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冷战期间美国的“隐蔽行动”战略
白建才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1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5年05期第56～66页
【作者简介】白建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西安 710062）
【关 键 词】冷战/美国/隐蔽行动/苏联东欧
所谓“隐蔽行动”战略（Covert Action Strategy，或Covert Operation Strategy），是指冷战期间美国为维护西方社会制度，遏制苏联扩张，最终战而胜之，综合运用隐蔽的政治战、经济战、心理战和准军事行动等斗争手段，以给苏联制度造成最大紧张的战略。它是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东欧集团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主要战略之一，是服务于遏制大战略的一个重要子战略。对这一问题，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即已有当事人撰写回忆录，学者发表论著，予以揭露。70年代后，美国国会在追查水门事件过程中，政府的许多隐蔽活动随之曝光，由此引发了美国学术界研究的第一个高潮。冷战结束后，由于有关档案大量解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掀起新的高潮，研究成果大量问世（注：最具代表性的包括：约翰·普拉多斯：《总统的秘密战》（John Prados, Presidents' Secret Wars: CIA and Pentagon Covert Operations from World War II through Iranscam），纽约1986年版；格雷戈里·特里沃顿：《隐蔽行动》（Gregory F. Treverton, Covert Action），纽约1987年版； 米歇尔·纳尔逊：《黑色天国的战争——冷战期间西方的广播战》（Michael Nelson, War of the Black Heavens: The Battles of Western Broadcasting in the Cold War），锡拉丘兹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斯科特·卢卡斯：《自由的战争——美国反对苏联的圣战》（Scott Lucas, Freedom's War: The American Crusade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纽约1999年版；彼得·格罗斯：《反击行动——美国在铁幕后的秘密战争》（Peter Grose, Operation Rollback: America's Secret War behind the Iron Curtain），波士顿2000年版；约翰·雅各布·纳特：《中央情报局的黑色行动——隐蔽行动、对外政策与民主》（John Jacob Nutter, The CIA's Black Ops: Covert Action, Foreign Policy, and Democracy），纽约2000年版。）。但这些论著多是揭露美国在冷战某一时期或某一方面的隐蔽行动政策及其活动，全面综合的研究成果很少，同时也未上升到战略分析的层面，将其作为一种战略进行分析，并揭示其同遏制战略、和平演变等战略的关系。我国学术界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零星翻译、编译出版了一些揭露美国隐蔽行动的论著，个别学者进行了初步的或某一方面的研究（注：格拉蒙特：《秘密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美苏间谍大战》，群众出版社1964年版；伍德沃德：《中央情报局1981—1987秘密战》，中国物资出版社1988年版；彼得·施魏策尔：《胜利——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萧继勇、张明权：《神秘的第三只手——20世纪的隐蔽行动》，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时殷弘：《激变战略与解放政策》，《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张敏谦：《美国对外经济战略》，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本文试图依据近年来美国政府解密的档案资料，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就此作进一步探讨。
一
二战末期和战后初期，随着德意日战败投降，美苏战时同盟的基础逐渐消失，从俄国十月革命后即产生的不同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的矛盾重新浮现。另外，苏联为保障国家安全，力图控制东欧，把这个昔日入侵苏联（俄国）的“危险走廊”变成保障苏联的安全带，并尽可能在中近东和远东牟取权益，在此前提下伺机推进世界革命，改变苏联孤立的“一国社会主义”处境；美国则企图凭借战争中膨胀起来的强大经济军事实力，承担领导世界的责任，输出与捍卫自由民主制度。由是双方的矛盾冲突渐趋尖锐，在东欧、德国、伊朗、土耳其等一系列问题上展开对抗。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发表演说， 声称世界已分裂为“极权政体”与“自由国家”两个敌对营垒，“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各国自由人民”，抵御共产主义的扩张。该演说作为杜鲁门政府的“冷战宣言”，标志着美苏战时同盟关系正式破裂，酝酿了近两年的美苏冷战终于爆发。
冷战爆发后，美苏首先在欧洲展开激烈争夺。1947年6月， 美国抛出“马歇尔计划”，企图通过提供庞大经济援助，挽救在战争摧残和共产主义浪潮冲击下陷入严重困境的西欧资本主义各国，巩固反苏前哨阵地并分化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起初准备参加这一计划，以期为经济恢复获得援助，并派代表团出席巴黎协商会议。但当发现其反苏意图后，便愤然退出，实施“莫洛托夫计划”，在7—8月分别同保加利亚等东欧6国签订了贸易协定， 从而形成了与西方资本主义相抗衡的苏联东欧经济圈。与此同时，苏联对“马歇尔计划”严厉谴责，指责美国企图通过该计划扩大对欧洲的商品资本输出，把欧洲国家置于美国的经济政治控制之下；指责该计划试图把欧洲分裂为两个阵营，利用英法等国对抗苏联与东欧民主国家。为了加强对欧洲各国共产党政治上的控制与协调行动，9月22—28日，苏联东欧及法国、意大利9国共产党、工人党在波兰秘密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情报局，以交流经验和协调行动，并出版机关刊物。在这次会议上，苏联代表日丹诺夫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指出世界已分裂为“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和“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两大营垒，号召世界反帝民主阵营团结起来，制定共同的纲领和策略，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同盟者。我国有学者认为，这一报告“是莫斯科的冷战宣言”（注：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87页。）。
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是苏联对“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反击，它标志着苏联东欧已结成政治同盟。当这一消息于10月5日公布后， 在西方引起很大震动。“西方国家普遍认为，这是共产国际在新条件下的复活，说明共产主义要扩张”（注：刘金质：《冷战史》（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页。）。之后，情报局及所属各共产党、工人党积极开展活动，猛烈批判马歇尔计划和“美帝国主义”的扩张及战争政策，动员各国群众投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与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
面对苏联的激烈反击，美国开始寻找新的斗争手段予以抗击。手段之一便是实施隐蔽的心理战。1947年11月7日，美国国务院一陆海空军协调委员会（SANACC ）下属的一个特别小组向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题为《心理战》的报告，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颇为焦虑地指出：“苏联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主要针对美国的宣传运动，并综合运用心理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手段，以图瓦解有能力反对苏联野心的各国所有非共产党力量。”结论说：“目前的世界形势要求美国立即采取协调措施以影响各国的态度，使其有利于获得美国的目标，抵消反美宣传的恶果。”报告就心理战的机构设置、政策制订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明确具体的建议（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1950：情报机构的建立》（FRUS, 1945—1950: Emergence of the Intelligence Establish-ment），第249份文件，因特网：www.state. gov/www/about-state/history/intel。）。委员会很快修改通过了该报告，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经反复讨论修改，于12月17日批准了对苏联集团实施隐蔽心理战的文件NSC4—A， 指令中央情报局“开展并指导隐蔽的心理战，以反击苏联及其支持的威胁世界和平安全，或者旨在诋毁败坏美国热心促进的世界和平安全事业的活动”（注：《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1947—1977》（Documents of the NSC, 1947—1977），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美国大学出版社，微缩胶卷，A438.3, D: I:0007。）。这份文件是美国政府制订的对苏联集团采取隐蔽行动的第一份重要文件，但它只是要求实施隐蔽的心理战，尚未提出实施全面的隐蔽行动。
到1948年，冷战对抗加剧。苏联为对抗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加强了对东欧的控制。罗马尼亚等战后一度实行联合政府的东欧国家纷纷将资产阶级政党排挤出局，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特别是1948年2月，原本资产阶级势力较强、共产党相对处于弱势的捷克斯洛伐克发生政变，捷共在苏联支持下发动进攻，逼迫捷总统接受12名资产阶级部长辞职，执掌了政权。美国政界、媒体对此大肆渲染，认为它再次表明了苏联的扩张威胁。4月，意大利举行大选。 在西欧影响巨大的意大利共产党积极参选，志在必得。美国为了防止意大利共产党获胜并危及整个西欧，对意选民展开了猛烈的公开与隐蔽的心理战，最终阻止了意共上台。心理战在意大利的成功也鼓舞了美国开展隐蔽行动的信心。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政府决定制订对苏联集团实施全面隐蔽行动的战略。
二
1948年6月1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修改， 通过了一份根据遏制政策设计师乔治·凯南提交的报告《开展有组织的政治战》制订的重要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特别项目署的指令》，标号NSC10/2。文件指出：“国家安全委员会认识到苏联及其卫星国和共产主义团体诋毁、败坏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目标与行动的恶毒的隐蔽活动，决定为了世界和平与美国国家安全的利益，必须用隐蔽行动补充美国政府公开的对外活动。”根据该文件，中情局内将设立一个新机构“特别项目署”（OSP），负责策划指导隐蔽行动。文件也明确了隐蔽行动的内涵，指出“隐蔽行动”包括美国政府实施或赞助的反对敌对国家或集团、支持友好国家或集团的一切活动。这些活动计划的执行要使任何局外人都不清楚其中的内幕和美国政府的责任；万一败露，美国政府也可以“巧言否认任何责任”。具体地说，“这些活动包括任何相关的秘密活动：宣传、经济战；预防性直接行动，包括破坏，反破坏，爆破拆毁，撤离疏散；颠覆敌对国家，包括援助地下抵抗运动、游击队和难民解放组织，支持自由世界受到威胁国家中的反共产主义分子”（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1950：情报机构的建立》，第292份文件。）。
NSC10/2决定要对苏联集团展开全面隐蔽行动，要用隐蔽行动补充美国公开的对外活动，并确定了其组织领导、具体内容和要求。这就意味着美国在与苏联集团对抗中又提出了一个新战略——隐蔽行动战略。它表明美国在公开遏制苏联集团的同时，加强了对它的秘密战，将隐蔽行动由宣传领域扩展到政治、经济等其他领域，企图通过对苏联集团实施全面的隐蔽行动，与之相对抗。1950年4月14日，这一战略被国家安全委员会写进著名的NSC68号文件《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与计划》中， 指出要在经济战、政治战和心理战领域加强隐蔽行动，煽动和支持具有战略意义的苏联卫星国家的骚乱和起义（注：《国家安全事务：对外经济政策》（FRUS, 1950, Vol. I,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0年第1卷，华盛顿特区1977年版，第285页。）。
1951年10月23日，在NSC10/2实施3年多后，杜鲁门总统又批准了NSC10/5号文件《隐蔽行动的范围与步骤》，作为对NSC10/2的补充。NSC10/5要求进一步加强隐蔽行动，强调其顺序是：1.给苏联权力结构造成最大紧张，包括苏联与卫星国及共产党中国的关系；在按照美苏实力和避免战争风险前提下，在合适的时间地点，努力削弱苏联的力量和影响，使其不再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2.增强自由世界国家和人民对美国的向心力，增强他们抵抗苏联统治的意志和能力。3.在战略地区发展地下抵抗，推进隐蔽的游击活动，并使其最大程度上与第一阶段的目标相一致（注：格雷戈里·米特洛维奇：《暗击克里姆林：美国颠覆苏联集团的战略，1947—1956》（Gregory Mitrovich, Undermining the Kremlin: America's Strategy to Subvert the Soviet Bloc, 1947—1956），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NSC10/5进一步完善了杜鲁门政府的隐蔽行动战略，使其目标、范围与步骤明确和具体化。特别是关于隐蔽行动战略所要达到的目标，NSC10/2只是笼统地说“为了世界和平与美国国家安全的利益”；NSC10/5则明确具体提出，要“给苏联权力结构造成最大紧张”，要“削弱苏联的力量和影响”等。这就补充了NSC10/2的不足，使这一战略更具可操作性。文件特别强调，要挑拨苏联与卫星国及中国的关系，增强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的向心力，这是因为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迅速与苏联结成同盟，大大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实力；其时朝鲜战争已进行了一年多，美国在战场上直接领教了中国军队的铁拳；在中、苏等国的影响下，亚非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面对这种东风似乎要压倒西风的形势，挑拨苏联与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破坏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增强西方阵营的团结，就成为其隐蔽行动的重中之重了。
自杜鲁门政府制订隐蔽行动战略后，其后历届政府都继承了这一战略，直至冷战结束。竞选时大肆攻击杜鲁门政府软弱无能，反共不力，只知对苏联集团实施防御性遏制战略的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得知其前任早已在秘密实施隐蔽行动战略后，自然接过了这一武器，并于1954年3月至1955年12 月先后通过了三份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隐蔽行动的指令》的重要文件，即NSC5412、NSC5412/1、NSC5412/2。这些文件规定，要给国际共产主义制造困难，破坏苏联和共产党中国及它们和卫星国的关系，使苏联、共产党中国及其卫星国对国内的控制复杂化，延缓苏联集团军事和经济潜力的增长；要诋毁国际共产主义的威信和意识形态，削弱各国共产党及其支持者的力量；要在被国际共产主义统治或威胁的地区发展地下抵抗，促进隐蔽行动和游击活动（注：《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1947—1977》，微缩胶卷，A438，A：IV：0275。）。这就进一步扩大了隐蔽行动的范围，把隐蔽行动的矛头不仅指向苏联东欧集团，也指向了中国及整个共产主义世界。可以说，艾森豪威尔政府进一步发展了其前任确定的隐蔽行动战略。
1961年肯尼迪上台后，继续把NSC5412/2作为实施隐蔽行动的指导文件。约翰逊政府继承了肯尼迪政府的内外政策，对NSC5412/2也未做大的改动，只是在1964年通过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303号文件（NSAM303），将领导隐蔽行动的“特别小组”易名为“303委员会”（注：约翰·普拉多斯：《总统的秘密战：二战至波斯湾战争期间中情局和国防部的隐蔽行动》（John Prados, Presidents' Secret Wars: CIA and Pentagon Covert Operations from World War II through Persian Gulf），芝加哥1996年版，第249页。）。
1970年2月17日，尼克松政府通过国家安全决议备忘录第40号文件（NSDM40），对执行了长达15年的NSC5412/2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改，将隐蔽行动领导小组的名称改为“40委员会”，规定委员会每年对被批准执行的隐蔽活动进行一次考评（注：格雷戈里·特里沃顿：《隐蔽行动》（Gregory F. Treverton, Covert Action），纽约1987版，第234页。）。同时该文件从字面上取消了隐蔽行动战略的反苏性质，指出“美国政府继续用隐蔽行动补充公开的外交活动，这对于维护美国的国防和安全及其对世界和平所作的努力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注：约翰·普拉多斯：《总统的秘密战》，第322页。）。但其反苏反共性依然隐约可见。因为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词典里，国际共产主义与对其国家安全的威胁完全是同义语。这种字面上的变化只是反映了当时冷战格局的变化和美国的战略收缩。
1974年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福特继任总统后，在其执政的两年多中并没有放弃隐蔽行动战略，只是在1976年初颁布的第11905号总统令中，设立“行动咨询组”（OAG）取代“40委员会”， 将隐蔽行动的决定权掌握在有关政府部门的部长级官员而非他们的代表手里。文件继续规定要用隐蔽行动促进美国的对外政策，但禁止采取暗杀活动。1977年接任的卡特总统继续这一政策。他在1978年颁布的第12036号总统令中，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的“特别协调委员会”（SCC）取代行动咨询组，作为隐蔽行动的决策机构（注：约翰·普拉多斯：《总统的秘密战》，第349页。）。
1981年上台执政的罗纳德·里根被称为“美国历史上反对共产主义最坚决的总统”（注：彼得·施魏策尔：《胜利：里根政府加速苏联崩溃的秘密战略》（Peter Schweizer, Victory: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s Secret Strategy That Hastene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纽约1994年版，第xii页。）。他矢志要“把共产主义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因此在任职8年中，不仅接过了隐蔽行动战略的接力棒，而且把它运用到极致。1982年5月，里根政府通过国家安全决议指令第32号文件（NSDD32）《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把对苏联及其盟国施加经济压力，在国内外开展政治宣传，进行旨在使苏联的卫星国政府摆脱莫斯科控制的隐蔽活动，作为国家安全战略中5个主要支柱中的3个（其余两个为军事现代化和美国盟国增加军费）（注：克里斯托弗·辛普森：《里根与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指令》（Christopher Simpson, National Security Directives of the Reagan and Bush Administrations），旧金山1995年版，第62页。），足见其把开展隐蔽行动置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同年11月12日，里根政府通过了《对苏联进行持久经济战》的NSDD66号文件。两个月后，即1983年1月17日，里根政府又通过了NSDD75号文件《美国的对苏政策》，指出如果苏联接受美国的条件，可以改善美苏关系，同时决定对阿富汗、波兰、尼加拉瓜和格林纳达等国的反叛者给予秘密政治军事支持（注：克里斯托弗·辛普森：《里根与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指令》，第228页。）。
关于1989年继任的布什政府，由于其绝大部分密级档案尚未解密，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见到其实施隐蔽行动的政府文件等档案材料，但从布什总统曾担任中情局长及里根政府8年副总统的经历来看，他对隐蔽行动战略的重视程度是不言而喻的，只是由于其时美苏关系已经缓和，冷战正走向结束，隐蔽行动战略在其总体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必然下降罢了。
三
冷战期间，随着美苏力量的消长和冷战格局的变化，美国隐蔽行动战略的实施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40年代末期至50年代中期，隐蔽行动战略实施的重点在欧洲。在这一阶段，美国对苏联集团展开紧锣密鼓的政治战、经济战、心理战和准军事行动。其中尤以政治战、心理战和准军事行动最为突出。
在政治战方面，主要是通过制造假情报、散布流言蜚语等手段挑拨离间苏联东欧国家高层领导的关系、苏联与卫星国的关系，引诱苏联集团人员大量叛逃，给苏联权力结构造成最大紧张。最具代表性的是1950年秋杜鲁门政府雇用一批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兰德公司的学者制订了一个颠覆苏联政权的“特罗伊计划”。它具体包括四种方式，即：一、设法使苏联党和国家管理机构丧失能力；二、增加叛逃西方事件，煽动军队和安全机构中出现大量叛逃者，动摇党对他们的信任，导致新一轮清洗，削弱党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能力；三、传播针对苏联高层领导特别是政治局成员的假情报，加剧他们之间的相互猜忌，诱导苏共最高层的权力斗争；四、削弱苏联对东德共产党的信任及紧靠西方边界的苏联驻军的可靠性，继续进行把阿尔巴尼亚从苏联集团分离出来的活动，以及对苏联领导散布中国共产党可能有铁托主义倾向的假情报，促使国际共产主义再次分裂（注：格雷戈里·米特洛维奇：《暗击克里姆林：美国颠覆苏联集团的战略，1947—1956》，第183—184页。）。为了引诱、鼓动苏联集团人员叛逃，中情局经常派特工潜入苏联东欧进行策反，并资助一些民间机构进行鼓动。
心理战是美国隐蔽行动战略中运用最多的武器。在这一阶段美国运用一切可行手段对苏联集团展开宣传战、心理战。最主要的就是利用“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等电台进行敌对宣传，攻击苏联东欧社会制度，揭露其阴暗面，鼓吹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诱导听众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对西方的向往，鼓动他们起来造反。当时“美国之音”的一位官员赤裸裸地说，他“不是在搞广播，而是在干革命”（注：时殷弘：《从激变战略到解放战略》，《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第7页。），可谓一语道破天机。为了加强对心理战的领导，1951年杜鲁门下令成立了心理战略委员会（PSB）， 其职责是“制定并向从事心理战的部门传达国家心理战的总体目标、政策和计划，协调、评估国家的心理战”等（注：《给国务卿、国防部长和中情局长的指令》（“Directiv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The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美国解密文件参考系统，1991070102244，因特网：www. ddrs.psmedia.com/。）。由此足见美国政府对心理战的重视。
所谓准军事行动是指美国秘密组织和训练从苏联集团叛逃出来的流亡者，然后把他们潜送回国，从事武装破坏活动，也包括中情局特工在敌对国家所搞的武装破坏及暗杀等活动。在这方面，中情局和英国、西德的情报机构密切合作。他们在西德和西柏林的难民营中秘密物色对象，集中进行训练，有些新手还要送到美国学习跳伞、收发电报等特别课程。经过一定训练后，便通过海运或空投把他们送入苏联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乌克兰等地或阿尔巴尼亚等国，从事搜集情报、武装破坏活动。最突出的是旨在把阿尔巴尼亚从苏联集团分离出去的行动。美英两国都认为阿尔巴利亚夹在希腊和南斯拉夫之间，易于从苏联集团分离。1949年起两国开始协调行动，从西德、意大利、希腊、埃及等地招募了许多“自由阿尔巴尼亚人”，秘密训练后将他们一批批潜送回国。从1949年到1954年，共进行了近20次秘密渗透活动，约500人被潜送入境。但这些人一入境便被当地部队歼灭。1954 年阿政府将抓获的几个特工公审处死，使中情局声名狼藉。中情局遂在同年停止了这一行动（注：于力人：《中央情报局50年》，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页。）。
在经济战方面，美国勾结英、法、意等一批西方盟国，于1950年建立了一个“秘密的非正式国际组织”，即“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COCOM）（注：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第8页。），协调立场，共同对苏联集团实施经济制裁和出口管制。朝鲜战争爆发后将管制范围扩大至中国，建立了该组织在亚洲的分支机构“中国委员会”。之后，该组织成为美国对共产党国家实施经济战的重要工具，直至1994年宣告解散。
这一时期美国在欧洲以外地区如菲律宾、伊朗、危地马拉等国也进行了不少隐蔽活动。但重点在欧洲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期至7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隐蔽行动战略实施的重点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到50年代中期，东西方冷战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首先，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新领导调整了对外政策，表示要改善和西方国家的关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并采取了一些具体行动。苏联似乎暂时不再构成对美国最紧迫最直接的威胁。其次，华沙条约组织建立，在欧洲正式形成了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同时苏联已建立了一定规模的核武器库，特别是研制成氢弹。这意味着美国在欧洲任何不谨慎的举动都可能酿成一场灾难。第三，在美国隐蔽行动战略促进下发生的1953年东德起义、1956年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很快被镇压，这表明苏联对东欧的控制是严密有效的，继续此类行动只能是为苏联集团“提供采取镇压措施的口实，从而有助于加强共产党的控制”（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第8卷（FRUS, 1952—1954, Vol. 8, Eastern Europe; Soviet Union; Eastern Mediterranean），华盛顿特区1988年版，第99页。）。第四，新中国在朝鲜战场上使美国惨遭痛击；在中国革命影响下，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蓬勃高涨。这使美国统治者认为“中国牌子的共产主义比苏联牌子的共产主义更危险”，担心在东南亚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第五，亚非拉反帝反殖民浪潮汹涌澎湃，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不断取得独立，第三世界勃然兴起。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冷战战略也作了相应调整，对苏联东欧暂时减少了隐蔽活动，提出了和平演变战略，而将隐蔽行动战略的重点外移至亚非拉地区。
在亚洲，中情局积极支持西藏达赖集团发动叛乱，为其训练武装特工，空运武器装备及叛乱分子，进行空中掩护等，妄图分裂中国；积极配合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向北方空投特务，散布谣言，破坏铁路，制造混乱。中情局在西贡的情报官员多达400余人，成为中情局海外最大的情报站； 为了搞垮具有“亲共倾向”的印尼苏加诺政府，中情局秘密支持在苏门答腊岛的叛军，“空投武器物资，用潜水艇给叛军运送物资，接送联络官员”（注：约翰·雅各布·纳特：《中央情报局的黑色行动——隐蔽行动、对外政策与民主》，第55页。）。1965年又秘密支持印尼军人集团发动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并于1968年废黜了苏加诺。
在非洲，为了防止刚刚获得独立的刚果（金）成为第二个古巴，中情局精心策划暗杀了其领导人卢蒙巴。
在拉丁美洲，美国为了巩固后院，阻止苏联势力渗透，也充分运用了隐蔽行动战略。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为了颠覆出现在眼皮底下的古巴革命政权，对古巴实施了全面的隐蔽行动。中情局制订了“冥王星计划”，制造了臭名昭著的“猪湾入侵”事件。中情局也不断派出特工、潜入古巴进行破坏活动，将古巴运糖的船用放射性物质污染，在古巴的矿山制造爆炸事件，在哈瓦那最大的商场纵火，将古巴的甘蔗地付之一炬。同时，中情局多次策划了各种形式的暗杀卡斯特罗事件。在智利，从1958年到1970年，美国一直通过隐蔽的政治活动，阻止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在选举中获胜。1973年又支持右翼军人集团发动政变，将社会党左翼领袖阿连德枪杀在总统官邸的办公室里。
总之，这一时期美国在亚非拉的隐蔽活动十分猖獗。据统计，肯尼迪政府平均每月要批准4.8项隐蔽活动计划，而约翰逊政府则增加到5.25项（注：约翰·普拉多斯：《总统的秘密战》，第251页。）。
第三阶段：70年代中后期，由于水门事件的影响，隐蔽活动大大缩减。
1972年“水门事件”爆发后，民主党穷追不舍，迫使尼克松总统于1974年辞职。此时正值美苏关系缓和，冷战处于低潮，美国国会在追查水门事件过程中，对涉嫌卷入该事件的中情局所采取的其他隐蔽活动也提出了质疑和查究，导致中情局声名狼藉。中情局被迫削减机构，裁撤人员，其隐蔽活动骤减。50—60年代，隐蔽活动占中情局预算54％，1976年时下降到4％左右（注：于力人：《中央情报局50年》，第555页。）。
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东欧和亚非拉重点突破，全面出击，赢得了冷战。
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迅速调整了对苏政策，结束了前几年的缓和状态，展开强硬对抗。1981年里根上台后，决心利用苏联的内外困境进行反击，一举夺取冷战的胜利。在隐蔽行动方面，里根政府采取了重点突破——以波兰和阿富汗为重点进行突破，全面出击——政治战、经济战、心理战和准军事行动齐头并进，从东欧和亚非拉全面出击的战术，给苏联以决定性打击。
波兰地处东欧心脏，如搞垮波兰，将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对东欧其他国家产生重大影响。为此，里根政府除公开对波兰通过经济制裁等手段施压外，暗中大力支持反政府组织团结工会，秘密资助大笔活动经费和先进的无线电通讯工具、广播电台、印刷机等设备。为搞垮波兰，里根还和罗马教皇保罗二世密谋，约定联合在波兰“进行一场秘密战役，以加速共产主义帝国的瓦解”（注：于力人：《中央情报局50年》，第679页。）。
为了使苏联陷入阿富汗战争的泥潭，加剧苏联的负担和加速其崩溃，里根政府不断增加对阿反政府武装的经济援助，到1987年，援助总额达25亿美元。美国还向阿反政府武装提供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肩扛毒刺式导弹，以及先进的夜视装置和精确制导武器，给苏军造成致命打击。“支持阿富汗抵抗力量成为美国采取的最大的隐蔽行动”（注：约翰·普拉多斯：《总统的秘密战》，第363页。）。与此同时，里根政府还企图“把战争引向苏联境内”。中情局长威廉·凯西多次密访巴基斯坦，告诉巴情报官员“苏联的民族关系紧张，不堪一击”；中亚地区“是苏联柔软的下腹部”，“阿富汗北部地区是通向苏联中亚地区的一个跳板”，与巴情报官员秘密商讨训练和派遣阿游击队员进入苏联发动袭击（注：彼得·施魏策尔：《胜利：里根政府加速苏联崩溃的秘密战略》，第177页。）。阿游击队员多次潜入苏联中亚地区，在公路上埋设地雷，袭击哨所，伏击边防巡逻队，给苏联造成更大压力。
在东南亚，从1982年至1988年，美国通过东盟国家每年向柬埔寨自由高棉抵抗力量提供3000万美元的援助，反对苏联支持的越南对柬埔寨的占领。
在安哥拉，1985年美国会否决了禁止向安抵抗组织提供秘密援助的1976年克拉克修正案，里根政府立即向反政府武装提供了5400万美元的秘密援助。
在尼加拉瓜，里根政府出资出枪在洪都拉斯建立了尼反政府武装，在尼发动内战，决心要推翻苏联、古巴支持的尼加拉瓜桑地诺尼解放阵线政府。由于国会的拨款限制，里根政府不惜秘密向伊朗出售武器，将所获钱款资助尼反政府武装，制造了轰动一时的“伊朗门事件”。
对苏联，里根政府不仅提出“星球大战计划”，企图通过这一高科技、高耗资的竞争，拖垮苏联经济，还对苏联施行公开的和隐蔽的经济战。1982年里根政府以波兰镇压团结工会为借口，对波、苏实行经济制裁，切断了对苏联修建横贯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的技术设备供应，并竭力劝说西欧和美国一道实行制裁。里根在《自传》中坦承，此举就是要“对苏联施加我认为足够的经济压力，以加快共产主义的死亡”。制裁结果使苏联“损失了150—200亿美元”。80年代中期，里根政府秘密实施了一个“沙特行动”计划，即通过设法使沙特阿拉伯增加石油产量的做法，使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暴跌，从而使原油输出大国苏联的外汇收入锐减。据中情局一份秘密报告说，每桶石油价格下跌1美元，苏联每年就会损失5—10亿美元。1985年11月每桶石油价格为30美元，5个月后跌至12美元，据此推算，苏联因此损失90—180亿美元。同时石油价格下跌也使一些中东国家因收入减少，缩减了对苏联的武器购买，从而减少了苏联的军售外汇收入。苏共中央高级官员诺维柯夫说：“石油价格的下跌是破坏性的，它使数百亿美元一扫而空。”外汇收入的锐减给苏联经济带来严重困难，极大影响了苏联进口西方设备、工业材料和农产品，几十个大项目由于缺乏资金被迫中止（注：彼得·施韦策：《谁摧毁了“邪恶的帝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5年第3期，第42页。）。当时苏联正在实施加速经济发展战略，急需大量资金进口西方技术设备。里根政府的这些做法对苏联经济造成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这样，通过80年代里根政府对苏联集团以波兰和阿富汗为突破口重点突破，在东欧和亚非拉全面出击，隐蔽的政治战、经济战、心理战和准军事行动一起开花，到1989年里根结束任期时，苏联已成强弩之末了。
四
冷战期间，美国政府为击溃苏联集团，瓦解社会主义阵营，赢得冷战胜利，制订并实施了诸如遏制战略、贸易管制战略、和平演变战略、大规模报复战略、灵活反应战略、现实威慑战略、以及隐蔽行动战略等一系列名目繁多的战略。其中，遏制战略是大战略或曰基本战略，其他战略均是从属于遏制大战略的具体战略或曰子战略（注：由于篇幅所限，关于冷战期间美国的大战略及与其他战略的相互关系，笔者将另撰专文予以论述。）。隐蔽行动战略作为遏制大战略的一个子战略，是美国冷战战略库中一件形式独特、威力巨大的武器，为击垮苏联集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如前所述，隐蔽行动战略是要通过隐蔽的政治战、经济战、心理战及准军事行动给苏联的权力结构造成最大的紧张，削弱其实力，挑拨离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诋毁瓦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直接目标是给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制造困难，使其统治难以为继。虽然隐蔽活动古已有之，那些敌对国家常常秘密采取心理战、反间计以瓦解对方，但如此综合、全面、系统地把它作为一种战略来实施运用，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即使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惊慌失措的西方政府也未能对苏联制订并实施如此完整的隐蔽行动战略。冷战期间美国制订并实施隐蔽行动战略长达40多年，其功效是显而易见的。这表现在：
首先，其政治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苏联东欧统治集团内部的紧张气氛，培植加强了反社会主义因素，瓦解了社会主义阵营。如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情局实施反间计，使苏联东欧集团领导人之间互不信任和猜忌，导致一系列清洗，甚至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斯兰斯基也被怀疑是帝国主义间谍，酿成了以斯兰斯基为首的13名捷党政军高级领导人被处死的惨剧。80年代，里根政府和罗马教皇相勾结，秘密支持大力扶植波兰反政府的团结工会，使其最终坐大，于1989年7月夺取了政权，在东欧建立了第一个非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在波兰的影响下，其他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相继垮台，苏联东欧集团土崩瓦解。美国长期对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民族分裂主义者提供公开的和秘密的支持。80年代中后期，美国将一些苏联移民作为间谍派回苏联，使这些人“以激进改革派自居，以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和‘公开性’为借口，四处煽风点火，混淆是听，大肆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宣传活动，为搞乱苏联、搞垮苏共推波助澜”（注：李兴耕等编：《前车之鉴——俄罗斯关于苏联剧变问题的各种观点综述》，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页。）。这些都在苏联剧变和解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其经济战加剧了苏联的困难，加速了苏联的崩溃。苏联的经济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政府不能与时俱进，稳步地从根本上改革其僵化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发展速度逐年下降，科学技术更趋落后。据此，里根政府认为，苏联的经济“已毫无希望”（注：《里根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496页。），决心利用苏联的弱点，“对苏联的基本经济与政治弱点进行攻击”（注：彼得·施魏策尔：《胜利：里根政府加速苏联崩溃的秘密战略》，第xv页。）。在经济战方面，除了不断寻找借口予以经济制裁、通过“星球大战”计划加剧军备竞赛拖垮苏联的经济等公开手段外，也通过“沙特行动”等计划对苏联实施了隐蔽的经济战。“沙特行动”使苏联外汇收入锐减，给苏联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最终加速了苏联的崩溃。
再次，其通过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和美国之音等广播及其他方式所进行的秘密宣传战和心理战，毒化了苏联集团人民的思想信念，煽动了人们对现政权和社会制度的不满，激发了人们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向往，传播了各地反抗的信息，对80年代末的苏东剧变起了十分重要的煽风点火的作用。1981年9月21日， 美国之音的副台长尼古拉德斯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讲话，他说：“我们应当破坏苏联及其卫星国的稳定，促进它们的人民和政府之间产生摩擦……我们要尽量在共产主义集团各国领导人之间打进楔子，使他们相互不满和互相猜疑。我们应当煽起民族主义的火焰，鼓励铁幕后面宗教感情的复萌。”（注：刘洪潮主编：《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策略、手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2页。）这段话赤裸裸地道出了美国政府公开支持的美国之音以及暗地操纵的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的图谋。冷战期间，专门针对东欧国家的自由欧洲电台每天以保加利亚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匈牙利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等6种语言，几乎昼夜不停地进行广播； 专门针对苏联的自由电台，每天以俄语和其他11种苏联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广播，所发挥的功效是难以计量的。波兰政府曾相信，“如果美国关闭自由欧洲电台，地下组织就会完全停止存在”。曾担任卡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也认为，苏联集团“丧失对信息传播的垄断是共产党集权统治垮台的关键”。因此有学者说，西方之所以赢得冷战，“不是通过使用武器”，而是通过“比剑更有力的无线电广播”，“不战而屈人之兵”（注：米歇尔·纳尔逊：《黑色天国的战争——冷战期间西方的广播战》，第xiii页。）。这些评论不无道理。
最后，其准军事行动虽然屡遭失败，但也时有成功。特别是80年代在亚非拉的全面出击，给苏联造成巨大压力，迫使苏联进行全面收缩，最终结束冷战。如里根政府给阿富汗游击队秘密提供的先进武器装备等军事援助，极大地加强了阿富汗游击队的实力，给入侵苏军沉重打击，使阿富汗战争变成了“苏联的越南战争”。1992年解密的苏联档案表明，“美国在1986年向阿富汗游击队提供‘毒刺’导弹是促使戈尔巴乔夫”下决心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性因素”（注：理查德·克罗卡特：《50年战争》，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521页。）。
总之，隐蔽行动战略如同其他从属于遏制大战略的子战略一样，是美国对苏联集团冷战战略库中的一件重要武器，是遏制大战略体系中的一根重要支柱，它对促使苏东裂变、美国赢得冷战起了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对此我们绝不能低估。^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1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5年05期第56～66页
【作者简介】白建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西安 710062）
| 【内容提要】 | “隐蔽行动”是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实施的主要战略之一，是服务于遏制大战略的一个重要子战略。冷战爆发后，面对苏联的激烈反击，杜鲁门政府很快制订了这一战略予以抗击。之后美国历届政府都继承实施了这一战略。随着冷战格局的变化，美国隐蔽行动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作为美国冷战战略库中的一件重要武器和遏制大战略体系中的一根重要支柱，隐蔽行动战略的实施对促使苏东裂变、美国赢得冷战起了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 |
一
二战末期和战后初期，随着德意日战败投降，美苏战时同盟的基础逐渐消失，从俄国十月革命后即产生的不同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的矛盾重新浮现。另外，苏联为保障国家安全，力图控制东欧，把这个昔日入侵苏联（俄国）的“危险走廊”变成保障苏联的安全带，并尽可能在中近东和远东牟取权益，在此前提下伺机推进世界革命，改变苏联孤立的“一国社会主义”处境；美国则企图凭借战争中膨胀起来的强大经济军事实力，承担领导世界的责任，输出与捍卫自由民主制度。由是双方的矛盾冲突渐趋尖锐，在东欧、德国、伊朗、土耳其等一系列问题上展开对抗。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发表演说， 声称世界已分裂为“极权政体”与“自由国家”两个敌对营垒，“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各国自由人民”，抵御共产主义的扩张。该演说作为杜鲁门政府的“冷战宣言”，标志着美苏战时同盟关系正式破裂，酝酿了近两年的美苏冷战终于爆发。
冷战爆发后，美苏首先在欧洲展开激烈争夺。1947年6月， 美国抛出“马歇尔计划”，企图通过提供庞大经济援助，挽救在战争摧残和共产主义浪潮冲击下陷入严重困境的西欧资本主义各国，巩固反苏前哨阵地并分化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起初准备参加这一计划，以期为经济恢复获得援助，并派代表团出席巴黎协商会议。但当发现其反苏意图后，便愤然退出，实施“莫洛托夫计划”，在7—8月分别同保加利亚等东欧6国签订了贸易协定， 从而形成了与西方资本主义相抗衡的苏联东欧经济圈。与此同时，苏联对“马歇尔计划”严厉谴责，指责美国企图通过该计划扩大对欧洲的商品资本输出，把欧洲国家置于美国的经济政治控制之下；指责该计划试图把欧洲分裂为两个阵营，利用英法等国对抗苏联与东欧民主国家。为了加强对欧洲各国共产党政治上的控制与协调行动，9月22—28日，苏联东欧及法国、意大利9国共产党、工人党在波兰秘密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情报局，以交流经验和协调行动，并出版机关刊物。在这次会议上，苏联代表日丹诺夫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指出世界已分裂为“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和“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两大营垒，号召世界反帝民主阵营团结起来，制定共同的纲领和策略，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同盟者。我国有学者认为，这一报告“是莫斯科的冷战宣言”（注：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87页。）。
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是苏联对“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反击，它标志着苏联东欧已结成政治同盟。当这一消息于10月5日公布后， 在西方引起很大震动。“西方国家普遍认为，这是共产国际在新条件下的复活，说明共产主义要扩张”（注：刘金质：《冷战史》（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页。）。之后，情报局及所属各共产党、工人党积极开展活动，猛烈批判马歇尔计划和“美帝国主义”的扩张及战争政策，动员各国群众投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与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
面对苏联的激烈反击，美国开始寻找新的斗争手段予以抗击。手段之一便是实施隐蔽的心理战。1947年11月7日，美国国务院一陆海空军协调委员会（SANACC ）下属的一个特别小组向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题为《心理战》的报告，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颇为焦虑地指出：“苏联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主要针对美国的宣传运动，并综合运用心理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手段，以图瓦解有能力反对苏联野心的各国所有非共产党力量。”结论说：“目前的世界形势要求美国立即采取协调措施以影响各国的态度，使其有利于获得美国的目标，抵消反美宣传的恶果。”报告就心理战的机构设置、政策制订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明确具体的建议（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1950：情报机构的建立》（FRUS, 1945—1950: Emergence of the Intelligence Establish-ment），第249份文件，因特网：www.state. gov/www/about-state/history/intel。）。委员会很快修改通过了该报告，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经反复讨论修改，于12月17日批准了对苏联集团实施隐蔽心理战的文件NSC4—A， 指令中央情报局“开展并指导隐蔽的心理战，以反击苏联及其支持的威胁世界和平安全，或者旨在诋毁败坏美国热心促进的世界和平安全事业的活动”（注：《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1947—1977》（Documents of the NSC, 1947—1977），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美国大学出版社，微缩胶卷，A438.3, D: I:0007。）。这份文件是美国政府制订的对苏联集团采取隐蔽行动的第一份重要文件，但它只是要求实施隐蔽的心理战，尚未提出实施全面的隐蔽行动。
到1948年，冷战对抗加剧。苏联为对抗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加强了对东欧的控制。罗马尼亚等战后一度实行联合政府的东欧国家纷纷将资产阶级政党排挤出局，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特别是1948年2月，原本资产阶级势力较强、共产党相对处于弱势的捷克斯洛伐克发生政变，捷共在苏联支持下发动进攻，逼迫捷总统接受12名资产阶级部长辞职，执掌了政权。美国政界、媒体对此大肆渲染，认为它再次表明了苏联的扩张威胁。4月，意大利举行大选。 在西欧影响巨大的意大利共产党积极参选，志在必得。美国为了防止意大利共产党获胜并危及整个西欧，对意选民展开了猛烈的公开与隐蔽的心理战，最终阻止了意共上台。心理战在意大利的成功也鼓舞了美国开展隐蔽行动的信心。在这种形势下，美国政府决定制订对苏联集团实施全面隐蔽行动的战略。
二
1948年6月1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修改， 通过了一份根据遏制政策设计师乔治·凯南提交的报告《开展有组织的政治战》制订的重要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特别项目署的指令》，标号NSC10/2。文件指出：“国家安全委员会认识到苏联及其卫星国和共产主义团体诋毁、败坏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目标与行动的恶毒的隐蔽活动，决定为了世界和平与美国国家安全的利益，必须用隐蔽行动补充美国政府公开的对外活动。”根据该文件，中情局内将设立一个新机构“特别项目署”（OSP），负责策划指导隐蔽行动。文件也明确了隐蔽行动的内涵，指出“隐蔽行动”包括美国政府实施或赞助的反对敌对国家或集团、支持友好国家或集团的一切活动。这些活动计划的执行要使任何局外人都不清楚其中的内幕和美国政府的责任；万一败露，美国政府也可以“巧言否认任何责任”。具体地说，“这些活动包括任何相关的秘密活动：宣传、经济战；预防性直接行动，包括破坏，反破坏，爆破拆毁，撤离疏散；颠覆敌对国家，包括援助地下抵抗运动、游击队和难民解放组织，支持自由世界受到威胁国家中的反共产主义分子”（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1950：情报机构的建立》，第292份文件。）。
NSC10/2决定要对苏联集团展开全面隐蔽行动，要用隐蔽行动补充美国公开的对外活动，并确定了其组织领导、具体内容和要求。这就意味着美国在与苏联集团对抗中又提出了一个新战略——隐蔽行动战略。它表明美国在公开遏制苏联集团的同时，加强了对它的秘密战，将隐蔽行动由宣传领域扩展到政治、经济等其他领域，企图通过对苏联集团实施全面的隐蔽行动，与之相对抗。1950年4月14日，这一战略被国家安全委员会写进著名的NSC68号文件《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与计划》中， 指出要在经济战、政治战和心理战领域加强隐蔽行动，煽动和支持具有战略意义的苏联卫星国家的骚乱和起义（注：《国家安全事务：对外经济政策》（FRUS, 1950, Vol. I,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0年第1卷，华盛顿特区1977年版，第285页。）。
1951年10月23日，在NSC10/2实施3年多后，杜鲁门总统又批准了NSC10/5号文件《隐蔽行动的范围与步骤》，作为对NSC10/2的补充。NSC10/5要求进一步加强隐蔽行动，强调其顺序是：1.给苏联权力结构造成最大紧张，包括苏联与卫星国及共产党中国的关系；在按照美苏实力和避免战争风险前提下，在合适的时间地点，努力削弱苏联的力量和影响，使其不再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2.增强自由世界国家和人民对美国的向心力，增强他们抵抗苏联统治的意志和能力。3.在战略地区发展地下抵抗，推进隐蔽的游击活动，并使其最大程度上与第一阶段的目标相一致（注：格雷戈里·米特洛维奇：《暗击克里姆林：美国颠覆苏联集团的战略，1947—1956》（Gregory Mitrovich, Undermining the Kremlin: America's Strategy to Subvert the Soviet Bloc, 1947—1956），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NSC10/5进一步完善了杜鲁门政府的隐蔽行动战略，使其目标、范围与步骤明确和具体化。特别是关于隐蔽行动战略所要达到的目标，NSC10/2只是笼统地说“为了世界和平与美国国家安全的利益”；NSC10/5则明确具体提出，要“给苏联权力结构造成最大紧张”，要“削弱苏联的力量和影响”等。这就补充了NSC10/2的不足，使这一战略更具可操作性。文件特别强调，要挑拨苏联与卫星国及中国的关系，增强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的向心力，这是因为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后，迅速与苏联结成同盟，大大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实力；其时朝鲜战争已进行了一年多，美国在战场上直接领教了中国军队的铁拳；在中、苏等国的影响下，亚非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面对这种东风似乎要压倒西风的形势，挑拨苏联与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破坏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增强西方阵营的团结，就成为其隐蔽行动的重中之重了。
自杜鲁门政府制订隐蔽行动战略后，其后历届政府都继承了这一战略，直至冷战结束。竞选时大肆攻击杜鲁门政府软弱无能，反共不力，只知对苏联集团实施防御性遏制战略的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得知其前任早已在秘密实施隐蔽行动战略后，自然接过了这一武器，并于1954年3月至1955年12 月先后通过了三份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隐蔽行动的指令》的重要文件，即NSC5412、NSC5412/1、NSC5412/2。这些文件规定，要给国际共产主义制造困难，破坏苏联和共产党中国及它们和卫星国的关系，使苏联、共产党中国及其卫星国对国内的控制复杂化，延缓苏联集团军事和经济潜力的增长；要诋毁国际共产主义的威信和意识形态，削弱各国共产党及其支持者的力量；要在被国际共产主义统治或威胁的地区发展地下抵抗，促进隐蔽行动和游击活动（注：《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1947—1977》，微缩胶卷，A438，A：IV：0275。）。这就进一步扩大了隐蔽行动的范围，把隐蔽行动的矛头不仅指向苏联东欧集团，也指向了中国及整个共产主义世界。可以说，艾森豪威尔政府进一步发展了其前任确定的隐蔽行动战略。
1961年肯尼迪上台后，继续把NSC5412/2作为实施隐蔽行动的指导文件。约翰逊政府继承了肯尼迪政府的内外政策，对NSC5412/2也未做大的改动，只是在1964年通过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303号文件（NSAM303），将领导隐蔽行动的“特别小组”易名为“303委员会”（注：约翰·普拉多斯：《总统的秘密战：二战至波斯湾战争期间中情局和国防部的隐蔽行动》（John Prados, Presidents' Secret Wars: CIA and Pentagon Covert Operations from World War II through Persian Gulf），芝加哥1996年版，第249页。）。
1970年2月17日，尼克松政府通过国家安全决议备忘录第40号文件（NSDM40），对执行了长达15年的NSC5412/2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改，将隐蔽行动领导小组的名称改为“40委员会”，规定委员会每年对被批准执行的隐蔽活动进行一次考评（注：格雷戈里·特里沃顿：《隐蔽行动》（Gregory F. Treverton, Covert Action），纽约1987版，第234页。）。同时该文件从字面上取消了隐蔽行动战略的反苏性质，指出“美国政府继续用隐蔽行动补充公开的外交活动，这对于维护美国的国防和安全及其对世界和平所作的努力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注：约翰·普拉多斯：《总统的秘密战》，第322页。）。但其反苏反共性依然隐约可见。因为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词典里，国际共产主义与对其国家安全的威胁完全是同义语。这种字面上的变化只是反映了当时冷战格局的变化和美国的战略收缩。
1974年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辞职，福特继任总统后，在其执政的两年多中并没有放弃隐蔽行动战略，只是在1976年初颁布的第11905号总统令中，设立“行动咨询组”（OAG）取代“40委员会”， 将隐蔽行动的决定权掌握在有关政府部门的部长级官员而非他们的代表手里。文件继续规定要用隐蔽行动促进美国的对外政策，但禁止采取暗杀活动。1977年接任的卡特总统继续这一政策。他在1978年颁布的第12036号总统令中，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设的“特别协调委员会”（SCC）取代行动咨询组，作为隐蔽行动的决策机构（注：约翰·普拉多斯：《总统的秘密战》，第349页。）。
1981年上台执政的罗纳德·里根被称为“美国历史上反对共产主义最坚决的总统”（注：彼得·施魏策尔：《胜利：里根政府加速苏联崩溃的秘密战略》（Peter Schweizer, Victory: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s Secret Strategy That Hastene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纽约1994年版，第xii页。）。他矢志要“把共产主义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因此在任职8年中，不仅接过了隐蔽行动战略的接力棒，而且把它运用到极致。1982年5月，里根政府通过国家安全决议指令第32号文件（NSDD32）《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把对苏联及其盟国施加经济压力，在国内外开展政治宣传，进行旨在使苏联的卫星国政府摆脱莫斯科控制的隐蔽活动，作为国家安全战略中5个主要支柱中的3个（其余两个为军事现代化和美国盟国增加军费）（注：克里斯托弗·辛普森：《里根与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指令》（Christopher Simpson, National Security Directives of the Reagan and Bush Administrations），旧金山1995年版，第62页。），足见其把开展隐蔽行动置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同年11月12日，里根政府通过了《对苏联进行持久经济战》的NSDD66号文件。两个月后，即1983年1月17日，里根政府又通过了NSDD75号文件《美国的对苏政策》，指出如果苏联接受美国的条件，可以改善美苏关系，同时决定对阿富汗、波兰、尼加拉瓜和格林纳达等国的反叛者给予秘密政治军事支持（注：克里斯托弗·辛普森：《里根与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指令》，第228页。）。
关于1989年继任的布什政府，由于其绝大部分密级档案尚未解密，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见到其实施隐蔽行动的政府文件等档案材料，但从布什总统曾担任中情局长及里根政府8年副总统的经历来看，他对隐蔽行动战略的重视程度是不言而喻的，只是由于其时美苏关系已经缓和，冷战正走向结束，隐蔽行动战略在其总体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必然下降罢了。
三
冷战期间，随着美苏力量的消长和冷战格局的变化，美国隐蔽行动战略的实施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40年代末期至50年代中期，隐蔽行动战略实施的重点在欧洲。在这一阶段，美国对苏联集团展开紧锣密鼓的政治战、经济战、心理战和准军事行动。其中尤以政治战、心理战和准军事行动最为突出。
在政治战方面，主要是通过制造假情报、散布流言蜚语等手段挑拨离间苏联东欧国家高层领导的关系、苏联与卫星国的关系，引诱苏联集团人员大量叛逃，给苏联权力结构造成最大紧张。最具代表性的是1950年秋杜鲁门政府雇用一批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兰德公司的学者制订了一个颠覆苏联政权的“特罗伊计划”。它具体包括四种方式，即：一、设法使苏联党和国家管理机构丧失能力；二、增加叛逃西方事件，煽动军队和安全机构中出现大量叛逃者，动摇党对他们的信任，导致新一轮清洗，削弱党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能力；三、传播针对苏联高层领导特别是政治局成员的假情报，加剧他们之间的相互猜忌，诱导苏共最高层的权力斗争；四、削弱苏联对东德共产党的信任及紧靠西方边界的苏联驻军的可靠性，继续进行把阿尔巴尼亚从苏联集团分离出来的活动，以及对苏联领导散布中国共产党可能有铁托主义倾向的假情报，促使国际共产主义再次分裂（注：格雷戈里·米特洛维奇：《暗击克里姆林：美国颠覆苏联集团的战略，1947—1956》，第183—184页。）。为了引诱、鼓动苏联集团人员叛逃，中情局经常派特工潜入苏联东欧进行策反，并资助一些民间机构进行鼓动。
心理战是美国隐蔽行动战略中运用最多的武器。在这一阶段美国运用一切可行手段对苏联集团展开宣传战、心理战。最主要的就是利用“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等电台进行敌对宣传，攻击苏联东欧社会制度，揭露其阴暗面，鼓吹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诱导听众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对西方的向往，鼓动他们起来造反。当时“美国之音”的一位官员赤裸裸地说，他“不是在搞广播，而是在干革命”（注：时殷弘：《从激变战略到解放战略》，《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第7页。），可谓一语道破天机。为了加强对心理战的领导，1951年杜鲁门下令成立了心理战略委员会（PSB）， 其职责是“制定并向从事心理战的部门传达国家心理战的总体目标、政策和计划，协调、评估国家的心理战”等（注：《给国务卿、国防部长和中情局长的指令》（“Directiv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The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美国解密文件参考系统，1991070102244，因特网：www. ddrs.psmedia.com/。）。由此足见美国政府对心理战的重视。
所谓准军事行动是指美国秘密组织和训练从苏联集团叛逃出来的流亡者，然后把他们潜送回国，从事武装破坏活动，也包括中情局特工在敌对国家所搞的武装破坏及暗杀等活动。在这方面，中情局和英国、西德的情报机构密切合作。他们在西德和西柏林的难民营中秘密物色对象，集中进行训练，有些新手还要送到美国学习跳伞、收发电报等特别课程。经过一定训练后，便通过海运或空投把他们送入苏联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乌克兰等地或阿尔巴尼亚等国，从事搜集情报、武装破坏活动。最突出的是旨在把阿尔巴尼亚从苏联集团分离出去的行动。美英两国都认为阿尔巴利亚夹在希腊和南斯拉夫之间，易于从苏联集团分离。1949年起两国开始协调行动，从西德、意大利、希腊、埃及等地招募了许多“自由阿尔巴尼亚人”，秘密训练后将他们一批批潜送回国。从1949年到1954年，共进行了近20次秘密渗透活动，约500人被潜送入境。但这些人一入境便被当地部队歼灭。1954 年阿政府将抓获的几个特工公审处死，使中情局声名狼藉。中情局遂在同年停止了这一行动（注：于力人：《中央情报局50年》，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页。）。
在经济战方面，美国勾结英、法、意等一批西方盟国，于1950年建立了一个“秘密的非正式国际组织”，即“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COCOM）（注：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第8页。），协调立场，共同对苏联集团实施经济制裁和出口管制。朝鲜战争爆发后将管制范围扩大至中国，建立了该组织在亚洲的分支机构“中国委员会”。之后，该组织成为美国对共产党国家实施经济战的重要工具，直至1994年宣告解散。
这一时期美国在欧洲以外地区如菲律宾、伊朗、危地马拉等国也进行了不少隐蔽活动。但重点在欧洲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期至7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隐蔽行动战略实施的重点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到50年代中期，东西方冷战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首先，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新领导调整了对外政策，表示要改善和西方国家的关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并采取了一些具体行动。苏联似乎暂时不再构成对美国最紧迫最直接的威胁。其次，华沙条约组织建立，在欧洲正式形成了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同时苏联已建立了一定规模的核武器库，特别是研制成氢弹。这意味着美国在欧洲任何不谨慎的举动都可能酿成一场灾难。第三，在美国隐蔽行动战略促进下发生的1953年东德起义、1956年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很快被镇压，这表明苏联对东欧的控制是严密有效的，继续此类行动只能是为苏联集团“提供采取镇压措施的口实，从而有助于加强共产党的控制”（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第8卷（FRUS, 1952—1954, Vol. 8, Eastern Europe; Soviet Union; Eastern Mediterranean），华盛顿特区1988年版，第99页。）。第四，新中国在朝鲜战场上使美国惨遭痛击；在中国革命影响下，东南亚民族解放运动蓬勃高涨。这使美国统治者认为“中国牌子的共产主义比苏联牌子的共产主义更危险”，担心在东南亚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第五，亚非拉反帝反殖民浪潮汹涌澎湃，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不断取得独立，第三世界勃然兴起。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冷战战略也作了相应调整，对苏联东欧暂时减少了隐蔽活动，提出了和平演变战略，而将隐蔽行动战略的重点外移至亚非拉地区。
在亚洲，中情局积极支持西藏达赖集团发动叛乱，为其训练武装特工，空运武器装备及叛乱分子，进行空中掩护等，妄图分裂中国；积极配合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向北方空投特务，散布谣言，破坏铁路，制造混乱。中情局在西贡的情报官员多达400余人，成为中情局海外最大的情报站； 为了搞垮具有“亲共倾向”的印尼苏加诺政府，中情局秘密支持在苏门答腊岛的叛军，“空投武器物资，用潜水艇给叛军运送物资，接送联络官员”（注：约翰·雅各布·纳特：《中央情报局的黑色行动——隐蔽行动、对外政策与民主》，第55页。）。1965年又秘密支持印尼军人集团发动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并于1968年废黜了苏加诺。
在非洲，为了防止刚刚获得独立的刚果（金）成为第二个古巴，中情局精心策划暗杀了其领导人卢蒙巴。
在拉丁美洲，美国为了巩固后院，阻止苏联势力渗透，也充分运用了隐蔽行动战略。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为了颠覆出现在眼皮底下的古巴革命政权，对古巴实施了全面的隐蔽行动。中情局制订了“冥王星计划”，制造了臭名昭著的“猪湾入侵”事件。中情局也不断派出特工、潜入古巴进行破坏活动，将古巴运糖的船用放射性物质污染，在古巴的矿山制造爆炸事件，在哈瓦那最大的商场纵火，将古巴的甘蔗地付之一炬。同时，中情局多次策划了各种形式的暗杀卡斯特罗事件。在智利，从1958年到1970年，美国一直通过隐蔽的政治活动，阻止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在选举中获胜。1973年又支持右翼军人集团发动政变，将社会党左翼领袖阿连德枪杀在总统官邸的办公室里。
总之，这一时期美国在亚非拉的隐蔽活动十分猖獗。据统计，肯尼迪政府平均每月要批准4.8项隐蔽活动计划，而约翰逊政府则增加到5.25项（注：约翰·普拉多斯：《总统的秘密战》，第251页。）。
第三阶段：70年代中后期，由于水门事件的影响，隐蔽活动大大缩减。
1972年“水门事件”爆发后，民主党穷追不舍，迫使尼克松总统于1974年辞职。此时正值美苏关系缓和，冷战处于低潮，美国国会在追查水门事件过程中，对涉嫌卷入该事件的中情局所采取的其他隐蔽活动也提出了质疑和查究，导致中情局声名狼藉。中情局被迫削减机构，裁撤人员，其隐蔽活动骤减。50—60年代，隐蔽活动占中情局预算54％，1976年时下降到4％左右（注：于力人：《中央情报局50年》，第555页。）。
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东欧和亚非拉重点突破，全面出击，赢得了冷战。
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迅速调整了对苏政策，结束了前几年的缓和状态，展开强硬对抗。1981年里根上台后，决心利用苏联的内外困境进行反击，一举夺取冷战的胜利。在隐蔽行动方面，里根政府采取了重点突破——以波兰和阿富汗为重点进行突破，全面出击——政治战、经济战、心理战和准军事行动齐头并进，从东欧和亚非拉全面出击的战术，给苏联以决定性打击。
波兰地处东欧心脏，如搞垮波兰，将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对东欧其他国家产生重大影响。为此，里根政府除公开对波兰通过经济制裁等手段施压外，暗中大力支持反政府组织团结工会，秘密资助大笔活动经费和先进的无线电通讯工具、广播电台、印刷机等设备。为搞垮波兰，里根还和罗马教皇保罗二世密谋，约定联合在波兰“进行一场秘密战役，以加速共产主义帝国的瓦解”（注：于力人：《中央情报局50年》，第679页。）。
为了使苏联陷入阿富汗战争的泥潭，加剧苏联的负担和加速其崩溃，里根政府不断增加对阿反政府武装的经济援助，到1987年，援助总额达25亿美元。美国还向阿反政府武装提供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肩扛毒刺式导弹，以及先进的夜视装置和精确制导武器，给苏军造成致命打击。“支持阿富汗抵抗力量成为美国采取的最大的隐蔽行动”（注：约翰·普拉多斯：《总统的秘密战》，第363页。）。与此同时，里根政府还企图“把战争引向苏联境内”。中情局长威廉·凯西多次密访巴基斯坦，告诉巴情报官员“苏联的民族关系紧张，不堪一击”；中亚地区“是苏联柔软的下腹部”，“阿富汗北部地区是通向苏联中亚地区的一个跳板”，与巴情报官员秘密商讨训练和派遣阿游击队员进入苏联发动袭击（注：彼得·施魏策尔：《胜利：里根政府加速苏联崩溃的秘密战略》，第177页。）。阿游击队员多次潜入苏联中亚地区，在公路上埋设地雷，袭击哨所，伏击边防巡逻队，给苏联造成更大压力。
在东南亚，从1982年至1988年，美国通过东盟国家每年向柬埔寨自由高棉抵抗力量提供3000万美元的援助，反对苏联支持的越南对柬埔寨的占领。
在安哥拉，1985年美国会否决了禁止向安抵抗组织提供秘密援助的1976年克拉克修正案，里根政府立即向反政府武装提供了5400万美元的秘密援助。
在尼加拉瓜，里根政府出资出枪在洪都拉斯建立了尼反政府武装，在尼发动内战，决心要推翻苏联、古巴支持的尼加拉瓜桑地诺尼解放阵线政府。由于国会的拨款限制，里根政府不惜秘密向伊朗出售武器，将所获钱款资助尼反政府武装，制造了轰动一时的“伊朗门事件”。
对苏联，里根政府不仅提出“星球大战计划”，企图通过这一高科技、高耗资的竞争，拖垮苏联经济，还对苏联施行公开的和隐蔽的经济战。1982年里根政府以波兰镇压团结工会为借口，对波、苏实行经济制裁，切断了对苏联修建横贯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的技术设备供应，并竭力劝说西欧和美国一道实行制裁。里根在《自传》中坦承，此举就是要“对苏联施加我认为足够的经济压力，以加快共产主义的死亡”。制裁结果使苏联“损失了150—200亿美元”。80年代中期，里根政府秘密实施了一个“沙特行动”计划，即通过设法使沙特阿拉伯增加石油产量的做法，使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暴跌，从而使原油输出大国苏联的外汇收入锐减。据中情局一份秘密报告说，每桶石油价格下跌1美元，苏联每年就会损失5—10亿美元。1985年11月每桶石油价格为30美元，5个月后跌至12美元，据此推算，苏联因此损失90—180亿美元。同时石油价格下跌也使一些中东国家因收入减少，缩减了对苏联的武器购买，从而减少了苏联的军售外汇收入。苏共中央高级官员诺维柯夫说：“石油价格的下跌是破坏性的，它使数百亿美元一扫而空。”外汇收入的锐减给苏联经济带来严重困难，极大影响了苏联进口西方设备、工业材料和农产品，几十个大项目由于缺乏资金被迫中止（注：彼得·施韦策：《谁摧毁了“邪恶的帝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5年第3期，第42页。）。当时苏联正在实施加速经济发展战略，急需大量资金进口西方技术设备。里根政府的这些做法对苏联经济造成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这样，通过80年代里根政府对苏联集团以波兰和阿富汗为突破口重点突破，在东欧和亚非拉全面出击，隐蔽的政治战、经济战、心理战和准军事行动一起开花，到1989年里根结束任期时，苏联已成强弩之末了。
四
冷战期间，美国政府为击溃苏联集团，瓦解社会主义阵营，赢得冷战胜利，制订并实施了诸如遏制战略、贸易管制战略、和平演变战略、大规模报复战略、灵活反应战略、现实威慑战略、以及隐蔽行动战略等一系列名目繁多的战略。其中，遏制战略是大战略或曰基本战略，其他战略均是从属于遏制大战略的具体战略或曰子战略（注：由于篇幅所限，关于冷战期间美国的大战略及与其他战略的相互关系，笔者将另撰专文予以论述。）。隐蔽行动战略作为遏制大战略的一个子战略，是美国冷战战略库中一件形式独特、威力巨大的武器，为击垮苏联集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如前所述，隐蔽行动战略是要通过隐蔽的政治战、经济战、心理战及准军事行动给苏联的权力结构造成最大的紧张，削弱其实力，挑拨离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诋毁瓦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其直接目标是给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制造困难，使其统治难以为继。虽然隐蔽活动古已有之，那些敌对国家常常秘密采取心理战、反间计以瓦解对方，但如此综合、全面、系统地把它作为一种战略来实施运用，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即使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惊慌失措的西方政府也未能对苏联制订并实施如此完整的隐蔽行动战略。冷战期间美国制订并实施隐蔽行动战略长达40多年，其功效是显而易见的。这表现在：
首先，其政治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苏联东欧统治集团内部的紧张气氛，培植加强了反社会主义因素，瓦解了社会主义阵营。如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情局实施反间计，使苏联东欧集团领导人之间互不信任和猜忌，导致一系列清洗，甚至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总书记斯兰斯基也被怀疑是帝国主义间谍，酿成了以斯兰斯基为首的13名捷党政军高级领导人被处死的惨剧。80年代，里根政府和罗马教皇相勾结，秘密支持大力扶植波兰反政府的团结工会，使其最终坐大，于1989年7月夺取了政权，在东欧建立了第一个非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在波兰的影响下，其他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政权相继垮台，苏联东欧集团土崩瓦解。美国长期对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民族分裂主义者提供公开的和秘密的支持。80年代中后期，美国将一些苏联移民作为间谍派回苏联，使这些人“以激进改革派自居，以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和‘公开性’为借口，四处煽风点火，混淆是听，大肆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宣传活动，为搞乱苏联、搞垮苏共推波助澜”（注：李兴耕等编：《前车之鉴——俄罗斯关于苏联剧变问题的各种观点综述》，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页。）。这些都在苏联剧变和解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其经济战加剧了苏联的困难，加速了苏联的崩溃。苏联的经济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政府不能与时俱进，稳步地从根本上改革其僵化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发展速度逐年下降，科学技术更趋落后。据此，里根政府认为，苏联的经济“已毫无希望”（注：《里根自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496页。），决心利用苏联的弱点，“对苏联的基本经济与政治弱点进行攻击”（注：彼得·施魏策尔：《胜利：里根政府加速苏联崩溃的秘密战略》，第xv页。）。在经济战方面，除了不断寻找借口予以经济制裁、通过“星球大战”计划加剧军备竞赛拖垮苏联的经济等公开手段外，也通过“沙特行动”等计划对苏联实施了隐蔽的经济战。“沙特行动”使苏联外汇收入锐减，给苏联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最终加速了苏联的崩溃。
再次，其通过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和美国之音等广播及其他方式所进行的秘密宣传战和心理战，毒化了苏联集团人民的思想信念，煽动了人们对现政权和社会制度的不满，激发了人们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向往，传播了各地反抗的信息，对80年代末的苏东剧变起了十分重要的煽风点火的作用。1981年9月21日， 美国之音的副台长尼古拉德斯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讲话，他说：“我们应当破坏苏联及其卫星国的稳定，促进它们的人民和政府之间产生摩擦……我们要尽量在共产主义集团各国领导人之间打进楔子，使他们相互不满和互相猜疑。我们应当煽起民族主义的火焰，鼓励铁幕后面宗教感情的复萌。”（注：刘洪潮主编：《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策略、手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2页。）这段话赤裸裸地道出了美国政府公开支持的美国之音以及暗地操纵的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的图谋。冷战期间，专门针对东欧国家的自由欧洲电台每天以保加利亚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匈牙利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等6种语言，几乎昼夜不停地进行广播； 专门针对苏联的自由电台，每天以俄语和其他11种苏联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广播，所发挥的功效是难以计量的。波兰政府曾相信，“如果美国关闭自由欧洲电台，地下组织就会完全停止存在”。曾担任卡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也认为，苏联集团“丧失对信息传播的垄断是共产党集权统治垮台的关键”。因此有学者说，西方之所以赢得冷战，“不是通过使用武器”，而是通过“比剑更有力的无线电广播”，“不战而屈人之兵”（注：米歇尔·纳尔逊：《黑色天国的战争——冷战期间西方的广播战》，第xiii页。）。这些评论不无道理。
最后，其准军事行动虽然屡遭失败，但也时有成功。特别是80年代在亚非拉的全面出击，给苏联造成巨大压力，迫使苏联进行全面收缩，最终结束冷战。如里根政府给阿富汗游击队秘密提供的先进武器装备等军事援助，极大地加强了阿富汗游击队的实力，给入侵苏军沉重打击，使阿富汗战争变成了“苏联的越南战争”。1992年解密的苏联档案表明，“美国在1986年向阿富汗游击队提供‘毒刺’导弹是促使戈尔巴乔夫”下决心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性因素”（注：理查德·克罗卡特：《50年战争》，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521页。）。
总之，隐蔽行动战略如同其他从属于遏制大战略的子战略一样，是美国对苏联集团冷战战略库中的一件重要武器，是遏制大战略体系中的一根重要支柱，它对促使苏东裂变、美国赢得冷战起了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对此我们绝不能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