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中美冲突趋向“非零和”
姜桂石/丁东铭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1期
【原文出处】《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通辽)2005年06期第1～5页
【作者简介】姜桂石，内蒙古民族大学教授；
丁东铭，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历史学院2002级硕士研究生。（内蒙古 通辽 028043）
【关 键 词】全球化/核时代/中美冲突/非零和
有人说中美之间存在着你争我夺式的“零和”冲突，更由于中美关系中的神经集结点——台湾问题呈累卵之势，故中美冲突已濒一触即发的危境。我认为虽然中美之间存在着固有的矛盾，但矛盾的性质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零和”冲突。
要知道，自从核武器时代到来以后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几次战争都是在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之间爆发的，在同时掌握核技术的大国之间从未发生战争——即使是在对峙半个世纪水火不相容的美苏之间也从未爆发真正的热战——是众神的意志还是历史的巧合使然？都不是。这是因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毁灭一切的后果如一只巨手死死扼住剑柄使核武之剑难以脱鞘而出。虽然美国已耗资百亿美元以营建“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但是如果中美冲突一旦激化，在已经掌握核技术、达10000公里的远程投射技术和精确制导技术的中国面前美国没有绝对的安全。另一方面，冷战结束以后世界上两个并行的市场壁垒的打破使世界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以远远超出此前四百年的速度奔向了经济全球化，中美经贸利益交融互补。因此，在军事和经济两方面的钳制之下，中美之间可能被激化的冲突已不可逆转地趋向“非零和”（冲突双方得失之和不为零）——冲突一旦激化必然双输，冲突如果调适一定双赢。
一、全球化的强大动力促成了大国冲突的“非零和”趋向
自以狩猎为生的时代始，人们之间的冲突便是一种零和（ZSG）冲突，即我之所得必为你之所失，这种状态近似于霍布斯所说的人类的“自然状态”。[1] 在这种状态下，冲突所能遵循的法则就是你死我活的丛林法则。
冷战后，因为两个并行市场壁垒的打破，世界在二十年里以远远超出此前四百年的速度奔向了经济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货币金融经济向非货币金融领域不断扩张，加大了经济的风险性和脆弱性，极易引发危害性极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统一体里，人类的经济利益的相对的共融性使人类的交往方式发生了改变——原有的那种你死我活式的争夺成分钝化，冲突趋向“非零和”。所谓“非零和”（NZSG）指的是一种非排他性的竞争程式，即冲突双方得失之和不为零。在一个非零和博弈中，收益的情况取决于博弈参与者的行为，即取决于他们是彼此合作，还是彼此遏制。[2]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指出，由于核武器的出现世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持有核武器的对立方处理冲突的结果是要么共荣要么共亡，他引证爱因斯坦的一句话：“原子释放出来的能量已改变了除我们的思想方式以外的一切，因此，我们走向空前的灾难”。他还说，由于以往个人之间和国家之间为生存而进行损人利己的争夺，造成了“零和关系”的世界，即一国胜利，另一国失败。在这种世界中，战争准备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战胜国通常能够依靠成功的战争而崛起成为强国。但当今的世界已成为一个“非零和”的世界，对于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之间，如发动战争将使所谓的胜利者和失败者都同归于尽。[3] 因而，可以说不论从经济角度看，还是从军事角度看，全球化时代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之间的冲突已趋向“非零和”。
在被称为“第三浪潮”的国际理论大辩论中，[英]巴瑞·布赞（Barry Buzan）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许多国家认识到，出于安全的理由，在为自己制定政策时，也应该考虑到相关国的利益。[4] [美]罗伯特·赖特在《非零年代》中甚至考证分析了人类的历史，论断人类社会历史以来就是一个非零的世界。
二、美国“新帝国大战略”具有内脆性
也许有人会质疑，既然全球化时代大国冲突趋向“非零和”，为何美国却锋芒毕露气势逼人？这并不与“全球化时代大国冲突趋向‘非零和’”这一论断相悖。因为经济全球化使非边缘化的国际行为体经济利益交融和核战争的双输后果促成了大国冲突的“非零和”趋向，伊拉克、南联盟和阿富汗这样的经济相对边缘化的无核国家并不在“大国”之列，而这些国家又恰恰处在美国霸权扩张的神经集结点上，又因为他们并不掌握核技术，故而美国自然急于并敢于对其动用“外科手术”。
有人断言，“由于冷战的结束和单极格局的出现，安全问题如冷战初期那样，已呈累卵之势”。[5] 在新保守派的推动下，小布什上台后立即实施了以“先发制人”为核心的“新帝国大战略”，其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四点：
1.为维护美国的绝对霸权和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绝对不容许或可能与美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的出现；
2.重新评估美国所面临的威胁，将恐怖主义视为美国的头等之敌。1997年美国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就指出，“2015年后，俄国和中国将会成为美国新的全球性对手”。但在9·11事件之后，新保守派改变了看法；
3.对“无赖国家”和恐怖组织发动“先发制人”的凌厉攻势。布什政府扬言，如要成功地阻止这些“非对称性威胁”，必须破除陈规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
4.奉行“主权有限论”随意裁定别国主权。新保守派认为，既然恐怖组织跨越国界，那么美国完全应该准备着在世界各个角落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包庇甚或暗中支援恐怖分子的国家，在美国看来他们丧失了主权，而其他政府（当然主要包括美国在内），就获得了进行干涉的权利。
布什政府想借助这项所谓的“新帝国大战略”构筑“新的罗马帝国”的梦想。但美国的“新帝国大战略”具有其自身无法弥合的内脆性。
首先，美国热衷于营建与别国相较而言的军事落差。布什一上任，在“9·11”前并无明显外来威胁的情况下就已主动提高国防预算——从2000年的2700多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3800亿美元（不包括伊拉克战争的费用）。这些投入的巨额成本是为了寻求绝对的霸权和绝对的安全。但他们是在用传统的安全思维思考来处理非传统的问题。虽然他们投入了巨额的国防经费，虽然他们相继宣布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结束，但美国依然未真正地从这两场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以可比价格计算，如今美国在中东的开销已经超出当年在越南的支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国家没有绝对的安全，绝对大的成本不一定就能得到绝对可观的收益——美国决策层正在用一个粗劣的运算方式计算着一道极其复杂的多元多次方程。
其次，“9·11”之后美国重新评估美国所面临的威胁，将恐怖主义视为美国的头号之敌。而美国所以被恐怖主义所困扰，从深层次上看，是全球化进程加速，人类立体交往而产生的一个多维度的恶疾。如果用以暴制暴的传统安全的模式来处理，如同用大爆炸病毒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但布什政府“先发制人”的反恐战略，犹如以油扑火已将自己置于恶性循环的“安全困境”之中。
最后，布什政府推行的与“勃列日涅夫主义”颇有渊源的“主权有限论”已招致对美国根本利益更加不利的后果。所谓“勃列日涅夫主义”，包括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入侵捷克后抛出的一系列论调——“利益相关论”、“大国特殊责任论”和“有限主权论”等。在勃氏当政期间（1964—1982），苏联的对外战略以意识形态划线，“非此即彼”。其结果不仅造成对外关系紧张，自身意识形态也渐趋僵化，为以后的崩溃埋下了种子。其实正是勃列日涅夫主义将苏联推入了阿富汗战争的泥潭。时至今日，布什主义走的依然是勃列日涅夫主义的老路。布什“十字军东征”的发言便暴露了其内心的想法——反恐不仅是安全问题，还是意识形态问题。主导美国政府决策的新保守派认为人权高于主权，而人权的评判权和执法权则在美国手中。这实际上是利用意识形态为损害别国主权提供理由，而这种论调正是勃列日涅夫主义中的“有限主权论”。另外，布什政府推行的“先发制人”和穷兵黩武的实力主义和勃列日涅夫如出一辙，这是美国“新帝国大战略”的本质，是以假想之敌为攻击对象的，这无异于为美国随意侵犯别国主权开了一张通行证，美国这种离心离德的做法将自己置于孤立的境地。美国“新帝国大战略”致命的弱点正在于它的“先发制人”的本质。因为美国依仗其独步天下的军事实力，如在今后随心所欲地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可能会迫使一些敌对国千方百计尽快地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为只有拥有这些武器，才能对美国产生威慑作用”。[6] 一旦美国这些敌对国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果可想而知。但恰恰是美国所谓的“新帝国大战略”助推了这种使其自身陷入困境的态势。冷战时期的“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最终结果恐怕就是现今新保守派构筑的“新帝国大战略”的前车之鉴。综上所述，美国的“新帝国大战略”具有其自身不可弥和的内脆性。因为从现实和趋势来看，美国的霸权正在走向解体，而以正在解体中的霸权力量去维护走向解体的霸权必然会暴露出能力与目标失衡的弱点。
沃勒斯坦在《美国的衰落和为了霸权而斗争》中指出支撑美国霸权的战略框架已受到冲击，并无力挽回颓势。[7] 正如沃勒斯坦所言，二战后美国的绝对霸权只维持大约25年的时间。由于西欧和日本的崛起，美国丧失了经济上的锋锐；以抵制美国霸权和美苏争霸为主旨的1968年革命破坏了雅尔塔协定的意识形态基础；中国、古巴和越南等第三世界国家相继挣脱了雅尔塔体系的束缚。以上三个方面的事实便标志着美国衰落的开始。
美国的霸权其实并不像赖斯宣扬的那样，因为苏联的解体而得到空前的加强。甚至相反，苏联崩溃对美国来讲，与其说是福祉不如说是灾难——因为美国在处理与西欧和东亚的关系时，从此就失去了最重要的政治武器。[7] 由于苏联的解体原本在美欧联盟内部已固有的离心力失去了政治的约束和意识形态的规制。欧盟力量的增长成了美国霸权最大、最直接的威胁，布什对伊开战而招致欧洲三大国的联合抵制便是欧洲力量遏抑美国霸权的最直接的表象。
另外，美国政府在发动对伊战争之前力图取得联合国的认同，但遭到了安理会多数成员国的反对，美国被迫于2003年3月撤回决议草案， 这不能不说是对美国霸权极大的嘲弄。
从“长远看，全球政治注定会变得与一国独掌霸权力量的状况越来越不相协调”，[7] 维持美国霸权的战略框架正在走向解体。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就已看到，“美国不仅是第一个超级大国，也将是最后一个超级大国”。他预计2015年左右，美国将失去世界霸权地位。在此之前，为了未雨绸缪，需要早作准备。为此，布热津斯基把亚欧大陆视为一个地缘战略的大棋盘，这是决定美国保持世界主导地位的中心舞台，美国能做的只是为了保持并尽量延长美国在欧亚亦即在世界的主导地位，在法、德、俄、中、印这五个地缘大国和乌克兰、阿塞拜疆、德国、土耳其、伊朗五个地缘支轴国之间做一个纵横捭阖的精明棋手，而绝不是如布什政府所构筑的所谓“新帝国大战略”中那样咄咄逼人的斗士。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也尖锐地指出现在美国的行为正在卖出自身的“软权力”，而“软权力”的丧失将断送美国的霸权。
三、中美两国之间的冲突趋向“非零和”
中美两国都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经济利益交融并且掌控核力量的大国，这就规定了两国冲突的“非零和”趋向。
冷战终结及由此造成的国际战略形势和中美两国战略利益的变化致使两国关系的战略性质发生改变。[8] 由于美、中、苏“战略大三角”被肢解，中美关系失去了美苏对抗这一战略基点，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实力较强的一方，在中美双边关系中往往处于主导地位。因而美国为了抑制中国发展对其潜在的威胁，在冷战结束初期，采取了高压的对华政策，因而中美冲突不断——而这种局面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朝野仍有人习惯于冷战思维，习惯于寻找对抗，并且美国不愿看到别国的强大，不管另一个强国是苏联、德国、日本，还是中国。[8] 因此，可以说中国其实是美国制造出的“威胁”。正是这种冷战思维，致使两国陷入了“安全困境”。（[英]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dert Butter-filed）和[美]约翰·赫兹（John Herz）共同提出这一概念，意为争取安全所付出的成本与安全收益不成正比）。美国对华的高压政策其出发点是为了确保自身安全，但结果使中国感到不安全，双方因为彼此意图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各方安全的减损。
冷战后中美两国之所以陷入了令人尴尬的“安全困境”正是因为美国并未摆脱冷战时代狭隘的“零和”式的传统安全观的束缚，未看到中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
2000年美国经济规模为9万亿美元，中国经济规模近1万亿美元，分别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27％和3％。两大经济体的规模为两国经济进行多方面合作与交流提供了横向空间。同时，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经济，中国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这“两个最大”，又为两国经济合作提供纵向的，即不同发展水平经济层面的互补性合作空间。[8]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1997年发表的《关于中美贸易平衡问题》的白皮书指出，“中美两国贸易迅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国资源条件、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以及消费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经济具有互补性。”[9] 据美国资料显示，1991年到1994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1074亿美元的商品中，食品、服装等商品占80％以上；按中方统计，1996年中国对美出口总额为270亿美元， 其中机器设备只有24亿美元。可见，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主要是消费产品。而从1991年至1994年，美国向中国出口的产品共286亿美元中，机械设备78亿美元、飞机及部件70亿美元、棉花和食品只是14亿美元。1996年美国对华出口总额为120亿美元，其中，机械设备及部件23.1亿美元，飞机及部件17.1亿美元，农产品只有13.4亿美元。由此可见，美国对华出口主要是高技术产品。人们形象地说“中国人给美国人穿衣穿鞋”，当然这说的是中国商品、中美贸易和中美人民生活的密切关系。据美方研究分析，若没有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美国每年需多花140 亿美元购买其他地方生产的同类产品。
因此，在经济利益共融的全球化时代，支撑美国霸权的战略框架已趋向解体，中美经贸交往在结构上的互补互利性使同时作为掌握核武器的中美两大国的关系趋向“非零和”。
首先，“9·11”使美国重新划定了威胁美国的首要之敌。明确了恐怖主义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的威胁这一认识。正是由于美国在反恐战略中对中国的依重，和中美两国在反恐领域的合作成了促成当前中美蜜月期的重要因素。
其次，“9·11”事件使饱受争议的美国对华战略终于达到了成熟的正常状态，它预示着中美两国的未来将向更美好的方向发展。布什政府放低了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时的意识形态的调门，中国政府对待美伊战争的态度也已不像对待科索沃战争那样具有鲜明而浓重的意识形态的味道。其实，意识形态是国家利益的内涵在思想文化上的外延，而一旦意识形态重于国家利益，便极易陷入本末倒置的窘境和进退两难的安全困境。
最重要的是，虽然影响中美关系的军事和政治安全问题非但没有解决更有加重之势，但是核战争毁灭一切的结果和全球化时代交织共融的利益关系，降低了中美打热战的可能性。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指出：“当今世界与以往不同，因为它已成为一个‘非零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大家不是都赢就是全输——发动战争将使胜利者和失败者同归于尽，因为其前景是一场核毁灭。因此，冷战时代美苏两国在彼此以超强实力的抗衡之中保持两极格局惊人的稳定。”[10] “据统计，美国能用过多的核力量摧毁苏联125次，苏联能用过多的核力量摧毁美国145次”。[3] 其实，这也是对传统安全观最大的讽刺——将对手毁灭一次和毁灭十万次的能力从数据上看虽有悬殊的差别，但从现实的效果来看是一样的。
当然，美国因为掌握着先进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而有恃无恐，因为目前中国严重依赖GPS，一旦台海开战如果美国向中国切断GPS信号，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最近中国已取得了欧盟“伽利略”卫星定位系统的20％的股权，并已与欧盟达成默契全息使用“伽利略”信号——据悉，美国的GPS 向别国提供的信号只能发现地面大约10米的物体，而“伽利略”的卫星则能发现1米长的物体[11] ——这无异于给中国射程达10000公里的核武之箭安上了“万里眼”。
虽然美国废除了《反弹道导弹防御条约》，并部署了太平洋战略，并欲以“国家导弹防御体系”使中国的有限核能力不足以保持本土安全，但美国对军事技术优势锲而不舍的追求，对于核大国而言只是心理上的一种威慑罢了。图谋对其他核大国肉体上的毁灭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也不符合美国的战略意图和根本利益。在全球化国际交往多维度立体化的世界中，美国想用自己在经济和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作大国棋局上最大的筹码——尤其对于中美关系而言，与其说两国是战争上“零和”争夺的死敌，不如说两国更像是棋局里“非零和”博弈的对手；与其说美国担心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不如说美国惧怕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与其说美国争夺的是中国的生存权，不如说美国争夺的是中国的发展权。因此，仅从传统安全领域审视中美安全关系已无法解决问题——中美冲突不可逆转地趋向了“非零和”。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6年01期
【原文出处】《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通辽)2005年06期第1～5页
【作者简介】姜桂石，内蒙古民族大学教授；
丁东铭，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历史学院2002级硕士研究生。（内蒙古 通辽 028043）
| 【内容提要】 | 核武器、远程投射和精确制导技术的掌握使中美两国在未来可能的军事冲突中互无绝对的胜算，经济全球化又使中美两国的经济利益交融互补，因此，在军事和经济两方面的钳制之下，中美之间可能被激化的冲突已不可逆转地趋向“非零和”。 |
要知道，自从核武器时代到来以后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几次战争都是在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之间爆发的，在同时掌握核技术的大国之间从未发生战争——即使是在对峙半个世纪水火不相容的美苏之间也从未爆发真正的热战——是众神的意志还是历史的巧合使然？都不是。这是因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毁灭一切的后果如一只巨手死死扼住剑柄使核武之剑难以脱鞘而出。虽然美国已耗资百亿美元以营建“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但是如果中美冲突一旦激化，在已经掌握核技术、达10000公里的远程投射技术和精确制导技术的中国面前美国没有绝对的安全。另一方面，冷战结束以后世界上两个并行的市场壁垒的打破使世界在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以远远超出此前四百年的速度奔向了经济全球化，中美经贸利益交融互补。因此，在军事和经济两方面的钳制之下，中美之间可能被激化的冲突已不可逆转地趋向“非零和”（冲突双方得失之和不为零）——冲突一旦激化必然双输，冲突如果调适一定双赢。
一、全球化的强大动力促成了大国冲突的“非零和”趋向
自以狩猎为生的时代始，人们之间的冲突便是一种零和（ZSG）冲突，即我之所得必为你之所失，这种状态近似于霍布斯所说的人类的“自然状态”。[1] 在这种状态下，冲突所能遵循的法则就是你死我活的丛林法则。
冷战后，因为两个并行市场壁垒的打破，世界在二十年里以远远超出此前四百年的速度奔向了经济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货币金融经济向非货币金融领域不断扩张，加大了经济的风险性和脆弱性，极易引发危害性极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统一体里，人类的经济利益的相对的共融性使人类的交往方式发生了改变——原有的那种你死我活式的争夺成分钝化，冲突趋向“非零和”。所谓“非零和”（NZSG）指的是一种非排他性的竞争程式，即冲突双方得失之和不为零。在一个非零和博弈中，收益的情况取决于博弈参与者的行为，即取决于他们是彼此合作，还是彼此遏制。[2]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指出，由于核武器的出现世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持有核武器的对立方处理冲突的结果是要么共荣要么共亡，他引证爱因斯坦的一句话：“原子释放出来的能量已改变了除我们的思想方式以外的一切，因此，我们走向空前的灾难”。他还说，由于以往个人之间和国家之间为生存而进行损人利己的争夺，造成了“零和关系”的世界，即一国胜利，另一国失败。在这种世界中，战争准备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战胜国通常能够依靠成功的战争而崛起成为强国。但当今的世界已成为一个“非零和”的世界，对于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之间，如发动战争将使所谓的胜利者和失败者都同归于尽。[3] 因而，可以说不论从经济角度看，还是从军事角度看，全球化时代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之间的冲突已趋向“非零和”。
在被称为“第三浪潮”的国际理论大辩论中，[英]巴瑞·布赞（Barry Buzan）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许多国家认识到，出于安全的理由，在为自己制定政策时，也应该考虑到相关国的利益。[4] [美]罗伯特·赖特在《非零年代》中甚至考证分析了人类的历史，论断人类社会历史以来就是一个非零的世界。
二、美国“新帝国大战略”具有内脆性
也许有人会质疑，既然全球化时代大国冲突趋向“非零和”，为何美国却锋芒毕露气势逼人？这并不与“全球化时代大国冲突趋向‘非零和’”这一论断相悖。因为经济全球化使非边缘化的国际行为体经济利益交融和核战争的双输后果促成了大国冲突的“非零和”趋向，伊拉克、南联盟和阿富汗这样的经济相对边缘化的无核国家并不在“大国”之列，而这些国家又恰恰处在美国霸权扩张的神经集结点上，又因为他们并不掌握核技术，故而美国自然急于并敢于对其动用“外科手术”。
有人断言，“由于冷战的结束和单极格局的出现，安全问题如冷战初期那样，已呈累卵之势”。[5] 在新保守派的推动下，小布什上台后立即实施了以“先发制人”为核心的“新帝国大战略”，其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四点：
1.为维护美国的绝对霸权和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绝对不容许或可能与美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的出现；
2.重新评估美国所面临的威胁，将恐怖主义视为美国的头等之敌。1997年美国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就指出，“2015年后，俄国和中国将会成为美国新的全球性对手”。但在9·11事件之后，新保守派改变了看法；
3.对“无赖国家”和恐怖组织发动“先发制人”的凌厉攻势。布什政府扬言，如要成功地阻止这些“非对称性威胁”，必须破除陈规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
4.奉行“主权有限论”随意裁定别国主权。新保守派认为，既然恐怖组织跨越国界，那么美国完全应该准备着在世界各个角落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包庇甚或暗中支援恐怖分子的国家，在美国看来他们丧失了主权，而其他政府（当然主要包括美国在内），就获得了进行干涉的权利。
布什政府想借助这项所谓的“新帝国大战略”构筑“新的罗马帝国”的梦想。但美国的“新帝国大战略”具有其自身无法弥合的内脆性。
首先，美国热衷于营建与别国相较而言的军事落差。布什一上任，在“9·11”前并无明显外来威胁的情况下就已主动提高国防预算——从2000年的2700多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3800亿美元（不包括伊拉克战争的费用）。这些投入的巨额成本是为了寻求绝对的霸权和绝对的安全。但他们是在用传统的安全思维思考来处理非传统的问题。虽然他们投入了巨额的国防经费，虽然他们相继宣布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结束，但美国依然未真正地从这两场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以可比价格计算，如今美国在中东的开销已经超出当年在越南的支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国家没有绝对的安全，绝对大的成本不一定就能得到绝对可观的收益——美国决策层正在用一个粗劣的运算方式计算着一道极其复杂的多元多次方程。
其次，“9·11”之后美国重新评估美国所面临的威胁，将恐怖主义视为美国的头号之敌。而美国所以被恐怖主义所困扰，从深层次上看，是全球化进程加速，人类立体交往而产生的一个多维度的恶疾。如果用以暴制暴的传统安全的模式来处理，如同用大爆炸病毒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但布什政府“先发制人”的反恐战略，犹如以油扑火已将自己置于恶性循环的“安全困境”之中。
最后，布什政府推行的与“勃列日涅夫主义”颇有渊源的“主权有限论”已招致对美国根本利益更加不利的后果。所谓“勃列日涅夫主义”，包括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入侵捷克后抛出的一系列论调——“利益相关论”、“大国特殊责任论”和“有限主权论”等。在勃氏当政期间（1964—1982），苏联的对外战略以意识形态划线，“非此即彼”。其结果不仅造成对外关系紧张，自身意识形态也渐趋僵化，为以后的崩溃埋下了种子。其实正是勃列日涅夫主义将苏联推入了阿富汗战争的泥潭。时至今日，布什主义走的依然是勃列日涅夫主义的老路。布什“十字军东征”的发言便暴露了其内心的想法——反恐不仅是安全问题，还是意识形态问题。主导美国政府决策的新保守派认为人权高于主权，而人权的评判权和执法权则在美国手中。这实际上是利用意识形态为损害别国主权提供理由，而这种论调正是勃列日涅夫主义中的“有限主权论”。另外，布什政府推行的“先发制人”和穷兵黩武的实力主义和勃列日涅夫如出一辙，这是美国“新帝国大战略”的本质，是以假想之敌为攻击对象的，这无异于为美国随意侵犯别国主权开了一张通行证，美国这种离心离德的做法将自己置于孤立的境地。美国“新帝国大战略”致命的弱点正在于它的“先发制人”的本质。因为美国依仗其独步天下的军事实力，如在今后随心所欲地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可能会迫使一些敌对国千方百计尽快地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为只有拥有这些武器，才能对美国产生威慑作用”。[6] 一旦美国这些敌对国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果可想而知。但恰恰是美国所谓的“新帝国大战略”助推了这种使其自身陷入困境的态势。冷战时期的“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最终结果恐怕就是现今新保守派构筑的“新帝国大战略”的前车之鉴。综上所述，美国的“新帝国大战略”具有其自身不可弥和的内脆性。因为从现实和趋势来看，美国的霸权正在走向解体，而以正在解体中的霸权力量去维护走向解体的霸权必然会暴露出能力与目标失衡的弱点。
沃勒斯坦在《美国的衰落和为了霸权而斗争》中指出支撑美国霸权的战略框架已受到冲击，并无力挽回颓势。[7] 正如沃勒斯坦所言，二战后美国的绝对霸权只维持大约25年的时间。由于西欧和日本的崛起，美国丧失了经济上的锋锐；以抵制美国霸权和美苏争霸为主旨的1968年革命破坏了雅尔塔协定的意识形态基础；中国、古巴和越南等第三世界国家相继挣脱了雅尔塔体系的束缚。以上三个方面的事实便标志着美国衰落的开始。
美国的霸权其实并不像赖斯宣扬的那样，因为苏联的解体而得到空前的加强。甚至相反，苏联崩溃对美国来讲，与其说是福祉不如说是灾难——因为美国在处理与西欧和东亚的关系时，从此就失去了最重要的政治武器。[7] 由于苏联的解体原本在美欧联盟内部已固有的离心力失去了政治的约束和意识形态的规制。欧盟力量的增长成了美国霸权最大、最直接的威胁，布什对伊开战而招致欧洲三大国的联合抵制便是欧洲力量遏抑美国霸权的最直接的表象。
另外，美国政府在发动对伊战争之前力图取得联合国的认同，但遭到了安理会多数成员国的反对，美国被迫于2003年3月撤回决议草案， 这不能不说是对美国霸权极大的嘲弄。
从“长远看，全球政治注定会变得与一国独掌霸权力量的状况越来越不相协调”，[7] 维持美国霸权的战略框架正在走向解体。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就已看到，“美国不仅是第一个超级大国，也将是最后一个超级大国”。他预计2015年左右，美国将失去世界霸权地位。在此之前，为了未雨绸缪，需要早作准备。为此，布热津斯基把亚欧大陆视为一个地缘战略的大棋盘，这是决定美国保持世界主导地位的中心舞台，美国能做的只是为了保持并尽量延长美国在欧亚亦即在世界的主导地位，在法、德、俄、中、印这五个地缘大国和乌克兰、阿塞拜疆、德国、土耳其、伊朗五个地缘支轴国之间做一个纵横捭阖的精明棋手，而绝不是如布什政府所构筑的所谓“新帝国大战略”中那样咄咄逼人的斗士。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也尖锐地指出现在美国的行为正在卖出自身的“软权力”，而“软权力”的丧失将断送美国的霸权。
三、中美两国之间的冲突趋向“非零和”
中美两国都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经济利益交融并且掌控核力量的大国，这就规定了两国冲突的“非零和”趋向。
冷战终结及由此造成的国际战略形势和中美两国战略利益的变化致使两国关系的战略性质发生改变。[8] 由于美、中、苏“战略大三角”被肢解，中美关系失去了美苏对抗这一战略基点，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实力较强的一方，在中美双边关系中往往处于主导地位。因而美国为了抑制中国发展对其潜在的威胁，在冷战结束初期，采取了高压的对华政策，因而中美冲突不断——而这种局面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朝野仍有人习惯于冷战思维，习惯于寻找对抗，并且美国不愿看到别国的强大，不管另一个强国是苏联、德国、日本，还是中国。[8] 因此，可以说中国其实是美国制造出的“威胁”。正是这种冷战思维，致使两国陷入了“安全困境”。（[英]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dert Butter-filed）和[美]约翰·赫兹（John Herz）共同提出这一概念，意为争取安全所付出的成本与安全收益不成正比）。美国对华的高压政策其出发点是为了确保自身安全，但结果使中国感到不安全，双方因为彼此意图的不确定性造成了各方安全的减损。
冷战后中美两国之所以陷入了令人尴尬的“安全困境”正是因为美国并未摆脱冷战时代狭隘的“零和”式的传统安全观的束缚，未看到中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
2000年美国经济规模为9万亿美元，中国经济规模近1万亿美元，分别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27％和3％。两大经济体的规模为两国经济进行多方面合作与交流提供了横向空间。同时，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经济，中国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这“两个最大”，又为两国经济合作提供纵向的，即不同发展水平经济层面的互补性合作空间。[8]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1997年发表的《关于中美贸易平衡问题》的白皮书指出，“中美两国贸易迅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两国资源条件、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以及消费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经济具有互补性。”[9] 据美国资料显示，1991年到1994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1074亿美元的商品中，食品、服装等商品占80％以上；按中方统计，1996年中国对美出口总额为270亿美元， 其中机器设备只有24亿美元。可见，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主要是消费产品。而从1991年至1994年，美国向中国出口的产品共286亿美元中，机械设备78亿美元、飞机及部件70亿美元、棉花和食品只是14亿美元。1996年美国对华出口总额为120亿美元，其中，机械设备及部件23.1亿美元，飞机及部件17.1亿美元，农产品只有13.4亿美元。由此可见，美国对华出口主要是高技术产品。人们形象地说“中国人给美国人穿衣穿鞋”，当然这说的是中国商品、中美贸易和中美人民生活的密切关系。据美方研究分析，若没有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美国每年需多花140 亿美元购买其他地方生产的同类产品。
因此，在经济利益共融的全球化时代，支撑美国霸权的战略框架已趋向解体，中美经贸交往在结构上的互补互利性使同时作为掌握核武器的中美两大国的关系趋向“非零和”。
首先，“9·11”使美国重新划定了威胁美国的首要之敌。明确了恐怖主义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的威胁这一认识。正是由于美国在反恐战略中对中国的依重，和中美两国在反恐领域的合作成了促成当前中美蜜月期的重要因素。
其次，“9·11”事件使饱受争议的美国对华战略终于达到了成熟的正常状态，它预示着中美两国的未来将向更美好的方向发展。布什政府放低了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时的意识形态的调门，中国政府对待美伊战争的态度也已不像对待科索沃战争那样具有鲜明而浓重的意识形态的味道。其实，意识形态是国家利益的内涵在思想文化上的外延，而一旦意识形态重于国家利益，便极易陷入本末倒置的窘境和进退两难的安全困境。
最重要的是，虽然影响中美关系的军事和政治安全问题非但没有解决更有加重之势，但是核战争毁灭一切的结果和全球化时代交织共融的利益关系，降低了中美打热战的可能性。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指出：“当今世界与以往不同，因为它已成为一个‘非零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大家不是都赢就是全输——发动战争将使胜利者和失败者同归于尽，因为其前景是一场核毁灭。因此，冷战时代美苏两国在彼此以超强实力的抗衡之中保持两极格局惊人的稳定。”[10] “据统计，美国能用过多的核力量摧毁苏联125次，苏联能用过多的核力量摧毁美国145次”。[3] 其实，这也是对传统安全观最大的讽刺——将对手毁灭一次和毁灭十万次的能力从数据上看虽有悬殊的差别，但从现实的效果来看是一样的。
当然，美国因为掌握着先进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而有恃无恐，因为目前中国严重依赖GPS，一旦台海开战如果美国向中国切断GPS信号，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最近中国已取得了欧盟“伽利略”卫星定位系统的20％的股权，并已与欧盟达成默契全息使用“伽利略”信号——据悉，美国的GPS 向别国提供的信号只能发现地面大约10米的物体，而“伽利略”的卫星则能发现1米长的物体[11] ——这无异于给中国射程达10000公里的核武之箭安上了“万里眼”。
虽然美国废除了《反弹道导弹防御条约》，并部署了太平洋战略，并欲以“国家导弹防御体系”使中国的有限核能力不足以保持本土安全，但美国对军事技术优势锲而不舍的追求，对于核大国而言只是心理上的一种威慑罢了。图谋对其他核大国肉体上的毁灭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也不符合美国的战略意图和根本利益。在全球化国际交往多维度立体化的世界中，美国想用自己在经济和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作大国棋局上最大的筹码——尤其对于中美关系而言，与其说两国是战争上“零和”争夺的死敌，不如说两国更像是棋局里“非零和”博弈的对手；与其说美国担心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不如说美国惧怕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与其说美国争夺的是中国的生存权，不如说美国争夺的是中国的发展权。因此，仅从传统安全领域审视中美安全关系已无法解决问题——中美冲突不可逆转地趋向了“非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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