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国家经济利益因素与国际冲突的缘起及反思
——以二战的起源为个案的探讨
黄世相/杨捷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2期
【原文出处】《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南昌)2005年05期第46～50页
【作者简介】黄世相，江西师范大学旅游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江西 南昌 330027)；
杨捷，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中外关系专业硕士生。(江西 南昌 330027)
【关 键 词】经济利益/矛盾/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
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经济“越来越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关键因素”[1]。国家间因经济利益的矛盾和利己主义国家经济利益观所引发的国际冲突不断增多。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国际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大程度上也是缘此而起。时值二战胜利六十周年，笔者作此文以回顾历史，展望未来。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继续，追根溯源，首先要认识引发二战的国家间的经济利益矛盾。
一则，“二战的种子深植于1919—1920年签订的凡尔赛、圣日耳曼和特里亚农条约的条款之中。”[2] (P3)在这些条约中，人为地制造了许多国家间的经济利益矛盾。首先，英法等国在和约中向战败国尤其是德国提出了巨额的赔款要求。这一做法激起了德国的强烈不满，并被法西斯分子所利用而成为他们活动的温床[3] (P97)，为“希特勒的崛起发挥了作用”[4] (P136)。同时在处理赔款问题时，协约国内部也因国家经济利益的迥异而产生了矛盾。法国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一贯强硬，希望在经济上击跨德国并谋取经济利益；而英美则主张有限度地索取赔款，不支持在经济上过分削弱德国，以便于其商品在德国市场的销售。这直接导致了战胜国之间同盟关系的破裂。其次，战后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通过国际联盟以“委任统治”的名义接管战败国的殖民地，达到了在经济上占有更多的海外市场和资源的目的，却给德奥等国经济在战后的恢复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成为法西斯发动战争又一借口。同时，战胜国之间因“分赃不均”也引发了冲突，日本和意大利对战后国际秩序不满，走上了武力扩张的道路。[5] (P194-196)此外，在远东地区，《九国公约》使中国重新回到了由几个列强共同支配的局面，帝国主义之间为争得更大的经贸利益而冲突不断。对于持“门户开放”政策的美国、力保帝国利益的英国和图谋“独占远东”的日本而言，矛盾和分歧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
二则，由于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经济矛盾日益尖锐，导致在整个二十年代，世界经济处于混乱和无序的状态，从宏观上看，一战使以英国为核心以及欧洲居主导地位的世界经济体系解体，而新的经济体系却迟迟无法确立。美国虽为一战后的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但在“孤立主义”传统思想影响下，始终不愿在以资本主义为主的世界经济中充当领导者的角色。美国的缺席，使国际联盟协调各国间经济利益矛盾的能力大打折扣。在微观上，美欧之间因一战及战后安排，形成了以“赔款和战债偿还”为中心的经济关系。各相关国家都以本国的经济利益为先，力争这一问题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解决。
由此可见，一战后的世界在经济领域的混乱无序，为国际形势的稳定埋下众多的隐患。在这些经济矛盾的作用下，各国的争斗仍在继续，世界孕育着又一次大战的危机。
二
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国家在两次大战之间由和平向战争过渡的重要历史时期。在长达四年的危机中，各国在面对共同的经济困境需要通力合作的情况下，不是以世界经济的整体安全为首要目标，而是从狭隘的国家利益出发，采取了损人利己以图自保的极端民族主义经济政策。这使得危机前就存在的国家间经济利益冲突愈演愈烈，并导致国际社会发生严重的分化，向着战争对抗的方向发展。
1929年10月，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市崩盘为标志，经济危机首先在美国发生。在较短的时间内，危机迅速向其他产业部门蔓延，并向欧洲扩散，进而影响全世界。
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中以关税为武器，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同时“试图通过增加出口将经济损失转嫁给其他国家”[6] (P129)。美国参议院于1930年4月通过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提高了890种商品的进口关税率使美国商品的进口平均税率达53.2％[7] (P368)。美国的“野蛮的利己主义”[8] (P698)行为引发了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澳大利亚等25国的立法机构也纷纷通过新的关税法案，加征报复性关税。英国更是于1932年8月宣布，在英联邦内部施行“帝国特惠制”，成员国之间关税普降，促进联邦内的贸易自由，对非联邦国实行关税歧视政策对其商品加征高额的进口税[9] (P153)。由此，各国家展开了以提高关税保护本国经贸利益为核心的关税战[10]。
关税壁垒导致国际贸易量的严重减缩，每一个国家都在同样的时期做着同样的事，都希望以减少进口增加出口的方式摆脱危机，这样只会使危机愈发严重[11] (P130)。1929年1月全球75个主要国家的贸易总额为299770万美元，1931年减为183890万美元，1933年1月更跌至99240万美元[12] (P171)。世界贸易总量的下降带来的是各国出口额的下跌。以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例，美国的出口额在1929年为524100万美元，1932年降为161100万美元[13] (P893)；英国的出口额由1929年的72930万英镑跌至1932年的36500万英镑[14] (P329)；而德国的下降则更为严重，1929年为1348300万马克，到1932年则为416700万马克[15] (P613，615)。在这样的条件下，国内市场购买力的下降和资本主义大国间贸易量的日益萎缩，使各国均出现了商品严重过剩的现象，这加剧了它们对落后地区市场份额的争夺，其间最为突出的是英日、英美之间的冲突。
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国内市场狭小的日本实行了对外倾销以扩大海外市场的政策，并首先侵入了长期由英国把持的殖民地市场。在印度，日本棉织品销售量超过英国，而后者则利用宗主国的特权地位加大关税阻止日货的进入，直接导致了两国矛盾冲突的激化。同时，英美也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市场争夺，两国在中国和南美等地的贸易争端不断升级。
在经济危机中，国家间对市场的争夺使各国分裂对立的程度加深，同时在冲突中出现了以某个国家为核心的集团化对抗的趋势。继英国组建了“联邦贸易圈”后，法德等国也组织起类似的集团贸易市场，形成对自身有利的“经贸势力范围”。在国际金融领域，英美日等国纷纷宣布本国放弃“金本位”货币贬值，以贸易战中通过降价用“廉价”商品对别国进行“倾销”。彼此间金融联系密切的国家，也如法炮制地组成若干个诸如英镑集团、美元集团、金集团、日元集团等相互对立以保有自身利益的封闭的货币集团。资本主义大国的这种做法，扩大经济冲突的范围，在以国家为对立主体的同时加入了国家集团对抗的形式。
贸易和金融领域的利益冲突使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分化，向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德意日等国，因资源、市场、资金等原因在与美英法等国的经济竞争中处于劣势，“企图使用武力来改变现状和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以利于自己”[16] (P442)。它们发展以法西斯体制为中心的高度统制的军事经济，试图通过军需工业，实现充分就业扩大消费市场，以缓解经济危机，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也随之向服务于军事扩张的方向转变。与此同时，美英法等国在关税、贸易和金融汇率等方面的利益冲突，导致了1933年6月召开的，为解决关税和货币问题的“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的失败，这更加深了彼此的对立和分裂。
资本主义世界之所以在经济危机后出现上述分裂，根本上是由于利己主义的经济利益观和国家间经济利益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以及以国联为核心的国际协调机制的失败。在此之下，各国间的矛盾更加复杂，经济矛盾日益演变为政治冲突，世界逐渐逼近战争的边缘。首先，各国间的经济矛盾开始上升为政治矛盾，用经济手段无法获取的利益，只有靠武力来夺取；其次，各法西斯化的国家由于利益和目标的类似而结成威胁和平的军事集团。与此相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内部却因国家间的经济矛盾，而不能形成维护和平阻止战争的合力。可见，经济危机后的世界已潜伏了爆发大战的基本条件。
三
在经历了经济危机的打击后，英美等国都片面地认为：经济利益是首要的国家利益，国家政策的重心应是尽快恢复国家原有的繁荣，提升本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这种思想对于恢复国民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同时也催生了各国狭隘的经济利益观。英美等国过分注重利己的短时经济利益，与法西斯国家发展经贸关系，壮大了军国主义发动战争的经济基础。
在欧洲，英德贸易并未因希特勒的侵略野心而下降，反而愈加密切。1936年英国对德的进出口贸易额分别占英国外贸的3.9％和4.5％[17] (P287-288)，此后又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到1938年德国超过美国一跃成为英国的第五大进口贸易国[18] (P213)。即便在战争的数月前，英国仍继续加强同德国的经贸关系。1938年10月，英国贸易部的官员与德国驻英使馆官员秘密会晤。11月9日，英国提出新的英德贸易计划，即“英国及自治领—巴尔干国家—德国”三边“以货易货”计划，共同开发中欧市场。甚至在德国吞并捷克苏台德区后的1938年12月，英国工业联合会还与德国工业联合会举行预备会议，德国财政部长沙赫特也同时赴伦敦与英国当局就加强两国经贸关系进行非正式磋商。
在远东地区，英国为了保住其在香港和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利益，以出卖中国关税主权及停止对华出口贷款的方式，从经济上绥靖日本。从1938年2月起，英国就背着中国政府与日本进行有关中国海关税收的谈判。双方于同年5月签订《战时中国关税抵付外债办法协定》指出：所有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海关，税收均存入日本横滨正金银行，1937年9月暂时被中国政府存入汇丰银行的缓付的对日庚子赔款应交给日本政府[19] (P14)。
同样，美国也因为与法西斯国家存在经济利益关系而采取了绥靖政策。以1935年为例，美国全球投资总额为702550万美元，德国占据了当中的82860万美元[20] (P655)。在美国的各大企业中，“美孚石油公司控制着美德煤油公司6300万股本中550万马克，还控制着德国汽油公司股本的25％和德国真空油公司股本的100％”，而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则“占有德国通用电气公司股本的25—30％”[21] (P961)。诸如此类的投资关系说明美国在德国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与德国发生军事冲突将使其失去这些利益。
在法西斯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时，美国对意月平均出口从原来的2.5万美元猛增至53.8万美元[22] (P368)。在德国法西斯的发展中，美国非但没有以经济制裁扼制其发展，反而与其大做生意以谋取一己之经济利益。仅在1938年美国就卖给德国1.67亿美元的物资，此外还向德国大量出售诸如化学制品、药品、石油等关键性产品。1934年美国石油界将价值1200万美元的石油售与德国，此后每年都有增加，到1938年超过3400万美元[23] (P131-132)。美国的一系列对德贸易，支援了法西斯的武力扩张政策，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丧失了根本的国家安全。
在对日关系中，美国即便是在法西斯入侵中国东北后，也没有断绝与日本的经贸往来，商品的范围甚至扩大到了直接与军事相关的物资。在美国国内，反对经济制裁日本的呼声高涨，与日本有直接经济关系的美国企业界的主流主张政府与日本保持良好的关系。[24] (P81)许多国会议员也认为：“美国对中国一年的贸易额还抵不上美国与日本打一个星期仗的战争费用”[25] (P41)，而与日本发生冲突更意味着将损失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3。1931年，美国将价值14万美元的枪炮弹药、近600万美元的工业装备、7000万美元的钢铁和1600万美元的石油卖给日本。在1933年到1937年7月期间，日本所需的90％的废钢铁、65％的石油和石油产品、90％的铜、45％的铅以及70％的军事工业机床均从美国进口[26] (P333)。而日本全面侵华开始后，美国对日出口的军事物资占总出口量的比例更是不断上升。1937年为58％1938年增至67％[27] (P85)，到1939年美国更是向日本提供了其所需石油的90％[28] (P224)。美国的经济绥靖，虽然满足了本国的经济利益，但在物质上壮大了日本法西斯的军事实力，在精神上助长了其扩张的野心。
总体看来，美英等国对法西斯国家的经济绥靖，根源于极端的利己主义国家经济利益观。面对危及世界集体安全的军国主义扩张，英美仍奉行经济利益至上的国家政策，没有充分认识到法西斯扩张对包括自身在内的国际社会集体安全的威胁。这种思想及其指导下的政策行为客观上加速了二战的爆发。
四
必须指出，二战的最终爆发是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本文仅以经济因素为焦点，揭示出国家间的经济利益矛盾和极端利己主义的国家经济利益观是诱发二战的重要原因。对此加以分析，能有益地指导我们在世界整体性不断加强的今天，妥善地处理国家间经济利益的矛盾冲突，正确地进行国家对外经济决策，建立符合国际社会集体利益的、有序的、稳定的国际经济体系和相关机制，从而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
第一，正确认识和对待国家经济利益及其与国际社会整体经济发展的关系，反对极端的经济利己主义思想。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认识到世界经济的整体利益，无法在决策时平衡本国经济利益与它国利益和国际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导致了国家间因经济利益矛盾而引发冲突和对立，最终走向世界大战的历史悲剧。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日益增强的形势下，各国更需要处理好经济利益的国家性和国际化之间的关系。在双边和多边的经济交往中，减少关税壁垒和市场、配额的限制，充分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通过国家间经济的“双嬴与共嬴”实现本国的国家经济利益。
第二，充分发挥各类国际组织对于危机和矛盾的调处作用。二战前，国家间的经济冲突不断升级并引发战争，突现出国联协调机制的僵化和国际组织的无力。有鉴于此，在当今的国际活动中，树立联合国的权威，完善以此为核心的国家间矛盾和国际危机的协调机制就显得十分必要。同时，建立和巩固一系列各国认同的国际行为规范和准则，以此作为协调国家间利益矛盾的“法律准绳”，将有效抑制国际社会无政府状况的危害。
第三，注重发挥大国在全球性经济危机中的关键作用。20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美英等国在极端民族经济利益观的驱使下所执行的经济绥靖政策，对世界和平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教训是深刻的，代价是惨重的。而在全球化的今天，大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更加明显。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以国际金融稳定的大局为重，实行有别于有些国家利己主义的金融政策，保持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对于各国顺利度过这次国际性的金融危机起了积极的作用，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的良好形象。
第四，正确分析并处理好国家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对于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来说，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同等重要。起初英美等国在面对法西斯扩张时，过分注重国家经济利益，忽视了国家安全对于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最终两者尽失。有此前车之鉴，国家在对外关系中努力平衡两者的关系，不以牺牲国家安全为代价来获取经济利益是一条重要的原则。
第五，关注世界经济发展的南北平衡，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防止因此而产生的国际社会的分裂。某些发达国家过分强调本国的经济利益，以不平等的国际贸易等手段，牺牲弱国的利益换取自身的发展，造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差距的日益拉大和双方矛盾的不断加深。在当今的国际事务中，实现经济发展中的南北经济协调和平衡，对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十分必要的。
二战缘起的历史为戒，科学、客观地对待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的问题，才能有效地扼制因此而起的国际冲突，人类社会才会实现持久的和平与发展。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2期
【原文出处】《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南昌)2005年05期第46～50页
【作者简介】黄世相，江西师范大学旅游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江西 南昌 330027)；
杨捷，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中外关系专业硕士生。(江西 南昌 330027)
| 【内容提要】 | 一战后列强间的经济矛盾、1929-1931年的经济危机、经济绥靖政策等一系列与二战爆发相关的国家间经济问题，表明二战的发生与上述事件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以此说明国家经济利益与国际冲突缘起之间的内在关系，启迪人们对经济与和平关系的思考。 |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继续，追根溯源，首先要认识引发二战的国家间的经济利益矛盾。
一则，“二战的种子深植于1919—1920年签订的凡尔赛、圣日耳曼和特里亚农条约的条款之中。”[2] (P3)在这些条约中，人为地制造了许多国家间的经济利益矛盾。首先，英法等国在和约中向战败国尤其是德国提出了巨额的赔款要求。这一做法激起了德国的强烈不满，并被法西斯分子所利用而成为他们活动的温床[3] (P97)，为“希特勒的崛起发挥了作用”[4] (P136)。同时在处理赔款问题时，协约国内部也因国家经济利益的迥异而产生了矛盾。法国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一贯强硬，希望在经济上击跨德国并谋取经济利益；而英美则主张有限度地索取赔款，不支持在经济上过分削弱德国，以便于其商品在德国市场的销售。这直接导致了战胜国之间同盟关系的破裂。其次，战后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通过国际联盟以“委任统治”的名义接管战败国的殖民地，达到了在经济上占有更多的海外市场和资源的目的，却给德奥等国经济在战后的恢复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成为法西斯发动战争又一借口。同时，战胜国之间因“分赃不均”也引发了冲突，日本和意大利对战后国际秩序不满，走上了武力扩张的道路。[5] (P194-196)此外，在远东地区，《九国公约》使中国重新回到了由几个列强共同支配的局面，帝国主义之间为争得更大的经贸利益而冲突不断。对于持“门户开放”政策的美国、力保帝国利益的英国和图谋“独占远东”的日本而言，矛盾和分歧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
二则，由于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经济矛盾日益尖锐，导致在整个二十年代，世界经济处于混乱和无序的状态，从宏观上看，一战使以英国为核心以及欧洲居主导地位的世界经济体系解体，而新的经济体系却迟迟无法确立。美国虽为一战后的世界头号经济强国，但在“孤立主义”传统思想影响下，始终不愿在以资本主义为主的世界经济中充当领导者的角色。美国的缺席，使国际联盟协调各国间经济利益矛盾的能力大打折扣。在微观上，美欧之间因一战及战后安排，形成了以“赔款和战债偿还”为中心的经济关系。各相关国家都以本国的经济利益为先，力争这一问题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解决。
由此可见，一战后的世界在经济领域的混乱无序，为国际形势的稳定埋下众多的隐患。在这些经济矛盾的作用下，各国的争斗仍在继续，世界孕育着又一次大战的危机。
二
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国家在两次大战之间由和平向战争过渡的重要历史时期。在长达四年的危机中，各国在面对共同的经济困境需要通力合作的情况下，不是以世界经济的整体安全为首要目标，而是从狭隘的国家利益出发，采取了损人利己以图自保的极端民族主义经济政策。这使得危机前就存在的国家间经济利益冲突愈演愈烈，并导致国际社会发生严重的分化，向着战争对抗的方向发展。
1929年10月，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市崩盘为标志，经济危机首先在美国发生。在较短的时间内，危机迅速向其他产业部门蔓延，并向欧洲扩散，进而影响全世界。
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中以关税为武器，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同时“试图通过增加出口将经济损失转嫁给其他国家”[6] (P129)。美国参议院于1930年4月通过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提高了890种商品的进口关税率使美国商品的进口平均税率达53.2％[7] (P368)。美国的“野蛮的利己主义”[8] (P698)行为引发了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澳大利亚等25国的立法机构也纷纷通过新的关税法案，加征报复性关税。英国更是于1932年8月宣布，在英联邦内部施行“帝国特惠制”，成员国之间关税普降，促进联邦内的贸易自由，对非联邦国实行关税歧视政策对其商品加征高额的进口税[9] (P153)。由此，各国家展开了以提高关税保护本国经贸利益为核心的关税战[10]。
关税壁垒导致国际贸易量的严重减缩，每一个国家都在同样的时期做着同样的事，都希望以减少进口增加出口的方式摆脱危机，这样只会使危机愈发严重[11] (P130)。1929年1月全球75个主要国家的贸易总额为299770万美元，1931年减为183890万美元，1933年1月更跌至99240万美元[12] (P171)。世界贸易总量的下降带来的是各国出口额的下跌。以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例，美国的出口额在1929年为524100万美元，1932年降为161100万美元[13] (P893)；英国的出口额由1929年的72930万英镑跌至1932年的36500万英镑[14] (P329)；而德国的下降则更为严重，1929年为1348300万马克，到1932年则为416700万马克[15] (P613，615)。在这样的条件下，国内市场购买力的下降和资本主义大国间贸易量的日益萎缩，使各国均出现了商品严重过剩的现象，这加剧了它们对落后地区市场份额的争夺，其间最为突出的是英日、英美之间的冲突。
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国内市场狭小的日本实行了对外倾销以扩大海外市场的政策，并首先侵入了长期由英国把持的殖民地市场。在印度，日本棉织品销售量超过英国，而后者则利用宗主国的特权地位加大关税阻止日货的进入，直接导致了两国矛盾冲突的激化。同时，英美也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市场争夺，两国在中国和南美等地的贸易争端不断升级。
在经济危机中，国家间对市场的争夺使各国分裂对立的程度加深，同时在冲突中出现了以某个国家为核心的集团化对抗的趋势。继英国组建了“联邦贸易圈”后，法德等国也组织起类似的集团贸易市场，形成对自身有利的“经贸势力范围”。在国际金融领域，英美日等国纷纷宣布本国放弃“金本位”货币贬值，以贸易战中通过降价用“廉价”商品对别国进行“倾销”。彼此间金融联系密切的国家，也如法炮制地组成若干个诸如英镑集团、美元集团、金集团、日元集团等相互对立以保有自身利益的封闭的货币集团。资本主义大国的这种做法，扩大经济冲突的范围，在以国家为对立主体的同时加入了国家集团对抗的形式。
贸易和金融领域的利益冲突使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分化，向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德意日等国，因资源、市场、资金等原因在与美英法等国的经济竞争中处于劣势，“企图使用武力来改变现状和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以利于自己”[16] (P442)。它们发展以法西斯体制为中心的高度统制的军事经济，试图通过军需工业，实现充分就业扩大消费市场，以缓解经济危机，国家的经济体制和发展也随之向服务于军事扩张的方向转变。与此同时，美英法等国在关税、贸易和金融汇率等方面的利益冲突，导致了1933年6月召开的，为解决关税和货币问题的“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的失败，这更加深了彼此的对立和分裂。
资本主义世界之所以在经济危机后出现上述分裂，根本上是由于利己主义的经济利益观和国家间经济利益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以及以国联为核心的国际协调机制的失败。在此之下，各国间的矛盾更加复杂，经济矛盾日益演变为政治冲突，世界逐渐逼近战争的边缘。首先，各国间的经济矛盾开始上升为政治矛盾，用经济手段无法获取的利益，只有靠武力来夺取；其次，各法西斯化的国家由于利益和目标的类似而结成威胁和平的军事集团。与此相对，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内部却因国家间的经济矛盾，而不能形成维护和平阻止战争的合力。可见，经济危机后的世界已潜伏了爆发大战的基本条件。
三
在经历了经济危机的打击后，英美等国都片面地认为：经济利益是首要的国家利益，国家政策的重心应是尽快恢复国家原有的繁荣，提升本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这种思想对于恢复国民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同时也催生了各国狭隘的经济利益观。英美等国过分注重利己的短时经济利益，与法西斯国家发展经贸关系，壮大了军国主义发动战争的经济基础。
在欧洲，英德贸易并未因希特勒的侵略野心而下降，反而愈加密切。1936年英国对德的进出口贸易额分别占英国外贸的3.9％和4.5％[17] (P287-288)，此后又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到1938年德国超过美国一跃成为英国的第五大进口贸易国[18] (P213)。即便在战争的数月前，英国仍继续加强同德国的经贸关系。1938年10月，英国贸易部的官员与德国驻英使馆官员秘密会晤。11月9日，英国提出新的英德贸易计划，即“英国及自治领—巴尔干国家—德国”三边“以货易货”计划，共同开发中欧市场。甚至在德国吞并捷克苏台德区后的1938年12月，英国工业联合会还与德国工业联合会举行预备会议，德国财政部长沙赫特也同时赴伦敦与英国当局就加强两国经贸关系进行非正式磋商。
在远东地区，英国为了保住其在香港和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利益，以出卖中国关税主权及停止对华出口贷款的方式，从经济上绥靖日本。从1938年2月起，英国就背着中国政府与日本进行有关中国海关税收的谈判。双方于同年5月签订《战时中国关税抵付外债办法协定》指出：所有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海关，税收均存入日本横滨正金银行，1937年9月暂时被中国政府存入汇丰银行的缓付的对日庚子赔款应交给日本政府[19] (P14)。
同样，美国也因为与法西斯国家存在经济利益关系而采取了绥靖政策。以1935年为例，美国全球投资总额为702550万美元，德国占据了当中的82860万美元[20] (P655)。在美国的各大企业中，“美孚石油公司控制着美德煤油公司6300万股本中550万马克，还控制着德国汽油公司股本的25％和德国真空油公司股本的100％”，而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则“占有德国通用电气公司股本的25—30％”[21] (P961)。诸如此类的投资关系说明美国在德国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与德国发生军事冲突将使其失去这些利益。
在法西斯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时，美国对意月平均出口从原来的2.5万美元猛增至53.8万美元[22] (P368)。在德国法西斯的发展中，美国非但没有以经济制裁扼制其发展，反而与其大做生意以谋取一己之经济利益。仅在1938年美国就卖给德国1.67亿美元的物资，此外还向德国大量出售诸如化学制品、药品、石油等关键性产品。1934年美国石油界将价值1200万美元的石油售与德国，此后每年都有增加，到1938年超过3400万美元[23] (P131-132)。美国的一系列对德贸易，支援了法西斯的武力扩张政策，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丧失了根本的国家安全。
在对日关系中，美国即便是在法西斯入侵中国东北后，也没有断绝与日本的经贸往来，商品的范围甚至扩大到了直接与军事相关的物资。在美国国内，反对经济制裁日本的呼声高涨，与日本有直接经济关系的美国企业界的主流主张政府与日本保持良好的关系。[24] (P81)许多国会议员也认为：“美国对中国一年的贸易额还抵不上美国与日本打一个星期仗的战争费用”[25] (P41)，而与日本发生冲突更意味着将损失美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3。1931年，美国将价值14万美元的枪炮弹药、近600万美元的工业装备、7000万美元的钢铁和1600万美元的石油卖给日本。在1933年到1937年7月期间，日本所需的90％的废钢铁、65％的石油和石油产品、90％的铜、45％的铅以及70％的军事工业机床均从美国进口[26] (P333)。而日本全面侵华开始后，美国对日出口的军事物资占总出口量的比例更是不断上升。1937年为58％1938年增至67％[27] (P85)，到1939年美国更是向日本提供了其所需石油的90％[28] (P224)。美国的经济绥靖，虽然满足了本国的经济利益，但在物质上壮大了日本法西斯的军事实力，在精神上助长了其扩张的野心。
总体看来，美英等国对法西斯国家的经济绥靖，根源于极端的利己主义国家经济利益观。面对危及世界集体安全的军国主义扩张，英美仍奉行经济利益至上的国家政策，没有充分认识到法西斯扩张对包括自身在内的国际社会集体安全的威胁。这种思想及其指导下的政策行为客观上加速了二战的爆发。
四
必须指出，二战的最终爆发是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本文仅以经济因素为焦点，揭示出国家间的经济利益矛盾和极端利己主义的国家经济利益观是诱发二战的重要原因。对此加以分析，能有益地指导我们在世界整体性不断加强的今天，妥善地处理国家间经济利益的矛盾冲突，正确地进行国家对外经济决策，建立符合国际社会集体利益的、有序的、稳定的国际经济体系和相关机制，从而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
第一，正确认识和对待国家经济利益及其与国际社会整体经济发展的关系，反对极端的经济利己主义思想。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认识到世界经济的整体利益，无法在决策时平衡本国经济利益与它国利益和国际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导致了国家间因经济利益矛盾而引发冲突和对立，最终走向世界大战的历史悲剧。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日益增强的形势下，各国更需要处理好经济利益的国家性和国际化之间的关系。在双边和多边的经济交往中，减少关税壁垒和市场、配额的限制，充分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通过国家间经济的“双嬴与共嬴”实现本国的国家经济利益。
第二，充分发挥各类国际组织对于危机和矛盾的调处作用。二战前，国家间的经济冲突不断升级并引发战争，突现出国联协调机制的僵化和国际组织的无力。有鉴于此，在当今的国际活动中，树立联合国的权威，完善以此为核心的国家间矛盾和国际危机的协调机制就显得十分必要。同时，建立和巩固一系列各国认同的国际行为规范和准则，以此作为协调国家间利益矛盾的“法律准绳”，将有效抑制国际社会无政府状况的危害。
第三，注重发挥大国在全球性经济危机中的关键作用。20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美英等国在极端民族经济利益观的驱使下所执行的经济绥靖政策，对世界和平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教训是深刻的，代价是惨重的。而在全球化的今天，大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更加明显。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以国际金融稳定的大局为重，实行有别于有些国家利己主义的金融政策，保持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对于各国顺利度过这次国际性的金融危机起了积极的作用，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的良好形象。
第四，正确分析并处理好国家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的关系。对于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来说，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同等重要。起初英美等国在面对法西斯扩张时，过分注重国家经济利益，忽视了国家安全对于经济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最终两者尽失。有此前车之鉴，国家在对外关系中努力平衡两者的关系，不以牺牲国家安全为代价来获取经济利益是一条重要的原则。
第五，关注世界经济发展的南北平衡，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防止因此而产生的国际社会的分裂。某些发达国家过分强调本国的经济利益，以不平等的国际贸易等手段，牺牲弱国的利益换取自身的发展，造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差距的日益拉大和双方矛盾的不断加深。在当今的国际事务中，实现经济发展中的南北经济协调和平衡，对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十分必要的。
二战缘起的历史为戒，科学、客观地对待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的问题，才能有效地扼制因此而起的国际冲突，人类社会才会实现持久的和平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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