怀疑）。
很明显，西方国家的环境保护主义已经成为新的知识份子精英们的要素之一（在中国也是如此么？）。我和弗兰克在夏季学校里招收的学生们都是经过德国国家奖学金(the Deutsche Studientiftung)选拔出来的尖子生，他们有时候表现出环境保护主义精英的意识，例如他们因关心世界的未来而节约能源，并且十分小心地管理垃圾。这一点与一般人不同，一般的人即使节约能源也不会想得太多。起初，在环境保护主义者中间，“生态与经济”对立的观点十分流行，在德国和美国就是如此，今天人们已经越来越接受经济和生态是可以同时并存的这种观点了。
1970年左右的环境保护主义真的全新了么？从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在许多方面都不是这样的：在那时，几乎所有环境保护主义的要素都有很长的历史，即使不能追溯到更早的时期，也都可以追溯到19世纪。森林保护，无论是政府的还是地方社会的森林保护在德国都具有较长的传统，可以追溯到现代社会的早期；“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就是从18世纪德国的森林科学中衍生出来的。起初，“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经济学的而不是生态学的概念。1970年以后的新环境保护主义的真正流行是在1980年以后，那时德国的林地——“濒临死亡的树木”——正受到威胁。
“水资源保护”在19世纪末由于恐惧霍乱而达到了第一个高峰。1900年左右，欧洲和美国的许多城市展开了反抗烟雾的战斗。“鸟类保护”最初是19世纪末在英国形成的一个狂热的运动，动物保护也是如此。随着反对医药研究中活体解剖的斗争，动物保护成为一个具有进攻性的元素进入早期的环境保护主义中。在德国，著名的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许多赞赏者将其视为音乐教父）投入了反对活体解剖的运动中，并且赞赏对动物保持兄弟般的感情。同样，“自然保护（保护“自然的”景观）”约于1900年在几个国家同时开始。“技术安全”在蒸汽时代就已经是人们讨论的主题了。反对不健康食品的“消费者保护”也可以追溯到19世纪。这在德国尤其重要，在美国也是如此。1900年前后，物理疗法运动带着它的信条进入了“自然康复力”之中。所有这些倾向在1970年之后都成为新环境保护主义的要素。今天，人们遗忘了这个悠久的历史。
问题还是：新环境保护主义到底新在哪里？这里有三个答案：(1)所有这些单一的和孤立的要素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如1900年左右，“技术安全”与“动物保护”完全无关；(2)在全球视角下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联系，这一方面归因于1960年代太空旅行和航空照片的影响（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太空旅行不仅打开了对太空的观察，而且更多地是打开了对我们的地球的视野），另一方面归因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推动；(3)大众运动和更加广泛的对环境主题的关注给环境保护主义赋予了一种政治力量，这种力量直到那时才被意识到。
然而，实际上，原先的那些单一的要素仍然有着他们自己的生命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如此。流行的运动喜欢将环境视为一个整体，然而在具体的行政管理之中，森林保护、水保护、反对空气污染等通常都是由不同的部门负责的，它们有时相互冲突。在德国，自然保护的追随者们与新能源的追随者们发生冲突，前者认为后者安装的利用风能和水能的设备破坏了自然的一切。他们没有共同语言来讨论这些冲突的观点。近来，德国出现了原来的单一要素从环境保护主义中分解出来的倾向，然而在美国，被布什的行政击败的环境保护主义被激怒了，你似乎又可以看到新的力量正在集中的趋势。
这似乎是当代环境保护主义的中心问题：即在你的脑海中可能将自然视为一个整体，但是实际的行动却需要限定一定的目标。目前，似乎缺乏对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只能一步一步地解决。也许，环境史能对解决这一问题发挥一点作用——环境政治需要历史的意识，一个历史经验的知识。我的老朋友理查德·伍伯郝斯特(Reinhard Ueberhorst)是1979/1980年德国联邦议院“未来能源政策”咨询委员会的领导，他一次又一次地解释说，为了赢得环境政策的胜利，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政治风格。德国前总理威利·白瑞德(Willy Brandt)在他的《创造民主》一书中写道，我们需要创造政策制定的新程序，而不是那种有着固定的位置、固定的对立界限、固定的朋友和敌人概念的旧政策。
今天，我们不应该忘记环境意识的早期版本：环境保护主义之前的环境保护主义。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几乎全世界都出现了对土壤侵蚀的恐惧和土壤保护运动，在美国部分是对沙尘暴现象的反映。今天，这种类型的环境保护主义几乎被遗忘了，至少在西方是如此（俄罗斯与此不同）。但是在将来，土壤退化也许会再一次成为最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史永远没有终点，我们不能预测未来，因此我们不得不保持谨慎。人类史与自然史一样充满惊奇，我想这是历史中最重要的一课。
在特殊的时刻和地点，环境意识与工业利益经常发生冲突，但是长远来讲，经济和生态是没有矛盾的，这就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即从长时间的历史出发来看待这个问题。历史证明，那些经济强大的国家，无论是15世纪的威尼斯还是19世纪的日本或近代以来的一些西方国家，都以较大的精力来保护他们的自然资源。整体来讲，正确地理解历史教训对环境保护主义来说似乎是令人鼓舞的。环境史并不仅仅是一个失败的历史，它还是一个具有很多胜利的历史（正如弗兰克·奥古特反复指出的那样），尽管目前仍然没有最终的解决办法。我想，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谨慎地、明智地并且始终保持小心地来学习新的教训的话，我们并不会被责难为衰败和腐朽。
[译后记]：本文为亚克西姆·纳得考(joachim Radkau)教授2005年9月7日在陕西师范大学所做的学术报告原文。
——译者^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4期
【原文出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西安)2006年01期第134～141页
【作者简介】亚克西姆·纳得考，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历史与哲学学院教授，著名环境史学家。
| 【内容提要】 | 本文通过概述西方环境保护主义在市民与政府之间的发展历程，认识到环境保护主义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讨论议题与内容，而不同的人群对于谁才是环境保护主义者的精英分子也有不同的看法。1970年前后是环境保护主义的转折点，从那时起，环境保护主义关注的议题由单一的要素转向一个综合的网络，并形成了全球范围的广泛联系，在大众运动和广泛的社会关注之下，环境保护主义的政治力量越来越多地显示出来。 |
但是，什么是环境保护主义？它的今天、未来以及在西方以外的国家是什么样的？它是一种运动？是一种政治？还是仅仅是不断扩展的官僚作风的一种策略？今天，存在着不同的环境保护主义历史，有欧洲的、美国的和第三世界的，在不同的地区，它的历史或长或短，有时它是流行运动的历史，有时是政治的和行政策略的历史。
给出一个让所有的环境保护主义者都认同的关于环境保护主义的精确定义几乎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冒险。今天，喜爱自然、关注环境已经十分普遍。同时，也依然存在着许多热爱自然、关注环境的不同形式和多样的感情和态度，甚至于有一些观点是相互冲突的。在德国，热爱自然者经常与环境保护主义者争战，环境保护主义者关注风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技术，而在自然保护倡导者的眼中，这些风能站和水能站则破坏了风景及地区动物的生活习性。
弗兰克·奥古特(Frank Uek{K5Q401.JPG}tter)和我在康士坦茨湖(Constance)附近建立了一个研究“环境保护主义危机”的学院，并且带着学生访问了迈纽岛(Mainau)。作为漂亮的鲜花之岛，迈纽岛在德国已经十分有名，同时，它也因为1961年的《迈纽岛绿色宣言》而闻名。《迈纽岛绿色宣言》是德国环境保护主义者的第一份宣言，它是在一次环境保护主义者会议上产生的。同时，迈纽岛已经成为康士坦茨湖地区的主要旅游中心。在花园里，吸引游客的主要是那些富有异国情调的奇花异草，而不是岛上的本来的自然风景。营造这种完全人造的自然风光需要60个园丁。因此，迈纽岛成了周围地区热爱纯自然的人们的首要敌人，这些人痛恨旅游业，热爱未被人类改造过的荒野。在迈纽岛上，我们遇到了一位环境委员，他告诉我们，他花费了很多时间来克服当地人对于迈纽岛的这种坏印象。
这种冲突似乎已经十分典型。热爱自然有着矛盾的形式和想法。在当代德国，一个十分受人喜爱的主题是“花园与荒野”，或者称之为一方面可持续地利用自然，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少利用自然。我的观点是，环境史的实际任务之一就是对这些不同的冲突观点进行仲裁，正如德国一位处于领导地位的环境保护主义者最近所抱怨的那样，因为直到今天环境保护主义还因为这些内部的争斗耗费他们大部分的精力。
从其他学科的观点来看，现在的和过去的环境保护主义是什么呢？不同的学科产生不同的环境保护主义概念。社会学家通常认为环境保护主义是一场社会运动，因此作为社会运动的环境保护主义就成为了社会学研究的主题之一。在德国，1970年代和1980年代所谓的“新社会运动”非常流行，其中包含有女权运动、和平运动、环境保护主义和许多其它不同的公民主权运动，所有这些都有新的类型——后物质主义，它不是由经济利益驱动而产生，也与特定的社会阶层无关，并且反对利用任何政党及分等级的组织作为武器。
如果这一理论是正确的，德国的绿党将毫无发展的机会，并且，实际上那些所谓的环境保护主义政党也毫无意义并且很快会消失。绿党成立于1979年，并且在其成立之初，社会学家就一再宣称这个政党没有前途。但是，直到今天，这个预言可以说被证明是错误的。绿党的历史印证了德国的一句谚语“被预言将要死的人活的更长”。这种情况在将来是否会继续持续下去，我不知道，让我们一起来等待两个星期后德国联邦的选举结果吧。如果以上理论是正确的，环境保护主义的危机几乎在环境保护主义产生时就出现了。
政治学一般将环境保护主义看作是一种政治，因此它成了政治学研究的对象之一。实际上，在撰写政府政绩的报告上，非常容易进行研究环境保护主义政治，而不是研究环境保护主义运动。但是，一种更加政治的对待环境保护主义的态度或者做法似乎还不是十分充分。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真正有效的环境保护主义政治需要来自外部的推动力，尤其是来自底层的、来自批判性的公众观点、来自公民运动和公民产生的推动力。
环境保护主义政治没有任何来自外面的推动力，没有来自公众的批判通常会使环境保护主义成为一种“符号政治”：拥有庄严的宣言而没有实际行动的政治。“符号政治”似乎成为了环境保护主义政治的一个特征，并且远较其他政治领域明显。今天，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你都会惊讶地发现大量关于环境保护的好法律，但是实际上对于这些法律的执行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显得不足。但是可以确信的是，符号政治一定不仅仅是一种欺骗，不是每个案例都是骗局，因为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之后，符号政治也可能变成实际有效的政治。然而，这似乎只能是在强有力而且持续的政治压力之下才可能发生。
对于信息科学而言，环境保护主义是“信息时代”（现代通讯技术、大众媒体、计算机技术、越来越普遍的互联网）一种典型的现象。可以确信，这种定义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如我们所知，没有现代的大众媒体，环境保护主义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大众媒体一直在寻找感情、灾难、警醒事件，这些与大众媒体及环境保护主义紧密相关，至少环境保护主义的一个形式就是高呼警觉。我的一个同事皮特·威格特(Peter Weingart)，他是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领导了一个十分有创意的研究项目，致力于研究在最近的惊醒呼声中气候研究与大众媒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实际上，他发现了交替出现的两种现象：科学家以一种警告性的方式阐明他们的研究结果，而这正符合了大众媒体的要求；另一方面，大众媒体通过他们发布的公众性的警告为科学家争取更多的研究资金。
整体而言，同时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环境保护主义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运动”，而是一种网络的网络：即它是新的信息时代的一种新的历史现象。有时，有人甚至怀疑“环境运动”是否如大众媒体所想象的那样存在，与社会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或宗教运动相比，它是否是一场真正的运动。但是，令人怀疑的是，大众媒体是否可以独自创造历史推动力。因为这些媒体永远在寻求着新的主题，即使是十分重要的主题，在一段时间之后，大众媒体也会将它忽视，因为大众已经厌烦它了。此时“空气污染”十分时髦，彼时“气候灾难”或核危机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尽管这些问题依然存在，这些话题又都被大众媒体忽视了，甚至是遗忘了。
此外，在德国及其他几个国家，作为环境保护主义催化剂的反对核能运动开始反对大众媒体的主流。实际上，环境保护主义有非常重要的草根起源。一个正在俄罗斯做环境保护主义者教育的俄罗斯女研究生告诉我，俄罗斯的环境保护主义并没有真正的力量，因为它缺乏草根基础，它仅仅是由几个庄严的宣言组成的，而没有实际有效的行动。我的一个工作于非洲发展援助组织的朋友抱怨说，植树有时仅仅是政府做给媒体看的，以获取更多的发展基金（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会议决定将这大笔的发展援助资金用于保护环境），而没有得到当地人的更多的支持，此后不久这些当地人就让山羊把这些刚种植的小树都吃掉了。森林史似乎证明，有效的造林活动通常至少要得到当地大部分知识份子的支持。在德国，直到18世纪，护林员是农民痛恨的人物之一，但是在19世纪，随着林地浪漫主义的出现，护林员开始成为德国较受欢迎的职业，一个更大规模的造林运动才实际可行。
近20年来，构成主义在世界各大学里非常流行，从加利福尼亚到俄罗斯，到澳大利亚，而且它越来越多地影响了环境史。奥里查·贝克(Olrich Beck)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拥有最多读者的德国社会学家，他在1994年预言，总有一天某人会致力于证实，在任何时代环境危机仅仅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中。今天，在许多学术会议上我们会听到一些研究“discourse history”（指包括一般的文献中的历史、口述史、新闻报纸上的历史、其他形式记载的历史等——译者按）的论文，以福柯的追随者为代表（但是，我不能确定这些人是否真的理解福柯！）。从这一点出发，环境保护主义主要反映了环境保护主义者自己创造的问题。从构成主义的观点出发，在我们脑海中的并不是真正的现实，而仅仅是对现实的想象。在伟大的哲学家康德(Imanuel Kant)之前两百多年前已经形成了同样的思想，虽然其对于现实更加重视一些。
在当今的西方世界，构成主义似乎是近代以来对环境保护主义的最大的挑战，也许这是由于在西欧和美国，利用你的感觉，如眼睛、皮肤和鼻子，不再能够觉察到环境污染的存在。那里没有化学工厂里冒出的浓烟，没有被化学工业污染的黑红色的河流，湖里也没有被毒死的鱼发出的恶臭。
可以确信，构成主义有利于环境史学家来批判性地处理他们的材料。环境保护主义者喜欢在公众中高呼“警觉”。其实，并不是每一个呼吁都是公正的。弗兰克·奥古特最近出版了一本关于错误的环境保护主义者警言的文集。我自己在20多年前将构成主义介绍到森林史的研究中，证明了18世纪许多德国文献中确切记载的大规模的林地灾难至少在许多地区并没有真正地存在过，然而，环境史学家们应该警惕构成主义，今天，构成主义者经常走得太远了。并不是每一个污染的故事都是虚构的，并不是每一个森林退化都是想象的。我想，为了更好地感知现实，构成主义应该有所改变。历史学家不应该忘记，他们的独特责任就是明确地区分文字和行动。今天，构成主义者冒险去更多地关注文字，而不是现实。
然而，所有这些环境保护主义的概念都有一些是对的。历史总是有机会去整合这些概念。在历史的长河中，环境保护主义在某个时期更多地是国家管理的一种策略，但是在另外一个时期它又成为反对国家政治的一个流行的运动。正如弗兰克·奥古特在他大部头的博士论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与空气污染做斗争的历史中，尤其是在早期，在美国和德国存在着非常不同的政治风格。在美国，他们拥有公民社会的优良传统，在很长时间内，公民的参与在争取清洁空气的斗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在德国，它具有很强的普鲁士行政传统，从一开始环境保护就是国家行政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德国，20世纪初的自然保护运动也是在政府的领导下兴起的。从某方面来说，纳粹专政时期1935年的《国家自然保护法》意味着环境保护的一个高峰，今天，它是德国环境史上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弗兰克最近写了一本关于美国国家社会主义和自然保护的书。同一时代，即1930年代，在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总统领导的“新政”意味着第一个所谓的“保护”政治的高峰，尤其是土壤保护。同时，新政在美国国家官僚机构的兴起中是一个关键事件。从这一点讲，美国已经越来越“欧洲化”了。但是，一代人以后，面对环境污染带来的新的挑战，建立在与工业合作基础之上的传统的政府政治发挥不了作用了。无论是面对空气污染还是面对核危机带来的新问题，这里需要一种批判性的公众意见和公众压力。正如一个世纪以前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条普遍规则和历史经验，即没有来自外部压力的官僚机构在一段时间之后会走向瘫痪。1960年代，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环境保护主义在先进的工业国家成为了一种流行的抗议运动。
令人惊奇的是，在1970年前后“环境”突然成为世界各地公众关注的焦点，这一部分归因于筹备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Stockholm)召开的国际环境保护大会。在环境保护主义的诸多故事中，我们会一次又一次地遇到1970年这个时间，这一年前后是环境史的转折点，在反对康斯坦茨水污染史中也是如此（在康斯坦茨，弗兰克和我的夏季大学就建立在那里）。1970年4月22日，美国环境保护主义者以壮观的胜利第一次庆祝了地球日。那时，美国还由于越南战争而处在极度的分裂之中，现在似乎由于对环境的共同关注而又重新团结起来了。同样是在1970年，美国的环境保护机构(EPC)成立了。同时，上层的、底层的以及由政府组织的环境保护主义开始了，抗议运动也开始了。1971年，绿色和平组织在加拿大的范库费尔(Vancouver)成立，在绿色和平的旗帜下，在大众媒体的眼中，环境保护主义成了一场英雄式的战斗和一场戏剧性的景象，在原子能时代，军事英雄已经落伍了，绿色和平组织创造了当今新的形式的非暴力英雄主义。
也许1969年8月举行的伍德斯托克(Woodstock)嬉皮士会议在环境保护主义历史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花朵般的儿童”在一种柔和的生活方式中长大，他们与自然关系亲密。马克斯·韦伯说，那些新的生活方式远较新的思想重要。如果马克斯·韦伯所言是正确的，我们应该来关注一下嬉皮士们，他们至今被环境史学家们完全忽略了，除了李·怀特(Lynn White)之外，他是美国环境史的创立之父，他在1966年的圣诞节演讲《我们环境危机的历史起源》中赞扬了嬉皮士。
1970年，西德新的内务部财政大臣汉斯德里斯·根斯切尔(Hans-Deitrich Genscher)第一次创立了“环境政治”这个概念，这是为了创造一个新的领域以引起更广泛的政治一致与赞同。然而，1974年之后，反对核能站的运动迅速发展，从而出现了“环境保护”这个相反的口号来反对政府。这是我们在环境保护主义发展过程中会反复遇到的具有讽刺意义的历史。
故事并没有结束。在德国，环境保护主义最近已经变成了“从运动到行政”。许多抵抗运动的成员，如哲哈德·斯哥特(Gerhard Schroder)或者约斯卡·福斯克(Joschka Fischer)选择了政治作为职业，并且一直升到了行政的顶层。起初，许多环境保护主义者反对欧盟的官僚主义，因为他们把一些标准强加进去，甚至强加到香蕉上（《供应布鲁塞尔的香蕉》是非政府组织(EURONATUR)的领导者们反对欧盟而撰写的一部非常具有争议性的书）。但是，现在欧盟已经发现了环境政治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领域，许多绿色组织对欧盟及其FFH（植物、动物、生境）行动都抱有极大的热情。FFH已经成为了自然保护反对农民抵抗的一个强有力的武器。环境保护主义者组织甚至已经变成了由欧盟资助的组织了。
然而，关于环境保护主义的故事仍然没有结束。即使是再坚强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官僚体制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也会有面临瘫痪的危险。我想，在这方面，马克斯·韦伯是正确的。在自然保护和农民之间不断增长的敌意已经成为环境保护主义中最坏的问题之一，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在德国。在墨西哥制度革命党(PRI)的统治之下，环境保护已经被做成了一种官僚战略，同时，环境保护也受到萨帕特主义者的抵抗运动的反对。受到官僚规则诱惑的环境保护主义永远不应该忘记，在民主政治中，需要一个广泛而受欢迎的合法化过程。即使是在非政府组织中，我们也能观察到时间推移过程中官僚化的进程。
我们不应该被“环境”这个词汇以及过多的“全球”视角所欺骗，从近处着眼，世界各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环境保护主义，认识到这种多样性非常重要。在一个地区，水保护是议事日程中的头等大事，而在另外一个地区却是土壤保护，在第三个地区是鸟类保护，在其他情况下有可能是反对空气污染。一百年前，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与美国著名的环境保护主义建立之父约翰·缪尔(John Muir)一起在约塞米蒂国家公园（the Yosemite National Park，美国的第一个国家公园）里散步，罗斯福惊奇地发现，约翰·缪尔仅仅对那些大树和高大的山脉感兴趣，而对罗斯福喜爱的小鸟毫无兴趣。另一方面，环境保护主义建立之母理查·卡逊(Rachel Carson)在她的著作《寂静的春天》（1962，很长时间以来这本书是美国环境保护主义的圣经）一书中描写了一幅悲哀的未来春天的景象，没有了到处唱歌的鸟儿，它们都被DDT杀死了。1982年，西方报纸被一则消息震惊了，消息说在中国，鸟儿被有计划地消灭，因为它们吃了谷种。这则消息是真实的么？在德国，自五百年来就存在着鸟儿对农业是有害还是有利的争论，有利是因为它们吃掉许多害虫。热爱鸟儿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后来在他的一本小册子中强调了“鸟儿的抱怨”！
欧洲大陆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们惊奇地发现，核能已经不是今天美国环境保护主义者讨论的议题，尽管在1960年代是这样的，但是1970年代，当美国的能源工业由于财政原因而从核能转移开的时候，原子能就不再是抵抗运动的目标了。另一方面，美国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也惊奇地发现，今天许多欧洲的环境保护主义者甚至不知道理查·卡逊。直到今天，我们都不能够精确地知道到底谁是环境保护主义史上真正重要的人物，尽管这些人在其中扮演了突出的角色。对于美国的环境发展历史学家朱迪斯·莎普罗(Judith Shapiro)来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主张控制人口的马寅初，反对建造三门峡大坝的黄万里，都是中国环境保护主义的先驱者。这是真正的中国人的理解还是仅仅是美国人的理解？（一个中国新闻记者告诉我说，马寅初是众所周知的，而黄万里则被遗忘了。是这样的么？）
对于研究德国绿党的美国历史学家查林·斯普瑞特奈克(Charlene Spretnak)而言，皮特，凯琳(Petra Kelly)是德国绿党中最重要的人物。确实，皮特·凯琳是受人欢迎的绿党政治家，她在世界各地旅行，多次到过美国，但是在德国绿党内部，她越来越孤立，1994年她与男友巴斯顿(Bastian)（绿党成员，同时也是前将军）一起神秘地死亡，据推测可能是由于极度的孤立和挫折所致，也像是谋杀和自杀一起所致。琼斯卡·富斯克(Joschka Fischer)在最近的十年里已经成为德国绿党中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但是在他的内心中他是一个真正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么？德国环境保护主义的真正的历史仍然正在被书写着，什么是真正有效的动力这个问题仍然没有答案。大多数其他国家的环境保护主义也皆如此。
此外，我们经常会在其他的政治和社会倾向中遇到环境保护主义，如1970年代的德国环境保护主义和新左翼结成了联盟，1980年代的台湾反对核能运动与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民主化运动结成了联盟。在许多情况下，环境保护主义并不仅仅是环境保护主义，它经常与其他的社会力量和目标结合在一起。然而，对我来说，需要重点指出的是，环境保护主义不再为某个政党或某个精英力量所垄断。即使是为了它的行动而需要敌人的绿色和平组织多年来也不再将单一的敌人作为他们关注的目标了。
对于强硬的“基础环境保护主义者”来说，“真正的”环境保护主义就是无私地为自然服务，其他所有的职业的“环境”运动都仅仅是环境保护主义的赝品。然而，我认为这种严格的定义并不是由历史的观点产生的。所有重要的历史运动都是在人类利益的驱动下发生的，这一点对于环境保护主义也同样正确。
还是在德国，人们似乎对这样的标注十分感兴趣，即在早期，“绿色”的动机经常是相当保守的思想者的特征。1945年以后，对于许多左翼者来说，“绿色”的动机有时呈现出“红褐色”的特征，就像纳粹主义的残余。马丁·海德格尔（Matin Heidegger，纳粹时期的哲学明星）展开了对技术的批判，他住在黑森林里，喜爱林地。伊斯特·琼格尔(Ernst Junger)写了一部关于一战的著名小说(In Stahlgewittern)，后来他成了理查·卡逊的崇拜者。奥地利的林务官、前纳粹古色尔·斯格万伯（Gunther Schwab，“世界保护生命组织”的建立者）第一次尖锐地公开批评了核能。而哲学家伊斯特·伯劳斯（Ernst Bloch，前共产主义者，也是鲁迪·度斯克(Rudi Dutschke)的老师）领导了1968年学生发动的一场暴动，攻击资本主义并没有充分发展核能（现在，许多德国左翼主义者几乎不能相信这些事实了）。
因此，1970年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部分是由于它是欧洲的自然保护年，此时，环境保护主义失去了它的“红褐色”嗜好，并且被一种新鲜的国际主义和欧洲一体而代替。1975年2月28日，怀尔(Wyhl)地区的农民占领了计划建立核能站的地点，并且试图与警察对抗以保护这一地区。许多左翼主义者自然地被这些反核斗士鼓舞地充满热情，尽管起初他们从理论上来判断这种新的热情还有些困难（当时德国左翼主义者的知识界迫切需要这种理论）。
我是1968年代的德国知识份子，因此我自己也感到了对理论的需要，这种理论不一定十分复杂，也不一定都能适应任何情况。如你所知，我试图在马克斯·韦伯理论的基础上发现一个新的方法来揭示环境保护主义历史。韦伯教给我们的哪些东西是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有用的？我想，他告诉了我们：关注任何地方的环境保护主义的精英们（无论是在官僚主义中的还是在民众运动中的），关注强烈的情感，关注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关注有特点的人群及其生活方式，关注精神的和宗教的因素，同时也要关注合理化的进程以及与经济趋向一致的过程（这并不意味着环境保护主义仅仅是利益的工具）。我想，遵循着这样的策略，我们也许可以写出一部全新的、比今天现有的更好的环境保护主义历史。
实际上，我们发现在许多国家的环境保护主义中都有一些具有超凡魅力的个人，但是他们的魅力存在的时间一般很短，而且仅在一个小圈子中有影响（但是这可以确切地说是韦伯魅力的特点么？），尤其是在早期，环境保护主义经常使人们想起宗教运动的某种形式，尽管它的目标是科学“生态的”基础（但是，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在时间的过程中，即使是宗教也通常都追求着这样或那样的合理性）。在我的朋友当中，环境保护主义经常与佛教的同情心联系在一起，佛教被认为是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宗教（这一点有些令人怀疑）。
很明显，西方国家的环境保护主义已经成为新的知识份子精英们的要素之一（在中国也是如此么？）。我和弗兰克在夏季学校里招收的学生们都是经过德国国家奖学金(the Deutsche Studientiftung)选拔出来的尖子生，他们有时候表现出环境保护主义精英的意识，例如他们因关心世界的未来而节约能源，并且十分小心地管理垃圾。这一点与一般人不同，一般的人即使节约能源也不会想得太多。起初，在环境保护主义者中间，“生态与经济”对立的观点十分流行，在德国和美国就是如此，今天人们已经越来越接受经济和生态是可以同时并存的这种观点了。
1970年左右的环境保护主义真的全新了么？从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在许多方面都不是这样的：在那时，几乎所有环境保护主义的要素都有很长的历史，即使不能追溯到更早的时期，也都可以追溯到19世纪。森林保护，无论是政府的还是地方社会的森林保护在德国都具有较长的传统，可以追溯到现代社会的早期；“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就是从18世纪德国的森林科学中衍生出来的。起初，“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经济学的而不是生态学的概念。1970年以后的新环境保护主义的真正流行是在1980年以后，那时德国的林地——“濒临死亡的树木”——正受到威胁。
“水资源保护”在19世纪末由于恐惧霍乱而达到了第一个高峰。1900年左右，欧洲和美国的许多城市展开了反抗烟雾的战斗。“鸟类保护”最初是19世纪末在英国形成的一个狂热的运动，动物保护也是如此。随着反对医药研究中活体解剖的斗争，动物保护成为一个具有进攻性的元素进入早期的环境保护主义中。在德国，著名的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许多赞赏者将其视为音乐教父）投入了反对活体解剖的运动中，并且赞赏对动物保持兄弟般的感情。同样，“自然保护（保护“自然的”景观）”约于1900年在几个国家同时开始。“技术安全”在蒸汽时代就已经是人们讨论的主题了。反对不健康食品的“消费者保护”也可以追溯到19世纪。这在德国尤其重要，在美国也是如此。1900年前后，物理疗法运动带着它的信条进入了“自然康复力”之中。所有这些倾向在1970年之后都成为新环境保护主义的要素。今天，人们遗忘了这个悠久的历史。
问题还是：新环境保护主义到底新在哪里？这里有三个答案：(1)所有这些单一的和孤立的要素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如1900年左右，“技术安全”与“动物保护”完全无关；(2)在全球视角下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联系，这一方面归因于1960年代太空旅行和航空照片的影响（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太空旅行不仅打开了对太空的观察，而且更多地是打开了对我们的地球的视野），另一方面归因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推动；(3)大众运动和更加广泛的对环境主题的关注给环境保护主义赋予了一种政治力量，这种力量直到那时才被意识到。
然而，实际上，原先的那些单一的要素仍然有着他们自己的生命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如此。流行的运动喜欢将环境视为一个整体，然而在具体的行政管理之中，森林保护、水保护、反对空气污染等通常都是由不同的部门负责的，它们有时相互冲突。在德国，自然保护的追随者们与新能源的追随者们发生冲突，前者认为后者安装的利用风能和水能的设备破坏了自然的一切。他们没有共同语言来讨论这些冲突的观点。近来，德国出现了原来的单一要素从环境保护主义中分解出来的倾向，然而在美国，被布什的行政击败的环境保护主义被激怒了，你似乎又可以看到新的力量正在集中的趋势。
这似乎是当代环境保护主义的中心问题：即在你的脑海中可能将自然视为一个整体，但是实际的行动却需要限定一定的目标。目前，似乎缺乏对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只能一步一步地解决。也许，环境史能对解决这一问题发挥一点作用——环境政治需要历史的意识，一个历史经验的知识。我的老朋友理查德·伍伯郝斯特(Reinhard Ueberhorst)是1979/1980年德国联邦议院“未来能源政策”咨询委员会的领导，他一次又一次地解释说，为了赢得环境政策的胜利，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政治风格。德国前总理威利·白瑞德(Willy Brandt)在他的《创造民主》一书中写道，我们需要创造政策制定的新程序，而不是那种有着固定的位置、固定的对立界限、固定的朋友和敌人概念的旧政策。
今天，我们不应该忘记环境意识的早期版本：环境保护主义之前的环境保护主义。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几乎全世界都出现了对土壤侵蚀的恐惧和土壤保护运动，在美国部分是对沙尘暴现象的反映。今天，这种类型的环境保护主义几乎被遗忘了，至少在西方是如此（俄罗斯与此不同）。但是在将来，土壤退化也许会再一次成为最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史永远没有终点，我们不能预测未来，因此我们不得不保持谨慎。人类史与自然史一样充满惊奇，我想这是历史中最重要的一课。
在特殊的时刻和地点，环境意识与工业利益经常发生冲突，但是长远来讲，经济和生态是没有矛盾的，这就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即从长时间的历史出发来看待这个问题。历史证明，那些经济强大的国家，无论是15世纪的威尼斯还是19世纪的日本或近代以来的一些西方国家，都以较大的精力来保护他们的自然资源。整体来讲，正确地理解历史教训对环境保护主义来说似乎是令人鼓舞的。环境史并不仅仅是一个失败的历史，它还是一个具有很多胜利的历史（正如弗兰克·奥古特反复指出的那样），尽管目前仍然没有最终的解决办法。我想，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谨慎地、明智地并且始终保持小心地来学习新的教训的话，我们并不会被责难为衰败和腐朽。
[译后记]：本文为亚克西姆·纳得考(joachim Radkau)教授2005年9月7日在陕西师范大学所做的学术报告原文。
——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