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中国亚述学研究述略
国洪更/陈德正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1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5年05期第121～128页
【作者简介】国洪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陈德正，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聊城 252059）
古代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近三千年的时间里，古代两河流域人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然而，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1世纪，在外来民族的征服和同化过程中，古代两河流域文化逐渐泯灭了。尽管希腊一些史家的作品和希伯来人的《旧约》保存了一些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信息，但其资料多源于道听途说的传闻，且文学虚构多于历史真实，因此很难视为信史（注：马丁·L.威斯特等：《西方思想中的古代近东》（Martin L. West et al.,“The Ancient Near East in Western Thought”），J. M. 沙逊主编：《古代近东文明》第一卷（J. M. Sasson, ed., Civilization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vol. 1），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耐尔兄弟出版社1995年版，第33—93页。）。在19世纪初，从中世纪开始的欧洲旅行家探索东方的零星的个人行为，发展为大规模有组织的西亚考古活动，大量楔形文字泥板被发掘出土，欧洲许多学者尝试释读楔形文字，至19世纪中叶才基本获得成功（注：由于楔形文字释读者的研究成果并没有马上为公众所承认，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于是在1857年组织专门的委员会对四位学者释读的同一篇楔形文字铭文的译文进行鉴定，结果表明四家的译文基本相同，楔形文字释读者的成果始得社会承认。因此1857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组织的鉴定往往被视为亚述学诞生的标志。关于早期的西亚考古活动和楔形文字的释读过程，参见拱玉书：《西亚考古史》，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31—67页。）。在楔形文字发掘和释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门通过楔形文字文献研究古代两河流域的语言、历史与文化的综合性学科——亚述学（Assyriology）。从此以后，各国学者开始从各个角度研究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古代两河流域文化逐渐呈现在世人面前（注：关于亚述学研究的概况，参见于殿利：《古代两河流域史的研究概况》，载刘家和、廖学盛主编：《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130页。）。早在明末清初，零星的古代两河流域历史知识就已传入中国，但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国亚述学才得以初步创建，并且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解放前中国知识分子对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介绍
从16世纪80年代到18世纪中叶，耶稣会传教士东来中国，旨在传播天主教教义，宣扬天主教精神，但同时也把西方文化带进了中国，其中就有一些古代两河流域的史地知识。例如，1623年，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用中文撰写《职方外纪》一书，该书提到了古代两河流域历史，尤详于八别塔的传说和巴比伦城的空中花园（注：艾儒略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中华书局2000年版。）。清康熙年间，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用中文著《坤舆图说》一书，其中也提到了巴比伦城和空中花园的形制及建造过程（注：南怀仁：《坤舆图说》卷下《七奇图》，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5页。）。遗憾的是，明清士大夫把这些海外知识“视同邹衍谈天目，笑存而已”（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根本不予接受。这种对世界史地知识的怀疑和排斥，使耶稣会士引介的古代两河流域史地知识难以在更大范围内传播。
鸦片战争的失败深深地刺激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搜集西方传教士用中文撰写的书籍，访问来华的西方人士，研究西方文化，其中一些著作就涉及了古代两河流域的知识。例如，1843年，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提到了巴比伦（注：魏源：《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页。）；1848年，徐继畲在《瀛寰志略》记载了古巴比伦和亚述的历史，并且指出巴庇伦（即巴比伦）为“西土第一国”（注：徐继畲：《瀛寰志略》，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169—171页。）。然而，在此期间，由于亚述学尚未诞生，西方人的古代两河流域知识主要来自希腊古典作家和《圣经》的记载，其中不乏谬误。通过西方传教士带来的二手材料，中国知识分子获得的两河流域知识是模糊的。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的一些驻外使节和其他旅欧美人士，接触到了有关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一手材料，并在他们的游记中多有记述。1876年，江宁（今南京）商人李圭赴英国参观了大英博物馆，见到了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并称之为“树叶书，若钟鼎文”（注：李圭：《环游地球新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2页。）。1876—1879年，清政府官员郭嵩焘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后兼使法国，为常驻西方国家的第一位中国外交官。郭嵩焘在处理外交公务之余，参观了大英博物馆，并与该馆东方学学者贝尔治讨论楔形文字的特点及其释读过程（注：郭嵩焘：《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1982年版，第744页。）。在回国途中，郭嵩焘读了英国人高丕第著《古国鉴略》，作了八大文明古国历史的笔记，其中就有巴比伦和亚述两国历史沿革的概述（注：郭嵩焘：《郭嵩煮日记》，第792—796页。）。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海外，两人对古代两河流域的历史文化有了深刻的认识。梁启超旅居芝加哥时，曾思索西方文明的渊源，指出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是希腊罗马文化的源头（注：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7页。）。康有为在意大利参观罗马尼顺那博物院，见到了古代两河流域的历史文物，断定古代两河流域文化是继埃及文化而开化的第二个文明。（注：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1页。）
晚清时期，一些比较专业的两河流域知识开始被译介到中国。国内出版的一些杂志，刊登了一些介绍了古代两河流域知识的文章。其中，《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连载了美国传教士韦廉臣的文章。较详细地叙述了巴比伦和亚述帝国的历史沿革，并评述了两河流域古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注：韦廉臣：《巴比伦亚述力亚纪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77年第410—412卷。）。《万国公报》刊登季理雯的文章，介绍了巴比伦的空中花园（注：季理雯：《世界八大奇观纪》，《万国公报》1893年第207卷。）。尤其可贵的是，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人北村三郎著、赵必振译的《亚西里亚巴比伦史》，此书是中国出版的最早的一本关于古代两河流域历史的译著，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两河流域的历史与文化。随着清末新式学堂的兴起，西洋历史成为一门重要的课程，有关人士和机构编译出版了为数可观的西洋史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中均有关于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内容。
在晚清旅欧美人士游记中，虽然有关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记述是零碎的，但却是中国知识分子通过第一手材料形成的对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直接印象。相关外国专著的译介更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上述著述使中国人对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在中国人认识亚述学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介绍更趋广泛深入。首先，大量专业的亚述学知识被译介到中国。1912年，陈裕菁撰《上古巴比伦法典》一文，介绍了《汉穆拉比法典》的发现及其主要内容。（注：陈裕菁：《上古巴比伦法典》，载《法政杂志》1912年第2卷第1号。）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山西大学堂译、P. V. N. 米埃尔斯著的《万国通史》，该书不但在相关章节中叙述了古代两河流域的历史沿革，而且涉及了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建筑、艺术以及图书馆等（注：P. V. N. 米埃尔斯，山西大学堂译：《万国通史》，商务印书馆民国六年版，第36—54页。）。1927年，神话学家黄石在介绍世界各国的神话时，概述了多部巴比伦神话（注：黄石：《神话研究》，开明书店1927年版，198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重印，第101—150页。）。1932年，著名作家朱自清参观柏林的博物馆，在近东古迹院里，看到德国东方学会发掘的巴比伦和亚述文物，对古代两河流域的艺术有了深刻的印象（注：朱自清：《欧游杂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7页。）。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日本人中原与茂九郎、杉男著、杨炼译的《西南亚细亚文化史》，本书不但概述了古代两河流域各时期的历史文化，并且探讨了古代两河流域文化的源泉。同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C. 爱德华兹著、沈大珪译的《罕穆刺俾法典》（即《汉穆拉比法典》），本书不但叙述了法典的发现，介绍了法典的条文及其注释，而且比较了与摩西法律的异同。其次，一些知识分子撰介绍亚述学知识。如，郁伽撰文介绍古代两河流域的考古成就，尤详于巴比伦和乌尔两城（注：郁伽：《巴比伦古城的发现》，载《东方杂志》1927年第24卷第22号，第91—96页。）；颜虚心撰文介绍欧洲学者研究埃及象形文字和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的历史，其中就有楔形文字的特征及其释读过程的概述（注：颜虚心：《欧人近东古文字学研究历程》，载《东方杂志》1940年第37卷第9号，第33—44页。）。徐球撰文比较了巴比伦城的空中花园与古代中国的园林（注：徐球：《黄帝之囿与巴比伦之悬园》，载《地学杂志》1931年18卷163号。）。陈廷璠撰文比较了巴比伦与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注：陈廷璠：《巴比伦与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1934年第3卷第2期。）。再次，古代两河流域历史还被编进各级世界历史教科书中。例如，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思爵主编的初级中学用《新时代世界史教科书》，在上册中介绍了古代两河流域种族的变换和政权的更迭（注：王思爵：《新时代世界史教科书》上册，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六年版，第18—21页。）。1946年，北新书局出版了杨人楩编的《高中外国史》，该书在“两河流域文化”部分中谈到两河流域各时期的历史与文化。（注：杨人楩：《高中外国史》上册，业新书局民国三十五年版，第50—56页。）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谷城的大学教学讲稿《世界通史》，该书用一定的篇幅介绍了古代两河流域的历史沿革及其主要文化成就。（注：周谷城：《世界通史》第一册，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八年版，第71—99页。）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我国与两河流域相隔万里，但仍有少量刻有楔形文字的古代两河流域文物在解放前流入我国。根据两块马骨化石的收藏者薛慎微所撰的《记骨化石楔形文字崖略》一文记载，1928年，一文物收藏者持一拓片请甲骨文大师罗振玉释译，罗氏根据文字“直行、方框、像形”等特征，猜测拓片上的文字可能是殷商之前的中国文字；然而，由于未见原物，故不敢妄下结论，嘱其弟子薛慎微物色原件。薛慎微不忘先生之嘱，于1936年发现罗振玉提及的拓片原物，经过辗转，从古董商王栋庭手中购得马骨化石，可惜罗振玉已经去世（注：施安昌：《故宫新收骨化石铭刻（楔形文字）的情况》，《故宫博物院院刊》1987年第2期，第33页。）。经吴宇虹鉴定，马骨化石上的铭文系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其中一块是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国王居鲁士泥圆柱的手抄本，原件藏在大英博物馆，讲的是公元前539年居鲁士攻克巴比伦城的情形；另一块马骨化石，由于破损严重而无法释读（注：吴宇虹：《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楔文居鲁士泥圆柱马骨化石铭文抄件》，《故宫博物院院刊》1987年第2期，第34—36页。）。除上述带有楔形文字的马骨化石外，原北京图书馆金石部的曾毅公，还藏有两片楔形文字铭文拓片，曾氏的两片拓片是从两块泥板残片上拓的，其题字云：“古回教经匋（陶）片，中央亚细亚出土，夔德义牧师藏”。经吴宇虹鉴定，这两片楔形文字拓片系亚述帝国晚期的文字，但由于拓的效果不好而无法释读（注：吴宇虹：《对古埃及蜣螂印和两片亚述楔文拓片的鉴定》，《中国文物报》1996年11月10日。）。可见，尽管刻有楔形文字的古代两河流域文物在解放前就流入中国，但当时国内并没有人能够读懂其中的楔形文字，亚述学研究更无从谈起。
可以看出，与晚清相比，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对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介绍更加广泛深入，甚至个别学者已接触并试图解读楔形文字。然而，就学科意义而言，中国知识分子只是介绍和普及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尚未进入亚述学研究的学术层面。
新中国初期的中国古代两河流域史的教学与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包括科学教育在内的各项事业迅速恢复发展起来。1955—1957年，受教育部委托，东北师范大学举办了全国性的世界古代史专业的教师进修班，苏联专家阿·尼·格拉德舍夫斯基讲授的“世界古代史”的第二部分，就是包括古代两河流域史在内的古代东方史。1957年，在林志纯的指导下，教师进修班学员从俄文翻译了一批古代两河流域的原始文献。刘文鹏翻译了古巴比伦王朝时期的书信和法律文书（注：刘文鹏：《汉穆拉比书简》，载《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1957年第2期，第62—67页；刘文鹏：《古巴比伦第一王朝时代（公元前1894—前1595年）的私法文书》，载《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1957年第2期，第53—55页。）；涂厚善、刘家和、陈有锵等翻译了中亚述时期的法典（注：涂厚善、刘家和、陈有锵：《亚述法典》，载《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1957年第6期，第33—35页。）；张殿吉翻译了新巴比伦时期的法律判决书（注：张殿吉：《新巴比伦法庭判决汇编》，载《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1957年第6期，第56—58页。）。在以俄为师的浪潮中，多部涉及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苏联学者的著作被译成中文，主要有：贾可诺夫、马加辛涅尔著的《巴比伦皇帝哈谟拉比法典与古巴比伦法解说》（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4年），司徒卢威著的《古代的东方》（陈文林、贾刚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年），阿甫基耶夫著的《古代东方史》（王以铸译，三联书店，1956年），弗兰采夫主编、贾可诺夫、伊林基谢略夫和斯特鲁威编著的《世界通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9年）。苏联专家阿·尼·格拉德舍夫斯基为教师进修班讲授古代东方史，被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译成中文（《古代东方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1958年，三联书店出版了捷克学者俾德利克·赫罗兹尼著《亚细亚·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谢德风、孙秉风译）。为配合高校世界古代史教学，林志纯还根据俄文的译文编译了一批世界古代史的原始材料，其中就有不少古代两河流域的原始材料。（注：林志纯：《古代埃及和古代两河流域》，三联书店1957年版；林志纯：《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外国专家的教学和有关专著的翻译开阔了中国学者的视野，而古代两河流域原始史料的译介则为中国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创造了条件。
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学术界进行的古代两河流域历史研究中，有关古巴比伦社会性质的讨论最为引人注目。1953年，童书业指出古巴比伦社会是奴隶制社会，公社制残余严重一点（注：童书业：《从古巴比伦社会形态认识古代东方社会的特性》，载《文史哲》1953年第1期，第42—49页。）。在讨论中国古代史分期的过程中，童氏独辟蹊径， 试图借鉴古代两河流域的社会分期来解决中国的古史分期问题，提出古巴比伦社会是封建社会初期的观点。（注：童书业：《从租佃制度与隶属农民的身份探讨古巴比伦社会的性质》，载《历史研究》1956年第5期，第17—36页。）此文一经刊发，即在中国学术界引发了关于古巴比伦社会性质的讨论。林志纯首先与童书业展开论战，认为把乌尔第三王朝的崩溃与古巴比伦的兴起看作奴隶制向封建制的更替时期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注：林志纯：《我们在研究古代史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评童书业〈从租佃制度与隶属农民的身份探讨古巴比伦社会的性质〉》，载《历史研究》，1956年第12期，第1—27页。）。后来，孙道天也加入到古巴比伦社会性质的讨论中，认为古巴比伦社会不是封建社会的开端。（注：孙道天：《与童书业先生论古巴比伦的社会性质》，载1956年12月20日《光明日报》《史学双周刊》。）童书业积极应战，仍坚持古巴比伦社会是封建社会初期的观点（注：童书业：《论奴隶在巴比伦的地位和待遇—兼答孙道天、日知二先生关于巴比伦社会性质的讨论》，载《学术月刊》1957年第5期，第46—54页和第6期第69—75页。）。林志纯认为，在掌握古代两河流域的原始材料不多的情况下，讨论古巴比伦社会性质是不现实的（注：林志纯：《敬答童书业先生》，载《学术月刊》1957年第8期，第96页。）。童书业的上述两篇文章，加上讨论一篇古巴比伦家族形态的文章，以及一篇讨论中国战国秦汉时代社会性质的文章，编成《古巴比伦社会制度试探》一书（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此书出版后，李永采再次对童书业的观点进行批判，提出古巴比伦社会是奴隶社会早期阶段的观点（注：李永采：《对童书业先生有关巴比伦社会制度论著的几点意见》，载《山东大学学报》（历史）1959年第1期，第19—36页。）。
同其他学科一样，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教学与研究的突出特点就是以俄为师，中国学者的视野被限制在苏联模式提供的体系框架内，中国学者关于古巴比伦社会性质的讨论就是在这个框架内进行的。然而，学习苏联是当时环境中中国学术界惟一的选择。而尤为可贵的是，在论战的过程中，中国学者逐渐意识到楔形文字原始材料对于古代两河流域史研究的重要性（注：林志纯：《敬答童书业先生》，载《学术月刊》1957年第8期，第96页。），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正常的学术活动被迫中断，中国亚述学这株本很脆弱的幼芽也几乎被摧折窒息。
改革开放后中国亚述学的创建与迅速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亚述学同其他学科一样，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创建中国亚述学的过程中，老一辈学者给予极大的关注。1978年，林志纯组织部分世界古代史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召开座谈会，商讨包括亚述学在内的空白学科的学科建设问题。在林志纯的努力下，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购进了一批欧美学者的亚述学专著，还翻译了法国学者拉巴的《阿卡德语碑铭手册》（R. Labat, Manuel d' Epigraphie Akkadinne, Pairs: Imprimerie Nationale de France, 1976）。1985年，史学前辈周谷城、吴于廑和林志纯联名呼吁：“研究埃及古代文字、苏美尔·阿卡德文字，迈锡尼古代文字以及古典希腊文字等，通过这些古文字基础以掌握有关的材料，进而研究和理解这些古文明”。（注：周谷城、吴于廑、林志纯：《古典文明研究在我国的空白必须填补》，载《世界历史》1985年第1期，第2页；后来此文又用英文发表在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1986年第1期，第3页。）1979年成立的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除了在历次年会上设西亚北非组，专门讨论古代西亚北非史的问题外，还组织了5次专门的西亚北非史学术会议，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两河流域史的关注。从80年代起，我国学者开始走出国门，赴欧美各国学习亚述学。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杨炽，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亚述学博士学位；1985年，吴宇虹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攻读亚述学硕士学位，后转入伯明翰大学攻读亚述学博士学位；1986年，拱玉书赴德国格廷根大学，后转入慕尼黑大学攻读亚述学博士学位；1988年，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学习班的毕业生才晓颖，赴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攻读亚述学博士学位；1989年，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亚述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徐凡席，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亚述学博士学位。
1984年，教育部高教一司发出了（84）教高一司字054号文件，决定在东北师范大学建立中国第一个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拨专款购买亚述学、赫梯学、埃及学和西方古典学专业图书杂志；每年聘请3—4位欧美国家专家，讲授亚述学、赫梯学、埃及学和西方古典学，创办世界古典文明史学习班，招收国内重点大学高年级学生，并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1986年，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创办了以外文出版的国际年刊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中文名为《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主要发表亚述学、赫梯学、埃及学和西方古典学专业的文章，成为我国学者发表研究成果和进行国际交流的重要渠道。1987年，我国第一位亚述学博士杨炽及其丈夫杨达悟（加拿大人）到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任教；1993年，吴宇虹获亚述学博士学位后，回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任教；1994年，拱玉书获亚述学博士学位后，到北京大学东方学系任教。
与新中国初期相比，改革开放后，中国亚述学教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教学方针上，从照搬苏联模式转变为全面借鉴欧美各国的经验。在人才培养方面，从聘请苏联专家举办进修班，转变为创办研究所、聘请欧美专家进行正规的亚述学教学与优秀学生赴欧美各国深造并重。在教学方法上，从利用二手资料，转变学习楔形文字，利用一手材料。到目前为止，中国拥有亚述学专业图书近3000册，专业杂志达10余种，《芝加哥亚述语字典》（The Assyrian Dictionary of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和《阿卡德语字典》（Akkadisches Handworterbuch）等工具书基本齐备。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东方学系，都可以培养亚述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开展规范的亚述学研究。至此，中国的亚述学基本建立起来。
在不足20年的时间内，中国的亚述学学者不但在国内外学术杂志物上发表了许多颇有分量的论文，而且在国内外出版了几部具有国际影响的专著，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首先，楔形文字是中国亚述学学者关注的重点。拱玉书介绍了美国学者史蔓特—白斯拉特的陶筹变字理论，指出楔形文字不是起源于图画，而是直接由三维的陶筹演变而来（注：拱玉书：《楔形文字起源新论》，《世界历史》1997年第4期，第59—66页。）。1993年，拱玉书在德国出版了Studien zur Bildung and Entwicklung der keilschriftzeichen（《楔形文字的起源和构成》）一书（注：拱玉书：Studien zur Bildung und Entwicklung der keilschriftzeichen（《楔形文字的起源和构成》），Hamburg: Kavac Verlag, 1993年版。），用中国汉字“六书”理论，解释了楔形文字的造字方法；2000年，拱玉书又在德国出版了Die Namen der Keilschriftzeichen（《楔形文字字名研究》）（注：拱玉书：Die Namen der Keilschriftzeichen（《楔形文字字名研究》），Münster: Ugaric Verlag, 2000年版。）一书，对楔形文字的字名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解释各类楔形文字词组的意义。其次，中国亚述学学者在古代两河流域政治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1994年，吴宇虹出版了英文专著：A Political History of Eshnuna, Mari, and Assyria（《埃什嫩那、马瑞、亚述三国政治史》），运用书信等一手材料，研究了古巴比伦前期古代两河流域三个主要国家历史，指出没有强有力的政治联盟是其被古巴比伦王国兼并的主要原因。（注：吴宇虹：A Political History of Eshnuna, Mari, and Assyria（《埃什嫩那、马瑞、亚述三国政治史》），长春：《世界古典文明研究杂志》1994年增刊第2号。）此外，吴宇虹回顾了古代两河流域的长老会发展演变的历史，指出随着王权的增长，长老会的职权逐渐削弱，而沦为国王的陪衬和咨询机构（注：吴宇虹：《古代两河流域的长老会》，载《世界历史》1997年第2期，第76—83页。）。再次，中国亚述学学者还参与了国际亚述学界广泛关注的两河流域年代学的讨论。吴宇虹总结了古代两河流域的纪年方法和年代确定方法，指出日蚀、月蚀和其他天文现象是循环出现的，只有准确地理解记载天文现象的历史背景，充分地研究文献提供的相对年代数据，才能筛选出一个不容置疑年值（注：吴宇虹：《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史年代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第118—136页。）。第四，《汉穆拉比法典》是中国亚述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根据东北师范大学亚述学学生的翻译练习，杨炽翻译出版了《汉穆拉比法典》（注：杨炽：《汉穆拉比法典》，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于殿利研究了《汉穆拉比法典》的有关条款和有关的原始材料，指出古巴比伦商人不是王室的依附者，而是属于自由民阶级（注：于殿利：《试论〈汉谟拉比法典〉中商人的社会等级地位》，载《比较法研究》1994年第1期，第35—42页。）；于殿利还提出《汉穆拉比法典》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原则，不是原始社会的残余，而是体现了立法者对人的尊重（注：于殿利：《巴比伦法的人本观初探——兼与传统的同态复仇原始残余说商榷》，载《世界历史》1997年第6期，第67—73页。）。第五，两河流域社会史是中国亚述学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吴宇虹与曲天夫利用中国古代“刑牲而盟”的理论，解释了古代两河流域盟誓用牲等级差别（注：吴宇虹、曲天夫：《古代中国和两河流域的“刑牲而盟”》，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第63—67页。）；吴宇虹还研究了古代两河流域的狂犬病问题（注：吴宇虹：“Rabies and Rabid Dogs in Sumerian and Akkadian Literature”（《苏美尔和阿卡德语文献中的狂犬病和狂犬》，载《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2001年第121卷第1期，第32—43页。）。最后，中国亚述学学者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还编撰学术色彩较强的普及性论著，向国人介绍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一般知识。例如，于殿利、郑殿华合著的《巴比伦古文化探研》（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较全面地介绍了古代两河流域文字、文学、法律和社会生活；拱玉书编著的《苏美尔文明探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介绍了苏美尔文明的楔形文字、滚筒印和塔庙等文化成就。
中国亚述学建立后，中国亚述学研究突破了苏联模式，实现了与国际同行进行对话的飞跃，在国际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首先，中国亚述学研究水平得到了国际同行的承认和肯定，一些外国专业学术杂志发表了我国学者的学术论文，国外的出版机构出版了我国学者的著作。其次，中国亚述学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际同行的注意，多次邀请中国亚述学学者出席国际亚述学大会。我国学者先后参加了1986年（法国巴黎）、1989年（比利时根特）、1992年（德国海德堡）、1998年（美国哈佛大学）和2002年（荷兰莱顿）的国际亚述学大会，并宣读论文，在国际亚述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再次，中国亚述学学者的研究赢得了国际同行的尊重，邀请中国学者参加亚述学国际项目。1998年，拱玉书获德国洪堡奖学金，赴德国进行楔形文字字名研究。1998—1999年，吴宇虹赴美国，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客座研究员，参加了《苏美尔字典》（The Sumerian Dictionary）的编撰工作。最后，中国的亚述学教学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中国培养的亚述学学生顺利取得国外全额奖学金。赴国外深造。1996年，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亚述学硕士研究生丁迅，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亚述学博士学位；2001年，北京大学东方学系亚述学硕士研究生欧阳晓莉，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亚述学博士学位。我国的亚述学的迅速发展，还吸引了外国的研究生。1998年，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亚述学硕士研究生Magnus Widell（马格努斯·维德尔），不远万里慕名来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深造，经过三年的正规学习，获亚述学博士学位。2003年，维德尔获得全额奖学金资助，赴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工作。
尽管中国亚述学研究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的亚述学研究尚存在明显不足：一是缺乏系统完整的研究，而且没有出现热烈的学术讨论；二是仅有个别高校开展了较正规的亚述学教学和研究。同时，中国亚述学也面临着发展契机：随着国家对基础人文学科的重视，政府对亚述学的财力投入将逐渐增加；21世纪信息技术的发展，大量楔形文字原始文献在因特网上公开发表使亚述学学者可以更加方便快捷地获得楔形文字文献，这对资料积累不多的中国亚述学而言，其意义尤为重要。中国的亚述学学者必须抓住历史赋予的机遇，总结中国亚述学研究的经验教训，在追踪国际亚述学研究的同时，将其与中国的世界古代史教学和研究结合起来，扩大亚述学在中国学术界乃至文化界的影响，使国人了解亚述学、关心亚述学，为亚述学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氛围。同时，总结近20年来亚述学人才培养的经验，在不放松打下较为扎实的亚述学研究基础的情况下，适当增加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神话等学科的课程，以开阔学生的视野，活跃学生的思维，提高中国亚述学学生的整体素质，主动应对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我们深信，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的亚述学必将获得更加良好的发展条件，中国的亚述学研究大有可为。^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1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5年05期第121～128页
【作者简介】国洪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陈德正，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聊城 252059）
解放前中国知识分子对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介绍
从16世纪80年代到18世纪中叶，耶稣会传教士东来中国，旨在传播天主教教义，宣扬天主教精神，但同时也把西方文化带进了中国，其中就有一些古代两河流域的史地知识。例如，1623年，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用中文撰写《职方外纪》一书，该书提到了古代两河流域历史，尤详于八别塔的传说和巴比伦城的空中花园（注：艾儒略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中华书局2000年版。）。清康熙年间，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用中文著《坤舆图说》一书，其中也提到了巴比伦城和空中花园的形制及建造过程（注：南怀仁：《坤舆图说》卷下《七奇图》，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5页。）。遗憾的是，明清士大夫把这些海外知识“视同邹衍谈天目，笑存而已”（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根本不予接受。这种对世界史地知识的怀疑和排斥，使耶稣会士引介的古代两河流域史地知识难以在更大范围内传播。
鸦片战争的失败深深地刺激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搜集西方传教士用中文撰写的书籍，访问来华的西方人士，研究西方文化，其中一些著作就涉及了古代两河流域的知识。例如，1843年，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提到了巴比伦（注：魏源：《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页。）；1848年，徐继畲在《瀛寰志略》记载了古巴比伦和亚述的历史，并且指出巴庇伦（即巴比伦）为“西土第一国”（注：徐继畲：《瀛寰志略》，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169—171页。）。然而，在此期间，由于亚述学尚未诞生，西方人的古代两河流域知识主要来自希腊古典作家和《圣经》的记载，其中不乏谬误。通过西方传教士带来的二手材料，中国知识分子获得的两河流域知识是模糊的。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的一些驻外使节和其他旅欧美人士，接触到了有关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一手材料，并在他们的游记中多有记述。1876年，江宁（今南京）商人李圭赴英国参观了大英博物馆，见到了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并称之为“树叶书，若钟鼎文”（注：李圭：《环游地球新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2页。）。1876—1879年，清政府官员郭嵩焘任出使英国钦差大臣，后兼使法国，为常驻西方国家的第一位中国外交官。郭嵩焘在处理外交公务之余，参观了大英博物馆，并与该馆东方学学者贝尔治讨论楔形文字的特点及其释读过程（注：郭嵩焘：《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1982年版，第744页。）。在回国途中，郭嵩焘读了英国人高丕第著《古国鉴略》，作了八大文明古国历史的笔记，其中就有巴比伦和亚述两国历史沿革的概述（注：郭嵩焘：《郭嵩煮日记》，第792—796页。）。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海外，两人对古代两河流域的历史文化有了深刻的认识。梁启超旅居芝加哥时，曾思索西方文明的渊源，指出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是希腊罗马文化的源头（注：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7页。）。康有为在意大利参观罗马尼顺那博物院，见到了古代两河流域的历史文物，断定古代两河流域文化是继埃及文化而开化的第二个文明。（注：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1页。）
晚清时期，一些比较专业的两河流域知识开始被译介到中国。国内出版的一些杂志，刊登了一些介绍了古代两河流域知识的文章。其中，《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连载了美国传教士韦廉臣的文章。较详细地叙述了巴比伦和亚述帝国的历史沿革，并评述了两河流域古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注：韦廉臣：《巴比伦亚述力亚纪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77年第410—412卷。）。《万国公报》刊登季理雯的文章，介绍了巴比伦的空中花园（注：季理雯：《世界八大奇观纪》，《万国公报》1893年第207卷。）。尤其可贵的是，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日本人北村三郎著、赵必振译的《亚西里亚巴比伦史》，此书是中国出版的最早的一本关于古代两河流域历史的译著，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两河流域的历史与文化。随着清末新式学堂的兴起，西洋历史成为一门重要的课程，有关人士和机构编译出版了为数可观的西洋史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中均有关于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内容。
在晚清旅欧美人士游记中，虽然有关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记述是零碎的，但却是中国知识分子通过第一手材料形成的对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直接印象。相关外国专著的译介更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上述著述使中国人对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在中国人认识亚述学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介绍更趋广泛深入。首先，大量专业的亚述学知识被译介到中国。1912年，陈裕菁撰《上古巴比伦法典》一文，介绍了《汉穆拉比法典》的发现及其主要内容。（注：陈裕菁：《上古巴比伦法典》，载《法政杂志》1912年第2卷第1号。）191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山西大学堂译、P. V. N. 米埃尔斯著的《万国通史》，该书不但在相关章节中叙述了古代两河流域的历史沿革，而且涉及了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建筑、艺术以及图书馆等（注：P. V. N. 米埃尔斯，山西大学堂译：《万国通史》，商务印书馆民国六年版，第36—54页。）。1927年，神话学家黄石在介绍世界各国的神话时，概述了多部巴比伦神话（注：黄石：《神话研究》，开明书店1927年版，198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重印，第101—150页。）。1932年，著名作家朱自清参观柏林的博物馆，在近东古迹院里，看到德国东方学会发掘的巴比伦和亚述文物，对古代两河流域的艺术有了深刻的印象（注：朱自清：《欧游杂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7页。）。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日本人中原与茂九郎、杉男著、杨炼译的《西南亚细亚文化史》，本书不但概述了古代两河流域各时期的历史文化，并且探讨了古代两河流域文化的源泉。同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C. 爱德华兹著、沈大珪译的《罕穆刺俾法典》（即《汉穆拉比法典》），本书不但叙述了法典的发现，介绍了法典的条文及其注释，而且比较了与摩西法律的异同。其次，一些知识分子撰介绍亚述学知识。如，郁伽撰文介绍古代两河流域的考古成就，尤详于巴比伦和乌尔两城（注：郁伽：《巴比伦古城的发现》，载《东方杂志》1927年第24卷第22号，第91—96页。）；颜虚心撰文介绍欧洲学者研究埃及象形文字和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的历史，其中就有楔形文字的特征及其释读过程的概述（注：颜虚心：《欧人近东古文字学研究历程》，载《东方杂志》1940年第37卷第9号，第33—44页。）。徐球撰文比较了巴比伦城的空中花园与古代中国的园林（注：徐球：《黄帝之囿与巴比伦之悬园》，载《地学杂志》1931年18卷163号。）。陈廷璠撰文比较了巴比伦与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注：陈廷璠：《巴比伦与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1934年第3卷第2期。）。再次，古代两河流域历史还被编进各级世界历史教科书中。例如，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思爵主编的初级中学用《新时代世界史教科书》，在上册中介绍了古代两河流域种族的变换和政权的更迭（注：王思爵：《新时代世界史教科书》上册，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六年版，第18—21页。）。1946年，北新书局出版了杨人楩编的《高中外国史》，该书在“两河流域文化”部分中谈到两河流域各时期的历史与文化。（注：杨人楩：《高中外国史》上册，业新书局民国三十五年版，第50—56页。）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谷城的大学教学讲稿《世界通史》，该书用一定的篇幅介绍了古代两河流域的历史沿革及其主要文化成就。（注：周谷城：《世界通史》第一册，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八年版，第71—99页。）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我国与两河流域相隔万里，但仍有少量刻有楔形文字的古代两河流域文物在解放前流入我国。根据两块马骨化石的收藏者薛慎微所撰的《记骨化石楔形文字崖略》一文记载，1928年，一文物收藏者持一拓片请甲骨文大师罗振玉释译，罗氏根据文字“直行、方框、像形”等特征，猜测拓片上的文字可能是殷商之前的中国文字；然而，由于未见原物，故不敢妄下结论，嘱其弟子薛慎微物色原件。薛慎微不忘先生之嘱，于1936年发现罗振玉提及的拓片原物，经过辗转，从古董商王栋庭手中购得马骨化石，可惜罗振玉已经去世（注：施安昌：《故宫新收骨化石铭刻（楔形文字）的情况》，《故宫博物院院刊》1987年第2期，第33页。）。经吴宇虹鉴定，马骨化石上的铭文系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其中一块是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国王居鲁士泥圆柱的手抄本，原件藏在大英博物馆，讲的是公元前539年居鲁士攻克巴比伦城的情形；另一块马骨化石，由于破损严重而无法释读（注：吴宇虹：《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楔文居鲁士泥圆柱马骨化石铭文抄件》，《故宫博物院院刊》1987年第2期，第34—36页。）。除上述带有楔形文字的马骨化石外，原北京图书馆金石部的曾毅公，还藏有两片楔形文字铭文拓片，曾氏的两片拓片是从两块泥板残片上拓的，其题字云：“古回教经匋（陶）片，中央亚细亚出土，夔德义牧师藏”。经吴宇虹鉴定，这两片楔形文字拓片系亚述帝国晚期的文字，但由于拓的效果不好而无法释读（注：吴宇虹：《对古埃及蜣螂印和两片亚述楔文拓片的鉴定》，《中国文物报》1996年11月10日。）。可见，尽管刻有楔形文字的古代两河流域文物在解放前就流入中国，但当时国内并没有人能够读懂其中的楔形文字，亚述学研究更无从谈起。
可以看出，与晚清相比，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对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介绍更加广泛深入，甚至个别学者已接触并试图解读楔形文字。然而，就学科意义而言，中国知识分子只是介绍和普及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尚未进入亚述学研究的学术层面。
新中国初期的中国古代两河流域史的教学与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包括科学教育在内的各项事业迅速恢复发展起来。1955—1957年，受教育部委托，东北师范大学举办了全国性的世界古代史专业的教师进修班，苏联专家阿·尼·格拉德舍夫斯基讲授的“世界古代史”的第二部分，就是包括古代两河流域史在内的古代东方史。1957年，在林志纯的指导下，教师进修班学员从俄文翻译了一批古代两河流域的原始文献。刘文鹏翻译了古巴比伦王朝时期的书信和法律文书（注：刘文鹏：《汉穆拉比书简》，载《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1957年第2期，第62—67页；刘文鹏：《古巴比伦第一王朝时代（公元前1894—前1595年）的私法文书》，载《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1957年第2期，第53—55页。）；涂厚善、刘家和、陈有锵等翻译了中亚述时期的法典（注：涂厚善、刘家和、陈有锵：《亚述法典》，载《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1957年第6期，第33—35页。）；张殿吉翻译了新巴比伦时期的法律判决书（注：张殿吉：《新巴比伦法庭判决汇编》，载《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1957年第6期，第56—58页。）。在以俄为师的浪潮中，多部涉及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苏联学者的著作被译成中文，主要有：贾可诺夫、马加辛涅尔著的《巴比伦皇帝哈谟拉比法典与古巴比伦法解说》（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4年），司徒卢威著的《古代的东方》（陈文林、贾刚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年），阿甫基耶夫著的《古代东方史》（王以铸译，三联书店，1956年），弗兰采夫主编、贾可诺夫、伊林基谢略夫和斯特鲁威编著的《世界通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9年）。苏联专家阿·尼·格拉德舍夫斯基为教师进修班讲授古代东方史，被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译成中文（《古代东方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1958年，三联书店出版了捷克学者俾德利克·赫罗兹尼著《亚细亚·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谢德风、孙秉风译）。为配合高校世界古代史教学，林志纯还根据俄文的译文编译了一批世界古代史的原始材料，其中就有不少古代两河流域的原始材料。（注：林志纯：《古代埃及和古代两河流域》，三联书店1957年版；林志纯：《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外国专家的教学和有关专著的翻译开阔了中国学者的视野，而古代两河流域原始史料的译介则为中国学者进行学术研究创造了条件。
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学术界进行的古代两河流域历史研究中，有关古巴比伦社会性质的讨论最为引人注目。1953年，童书业指出古巴比伦社会是奴隶制社会，公社制残余严重一点（注：童书业：《从古巴比伦社会形态认识古代东方社会的特性》，载《文史哲》1953年第1期，第42—49页。）。在讨论中国古代史分期的过程中，童氏独辟蹊径， 试图借鉴古代两河流域的社会分期来解决中国的古史分期问题，提出古巴比伦社会是封建社会初期的观点。（注：童书业：《从租佃制度与隶属农民的身份探讨古巴比伦社会的性质》，载《历史研究》1956年第5期，第17—36页。）此文一经刊发，即在中国学术界引发了关于古巴比伦社会性质的讨论。林志纯首先与童书业展开论战，认为把乌尔第三王朝的崩溃与古巴比伦的兴起看作奴隶制向封建制的更替时期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注：林志纯：《我们在研究古代史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评童书业〈从租佃制度与隶属农民的身份探讨古巴比伦社会的性质〉》，载《历史研究》，1956年第12期，第1—27页。）。后来，孙道天也加入到古巴比伦社会性质的讨论中，认为古巴比伦社会不是封建社会的开端。（注：孙道天：《与童书业先生论古巴比伦的社会性质》，载1956年12月20日《光明日报》《史学双周刊》。）童书业积极应战，仍坚持古巴比伦社会是封建社会初期的观点（注：童书业：《论奴隶在巴比伦的地位和待遇—兼答孙道天、日知二先生关于巴比伦社会性质的讨论》，载《学术月刊》1957年第5期，第46—54页和第6期第69—75页。）。林志纯认为，在掌握古代两河流域的原始材料不多的情况下，讨论古巴比伦社会性质是不现实的（注：林志纯：《敬答童书业先生》，载《学术月刊》1957年第8期，第96页。）。童书业的上述两篇文章，加上讨论一篇古巴比伦家族形态的文章，以及一篇讨论中国战国秦汉时代社会性质的文章，编成《古巴比伦社会制度试探》一书（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此书出版后，李永采再次对童书业的观点进行批判，提出古巴比伦社会是奴隶社会早期阶段的观点（注：李永采：《对童书业先生有关巴比伦社会制度论著的几点意见》，载《山东大学学报》（历史）1959年第1期，第19—36页。）。
同其他学科一样，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教学与研究的突出特点就是以俄为师，中国学者的视野被限制在苏联模式提供的体系框架内，中国学者关于古巴比伦社会性质的讨论就是在这个框架内进行的。然而，学习苏联是当时环境中中国学术界惟一的选择。而尤为可贵的是，在论战的过程中，中国学者逐渐意识到楔形文字原始材料对于古代两河流域史研究的重要性（注：林志纯：《敬答童书业先生》，载《学术月刊》1957年第8期，第96页。），然而，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正常的学术活动被迫中断，中国亚述学这株本很脆弱的幼芽也几乎被摧折窒息。
改革开放后中国亚述学的创建与迅速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亚述学同其他学科一样，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在创建中国亚述学的过程中，老一辈学者给予极大的关注。1978年，林志纯组织部分世界古代史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召开座谈会，商讨包括亚述学在内的空白学科的学科建设问题。在林志纯的努力下，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购进了一批欧美学者的亚述学专著，还翻译了法国学者拉巴的《阿卡德语碑铭手册》（R. Labat, Manuel d' Epigraphie Akkadinne, Pairs: Imprimerie Nationale de France, 1976）。1985年，史学前辈周谷城、吴于廑和林志纯联名呼吁：“研究埃及古代文字、苏美尔·阿卡德文字，迈锡尼古代文字以及古典希腊文字等，通过这些古文字基础以掌握有关的材料，进而研究和理解这些古文明”。（注：周谷城、吴于廑、林志纯：《古典文明研究在我国的空白必须填补》，载《世界历史》1985年第1期，第2页；后来此文又用英文发表在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1986年第1期，第3页。）1979年成立的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除了在历次年会上设西亚北非组，专门讨论古代西亚北非史的问题外，还组织了5次专门的西亚北非史学术会议，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两河流域史的关注。从80年代起，我国学者开始走出国门，赴欧美各国学习亚述学。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杨炽，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亚述学博士学位；1985年，吴宇虹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攻读亚述学硕士学位，后转入伯明翰大学攻读亚述学博士学位；1986年，拱玉书赴德国格廷根大学，后转入慕尼黑大学攻读亚述学博士学位；1988年，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学习班的毕业生才晓颖，赴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攻读亚述学博士学位；1989年，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亚述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徐凡席，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亚述学博士学位。
1984年，教育部高教一司发出了（84）教高一司字054号文件，决定在东北师范大学建立中国第一个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拨专款购买亚述学、赫梯学、埃及学和西方古典学专业图书杂志；每年聘请3—4位欧美国家专家，讲授亚述学、赫梯学、埃及学和西方古典学，创办世界古典文明史学习班，招收国内重点大学高年级学生，并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1986年，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创办了以外文出版的国际年刊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中文名为《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主要发表亚述学、赫梯学、埃及学和西方古典学专业的文章，成为我国学者发表研究成果和进行国际交流的重要渠道。1987年，我国第一位亚述学博士杨炽及其丈夫杨达悟（加拿大人）到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任教；1993年，吴宇虹获亚述学博士学位后，回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任教；1994年，拱玉书获亚述学博士学位后，到北京大学东方学系任教。
与新中国初期相比，改革开放后，中国亚述学教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教学方针上，从照搬苏联模式转变为全面借鉴欧美各国的经验。在人才培养方面，从聘请苏联专家举办进修班，转变为创办研究所、聘请欧美专家进行正规的亚述学教学与优秀学生赴欧美各国深造并重。在教学方法上，从利用二手资料，转变学习楔形文字，利用一手材料。到目前为止，中国拥有亚述学专业图书近3000册，专业杂志达10余种，《芝加哥亚述语字典》（The Assyrian Dictionary of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和《阿卡德语字典》（Akkadisches Handworterbuch）等工具书基本齐备。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东方学系，都可以培养亚述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开展规范的亚述学研究。至此，中国的亚述学基本建立起来。
在不足20年的时间内，中国的亚述学学者不但在国内外学术杂志物上发表了许多颇有分量的论文，而且在国内外出版了几部具有国际影响的专著，在许多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首先，楔形文字是中国亚述学学者关注的重点。拱玉书介绍了美国学者史蔓特—白斯拉特的陶筹变字理论，指出楔形文字不是起源于图画，而是直接由三维的陶筹演变而来（注：拱玉书：《楔形文字起源新论》，《世界历史》1997年第4期，第59—66页。）。1993年，拱玉书在德国出版了Studien zur Bildung and Entwicklung der keilschriftzeichen（《楔形文字的起源和构成》）一书（注：拱玉书：Studien zur Bildung und Entwicklung der keilschriftzeichen（《楔形文字的起源和构成》），Hamburg: Kavac Verlag, 1993年版。），用中国汉字“六书”理论，解释了楔形文字的造字方法；2000年，拱玉书又在德国出版了Die Namen der Keilschriftzeichen（《楔形文字字名研究》）（注：拱玉书：Die Namen der Keilschriftzeichen（《楔形文字字名研究》），Münster: Ugaric Verlag, 2000年版。）一书，对楔形文字的字名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解释各类楔形文字词组的意义。其次，中国亚述学学者在古代两河流域政治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1994年，吴宇虹出版了英文专著：A Political History of Eshnuna, Mari, and Assyria（《埃什嫩那、马瑞、亚述三国政治史》），运用书信等一手材料，研究了古巴比伦前期古代两河流域三个主要国家历史，指出没有强有力的政治联盟是其被古巴比伦王国兼并的主要原因。（注：吴宇虹：A Political History of Eshnuna, Mari, and Assyria（《埃什嫩那、马瑞、亚述三国政治史》），长春：《世界古典文明研究杂志》1994年增刊第2号。）此外，吴宇虹回顾了古代两河流域的长老会发展演变的历史，指出随着王权的增长，长老会的职权逐渐削弱，而沦为国王的陪衬和咨询机构（注：吴宇虹：《古代两河流域的长老会》，载《世界历史》1997年第2期，第76—83页。）。再次，中国亚述学学者还参与了国际亚述学界广泛关注的两河流域年代学的讨论。吴宇虹总结了古代两河流域的纪年方法和年代确定方法，指出日蚀、月蚀和其他天文现象是循环出现的，只有准确地理解记载天文现象的历史背景，充分地研究文献提供的相对年代数据，才能筛选出一个不容置疑年值（注：吴宇虹：《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史年代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第118—136页。）。第四，《汉穆拉比法典》是中国亚述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根据东北师范大学亚述学学生的翻译练习，杨炽翻译出版了《汉穆拉比法典》（注：杨炽：《汉穆拉比法典》，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于殿利研究了《汉穆拉比法典》的有关条款和有关的原始材料，指出古巴比伦商人不是王室的依附者，而是属于自由民阶级（注：于殿利：《试论〈汉谟拉比法典〉中商人的社会等级地位》，载《比较法研究》1994年第1期，第35—42页。）；于殿利还提出《汉穆拉比法典》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原则，不是原始社会的残余，而是体现了立法者对人的尊重（注：于殿利：《巴比伦法的人本观初探——兼与传统的同态复仇原始残余说商榷》，载《世界历史》1997年第6期，第67—73页。）。第五，两河流域社会史是中国亚述学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吴宇虹与曲天夫利用中国古代“刑牲而盟”的理论，解释了古代两河流域盟誓用牲等级差别（注：吴宇虹、曲天夫：《古代中国和两河流域的“刑牲而盟”》，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第63—67页。）；吴宇虹还研究了古代两河流域的狂犬病问题（注：吴宇虹：“Rabies and Rabid Dogs in Sumerian and Akkadian Literature”（《苏美尔和阿卡德语文献中的狂犬病和狂犬》，载《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2001年第121卷第1期，第32—43页。）。最后，中国亚述学学者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还编撰学术色彩较强的普及性论著，向国人介绍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一般知识。例如，于殿利、郑殿华合著的《巴比伦古文化探研》（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较全面地介绍了古代两河流域文字、文学、法律和社会生活；拱玉书编著的《苏美尔文明探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介绍了苏美尔文明的楔形文字、滚筒印和塔庙等文化成就。
中国亚述学建立后，中国亚述学研究突破了苏联模式，实现了与国际同行进行对话的飞跃，在国际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首先，中国亚述学研究水平得到了国际同行的承认和肯定，一些外国专业学术杂志发表了我国学者的学术论文，国外的出版机构出版了我国学者的著作。其次，中国亚述学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际同行的注意，多次邀请中国亚述学学者出席国际亚述学大会。我国学者先后参加了1986年（法国巴黎）、1989年（比利时根特）、1992年（德国海德堡）、1998年（美国哈佛大学）和2002年（荷兰莱顿）的国际亚述学大会，并宣读论文，在国际亚述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再次，中国亚述学学者的研究赢得了国际同行的尊重，邀请中国学者参加亚述学国际项目。1998年，拱玉书获德国洪堡奖学金，赴德国进行楔形文字字名研究。1998—1999年，吴宇虹赴美国，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客座研究员，参加了《苏美尔字典》（The Sumerian Dictionary）的编撰工作。最后，中国的亚述学教学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中国培养的亚述学学生顺利取得国外全额奖学金。赴国外深造。1996年，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亚述学硕士研究生丁迅，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亚述学博士学位；2001年，北京大学东方学系亚述学硕士研究生欧阳晓莉，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亚述学博士学位。我国的亚述学的迅速发展，还吸引了外国的研究生。1998年，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亚述学硕士研究生Magnus Widell（马格努斯·维德尔），不远万里慕名来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深造，经过三年的正规学习，获亚述学博士学位。2003年，维德尔获得全额奖学金资助，赴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工作。
尽管中国亚述学研究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的亚述学研究尚存在明显不足：一是缺乏系统完整的研究，而且没有出现热烈的学术讨论；二是仅有个别高校开展了较正规的亚述学教学和研究。同时，中国亚述学也面临着发展契机：随着国家对基础人文学科的重视，政府对亚述学的财力投入将逐渐增加；21世纪信息技术的发展，大量楔形文字原始文献在因特网上公开发表使亚述学学者可以更加方便快捷地获得楔形文字文献，这对资料积累不多的中国亚述学而言，其意义尤为重要。中国的亚述学学者必须抓住历史赋予的机遇，总结中国亚述学研究的经验教训，在追踪国际亚述学研究的同时，将其与中国的世界古代史教学和研究结合起来，扩大亚述学在中国学术界乃至文化界的影响，使国人了解亚述学、关心亚述学，为亚述学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氛围。同时，总结近20年来亚述学人才培养的经验，在不放松打下较为扎实的亚述学研究基础的情况下，适当增加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神话等学科的课程，以开阔学生的视野，活跃学生的思维，提高中国亚述学学生的整体素质，主动应对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我们深信，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的亚述学必将获得更加良好的发展条件，中国的亚述学研究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