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社会性别理论与18-19世纪英国妇女的社会地位
王晓焰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3期
【原文出处】《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成都)2005年06期第132～139页
【作者简介】王晓焰，四川大学在职博士研究生，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四川 成都 610041）
【关 键 词】社会性别理论/英国工业化/妇女地位
“社会性别(gender)”是女性主义理论（注：女性主义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女权主义”，又称为妇女运动或女权运动。它是指妇女为了争取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使自己从父权制文化和制度性的压迫和从属地位中解放出来而进行的运动和斗争。它既包括政治运动本身，又包括运动所依据的意识形态主张。二是指女性主义研究或理论。它是指致力于性别差异和不平等的根源、结果及解决途径的理论解说，它是以妇女运动为社会来源的女性主义学术思潮，也可视为女性主义运动向文化界、学术界的扩张。它构成了妇女运动的理论基础，同时又提供了基于女性价值的理解世界、理解生活的一种新方式。它指向造成男女不平等的父权制制度和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成为反主流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视角和研究方法之一。因此，后一种解释比前一种解释涵盖了更广泛的领域和更丰富的内涵。本文中的女性主义主要是采用后一种解释。）的核心概念。它从男女性别差异的视角出发，把女性作为有个体差别的群体，强调社会性别差异的性别史的撰写。18-19世纪是英国社会步入工业化时代的社会变革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熟练技师而且也依赖于非熟练的低工资的劳动力（女性在那时占了相当比例）”[1]（276页）。早在1757年，约翰·布朗(John Brown)就鼓吹对男性和女性的地位进行界定，他认为“这将对英国社会和对英国作为世界强国地位的稳定产生重要作用”[2]（1-4页）。本文试图介绍史学家们如何以社会性别理论为依据，通过研究影响妇女社会地位的相关因素，如工业化进程的多样性、家庭中女性地位的变化、中产阶级“两分领域”的意识等问题，以期揭示女性在英国历史变迁中的能动作用，进一步展现英国工业化历程的丰富内涵。
一 认知妇女社会地位的基本概念、方法和理论观点
（一）基本概念
多学科的研究表明，人具有五种性别：以性染色体为载体的基因性别，以激素为载体的生物性别，以性生理特征为载体的生理性别，以某种心理认同或否定为载体的心理性别，以对不同性别的理解、规范和认可为载体的社会性别。前三种性别可归为生理性别，或性(sex)；而后两种性别是指性别的社会和心理特征，它是在社会文化中那些关于男女所应扮演的社会角色、所应遵循的行为准则等等意识和行为的影响下形成的，这种性别称为“社会性别”(gender)。
社会性别理论将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分开，强调性别的社会建构性。它认为社会性别不只是代表一种个人的性别身份，还是一种反映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的符号。女性主义学者桑德拉·哈丁将社会性别的含义概括为三种[3]（17-18页）。一是个体或个人性别。这是性别身份认同(gender-identification)的核心。人们认识到自己是男性或女性，并将其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联系起来进行性别认同。这种性别化的自我意识的建构始于童年时代，对终身产生影响。二是称为“结构性别”的社会性别。它用以表示两性关系分野下的社会结构，即作为社会的组织和结构中体现出的性别差异。劳动的性别分工、职业的性别分隔是这种制度性的性别差异的反映，教育、司法、医疗等几乎所有国家体系的构造都体现了性别关系。三是文化或符号性别。它是指在特有的社会文化情境中，作为男性女性的规范性含义。或者说是通过社会学习得到的，与两种生物性别相关的一套规范的期望和行为，这是男女在日常生活中根据约定俗成的惯例进行交往而取得的。例如，“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所谓“两分领域”的二元划分理论使男女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合法化。“男子汉”和“贤妻良母”的说法规范的是婚姻生活中暗含的一种权力关系。
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在人类社会中，除了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还有“性—社会性别制度”，后者组织人类的性的活动，是把人规范为男性、女性的种种社会文化机制。正如在社会中存在种族和民族不平等的特征一样，它同样具有性别不平等的特点。性别上的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和原因，因为男人和女人承担着不同的角色，更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角色受到了不平等的评价和对待。于是，男人和女人获得社会报酬的机会就不平等了。性别的角色差异反映了男性统治的社会现实。因此，在大多数的文化中，社会性别制度表现为男尊女卑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女性主义学者及其妇女史研究者力图揭示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中具体的社会性别制度及其机制，以及这些机制如何作用于社会中的男男女女。也就是研究男女间的关系，研究性别在构成人类社会历史、思想意识、经济制度和政治结构中所起的作用。
（二）理论和方法
围绕妇女不平等地位的根源，西方学者芭芭拉·泰勒、萨利·亚历山大和希拉·罗波桑姆等人展开了讨论。她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剩余价值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中，并由此有了阶级的概念和相关理论。“性阶级”这样的术语意味着与经济制度相连的、与性别不平等的问题相关。但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私有制取消了，男女不平等依然存在。很显然，对性别问题的研究不能依靠纯经验的理论，还需要在经济制度之外来考察。所以，泰勒和亚历山大强调以父权制概念为理论解释的基础[1]（366页）[4]（1-4页）。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朱蒂·本妮特也认为，研究妇女史必须研究父权制的形成和发展[5]（254-267页）。罗波桑姆则认为，如果仅仅采用父权制的理论，不足以解释妇女从属地位和阶级之间差异的问题，甚至会以妇女从属于男性的关系取代男女两性间相互作用的关系。但事实上，阶级或种族的团结有时候是强于两性间冲突的。因此，罗波桑姆主张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妇女史进行研究。在罗波桑姆看来，妇女的角色是双重的——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动者。因为妇女们在寻找赖以生存的策略时，其反抗斗争对父权制的巩固或削弱都起到了能动的作用[6]（30页）。这正如凯瑟琳·霍尔所说，男性的支配地位极少以他们的支配方式（形式）呈现，而是在从属者的从属地位上反映出来[7]（12页），这使男尊女卑的社会认知内在化了。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父权制为核心概念的研究视角逐步让位于社会性别理论。“社会性别不比其他任何因素重要，但至少应该是与其他的人类关系一样重要”[8]（19页）。妇女受压迫的问题已不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但妇女的附属地位仍是人们议论的焦点。
学者们借鉴了学术界的其他成果：福柯的后结构主义理论、拉康的心理分析、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反对的是固定的结构论或结构中心论，他不仅重视结构的整体性，并且强调整体与各部分之间、各部分内部之间的相互关系。福柯的无权力中心或无权力本质的思想，其焦点从对劳动的剥削转变到身份的正常化，阶级团结的陈旧主题让位于新的焦点，让位于差异，让位于那些相关分离的政治群体和碎片化的身份。福柯认为，每一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和执着于日常事务，以确证自己特殊的认同形式、对抗模式和自主权，而这些不同于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
在这些理论和思想的影响下，女性主义由解决“妇女的从属和受压迫地位的平等观向社会性别中男女性别差异观”转变。琼·斯各特成为这一思想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她最为突出的贡献是巩固了“社会性别”在历史研究方法中的重要地位，她主张历史研究应更少地关注发生在女人和男人身上的事以及他（她）们对这些事情的反作用，而应重视身份特征范畴是如何被建构的[9]（6页）。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者们强调社会性别史的知识建构性和政治化的研究视角，否定所谓妇女分享的经验的普遍化特征，侧重研究其异质性和多样性。这一新视点对妇女史而言避免了解释妇女受压迫的普遍性特征，而从更深层、更复杂的角度去考察、理解其相关性和矛盾性[2]（5页）。
有学者对后结构主义理论持不同意见。琼·霍夫认为，“社会性别”作为分析范畴时，没有必要用一种特殊的话语去进行重构。如果转向性别史，只会割断妇女史的政治基础，把妇女在特殊历史背景下争取重新界定自我、争取更好的生活的斗争经历变为个人的故事。因此，霍夫把“父权制”再一次提了出来。他认为，如果没有像父权制这样统一的理论模式，妇女史将“在无联系的混乱状态和相互矛盾的事实中崩溃”[10]（150页）。另外，学者们对社会性别内关系的研究也有了新的视角。男性历史学家对男性赋予研究以社会性别的全新视角，他们开始分析拥有支配权的男性的历史建构及其变量（或相关因素）[11]（30页）。因此，女性主义的妇女史研究有两个特征：（一）将历史上的女性作为研究的主体对象，强烈关注女性的经验及其历史主体创造者的形象，女性不再被视为男性的陪衬和男性活动的背景；（二）在观察和阐释历史时引入社会性别的概念和社会性别理论，使用性别分析方法，解析历史上的性别关系和结构，以及妇女在其中的生存状态，她们的生活、情感和心态等，以此公正地评价妇女在历史上的贡献[12]。
二 影响18-19世纪英国妇女社会地位的变量
（一）工业化的多样性与妇女的社会地位及其作用
学者们应用社会性别理论质疑工业革命的“突发”特征，解构英国工业化进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他们从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技术更新与妇女参与工作的关系、男女工人之间的关系、妇女劳作经验的差异性以及地区发展不平衡性等方面进行研究，阐释妇女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及其原因。
学者们首先围绕着“蒸汽机长鸣”中妇女地位的变化展开研究和讨论。早在1919年，爱丽斯·克拉克就在其著作中描述了17世纪晚期随着家庭经济衰落，资本主义工业怎样使妇女陷入被剥削或“家庭监狱”的境地[13]。爱维·平奇贝克的著作谈到了1780年到1850年妇女地位的转变情况：农业的分工、家庭手工业向家庭以外的工厂劳动或其他工资劳动的转换引起了妇女经济活动的短期衰退[14]。布瑞吉特·希尔则认为家庭经济的分裂导致了妇女地位的边缘化。她指出，18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对农业和城市手工业的入侵，宣告了家庭经济的死亡，家庭从此不再是工作的中心。妇女由于不再为获得经济必需品而外出挣工资，便被束缚在家里，家务活因而更多地与女性联系在一起，并开始呈现出一种低价值化趋势，这种状况被进一步固定化的结果是最终形成了妻子和母亲的道德责任——将其自身全部奉献给家庭的社会观念。[15]（100-120页）
一些社会学家以及莱昂诺尔·大卫多夫、凯瑟琳·霍尔等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史学家，反对以18世纪工业化的背景来研究19世纪的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他们挑战和质疑工业化的突发性、戏剧性特征。他们认为，工业革命自身的发展模式就存在问题，以前的研究都夸大了客观事实。在英国和法国工业化时期，妇女工作生活情况没有发生很大的改变，18世纪的妇女仍处于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地位低下的处境中[16][17](pp.294-330)。朱蒂·本妮特更是以父权制来解释18-19世纪妇女地位边缘化。按照父权制模式的标准：家庭的男性首领对其属下、男性和女性拥有法律和经济上的绝对控制权。父权的制度化从古代到19世纪一直运作着。[18]（58-71页）
其次，学者们研究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与妇女工作的关系，揭示工业化过程的社会性别意义。传统的观点认为，工业化的进程表现在大规模制造业的成长，资本密集型技术的引进，工厂取代小规模的低效益的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形式，大多数的行业伴随着生产的组织化和技术化的发展而发展。学者们批评把变革看成是直线性发展的传统观念。他们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劳动就业和工作的特征等方面，并为技术和组织形式重新下定义。他们认为，“技术革新”的实际表现是：传统的技术与新技术的应用同时并存，即新机器的使用与新的手工工具的使用并驾齐驱，由此产生了一种劳动密集型工作的新领域。卡特瑞娜·霍内曼认为，劳动者的技能、工作的速度和安全性等等影响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19]（23页）。克里斯汀·布鲁兰德在研究中强调，不仅劳动分工的变革是技术革新的基础，也正是技术变革的含义[20]（158页）。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表明：变革更少地发生在集中型的生产部门以及昂贵的技术的使用上，而主要是在工作的不同经验方面的变革[21]（96页）。新的研究还表明，1700-1914年间工业产量的扩大是由于各种工业组织形式持续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相互作用导致了一种复杂的工业结构的产生。工厂制绝不是普遍流行的生产组织形式，甚至到19世纪晚期，小规模和小资本的工业生产形式仍然没被工厂制取代，从经济上来说前者还更为适用[22]（76-80页）。
学者们指出，在考察生产组织形式、技术的使用以及劳动力的分配时，更为重要的是将男工和女工的地位以及他们相互产生作用的形式考虑进去。例如：罗伯特·舒马克的研究注意到了在经济的许多部门，户外工种的扩大化与机械化的展开、工厂就业率的增长是并肩而行的。这一过程常常与社会性别在劳动力分配上的现状相符：女性劳作于家庭和手工工场；男性则受雇于工厂。[23]（169页）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制造业充分利用了妇女在第二劳动力市场的低薪地位、妇女们工作的季节性特征和劳动时间的弹性特征。当时，许多业主对工人的雇用具有不规范性的特点，女工的上述就业特征使许多企业得以生存；同时也使得手工和介于手工与机器之间的工具继续被使用。因此，廉价的女工为雇主选择有利可图的生产组织形式提供了条件。
女性主义学者认为，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发展，男人拥有了比女人更易获得社会承认的技术地位，女性被人为地降到了无技能或低技能的地位，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这种定位成为社会普遍认可的。换句话说，通过实践训练而获得的技能和社会性建构的“技能”之间存在区别，女工被社会化为低技能或缺乏技能的过程实际上掩盖了工厂制形成的复杂性[19]（62页）。正如有学者所言，“技术变革”的过程从根本上改变了妇女作为女工的地位[24]（2、12页）。妇女们愈是归属低廉的可牺牲自我的劳动力，男工就愈是把自己定位为更熟练的工人。工业化时期劳动分工在性别间的演化也受到政府管理工厂或保护劳工的立法行为的影响。例如，1842年的“煤矿及矿工法”规定女工和童工不得下井采矿。因为妇女在井下作业与男工密切接触被认为是不利于妇女的身心健康，对社会风气也存在不利影响；妇女在家庭应承担教育孩子的责任，而不是外出就业。1844年颁布的“安全设备法案”规定，只有男工才能维护、保养机器。因此，学者们认为，此类法令降低了妇女的工作地位，同时也没能保护她们的利益，这无疑进一步强调了男工自我定义的职业身份[23]（207页）。
男女劳动力的这种“差异”在新旧生产方式交替作用和劳动分工发生结构性变化的过程中一旦被建构起来，它就合法地成为社会机制的一定组合[25]（87、96页）。也就是说，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再分配上的男女差异在文化意识上被建构，它便成为男工、雇主以及国家、社会管理制度的一部分。因此，工业化不仅是一场经济变革，也是一场社会文化变革的过程，妇女的“附属地位”成为英国工业化发展的必要因素。
（二）家庭、两分领域和妇女的社会地位
传统的史学研究认为，工业革命引起社会变革的后果之一是产生了公、私的“两分领域”，即家庭和工作的分割，生产与消费和再生产的分割。男性及男性活动的相关领域如国家、市场等被视为公共领域而受到重视，女性及女性相关领域如家庭、情感等被视为私人领域而遭轻视。两分领域与男女角色的分离相对应，形成了关于社会、劳动分工以及家庭的传统意识形态。正如帕森斯社会结构功能学说所认为的，近代以来形成的核心家庭中，男人的工具性角色和女人的表意性角色分工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工业社会的需要：即男人外出挣钱养家，女人的位置在家里的格局的出现。妇女被降低到社会的最低层，她们被孤立被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妇女将持家教子的观念内在化。与此同时，家庭成了唯一具有消费力，供养家庭成员，培养未来劳动力的机构。这样一来，女性的社会经验、知识贡献被边缘化，甚至被遮蔽，因为知识生产是以在公共领域的男人的经验为社会主流话语及价值判断的认识基础。
首先，学者们质疑了“两分领域”形成的直接背景——有关英国中产阶级产生的时间以及现代核心家庭产生的时间等问题。这无疑打破了传统的、经验的对妇女地位的认知体系。女性主义历史学家研究指出，中产阶级并不产生于工业化时期，而是产生在工业化和资本主义时代到来之前，皮特·伊尔利把其确定在17世纪[26]（22页）。在19世纪被称为中产阶级的群体，在18世纪时并没有展示出同类的阶级意识。学者们重申，19世纪土地势力集团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仍很强大，他们强调对各产业集团的中产阶级要区别对待，整个社会跨阶级的纵向联盟仍然以其顺应力适应着社会的发展[27]（20页）。
1965年，皮特·拉斯莱特出版了《我们失去的世界》一书，他的研究表明，从16世纪开始，英国就是一个核心家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1969年，由拉斯莱特负责的剑桥小组发起召开了关于家庭和住户结构的国际学术会议。会上达成共识的结论挑战了学术界有关“主干式家庭”向“核心家庭”过渡是工业化产物的假说[28][29]。
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妇女在家庭内地位的界定不仅受到阶级、种族、经济、政治、文化、宗教、历史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家庭内外男女关系、各代人之间的关系和其他各种人际关系的影响。因此，考察妇女的家庭地位必须多角度地进行。正如罗斯玛莉·欧德伊所言，妇女史学家们必须详细地考察和评价活生生的家庭经验，评价家庭的柔性体制(flexible institution)，研究家庭成员间的相互关系，其相互的适应性、对抗性形成了不同特征的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是动态的，横向与各种人际关系、空间场景相连，纵向与时代变迁有关[30]（266-274页）。
女性的社会地位被“两分领域”定为从属的、依附的、边缘的，这种传统的有关家庭的概念是以中产阶级的核心家庭模式为标准，它们都建基于公私二元论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它是依据男人的职业和组织特点来界定的。但对工人家庭而言，男性不是唯一的挣钱养家者，女性不是家庭中经济的依附者。“两分领域”的意识体现男女差异性在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建构，所以，女性的从属地位不仅体现在家庭中，体现在经济体系中，而且还是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31]（20页）。
学者们进一步针对家庭内部情感及其关系展开研究。他们认为，家庭不仅仅是一个居住单位，一个经济和法律单位，而且是一个道德场所，是人们感情投入的组织。学者们从情感分析的方法出发，强调家庭成员间的爱和情感因素，并且认为这是现代家庭形成的核心原因。米切尔·安德森在其著作中介绍了这种观点[32]（25页）。其中，劳伦·斯通的著作影响最大。斯通认为，1500-1800年在英国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是由于“现代的、封闭的、专注于家务”的核心家庭取代了“传统的开放式的世系家庭”；“取代”现象的出现是因为“情感性个人主义”成长的结果：家庭关系从父权制向一种平等的家庭体系转变。丈夫对妻子和孩子的权威开始削弱，个人的自主权上升，最为重要的是对个人情感的日益重视，这造成了现代家庭特征的凸现：核心、封闭、情绪化，这种个人主义和与孩子增长的情感联系导致了两性活动的分离领域的发展，妻子们将自身置于管理仆人、教育孩子和休闲活动中。这样，妇女变得与男子更为平等，但也与男子更为分离[33]。
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质疑以上观点，他们认为，从近代早期以来，英国家庭中的情感关系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变化，父亲对妻子、儿女的权威关系和地位一直存在，父母和子女间的亲密关系、夫妻间的爱情关系一直被强调，它们并不是工业化的产物[34][35][36]。
女性主义者强调须同时运用“两分领域”和“社会性别是形成阶级的原动力”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反响。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是《家庭命运：1780年到1850年英国中产阶级的男人和女人们》。在该著作中，莱昂诺尔·大卫多夫和凯瑟琳·霍尔主张历史地社会地理解男女性别角色的形成[11]（30页）。他们认为，18世纪后半期，由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法国革命的发生及其在英国引发的保守意识的出现，加上英国福音派主张对男女角色进行界定的思想的推动，中产阶级学者们由此形成了对社会性别进行“两分”的主张，而且把它作为中产阶级进行身份特征鉴别的核心标准。与此同时，他们也强调，绝对的两分领域是不存在的，但这种意识对维多利亚的无产阶级、中产阶级中下层女性的地位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她们的就业有损于“贤内助”、“女性气质”的形象，从而被定位为社会地位低的人群。大卫多夫和霍尔的贡献在于通过综合考察男性和女性的经验，把英国社会中产阶级的形成和社会性别联系起来，成功地把“社会性别”带入了社会史主流研究领域的前沿。
卡斯瑞·谢维洛的进一步研究认为，公私领域的每一领域的意义都依据对方的表现而形成。中上层妇女封闭的、家庭的私人领域与女性狭窄和受限制的特征相辅相成，整个18世纪，在男女间、公私间、家内外间的联系日益密切。通过这种相背体系的运作而形成对社会性别角色的建构，妇女被塑造成不适合男性公共领域而仅在其家庭的私人领域拥有相对权威的形象。[37]（10页）理查德·利波特认为，两分领域的意识影响了男女在时间上的支配：男性在公共领域支配时间，女性被动地支配其消闲时间。在这样的父权社会，妇女的活动是被动的、受限制的，是停滞时间的表现。她们受男性鼓励而完成的音乐作品也是为了创造一种端庄妇女的形象。在两性斗争中，男性不仅成功地把上层妇女肉欲化，而且建立了家庭意识并使其制度化[38]（29-31页）。
对妇女而言，社会要求其具有两重角色。正如波·兰格弗德总结的：对中上层的妇女而言，有教养的社会使她们更有文化，有更多的机会显示其地位，她们由此在家内外有机会与男人分享待遇；但社会中下层劳动妇女挣钱养家的角色对家庭的生存至关重要[39]（109页）。
皮特·拉斯莱特的研究显示，家务劳动的五分之一是由寡妇们承担；未婚女子成群，导致“全女性家庭”(all-female households)的出现，因此，对妇女和财产的研究表明，一般的妇女不仅更易拥有财产，而且把这些财产以不同方式分配给男人们。另外，遗嘱和其对后人安置情况的研究表明，女儿和儿子们的需求都被其父母们平衡地考察周全了，对年少儿女的安置尤其着重考虑他（她）们个人的生存环境[40]（77-78页）。
琳达·柯利的研究结论是：在道德家认为妇女应该留在家里的同时，她们活跃于家庭以外的事务中[41]（241页）。克斯林·威尔森(Kethleen Wilson)对18世纪帝国主义思想和社会性别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正是女演员们散播着帝国主义的意识，这一领域是由男性定义或被男性的解释来定义的工作[42]（128-164页）。
18世纪和19世纪，英国男女社会角色和责任是多元的，社会性别关系是流动和可变的，每一个体在形成自我特点及其社会地位过程中的差异性受到学者们的相当关注。他们否定以普遍性、统一性的视角认识社会性别关系，这并非否定社会性别关系对18-19世纪英国社会的影响和作用，而是强调社会的一系列规则和义务的性别差异性和社会区别性。学者们首先强调的是其综合性的特点。例如，取舍公共生活的参与与否是依据和受制于一定的行为规范的。公共领域绝非仅属男性，也非易属于女性，例如咖啡屋、俱乐部等公共场所是对男性开放的，而社团、集会和图书馆则男女均可进入；文学作品的创作和阅读也允许女性的加入，小说或导读性作品均显现女性化特征。其次是强调社会性别的变化性、多样性特征。引起社会性别及其关系变化和多样性特征的诸如阶级、年龄、地域、职业、宗教以及个性特质等因素都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产生作用，例如不同地域的纺织业的劳动分工就显现出不同的特征[2]（25-26页）。
社会性别对历史学家而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分析性范畴。研究者对资料的选择决定了他（她）对社会性别的理解程度。例如讽刺文学或大众文学的研究可使我们获得与社会性别相关信息；通过研究某个人的经验，以统计分析或对自传记录的内容进行分析，可能使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认识资料中描述的社会性别关系与实际生活中的差异。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如果要为存在问题本身而把这个问题自己的历史透析清楚，那么需要把僵化了的传统松动一下，需要把由传统形成的一切遮蔽打破。社会性别史的研究应当为以存在的问题为线索，把古代存在论传下来的内容解释为一些原始经验。那么，最初的、以后又起着主导作用的存在规定就是借这些原始经验获得的[43]（28-29页）。
综上所述，研究女性历史的学者们吸收了各家所长，对传统的研究模式和观念提出了挑战，他们从客观和微观历史的角度寻求更为详细的解释，同围绕着“经济因素使妇女边缘化”和“两分领域”这些论点和概念的产生的争论一样，历史学家们希望在更广泛利用资料的基础上，对18-19世纪英国的妇女生活、社会性别问题的研究以新的启示。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3期
【原文出处】《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成都)2005年06期第132～139页
【作者简介】王晓焰，四川大学在职博士研究生，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四川 成都 610041）
| 【内容提要】 | 依据女性主义关于“社会性别”的理论，西方学者突破、超越旧有的研究范式，围绕着英国工业化进程的多样性和劳动按性别分工的差异性以及家庭、中产阶级两分领域和妇女社会地位变迁的关系问题等展开了讨论，旨在深刻认识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社会变革的复杂性以及社会性别在社会中的运行态势，使我们更为全面地理解女性在英国工业化时期的能动作用和社会地位。 |
一 认知妇女社会地位的基本概念、方法和理论观点
（一）基本概念
多学科的研究表明，人具有五种性别：以性染色体为载体的基因性别，以激素为载体的生物性别，以性生理特征为载体的生理性别，以某种心理认同或否定为载体的心理性别，以对不同性别的理解、规范和认可为载体的社会性别。前三种性别可归为生理性别，或性(sex)；而后两种性别是指性别的社会和心理特征，它是在社会文化中那些关于男女所应扮演的社会角色、所应遵循的行为准则等等意识和行为的影响下形成的，这种性别称为“社会性别”(gender)。
社会性别理论将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分开，强调性别的社会建构性。它认为社会性别不只是代表一种个人的性别身份，还是一种反映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的符号。女性主义学者桑德拉·哈丁将社会性别的含义概括为三种[3]（17-18页）。一是个体或个人性别。这是性别身份认同(gender-identification)的核心。人们认识到自己是男性或女性，并将其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联系起来进行性别认同。这种性别化的自我意识的建构始于童年时代，对终身产生影响。二是称为“结构性别”的社会性别。它用以表示两性关系分野下的社会结构，即作为社会的组织和结构中体现出的性别差异。劳动的性别分工、职业的性别分隔是这种制度性的性别差异的反映，教育、司法、医疗等几乎所有国家体系的构造都体现了性别关系。三是文化或符号性别。它是指在特有的社会文化情境中，作为男性女性的规范性含义。或者说是通过社会学习得到的，与两种生物性别相关的一套规范的期望和行为，这是男女在日常生活中根据约定俗成的惯例进行交往而取得的。例如，“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所谓“两分领域”的二元划分理论使男女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合法化。“男子汉”和“贤妻良母”的说法规范的是婚姻生活中暗含的一种权力关系。
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在人类社会中，除了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还有“性—社会性别制度”，后者组织人类的性的活动，是把人规范为男性、女性的种种社会文化机制。正如在社会中存在种族和民族不平等的特征一样，它同样具有性别不平等的特点。性别上的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和原因，因为男人和女人承担着不同的角色，更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角色受到了不平等的评价和对待。于是，男人和女人获得社会报酬的机会就不平等了。性别的角色差异反映了男性统治的社会现实。因此，在大多数的文化中，社会性别制度表现为男尊女卑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女性主义学者及其妇女史研究者力图揭示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中具体的社会性别制度及其机制，以及这些机制如何作用于社会中的男男女女。也就是研究男女间的关系，研究性别在构成人类社会历史、思想意识、经济制度和政治结构中所起的作用。
（二）理论和方法
围绕妇女不平等地位的根源，西方学者芭芭拉·泰勒、萨利·亚历山大和希拉·罗波桑姆等人展开了讨论。她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剩余价值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中，并由此有了阶级的概念和相关理论。“性阶级”这样的术语意味着与经济制度相连的、与性别不平等的问题相关。但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私有制取消了，男女不平等依然存在。很显然，对性别问题的研究不能依靠纯经验的理论，还需要在经济制度之外来考察。所以，泰勒和亚历山大强调以父权制概念为理论解释的基础[1]（366页）[4]（1-4页）。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朱蒂·本妮特也认为，研究妇女史必须研究父权制的形成和发展[5]（254-267页）。罗波桑姆则认为，如果仅仅采用父权制的理论，不足以解释妇女从属地位和阶级之间差异的问题，甚至会以妇女从属于男性的关系取代男女两性间相互作用的关系。但事实上，阶级或种族的团结有时候是强于两性间冲突的。因此，罗波桑姆主张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妇女史进行研究。在罗波桑姆看来，妇女的角色是双重的——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动者。因为妇女们在寻找赖以生存的策略时，其反抗斗争对父权制的巩固或削弱都起到了能动的作用[6]（30页）。这正如凯瑟琳·霍尔所说，男性的支配地位极少以他们的支配方式（形式）呈现，而是在从属者的从属地位上反映出来[7]（12页），这使男尊女卑的社会认知内在化了。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父权制为核心概念的研究视角逐步让位于社会性别理论。“社会性别不比其他任何因素重要，但至少应该是与其他的人类关系一样重要”[8]（19页）。妇女受压迫的问题已不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但妇女的附属地位仍是人们议论的焦点。
学者们借鉴了学术界的其他成果：福柯的后结构主义理论、拉康的心理分析、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反对的是固定的结构论或结构中心论，他不仅重视结构的整体性，并且强调整体与各部分之间、各部分内部之间的相互关系。福柯的无权力中心或无权力本质的思想，其焦点从对劳动的剥削转变到身份的正常化，阶级团结的陈旧主题让位于新的焦点，让位于差异，让位于那些相关分离的政治群体和碎片化的身份。福柯认为，每一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和执着于日常事务，以确证自己特殊的认同形式、对抗模式和自主权，而这些不同于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
在这些理论和思想的影响下，女性主义由解决“妇女的从属和受压迫地位的平等观向社会性别中男女性别差异观”转变。琼·斯各特成为这一思想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她最为突出的贡献是巩固了“社会性别”在历史研究方法中的重要地位，她主张历史研究应更少地关注发生在女人和男人身上的事以及他（她）们对这些事情的反作用，而应重视身份特征范畴是如何被建构的[9]（6页）。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者们强调社会性别史的知识建构性和政治化的研究视角，否定所谓妇女分享的经验的普遍化特征，侧重研究其异质性和多样性。这一新视点对妇女史而言避免了解释妇女受压迫的普遍性特征，而从更深层、更复杂的角度去考察、理解其相关性和矛盾性[2]（5页）。
有学者对后结构主义理论持不同意见。琼·霍夫认为，“社会性别”作为分析范畴时，没有必要用一种特殊的话语去进行重构。如果转向性别史，只会割断妇女史的政治基础，把妇女在特殊历史背景下争取重新界定自我、争取更好的生活的斗争经历变为个人的故事。因此，霍夫把“父权制”再一次提了出来。他认为，如果没有像父权制这样统一的理论模式，妇女史将“在无联系的混乱状态和相互矛盾的事实中崩溃”[10]（150页）。另外，学者们对社会性别内关系的研究也有了新的视角。男性历史学家对男性赋予研究以社会性别的全新视角，他们开始分析拥有支配权的男性的历史建构及其变量（或相关因素）[11]（30页）。因此，女性主义的妇女史研究有两个特征：（一）将历史上的女性作为研究的主体对象，强烈关注女性的经验及其历史主体创造者的形象，女性不再被视为男性的陪衬和男性活动的背景；（二）在观察和阐释历史时引入社会性别的概念和社会性别理论，使用性别分析方法，解析历史上的性别关系和结构，以及妇女在其中的生存状态，她们的生活、情感和心态等，以此公正地评价妇女在历史上的贡献[12]。
二 影响18-19世纪英国妇女社会地位的变量
（一）工业化的多样性与妇女的社会地位及其作用
学者们应用社会性别理论质疑工业革命的“突发”特征，解构英国工业化进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他们从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技术更新与妇女参与工作的关系、男女工人之间的关系、妇女劳作经验的差异性以及地区发展不平衡性等方面进行研究，阐释妇女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及其原因。
学者们首先围绕着“蒸汽机长鸣”中妇女地位的变化展开研究和讨论。早在1919年，爱丽斯·克拉克就在其著作中描述了17世纪晚期随着家庭经济衰落，资本主义工业怎样使妇女陷入被剥削或“家庭监狱”的境地[13]。爱维·平奇贝克的著作谈到了1780年到1850年妇女地位的转变情况：农业的分工、家庭手工业向家庭以外的工厂劳动或其他工资劳动的转换引起了妇女经济活动的短期衰退[14]。布瑞吉特·希尔则认为家庭经济的分裂导致了妇女地位的边缘化。她指出，18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对农业和城市手工业的入侵，宣告了家庭经济的死亡，家庭从此不再是工作的中心。妇女由于不再为获得经济必需品而外出挣工资，便被束缚在家里，家务活因而更多地与女性联系在一起，并开始呈现出一种低价值化趋势，这种状况被进一步固定化的结果是最终形成了妻子和母亲的道德责任——将其自身全部奉献给家庭的社会观念。[15]（100-120页）
一些社会学家以及莱昂诺尔·大卫多夫、凯瑟琳·霍尔等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史学家，反对以18世纪工业化的背景来研究19世纪的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他们挑战和质疑工业化的突发性、戏剧性特征。他们认为，工业革命自身的发展模式就存在问题，以前的研究都夸大了客观事实。在英国和法国工业化时期，妇女工作生活情况没有发生很大的改变，18世纪的妇女仍处于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地位低下的处境中[16][17](pp.294-330)。朱蒂·本妮特更是以父权制来解释18-19世纪妇女地位边缘化。按照父权制模式的标准：家庭的男性首领对其属下、男性和女性拥有法律和经济上的绝对控制权。父权的制度化从古代到19世纪一直运作着。[18]（58-71页）
其次，学者们研究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与妇女工作的关系，揭示工业化过程的社会性别意义。传统的观点认为，工业化的进程表现在大规模制造业的成长，资本密集型技术的引进，工厂取代小规模的低效益的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形式，大多数的行业伴随着生产的组织化和技术化的发展而发展。学者们批评把变革看成是直线性发展的传统观念。他们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劳动就业和工作的特征等方面，并为技术和组织形式重新下定义。他们认为，“技术革新”的实际表现是：传统的技术与新技术的应用同时并存，即新机器的使用与新的手工工具的使用并驾齐驱，由此产生了一种劳动密集型工作的新领域。卡特瑞娜·霍内曼认为，劳动者的技能、工作的速度和安全性等等影响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19]（23页）。克里斯汀·布鲁兰德在研究中强调，不仅劳动分工的变革是技术革新的基础，也正是技术变革的含义[20]（158页）。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表明：变革更少地发生在集中型的生产部门以及昂贵的技术的使用上，而主要是在工作的不同经验方面的变革[21]（96页）。新的研究还表明，1700-1914年间工业产量的扩大是由于各种工业组织形式持续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相互作用导致了一种复杂的工业结构的产生。工厂制绝不是普遍流行的生产组织形式，甚至到19世纪晚期，小规模和小资本的工业生产形式仍然没被工厂制取代，从经济上来说前者还更为适用[22]（76-80页）。
学者们指出，在考察生产组织形式、技术的使用以及劳动力的分配时，更为重要的是将男工和女工的地位以及他们相互产生作用的形式考虑进去。例如：罗伯特·舒马克的研究注意到了在经济的许多部门，户外工种的扩大化与机械化的展开、工厂就业率的增长是并肩而行的。这一过程常常与社会性别在劳动力分配上的现状相符：女性劳作于家庭和手工工场；男性则受雇于工厂。[23]（169页）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制造业充分利用了妇女在第二劳动力市场的低薪地位、妇女们工作的季节性特征和劳动时间的弹性特征。当时，许多业主对工人的雇用具有不规范性的特点，女工的上述就业特征使许多企业得以生存；同时也使得手工和介于手工与机器之间的工具继续被使用。因此，廉价的女工为雇主选择有利可图的生产组织形式提供了条件。
女性主义学者认为，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发展，男人拥有了比女人更易获得社会承认的技术地位，女性被人为地降到了无技能或低技能的地位，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这种定位成为社会普遍认可的。换句话说，通过实践训练而获得的技能和社会性建构的“技能”之间存在区别，女工被社会化为低技能或缺乏技能的过程实际上掩盖了工厂制形成的复杂性[19]（62页）。正如有学者所言，“技术变革”的过程从根本上改变了妇女作为女工的地位[24]（2、12页）。妇女们愈是归属低廉的可牺牲自我的劳动力，男工就愈是把自己定位为更熟练的工人。工业化时期劳动分工在性别间的演化也受到政府管理工厂或保护劳工的立法行为的影响。例如，1842年的“煤矿及矿工法”规定女工和童工不得下井采矿。因为妇女在井下作业与男工密切接触被认为是不利于妇女的身心健康，对社会风气也存在不利影响；妇女在家庭应承担教育孩子的责任，而不是外出就业。1844年颁布的“安全设备法案”规定，只有男工才能维护、保养机器。因此，学者们认为，此类法令降低了妇女的工作地位，同时也没能保护她们的利益，这无疑进一步强调了男工自我定义的职业身份[23]（207页）。
男女劳动力的这种“差异”在新旧生产方式交替作用和劳动分工发生结构性变化的过程中一旦被建构起来，它就合法地成为社会机制的一定组合[25]（87、96页）。也就是说，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再分配上的男女差异在文化意识上被建构，它便成为男工、雇主以及国家、社会管理制度的一部分。因此，工业化不仅是一场经济变革，也是一场社会文化变革的过程，妇女的“附属地位”成为英国工业化发展的必要因素。
（二）家庭、两分领域和妇女的社会地位
传统的史学研究认为，工业革命引起社会变革的后果之一是产生了公、私的“两分领域”，即家庭和工作的分割，生产与消费和再生产的分割。男性及男性活动的相关领域如国家、市场等被视为公共领域而受到重视，女性及女性相关领域如家庭、情感等被视为私人领域而遭轻视。两分领域与男女角色的分离相对应，形成了关于社会、劳动分工以及家庭的传统意识形态。正如帕森斯社会结构功能学说所认为的，近代以来形成的核心家庭中，男人的工具性角色和女人的表意性角色分工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工业社会的需要：即男人外出挣钱养家，女人的位置在家里的格局的出现。妇女被降低到社会的最低层，她们被孤立被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妇女将持家教子的观念内在化。与此同时，家庭成了唯一具有消费力，供养家庭成员，培养未来劳动力的机构。这样一来，女性的社会经验、知识贡献被边缘化，甚至被遮蔽，因为知识生产是以在公共领域的男人的经验为社会主流话语及价值判断的认识基础。
首先，学者们质疑了“两分领域”形成的直接背景——有关英国中产阶级产生的时间以及现代核心家庭产生的时间等问题。这无疑打破了传统的、经验的对妇女地位的认知体系。女性主义历史学家研究指出，中产阶级并不产生于工业化时期，而是产生在工业化和资本主义时代到来之前，皮特·伊尔利把其确定在17世纪[26]（22页）。在19世纪被称为中产阶级的群体，在18世纪时并没有展示出同类的阶级意识。学者们重申，19世纪土地势力集团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仍很强大，他们强调对各产业集团的中产阶级要区别对待，整个社会跨阶级的纵向联盟仍然以其顺应力适应着社会的发展[27]（20页）。
1965年，皮特·拉斯莱特出版了《我们失去的世界》一书，他的研究表明，从16世纪开始，英国就是一个核心家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1969年，由拉斯莱特负责的剑桥小组发起召开了关于家庭和住户结构的国际学术会议。会上达成共识的结论挑战了学术界有关“主干式家庭”向“核心家庭”过渡是工业化产物的假说[28][29]。
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妇女在家庭内地位的界定不仅受到阶级、种族、经济、政治、文化、宗教、历史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家庭内外男女关系、各代人之间的关系和其他各种人际关系的影响。因此，考察妇女的家庭地位必须多角度地进行。正如罗斯玛莉·欧德伊所言，妇女史学家们必须详细地考察和评价活生生的家庭经验，评价家庭的柔性体制(flexible institution)，研究家庭成员间的相互关系，其相互的适应性、对抗性形成了不同特征的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是动态的，横向与各种人际关系、空间场景相连，纵向与时代变迁有关[30]（266-274页）。
女性的社会地位被“两分领域”定为从属的、依附的、边缘的，这种传统的有关家庭的概念是以中产阶级的核心家庭模式为标准，它们都建基于公私二元论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它是依据男人的职业和组织特点来界定的。但对工人家庭而言，男性不是唯一的挣钱养家者，女性不是家庭中经济的依附者。“两分领域”的意识体现男女差异性在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建构，所以，女性的从属地位不仅体现在家庭中，体现在经济体系中，而且还是两者相互作用的结果[31]（20页）。
学者们进一步针对家庭内部情感及其关系展开研究。他们认为，家庭不仅仅是一个居住单位，一个经济和法律单位，而且是一个道德场所，是人们感情投入的组织。学者们从情感分析的方法出发，强调家庭成员间的爱和情感因素，并且认为这是现代家庭形成的核心原因。米切尔·安德森在其著作中介绍了这种观点[32]（25页）。其中，劳伦·斯通的著作影响最大。斯通认为，1500-1800年在英国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是由于“现代的、封闭的、专注于家务”的核心家庭取代了“传统的开放式的世系家庭”；“取代”现象的出现是因为“情感性个人主义”成长的结果：家庭关系从父权制向一种平等的家庭体系转变。丈夫对妻子和孩子的权威开始削弱，个人的自主权上升，最为重要的是对个人情感的日益重视，这造成了现代家庭特征的凸现：核心、封闭、情绪化，这种个人主义和与孩子增长的情感联系导致了两性活动的分离领域的发展，妻子们将自身置于管理仆人、教育孩子和休闲活动中。这样，妇女变得与男子更为平等，但也与男子更为分离[33]。
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质疑以上观点，他们认为，从近代早期以来，英国家庭中的情感关系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变化，父亲对妻子、儿女的权威关系和地位一直存在，父母和子女间的亲密关系、夫妻间的爱情关系一直被强调，它们并不是工业化的产物[34][35][36]。
女性主义者强调须同时运用“两分领域”和“社会性别是形成阶级的原动力”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反响。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是《家庭命运：1780年到1850年英国中产阶级的男人和女人们》。在该著作中，莱昂诺尔·大卫多夫和凯瑟琳·霍尔主张历史地社会地理解男女性别角色的形成[11]（30页）。他们认为，18世纪后半期，由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法国革命的发生及其在英国引发的保守意识的出现，加上英国福音派主张对男女角色进行界定的思想的推动，中产阶级学者们由此形成了对社会性别进行“两分”的主张，而且把它作为中产阶级进行身份特征鉴别的核心标准。与此同时，他们也强调，绝对的两分领域是不存在的，但这种意识对维多利亚的无产阶级、中产阶级中下层女性的地位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她们的就业有损于“贤内助”、“女性气质”的形象，从而被定位为社会地位低的人群。大卫多夫和霍尔的贡献在于通过综合考察男性和女性的经验，把英国社会中产阶级的形成和社会性别联系起来，成功地把“社会性别”带入了社会史主流研究领域的前沿。
卡斯瑞·谢维洛的进一步研究认为，公私领域的每一领域的意义都依据对方的表现而形成。中上层妇女封闭的、家庭的私人领域与女性狭窄和受限制的特征相辅相成，整个18世纪，在男女间、公私间、家内外间的联系日益密切。通过这种相背体系的运作而形成对社会性别角色的建构，妇女被塑造成不适合男性公共领域而仅在其家庭的私人领域拥有相对权威的形象。[37]（10页）理查德·利波特认为，两分领域的意识影响了男女在时间上的支配：男性在公共领域支配时间，女性被动地支配其消闲时间。在这样的父权社会，妇女的活动是被动的、受限制的，是停滞时间的表现。她们受男性鼓励而完成的音乐作品也是为了创造一种端庄妇女的形象。在两性斗争中，男性不仅成功地把上层妇女肉欲化，而且建立了家庭意识并使其制度化[38]（29-31页）。
对妇女而言，社会要求其具有两重角色。正如波·兰格弗德总结的：对中上层的妇女而言，有教养的社会使她们更有文化，有更多的机会显示其地位，她们由此在家内外有机会与男人分享待遇；但社会中下层劳动妇女挣钱养家的角色对家庭的生存至关重要[39]（109页）。
皮特·拉斯莱特的研究显示，家务劳动的五分之一是由寡妇们承担；未婚女子成群，导致“全女性家庭”(all-female households)的出现，因此，对妇女和财产的研究表明，一般的妇女不仅更易拥有财产，而且把这些财产以不同方式分配给男人们。另外，遗嘱和其对后人安置情况的研究表明，女儿和儿子们的需求都被其父母们平衡地考察周全了，对年少儿女的安置尤其着重考虑他（她）们个人的生存环境[40]（77-78页）。
琳达·柯利的研究结论是：在道德家认为妇女应该留在家里的同时，她们活跃于家庭以外的事务中[41]（241页）。克斯林·威尔森(Kethleen Wilson)对18世纪帝国主义思想和社会性别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正是女演员们散播着帝国主义的意识，这一领域是由男性定义或被男性的解释来定义的工作[42]（128-164页）。
18世纪和19世纪，英国男女社会角色和责任是多元的，社会性别关系是流动和可变的，每一个体在形成自我特点及其社会地位过程中的差异性受到学者们的相当关注。他们否定以普遍性、统一性的视角认识社会性别关系，这并非否定社会性别关系对18-19世纪英国社会的影响和作用，而是强调社会的一系列规则和义务的性别差异性和社会区别性。学者们首先强调的是其综合性的特点。例如，取舍公共生活的参与与否是依据和受制于一定的行为规范的。公共领域绝非仅属男性，也非易属于女性，例如咖啡屋、俱乐部等公共场所是对男性开放的，而社团、集会和图书馆则男女均可进入；文学作品的创作和阅读也允许女性的加入，小说或导读性作品均显现女性化特征。其次是强调社会性别的变化性、多样性特征。引起社会性别及其关系变化和多样性特征的诸如阶级、年龄、地域、职业、宗教以及个性特质等因素都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产生作用，例如不同地域的纺织业的劳动分工就显现出不同的特征[2]（25-26页）。
社会性别对历史学家而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分析性范畴。研究者对资料的选择决定了他（她）对社会性别的理解程度。例如讽刺文学或大众文学的研究可使我们获得与社会性别相关信息；通过研究某个人的经验，以统计分析或对自传记录的内容进行分析，可能使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认识资料中描述的社会性别关系与实际生活中的差异。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如果要为存在问题本身而把这个问题自己的历史透析清楚，那么需要把僵化了的传统松动一下，需要把由传统形成的一切遮蔽打破。社会性别史的研究应当为以存在的问题为线索，把古代存在论传下来的内容解释为一些原始经验。那么，最初的、以后又起着主导作用的存在规定就是借这些原始经验获得的[43]（28-29页）。
综上所述，研究女性历史的学者们吸收了各家所长，对传统的研究模式和观念提出了挑战，他们从客观和微观历史的角度寻求更为详细的解释，同围绕着“经济因素使妇女边缘化”和“两分领域”这些论点和概念的产生的争论一样，历史学家们希望在更广泛利用资料的基础上，对18-19世纪英国的妇女生活、社会性别问题的研究以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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