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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英国学派与国际关系理论（之一）
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3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05年04期第1～16页
【作者简介】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英
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英]著名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学家，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教授，英国国际关系学会主席。
【关 键 词】世界历史/英国学派/国际体系/国际社会
当代西方的国际关系研究倾向集中于现在与未来，而不是过去上。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无疑已经被未来储存着什么给迷住了。现实主义理论家们追问：美国的支配地位将一直延续到遥远的未来吗？或者现有的单极状态将被证明只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暂时阶段？现实主义理论家们对此没有一致的回答。以沃尔兹(Waltz, 2000)[1]为首的一些现实主义者坚持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无政府逻辑终将再次导致各国联合它们的实力，建立一个对抗美国的均势结局。其他由沃尔夫斯(Wohlforth, 1999)[2]牵头的人则坚持认为存在着正在发挥作用的强大机制，从而难以形成能够成功地联合起来平衡美国的国家联合。另外一方面，自由制度论者，特别是伊肯伯里(Ikenberry, 2001)，[3]认为像沃尔兹和沃尔夫斯这样的理论家都对世界的时代持有错误的看法。他们认为1945年之后，当各国在公认的美国领导下开始把它们自己约束在一个多边机构的复合体中吮，国际政治经历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这些机构协助创造了一种深层的国际社会，这个国际社会一直在被不断增多的规则的实体捆绑在一起。美国已不再是一个自由的执法官，因为同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它也已经被大批的多边规则缠住了。
无论我们的理论变得多么精致，来来都难以被完整地预言。进而言之，理解现实已经极为困难，就更别提未来了。或许我们可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在发展一种更为复杂的关于当前的观点的同时，提出几种未来可能的前景(Bernstein, 2000)。[4]不管哪一种情况，人们愈来愈认识到，无论是理解过去还是理解未来，我们都需要更好地理解过去(Buzan and Little, 2000)。[5]对于大多数来自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来说，理解过去是与理解欧洲的国家体系如何出现，继而又如何支配世界的其他部分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在国际关系理论家思考历史的方式上，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西方中心论的偏见。
当然，如果说世界历史在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研究中被整个忽略了并不是事实。普遍认为欧洲是在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背景之中发展起来的。本文的目的是评论英国学派的成员把一种世界历史视角融进研究国际政治方法的尝试。但在集中于英国学派之前，我将先简要地回顾一下现实主义学派是如何尝试去接纳(accommodate)世界历史的。有人认为，在欧洲发展的时代之前，已经存在一种相当简单意义上的叙述世界历史的趋向，尽管荒谬的是在刻画(characterizing)前欧洲国际关系的问题上有两种截然对立的现实主义研究方法。一种方法与沃尔兹(Waltz, 1979)[6]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认为由于被视为国际政治定义性特征的无政府的结构性影响，国际政治的基本模式在整个世界历史上就没有发生过变化。另外一种与吉尔平(Gilpin, 1981)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认为世界历史可以被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以被描述为伴随着诸世界帝国兴衰的一个循环。之后，在1500年左右，伴随着一种由强大的独立国家组成的无政府体系的出现，一种新的模式在欧洲发展起来，欧洲的历史可以按照诸国家在这一体系内为霸权而展开竞争来叙述。可以被认为拓展至全球的正是这个体系。
然而在西方，第二个方法通常与沃勒斯坦联系在一起，他是通过经济而不是政治视野切入这个主题的。本文也对他的方法进行了简略的评论。沃勒斯坦的阐释比吉尔平的阐释更为复杂，并且承认在无政府体系形成时，在诸帝国之间存在若干阶段。但这些阶段被认为是非常短命的。因而，这两种研究方法的问题，是都没有承认1500年以前的古代世界既以帝国体系长期占统治地位为主要特征，也以无政府体系长期占统治地位为主要特征。本文的第二部分将集中于英国学派的成员是如何努力接纳这一古代世界的特征的。
现实主义的世界史观
在现实主义者中间有一种依靠历史的强大趋势，以提出证据证明历史是连续而不是变化的，而且有一种有时被称之为“现实主义的永恒智慧”的持久不变的信仰。这种信仰一直是古典现实主义的一个特征，但它现在也表现为以现实主义的观点建立一种研究国际关系的社会科学方法的努力。新现实主义者特别倾向于用一种国际体系的思想揭示和阐释沃尔兹称之为国际政治永恒不变的“结构”('texture')。所以，沃尔兹想要做的就是发现一种用于解释“国际生活性质千百年来惊人的同一性”(Waltz, 1979:66)[6]的说明。
新现实主义出现于冷战的最后阶段，当时人们依然假定国际体系的两极结构仍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国际政治的不变特征。在那个时候，学术界的注意力经常被吸引到公元前5世纪结束之际雅典和斯巴达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占支配地位的国际政治的两极性上。新现实主义者确信他们已经构建了一种既可以应用于希腊城邦国家关系，也可以应用于冷战时代国家间关系的理论(Waltz 1979, Gilpin 1981)[6][7]所以，尽管他们乐意承认，从希腊城邦国家到20世纪末的超级大国，国际体系的构成单位已经戏剧性地发生了变化，但新现实主义者坚持认为与无政府国际体系联系在一起的国家行为的模式本质上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尽管同多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一样，新现实主义也被20世纪末苏联衰亡的到来所震惊，但他们从未怀疑大国的持续存在。相反，大国的兴衰被他们认为是国际体系的长期特征(Kennedy 1989)。[8]新现实主义者声称：尽管大国兴衰浮沉，他们的理论可以解释推定的国际体系无政府结构的复原力。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现实主义对世界历史的判定。吉尔平(1981:110-111)[7]说在欧洲国家体系出现之前，国际体系的世界史是以“统一和号令”('unified and ordered')它们各自国际体系的大帝国的继承或循环为特征的。所以，只是随着欧洲国际体系的出现，均势支配国际体系的思想才显露头角。吉本、孟德斯鸠、希伦、兰克、以及近来的汤因比和杜黑，都阐释过同一观点(Gilpin, 1981:111)。[7]吉尔平认为古代世界帝国的循环，是作为居住在这些国际体系以外的蛮族行为的结果而在不断的运动中被保持下来的。
吉尔平接受帝国的循环代表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模型，因为他承认城邦国家和封建制的重要性，尽管他没有尝试把这些特征配置到他的理论框架中去。他认为帝国的循环被三个相互关联的发展的出现所打破——民族国家、持续的经济发展和世界市场经济。这些发展的结合意味着帝国的循环让位于一种国际体系，这种国际体系是由均势和一种政治和经济霸权的接替所支配的。霸权国愿意提供体系内所有成员都能从中获益的公共产品。霸主的权势如同帝国的权势一样，总是要逐渐败落的，但与帝国的循环形成对照，在这个体系内永远有霸权竞争者，愿意诉诸战争以挑战在位的霸主。
沃勒斯坦的世界史观
当然，吉尔平并不是惟一认为随着欧洲的兴起，世界历史的模式从帝国的循环转向一种最终拓展到全球的世界体系的人。这一观点也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Wallerstein, 1974)[9]思想的核心。沃勒斯坦在1970年代早期就为其独特的世界历史阐释奠定了基础，这种阐释已经影响到社会科学的每一个分支。他的理论最初的目的是瓦解盛行于1960年代的经济发展模型。按照这种模型，所有发展中世界的国家在成为完全的发达国家之前，都要经历一系列经济阶段。沃勒斯坦认为，这种模型没有承认这些国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已经是一种世界规模的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这种体系最早出现于16世纪初期。欧洲以外的政治单位远远不是具备完全成为现代化国家能力的自治单位，它们被束缚在世界体系之内，这种体系积极地阻止它们成为现代化国家。按照沃勒斯坦的观点，1500年代表着一个把古代史和现代史分离开来的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沃勒斯坦从这样的假设开始：即人类不能靠他们自己生存，他们依赖于劳动分工，这种分工建立起一种相互依存的体系。劳动分工定义体系的边界，在这个边界之内，个人的基本需求可以得到满足。如果一个经济体系内的个人开始依赖外部伙伴以满足他们生存的需要，那么分工就拓展了，体系的边界也随之拓展。在这个经济体系概念的基础之上，沃勒斯坦识别出两个历史性的分水岭，一个是公元前10,000年，另一个是公元1500年，并进而认为关键的体系转换发生在这两个时间点上。公元前10,000年之前，分工从未拓展出一种共同文化的边界之外，建立起诸多沃勒斯坦所谓的迷你－体系(mini-sys-tems)。这种体系具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建立在狩猎、采集和初始农业基础上的生产方式。生存依赖于互惠，这种互惠是与一种小规模的大家庭的劳动分工连接在一起的。换言之，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建立在亲缘关系的基础之上。尽管这种迷你－体系在公元前10,000年之后还长期存在，但沃勒斯坦很清楚这些体系没有延续到当前，早已被更为巩固的“世界体系”吸收掉了。
这种流行于世界数千年之久的世界体系的形式被沃勒斯坦确认为一种世界帝国。尽管这些帝国在过去数千年里采取了许多不同的政治形式，但它们都采取同样的生产方式，即绝大多数人口在土地上劳作，生产剩余产品，用以交换由一小群工匠生产的产品，更重要的是提供用于支持一种独特的军事—官僚统治阶级的贡赋。这种生产方式支撑了如罗马或印加世界帝国这样辽阔的集权化的政治结构，同时也支撑了以欧洲封建社会为特征的分权化政治结构。尽管沃勒斯坦也承认这样的世界帝国时有互动，但并不足以产生一种更为广大的体系，因为这种互动对任何一个这类帝国的生存都不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沃勒斯坦承认，当世界帝国垮台时，一种政治上分裂但经济上相互依存的体系被锻造出来。在这种体系之内，关系不是像世界帝国那样由重新分配的原则所主导，而是至少潜在地由市场所主导。市场的存在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一种新型的沃勒斯坦定义为世界经济的世界体系提供了基础。实际上，对于市场来说，这种体系太不稳定了，难以发展起来，它们总是让位于一种新的帝国的形成。沃勒斯坦认为世界帝国在11,000多年的时间里都是世界历史上的支配单位。公元1500年之后，第二个历史性分水岭被跨越了，伴随着一种稳定的世界经济在封建制之后欧洲的建立，一个新的时代出现了。按照沃勒斯坦的观点，这种世界经济是稳定的，原因在于政治结构，这种结构在体系的中心拥有强大的国家，而在体系的边缘则是弱小的国家，边缘地区生产的剩余被中心所榨取和积累。与早期世界经济形成对照的是，早期世界经济居支配地位的行为体最终都能够重新把体系统一为一个世界帝国，而在这种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中，体系中心的国家都强大到足以阻止任何一个单一国家重构帝国。这种体系由于沃勒斯坦称之为半边缘国家(semi-peripheral states)的出现而被进一步稳定了。这些就像前苏联一样的国家，缺乏在世界经济中心形成一个国家的必备因素，但却具有足以抵御被排斥到边缘的实力。
沃勒斯坦的框架对从地理学(Taylor, 1985)[10]到政治学(Hollist and Rosenau, 1981)[11]的整个社会科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它也招致了来自两个不同方向的强烈批评。一方面，有人认为沃勒斯坦把稳定的世界经济的出现定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企图，代表着一种极为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例如阿布·拉胡德(Abu-Lughod, 1991)就把这个世界体系的起源回溯到公元1250年该体系拓展到整个欧亚大陆之时。她认为西方的兴起只有和几乎与此同时发生的东方的衰落联系在一起才能够被理解。在一个更富戏剧性的动议中，弗兰克和吉尔斯(Frank and Gills, 1993)[12]把当代世界体系的起源回溯到公元前3000年。弗兰克(Frank, 1995:189)[13]认为沃勒斯坦的问题是把“体系”和“生产方式”合并在一起，因而没有能够识别以体系为焦点所推动的本质上的连续性。按照这个逻辑，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认为假定奢侈品的交换并不创造劳动分工为沃勒斯坦的根本缺憾。他们认为这样的奢侈品在维持政治单位等级制结构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政治单位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超过了平等主义的采猎群。因而，沃勒斯坦所论证的公元1500年以前并不存在的世界体系，至少被追溯到公元前第四个千年(Algaze, 1993)。[14]
重新评估世界历史中的国际力量结构
尽管沃尔兹假定世界历史可以从无政府力量结构的视角进行评估，但无论是吉尔平还是沃勒斯坦都认为公元1500年以前的世界历史能够从帝国交替的意义上进行有效的分析。只是在公元1500年以后，诸强势国家出现了，它们能够阻止一个把自己转换成帝国的支配性国家的出现。然而，历史根据既不支持沃尔兹，也不支持吉尔平和沃勒斯坦对早期历史的估定。历史证据所表明的是，尽管世界上不同地区都存在着帝国支配的历史时期，但这些时期是被正常而长期的没有支配性国家的历史时期分离开来的。威尔金森(Wilkinson, 2002)[15]考察了公元前1500-700年每十年中东国际体系的极性。他区别了单极与霸权，但这种划分在展示国际体系是多么经常地被一个单一大国所支配时就站不住脚了。表1概述了考察的结果。
表1：公元前1500-700年中东单极／霸权时期
这些结果所展示的是从公元前1500到700年的80个10年期间，按照威尔金森的数据，只有31%是属于单极或霸权的。所以，在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时间里，这一体系最好或者被描述为无政府的，或者被描述为碎片化的(Kaufman, 1997)。[16]当我们把关注点转移到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体系时，同样的情景也浮现出来。作为一个自治的体系，这一地区的历史可以被追溯到公元前770年，直到1840年左右开始的鸦片战争。这里的证据显示中国更多地是陷入分裂而不是统一，就像某些时期的名字所例证的那样，如战国（公元前453-221年），十六国（公元304-439年）、南北朝（公元386-589年）和十国（公元907-979年）。如果使用一个严格的霸权定义，中国完全统一的时期被归结于表2。证据显示在2610年的时间里，中国统一的年份大约有971年左右，占这个时期的37%。如果使用更为宽松的编码规则，则可以增加一个单一王朝主导这一地区时代的数目，但基本点保持不变：这个地区难以只用或者无政府或者等级制来刻画。
表2：公元前770年－公元1840年中国霸权时期
英国学派与世界历史
随着冷战被确信已进入历史，令人惊奇的是在如何刻画当代世界的问题上，国际关系学界几乎就没有一致的观点。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我们正在美国治下的单极时刻；而另外一种极端的观点坚持认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全球舞台之上，在这个舞台上长期存在的文明之间将爆发暴力冲突。在这两种极端观点之间的，是关于国际社会已经延展到全球的设想。从这一设想的观点出发，国际关系要比前两种观点中的任何一方所主张的都具有更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根据国际社会主流观点的评估，我们正在一个可以追溯其起源到几百年前的全球舞台上运作，在欧洲是17世纪，按照某些观点甚至更早。按照这种观点，欧洲缓慢但稳定地在欧洲现代历史早期发展起一个由主权和平等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随之这些国家拓展了这个社会，直至包含了整个世界。(Bull and Watson, 1984)。[17]尽管占主导地位的阐释与英国学派研究国际关系的方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一种非常不同而且较少欧洲中心论的国际社会起源的观点，也可以从这同一学派的思想中演化出来(Wight 1977, Watson 1992)。[18][19]按照英国学派的评估，不同种类国际社会的存在至少可以回溯到5000年前。定义这些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规则、制度和价值观等是相当不同的，就像与这些社会联系在一起的政治体制一样，从一端的无政府结构，到另一端的等级制结构都有。
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以及从更为长期的观点来看，很明显，欧洲国际社会是在其他国际社会更有建树的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并且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都必须与这些其他的国际社会共存和互动。确实，只是在19世纪末，这些国际社会才开始联合并构建成一个单一的全球性国际社会(Onuma, 2000)。[20]随着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建构主义兴趣的出现，探索不同国际社会之间变化的意识和能力都比英国学派最初正视这个问题时大大增加了。例如，已经有人提出欧洲国际社会在变形为一个全球性国际社会之前经历了好几次转变(Barkin and Cronin1994, Reus-Smit1999)。[21][22]此外，在以下问题上也没有达成共识：这个全球性国际社会是否具有安全和坚固的基础，或是否被证明是一个暂时现象，这种现象或者将继续演化，或者有可能再次让位于诸种共存的国际社会。在比较的基础上研究先前的国际社会，将有助于我们发展一种对我们正生活在其中的国际社会特征的更为深层次的理解。与此同时，当前和正在增长中的对国际社会思想的兴趣将有助于促进这样一种认识：如果要想把国际关系研究推向前进，那么就必须为世界历史制造空间。因此，在国际社会研究比较框架的巩固和发展中的对世界历史的兴趣之间，就存在着一种强有力的协同作用的潜力。(Buzan and Little 1994, Buzan and Little 2000, Hobden and Hobson, 2002)[23][5][24]初看起来，新现实主义分析国际关系的体系方法和英国学派的社会方法似乎难以相容。新现实主义的国际体系设想，包括其不变的限制构成单位行为的无政府结构观点，看起来是难以轻易地与另一种变化着的和高度分化的国际社会结构相容在一起的。然而，英国学派接受一种承认以上两种方法实用性的多元方法论(Little, 2000)。[25]在他们的估定的中心，有一种这样的认识，即需要一种比现有的更为丰富和更为复杂的理论框架来理解国际关系。尽管英国学派的成员已经在这个理论框架的多种方面取得了进展，可以促进这种多元方法论，但一种综合的估定依然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例如布赞和利特尔(Buzan and Little, 2000)[5]沿袭了一种相似的多元论途径，并主张有必要从一系列把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sector)与一种单一和复合的现实区别或分离开来的视角来考察国际关系。本文的剩余部分把世界历史聚焦于由英国学派创建者所划分的定义一种国际体系的政治结构和定义一种国际社会的社会结构的区分上。目的是证明在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之中，一系列不同的国际社会和国际体系已经让位于一种单一的世界范围的国际社会／体系。下一部分将以考察有关把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区别开来的有效性的辩论开始。然后考察前现代世界国际体系与国际社会的互动。文章继而将概述欧洲国际体系／社会的建立及其与其他国际体系／社会的联系。文章将以评估采取世界历史视角的功用和在诸国际体系和社会之间划出一种多元的区别而告结束。
理论与国际社会／体系区分
按照英国学派创建之一——沃森(Watson, 1992:4)[19]的观点，在思考国际关系时，有一种把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区别开来的“种子差别”('seminal distinction')。但是这还不是一个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博得许多注意力的区分。而且即使是在对英国学派的方法大体上表示赞同的理论家中间，这种区分也是有争议的。在这里，注意力将被集中于两个相互争论的主线上。首先是由詹姆斯(James, 1993)[26]发展起来的观点，即在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之间没有具有重要意义的区分。这一立场与布赞(Buzan, 1993)[27]所发展起来的第二条争论的主线形成对立。布赞认为区分是重要的，但英国学派的第一代理论家并没有使之在理论上严格起来。在这部分简短的结尾，本文将表明布赞并没有能够把自己的论证推进到足够深入的层次，因为当与世界历史较量时，会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当布赞发展这一论断时，诸概念远比他所理解的还要复杂。
布尔对国际体系与国际社会的区分划分得最为清楚。他认为，首先，无论什么时候，“当国家彼此之间存在有规则的接触，并且除了它们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外，还能够做到把一方的行为作为他方考虑的必然因素”的时候，是能够鉴别出国际体系的(Bull, 1977:10)。[28]与此相对比，一方面，当“国家意识到某些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并且另一方面，“想像中它们在彼此的关系中被一整套共同的规则所约束，分享共同制度的运行”时，国际社会就存在了(Bull, 1977:13)。[28]然而，在发展这种区分的过程中，布尔无意中在这两个概念中制造了一定的张力。这种紧张发生的原因在于：布尔在他的某些分析中认为国际体系早于国际社会就存在了；而在其他一些情况下，他又认为重要的是认识到诸国际体系与诸国际社会不可避免地共存。
然而，在深入探索由这种区分引发的争论之前，有必要指出布尔的国际体系概念几乎完全与沃尔兹(Waltz, 1979)[6]构建的国际体系概念相符。换言之，两个理论家都承认无政府对于理解国际关系的重要性，并且都认为在这样一个体系里，每个国家都把每个其他国家的所作所为考虑在内。特别是所有国家都必须接受军事力量的整体分布和战争的经常的潜在性。但两个理论家随后就分道扬镳了(Little 2003)。[29]沃尔兹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结构鼓励国家追求确保他们生存的政策；这种反应的意想不到的结果是一种稳定的均势的创建。因此，无政府状态表现为一种确保体系不断再生的结构：它的复原力。与此相反，布尔认为在一个无政府的角斗场上不会有均势的自动趋势出现。这样一种结果在他看来纯粹是偶然的，我们只能想象均势是“两个竞争的大国之间拼死争斗中陷于僵持局面的一刻”(Bull 1977:105)。[28]按照布尔的观点，稳定和秩序不是无政府国际体系的结果，而是作为国际社会特征的共同利益、制度、规则和价值观的结果。
由于布尔处理体系和社会区分的方式所产生的张力，概念成为对英国学派发展起来的框架的批判之焦点也就不足为奇了(Little, 1998)。[30]在努力解决这种紧张力的过程中，批评家们从两个非常不同的视角接近这种区分。首先，詹姆斯(James, 1993)[26]坚持认为这种区分反映的是虚假的二分法，因此他认为没有一个布尔用来区别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的标准能够站住脚。第一，布尔被认为承认尽管在体系和社会中都有正常化接触(regularized contact)，但只有在国际社会的情况下接触才是规则控制的(rule-governed)。然而詹姆斯断言，在没有确定规则的情况下，正常的接触是不能持续的；更为重要的是，他显示布尔在他分析中的多个论点中都承认了这一论证的力度。
第二个标准是外交机构的存在，这种存在被认为是任何一种国际社会的一种本质的构成因素，但并不是一种国际体系的特征。然而詹姆斯认为外交机构对于确保国家之间的正常沟通是至关重要的，接着他继续展示布尔也承认沟通对于支撑一个国际体系是至关重要的，以此消融了体系与社会的区分。
最后，詹姆斯抨击共同利益和价值观支撑国际社会而不支撑国际体系的观点。首先，他否认共同的价值观曾经支撑过国际关系。他认为共同价值观的确对于任何一种社会都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所有社会都是以多种和竞争的价值观为特征的。从这个观点出发，所以就没有理由把国际社会和共同价值观的思想联合在一起；确实，按照詹姆斯的观点，这样做是差强人意的。另一方面，他认为同样差强人意的，是认为被视作定义国际体系存在的互动的规则模式在没有共同利益的情况下也可能建立。
詹姆斯得出的结论是有必要废除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的区分，只是简单地接受在国际社会中国家是互动的就可以了。相反，布赞寻求展示这种区分是有用的，但还没有被理论化。因此，人们从英国学派历史洞察力中得到的某些重要收获部分地被其理论的贫乏给破坏掉了。布赞试图在新现实主义发展起来的体系视角和他与英国学派联系起来的社会视角之间搭建桥梁。但他同意詹姆斯的观点，即布尔证明体系和社会之间存在一个分析界限的努力失败了。布赞承认体系和社会一样，呈现出规则、共同利益和制度的证据。他认为是一种共同身份的观念(a sense of common identity)把社会从体系中区分出来。所以，当这种共同身份的观念显露出来的时候，国际体系就发展成为国际社会了。布赞认为这一点在国家相互承认主权平等时就达到了。怀特(Wight, 1977:23)[18]和里斯－司密特(Reus-Smit, 1999:6)[22]采取了相同的立场。通过确认这样一条清晰的定义界限，布赞原则上能够识别出诸种国际社会浮现或崩塌的历史性时刻。
但布赞想要比这做得更多。他想要建立一个能够解释国际社会出现和拓展的理论框架。他认为英国学派被国际社会只有在一种共同文化的背景中才得到发展的假设牢牢地束缚住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国际社会先于英国学派称之为世界社会存在的假定，这种世界社会由个人或一定比率的精英成员组成，他们都追随同一种文化，具有同一种身份(identity)，就像古代希腊和近代早期欧洲人那样。所以布赞相信英国学派为理解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起点。但这种公式化表述的问题是它不能解释当代多元文化的国际社会是如何出现的。布赞的解决方法是借用业已构建得当的礼俗社会(gemeinschaft)与法理社会(gesellschaft)的社会学区分。礼俗社会是建立在“共同的感情、经历和身份纽带”基础上的。英国学派采用的正是这个社会学概念。布赞(Buzan, 1993:333)[27]随之对支持建立在共同文化基础上的国际社会的个人之间的“感情和传统的”('sentimental and traditional')纽带，与把构成法理型国际社会的国家粘合在一起的“合同的和建构的联系”('contractual and constructed links')进行了对比。尽管礼俗型社会被视为是一种比法理型社会更为发达的社会，但两者都被视为出现于国家相互承认主权平等之时。
建立起这种区分之后，布赞依靠与新现实主义相联系的功能逻辑，展示国家如何被锁进一种竞争性的国际体系之中，并且在即使没有任何共同文化的情况下也能够被推进到建立规则以协调它们互动的地步，直到最终它们愿意相互承认，使国际体系变形为国际社会。布赞从这样一种假设开始他的论证：在无政府体系中，国家永远注视着它们的竞争者中正在发生着什么，并且努力赶上对它们的竞争者有利的任何一种发展——一种被沃尔兹以“内部的”和“外部的”的平衡来识别的过程。结果，国家在结构上变得愈加相似，国家间的互动变得愈加正常化。布赞认为，随着这个过程的演进，帮助促进正常化互动的规则将变得更加精致，直到一种共同身份的观念产生出来，国家愿意相互承认，从而把体系从社会中区别出来的基准就被越过了。
在布赞发展起来的论证中有一个强大的逻辑，但通过在进化论意义上发展从国际体系转化成国际社会的论证，他消除了布尔曾试图打开的一个空间，布尔试图用这个空间来建立一种检视国际关系的更为复杂的框架。布尔假定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能够在一个复杂的现实中共存。此外，布尔(Bull, 1977;22)[28]坚持认为重要的是不把这两者中的任何一种因素具体化(reify)。布尔(Bull, 1977:55)[28]当时认为，“如果以国际社会是惟一或主导因素来解释事件永远是错误的”。按照同样的脉络，沃森(Watson, 1987:153)[31]得出结论说：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的区分是有用的，“不是因为这种区分把国际关系的复杂现实简化进这样或那样一个范畴，而是因为通过从这样一种特别的观点进行思考，这样的区分使得复杂的现实被突显出来”。换言之，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被视为一种共同但却复杂现实的不同方面。
按照英国学派的思路，这种复杂的现实另外还有四个特征，而这些特征易于被主流国际关系研究所忽略。第一个特征涉及到对帝国的重视。例如沃森非常肯定在古代世界，帝国代表着主导的政治实体。但关键点是帝国并不被视为一种国家的类型，而被视为一种国际体系／国际社会，沃森还提到了“按帝国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社会”('imperially organized societies of states')这样的说法。他使用了拉森(Larsen's , 1979:91)[32]关于帝国是“一种政治控制体系”的定义，在这种体系的“中心区”，或有“一个城邦国家，或有一个领土国家”。接下来按照沃森的观点，帝国当局并不管理它们主导或影响的整个地区。沃森(1992:38)[19]认为帝国行政控制的“内核”被一个一定程度上地方自治占主导地位的圆圈所环绕，接下来是一个霸权的圆圈，在这个圆圈里，帝国权力控制外部关系，并为帝国结构抽取财政贡赋。沃森进而指出那种“把古代世界帝国涂抹成一个统一颜色的历史地图册是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首先，那些帝国没有清楚界定的边界；而且愈是远离帝国的核心，影响就愈加减弱。第二，帝国的活动和权威“是放射性的，而不是领土性的，并且沿着渗透的线路延伸”(Watson, 1992:38)。[19]这种系统化解释(formulation)把我们与新现实主义的主张拉开了长长的距离，这些新现实主义者只关心无政府体系。与此相对比，英国学派认为在世界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国际体系／社会需要定位在一个连续统一体(continuum)上，这个统一体从纯粹的无政府状态延伸出来，这种无政府状态的构成单位是完全自治的，一直到纯粹的帝国，这种帝国的构成单位是在一种明确界定的等级制中活动的(Watson, 1992)。[19]
第二个特征延伸了第一个特征，英国学派承认国际体系／社会可以包含结构上构建方式极为不同的单位，如城邦国家与帝国互动。这种特征已经在后来的文献中详细讨论过了(Buzan, Jones and Little, 1993; Buzan and Little, 1996)，[33][34]而且依据所被关注的国际关系的领域(sector)，布赞和利特尔(Buzan and Little, 2000)[5]着重强调非常不同的单位显露头角。所以在政治领域的语境中，他们的观点与新现实主义采取的观点是极为不同的。新现实主义的理论导致的结论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结构差异将会被消除，在体系内互动的国家可以描述为“相似单位”('like units')(Waltz 1979)。[6]
第三个特征把英国学派与新现实主义进一步分离，这个特征就是英国学派假设国际体系／社会需要被视为开放体系，因为在历史上它们的边界是有“不确定范围”的，可能扩张或收缩。与此相反，一个“封闭”的社会／体系没有外部环境，因为社会／体系已经“达到了最大的延伸”(Wight 1977:75)。[18]只是当我们进入当代世界范围的国际体系／社会时，才有可能发现封闭体系的证据，因此它才可以在一个重要的方面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许多世界历史学家，如汤因比(Toynbee, 1954)[35]和杜黑(Dehio, 1962)[36]等，敏锐地意识到一种新型的体系正在形成。他们都预言这一体系将发展起独特的品质来。就短期而言，他们的预测因为冷战的介入而被证明是不对的，但随着冷战的结束，对他们有关体系转换的评估的兴趣可能复活。
先前诸国际体系和社会的开放特性赋予英国学派思路第四个显著特征，这就是国际体系和社会的分界没有必要必须重合，所以就可能设想两个国际社会存在于一个单一的国际体系之内。另外，这个特征又具有把英国学派和新现实主义区别开来的效果。归纳起来，可以说英国学派的这些显著特征，为一种比新现实主义更为分异的并且更具有细微差别的世界历史阐释开辟了道路。^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3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05年04期第1～16页
【作者简介】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英
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英]著名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学家，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教授，英国国际关系学会主席。
| 【内容提要】 | 针对当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解释现实和预测未来上的混乱和无力，作者提出理解过去成为重构国际关系研究的前提；并且在介绍和评论沃尔兹、吉尔平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世界史观和沃勒斯坦世界史观的联系与区别之后，对世界历史中国际力量的结构提出了新的证据，尤其着重介绍了英国学派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概念的缘起、演化及理论家们的批判。虽然本文作者即是当前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他并不避讳英国学派在理论上的缺憾，指出巴里·布赞构建在没有共同文化的条件下国际体系也可以转化为国际社会理论框架同时，关闭了一个布尔曾经试图打开的空间。作者认为在解读国际社会的世界历史方面还有很多课题需要深入探讨。 |
无论我们的理论变得多么精致，来来都难以被完整地预言。进而言之，理解现实已经极为困难，就更别提未来了。或许我们可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在发展一种更为复杂的关于当前的观点的同时，提出几种未来可能的前景(Bernstein, 2000)。[4]不管哪一种情况，人们愈来愈认识到，无论是理解过去还是理解未来，我们都需要更好地理解过去(Buzan and Little, 2000)。[5]对于大多数来自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来说，理解过去是与理解欧洲的国家体系如何出现，继而又如何支配世界的其他部分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在国际关系理论家思考历史的方式上，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西方中心论的偏见。
当然，如果说世界历史在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研究中被整个忽略了并不是事实。普遍认为欧洲是在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背景之中发展起来的。本文的目的是评论英国学派的成员把一种世界历史视角融进研究国际政治方法的尝试。但在集中于英国学派之前，我将先简要地回顾一下现实主义学派是如何尝试去接纳(accommodate)世界历史的。有人认为，在欧洲发展的时代之前，已经存在一种相当简单意义上的叙述世界历史的趋向，尽管荒谬的是在刻画(characterizing)前欧洲国际关系的问题上有两种截然对立的现实主义研究方法。一种方法与沃尔兹(Waltz, 1979)[6]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认为由于被视为国际政治定义性特征的无政府的结构性影响，国际政治的基本模式在整个世界历史上就没有发生过变化。另外一种与吉尔平(Gilpin, 1981)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认为世界历史可以被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以被描述为伴随着诸世界帝国兴衰的一个循环。之后，在1500年左右，伴随着一种由强大的独立国家组成的无政府体系的出现，一种新的模式在欧洲发展起来，欧洲的历史可以按照诸国家在这一体系内为霸权而展开竞争来叙述。可以被认为拓展至全球的正是这个体系。
然而在西方，第二个方法通常与沃勒斯坦联系在一起，他是通过经济而不是政治视野切入这个主题的。本文也对他的方法进行了简略的评论。沃勒斯坦的阐释比吉尔平的阐释更为复杂，并且承认在无政府体系形成时，在诸帝国之间存在若干阶段。但这些阶段被认为是非常短命的。因而，这两种研究方法的问题，是都没有承认1500年以前的古代世界既以帝国体系长期占统治地位为主要特征，也以无政府体系长期占统治地位为主要特征。本文的第二部分将集中于英国学派的成员是如何努力接纳这一古代世界的特征的。
现实主义的世界史观
在现实主义者中间有一种依靠历史的强大趋势，以提出证据证明历史是连续而不是变化的，而且有一种有时被称之为“现实主义的永恒智慧”的持久不变的信仰。这种信仰一直是古典现实主义的一个特征，但它现在也表现为以现实主义的观点建立一种研究国际关系的社会科学方法的努力。新现实主义者特别倾向于用一种国际体系的思想揭示和阐释沃尔兹称之为国际政治永恒不变的“结构”('texture')。所以，沃尔兹想要做的就是发现一种用于解释“国际生活性质千百年来惊人的同一性”(Waltz, 1979:66)[6]的说明。
新现实主义出现于冷战的最后阶段，当时人们依然假定国际体系的两极结构仍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国际政治的不变特征。在那个时候，学术界的注意力经常被吸引到公元前5世纪结束之际雅典和斯巴达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占支配地位的国际政治的两极性上。新现实主义者确信他们已经构建了一种既可以应用于希腊城邦国家关系，也可以应用于冷战时代国家间关系的理论(Waltz 1979, Gilpin 1981)[6][7]所以，尽管他们乐意承认，从希腊城邦国家到20世纪末的超级大国，国际体系的构成单位已经戏剧性地发生了变化，但新现实主义者坚持认为与无政府国际体系联系在一起的国家行为的模式本质上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尽管同多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一样，新现实主义也被20世纪末苏联衰亡的到来所震惊，但他们从未怀疑大国的持续存在。相反，大国的兴衰被他们认为是国际体系的长期特征(Kennedy 1989)。[8]新现实主义者声称：尽管大国兴衰浮沉，他们的理论可以解释推定的国际体系无政府结构的复原力。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现实主义对世界历史的判定。吉尔平(1981:110-111)[7]说在欧洲国家体系出现之前，国际体系的世界史是以“统一和号令”('unified and ordered')它们各自国际体系的大帝国的继承或循环为特征的。所以，只是随着欧洲国际体系的出现，均势支配国际体系的思想才显露头角。吉本、孟德斯鸠、希伦、兰克、以及近来的汤因比和杜黑，都阐释过同一观点(Gilpin, 1981:111)。[7]吉尔平认为古代世界帝国的循环，是作为居住在这些国际体系以外的蛮族行为的结果而在不断的运动中被保持下来的。
吉尔平接受帝国的循环代表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模型，因为他承认城邦国家和封建制的重要性，尽管他没有尝试把这些特征配置到他的理论框架中去。他认为帝国的循环被三个相互关联的发展的出现所打破——民族国家、持续的经济发展和世界市场经济。这些发展的结合意味着帝国的循环让位于一种国际体系，这种国际体系是由均势和一种政治和经济霸权的接替所支配的。霸权国愿意提供体系内所有成员都能从中获益的公共产品。霸主的权势如同帝国的权势一样，总是要逐渐败落的，但与帝国的循环形成对照，在这个体系内永远有霸权竞争者，愿意诉诸战争以挑战在位的霸主。
沃勒斯坦的世界史观
当然，吉尔平并不是惟一认为随着欧洲的兴起，世界历史的模式从帝国的循环转向一种最终拓展到全球的世界体系的人。这一观点也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Wallerstein, 1974)[9]思想的核心。沃勒斯坦在1970年代早期就为其独特的世界历史阐释奠定了基础，这种阐释已经影响到社会科学的每一个分支。他的理论最初的目的是瓦解盛行于1960年代的经济发展模型。按照这种模型，所有发展中世界的国家在成为完全的发达国家之前，都要经历一系列经济阶段。沃勒斯坦认为，这种模型没有承认这些国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已经是一种世界规模的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这种体系最早出现于16世纪初期。欧洲以外的政治单位远远不是具备完全成为现代化国家能力的自治单位，它们被束缚在世界体系之内，这种体系积极地阻止它们成为现代化国家。按照沃勒斯坦的观点，1500年代表着一个把古代史和现代史分离开来的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沃勒斯坦从这样的假设开始：即人类不能靠他们自己生存，他们依赖于劳动分工，这种分工建立起一种相互依存的体系。劳动分工定义体系的边界，在这个边界之内，个人的基本需求可以得到满足。如果一个经济体系内的个人开始依赖外部伙伴以满足他们生存的需要，那么分工就拓展了，体系的边界也随之拓展。在这个经济体系概念的基础之上，沃勒斯坦识别出两个历史性的分水岭，一个是公元前10,000年，另一个是公元1500年，并进而认为关键的体系转换发生在这两个时间点上。公元前10,000年之前，分工从未拓展出一种共同文化的边界之外，建立起诸多沃勒斯坦所谓的迷你－体系(mini-sys-tems)。这种体系具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建立在狩猎、采集和初始农业基础上的生产方式。生存依赖于互惠，这种互惠是与一种小规模的大家庭的劳动分工连接在一起的。换言之，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建立在亲缘关系的基础之上。尽管这种迷你－体系在公元前10,000年之后还长期存在，但沃勒斯坦很清楚这些体系没有延续到当前，早已被更为巩固的“世界体系”吸收掉了。
这种流行于世界数千年之久的世界体系的形式被沃勒斯坦确认为一种世界帝国。尽管这些帝国在过去数千年里采取了许多不同的政治形式，但它们都采取同样的生产方式，即绝大多数人口在土地上劳作，生产剩余产品，用以交换由一小群工匠生产的产品，更重要的是提供用于支持一种独特的军事—官僚统治阶级的贡赋。这种生产方式支撑了如罗马或印加世界帝国这样辽阔的集权化的政治结构，同时也支撑了以欧洲封建社会为特征的分权化政治结构。尽管沃勒斯坦也承认这样的世界帝国时有互动，但并不足以产生一种更为广大的体系，因为这种互动对任何一个这类帝国的生存都不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沃勒斯坦承认，当世界帝国垮台时，一种政治上分裂但经济上相互依存的体系被锻造出来。在这种体系之内，关系不是像世界帝国那样由重新分配的原则所主导，而是至少潜在地由市场所主导。市场的存在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一种新型的沃勒斯坦定义为世界经济的世界体系提供了基础。实际上，对于市场来说，这种体系太不稳定了，难以发展起来，它们总是让位于一种新的帝国的形成。沃勒斯坦认为世界帝国在11,000多年的时间里都是世界历史上的支配单位。公元1500年之后，第二个历史性分水岭被跨越了，伴随着一种稳定的世界经济在封建制之后欧洲的建立，一个新的时代出现了。按照沃勒斯坦的观点，这种世界经济是稳定的，原因在于政治结构，这种结构在体系的中心拥有强大的国家，而在体系的边缘则是弱小的国家，边缘地区生产的剩余被中心所榨取和积累。与早期世界经济形成对照的是，早期世界经济居支配地位的行为体最终都能够重新把体系统一为一个世界帝国，而在这种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中，体系中心的国家都强大到足以阻止任何一个单一国家重构帝国。这种体系由于沃勒斯坦称之为半边缘国家(semi-peripheral states)的出现而被进一步稳定了。这些就像前苏联一样的国家，缺乏在世界经济中心形成一个国家的必备因素，但却具有足以抵御被排斥到边缘的实力。
沃勒斯坦的框架对从地理学(Taylor, 1985)[10]到政治学(Hollist and Rosenau, 1981)[11]的整个社会科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它也招致了来自两个不同方向的强烈批评。一方面，有人认为沃勒斯坦把稳定的世界经济的出现定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企图，代表着一种极为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例如阿布·拉胡德(Abu-Lughod, 1991)就把这个世界体系的起源回溯到公元1250年该体系拓展到整个欧亚大陆之时。她认为西方的兴起只有和几乎与此同时发生的东方的衰落联系在一起才能够被理解。在一个更富戏剧性的动议中，弗兰克和吉尔斯(Frank and Gills, 1993)[12]把当代世界体系的起源回溯到公元前3000年。弗兰克(Frank, 1995:189)[13]认为沃勒斯坦的问题是把“体系”和“生产方式”合并在一起，因而没有能够识别以体系为焦点所推动的本质上的连续性。按照这个逻辑，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认为假定奢侈品的交换并不创造劳动分工为沃勒斯坦的根本缺憾。他们认为这样的奢侈品在维持政治单位等级制结构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政治单位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超过了平等主义的采猎群。因而，沃勒斯坦所论证的公元1500年以前并不存在的世界体系，至少被追溯到公元前第四个千年(Algaze, 1993)。[14]
重新评估世界历史中的国际力量结构
尽管沃尔兹假定世界历史可以从无政府力量结构的视角进行评估，但无论是吉尔平还是沃勒斯坦都认为公元1500年以前的世界历史能够从帝国交替的意义上进行有效的分析。只是在公元1500年以后，诸强势国家出现了，它们能够阻止一个把自己转换成帝国的支配性国家的出现。然而，历史根据既不支持沃尔兹，也不支持吉尔平和沃勒斯坦对早期历史的估定。历史证据所表明的是，尽管世界上不同地区都存在着帝国支配的历史时期，但这些时期是被正常而长期的没有支配性国家的历史时期分离开来的。威尔金森(Wilkinson, 2002)[15]考察了公元前1500-700年每十年中东国际体系的极性。他区别了单极与霸权，但这种划分在展示国际体系是多么经常地被一个单一大国所支配时就站不住脚了。表1概述了考察的结果。
每十年的单极／霸权 支配性帝国 每十年的单极／霸权 支配性帝国 公元前1440年－1430年 埃及 公元前1110-1060年 亚述 公元前1400 埃及 公元前880-830年 亚述 公元前1380-1350年 埃及 公元前740-700年 亚述 公元前1310年 埃及 |
表1：公元前1500-700年中东单极／霸权时期
这些结果所展示的是从公元前1500到700年的80个10年期间，按照威尔金森的数据，只有31%是属于单极或霸权的。所以，在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时间里，这一体系最好或者被描述为无政府的，或者被描述为碎片化的(Kaufman, 1997)。[16]当我们把关注点转移到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体系时，同样的情景也浮现出来。作为一个自治的体系，这一地区的历史可以被追溯到公元前770年，直到1840年左右开始的鸦片战争。这里的证据显示中国更多地是陷入分裂而不是统一，就像某些时期的名字所例证的那样，如战国（公元前453-221年），十六国（公元304-439年）、南北朝（公元386-589年）和十国（公元907-979年）。如果使用一个严格的霸权定义，中国完全统一的时期被归结于表2。证据显示在2610年的时间里，中国统一的年份大约有971年左右，占这个时期的37%。如果使用更为宽松的编码规则，则可以增加一个单一王朝主导这一地区时代的数目，但基本点保持不变：这个地区难以只用或者无政府或者等级制来刻画。
中国统一的年月 王朝 中国统一的年月 王朝 公元前214-206年 秦 公元630-755年 唐 公元前108－公元22年 汉 公元1279-1351年 元 公元36-184年 汉 公元1382-1644年 明 公元280-301年 东晋 公元1683-1840年 清 公元589-616年 隋 |
表2：公元前770年－公元1840年中国霸权时期
英国学派与世界历史
随着冷战被确信已进入历史，令人惊奇的是在如何刻画当代世界的问题上，国际关系学界几乎就没有一致的观点。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我们正在美国治下的单极时刻；而另外一种极端的观点坚持认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全球舞台之上，在这个舞台上长期存在的文明之间将爆发暴力冲突。在这两种极端观点之间的，是关于国际社会已经延展到全球的设想。从这一设想的观点出发，国际关系要比前两种观点中的任何一方所主张的都具有更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根据国际社会主流观点的评估，我们正在一个可以追溯其起源到几百年前的全球舞台上运作，在欧洲是17世纪，按照某些观点甚至更早。按照这种观点，欧洲缓慢但稳定地在欧洲现代历史早期发展起一个由主权和平等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随之这些国家拓展了这个社会，直至包含了整个世界。(Bull and Watson, 1984)。[17]尽管占主导地位的阐释与英国学派研究国际关系的方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一种非常不同而且较少欧洲中心论的国际社会起源的观点，也可以从这同一学派的思想中演化出来(Wight 1977, Watson 1992)。[18][19]按照英国学派的评估，不同种类国际社会的存在至少可以回溯到5000年前。定义这些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规则、制度和价值观等是相当不同的，就像与这些社会联系在一起的政治体制一样，从一端的无政府结构，到另一端的等级制结构都有。
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以及从更为长期的观点来看，很明显，欧洲国际社会是在其他国际社会更有建树的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并且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都必须与这些其他的国际社会共存和互动。确实，只是在19世纪末，这些国际社会才开始联合并构建成一个单一的全球性国际社会(Onuma, 2000)。[20]随着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建构主义兴趣的出现，探索不同国际社会之间变化的意识和能力都比英国学派最初正视这个问题时大大增加了。例如，已经有人提出欧洲国际社会在变形为一个全球性国际社会之前经历了好几次转变(Barkin and Cronin1994, Reus-Smit1999)。[21][22]此外，在以下问题上也没有达成共识：这个全球性国际社会是否具有安全和坚固的基础，或是否被证明是一个暂时现象，这种现象或者将继续演化，或者有可能再次让位于诸种共存的国际社会。在比较的基础上研究先前的国际社会，将有助于我们发展一种对我们正生活在其中的国际社会特征的更为深层次的理解。与此同时，当前和正在增长中的对国际社会思想的兴趣将有助于促进这样一种认识：如果要想把国际关系研究推向前进，那么就必须为世界历史制造空间。因此，在国际社会研究比较框架的巩固和发展中的对世界历史的兴趣之间，就存在着一种强有力的协同作用的潜力。(Buzan and Little 1994, Buzan and Little 2000, Hobden and Hobson, 2002)[23][5][24]初看起来，新现实主义分析国际关系的体系方法和英国学派的社会方法似乎难以相容。新现实主义的国际体系设想，包括其不变的限制构成单位行为的无政府结构观点，看起来是难以轻易地与另一种变化着的和高度分化的国际社会结构相容在一起的。然而，英国学派接受一种承认以上两种方法实用性的多元方法论(Little, 2000)。[25]在他们的估定的中心，有一种这样的认识，即需要一种比现有的更为丰富和更为复杂的理论框架来理解国际关系。尽管英国学派的成员已经在这个理论框架的多种方面取得了进展，可以促进这种多元方法论，但一种综合的估定依然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例如布赞和利特尔(Buzan and Little, 2000)[5]沿袭了一种相似的多元论途径，并主张有必要从一系列把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和环境领域(sector)与一种单一和复合的现实区别或分离开来的视角来考察国际关系。本文的剩余部分把世界历史聚焦于由英国学派创建者所划分的定义一种国际体系的政治结构和定义一种国际社会的社会结构的区分上。目的是证明在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之中，一系列不同的国际社会和国际体系已经让位于一种单一的世界范围的国际社会／体系。下一部分将以考察有关把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区别开来的有效性的辩论开始。然后考察前现代世界国际体系与国际社会的互动。文章继而将概述欧洲国际体系／社会的建立及其与其他国际体系／社会的联系。文章将以评估采取世界历史视角的功用和在诸国际体系和社会之间划出一种多元的区别而告结束。
理论与国际社会／体系区分
按照英国学派创建之一——沃森(Watson, 1992:4)[19]的观点，在思考国际关系时，有一种把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区别开来的“种子差别”('seminal distinction')。但是这还不是一个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博得许多注意力的区分。而且即使是在对英国学派的方法大体上表示赞同的理论家中间，这种区分也是有争议的。在这里，注意力将被集中于两个相互争论的主线上。首先是由詹姆斯(James, 1993)[26]发展起来的观点，即在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之间没有具有重要意义的区分。这一立场与布赞(Buzan, 1993)[27]所发展起来的第二条争论的主线形成对立。布赞认为区分是重要的，但英国学派的第一代理论家并没有使之在理论上严格起来。在这部分简短的结尾，本文将表明布赞并没有能够把自己的论证推进到足够深入的层次，因为当与世界历史较量时，会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当布赞发展这一论断时，诸概念远比他所理解的还要复杂。
布尔对国际体系与国际社会的区分划分得最为清楚。他认为，首先，无论什么时候，“当国家彼此之间存在有规则的接触，并且除了它们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外，还能够做到把一方的行为作为他方考虑的必然因素”的时候，是能够鉴别出国际体系的(Bull, 1977:10)。[28]与此相对比，一方面，当“国家意识到某些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并且另一方面，“想像中它们在彼此的关系中被一整套共同的规则所约束，分享共同制度的运行”时，国际社会就存在了(Bull, 1977:13)。[28]然而，在发展这种区分的过程中，布尔无意中在这两个概念中制造了一定的张力。这种紧张发生的原因在于：布尔在他的某些分析中认为国际体系早于国际社会就存在了；而在其他一些情况下，他又认为重要的是认识到诸国际体系与诸国际社会不可避免地共存。
然而，在深入探索由这种区分引发的争论之前，有必要指出布尔的国际体系概念几乎完全与沃尔兹(Waltz, 1979)[6]构建的国际体系概念相符。换言之，两个理论家都承认无政府对于理解国际关系的重要性，并且都认为在这样一个体系里，每个国家都把每个其他国家的所作所为考虑在内。特别是所有国家都必须接受军事力量的整体分布和战争的经常的潜在性。但两个理论家随后就分道扬镳了(Little 2003)。[29]沃尔兹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结构鼓励国家追求确保他们生存的政策；这种反应的意想不到的结果是一种稳定的均势的创建。因此，无政府状态表现为一种确保体系不断再生的结构：它的复原力。与此相反，布尔认为在一个无政府的角斗场上不会有均势的自动趋势出现。这样一种结果在他看来纯粹是偶然的，我们只能想象均势是“两个竞争的大国之间拼死争斗中陷于僵持局面的一刻”(Bull 1977:105)。[28]按照布尔的观点，稳定和秩序不是无政府国际体系的结果，而是作为国际社会特征的共同利益、制度、规则和价值观的结果。
由于布尔处理体系和社会区分的方式所产生的张力，概念成为对英国学派发展起来的框架的批判之焦点也就不足为奇了(Little, 1998)。[30]在努力解决这种紧张力的过程中，批评家们从两个非常不同的视角接近这种区分。首先，詹姆斯(James, 1993)[26]坚持认为这种区分反映的是虚假的二分法，因此他认为没有一个布尔用来区别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的标准能够站住脚。第一，布尔被认为承认尽管在体系和社会中都有正常化接触(regularized contact)，但只有在国际社会的情况下接触才是规则控制的(rule-governed)。然而詹姆斯断言，在没有确定规则的情况下，正常的接触是不能持续的；更为重要的是，他显示布尔在他分析中的多个论点中都承认了这一论证的力度。
第二个标准是外交机构的存在，这种存在被认为是任何一种国际社会的一种本质的构成因素，但并不是一种国际体系的特征。然而詹姆斯认为外交机构对于确保国家之间的正常沟通是至关重要的，接着他继续展示布尔也承认沟通对于支撑一个国际体系是至关重要的，以此消融了体系与社会的区分。
最后，詹姆斯抨击共同利益和价值观支撑国际社会而不支撑国际体系的观点。首先，他否认共同的价值观曾经支撑过国际关系。他认为共同价值观的确对于任何一种社会都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所有社会都是以多种和竞争的价值观为特征的。从这个观点出发，所以就没有理由把国际社会和共同价值观的思想联合在一起；确实，按照詹姆斯的观点，这样做是差强人意的。另一方面，他认为同样差强人意的，是认为被视作定义国际体系存在的互动的规则模式在没有共同利益的情况下也可能建立。
詹姆斯得出的结论是有必要废除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的区分，只是简单地接受在国际社会中国家是互动的就可以了。相反，布赞寻求展示这种区分是有用的，但还没有被理论化。因此，人们从英国学派历史洞察力中得到的某些重要收获部分地被其理论的贫乏给破坏掉了。布赞试图在新现实主义发展起来的体系视角和他与英国学派联系起来的社会视角之间搭建桥梁。但他同意詹姆斯的观点，即布尔证明体系和社会之间存在一个分析界限的努力失败了。布赞承认体系和社会一样，呈现出规则、共同利益和制度的证据。他认为是一种共同身份的观念(a sense of common identity)把社会从体系中区分出来。所以，当这种共同身份的观念显露出来的时候，国际体系就发展成为国际社会了。布赞认为这一点在国家相互承认主权平等时就达到了。怀特(Wight, 1977:23)[18]和里斯－司密特(Reus-Smit, 1999:6)[22]采取了相同的立场。通过确认这样一条清晰的定义界限，布赞原则上能够识别出诸种国际社会浮现或崩塌的历史性时刻。
但布赞想要比这做得更多。他想要建立一个能够解释国际社会出现和拓展的理论框架。他认为英国学派被国际社会只有在一种共同文化的背景中才得到发展的假设牢牢地束缚住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国际社会先于英国学派称之为世界社会存在的假定，这种世界社会由个人或一定比率的精英成员组成，他们都追随同一种文化，具有同一种身份(identity)，就像古代希腊和近代早期欧洲人那样。所以布赞相信英国学派为理解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起点。但这种公式化表述的问题是它不能解释当代多元文化的国际社会是如何出现的。布赞的解决方法是借用业已构建得当的礼俗社会(gemeinschaft)与法理社会(gesellschaft)的社会学区分。礼俗社会是建立在“共同的感情、经历和身份纽带”基础上的。英国学派采用的正是这个社会学概念。布赞(Buzan, 1993:333)[27]随之对支持建立在共同文化基础上的国际社会的个人之间的“感情和传统的”('sentimental and traditional')纽带，与把构成法理型国际社会的国家粘合在一起的“合同的和建构的联系”('contractual and constructed links')进行了对比。尽管礼俗型社会被视为是一种比法理型社会更为发达的社会，但两者都被视为出现于国家相互承认主权平等之时。
建立起这种区分之后，布赞依靠与新现实主义相联系的功能逻辑，展示国家如何被锁进一种竞争性的国际体系之中，并且在即使没有任何共同文化的情况下也能够被推进到建立规则以协调它们互动的地步，直到最终它们愿意相互承认，使国际体系变形为国际社会。布赞从这样一种假设开始他的论证：在无政府体系中，国家永远注视着它们的竞争者中正在发生着什么，并且努力赶上对它们的竞争者有利的任何一种发展——一种被沃尔兹以“内部的”和“外部的”的平衡来识别的过程。结果，国家在结构上变得愈加相似，国家间的互动变得愈加正常化。布赞认为，随着这个过程的演进，帮助促进正常化互动的规则将变得更加精致，直到一种共同身份的观念产生出来，国家愿意相互承认，从而把体系从社会中区别出来的基准就被越过了。
在布赞发展起来的论证中有一个强大的逻辑，但通过在进化论意义上发展从国际体系转化成国际社会的论证，他消除了布尔曾试图打开的一个空间，布尔试图用这个空间来建立一种检视国际关系的更为复杂的框架。布尔假定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能够在一个复杂的现实中共存。此外，布尔(Bull, 1977;22)[28]坚持认为重要的是不把这两者中的任何一种因素具体化(reify)。布尔(Bull, 1977:55)[28]当时认为，“如果以国际社会是惟一或主导因素来解释事件永远是错误的”。按照同样的脉络，沃森(Watson, 1987:153)[31]得出结论说：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的区分是有用的，“不是因为这种区分把国际关系的复杂现实简化进这样或那样一个范畴，而是因为通过从这样一种特别的观点进行思考，这样的区分使得复杂的现实被突显出来”。换言之，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被视为一种共同但却复杂现实的不同方面。
按照英国学派的思路，这种复杂的现实另外还有四个特征，而这些特征易于被主流国际关系研究所忽略。第一个特征涉及到对帝国的重视。例如沃森非常肯定在古代世界，帝国代表着主导的政治实体。但关键点是帝国并不被视为一种国家的类型，而被视为一种国际体系／国际社会，沃森还提到了“按帝国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社会”('imperially organized societies of states')这样的说法。他使用了拉森(Larsen's , 1979:91)[32]关于帝国是“一种政治控制体系”的定义，在这种体系的“中心区”，或有“一个城邦国家，或有一个领土国家”。接下来按照沃森的观点，帝国当局并不管理它们主导或影响的整个地区。沃森(1992:38)[19]认为帝国行政控制的“内核”被一个一定程度上地方自治占主导地位的圆圈所环绕，接下来是一个霸权的圆圈，在这个圆圈里，帝国权力控制外部关系，并为帝国结构抽取财政贡赋。沃森进而指出那种“把古代世界帝国涂抹成一个统一颜色的历史地图册是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首先，那些帝国没有清楚界定的边界；而且愈是远离帝国的核心，影响就愈加减弱。第二，帝国的活动和权威“是放射性的，而不是领土性的，并且沿着渗透的线路延伸”(Watson, 1992:38)。[19]这种系统化解释(formulation)把我们与新现实主义的主张拉开了长长的距离，这些新现实主义者只关心无政府体系。与此相对比，英国学派认为在世界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国际体系／社会需要定位在一个连续统一体(continuum)上，这个统一体从纯粹的无政府状态延伸出来，这种无政府状态的构成单位是完全自治的，一直到纯粹的帝国，这种帝国的构成单位是在一种明确界定的等级制中活动的(Watson, 1992)。[19]
第二个特征延伸了第一个特征，英国学派承认国际体系／社会可以包含结构上构建方式极为不同的单位，如城邦国家与帝国互动。这种特征已经在后来的文献中详细讨论过了(Buzan, Jones and Little, 1993; Buzan and Little, 1996)，[33][34]而且依据所被关注的国际关系的领域(sector)，布赞和利特尔(Buzan and Little, 2000)[5]着重强调非常不同的单位显露头角。所以在政治领域的语境中，他们的观点与新现实主义采取的观点是极为不同的。新现实主义的理论导致的结论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结构差异将会被消除，在体系内互动的国家可以描述为“相似单位”('like units')(Waltz 1979)。[6]
第三个特征把英国学派与新现实主义进一步分离，这个特征就是英国学派假设国际体系／社会需要被视为开放体系，因为在历史上它们的边界是有“不确定范围”的，可能扩张或收缩。与此相反，一个“封闭”的社会／体系没有外部环境，因为社会／体系已经“达到了最大的延伸”(Wight 1977:75)。[18]只是当我们进入当代世界范围的国际体系／社会时，才有可能发现封闭体系的证据，因此它才可以在一个重要的方面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许多世界历史学家，如汤因比(Toynbee, 1954)[35]和杜黑(Dehio, 1962)[36]等，敏锐地意识到一种新型的体系正在形成。他们都预言这一体系将发展起独特的品质来。就短期而言，他们的预测因为冷战的介入而被证明是不对的，但随着冷战的结束，对他们有关体系转换的评估的兴趣可能复活。
先前诸国际体系和社会的开放特性赋予英国学派思路第四个显著特征，这就是国际体系和社会的分界没有必要必须重合，所以就可能设想两个国际社会存在于一个单一的国际体系之内。另外，这个特征又具有把英国学派和新现实主义区别开来的效果。归纳起来，可以说英国学派的这些显著特征，为一种比新现实主义更为分异的并且更具有细微差别的世界历史阐释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