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中亚与中亚研究
胡振华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1期
【原文出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京)2005年05期第47～53页
【作者简介】胡振华，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1）
【关 键 词】中亚/我国与中亚/中亚研究
一、中亚概述
“中亚”是中央亚细亚或亚洲中心地带的简称，它是与“东亚”、“西亚”、“东南亚”、“东北亚”等地理名词相当的一个术语。“中亚”在我国历史上一直使用“西域”一词来概括它。广义的西域指我国玉门以西的广大地区，其中包括新疆及中亚等地；狭义的西域只指我国玉门以西的地方及新疆地区。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对“中亚”所指的范围见仁见智，各说不一。
2002年1月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中亚文明史》一书，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组织各国中亚学家合作撰写的一部著作。在这本书的附录中，就“中亚”的范围专门概述了各国学者对“中亚”这一地理名词的不同解释。书中这样写道：“十九世纪上半叶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兼旅行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texander, Von Humboldt）首次试图界定‘中亚’的范围。洪堡在其著作《中亚》（Asie central, 1843年出版于巴黎）中，主张将中亚置于从北纬44.5°以北5°至以南5°这样一大片地区内，他认为这即整个亚洲大陆的中央部分。 ”“另一些人对此定义持明显的异议。俄国的东方学家及中亚的探险家尼古来·哈尼考夫（Nicolay Khanykoff），最早声称洪堡的说法不符合地理学的需要，而应该根据共同的环境特色来界定中亚的范围（1862年）。他接着便建议道，中亚缺乏注入外海的河流这一现象，可以考虑作为界定‘中亚’的一个很好准则，因此，他所界定的‘中亚’便比洪堡的‘中亚’更为扩大。具体地说，他将东部伊朗与阿富汗地区也包括在内，而它们处于洪堡‘中亚’的南界以外”。在该书的附录中，还介绍了德国地理学家菲迪南·里希特霍芬（Ferdinand Richthofen）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的观点，即“‘中亚’即意味着亚洲内陆地带以其水文体系为特征（即没有河流注入外海）的所有地区；其地理界限则北起阿尔泰山，南抵西藏高原，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大兴安岭”。接着，该书还介绍了俄国地质学家和旅行家伊凡·莫希凯托夫（Ivan Mushketov）1886年出版的《突厥斯坦》一书中的观点，即“应该将亚洲大陆分成两部分：边缘（或外国）亚洲和内陆（或中央）亚洲，二者地理方位、环境特征以及地质起源方面都迥然不同。所谓‘内陆亚洲’，即意味着亚洲大陆上没有河流注入外海，具有‘瀚海’特色的一切内陆地区”。他用“内陆亚洲”（Inner Asia）来指更大的中亚地区，用“中部亚洲”（Middle Asia）来指在他以前‘中亚’（Central Asia）的异名。上述《中亚文明史》一书的作者们认为：“中亚”包括今位于阿富汗、巴基斯坦及前苏联中亚五个加盟共和国境内的各个地区。这是对“中亚”的一种广义的解释。
1994年，我国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加文·汉布里（Gavin Hambly）著的《中亚史纲要》（Central Asian）一书认为：“作为地理概念，‘中亚’一词很难有一个精确的定义。在本书中，‘中亚’主要是指苏联的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和乌兹别克等五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及现在中国境内以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知名的三个自治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德尼斯·西诺尔（Denis Sinor）教授使用“内亚”（内陆亚洲的简称，Inner Asia）和“中欧亚”（Central Eurasia）二词来指上述学者们所讲的“中亚”地区，范围也较广，仍是一种广义的解释。它包括在中国、东南亚、印度、西亚和欧洲诸文明中心的包围中，或者说处在这些主要中心的边缘地区。
苏联时期，在俄文中常使用两个词来指不同范围的“中亚”：一个是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一个是Средняя Азия。前者通常包括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土库曼、塔吉克这五个加盟共和国，后者则不包括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当时，哈萨克斯坦是单独的一个经济区，而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共同组成另一个经济区。因此，就使用了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和Средняя азия两个“中亚”术语。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于1991年先后宣布独立。我国对这五个国家称作中亚国家。1992年，我国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出版的《中亚五国手册》一书第1页上，对“中亚”是这样解释的：“‘中亚’（中亚细亚）意为亚洲的中部地区……。现包括5个独立国家：哈萨克斯坦（南部）、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均加入了独联体）。这个内陆区域的范围是：西到里海和伏尔加河，东到中国的边界，北到咸海与额尔齐斯河的分水岭，并延伸至西伯利亚大草原的南部，南到同伊朗、阿富汗的边界。 ”我国现在讲的“中亚”就指的是上述中亚五国所包括的这一大片地区。
历史上，中亚地区一直是各国强权统治者们争夺之地，先后有希腊、波斯、阿拉伯、突厥、蒙古等王朝或汗国的统治者管辖过这里。18世纪初，在中亚形成了以希瓦、布哈拉、浩罕三个汗国为主，而与哈萨克族大、中、小于孜和布鲁特（吉尔吉斯）一些部落与之并存的局面。18世纪中叶，沙皇俄国已开始向中亚扩张，到19世纪60年代时，已经征服了整个中亚地区。十月革命后，中亚地区先后建立了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它们都加入了苏联。在苏联时期，中亚各族人民在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得到了迅速发展，大大改变了过去的落后面貌。中亚各族人民不论在经济建设时期，还是在卫国战争年代里，都做出了贡献。1991年，在苏联解体时，中亚五个加盟共和国也先后发表声明，宣布自己为主权独立的国家。
中亚五国是一个多民族和穆斯林众多的地区。哈萨克斯坦有131个民族，除哈萨克族外，还有俄罗斯、乌克兰、乌兹别克、日耳曼、鞑靼、朝鲜、维吾尔、东干、吉尔吉斯、车臣等族。乌兹别克斯坦有130多个民族，除乌兹别克族外，还有俄罗斯、卡拉卡勒帕克、塔吉克、吉尔吉斯、土耳其、鞑靼、土库曼、阿拉伯、犹太、朝鲜、乌克兰、维吾尔、东干等族。吉尔吉斯斯坦有90多个民族，除吉尔吉斯族外，还有俄罗斯、乌兹别克、乌克兰、日耳曼、鞑靼、塔吉克、东干、维吾尔、朝鲜等族。土库曼斯坦共有40多个民族，除土库曼族，还有乌兹别克、俄罗斯、哈萨克、亚美尼亚、乌克兰、阿塞拜疆、鞑靼等族。塔吉克斯坦有120个民族，除塔吉克族外，还有乌兹别克、吉尔吉斯、俄罗斯、鞑靼、乌克兰、日耳曼、朝鲜、犹太等族。在中亚操突厥语族语言与伊朗语族语言的民族人数较多，其次为操斯拉夫语族语言的人。中亚地区民族众多，民族语言、文学、艺术也特别丰富，深为世界各国学者所重视。
在这些多民族的国家中，由于历史和当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都存在着某些民族问题，例如双重国籍问题、国语与本族语言使用的问题、领土和地区之间的纠纷问题等等。加上许多民族都是跨国界的，往往某一国内的民族问题，会变成国与国的争端。因此，中亚的民族问题是敏感的问题之一。
中亚地区各族人民在历史上曾经先后信仰过萨满教、祅教、佛教、景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现在，中亚五国中操突厥语族和伊朗语族语言的各民族和东干族都信仰伊斯兰教，多数属逊尼派，也有部分塔吉克族属什叶派。由于苏联时期，对宗教采取过左的政策，所以在中亚五国宣布独立后，在伊斯兰教恢复的过程中个别地区又出现了过热，甚至出现了极端主义的问题，它与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一起严重地威胁和破坏着中亚地区的安全。
中亚五国是一个物产、资源丰富的地区。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境内的石油和天然气蕴藏量大，是全球很具能源开发前景的地区之一。中亚地区的天然气探明储存量达7.9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三位。乌兹别克斯坦金的蕴藏量大，也盛产棉花，被誉为“白金之国”。中亚地区每年出产200万吨皮棉和大量的粮食作物、果品、羊皮、羊毛等农牧业产品。哈萨克斯坦被誉为“中亚的粮仓”。在中亚地区还大量蕴藏着煤、钨、锑、汞、铝、硫磺、芒硝、钾盐、石膏、有色及稀有金属等矿藏。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还是世界上铀的主要生产国。此外，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水力资源也十分丰富，塔吉克斯坦水电的蕴藏量为2990亿千瓦小时，目前只利用了12—14％。丰富的资源加强了中亚五国的战略地位，在全球战略资源竞争中，中亚五国占据着一个突出的位置。
中亚五国的确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地区。中亚五国面积共有400.51万平方公里，人口近6000万人。这一地区地处东西交通要道，曾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的中段，是“新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它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中亚五国的地理位置，还能使世界在走向多极化的过程中起到平衡点的作用。中亚五国的政治走向与经济发展对俄罗斯、中国、美国，乃至欧洲都将产生一定影响。为了加强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相互间的相互信任与睦邻友好，发展在政治、经贸、科技、文化、教育、能源、交通、环保等领域的有效合作，为了保障这一地区和周围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为了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2001年6月在中国上海市成立了包括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参加的“上海合作组织”。2004年6月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刚举行完“上海合作组织”高峰会议，通过了《塔什干宣言》。我国今后在涉及有关中亚的事务时将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
二、我国与中亚
前文我们讲过，我国历史上讲的西域有狭义、广义之分；广义的西域包括中亚地区。我国也有学者把西域分为东、西两部分，认为西域的西部地区包括中亚，东部地区包括新疆。（参看赵常庆主编，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中亚五国概论》第326—327页）我国早在西汉时期已与西域有了往来。众所周知，为了保障中西交通要道的畅通，更好地开展经济、文化交流，增进我国内地各族人民与西域各族人民的友谊，西汉王朝曾派张骞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率百人出使西域，希望联合西域各族人民共同反对匈奴的骚扰，后又于元狩三年（公元前119年）再次派张骞率三百多人出使西域。张骞的两次出使西域，不仅带回了有关中亚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信息，也促进了西汉王朝与中亚地区的政治往来与经济、文化交流，为“丝绸之路”的开辟做出了贡献。司马迁《史记》中的“大宛列传”就是根据张骞所带回来的资料撰写的。
汉武帝从张骞处得知在大宛有“汗血马”，便派人携带上金子及金马一匹等物品前去交换，但去的人不但没有换回“汗血马”，反而金马被毁，人员被杀。汉武帝大怒，于公元前104年派李广利将军率大军西征大宛。大宛被平后，西汉王朝在中亚地区确立了自己的统辖地位。为了进一步帮助西域各地反抗匈奴的骚扰和奴役，西汉王朝还于公元前74年在乌孙国受到匈奴进犯时，出兵大力支援，大败了匈奴，又于公元前65年平息了反叛的莎车等国。在这样的条件下，西汉王朝于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统辖整个西域地区。东汉时期，又因受到匈奴的骚扰和大月氏的贵霜王朝在西域东部地区争夺丝绸之路控制权的影响，我国东汉王朝一度中断了对中亚的统辖。后来，派班超出征，大败了大月支，才又恢复设置西域都护。北魏时期，西域分散为许多小国，情况发生了变化，我国也未再继续设置西域都护，但北魏王朝与中亚地区依然保持着各方面的往来。隋朝时期，原来分布在阿尔泰山及蒙古草原一带的北方游牧民族突厥人，有一部分开始向中亚和新疆北部迁移，他们后来成为西突厥。隋朝与东突厥、西突厥都进行了经济交流。
我国唐代国力强盛，于公元640年大败阻碍丝绸之路交通、垄断东西交流的高昌国，在西域交河城设立了安西都护府，有效地统辖了西域的东、西部地区。我国著名唐代诗人李白于公元701就出生在被称作‘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市附近）。这个城市位于楚河南岸，附近地区均受碎叶管辖。公元702年，唐朝在吉木萨尔设立了北庭都护府，主理天山北部诸地事务。此时，阿拉伯大食国日益强大起来，他们也往中亚地区东扩，与唐王朝的矛盾日益激化。公元751年，唐朝军队与大食军队在碎叶城西边的但逻斯（今塔拉斯）一带的交战中大败，中亚广大地区归属大食。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安西、北庭及西域地区的兵马被调入内地平乱，唐朝控制西域的军事实力减弱。公元790年，西域不少地方又落入了吐蕃人手中。这以后唐朝与西域东、西部地区的交流显然受到了一些影响。应当提到的是，在整个唐代的东西方交流中西域的粟特人起了显著的中介作用，他们常常来往于我国内地和中亚操伊朗语族语言和操突厥语族语言的各族人民之间。
从汉到唐，通过丝绸之路，我国把茶、瓷器、丝绸等物品和鑿井、造纸等技术以及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输送到了西域，并通过西域传到了西方。同样，我国中原地区，也从西域传进了葡萄、胡桃、菠菜、胡萝卜、胡椒、无花果、西瓜、石榴、苜蓿等水果和蔬菜，以及硼砂、琥珀、珊瑚、钻石、翡翠等矿产品；也从西域传进了良种马及其他珍奇动物。在宗教和文化方面，除了传进了佛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外，还传进了西域各民族的乐曲、乐器、舞蹈、杂技等，这对丰富后来形成的多元的中华民族文化起了很大的作用。
宋朝时期，我国国力比不上汉、唐时代，但中原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仍在进行。到了元代，蒙古帝国的版图非常辽阔，西域东、西部的地区多受辖于察合台汗国。花拉子模、布哈拉、撒马尔干、费尔干纳等地与我国中原地区的交流非常频繁。这一时期里，被征服的中亚操伊朗语族语言和操突厥语族语言的各族人民中，有不少人被派到中原各地开荒、屯田，也有的被派来当工匠、炮手或工程技术人员和天文学专家，也有少数人在中原任政府里的大官，例如来自布哈拉的赛典赤·瞻思丁，任云南的平章政事，也黑迭丁担任了元大都城的建筑设计师。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族人（当时都被称作“回回”）在中国定居下来，并逐渐习惯了使用汉语为他们这一族群的共同语言。到了明代，他们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回族。东乡、保安这两个民族都说蒙古族语言，因信仰伊斯兰教的关系，而形成了单独的两个民族。撒拉族原是来自中亚的一个撒劳尔部落，迁移到中国后也形成了一个单独的民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历史上中亚各族人民与我国各族人民是有着亲近关系的。上面提到的“回回”，带来了伊斯兰教哲学、历法、医学、数学、艺术和其他学科知识，我国也向中亚地区传播了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及农业及水利方面的经验，彼此之间进行的交流是空前广泛的。
明朝时期，我国国力又变弱，其管辖范围只能达到西域的部分东部地区。当时，西域的察合台汗国已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西边的后来演化为帖木儿帝国，东边的为东察合台汗国，后来又叫作叶尔羌汗国，也叫做“蒙兀儿斯坦”。明朝政府多通过东察合台汗国与西域各地联系，内地与西域西部地区之间的交流受到了一定影响，但相互的交流始终没有停止过。明代设立的“四夷馆”中的“回回馆”，就是专门负责接待来自西域各地信仰伊斯兰教国家、地区客人的机构。我们从以下这件来自撒马尔干的奏折也可看出当时交流的情况：
“撒马儿罕使臣阿力
大明皇帝前进贡驮二隻玉石
五十斤求讨各色段子热
药望乞
恩赐奏得
圣旨知道”
另外，明朝政府还通过派回族人郑和率船队七次出访，不但弥补了陆路上交流的不足，还使南方海上的“丝绸之路”更加畅通。
到了清朝，在康乾盛世时期，先后平定了准噶尔汗国的叛乱，接着又平息了多起民族分裂活动。哈萨克、布鲁特（柯尔克孜）的部分部落也都表示臣属，使天山南北各地都统一地受辖于清政府。1876年，清政府又粉碎了阿古伯的外来侵犯和在南疆的颠覆罪行。1884年，新疆建省。这对维护祖国统一、增进民族团结和新疆的发展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新疆省的建立和天山南北的统一，顺应了包括西域各族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渴望结束分裂、要求实现祖国统一的愿望和时代发展趋势，它也是两千多年来西域诸地与祖国内地统一关系的发展和必然归宿。这也为近代中国的西北疆域奠定了基础。
在这一时期内，我国与中亚各族人民的往来依然是很频繁的。浩罕汗国的商人经常来我国喀什噶尔等地，我国商人也经常去安集延、奥什等地经商，有些人在当地留居了下来。清朝著名诗人洪亮吉写的一首柯尔克孜人赶着牛群、羊群来伊犁惠远城换购物品的诗，就是描写当时交流盛况的：
“谁跨明驼天半回，
传呼布鲁特人来，
牛羊十万鞭驱至，
三日城西路不开。”
也是在这一时期，西域西部地区发生了许多变化。俄、英等国都在争夺这一地区。沙皇俄国不断向这一地区扩张和侵占，哈萨克、布鲁特的不少部落被先后“合并”进了俄国，希瓦、布哈拉、浩罕三个汗国也被先后一一征服。原先属于我国管辖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以及帕米尔的某些地方，在沙俄与清朝政府签定了一些不平等条约后也被沙俄占去。中亚的哈萨克、布鲁特及其他民族人民不堪沙俄的奴役，在19世纪20年代初期，掀起了反抗沙俄的大起义，还有不少人跑来新疆，等十月革命后才陆续返回中亚。迄今在民间还流传着一些关于中亚各族难民受到我国新疆各族人民同情、关照的感人故事。
1911年，我国辛亥革命胜利，推翻了封建的清朝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1917年，俄国也爆发了十月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苏联。十月革命后，中亚建立了一些自治共和国，后又改为加盟共和国。我国与中亚五个加盟共和国的交流都是通过苏联来进行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初期，苏联对我国新疆的建设有过一些帮助。从上一个世纪60年代起，中苏两国关系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所以我国与中亚的交流几乎是中断的。在后来的中苏关系正常化不久，苏联就解体了，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
中亚各国独立后，我国不但立即与它们建立了外交关系，先后与它们解决了边界问题，还大力发展了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的合作交流。我们本着“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睦邻、安邻、富邻”的精神，做中亚各国的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得到中亚各国政府和人民的信任和好评。
三、中亚研究简况
我国的史料对中亚的记载是最早的。在《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早期的汉文史书中已经对这一地区的自然、人文概况做了较详细的介绍。更可贵的是，我国历代的史书、游记等著作对中亚的记载是陆续不断的。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研究中亚地区的国家之一。研究中亚历史，特别是研究中亚古代的历史，离开了汉文史料是难以深入的。
19世纪起，俄国、德国、美国、法国、瑞典等国开始派人到中亚地区“旅游”和调查，特别是沙皇俄国很快就把统治扩大到了中亚，把中亚地区先后“合并”了进去。苏联“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在1924年民族识别、民族区域划界以后，俄国学者及中亚各民族新成长中的学者对中亚各民族的语言、文学、历史、民俗、艺术、宗教、历法、医学、古迹和经济等方面都开展了调查研究工作，发表了不少论文和出版了一批著作，特别是编纂出版了中亚各民族语言的语法、课本、词典及民族学方面的著作等。20世纪40年代，由于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原因，苏联对中亚的研究稍停了几年。上一世纪50年代，苏联对中亚的研究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塔什干、阿拉木图、伏龙芝、阿什哈巴德、斯大林纳巴德都建立了有关的教学研究机构，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研究中亚方方面面的人才，出版了许许多多学术水平较高的著作，在苏联形成了一门专门以研究中亚地区及中亚各族人民为对象的学科——中亚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曾存在过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及与其对立的西方国家阵营，长时间相互对峙，这一段时间被叫作“冷战时代”。西方国家在二战后也对中亚，特别是对中亚各民族与俄罗斯族的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但对中亚更多、更直接的研究还是在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印第安纳、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法国巴黎第三大学突厥学院、日本京都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意大利罗马大学等单位都专门设立了研究中亚的机构。法国、日本、韩国等国都在中亚成立了文化研究中心，派人常驻中亚进行调查研究。俄国、美国、土耳其等国还与中亚一些国家合办大学，也对中亚进行调查研究。中亚五国独立以来，国际新形势使各国都非常重视中亚这一地区，世界上出现了一股“中亚热”，又新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当代中亚学，但它目前主要还是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而从事的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和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
我国早在中亚五国宣布独立前就有学者对中亚历史、语言、文学、民俗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近十几年来，我国更加强了有关的研究，因为中亚五国是我国的近邻，是我们的朋友和伙伴，我们不论从贯彻睦邻友好的对外政策和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来说，还是从维护祖国统一和保证我国能在和平的周边环境及边疆稳定的条件下落实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布署来说，都应非常重视中亚这一地区。因此，我国在北京、上海、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等地的政府机构和一些大学及科学院中都建立了有关中亚的研究机构，其中，较知名的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中亚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东干学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中亚研究所、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新疆大学中亚文化研究所等，它们培养了一批从事中亚教学、研究的博士和硕士。中央民族大学开办了俄语·哈萨克语、俄语·吉尔吉斯语、俄语·乌兹别克语专业，培养通晓中亚语言的人才。我国还成立了有关研究中亚的学术团体，出版了不少有关中亚的著作。
1980年以来，我国出版的一些有关中亚的著作和译作，主要有：V. V. 巴尔托里德著，耿世民译《中亚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冯承钧原编、陆峻岭增订《西域地名》，中华书局，1980年；泽夫·卡茨主编，费孝通、谢冰心、吴文藻等译《苏联主要民族手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王治来著《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刘戈、黄威阳编《西域史地论文资料索引》，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王治来著《中亚近代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潘志平著《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新疆科委编《中亚五国手册》，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1992年；项英杰著《中亚：马背上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张志尧主编《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加文·汉布里主编《中亚史纲要》，商务印书馆，199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编《东欧中亚列国志》，当代世界出版社，1994年；满达人著《中亚史地文献综述》，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胡振华编著《柯尔克孜语教程（吉尔吉斯语）》，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马曼丽主编《中亚研究——中亚与中国同源跨国民族卷》，民族出版社，1995年；铁木尔·达瓦买提著《四国散记》（维文），民族出版社，1996年；《沙俄征服中亚史考叙》，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苏三洛著，郝苏民、高永久译《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邢广程著《中国和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关系》，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孟淑贤主编《中亚各国概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王治来等编著《中亚国际关系史》，湖南出版社，1997年；王沛主编《中亚五国概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王国杰著《东干族形成发展史——中亚陕甘回族移民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吴福环、陈世明主编《中国与中亚研究文集》，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薛君度、邢广程主编《中国与中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安维华、吴强、刘庚岑著《中亚穆斯林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丁宏著《东干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赵常庆主编《中亚五国概论》，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孙壮志著《中亚五国对外关系》，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许序雅著《唐代丝绸之路与中亚历史地理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马大正、冯锡时主编《中亚五国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高永久著《西域古代伊斯兰教综论》，民族出版社，2001年；陈联璧、刘庚岑、吴宏伟著《中亚民族与宗教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亚文明史》第一、第二卷，中国对外翻译公司，2002年；丁宏著《中亚五国民族文化综论》，民族出版社，2003年；海峰著《中亚东干语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年；林涛主编《中亚东干语言研究》，香港教育出版社，2003年；赵常庆主编《十年巨变·中亚和外高加索卷》，东方出版社，2003；潘志平主编《中亚的民族关系历史现状与前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潘志平主编《中亚的地缘政治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李琪著《中亚维吾尔人》，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孙壮志、苏畅、吴宏伟编著《乌兹别克斯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赵常庆编著《哈萨克斯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王治来著《中亚通史》（古代卷上、下），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王治来著《中亚通史》（近代卷），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丁笃本著《中亚通史》（现代卷），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刘庚岑、徐小云编著《吉尔吉斯斯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施玉宇编著《土库曼斯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等等。^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1期
【原文出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京)2005年05期第47～53页
【作者简介】胡振华，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1）
| 【内容提要】 |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对“中亚”所指的范围见仁见智，各说不一。2002年出版的《中亚文明史》一书认为：“中亚”包括今位于阿富汗、巴基斯坦及前苏联中亚五个加盟共和国境内的各个地区。这是对“中亚”的一种广义的解释；我国现在讲的“中亚”指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其内陆区域范围是：西到里海和伏尔加河，东到中国的边界，北到咸海与额尔齐斯河的分水岭，并延伸至西伯利亚大草原的南部，南到伊朗、阿富汗的边界。我国与中亚各族人民自古以来就有着传统的友好往来，是最早研究中亚地区的国家，并取得显著的研究成果。 |
“中亚”是中央亚细亚或亚洲中心地带的简称，它是与“东亚”、“西亚”、“东南亚”、“东北亚”等地理名词相当的一个术语。“中亚”在我国历史上一直使用“西域”一词来概括它。广义的西域指我国玉门以西的广大地区，其中包括新疆及中亚等地；狭义的西域只指我国玉门以西的地方及新疆地区。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对“中亚”所指的范围见仁见智，各说不一。
2002年1月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中亚文明史》一书，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组织各国中亚学家合作撰写的一部著作。在这本书的附录中，就“中亚”的范围专门概述了各国学者对“中亚”这一地理名词的不同解释。书中这样写道：“十九世纪上半叶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兼旅行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texander, Von Humboldt）首次试图界定‘中亚’的范围。洪堡在其著作《中亚》（Asie central, 1843年出版于巴黎）中，主张将中亚置于从北纬44.5°以北5°至以南5°这样一大片地区内，他认为这即整个亚洲大陆的中央部分。 ”“另一些人对此定义持明显的异议。俄国的东方学家及中亚的探险家尼古来·哈尼考夫（Nicolay Khanykoff），最早声称洪堡的说法不符合地理学的需要，而应该根据共同的环境特色来界定中亚的范围（1862年）。他接着便建议道，中亚缺乏注入外海的河流这一现象，可以考虑作为界定‘中亚’的一个很好准则，因此，他所界定的‘中亚’便比洪堡的‘中亚’更为扩大。具体地说，他将东部伊朗与阿富汗地区也包括在内，而它们处于洪堡‘中亚’的南界以外”。在该书的附录中，还介绍了德国地理学家菲迪南·里希特霍芬（Ferdinand Richthofen）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的观点，即“‘中亚’即意味着亚洲内陆地带以其水文体系为特征（即没有河流注入外海）的所有地区；其地理界限则北起阿尔泰山，南抵西藏高原，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大兴安岭”。接着，该书还介绍了俄国地质学家和旅行家伊凡·莫希凯托夫（Ivan Mushketov）1886年出版的《突厥斯坦》一书中的观点，即“应该将亚洲大陆分成两部分：边缘（或外国）亚洲和内陆（或中央）亚洲，二者地理方位、环境特征以及地质起源方面都迥然不同。所谓‘内陆亚洲’，即意味着亚洲大陆上没有河流注入外海，具有‘瀚海’特色的一切内陆地区”。他用“内陆亚洲”（Inner Asia）来指更大的中亚地区，用“中部亚洲”（Middle Asia）来指在他以前‘中亚’（Central Asia）的异名。上述《中亚文明史》一书的作者们认为：“中亚”包括今位于阿富汗、巴基斯坦及前苏联中亚五个加盟共和国境内的各个地区。这是对“中亚”的一种广义的解释。
1994年，我国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加文·汉布里（Gavin Hambly）著的《中亚史纲要》（Central Asian）一书认为：“作为地理概念，‘中亚’一词很难有一个精确的定义。在本书中，‘中亚’主要是指苏联的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和乌兹别克等五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及现在中国境内以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知名的三个自治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德尼斯·西诺尔（Denis Sinor）教授使用“内亚”（内陆亚洲的简称，Inner Asia）和“中欧亚”（Central Eurasia）二词来指上述学者们所讲的“中亚”地区，范围也较广，仍是一种广义的解释。它包括在中国、东南亚、印度、西亚和欧洲诸文明中心的包围中，或者说处在这些主要中心的边缘地区。
苏联时期，在俄文中常使用两个词来指不同范围的“中亚”：一个是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一个是Средняя Азия。前者通常包括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土库曼、塔吉克这五个加盟共和国，后者则不包括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当时，哈萨克斯坦是单独的一个经济区，而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共同组成另一个经济区。因此，就使用了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和Средняя азия两个“中亚”术语。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于1991年先后宣布独立。我国对这五个国家称作中亚国家。1992年，我国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出版的《中亚五国手册》一书第1页上，对“中亚”是这样解释的：“‘中亚’（中亚细亚）意为亚洲的中部地区……。现包括5个独立国家：哈萨克斯坦（南部）、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均加入了独联体）。这个内陆区域的范围是：西到里海和伏尔加河，东到中国的边界，北到咸海与额尔齐斯河的分水岭，并延伸至西伯利亚大草原的南部，南到同伊朗、阿富汗的边界。 ”我国现在讲的“中亚”就指的是上述中亚五国所包括的这一大片地区。
历史上，中亚地区一直是各国强权统治者们争夺之地，先后有希腊、波斯、阿拉伯、突厥、蒙古等王朝或汗国的统治者管辖过这里。18世纪初，在中亚形成了以希瓦、布哈拉、浩罕三个汗国为主，而与哈萨克族大、中、小于孜和布鲁特（吉尔吉斯）一些部落与之并存的局面。18世纪中叶，沙皇俄国已开始向中亚扩张，到19世纪60年代时，已经征服了整个中亚地区。十月革命后，中亚地区先后建立了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它们都加入了苏联。在苏联时期，中亚各族人民在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得到了迅速发展，大大改变了过去的落后面貌。中亚各族人民不论在经济建设时期，还是在卫国战争年代里，都做出了贡献。1991年，在苏联解体时，中亚五个加盟共和国也先后发表声明，宣布自己为主权独立的国家。
中亚五国是一个多民族和穆斯林众多的地区。哈萨克斯坦有131个民族，除哈萨克族外，还有俄罗斯、乌克兰、乌兹别克、日耳曼、鞑靼、朝鲜、维吾尔、东干、吉尔吉斯、车臣等族。乌兹别克斯坦有130多个民族，除乌兹别克族外，还有俄罗斯、卡拉卡勒帕克、塔吉克、吉尔吉斯、土耳其、鞑靼、土库曼、阿拉伯、犹太、朝鲜、乌克兰、维吾尔、东干等族。吉尔吉斯斯坦有90多个民族，除吉尔吉斯族外，还有俄罗斯、乌兹别克、乌克兰、日耳曼、鞑靼、塔吉克、东干、维吾尔、朝鲜等族。土库曼斯坦共有40多个民族，除土库曼族，还有乌兹别克、俄罗斯、哈萨克、亚美尼亚、乌克兰、阿塞拜疆、鞑靼等族。塔吉克斯坦有120个民族，除塔吉克族外，还有乌兹别克、吉尔吉斯、俄罗斯、鞑靼、乌克兰、日耳曼、朝鲜、犹太等族。在中亚操突厥语族语言与伊朗语族语言的民族人数较多，其次为操斯拉夫语族语言的人。中亚地区民族众多，民族语言、文学、艺术也特别丰富，深为世界各国学者所重视。
在这些多民族的国家中，由于历史和当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原因，都存在着某些民族问题，例如双重国籍问题、国语与本族语言使用的问题、领土和地区之间的纠纷问题等等。加上许多民族都是跨国界的，往往某一国内的民族问题，会变成国与国的争端。因此，中亚的民族问题是敏感的问题之一。
中亚地区各族人民在历史上曾经先后信仰过萨满教、祅教、佛教、景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现在，中亚五国中操突厥语族和伊朗语族语言的各民族和东干族都信仰伊斯兰教，多数属逊尼派，也有部分塔吉克族属什叶派。由于苏联时期，对宗教采取过左的政策，所以在中亚五国宣布独立后，在伊斯兰教恢复的过程中个别地区又出现了过热，甚至出现了极端主义的问题，它与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一起严重地威胁和破坏着中亚地区的安全。
中亚五国是一个物产、资源丰富的地区。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境内的石油和天然气蕴藏量大，是全球很具能源开发前景的地区之一。中亚地区的天然气探明储存量达7.9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三位。乌兹别克斯坦金的蕴藏量大，也盛产棉花，被誉为“白金之国”。中亚地区每年出产200万吨皮棉和大量的粮食作物、果品、羊皮、羊毛等农牧业产品。哈萨克斯坦被誉为“中亚的粮仓”。在中亚地区还大量蕴藏着煤、钨、锑、汞、铝、硫磺、芒硝、钾盐、石膏、有色及稀有金属等矿藏。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还是世界上铀的主要生产国。此外，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水力资源也十分丰富，塔吉克斯坦水电的蕴藏量为2990亿千瓦小时，目前只利用了12—14％。丰富的资源加强了中亚五国的战略地位，在全球战略资源竞争中，中亚五国占据着一个突出的位置。
中亚五国的确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地区。中亚五国面积共有400.51万平方公里，人口近6000万人。这一地区地处东西交通要道，曾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的中段，是“新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它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中亚五国的地理位置，还能使世界在走向多极化的过程中起到平衡点的作用。中亚五国的政治走向与经济发展对俄罗斯、中国、美国，乃至欧洲都将产生一定影响。为了加强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相互间的相互信任与睦邻友好，发展在政治、经贸、科技、文化、教育、能源、交通、环保等领域的有效合作，为了保障这一地区和周围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为了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2001年6月在中国上海市成立了包括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参加的“上海合作组织”。2004年6月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刚举行完“上海合作组织”高峰会议，通过了《塔什干宣言》。我国今后在涉及有关中亚的事务时将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
二、我国与中亚
前文我们讲过，我国历史上讲的西域有狭义、广义之分；广义的西域包括中亚地区。我国也有学者把西域分为东、西两部分，认为西域的西部地区包括中亚，东部地区包括新疆。（参看赵常庆主编，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中亚五国概论》第326—327页）我国早在西汉时期已与西域有了往来。众所周知，为了保障中西交通要道的畅通，更好地开展经济、文化交流，增进我国内地各族人民与西域各族人民的友谊，西汉王朝曾派张骞于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率百人出使西域，希望联合西域各族人民共同反对匈奴的骚扰，后又于元狩三年（公元前119年）再次派张骞率三百多人出使西域。张骞的两次出使西域，不仅带回了有关中亚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信息，也促进了西汉王朝与中亚地区的政治往来与经济、文化交流，为“丝绸之路”的开辟做出了贡献。司马迁《史记》中的“大宛列传”就是根据张骞所带回来的资料撰写的。
汉武帝从张骞处得知在大宛有“汗血马”，便派人携带上金子及金马一匹等物品前去交换，但去的人不但没有换回“汗血马”，反而金马被毁，人员被杀。汉武帝大怒，于公元前104年派李广利将军率大军西征大宛。大宛被平后，西汉王朝在中亚地区确立了自己的统辖地位。为了进一步帮助西域各地反抗匈奴的骚扰和奴役，西汉王朝还于公元前74年在乌孙国受到匈奴进犯时，出兵大力支援，大败了匈奴，又于公元前65年平息了反叛的莎车等国。在这样的条件下，西汉王朝于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统辖整个西域地区。东汉时期，又因受到匈奴的骚扰和大月氏的贵霜王朝在西域东部地区争夺丝绸之路控制权的影响，我国东汉王朝一度中断了对中亚的统辖。后来，派班超出征，大败了大月支，才又恢复设置西域都护。北魏时期，西域分散为许多小国，情况发生了变化，我国也未再继续设置西域都护，但北魏王朝与中亚地区依然保持着各方面的往来。隋朝时期，原来分布在阿尔泰山及蒙古草原一带的北方游牧民族突厥人，有一部分开始向中亚和新疆北部迁移，他们后来成为西突厥。隋朝与东突厥、西突厥都进行了经济交流。
我国唐代国力强盛，于公元640年大败阻碍丝绸之路交通、垄断东西交流的高昌国，在西域交河城设立了安西都护府，有效地统辖了西域的东、西部地区。我国著名唐代诗人李白于公元701就出生在被称作‘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市附近）。这个城市位于楚河南岸，附近地区均受碎叶管辖。公元702年，唐朝在吉木萨尔设立了北庭都护府，主理天山北部诸地事务。此时，阿拉伯大食国日益强大起来，他们也往中亚地区东扩，与唐王朝的矛盾日益激化。公元751年，唐朝军队与大食军队在碎叶城西边的但逻斯（今塔拉斯）一带的交战中大败，中亚广大地区归属大食。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安西、北庭及西域地区的兵马被调入内地平乱，唐朝控制西域的军事实力减弱。公元790年，西域不少地方又落入了吐蕃人手中。这以后唐朝与西域东、西部地区的交流显然受到了一些影响。应当提到的是，在整个唐代的东西方交流中西域的粟特人起了显著的中介作用，他们常常来往于我国内地和中亚操伊朗语族语言和操突厥语族语言的各族人民之间。
从汉到唐，通过丝绸之路，我国把茶、瓷器、丝绸等物品和鑿井、造纸等技术以及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输送到了西域，并通过西域传到了西方。同样，我国中原地区，也从西域传进了葡萄、胡桃、菠菜、胡萝卜、胡椒、无花果、西瓜、石榴、苜蓿等水果和蔬菜，以及硼砂、琥珀、珊瑚、钻石、翡翠等矿产品；也从西域传进了良种马及其他珍奇动物。在宗教和文化方面，除了传进了佛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外，还传进了西域各民族的乐曲、乐器、舞蹈、杂技等，这对丰富后来形成的多元的中华民族文化起了很大的作用。
宋朝时期，我国国力比不上汉、唐时代，但中原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仍在进行。到了元代，蒙古帝国的版图非常辽阔，西域东、西部的地区多受辖于察合台汗国。花拉子模、布哈拉、撒马尔干、费尔干纳等地与我国中原地区的交流非常频繁。这一时期里，被征服的中亚操伊朗语族语言和操突厥语族语言的各族人民中，有不少人被派到中原各地开荒、屯田，也有的被派来当工匠、炮手或工程技术人员和天文学专家，也有少数人在中原任政府里的大官，例如来自布哈拉的赛典赤·瞻思丁，任云南的平章政事，也黑迭丁担任了元大都城的建筑设计师。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族人（当时都被称作“回回”）在中国定居下来，并逐渐习惯了使用汉语为他们这一族群的共同语言。到了明代，他们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回族。东乡、保安这两个民族都说蒙古族语言，因信仰伊斯兰教的关系，而形成了单独的两个民族。撒拉族原是来自中亚的一个撒劳尔部落，迁移到中国后也形成了一个单独的民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历史上中亚各族人民与我国各族人民是有着亲近关系的。上面提到的“回回”，带来了伊斯兰教哲学、历法、医学、数学、艺术和其他学科知识，我国也向中亚地区传播了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及农业及水利方面的经验，彼此之间进行的交流是空前广泛的。
明朝时期，我国国力又变弱，其管辖范围只能达到西域的部分东部地区。当时，西域的察合台汗国已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西边的后来演化为帖木儿帝国，东边的为东察合台汗国，后来又叫作叶尔羌汗国，也叫做“蒙兀儿斯坦”。明朝政府多通过东察合台汗国与西域各地联系，内地与西域西部地区之间的交流受到了一定影响，但相互的交流始终没有停止过。明代设立的“四夷馆”中的“回回馆”，就是专门负责接待来自西域各地信仰伊斯兰教国家、地区客人的机构。我们从以下这件来自撒马尔干的奏折也可看出当时交流的情况：
“撒马儿罕使臣阿力
大明皇帝前进贡驮二隻玉石
五十斤求讨各色段子热
药望乞
恩赐奏得
圣旨知道”
另外，明朝政府还通过派回族人郑和率船队七次出访，不但弥补了陆路上交流的不足，还使南方海上的“丝绸之路”更加畅通。
到了清朝，在康乾盛世时期，先后平定了准噶尔汗国的叛乱，接着又平息了多起民族分裂活动。哈萨克、布鲁特（柯尔克孜）的部分部落也都表示臣属，使天山南北各地都统一地受辖于清政府。1876年，清政府又粉碎了阿古伯的外来侵犯和在南疆的颠覆罪行。1884年，新疆建省。这对维护祖国统一、增进民族团结和新疆的发展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新疆省的建立和天山南北的统一，顺应了包括西域各族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渴望结束分裂、要求实现祖国统一的愿望和时代发展趋势，它也是两千多年来西域诸地与祖国内地统一关系的发展和必然归宿。这也为近代中国的西北疆域奠定了基础。
在这一时期内，我国与中亚各族人民的往来依然是很频繁的。浩罕汗国的商人经常来我国喀什噶尔等地，我国商人也经常去安集延、奥什等地经商，有些人在当地留居了下来。清朝著名诗人洪亮吉写的一首柯尔克孜人赶着牛群、羊群来伊犁惠远城换购物品的诗，就是描写当时交流盛况的：
“谁跨明驼天半回，
传呼布鲁特人来，
牛羊十万鞭驱至，
三日城西路不开。”
也是在这一时期，西域西部地区发生了许多变化。俄、英等国都在争夺这一地区。沙皇俄国不断向这一地区扩张和侵占，哈萨克、布鲁特的不少部落被先后“合并”进了俄国，希瓦、布哈拉、浩罕三个汗国也被先后一一征服。原先属于我国管辖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以及帕米尔的某些地方，在沙俄与清朝政府签定了一些不平等条约后也被沙俄占去。中亚的哈萨克、布鲁特及其他民族人民不堪沙俄的奴役，在19世纪20年代初期，掀起了反抗沙俄的大起义，还有不少人跑来新疆，等十月革命后才陆续返回中亚。迄今在民间还流传着一些关于中亚各族难民受到我国新疆各族人民同情、关照的感人故事。
1911年，我国辛亥革命胜利，推翻了封建的清朝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1917年，俄国也爆发了十月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苏联。十月革命后，中亚建立了一些自治共和国，后又改为加盟共和国。我国与中亚五个加盟共和国的交流都是通过苏联来进行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初期，苏联对我国新疆的建设有过一些帮助。从上一个世纪60年代起，中苏两国关系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所以我国与中亚的交流几乎是中断的。在后来的中苏关系正常化不久，苏联就解体了，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
中亚各国独立后，我国不但立即与它们建立了外交关系，先后与它们解决了边界问题，还大力发展了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的合作交流。我们本着“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睦邻、安邻、富邻”的精神，做中亚各国的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得到中亚各国政府和人民的信任和好评。
三、中亚研究简况
我国的史料对中亚的记载是最早的。在《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早期的汉文史书中已经对这一地区的自然、人文概况做了较详细的介绍。更可贵的是，我国历代的史书、游记等著作对中亚的记载是陆续不断的。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研究中亚地区的国家之一。研究中亚历史，特别是研究中亚古代的历史，离开了汉文史料是难以深入的。
19世纪起，俄国、德国、美国、法国、瑞典等国开始派人到中亚地区“旅游”和调查，特别是沙皇俄国很快就把统治扩大到了中亚，把中亚地区先后“合并”了进去。苏联“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在1924年民族识别、民族区域划界以后，俄国学者及中亚各民族新成长中的学者对中亚各民族的语言、文学、历史、民俗、艺术、宗教、历法、医学、古迹和经济等方面都开展了调查研究工作，发表了不少论文和出版了一批著作，特别是编纂出版了中亚各民族语言的语法、课本、词典及民族学方面的著作等。20世纪40年代，由于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原因，苏联对中亚的研究稍停了几年。上一世纪50年代，苏联对中亚的研究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塔什干、阿拉木图、伏龙芝、阿什哈巴德、斯大林纳巴德都建立了有关的教学研究机构，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研究中亚方方面面的人才，出版了许许多多学术水平较高的著作，在苏联形成了一门专门以研究中亚地区及中亚各族人民为对象的学科——中亚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曾存在过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及与其对立的西方国家阵营，长时间相互对峙，这一段时间被叫作“冷战时代”。西方国家在二战后也对中亚，特别是对中亚各民族与俄罗斯族的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但对中亚更多、更直接的研究还是在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印第安纳、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法国巴黎第三大学突厥学院、日本京都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意大利罗马大学等单位都专门设立了研究中亚的机构。法国、日本、韩国等国都在中亚成立了文化研究中心，派人常驻中亚进行调查研究。俄国、美国、土耳其等国还与中亚一些国家合办大学，也对中亚进行调查研究。中亚五国独立以来，国际新形势使各国都非常重视中亚这一地区，世界上出现了一股“中亚热”，又新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当代中亚学，但它目前主要还是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而从事的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和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
我国早在中亚五国宣布独立前就有学者对中亚历史、语言、文学、民俗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近十几年来，我国更加强了有关的研究，因为中亚五国是我国的近邻，是我们的朋友和伙伴，我们不论从贯彻睦邻友好的对外政策和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来说，还是从维护祖国统一和保证我国能在和平的周边环境及边疆稳定的条件下落实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布署来说，都应非常重视中亚这一地区。因此，我国在北京、上海、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等地的政府机构和一些大学及科学院中都建立了有关中亚的研究机构，其中，较知名的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中亚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东干学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中亚研究所、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新疆大学中亚文化研究所等，它们培养了一批从事中亚教学、研究的博士和硕士。中央民族大学开办了俄语·哈萨克语、俄语·吉尔吉斯语、俄语·乌兹别克语专业，培养通晓中亚语言的人才。我国还成立了有关研究中亚的学术团体，出版了不少有关中亚的著作。
1980年以来，我国出版的一些有关中亚的著作和译作，主要有：V. V. 巴尔托里德著，耿世民译《中亚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冯承钧原编、陆峻岭增订《西域地名》，中华书局，1980年；泽夫·卡茨主编，费孝通、谢冰心、吴文藻等译《苏联主要民族手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王治来著《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刘戈、黄威阳编《西域史地论文资料索引》，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年；王治来著《中亚近代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潘志平著《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新疆科委编《中亚五国手册》，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1992年；项英杰著《中亚：马背上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张志尧主编《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加文·汉布里主编《中亚史纲要》，商务印书馆，1994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编《东欧中亚列国志》，当代世界出版社，1994年；满达人著《中亚史地文献综述》，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胡振华编著《柯尔克孜语教程（吉尔吉斯语）》，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马曼丽主编《中亚研究——中亚与中国同源跨国民族卷》，民族出版社，1995年；铁木尔·达瓦买提著《四国散记》（维文），民族出版社，1996年；《沙俄征服中亚史考叙》，贵州教育出版社，1996年；苏三洛著，郝苏民、高永久译《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邢广程著《中国和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关系》，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孟淑贤主编《中亚各国概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王治来等编著《中亚国际关系史》，湖南出版社，1997年；王沛主编《中亚五国概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王国杰著《东干族形成发展史——中亚陕甘回族移民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吴福环、陈世明主编《中国与中亚研究文集》，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薛君度、邢广程主编《中国与中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安维华、吴强、刘庚岑著《中亚穆斯林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丁宏著《东干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赵常庆主编《中亚五国概论》，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孙壮志著《中亚五国对外关系》，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许序雅著《唐代丝绸之路与中亚历史地理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马大正、冯锡时主编《中亚五国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高永久著《西域古代伊斯兰教综论》，民族出版社，2001年；陈联璧、刘庚岑、吴宏伟著《中亚民族与宗教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亚文明史》第一、第二卷，中国对外翻译公司，2002年；丁宏著《中亚五国民族文化综论》，民族出版社，2003年；海峰著《中亚东干语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年；林涛主编《中亚东干语言研究》，香港教育出版社，2003年；赵常庆主编《十年巨变·中亚和外高加索卷》，东方出版社，2003；潘志平主编《中亚的民族关系历史现状与前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潘志平主编《中亚的地缘政治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李琪著《中亚维吾尔人》，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孙壮志、苏畅、吴宏伟编著《乌兹别克斯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赵常庆编著《哈萨克斯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王治来著《中亚通史》（古代卷上、下），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王治来著《中亚通史》（近代卷），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丁笃本著《中亚通史》（现代卷），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刘庚岑、徐小云编著《吉尔吉斯斯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施玉宇编著《土库曼斯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