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纪实（之一）
姜芃/陈启能/徐蓝/陶文钊/李世安/高毅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2期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2005年04期第16～31页
【作者简介】姜芃，陈启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徐蓝，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陶文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李世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
高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概况
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于2005年7月3—9日在澳大利亚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举行，来自世界大约60多个国家的1200多名学者出席了大会(其中约350名来自澳大利亚)。中国史学会派出了以张海鹏为团长、于沛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全国各高等院校也有不少学者参加了大会。这样，总共有30多名来自大陆、香港和台湾的中国学者出席了大会。这是有史以来中国学者参会人数最多的一次。
7月3日下午举行了开幕式。开幕式的主题是：“历史的全球化与它的局限”。开幕式上有两个主要发言人，一个是本届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于尔根·科卡，他做了题为《悉尼、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和世界史的乌托邦》的报告；另一个发言人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大卫·纳塔利埃(Natalie Z. Davis)，他发言的题目是《什么是历史中的世界》(他因故缺席，由别人代读)。科卡的发言具有激情并充满对未来各大洲历史学家通力合作的美好憧憬。他认为这次大会在悉尼举行，打破了以往只在欧洲和北美举行的惯例，而且由于悉尼地理位置的开放，从而为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简称CISH，是法文Comitée Internationale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的缩写)更广泛地团结西方以外的历史学家架设了一道桥梁。他回顾了CISH的历史。自1926年成立至今，它已拥有54个国家的团体会员和28个专门委员会。CISH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是它的第一阶段，它试图化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和战败国历史学家之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收效甚微；第二阶段是二战以后到1990年冷战期间，CISH成为东、西方之间为数甚少的几个可以进行对话的平台之一；第三阶段是进入了全球化时代，CISH的主要任务是致力于帮助和推进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的“全球化”。
科卡认为，毫无疑问，历史研究和写作已经发展成一种推进普世化的力量。那么，去写一部普世化的(universalizing)世界史的目标能否实现？他认为，由于每一个历史学家都存在着只是研究某一国别或是某一时期历史的局限，所以，普世史的目标只是一种渴望，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乌托邦。但是，他认为这样一个目标会对历史研究产生影响，历史学家可以朝着这一方向努力。这方面的努力包括以下三方面：1. 历史学家在方法论上的共同信念，即运用不同的方法、观点和理论去追求普世史的趋向。2. 历史学家要具有包容的精神，即尽管存在着历史学家在兴趣、叙述和赋予历史以意义上的种种不同，但他们不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要通过反对或合作、说明和比较、舍弃和识别，使他们能够相互面对和彼此相处，而国际历史大会能够成为创作这样一种普世历史的训练场。3. 强调历史学家要研究历史事件的背景和事物内部的关联。这也就是说，尽管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只是某一国家、某一时段或某一事件的专家，但是，普世史的趋向要求我们要重视历史事件广泛的内部联系和较长时段历史背景的研究。
为期六天的大会的内容极为丰富多样，为了使读者对这一届大会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不妨在这里把所有会议的题目做全面的介绍。会议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它们是：三大主题、26个专题、20个圆桌会议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的6个研讨会。三大主题是：1. 历史上的人类与自然；2. 神话与历史；3. 历史上的战争、和平、社会和国际秩序。26个专题是：1. 比较视角中的非洲历史：新方法；2. 欧洲和全球背景下的中欧政治文化；3. 近现代时期的中国与世界；4. 基督教化：从古代到21世纪的接受和传播；5. 文化碰撞与认同：移居者与当地人；6. 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7. 经济全球化：历史视角与研究现状；8. 传统与现代性的争论：跨文化与历史的视角；9. 近东与地中海地区的帝国：迈向全球化？10. 太平洋的形象；11. 近代早期和现代社会非正式的关系：家族关系、庇护、友谊和社会网络；12. 大众媒介和公共领域的转变；13. 甘蔗在五大洲推广的影响；14. 课本：从对民族的叙述到对公民的叙述；15. 感官的历史；16. 启蒙运动与交流：地区经验和全球后果；17. 民族国家的建构和解构：巴尔干的例证；18.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历史上的关系；19. 民众的迁徙：经济、政治和文化含义；20. 中世纪欧洲关注东方；21. 全球背景下福利国家模式的形成；22. 宗教与公共领域；23. 历史上的城市管理；24. 20世纪的革命：一般与特殊；25. 体育运动、政治与商业；26. 教育：包容与排斥的结构。
20个圆桌会议的议题是：1. 儿童与战争；2. 公民社会：公民权、性和公共领域；3. 不公正、记忆与政治：偿还的例证；4. 人权：从历史视角看普世宣言及斗争实践；5. 历史上的老年人；6. 历史学家和受众；7. 话语分析与通俗文化的复归；8. 社会科学与文学之间：历史地位的改变；9. 超越文化转向(此题目取消)；10. 身体的政治；11. 历史学、人类学和考古学；12. 历史词典与百科全书；13. 山区居民与社会：自然与文化；14. 苏联在联盟与解体过程中的民族问题：历史学的作用；15. 历史与博物馆：新的讲述；16. 古代世界的外国人；17. 作为历史问题的恐怖主义：概念、方法与结果；18. 劳动者：劳工史与自传；19. 欧洲与亚洲：1400至1900年的文化流动与文化市场；20. 用牢记来面向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的六个研讨会是：1. 新千年中欧在东西方之间的位置；2. 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转变；3. 拉丁美洲：民主和新政治史；4. 现代性历史的再思考：东亚道路和模式；5. 加勒比海：多元文化主义与少数民族；6. 文化之间的对话：做一个明天的历史学家。(姜芃)
二、历史上的人类与自然
“历史上的人类与自然”是这次大会三大主题的第一个主题。它又分为三个部分：1. 生态史：新理论和新方法；2. 自然灾害以及如何面对；3. 自然科学与历史。下面，逐一的加以介绍。
1. 生态史：新理论和新方法。在这一部分中有6位发言人，他们的名字和发言题目是(1)欧美大陆的城市环境史(Martin Melosi, USA)；(2)跟踪猎物的足迹：南非生态政治再探(Jane Carruthers, South Africa)；(3)19世纪城镇的环境污染、社会分隔和工业化(Robert Sweeny, Canada)；(4)南极洲的环境史(Tom Griffiths, Australia)；(5)20世纪印度的边缘社区与现代发展的政治(Archana Prasad, India)；(6)水的梦想与泥土的历史：悉尼的人民、家乡与城市环境史(Grace Karskens, Australia)。在这一阶段的讨论中，澳大利亚的岩·泰里尔(IanTyrrell)是召集人，他也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专家。对于近年来有关环境史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他有较为全面的概述，所涉及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大会所讨论的内容。
环境史是对于历史的生态解释。近年来，环境史研究的范畴不断的扩大，有能源史，研究能源的利用和转换；疾病史，不但研究疾病的有机体及其宿主(人)，而且研究空气和食物供应以及周围的环境，包括社会组织。总之，区域的总体史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疾病的发生，所以，要对区域空间内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进行研究。
环境史超越了一些传统分支学科的特点，它是跨国家、跨学科、跨种族和长时段的历史，同时，它也超出了城市的界限。近20年来，环境史学家受到影响历史学的主要思潮，如文化转向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更多的把他们的研究与文化相结合，这就使生态和文化的关系问题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这一做法也受到一些批评，这些批评认为这一做法没有给物质世界以足够的考虑，使它离开了与科学和物质世界的联系，而物质因素是这一领域早期研究固有的特征。
在环境史研究中有许多文化的内容，如对于文化景观的研究，显然，它构成了环境史的重要范型。这不仅是对景观的文化感受力，而且也包括把环境作为这种感受力的产物去创造自然。文化景观理论强调人与环境的相互依赖，认为景观为人所建造。有些历史学家甚至断言，由于社会的多重影响，一切环境都是文化景观。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的物质局限呈现出来，但是，它们是附属于环境研究中的其他学科，一般是作为构成文化、社会和经济变化的背景材料来对待。在城市生态学中，产生了一种新的观念，它超越了传统的认为城市仅仅是人类主宰自然的产物和人只是破坏自然的观念，认为旧观念忽视了人本身的生物属性。如果我们把人也看成是自然的一部分，把人对自然的干预也看成类似于其他物种那样对环境进行创造，那么，我们就可以脱离那种认为人类正在走向自我毁灭境地的困扰。向文化的转向使这一领域创造出一个新概念，如“混合景观”，这是指野性的自然与人为创造物的结合。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不少环境史家对不同地区景观的形成，特别是对以往逝去了的景观，从自然环境和人的改造方面进行了探讨。也有人把城市研究与生态结合，把城市看成是“公民化了的自然”，创造了“有机的城市”、“都市自然”和“生态城市”等新名词。
文化转向把种族、阶级和性方面的研究也划归环境史的范畴，使环境史与历史学研究的主流问题相关联。这并不是不承认物质因素的限制或人类与生态进程的关联，而是试图把这些因素按照一定程序设计出一个整体史的方法。环境史的另一种倾向是把新内容与以往民族国家的历史相结合。20世纪，建立了国家的环境保护机构并制定了相关的政策，设立了国家公园，这都是在国家疆界的范围内进行的。环境史有助于民族国家历史的研究。斯泰因伯格(Steinberg)认为，生态方法的注入可以改变对美国史传统课题的感受，如对奴隶制和内战史的研究，但对于这一点，生态史家还没有充分注意到。1995年，J. 多纳尔德·休斯(J. Donald Hughes)呼唤把人类的发展与地球的生态系统相联系，使生态进程成为主要的研究课题，并对这一进程划分了阶段，从而超越了只把人类的发展进程作为研究课题的做法。休斯本人就写作了《世界环境史》。多纳尔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也创造了农业生态的概念和三层的解释系统，即自然史、经济史、文化态度和感受，围绕着人类对基本的食物资源的需求进行了整体的解释。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环境史的政治张力。环境史学是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的环保运动而兴起的，所以，它始终包含着政治内容。它受到环保运动的鼓动，超越了纯学术的范围。在南非，环境史学家的道德承诺不仅在于“绿色问题”的争执，而且上升到政治和环境的正义问题。在普赖赛德(Prasad)的著作中，她提出用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生态史，她强调部落居民与市场经济的联系，主张地方自主和自我控制，认为环保运动应该抗议殖民主义和国家权力扩张主义的生态后果。有关环境史的政治还表现在专业历史研究实践中，谁研究环境史？在权利话语中，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美国环境史学会有850个会员，这超出了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总数。以往的历史科学大会是欧美轴心，而这种情况和英语的话语霸权至今也没有改变。这些因素必然影响到环境史的政治。此外，性、种族和阶级的内容也影响到环境史，在专业环境史学家中有一种生态女性主义的历史，这涉及身体、环境正义和资源的利用等问题。
2. 自然灾害以及如何应对。这一部分有4个发言人，他们的题目：(1)灾难文化，应对文化：作为日常经历的菲律宾的险境1565—2000(Greg Bankoff, New Zealand)；(2)殖民地墨西哥对土地危机和环境灾难的反应(Georgina Endfield, United Kingdom)；(3)中华帝国后期的天灾：国家和国家以外的机会(Andrea Janku, Germany)；(4)北海沿岸的灾难和政治文化(Franz Mauelshagen, Switzerland)。这一部分的召集人是克里斯蒂安·费斯特(Christian Pfister)，他对这几个发言也进行了评述。
环境史是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位置。起初，大多数学者对这一领域的解释是人侵占和转变周围的自然环境，而很少看到事物的另一面，即把自然看成是历史上独立的因素。而近年来急剧的气候变化和严重的自然灾害对这种信念是一个挑战。人被迫承认自然世界遵循它自己的规律，这与持续变化的人类世界一样。但是，自然的变化甚至在全球范围内，会对人类产生长远的影响。如最近南亚发生的海啸，使225，000人丧失了生命，灾难涉及欧亚两个大陆(不少欧洲人在那里丧命)。如果说这次灾难的范围和程度是前所未有的，那么，对这一灾难的反应也是前所未有的。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捐款运动，各国政府也紧紧地团结在了联合国的周围，努力去帮助那些遭遇灾难的国家。
自然灾害通常被理解为自然力在瞬间的突然爆发，它在一段时间里会对人产生巨大的破坏力，所以，对灾难的研究涉及对灾难程度的评估。发言中有人讨论了1521到1821年在西班牙殖民地时期墨西哥四个地区的自然灾害情况，以及所引起的社会对抗和社会合作；有人描述了1876—1879年中国山西和陕西两省的大旱，特别是研究了帝国政府在实行大范围救济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对全国力量的整合；有人探讨了为了防止海暴潮的倒灌，欧洲北海沿岸的人们怎样修筑堤坝和排水设施，把对灾害的反应描述为技术的进步。在菲律宾，灾害是家常便饭，承受灾难和应付灾难已经成为这一国家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总之，发言关注了灾难过后对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
3. 自然科学与历史。在这一部分中有3个发言，它们是(1)通过性看自然(Virginia Scharff, USA)；(2)移动的基线：科学及历史对它的需要(Poul Holm, Denmark)；(3)整合历史与地球科学：或许能信服(Robert Wasson, Australia)？这部分会议的召集人是沃伦纳·威尼瓦尔特(Verena Winiwarter, Australia)，他对这一研究领域的情况进行了概述。
首先是重构古代的自然环境。环境史家建议在理解任何历史进程的时候，都应该把环境的因素考虑进去。从气候的变化到河道的改变和鱼的贮量、再到洪水以及土壤的改变、新物种的侵入以及地壳上升或者下降给地形和气候带来的变化等，我们需要自然科学提供的数据和资料。这是关于地球的科学。地球科学依赖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自然科学的证据是可重复和比较的。但是，在地球科学上存在着一些偶然的证据，这与人类的历史有某些相似之处，这种偶然性使环境史家重构地球历史的企图几乎不可能。
环境史家主张把历史与科学结合，其理由是人与自然共同进化。但是，有人反对这种结合，他们认为，在20世纪，科学进步的一切努力都在于使科学与历史学相分离，使各自的研究领域更加精细。科学是探讨那些周期变化的模式，自然史中却有一些反复无常的事件。而且，自然与人类的历史无关，因为二者相比，自然的变化相对是不明显的。
近年来，有人研究海洋生态史，他们研究加勒比海的珊瑚礁、波罗的海的鱼类贮量、人类对海洋的干预以及为了可持续发展海洋周边国家的捕鱼限额等。但是，也有人认为这种研究太渺茫，海洋中各种因素错综复杂，人类不可能确实知晓。因此，这一类研究缺乏可信度。
这一领域中最值得一提的一个研究项目是“海洋种群数量史”(其网站：www. hmapcoml. org)。这一项目十分巨大，它把海洋生态学、古生态学和考古学相结合，试图提供一个世界范围内海洋生命多样性的图景，目的是增进人类对生态系统的认识，特别是关注其丰富的存贮量在长时段的变化、人类大规模捕捞对生态的影响以及海洋资源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这个项目要求各个学科的通力合作，时间跨度是从1611到2000年的近400年的时间。它要调查自欧洲王权时代以来的渔业统计资料，如航海日志、税收文件、冲积物的内核以及其他有关环境的记录，挖掘海洋动物种群数量变化的历史。可想而知，这样一个宏伟规划实行起来会困难重重。所以，这一计划主要想通过个案研究，以小见大。即对某一地区曾作为商品流通的某几个海洋种类进行研究，建立数据库，把个人的研究成果供大家分享。目前，这一数据库包括1611年以来的73种鱼和哺乳动物在商业上的捕捞情况，共有242384条记录。
这一领域的另一关注点是人的自然，特别是对性的研究，它被认为是自然科学和历史学的结合。在弗吉尼亚·斯卡芙(Virginia Scharff)的发言中，她认为性在环境史中占有中心位置。她说，性是人类习性、期望和行为的汇聚，是一个关键、深刻和具有广泛意义的媒介，人通过它与自然相遇。由于男性和女性的不同，性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而且，性也因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改变。她认为，各种文化中的所有人都是在性的条件下进行思维和行动；反过来，性的思维和行动对人类所感觉的，包括看、摸、听和尝到的事物，也做出反应。(姜芃)
三、神话与历史
本次大会的三大主题之二是“神话与历史”。它又分为三个相关的部分：1. “历史中神话的形成和认同的构建”；2. “神话、权力和历史：历史学家的责任”；3. “历史与乌托邦”。这里着重报道第三部分。
“历史与乌托邦”(History and Utopia)讨论会共宣读了6篇论文。会议的主持人是德国的约恩·吕森(J
rn Rüsen)。作为会议的召集人，吕森对这6篇论文进行了概述和评论。
表面看来，历史与乌托邦的关系是清楚的。它们各自遵循不同的意义逻辑，而且彼此排斥：历史与过去的经验有关，并旨在重建事件及其原因的时间链，从而导向今天的生活条件；乌托邦则通过创建对不同世界的想像从根本上超越了这些条件，而它所想像的不同世界是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乌托邦是超越所有经验的。
然而事实并非如表面看来的那么简单。历史和乌托邦作为两种不同样式的文化定向，有着基本的相互关系，然而，这种相互关系却被忽视了。实际上，人们在想着两者之中的任何一个时，不可能不同时想着另一个。两者都在变化，都与经验和期望有关，都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方向性的作用，虽然方式不同。如果深入观察它们的不同之处，就会发现隐藏在背后的相互依存关系。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发言的题目是《现代主义的乌托邦和“现在”的历史》。在发言中他强调把乌托邦思想看作是一种话语，而不是伪科学或超宗教的“科目”。作为一种话语，乌托邦思想应被看成是由不同的模式和类型组成。乌托邦话语的现代主义模式只有置于西方特有的关于“现代”的观念中才能被理解，而这种模式的典型是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海登·怀特认为，现代主义乌托邦中不存在宗教中所有的任何启示性、预示未来、拟古或超验的本质。它对社会建设历史方法的有效性表示怀疑。
海登·怀特从区分历史与乌托邦的传统观念出发，把现代社会的现实原则归于历史思想。他认为，历史不仅表现为历史研究的形式，而且表现为历史思想的所有现代样式，包括历史哲学和旨在揭露和理解当前全球化世界的时间结构的所有历史方法。而当前的世界就是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占绝对统治的世界。他强调这种现代性的现实，充斥我们社会的现实是地狱般的社会(按：原文为dystopia，是乌托邦的反意——笔者)。这种可怕的现实由历史思想在文化层面上反映出来就变成了一场不能苏醒过来的噩梦。历史反映时间变化的方式说明，现代社会的国家被看成是一种停顿，其表现是持久的非人道化，并摧毁任何克服它的革新。简言之，海登·怀特把当代资本主义看成是地狱般的社会，而历史思想所起的作用是维持它的灾难性的本质。那么，出路何在？只有乌托邦能够克服现实中持续的灾难。
这样，海登·怀特就开启了全新乌托邦思想的前景。传统的乌托邦思想是猖獗的资本主义噩梦的一部分。与此不同，全新的乌托邦思想是与我们对文化定向的需求相适应的，今天，它已在地平线上升起。吕森对此评议说，怀特教授没有详细论述这种新的动力，但他激进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而且，他把从现代性噩梦中唤醒并逃出它的魔掌的潜在的示范力量看作是艺术。
英格·慕茨-库南(Inge Münz-Koenen)的发言题目是《乌托邦：对历史的回答——论历史与乌托邦两个概念的关系》。她的不少观点与海登·怀特有相似之处，但对今天社会的诊断不如怀特那么激进。她认同后现代主义关于“大叙述”已经终结的观念，认为这里包括乌托邦的传统形式的终结。在她看来，乌托邦思想是属于现代文化的过时的、方向性的形式。但她强调，这并不意味着乌托邦的终结。相反，乌托邦思想是人们超越给定条件的精神力量，这种超越力量往往可以触发精神热情。因而英格·慕茨-库南要在旧的乌托邦思想终结之后寻找一种新的乌托邦思想。
她通过分析新的媒体来寻找新的乌托邦，认为，新媒体在人的思维和现实世界之间建立了联系。在现实世界中，对现代化过程有效的关于空间和时间的旧的范畴都已不再有效。如今，对用现代的历史概念描述的过去来说，乌托邦已不再是超越它的未来；也不再是反对现实感知的想像。它已成为新的电子媒体所反映的实际的一种尺度。她与海登·怀特一样，认为这些新的乌托邦是对现实及植入其中的历史特征的挑战。新乌托邦是对全世界被美化了的现实的批判。她赞同海登·怀特认为新乌托邦的典型特征是艺术的看法，还举出两个有关电影的例子来说明今天的乌托邦思想的新形式：由于艺术，我们的现实世界转换成了一种美学实践，而这种实践是要在现实世界的束缚中追求自由。
下面介绍两个个案。意大利的弗朗卡·皮昂迪·纳利斯(Franca Biondi Nalis)在题为《埃蒂耶纳·卡贝在历史与乌托邦之间》的发言中用卡贝作为个案分析了历史与乌托邦的相互关系。卡贝(
tienne Cabet, 1788—1856)是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既是历史学家，在1839—1840年间发表了四卷本的《简明法国革命史》；也是空想主义者，在1839年发表了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这两部同时发表的著作是有互补性的。卡贝的历史研究使他认识到革命的根源在于糟糕的社会组织，而对它的治疗在于重新改造社会本身。他的乌托邦就是救治社会病症的药方。对卡贝来说，历史与乌托邦之间是没有矛盾的。乌托邦正是历史的结果。两者共同为某个时代提供了文化定向并指出了不远未来的前景。吕森对弗朗卡·皮昂迪·纳利斯的这篇论文评议道，作者所分析的这种互补关系针对的是19世纪的思想史，他没有说明，我们身处21世纪的当代人如何能够和应该怎样参考作为19世纪中期西方思想史典型的这个个案。
美国的彼得·斯坦斯基(Peter Stansky)的发言题目是《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和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的历史语境》。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1834—1896)是英国诗人、社会主义先驱者。他的《乌有乡消息》发表于1891年，描写了牧歌式的社会主义农村乌托邦景象。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是英国讽刺小说家。他的《一九八四年》完成于1949年，次年发表。彼得·斯坦斯基认为，这两个个案可以说明历史对于乌托邦的重要性。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可以被认为是描写乌托邦的优秀作品之一，而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则是有名的反乌托邦(即描写地狱般社会)的作品之一。两位作者都不是历史学家，但他们都有很深的历史意识，两部作品都与历史思想有关。这表现在它们都需要通过历史来表现乌托邦。
吕森对这篇论文的评议是，这两本书只把历史的积极作用归结为对历史思想的简单肯定。恰恰相反，历史再现的过去是存在潜在的乌托邦的，而这是只有通过非历史的方式，即乌托邦的思想来加以说明和再现的。换言之，历史与乌托邦是不能分割的。如果过去被看成是分割的，它就往往不能在历史的形式中再现，而只能在乌托邦的形式中再现。
希腊的安东尼斯·利阿科斯(Antonis Liakos)做了题为《关于〈但以理书〉的长期争论：对乌托邦和历史思想的评论》的发言。《但以理书》(Book of Daniel)是《圣经·旧约》的一卷，成书在公元前6世纪。安东尼斯以《但以理书》为个案，说明此书对西方历史理论的重要性。他同时又说明关于乌托邦概念的历史演变。他对历史与乌托邦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变化作了分析。在前现代时期，神学的末世学可以被看成是乌托邦的一种形式。在这个时期，基督教的神学末世学概念、历史和乌托邦都被作为一种论据调整在一起。到17世纪近代乌托邦思想出现时，这种关系结束了。历史和末世学分道扬镳。18世纪启蒙运动时，由于启蒙运动把时间带回到乌托邦的氛围中，历史和乌托邦有了新的综合。19世纪转向20世纪时，由于社会科学的出现，乌托邦与历史持续的相遇。譬如，现代化概念在社会科学以及历史研究中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它是把乌托邦对未来的观点和对过去经验的看法整合在一起。
安东尼斯·利阿科斯区分出三种话语，在其中历史和乌托邦是相融合的。在第一种话语中，乌托邦使历史有意义。其代表是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 1893—1947)。在第二种话语中，乌托邦变成地狱般的社会。在那里，历史的丧失是场噩梦。它造成了与旧的古典的乌托邦的差别。这种话语的代表是乔治·奥威尔。在第三种话语中，过去本身会给未来提供新的价值。对过去的怀旧情绪会喂养乌托邦，使它有可能重建过去以反对现在。这种话语的代表是E. P. 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 1924—1993)。
荷兰的安通·德·贝茨(Antoon De Baets)的发言题目是《一种成功的乌托邦：关于人的尊严的学说》。他与其他报告人不同，不是直接论述历史与乌托邦的问题，而是阐述现代社会一条基本的文化原则：人的尊严概念。他从几个方面来阐述这条原则，认为在人的尊严概念中包含乌托邦的成分，也就是说，在尊严和乌托邦之间存在着某些共同的基础。但是在人的尊严的概念中也存在另一些反乌托邦的因素。
吕森在总结时指出，多数论文同意：进入21世纪时，迄今存在的乌托邦与历史之间的差别和相互关系已经走向终结，而新的乌托邦同时开始出现。传统的乌托邦思想的发展动力已经耗尽。现代社会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危机迫切要求一种新的乌托邦。现代概念的乌托邦已经终结，但人类的思想依然充满活力，反映这种活力的新的乌托邦形式正在形成，艺术是它的范式。
至于历史，吕森同意海登·怀特的说法，即现代形式的历史思想及其反乌托邦的逻辑已经终结，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思想已经终结。相反，正如乌托邦思想今天已经重新形成一样，历史也同样在重新形成。简言之，历史再现的是过去的经验，而我们需要这些经验是为了在给定的世界环境中寻找我们的道路。在承受不人道的结构的情况下，我们的充沛的思想推动我们走向人道的境界。在这个运动中，乌托邦和历史是综合在一起的，而我们自己正生活在这综合之中。(陈启能)^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2期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2005年04期第16～31页
【作者简介】姜芃，陈启能，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徐蓝，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陶文钊，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李世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
高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于2005年7月3—9日在澳大利亚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举行，来自世界大约60多个国家的1200多名学者出席了大会(其中约350名来自澳大利亚)。中国史学会派出了以张海鹏为团长、于沛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全国各高等院校也有不少学者参加了大会。这样，总共有30多名来自大陆、香港和台湾的中国学者出席了大会。这是有史以来中国学者参会人数最多的一次。
7月3日下午举行了开幕式。开幕式的主题是：“历史的全球化与它的局限”。开幕式上有两个主要发言人，一个是本届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于尔根·科卡，他做了题为《悉尼、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和世界史的乌托邦》的报告；另一个发言人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大卫·纳塔利埃(Natalie Z. Davis)，他发言的题目是《什么是历史中的世界》(他因故缺席，由别人代读)。科卡的发言具有激情并充满对未来各大洲历史学家通力合作的美好憧憬。他认为这次大会在悉尼举行，打破了以往只在欧洲和北美举行的惯例，而且由于悉尼地理位置的开放，从而为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简称CISH，是法文Comitée Internationale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的缩写)更广泛地团结西方以外的历史学家架设了一道桥梁。他回顾了CISH的历史。自1926年成立至今，它已拥有54个国家的团体会员和28个专门委员会。CISH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是它的第一阶段，它试图化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和战败国历史学家之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收效甚微；第二阶段是二战以后到1990年冷战期间，CISH成为东、西方之间为数甚少的几个可以进行对话的平台之一；第三阶段是进入了全球化时代，CISH的主要任务是致力于帮助和推进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的“全球化”。
科卡认为，毫无疑问，历史研究和写作已经发展成一种推进普世化的力量。那么，去写一部普世化的(universalizing)世界史的目标能否实现？他认为，由于每一个历史学家都存在着只是研究某一国别或是某一时期历史的局限，所以，普世史的目标只是一种渴望，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乌托邦。但是，他认为这样一个目标会对历史研究产生影响，历史学家可以朝着这一方向努力。这方面的努力包括以下三方面：1. 历史学家在方法论上的共同信念，即运用不同的方法、观点和理论去追求普世史的趋向。2. 历史学家要具有包容的精神，即尽管存在着历史学家在兴趣、叙述和赋予历史以意义上的种种不同，但他们不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要通过反对或合作、说明和比较、舍弃和识别，使他们能够相互面对和彼此相处，而国际历史大会能够成为创作这样一种普世历史的训练场。3. 强调历史学家要研究历史事件的背景和事物内部的关联。这也就是说，尽管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只是某一国家、某一时段或某一事件的专家，但是，普世史的趋向要求我们要重视历史事件广泛的内部联系和较长时段历史背景的研究。
为期六天的大会的内容极为丰富多样，为了使读者对这一届大会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不妨在这里把所有会议的题目做全面的介绍。会议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它们是：三大主题、26个专题、20个圆桌会议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的6个研讨会。三大主题是：1. 历史上的人类与自然；2. 神话与历史；3. 历史上的战争、和平、社会和国际秩序。26个专题是：1. 比较视角中的非洲历史：新方法；2. 欧洲和全球背景下的中欧政治文化；3. 近现代时期的中国与世界；4. 基督教化：从古代到21世纪的接受和传播；5. 文化碰撞与认同：移居者与当地人；6. 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7. 经济全球化：历史视角与研究现状；8. 传统与现代性的争论：跨文化与历史的视角；9. 近东与地中海地区的帝国：迈向全球化？10. 太平洋的形象；11. 近代早期和现代社会非正式的关系：家族关系、庇护、友谊和社会网络；12. 大众媒介和公共领域的转变；13. 甘蔗在五大洲推广的影响；14. 课本：从对民族的叙述到对公民的叙述；15. 感官的历史；16. 启蒙运动与交流：地区经验和全球后果；17. 民族国家的建构和解构：巴尔干的例证；18.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历史上的关系；19. 民众的迁徙：经济、政治和文化含义；20. 中世纪欧洲关注东方；21. 全球背景下福利国家模式的形成；22. 宗教与公共领域；23. 历史上的城市管理；24. 20世纪的革命：一般与特殊；25. 体育运动、政治与商业；26. 教育：包容与排斥的结构。
20个圆桌会议的议题是：1. 儿童与战争；2. 公民社会：公民权、性和公共领域；3. 不公正、记忆与政治：偿还的例证；4. 人权：从历史视角看普世宣言及斗争实践；5. 历史上的老年人；6. 历史学家和受众；7. 话语分析与通俗文化的复归；8. 社会科学与文学之间：历史地位的改变；9. 超越文化转向(此题目取消)；10. 身体的政治；11. 历史学、人类学和考古学；12. 历史词典与百科全书；13. 山区居民与社会：自然与文化；14. 苏联在联盟与解体过程中的民族问题：历史学的作用；15. 历史与博物馆：新的讲述；16. 古代世界的外国人；17. 作为历史问题的恐怖主义：概念、方法与结果；18. 劳动者：劳工史与自传；19. 欧洲与亚洲：1400至1900年的文化流动与文化市场；20. 用牢记来面向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的六个研讨会是：1. 新千年中欧在东西方之间的位置；2. 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转变；3. 拉丁美洲：民主和新政治史；4. 现代性历史的再思考：东亚道路和模式；5. 加勒比海：多元文化主义与少数民族；6. 文化之间的对话：做一个明天的历史学家。(姜芃)
二、历史上的人类与自然
“历史上的人类与自然”是这次大会三大主题的第一个主题。它又分为三个部分：1. 生态史：新理论和新方法；2. 自然灾害以及如何面对；3. 自然科学与历史。下面，逐一的加以介绍。
1. 生态史：新理论和新方法。在这一部分中有6位发言人，他们的名字和发言题目是(1)欧美大陆的城市环境史(Martin Melosi, USA)；(2)跟踪猎物的足迹：南非生态政治再探(Jane Carruthers, South Africa)；(3)19世纪城镇的环境污染、社会分隔和工业化(Robert Sweeny, Canada)；(4)南极洲的环境史(Tom Griffiths, Australia)；(5)20世纪印度的边缘社区与现代发展的政治(Archana Prasad, India)；(6)水的梦想与泥土的历史：悉尼的人民、家乡与城市环境史(Grace Karskens, Australia)。在这一阶段的讨论中，澳大利亚的岩·泰里尔(IanTyrrell)是召集人，他也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专家。对于近年来有关环境史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他有较为全面的概述，所涉及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大会所讨论的内容。
环境史是对于历史的生态解释。近年来，环境史研究的范畴不断的扩大，有能源史，研究能源的利用和转换；疾病史，不但研究疾病的有机体及其宿主(人)，而且研究空气和食物供应以及周围的环境，包括社会组织。总之，区域的总体史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疾病的发生，所以，要对区域空间内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进行研究。
环境史超越了一些传统分支学科的特点，它是跨国家、跨学科、跨种族和长时段的历史，同时，它也超出了城市的界限。近20年来，环境史学家受到影响历史学的主要思潮，如文化转向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更多的把他们的研究与文化相结合，这就使生态和文化的关系问题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这一做法也受到一些批评，这些批评认为这一做法没有给物质世界以足够的考虑，使它离开了与科学和物质世界的联系，而物质因素是这一领域早期研究固有的特征。
在环境史研究中有许多文化的内容，如对于文化景观的研究，显然，它构成了环境史的重要范型。这不仅是对景观的文化感受力，而且也包括把环境作为这种感受力的产物去创造自然。文化景观理论强调人与环境的相互依赖，认为景观为人所建造。有些历史学家甚至断言，由于社会的多重影响，一切环境都是文化景观。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的物质局限呈现出来，但是，它们是附属于环境研究中的其他学科，一般是作为构成文化、社会和经济变化的背景材料来对待。在城市生态学中，产生了一种新的观念，它超越了传统的认为城市仅仅是人类主宰自然的产物和人只是破坏自然的观念，认为旧观念忽视了人本身的生物属性。如果我们把人也看成是自然的一部分，把人对自然的干预也看成类似于其他物种那样对环境进行创造，那么，我们就可以脱离那种认为人类正在走向自我毁灭境地的困扰。向文化的转向使这一领域创造出一个新概念，如“混合景观”，这是指野性的自然与人为创造物的结合。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不少环境史家对不同地区景观的形成，特别是对以往逝去了的景观，从自然环境和人的改造方面进行了探讨。也有人把城市研究与生态结合，把城市看成是“公民化了的自然”，创造了“有机的城市”、“都市自然”和“生态城市”等新名词。
文化转向把种族、阶级和性方面的研究也划归环境史的范畴，使环境史与历史学研究的主流问题相关联。这并不是不承认物质因素的限制或人类与生态进程的关联，而是试图把这些因素按照一定程序设计出一个整体史的方法。环境史的另一种倾向是把新内容与以往民族国家的历史相结合。20世纪，建立了国家的环境保护机构并制定了相关的政策，设立了国家公园，这都是在国家疆界的范围内进行的。环境史有助于民族国家历史的研究。斯泰因伯格(Steinberg)认为，生态方法的注入可以改变对美国史传统课题的感受，如对奴隶制和内战史的研究，但对于这一点，生态史家还没有充分注意到。1995年，J. 多纳尔德·休斯(J. Donald Hughes)呼唤把人类的发展与地球的生态系统相联系，使生态进程成为主要的研究课题，并对这一进程划分了阶段，从而超越了只把人类的发展进程作为研究课题的做法。休斯本人就写作了《世界环境史》。多纳尔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也创造了农业生态的概念和三层的解释系统，即自然史、经济史、文化态度和感受，围绕着人类对基本的食物资源的需求进行了整体的解释。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环境史的政治张力。环境史学是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的环保运动而兴起的，所以，它始终包含着政治内容。它受到环保运动的鼓动，超越了纯学术的范围。在南非，环境史学家的道德承诺不仅在于“绿色问题”的争执，而且上升到政治和环境的正义问题。在普赖赛德(Prasad)的著作中，她提出用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生态史，她强调部落居民与市场经济的联系，主张地方自主和自我控制，认为环保运动应该抗议殖民主义和国家权力扩张主义的生态后果。有关环境史的政治还表现在专业历史研究实践中，谁研究环境史？在权利话语中，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美国环境史学会有850个会员，这超出了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总数。以往的历史科学大会是欧美轴心，而这种情况和英语的话语霸权至今也没有改变。这些因素必然影响到环境史的政治。此外，性、种族和阶级的内容也影响到环境史，在专业环境史学家中有一种生态女性主义的历史，这涉及身体、环境正义和资源的利用等问题。
2. 自然灾害以及如何应对。这一部分有4个发言人，他们的题目：(1)灾难文化，应对文化：作为日常经历的菲律宾的险境1565—2000(Greg Bankoff, New Zealand)；(2)殖民地墨西哥对土地危机和环境灾难的反应(Georgina Endfield, United Kingdom)；(3)中华帝国后期的天灾：国家和国家以外的机会(Andrea Janku, Germany)；(4)北海沿岸的灾难和政治文化(Franz Mauelshagen, Switzerland)。这一部分的召集人是克里斯蒂安·费斯特(Christian Pfister)，他对这几个发言也进行了评述。
环境史是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位置。起初，大多数学者对这一领域的解释是人侵占和转变周围的自然环境，而很少看到事物的另一面，即把自然看成是历史上独立的因素。而近年来急剧的气候变化和严重的自然灾害对这种信念是一个挑战。人被迫承认自然世界遵循它自己的规律，这与持续变化的人类世界一样。但是，自然的变化甚至在全球范围内，会对人类产生长远的影响。如最近南亚发生的海啸，使225，000人丧失了生命，灾难涉及欧亚两个大陆(不少欧洲人在那里丧命)。如果说这次灾难的范围和程度是前所未有的，那么，对这一灾难的反应也是前所未有的。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捐款运动，各国政府也紧紧地团结在了联合国的周围，努力去帮助那些遭遇灾难的国家。
自然灾害通常被理解为自然力在瞬间的突然爆发，它在一段时间里会对人产生巨大的破坏力，所以，对灾难的研究涉及对灾难程度的评估。发言中有人讨论了1521到1821年在西班牙殖民地时期墨西哥四个地区的自然灾害情况，以及所引起的社会对抗和社会合作；有人描述了1876—1879年中国山西和陕西两省的大旱，特别是研究了帝国政府在实行大范围救济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对全国力量的整合；有人探讨了为了防止海暴潮的倒灌，欧洲北海沿岸的人们怎样修筑堤坝和排水设施，把对灾害的反应描述为技术的进步。在菲律宾，灾害是家常便饭，承受灾难和应付灾难已经成为这一国家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总之，发言关注了灾难过后对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
3. 自然科学与历史。在这一部分中有3个发言，它们是(1)通过性看自然(Virginia Scharff, USA)；(2)移动的基线：科学及历史对它的需要(Poul Holm, Denmark)；(3)整合历史与地球科学：或许能信服(Robert Wasson, Australia)？这部分会议的召集人是沃伦纳·威尼瓦尔特(Verena Winiwarter, Australia)，他对这一研究领域的情况进行了概述。
首先是重构古代的自然环境。环境史家建议在理解任何历史进程的时候，都应该把环境的因素考虑进去。从气候的变化到河道的改变和鱼的贮量、再到洪水以及土壤的改变、新物种的侵入以及地壳上升或者下降给地形和气候带来的变化等，我们需要自然科学提供的数据和资料。这是关于地球的科学。地球科学依赖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自然科学的证据是可重复和比较的。但是，在地球科学上存在着一些偶然的证据，这与人类的历史有某些相似之处，这种偶然性使环境史家重构地球历史的企图几乎不可能。
环境史家主张把历史与科学结合，其理由是人与自然共同进化。但是，有人反对这种结合，他们认为，在20世纪，科学进步的一切努力都在于使科学与历史学相分离，使各自的研究领域更加精细。科学是探讨那些周期变化的模式，自然史中却有一些反复无常的事件。而且，自然与人类的历史无关，因为二者相比，自然的变化相对是不明显的。
近年来，有人研究海洋生态史，他们研究加勒比海的珊瑚礁、波罗的海的鱼类贮量、人类对海洋的干预以及为了可持续发展海洋周边国家的捕鱼限额等。但是，也有人认为这种研究太渺茫，海洋中各种因素错综复杂，人类不可能确实知晓。因此，这一类研究缺乏可信度。
这一领域中最值得一提的一个研究项目是“海洋种群数量史”(其网站：www. hmapcoml. org)。这一项目十分巨大，它把海洋生态学、古生态学和考古学相结合，试图提供一个世界范围内海洋生命多样性的图景，目的是增进人类对生态系统的认识，特别是关注其丰富的存贮量在长时段的变化、人类大规模捕捞对生态的影响以及海洋资源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这个项目要求各个学科的通力合作，时间跨度是从1611到2000年的近400年的时间。它要调查自欧洲王权时代以来的渔业统计资料，如航海日志、税收文件、冲积物的内核以及其他有关环境的记录，挖掘海洋动物种群数量变化的历史。可想而知，这样一个宏伟规划实行起来会困难重重。所以，这一计划主要想通过个案研究，以小见大。即对某一地区曾作为商品流通的某几个海洋种类进行研究，建立数据库，把个人的研究成果供大家分享。目前，这一数据库包括1611年以来的73种鱼和哺乳动物在商业上的捕捞情况，共有242384条记录。
这一领域的另一关注点是人的自然，特别是对性的研究，它被认为是自然科学和历史学的结合。在弗吉尼亚·斯卡芙(Virginia Scharff)的发言中，她认为性在环境史中占有中心位置。她说，性是人类习性、期望和行为的汇聚，是一个关键、深刻和具有广泛意义的媒介，人通过它与自然相遇。由于男性和女性的不同，性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而且，性也因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改变。她认为，各种文化中的所有人都是在性的条件下进行思维和行动；反过来，性的思维和行动对人类所感觉的，包括看、摸、听和尝到的事物，也做出反应。(姜芃)
三、神话与历史
本次大会的三大主题之二是“神话与历史”。它又分为三个相关的部分：1. “历史中神话的形成和认同的构建”；2. “神话、权力和历史：历史学家的责任”；3. “历史与乌托邦”。这里着重报道第三部分。
“历史与乌托邦”(History and Utopia)讨论会共宣读了6篇论文。会议的主持人是德国的约恩·吕森(J
rn Rüsen)。作为会议的召集人，吕森对这6篇论文进行了概述和评论。表面看来，历史与乌托邦的关系是清楚的。它们各自遵循不同的意义逻辑，而且彼此排斥：历史与过去的经验有关，并旨在重建事件及其原因的时间链，从而导向今天的生活条件；乌托邦则通过创建对不同世界的想像从根本上超越了这些条件，而它所想像的不同世界是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乌托邦是超越所有经验的。
然而事实并非如表面看来的那么简单。历史和乌托邦作为两种不同样式的文化定向，有着基本的相互关系，然而，这种相互关系却被忽视了。实际上，人们在想着两者之中的任何一个时，不可能不同时想着另一个。两者都在变化，都与经验和期望有关，都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方向性的作用，虽然方式不同。如果深入观察它们的不同之处，就会发现隐藏在背后的相互依存关系。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发言的题目是《现代主义的乌托邦和“现在”的历史》。在发言中他强调把乌托邦思想看作是一种话语，而不是伪科学或超宗教的“科目”。作为一种话语，乌托邦思想应被看成是由不同的模式和类型组成。乌托邦话语的现代主义模式只有置于西方特有的关于“现代”的观念中才能被理解，而这种模式的典型是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海登·怀特认为，现代主义乌托邦中不存在宗教中所有的任何启示性、预示未来、拟古或超验的本质。它对社会建设历史方法的有效性表示怀疑。
海登·怀特从区分历史与乌托邦的传统观念出发，把现代社会的现实原则归于历史思想。他认为，历史不仅表现为历史研究的形式，而且表现为历史思想的所有现代样式，包括历史哲学和旨在揭露和理解当前全球化世界的时间结构的所有历史方法。而当前的世界就是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占绝对统治的世界。他强调这种现代性的现实，充斥我们社会的现实是地狱般的社会(按：原文为dystopia，是乌托邦的反意——笔者)。这种可怕的现实由历史思想在文化层面上反映出来就变成了一场不能苏醒过来的噩梦。历史反映时间变化的方式说明，现代社会的国家被看成是一种停顿，其表现是持久的非人道化，并摧毁任何克服它的革新。简言之，海登·怀特把当代资本主义看成是地狱般的社会，而历史思想所起的作用是维持它的灾难性的本质。那么，出路何在？只有乌托邦能够克服现实中持续的灾难。
这样，海登·怀特就开启了全新乌托邦思想的前景。传统的乌托邦思想是猖獗的资本主义噩梦的一部分。与此不同，全新的乌托邦思想是与我们对文化定向的需求相适应的，今天，它已在地平线上升起。吕森对此评议说，怀特教授没有详细论述这种新的动力，但他激进的分析是有说服力的。而且，他把从现代性噩梦中唤醒并逃出它的魔掌的潜在的示范力量看作是艺术。
英格·慕茨-库南(Inge Münz-Koenen)的发言题目是《乌托邦：对历史的回答——论历史与乌托邦两个概念的关系》。她的不少观点与海登·怀特有相似之处，但对今天社会的诊断不如怀特那么激进。她认同后现代主义关于“大叙述”已经终结的观念，认为这里包括乌托邦的传统形式的终结。在她看来，乌托邦思想是属于现代文化的过时的、方向性的形式。但她强调，这并不意味着乌托邦的终结。相反，乌托邦思想是人们超越给定条件的精神力量，这种超越力量往往可以触发精神热情。因而英格·慕茨-库南要在旧的乌托邦思想终结之后寻找一种新的乌托邦思想。
她通过分析新的媒体来寻找新的乌托邦，认为，新媒体在人的思维和现实世界之间建立了联系。在现实世界中，对现代化过程有效的关于空间和时间的旧的范畴都已不再有效。如今，对用现代的历史概念描述的过去来说，乌托邦已不再是超越它的未来；也不再是反对现实感知的想像。它已成为新的电子媒体所反映的实际的一种尺度。她与海登·怀特一样，认为这些新的乌托邦是对现实及植入其中的历史特征的挑战。新乌托邦是对全世界被美化了的现实的批判。她赞同海登·怀特认为新乌托邦的典型特征是艺术的看法，还举出两个有关电影的例子来说明今天的乌托邦思想的新形式：由于艺术，我们的现实世界转换成了一种美学实践，而这种实践是要在现实世界的束缚中追求自由。
下面介绍两个个案。意大利的弗朗卡·皮昂迪·纳利斯(Franca Biondi Nalis)在题为《埃蒂耶纳·卡贝在历史与乌托邦之间》的发言中用卡贝作为个案分析了历史与乌托邦的相互关系。卡贝(
tienne Cabet, 1788—1856)是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既是历史学家，在1839—1840年间发表了四卷本的《简明法国革命史》；也是空想主义者，在1839年发表了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这两部同时发表的著作是有互补性的。卡贝的历史研究使他认识到革命的根源在于糟糕的社会组织，而对它的治疗在于重新改造社会本身。他的乌托邦就是救治社会病症的药方。对卡贝来说，历史与乌托邦之间是没有矛盾的。乌托邦正是历史的结果。两者共同为某个时代提供了文化定向并指出了不远未来的前景。吕森对弗朗卡·皮昂迪·纳利斯的这篇论文评议道，作者所分析的这种互补关系针对的是19世纪的思想史，他没有说明，我们身处21世纪的当代人如何能够和应该怎样参考作为19世纪中期西方思想史典型的这个个案。美国的彼得·斯坦斯基(Peter Stansky)的发言题目是《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和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的历史语境》。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 1834—1896)是英国诗人、社会主义先驱者。他的《乌有乡消息》发表于1891年，描写了牧歌式的社会主义农村乌托邦景象。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是英国讽刺小说家。他的《一九八四年》完成于1949年，次年发表。彼得·斯坦斯基认为，这两个个案可以说明历史对于乌托邦的重要性。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可以被认为是描写乌托邦的优秀作品之一，而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年》则是有名的反乌托邦(即描写地狱般社会)的作品之一。两位作者都不是历史学家，但他们都有很深的历史意识，两部作品都与历史思想有关。这表现在它们都需要通过历史来表现乌托邦。
吕森对这篇论文的评议是，这两本书只把历史的积极作用归结为对历史思想的简单肯定。恰恰相反，历史再现的过去是存在潜在的乌托邦的，而这是只有通过非历史的方式，即乌托邦的思想来加以说明和再现的。换言之，历史与乌托邦是不能分割的。如果过去被看成是分割的，它就往往不能在历史的形式中再现，而只能在乌托邦的形式中再现。
希腊的安东尼斯·利阿科斯(Antonis Liakos)做了题为《关于〈但以理书〉的长期争论：对乌托邦和历史思想的评论》的发言。《但以理书》(Book of Daniel)是《圣经·旧约》的一卷，成书在公元前6世纪。安东尼斯以《但以理书》为个案，说明此书对西方历史理论的重要性。他同时又说明关于乌托邦概念的历史演变。他对历史与乌托邦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变化作了分析。在前现代时期，神学的末世学可以被看成是乌托邦的一种形式。在这个时期，基督教的神学末世学概念、历史和乌托邦都被作为一种论据调整在一起。到17世纪近代乌托邦思想出现时，这种关系结束了。历史和末世学分道扬镳。18世纪启蒙运动时，由于启蒙运动把时间带回到乌托邦的氛围中，历史和乌托邦有了新的综合。19世纪转向20世纪时，由于社会科学的出现，乌托邦与历史持续的相遇。譬如，现代化概念在社会科学以及历史研究中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它是把乌托邦对未来的观点和对过去经验的看法整合在一起。
安东尼斯·利阿科斯区分出三种话语，在其中历史和乌托邦是相融合的。在第一种话语中，乌托邦使历史有意义。其代表是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 1893—1947)。在第二种话语中，乌托邦变成地狱般的社会。在那里，历史的丧失是场噩梦。它造成了与旧的古典的乌托邦的差别。这种话语的代表是乔治·奥威尔。在第三种话语中，过去本身会给未来提供新的价值。对过去的怀旧情绪会喂养乌托邦，使它有可能重建过去以反对现在。这种话语的代表是E. P. 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 1924—1993)。
荷兰的安通·德·贝茨(Antoon De Baets)的发言题目是《一种成功的乌托邦：关于人的尊严的学说》。他与其他报告人不同，不是直接论述历史与乌托邦的问题，而是阐述现代社会一条基本的文化原则：人的尊严概念。他从几个方面来阐述这条原则，认为在人的尊严概念中包含乌托邦的成分，也就是说，在尊严和乌托邦之间存在着某些共同的基础。但是在人的尊严的概念中也存在另一些反乌托邦的因素。
吕森在总结时指出，多数论文同意：进入21世纪时，迄今存在的乌托邦与历史之间的差别和相互关系已经走向终结，而新的乌托邦同时开始出现。传统的乌托邦思想的发展动力已经耗尽。现代社会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危机迫切要求一种新的乌托邦。现代概念的乌托邦已经终结，但人类的思想依然充满活力，反映这种活力的新的乌托邦形式正在形成，艺术是它的范式。
至于历史，吕森同意海登·怀特的说法，即现代形式的历史思想及其反乌托邦的逻辑已经终结，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思想已经终结。相反，正如乌托邦思想今天已经重新形成一样，历史也同样在重新形成。简言之，历史再现的是过去的经验，而我们需要这些经验是为了在给定的世界环境中寻找我们的道路。在承受不人道的结构的情况下，我们的充沛的思想推动我们走向人道的境界。在这个运动中，乌托邦和历史是综合在一起的，而我们自己正生活在这综合之中。(陈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