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前东德统一社会党失去政权的原因探析
王军/田伏虎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3期
【原文出处】《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西安)2005年06期第167～171页
【作者简介】王军，延安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田伏虎，延安大学人事处干部。（陕西 延安 716000）
【关 键 词】东德/西德/统一社会党/政权
15年前，在东欧剧变的风暴中，德国以前东德加入前西德的形式和平实现了德国统一。一个有着40多年历史的社会主义政权瓦解了，抚今追昔，发人深省。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探究其原因。
1.在经济建设方面，前东德统一社会党长期奉行斯大林模式，把计划经济当成社会主义的本质，当经济发生危机的时候，不是通过深化改革和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来解决问题，而是沉迷于所谓“完善”的既有体制中，不能自拔，思想保守僵化，最终经济发展落后，丧失了执政的经济基础。
战后，由于前东德统一社会党在经济建设方面没有经验，在前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以前苏联为样板，移植了计划经济体制。
前东德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是“自上而下，自始至终，一切都按计划生产。一切经济活动，诸如原料来源、运输、生产和产品的市场流通，都由计划决定，直至计划到每一台机器，计划到国营企业最小的单位。”[1](P38)前东德计划经济体制对当时经济的稳定和恢复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上世纪50年代中期，黄油、肉食、鸡蛋等主要食品的平均消费水平达到战前水平，1954年，职工的实际工资水平超过了战前，但是5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诸多弊端，前东德经济发展速度逐渐缓慢，生产力发展总水平以及人民的生活水平与前西德的差距逐渐加大，上世纪50年代，每年都有20万前东德人非法越境，逃往前西德，这给前东德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如何进一步提高生产力，从而提高前东德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缩小与前西德的差距，稳定人心，阻止人员流失，成为摆在前东德统一社会党面前的重大课题。然而，他们未能突破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思想框框，未能从如何突破斯大林体制出发，去寻找适合自己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是企图通过制定更宏大、更完善的计划来实现生产力的提高。于是，1959年，在前苏联赶超美国的号召下，前东德出台了“七年计划”，把目标定为赶超前西德。
“七年计划”的主要经济目标是“提高生产率，增加产出，力求在1961年底，使大多数工业消费品和食品的人均消费水平赶上和超过西德”[2](P216)。与其说这是一个经济计划，不如说是一个政治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为了证明前东德人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优于前西德人所选择的资本主义制度。正是如此，在制订计划的过程中，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乌布利希(Walter ulbicht)把国家计划委员会原定的1965年底实现赶超前西德的目标改为1961年底完成。正如中国的“大跃进”变成“大倒退”一样，前东德“七年计划”最终结果是生产资料和固定资产的投资严重不足，人为地造成经济结构失调。1960年，前东德经济恶化，生产性国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从1959年的11%下降到6%，1961年下降到4%，1962年下降到2%[2](P349)。生产力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两德之间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前东德人民生活水平不升反降。前东德人大量越境西逃，1961年的前8个月中，就有20多万前东德人逃往前西德，这个时期西逃的人员里有许多科学家、医生、工程师、教师和其他行业的专家。这对仅有1600万人口的前东德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七年计划”彻底失败。为遏制这种情况，前东德在1961年8月建起了柏林墙，成为冷战最显著的象征物。柏林墙虽然能阻止人员西逃，却不能带来经济增长，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更使得前东德人民有一种被禁锢的感觉，同时也给西方提供了攻击的靶子，前东德政府的处境极为被动。前东德统一社会党痛定思痛，终于萌发了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想法。
1962年12月，部长会议决议要求企业注重和运用价值规律，根据市场供求状况组织生产，政府将把与世界市场相比较的成本和利润作为衡量企业优劣的标准，企业不再以完成定额产值为目标，实际上是准备把市场因素引入计划经济体制中。1963年，新的经济体制开始施行，的确在一段时间内遏制了前东德经济的衰退势头。如改革前的1960-1963年前东德的总生产力占前西德总生产力的比例，从78.8%下滑至71%，3年之中下降了7%，而改革后至1967年仅下降了1.5%[3](P102-104)。但由于改革是不彻底的，到60年代末期生产力水平又一次开始下降。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前东德统一社会党不是通过继续深化改革、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来解决问题，而是沉迷在对既定计划进行修修补补的所谓“完善”之中，并于1970年底终止了改革进程，又回到了以前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了。到了1986年，前东德生产力增长速度出现了持续下降势头，1984-1989年国民收入增速从5.5%下跌到2.8%[4](P25)。由于国内生产力萎缩，进口又受到严格控制，从而引起工业消费品的供应日趋紧张，人民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到了1989年的10月上旬，全国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要求实行改革，改善供应，放宽对出国旅行的限制，人民如潮涌般从德奥、德捷和德匈边界逃往前西德，统一社会党的统治再也支撑不下去了。
总之，前东德社会统一党虽然也推行了一些改革，但没有找到发展经济的好办法，特别是始终把计划经济体制等同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改革遇到困难，遭遇挫折，出现问题时，不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带领人民走出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而是走回头路，不但未能突破斯大林体制的束缚，反而加强了这种体制。最终，国内经济危机频繁爆发，广大人民生活困苦，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纷纷出走。人民实际上是唾弃了统一社会党。
2.前东德统一社会党未能解决好集中与民主的关系，政治体制长期未能摆脱集权制的阴影，进行制度创新，扩大民主，最终丧失了执政的政治基础。
集中和民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前东德统一社会党丧失政权的原因之一便是没有正确地处理好两者的辩证关系，过于重视集中而忽视了民主，人民长期没有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当家作主的权利，最后造成离心离德的政治局面。
战后，前东德在政治体制上实行的也是前苏联模式，这是一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前东德实行以德国统一社会党为主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在前东德的5个政党中，德国统一社会党是民主德国的执政党，承担着国家和政府部门主要领导责任，它是前东德的政治方针、路线的总设计者和执行者。前东德统一社会党的核心领导是乌布利希。乌布利希是斯大林的忠实追随者和亲信。他根据斯大林的要求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中期进行了几次“清党”，到1951年，大约有151000名党员被整肃，30000名党员“自动退党”[5](P428)。通过这些运动，强化了乌布利希的个人专权地位，进而造成了整个国家的集权化。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乌布利希模仿前苏联设立了政治局，自任第一书记，1961年则出任国务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大权于一身。权力过分的集中容易导致权力失控和权力异化，在前东德社会统一党执政后期，党内特权思想盛行，党员干部的腐败愈演愈烈，形成了一个“官僚特权阶层”。
所谓的特权阶层，就是党内以第一书记为首的主要高干，依据级别的高低和权力的大小，各级官员享受着“合法”的特权。他们可以在特供商店买到老百姓见不到、甚至没听过的进口商品，周末和节假日可以到别墅去度假，而此时人民却在为明天的面包排着长队。一些官员出行时，往往警车呼啸，人们纷纷让路；特权者不管有病没病，都享受着特殊的医疗服务。更有甚者，柏林墙建成以后，昂纳克(Honeoker)下令凡越境者就地击毙，而特权者和他们的亲属却可以随意出国旅行。权力是有限的，而欲望是无止境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特权阶层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殊利益。为了保卫这些利益，在这个权力圈中，特权阶层往往禁止“非我族类”入内，用人惟亲愈演愈烈，裙带关系猖獗。昂纳克当政的时候，干部的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和任人惟亲的暗箱操作，使得整个统一社会党完全被特权阶层所把持。这样的体制必然导致溜须拍马之风盛行，平庸之辈盘踞高位，有思想、有才能的人得不到提拔重用，贿赂公行，贪污腐败成风。入党的人感兴趣的并不是什么“社会理想，而是社会地位”[5](P281)。党已经完全蜕化、变质为特权阶层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成为人民的对立面，丧失了执政的政治基础。
3.在与前西德的竞争中，前东德过早地放弃了民族统一的理想，在民族情感上丧失了道德上的制高点，人民最终被前西德所吸引，丧失了执政的民族基础。
从德国分裂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两个国家之日起，统一问题的就是两德政府重要国策之一。
前东德的德国政策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德国政策，指的是该党从与联邦德国关系的形式和内容出发采取的措施，以及该党对德国问题的立场，也就是40年来前东德采取统一和分裂的立场。”[6]从1949年至1974年，前东德的德国政策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逐渐从主张民族统一演变为主张民族分离。
从1949年前东德建国至1955年加入华沙条约组织为止，民主德国主张在和平、民主的基础上恢复统一。建国那天，民主德国全国阵线发表宣言，提出了全体人民争取重新统一的斗争纲领，并在宪法中规定：“德国是一个不可分裂的民主共和国，其基础是德意志人民……只存在一个德意志民族”[7](P278)。从60年代起，随着前苏联将德国问题搁置起来和两德力量差距拉大，前东德开始强调两个德意志国家将长期并存。1963年，统一社会党“六大”宣布：“统一是不现实的”，从而放弃了统一的口号。1971年该党“八大”又提出“两个民族”的理论，称民主德国是“社会主义的民族”，联邦德国是“资本主义的民族”，德国统一永远不可能。乌布利希竭力排斥两德接近，反对前西德利用德意志民族感情来寻求国家统一的“新东方政策”，极力强调两德的差异。他说：“两个德国有着不同的社会组织，我们有自己的国界、自己的教育体制和自己的文化。”[8](P102)前东德开始推行一条“去德国化”的分裂主义路线，如在机构名称上去掉“德意志”，加强边境管理，严禁两德人民的交往等。1973年两德同时加入联合国，成为该组织第133和134个成员国。1974年民主德国修改宪法，删去了所有有关“德意志民族”和“重新统一”的提法，强调：两个德国都是主权国家，它们之间的边界是国界，民主德国公民有自己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籍”；德国问题已经以德国的最后分裂而获解决，德国的分裂成为欧洲和平、安全与稳定的重要保证[9](P439)。至此，前东德完全放弃了对民族统一的追求，也就失去了对德意志民族的感召力，最终丧失了在民族情感和民族道义上的制高点。
这种强行把同一个民族按照意识形态划分为所谓“资本主义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的民族政策，在理论上是荒谬可笑的，在实践中又严重地挫伤了人民的民族感情，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导致统一社会党继续执政的民族基础被严重削弱，最后在前西德的统一攻势下，前东德人民纷纷出走，政权无法维持，不得不同意前西德统一条件——作为分散为8个州的地方政权加入前西德，合并成立新的德国，沿用前西德的宪法（《基本法》）。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曾经是执政党的统一社会党遭到了人民唾弃，分崩离析，不复存在。
反观前西德，却是始终坚持高举民族统一的大旗不动摇，并能够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制定出新的统一战略。如首任总理阿登纳(konrad Adenanter)任职长达10多年，在不计其数的会议和会谈中，几乎没有一次不谈德国的统一问题。他说实现统一是联邦政府“最重要的任务”，“我们政策中的主要问题”。1955年前西德与前苏联建交。为了避免此举引起承认两个德国，彼此分裂状态合法化，阿登纳政府提出了“哈尔斯坦主义”，宣称前西德今后要把与它有正式关系的国家同前东德建立外交关系视作“不友好的行动”，因为“这种行动适合于加深德国的分裂”。后逐步放弃“哈尔斯坦主义”，实行“新东方政策”[10](P550)。前西德还坚持两德互派的使节不称“大使”；坚持所有德意志人只有“德国国籍”，不承认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籍”。由于前西德始终抓住民族统一的大旗不放松，在整个德意志民族中占领了道义上的制高点，具有很强的民族号召力和凝聚力，一旦时机成熟，就能够获得包括前东德人在内的所有德国人的支持。最终，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东欧发生剧变的时候，科尔总理及时抓住机会，不惜一切代价，迅速推进统一，对前东德执政党的政治基础进行釜底抽薪式的打击，最终使其无法继续执政，让出政权，实现了德国的统一。
总之，在统一这个涉及民族大义的问题上，德国统一社会党没有始终坚持高举统一的大旗，却囿于意识形态的教条，提出一些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实践中遗害无穷的理论和政策，最后导致自己在与前西德的竞争中失败，失去政权。
4.在东欧剧变的风暴中，前东德统一社会党未能抵御住“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冲击，对科尔和戈尔巴乔夫言听计从，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执政能力，前东德最终被前西德合并，德国重新统一。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前东德统一社会党在经济、政治和国家统一等问题上的巨大失误，导致了其执政基础被严重削弱和空洞化，在柏林墙这道“铁幕”后面，危机四伏，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作为苏东社会主义集团的一分子，一旦集团中任何一个国家发生变化，都会对其他国家形成致命的冲击。而此时的苏东集团正如一副“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块倒下，就会引发一种“链式反应”，殃及整个集团。问题是第一推力在哪里？
1989年由戈尔巴乔夫(Gerbachev)的“新思维”和“公开化”，引发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局空前的急剧变化和动荡，波兰第一个倒了下去，形成第一推力。面对这一巨大变局，前东德统一社会党先是盲目跟随戈氏的“新思维”和“公开化”进行改革，继而又对科尔的统一建议言听计从，完全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执政能力。导致前东德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政局剧烈动荡，国内反政府示威游行风起云涌，大批居民通过匈牙利越过匈、奥边界出逃到前西德，其规模之大，是自1961年修筑“柏林墙”以来从未有过的。这时，前东德迎来40周年国庆。10月6日，戈尔巴乔夫应邀前来参加前东德国庆典礼。戈氏利用这一机会大谈他的“新思维”，宣传前苏联的“公开性”、“多元化”和民主、自由，告诫前东德领导人要改革，不要误了“革新的最后一节火车”。戈氏的到来，无异于使前东德动荡的国势雪上加霜。由此，政治局势更加恶化。在大批公民掀起出走浪潮的同时，莱比锡爆发的游行示威浪潮迅速蔓延到了全国。游行群众高呼“我们是人民”、“一个民族”的口号，要求政府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行社会主义改革，要求“新闻自由”、“旅游自由”、“选举自由”和国家统一。剧烈的社会动荡导致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层内的分歧激化，1989年10月18日，举行了中央全会，昂纳克以健康原因为由辞去了统一社会党总书记职务，由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来接任总书记的职位。克伦茨决心在政治和经济体制方面进行改革，并公布了改革的行动纲领草案要点，与此同时，政府也下令取消一些高级官员的特权，宣布赦免所有非法外逃和非法游行的人。但是，以“新论坛”为首的反对派势力仍然不满，继续组织人民群众上街游行，东柏林和莱比锡于11月4日和6日又爆发了10万人的大游行。对此，科尔(Helmvt kohl)于11月8日在联邦议院第173次会议的报告中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说：“前东德一些城市数十万人举行和平集会时的壮观局面，我们有谁不为之感动？”“我们的同胞在全世界面前书写了德国历史的新篇章。”[11](P312)
在爆发游行浪潮的同时，前东德政府于1989年11月1日重新开放了10月3日以来关闭的通往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前东德再次出现了公民经由捷克斯洛伐克出境到前西德的浪潮。无奈之下，前东德统一社会党于11月9日晚作出了一项重大决定：开放“柏林墙和两德边界”，前东德居民从边界出国旅行和多次往返不必申述特别理由，凭身份证就可去西柏林。柏林墙的开放，宣告了“冷战”的结束。这大大推进了德国统一的实现。12月初，人民议院通过宪法修政案，删去了关于工人阶级及其马列主义政党领导国家生活的内容，昂纳克等前领导人被开除出党，政治局集体辞职，国家的领导机构连续变动。
自从前东德开放柏林墙和两德边界后，诱发了两德立即实现统一的强烈愿望，旋即这一问题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前西德总理科尔抓住这一历史性时机，于1989年11月28日提出了《关于德国统一的10点计划》。苏联在此问题的立场开始时较为强硬，而后节节后退，最终同意两德统一。但是，在两德之间，苏、美、英、法四个原占领国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对于如何解决德国统一的内部和外部条件问题存在着分歧。其他有些国家对德国统一则不免疑虑。两德之间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统一是两个主权德意志国家的对等联合，还是前东德根据前西德《基本法》并入前西德。四大国之间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统一后德国的联盟归属和外国驻军问题上。西方三国主张未来的德国应是北约的完全成员国，苏联主张德国中立不结盟。前西德基本上赞同西方三国的主张，前东德支持前苏联的立场。
在此种情况下，1990年3月根据前东德政府和各反对派组织在当年1月圆桌会议商定，前东德议会进行了首次多党派的自由选举。参加竞选的有24个党派，参加投票的选民达1200万，占全国有选民资格的93.3%。大选结果：基督教民主联盟得票率为40.91%，以它为首的“德国联盟”（其中包括德国社会联盟和民主觉醒两个党派）共得选票为48.15%，社会民主党为21.84%，民主社会主义党仅得票16.33%。随后组成了以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德梅齐埃为总理的新联合政府，民主社会主义党丧失执政党的地位。由于基督教民主联盟是听命于科尔政府的，这意味着德国的统一进程将进一步加快。随后，前东德政府同意尽快按前西德《基本法》实现两德统一。1990年2月13日，美、苏、英、法四国和两德外长在渥太华商定，举行“二加四”外长会议，讨论解决有关统一的“外交问题”，1990年10月3日，按照前西德《基本法》，即以前东德加入前西德的方式，两个德国实现了统一。一个新的德国诞生了。
综上所述，德国统一社会党，作为一个执政党，未能在长期的执政历史中根据时代的发展和本国的国情，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不断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和创新，未能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物质文化需求，未能满足人民对政治文明和自身的民主权利的渴望，未能遏止自身的腐败和衰退，未能实现人民对国家统一和民族强盛的追求，面对西方的和平演变束手无策、节节退让，盲目跟随戈尔巴乔夫所谓的“新思维”、“公开化”，主动放弃党的领导权，实行多党制，最终被纷纷出走的人民所抛弃，党亡国丧，其自身也销声匿迹，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3期
【原文出处】《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西安)2005年06期第167～171页
【作者简介】王军，延安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田伏虎，延安大学人事处干部。（陕西 延安 716000）
| 【内容提要】 | 15年前，德国重新统一，前东德不复存在，执政时间长达40多年的前东德统一社会党也最终消失。究其原因：经济体制长期未能突破斯大林模式的窠臼，经济发展逐渐落后，使其丧失了执政的经济基础；政治体制长期未能摆脱集权制的阴影，逐渐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要求，使其丧失了执政的政治基础；在与前西德的竞争中未能始终坚持民族统一的政策，使其在民族情感上丧失了道德制高点，失去了执政的民族基础；面对东欧剧变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冲击，束手无策，节节败退，使其失去了独立自主执政的能力，最终党亡国灭，丧失了社会主义政权。 |
1.在经济建设方面，前东德统一社会党长期奉行斯大林模式，把计划经济当成社会主义的本质，当经济发生危机的时候，不是通过深化改革和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来解决问题，而是沉迷于所谓“完善”的既有体制中，不能自拔，思想保守僵化，最终经济发展落后，丧失了执政的经济基础。
战后，由于前东德统一社会党在经济建设方面没有经验，在前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以前苏联为样板，移植了计划经济体制。
前东德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是“自上而下，自始至终，一切都按计划生产。一切经济活动，诸如原料来源、运输、生产和产品的市场流通，都由计划决定，直至计划到每一台机器，计划到国营企业最小的单位。”[1](P38)前东德计划经济体制对当时经济的稳定和恢复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上世纪50年代中期，黄油、肉食、鸡蛋等主要食品的平均消费水平达到战前水平，1954年，职工的实际工资水平超过了战前，但是5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诸多弊端，前东德经济发展速度逐渐缓慢，生产力发展总水平以及人民的生活水平与前西德的差距逐渐加大，上世纪50年代，每年都有20万前东德人非法越境，逃往前西德，这给前东德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如何进一步提高生产力，从而提高前东德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缩小与前西德的差距，稳定人心，阻止人员流失，成为摆在前东德统一社会党面前的重大课题。然而，他们未能突破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思想框框，未能从如何突破斯大林体制出发，去寻找适合自己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是企图通过制定更宏大、更完善的计划来实现生产力的提高。于是，1959年，在前苏联赶超美国的号召下，前东德出台了“七年计划”，把目标定为赶超前西德。
“七年计划”的主要经济目标是“提高生产率，增加产出，力求在1961年底，使大多数工业消费品和食品的人均消费水平赶上和超过西德”[2](P216)。与其说这是一个经济计划，不如说是一个政治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为了证明前东德人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优于前西德人所选择的资本主义制度。正是如此，在制订计划的过程中，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乌布利希(Walter ulbicht)把国家计划委员会原定的1965年底实现赶超前西德的目标改为1961年底完成。正如中国的“大跃进”变成“大倒退”一样，前东德“七年计划”最终结果是生产资料和固定资产的投资严重不足，人为地造成经济结构失调。1960年，前东德经济恶化，生产性国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从1959年的11%下降到6%，1961年下降到4%，1962年下降到2%[2](P349)。生产力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两德之间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前东德人民生活水平不升反降。前东德人大量越境西逃，1961年的前8个月中，就有20多万前东德人逃往前西德，这个时期西逃的人员里有许多科学家、医生、工程师、教师和其他行业的专家。这对仅有1600万人口的前东德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七年计划”彻底失败。为遏制这种情况，前东德在1961年8月建起了柏林墙，成为冷战最显著的象征物。柏林墙虽然能阻止人员西逃，却不能带来经济增长，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更使得前东德人民有一种被禁锢的感觉，同时也给西方提供了攻击的靶子，前东德政府的处境极为被动。前东德统一社会党痛定思痛，终于萌发了改革计划经济体制的想法。
1962年12月，部长会议决议要求企业注重和运用价值规律，根据市场供求状况组织生产，政府将把与世界市场相比较的成本和利润作为衡量企业优劣的标准，企业不再以完成定额产值为目标，实际上是准备把市场因素引入计划经济体制中。1963年，新的经济体制开始施行，的确在一段时间内遏制了前东德经济的衰退势头。如改革前的1960-1963年前东德的总生产力占前西德总生产力的比例，从78.8%下滑至71%，3年之中下降了7%，而改革后至1967年仅下降了1.5%[3](P102-104)。但由于改革是不彻底的，到60年代末期生产力水平又一次开始下降。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前东德统一社会党不是通过继续深化改革、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来解决问题，而是沉迷在对既定计划进行修修补补的所谓“完善”之中，并于1970年底终止了改革进程，又回到了以前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了。到了1986年，前东德生产力增长速度出现了持续下降势头，1984-1989年国民收入增速从5.5%下跌到2.8%[4](P25)。由于国内生产力萎缩，进口又受到严格控制，从而引起工业消费品的供应日趋紧张，人民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到了1989年的10月上旬，全国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要求实行改革，改善供应，放宽对出国旅行的限制，人民如潮涌般从德奥、德捷和德匈边界逃往前西德，统一社会党的统治再也支撑不下去了。
总之，前东德社会统一党虽然也推行了一些改革，但没有找到发展经济的好办法，特别是始终把计划经济体制等同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改革遇到困难，遭遇挫折，出现问题时，不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带领人民走出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而是走回头路，不但未能突破斯大林体制的束缚，反而加强了这种体制。最终，国内经济危机频繁爆发，广大人民生活困苦，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纷纷出走。人民实际上是唾弃了统一社会党。
2.前东德统一社会党未能解决好集中与民主的关系，政治体制长期未能摆脱集权制的阴影，进行制度创新，扩大民主，最终丧失了执政的政治基础。
集中和民主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前东德统一社会党丧失政权的原因之一便是没有正确地处理好两者的辩证关系，过于重视集中而忽视了民主，人民长期没有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当家作主的权利，最后造成离心离德的政治局面。
战后，前东德在政治体制上实行的也是前苏联模式，这是一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前东德实行以德国统一社会党为主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在前东德的5个政党中，德国统一社会党是民主德国的执政党，承担着国家和政府部门主要领导责任，它是前东德的政治方针、路线的总设计者和执行者。前东德统一社会党的核心领导是乌布利希。乌布利希是斯大林的忠实追随者和亲信。他根据斯大林的要求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中期进行了几次“清党”，到1951年，大约有151000名党员被整肃，30000名党员“自动退党”[5](P428)。通过这些运动，强化了乌布利希的个人专权地位，进而造成了整个国家的集权化。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乌布利希模仿前苏联设立了政治局，自任第一书记，1961年则出任国务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大权于一身。权力过分的集中容易导致权力失控和权力异化，在前东德社会统一党执政后期，党内特权思想盛行，党员干部的腐败愈演愈烈，形成了一个“官僚特权阶层”。
所谓的特权阶层，就是党内以第一书记为首的主要高干，依据级别的高低和权力的大小，各级官员享受着“合法”的特权。他们可以在特供商店买到老百姓见不到、甚至没听过的进口商品，周末和节假日可以到别墅去度假，而此时人民却在为明天的面包排着长队。一些官员出行时，往往警车呼啸，人们纷纷让路；特权者不管有病没病，都享受着特殊的医疗服务。更有甚者，柏林墙建成以后，昂纳克(Honeoker)下令凡越境者就地击毙，而特权者和他们的亲属却可以随意出国旅行。权力是有限的，而欲望是无止境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特权阶层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殊利益。为了保卫这些利益，在这个权力圈中，特权阶层往往禁止“非我族类”入内，用人惟亲愈演愈烈，裙带关系猖獗。昂纳克当政的时候，干部的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和任人惟亲的暗箱操作，使得整个统一社会党完全被特权阶层所把持。这样的体制必然导致溜须拍马之风盛行，平庸之辈盘踞高位，有思想、有才能的人得不到提拔重用，贿赂公行，贪污腐败成风。入党的人感兴趣的并不是什么“社会理想，而是社会地位”[5](P281)。党已经完全蜕化、变质为特权阶层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成为人民的对立面，丧失了执政的政治基础。
3.在与前西德的竞争中，前东德过早地放弃了民族统一的理想，在民族情感上丧失了道德上的制高点，人民最终被前西德所吸引，丧失了执政的民族基础。
从德国分裂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两个国家之日起，统一问题的就是两德政府重要国策之一。
前东德的德国政策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德国政策，指的是该党从与联邦德国关系的形式和内容出发采取的措施，以及该党对德国问题的立场，也就是40年来前东德采取统一和分裂的立场。”[6]从1949年至1974年，前东德的德国政策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逐渐从主张民族统一演变为主张民族分离。
从1949年前东德建国至1955年加入华沙条约组织为止，民主德国主张在和平、民主的基础上恢复统一。建国那天，民主德国全国阵线发表宣言，提出了全体人民争取重新统一的斗争纲领，并在宪法中规定：“德国是一个不可分裂的民主共和国，其基础是德意志人民……只存在一个德意志民族”[7](P278)。从60年代起，随着前苏联将德国问题搁置起来和两德力量差距拉大，前东德开始强调两个德意志国家将长期并存。1963年，统一社会党“六大”宣布：“统一是不现实的”，从而放弃了统一的口号。1971年该党“八大”又提出“两个民族”的理论，称民主德国是“社会主义的民族”，联邦德国是“资本主义的民族”，德国统一永远不可能。乌布利希竭力排斥两德接近，反对前西德利用德意志民族感情来寻求国家统一的“新东方政策”，极力强调两德的差异。他说：“两个德国有着不同的社会组织，我们有自己的国界、自己的教育体制和自己的文化。”[8](P102)前东德开始推行一条“去德国化”的分裂主义路线，如在机构名称上去掉“德意志”，加强边境管理，严禁两德人民的交往等。1973年两德同时加入联合国，成为该组织第133和134个成员国。1974年民主德国修改宪法，删去了所有有关“德意志民族”和“重新统一”的提法，强调：两个德国都是主权国家，它们之间的边界是国界，民主德国公民有自己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籍”；德国问题已经以德国的最后分裂而获解决，德国的分裂成为欧洲和平、安全与稳定的重要保证[9](P439)。至此，前东德完全放弃了对民族统一的追求，也就失去了对德意志民族的感召力，最终丧失了在民族情感和民族道义上的制高点。
这种强行把同一个民族按照意识形态划分为所谓“资本主义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的民族政策，在理论上是荒谬可笑的，在实践中又严重地挫伤了人民的民族感情，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导致统一社会党继续执政的民族基础被严重削弱，最后在前西德的统一攻势下，前东德人民纷纷出走，政权无法维持，不得不同意前西德统一条件——作为分散为8个州的地方政权加入前西德，合并成立新的德国，沿用前西德的宪法（《基本法》）。社会主义“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曾经是执政党的统一社会党遭到了人民唾弃，分崩离析，不复存在。
反观前西德，却是始终坚持高举民族统一的大旗不动摇，并能够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制定出新的统一战略。如首任总理阿登纳(konrad Adenanter)任职长达10多年，在不计其数的会议和会谈中，几乎没有一次不谈德国的统一问题。他说实现统一是联邦政府“最重要的任务”，“我们政策中的主要问题”。1955年前西德与前苏联建交。为了避免此举引起承认两个德国，彼此分裂状态合法化，阿登纳政府提出了“哈尔斯坦主义”，宣称前西德今后要把与它有正式关系的国家同前东德建立外交关系视作“不友好的行动”，因为“这种行动适合于加深德国的分裂”。后逐步放弃“哈尔斯坦主义”，实行“新东方政策”[10](P550)。前西德还坚持两德互派的使节不称“大使”；坚持所有德意志人只有“德国国籍”，不承认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籍”。由于前西德始终抓住民族统一的大旗不放松，在整个德意志民族中占领了道义上的制高点，具有很强的民族号召力和凝聚力，一旦时机成熟，就能够获得包括前东德人在内的所有德国人的支持。最终，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东欧发生剧变的时候，科尔总理及时抓住机会，不惜一切代价，迅速推进统一，对前东德执政党的政治基础进行釜底抽薪式的打击，最终使其无法继续执政，让出政权，实现了德国的统一。
总之，在统一这个涉及民族大义的问题上，德国统一社会党没有始终坚持高举统一的大旗，却囿于意识形态的教条，提出一些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实践中遗害无穷的理论和政策，最后导致自己在与前西德的竞争中失败，失去政权。
4.在东欧剧变的风暴中，前东德统一社会党未能抵御住“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冲击，对科尔和戈尔巴乔夫言听计从，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执政能力，前东德最终被前西德合并，德国重新统一。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前东德统一社会党在经济、政治和国家统一等问题上的巨大失误，导致了其执政基础被严重削弱和空洞化，在柏林墙这道“铁幕”后面，危机四伏，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作为苏东社会主义集团的一分子，一旦集团中任何一个国家发生变化，都会对其他国家形成致命的冲击。而此时的苏东集团正如一副“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块倒下，就会引发一种“链式反应”，殃及整个集团。问题是第一推力在哪里？
1989年由戈尔巴乔夫(Gerbachev)的“新思维”和“公开化”，引发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局空前的急剧变化和动荡，波兰第一个倒了下去，形成第一推力。面对这一巨大变局，前东德统一社会党先是盲目跟随戈氏的“新思维”和“公开化”进行改革，继而又对科尔的统一建议言听计从，完全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执政能力。导致前东德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政局剧烈动荡，国内反政府示威游行风起云涌，大批居民通过匈牙利越过匈、奥边界出逃到前西德，其规模之大，是自1961年修筑“柏林墙”以来从未有过的。这时，前东德迎来40周年国庆。10月6日，戈尔巴乔夫应邀前来参加前东德国庆典礼。戈氏利用这一机会大谈他的“新思维”，宣传前苏联的“公开性”、“多元化”和民主、自由，告诫前东德领导人要改革，不要误了“革新的最后一节火车”。戈氏的到来，无异于使前东德动荡的国势雪上加霜。由此，政治局势更加恶化。在大批公民掀起出走浪潮的同时，莱比锡爆发的游行示威浪潮迅速蔓延到了全国。游行群众高呼“我们是人民”、“一个民族”的口号，要求政府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行社会主义改革，要求“新闻自由”、“旅游自由”、“选举自由”和国家统一。剧烈的社会动荡导致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层内的分歧激化，1989年10月18日，举行了中央全会，昂纳克以健康原因为由辞去了统一社会党总书记职务，由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来接任总书记的职位。克伦茨决心在政治和经济体制方面进行改革，并公布了改革的行动纲领草案要点，与此同时，政府也下令取消一些高级官员的特权，宣布赦免所有非法外逃和非法游行的人。但是，以“新论坛”为首的反对派势力仍然不满，继续组织人民群众上街游行，东柏林和莱比锡于11月4日和6日又爆发了10万人的大游行。对此，科尔(Helmvt kohl)于11月8日在联邦议院第173次会议的报告中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说：“前东德一些城市数十万人举行和平集会时的壮观局面，我们有谁不为之感动？”“我们的同胞在全世界面前书写了德国历史的新篇章。”[11](P312)
在爆发游行浪潮的同时，前东德政府于1989年11月1日重新开放了10月3日以来关闭的通往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前东德再次出现了公民经由捷克斯洛伐克出境到前西德的浪潮。无奈之下，前东德统一社会党于11月9日晚作出了一项重大决定：开放“柏林墙和两德边界”，前东德居民从边界出国旅行和多次往返不必申述特别理由，凭身份证就可去西柏林。柏林墙的开放，宣告了“冷战”的结束。这大大推进了德国统一的实现。12月初，人民议院通过宪法修政案，删去了关于工人阶级及其马列主义政党领导国家生活的内容，昂纳克等前领导人被开除出党，政治局集体辞职，国家的领导机构连续变动。
自从前东德开放柏林墙和两德边界后，诱发了两德立即实现统一的强烈愿望，旋即这一问题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前西德总理科尔抓住这一历史性时机，于1989年11月28日提出了《关于德国统一的10点计划》。苏联在此问题的立场开始时较为强硬，而后节节后退，最终同意两德统一。但是，在两德之间，苏、美、英、法四个原占领国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对于如何解决德国统一的内部和外部条件问题存在着分歧。其他有些国家对德国统一则不免疑虑。两德之间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统一是两个主权德意志国家的对等联合，还是前东德根据前西德《基本法》并入前西德。四大国之间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统一后德国的联盟归属和外国驻军问题上。西方三国主张未来的德国应是北约的完全成员国，苏联主张德国中立不结盟。前西德基本上赞同西方三国的主张，前东德支持前苏联的立场。
在此种情况下，1990年3月根据前东德政府和各反对派组织在当年1月圆桌会议商定，前东德议会进行了首次多党派的自由选举。参加竞选的有24个党派，参加投票的选民达1200万，占全国有选民资格的93.3%。大选结果：基督教民主联盟得票率为40.91%，以它为首的“德国联盟”（其中包括德国社会联盟和民主觉醒两个党派）共得选票为48.15%，社会民主党为21.84%，民主社会主义党仅得票16.33%。随后组成了以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德梅齐埃为总理的新联合政府，民主社会主义党丧失执政党的地位。由于基督教民主联盟是听命于科尔政府的，这意味着德国的统一进程将进一步加快。随后，前东德政府同意尽快按前西德《基本法》实现两德统一。1990年2月13日，美、苏、英、法四国和两德外长在渥太华商定，举行“二加四”外长会议，讨论解决有关统一的“外交问题”，1990年10月3日，按照前西德《基本法》，即以前东德加入前西德的方式，两个德国实现了统一。一个新的德国诞生了。
综上所述，德国统一社会党，作为一个执政党，未能在长期的执政历史中根据时代的发展和本国的国情，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不断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和创新，未能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物质文化需求，未能满足人民对政治文明和自身的民主权利的渴望，未能遏止自身的腐败和衰退，未能实现人民对国家统一和民族强盛的追求，面对西方的和平演变束手无策、节节退让，盲目跟随戈尔巴乔夫所谓的“新思维”、“公开化”，主动放弃党的领导权，实行多党制，最终被纷纷出走的人民所抛弃，党亡国丧，其自身也销声匿迹，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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