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与对日和约（之一）
——东亚冷战格局形成的三部曲及其互动关系
沈志华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12期
【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科学》(京)2005年05期第172～188页
【作者简介】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 200062)
【关 键 词】冷战/中苏同盟/朝鲜战争/对日和约
对日和约问题是亚洲冷战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它不仅涉及美国、苏联、中国等国家战后对日政策的变化及其与日本的关系，而且标志着东亚冷战格局的最后形成。从事现代国际关系研究的各国学者历来都很重视对日和约问题，不过，研究的角度大多是从美国、英国、日本等西方同盟国政策变化及政治思考出发的。（注：就笔者所见，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有：Michael Yoshitsu, Japan and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Settle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Michael 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1985; Howard Schonberger, Peacemaking in Asia: the United States, Great Britain, and the Japanese Decision to Recognize Nationalist China, 1951—1952, Diplomatic History, 10: 1( Winter 1986) ；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张淑雅：《杜勒斯与对日媾和中的台湾问题(1950—1952)》，“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三届讨论会论文，1996年；徐友珍：《美英在新中国参与对日媾和问题上的争议》，《世界历史》2004年第2期，以及崔丕依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的新作《美国对日单独媾和政策与日本的抉择》(待刊)。感谢崔丕教授在论文发表前即提供给笔者参考。）从铁幕的另一边——社会主义阵营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较少，原因在于缺乏相应的史料。冷战结束后，随着俄国档案的解密以及部分中国档案文献的开放和公布，关于苏联、中国在对日和约问题上的政策已经渐渐露出全貌，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开始涌现。（注：这方面的研究自然是从俄国学者开始的；Б. Н. Славинский，Сан-Францус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1951г. по мирному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 с японией и совет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Проб
емы Даьне
о Восmока，1994，№1；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Россuя-Яnонuя，Обречены на 
обрососесmо，Восnомuнанuя 
unомаmа uзамеmкu uсmорuка，Москва：ПИМ，1996；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в процесс нормализации отношений СССР и КНР с японией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北京，1997年)。使用俄国档案材料参与讨论的还有：Vojtech Mastny, 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张盛发：《50年代初期中苏共同抵制对日媾和与苏联拒签旧金山和约》，《世界历史》2001年第2期。）
众所周知，对日媾和从最初提出的设想到最后形成的结果，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程序上讲，原先确定的是由美、苏、英、中等国外长会议协商，并遵循大国一致的原则，后来实行的是在美国控制下的远东委员会商议，遵循的是多数通过的原则。从方式上讲，原先确定的是全面媾和，后来实现的是片面媾和。从内容上讲，原先确定的是把日本作为战败国进行管制和剥夺(解除武装、赔偿等)，和约签订后撤走占领军，后来实际上是把日本作为新的盟国看待(重新武装、免除赔偿等)，和约签订后美军继续留驻日本。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当然是冷战态势的形成，但具体而言，是冷战中的哪些因素和事件促成了对日媾和有违初衷的最终结局？这种结局反过来又对亚洲冷战产生了什么影响？
笔者在研究中苏同盟的形成和朝鲜战争的进程中发现，它们与对日和约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三者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共同构筑了1950年代初期亚洲复杂的政治局面，并成为东亚冷战格局最终形成的三部曲。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最近解密的俄国和中国档案文献，以对日媾和过程的变化为线索，勾勒出中苏同盟、朝鲜战争、对日和约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东亚冷战格局形成的决定性影响。（注：有关笔者对中苏同盟和朝鲜战争的专门研究，参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
一、中苏同盟条约与美国对日媾和的决策
以往研究者大都注意到，冷战状态的形成和朝鲜战争的爆发促使美国改变了对日和约方针。（注：崔丕：《美国在东亚的遏制政策与千岛群岛归属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4期，第197页；刘维开：《蒋中正与中日和约的签订》，“1950年代的中国”学术讨论会论文(上海，2004年)第1—2页；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第109页。）这个结论无疑是成立的，但进一步分析还应该看到，导致美国主张对日尽早媾和，单独媾和，乃至改变东亚政策的首要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
太平洋战争以日本投降告终后，对日和约的问题便提到了交战双方面前。日本政府早在1945年11月就开始准备媾和，并经反复研究于1946年5月提出了有关文件，设定于1947年夏左右缔结和约。（注：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第64页。）然而，媾和的方式和条件，毕竟不是以战败国的愿望为转移的。（注：1945年9月，美国政府发表的《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提出了三大原则：日本非军事化、民主化、用发展和平经济的办法保证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进程。见崔丕《美国对日单独媾和政策与日本的抉择》(未刊)。）
到1947年夏天，冷战态势在欧洲已经出现。（注：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见拙文《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72—187页。）不过，对于亚洲，美苏双方都采取了稳定局面的方针。因此，美国虽然确定了在欧洲对苏遏制政策，但在对日和约问题上，仍坚持以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为宗旨。这就是美国国务院1947年3月完成的对日和约“博顿草案”的出发点。（注：关于博顿草案，详见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pp. 98—99；刘同舜、高文凡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6)，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31—333页。）在此基础上，7月11日美国向远东委员会提出了关于召开对日媾和预备会议的建议，开会时间暂定为8月19日，关于会议的表决程序，美国倾向采取三分之二多数表决制。（注：详见《战后世界历史长编》(6)第337—338页。）7月22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反对美国的建议，认为其程序违背了以前盟国所通过的决议。莫斯科重申了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国在战后日本问题上的特殊利益。（注：Тихвинский，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с. 6. 1947年7月22日苏联备忘录的英文本见香港大学所存缩微胶卷；XG0181，MF2527243—0526，Main Librar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中文本见人民出版社辑《对日和约问题史料》，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39—40页。）美苏关于对日和约的分歧首先在程序问题上反映出来。不过，预备会议推迟决不仅仅是因为苏联反对。除了遭到外部的反对(包括英国和中国)，更主要的是美国内部开始重新考虑对日媾和的方针了。
一方面由于冷战在欧洲的兴起，美苏关系开始进入敌对状态，另一方面，马歇尔在华调停国共内战失败，使美国失去了对国民党的信心，特别是让中国充当亚洲警察的期望彻底落空。于是，回国出任国务卿的马歇尔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不再把分裂而动乱的中国看作美国在远东对付苏联的帮手，而开始把眼光转向日本。（注：美国学者梁思文对此有专门研究，见Steven Levine, A New Look at American Mediation in the Chinese Civil War: Marshall Mission in Manchuria,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 no. 2, Fall 1979, pp. 349—375。）由此，博顿草案遭到美国军方和“遏制”理论创立人凯南的强烈反对。此后一段时间，在凯南的主持下，美国制定了一个全新的媾和设想，其基点已完全从“大国合作”转为“美苏对抗”。1948年3月25日，凯南提出了关于美国对日政策的建议，其中包括美军在和约后继续留驻日本，坚持在美国的监督下重新武装日本等新方针。（注：参见《战后世界历史长编》(6)第353—361页。）在凯南的推动下，国务院倾向于认为，美国对日政策的根本目的“是要将稳定的日本纳入亲美的太平洋地区经济体系中去，成为追随美国政策的值得信赖的盟国”，从而主张推迟媾和，缔结和约的性质亦并非惩罚性的，且不必非有苏联和中国参加。这些内容被纳入了经杜鲁门总统批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2号文件(1948年10月9日)，成为美国对日媾和的基本国策。（注：关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2号文件的形成，崔丕有专门的研究，见崔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2号文件形成探微》，《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另参见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第87—91页。）
此期，苏联始终坚持在1945年达成的协议框架内谈论对日和约的问题。为对抗美国，斯大林不得不向中国国民党政府表示友好。在1947年11月伦敦外长会议上，苏联建议于翌年1月在中国召开专门的外长会议，讨论起草对日和约的问题。（注：Тихвинский，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с. 6. ）1948年6月，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国民党政府透露，将与中国代表进行谈判，其目的在于以中苏条约为基础，努力改善双方关系。如中国政府对此问题有意，苏方愿采取一系列经济、政治方面的友好政策，包括“与中国共同研讨对日政策”。（注：“国防部第二厅致外交部情报抄件”，1948年6月，“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库藏，“亚西司”，112. 1/002，改善中苏邦交，第60—63页。）在1949年5月23日举行的巴黎外长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又提出了关于确定召开有中国参加的、讨论对日和约条款的会议日期的建议。6月20日，苏联再次重复了这个建议。美国对这些建议却根本不予理睬。（注：Тихвинский，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с. 6. ）
就在对日媾和问题因美苏意见对立而陷入僵局的时候，中国的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到1949年夏天，共产党取代国民党掌握中国政权已是大势所趋。美国的亚洲政策一时间迷失了方向，在对日和约问题上也表现出犹豫不决，特别是在新中国建立后，分歧、争论充斥白宫和五角大楼，1949年12月形成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号文反映了这种状况。所谓“等待尘埃落定”的对华方针，以及“在西方实行战略进攻，在东方实行战略防御”的基本概念，不过是体现了华盛顿决策者面对其亚洲政策的失败，既要寻找借口，又要进行补救的复杂心态。（注：关于对美国NSC48/1和48/2号文件具体内容的转述，见《战后世界历史长编》(6)第371—375页；崔丕：《美国对日单独媾和政策与日本的抉择》(未刊)。）看似形成统一意见的美国亚洲新方针，并没有消除决策层内部在对华政策和对日政策方面的对立主张。
分歧主要来自美国军方和国务院。关于对华政策，五角大楼坚持认为必须保卫台湾这一重要的军事战略基地，不能让共产党政权占为己有；国务院则提出核心的问题是“防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如果能以台湾换取中国新政权脱离莫斯科的控制，美国在亚洲岂非取得了比直接控制台湾更为明显的战略优势？关于对日政策，军方人士认为既然美国要在远东对苏联保持战略守势，就应该把日本作为对抗苏联的缓冲国，推进日本经济复兴，减缓赔偿要求，允许日本拥有最低限度的军备，同时在和约中规定美国有权占领冲绳各岛和横须贺的海空军基地。为了约束苏联和中国的行动自由，必须由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交战国签署对日和约，实现全面媾和。在所有这些条件尚未成熟之前，应推迟媾和进程，以免“减弱美国在日本的势力”，并因此建议杜鲁门暂时不再授权讨论和约问题。外交人员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主张早日媾和，以尽快结束对日占领，从而平息“日本人与日俱增的不满和反抗”，保证日本在美苏对抗中与美国结成可靠的联盟。为了满足军方的要求，国务院工作小组在1949年10月提交的全面和约草案中，提出了美国继续对包括部分琉球群岛在内的一系列岛屿的托管权，以及通过一个预先约定的日美安全条约，以保证美军在占领终止后仍然留在日本。同时，为了引诱中国和苏联接受这个条约，准备拿台湾和南库页岛作为代价。如果苏联和中国仍然反对，美英则应该单独对日媾和。在双方激烈的争论中，杜鲁门表示倾向国务院的意见，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华盛顿的代表也极力支持国务院的方案，只是强调美国必须控制台湾。但由于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正在考虑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不赞成片面媾和，更反对美国独占日本，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坚持认为对日媾和的时机尚未成熟。（注：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pp. 165—213；崔丕：《美国在东亚的遏制政策与千岛群岛归属问题》，第197页；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第106—107页。）
这里有一个逻辑的链条把对日和约问题、台湾问题和中苏关系的状况连接在一起。从上述争论的内容分析，如果分裂中苏的“楔子战略”成功，苏联的势力就不会很快扩展到亚洲，控制台湾的问题也将继续排除在美国远东战略防御的考虑之外；新中国在美苏冷战中保持中立态度，肯定会得到更多国家的支持和承认，把中国(甚至苏联)排除在外的单独媾和的方针就更加难以推行；由于亚洲局势的相对稳定，美国独占日本和把日本纳入反共同盟的做法就会遭到包括日本在内的更多国家的反对，按照美国军方意愿实现对日和约的可能性也就相对减弱。果真如此，美国决策层内部关于对日媾和方针乃至整个亚洲政策的争论无疑还会继续下去。然而，苏联对美国的这一策略早有警惕。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苏联就得到消息说，美国曾经有一个“把中共变成第二个铁托集团”的计划，目前美国间谍机构在华活动的首要任务就是“破坏中苏之间的友谊”。此后，莫斯科又不断收到类似的情报。（注：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 0100，оп. 42，п. 288，д. 19，л. 99—102；оп. 43，п. 315，д. 142，л. 53—54、59. ）这些消息对斯大林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刺激。特别是在中苏谈判期间，杜鲁门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和台湾问题的声明及艾奇逊指责苏联欺负中国的公开讲演传到了莫斯科，斯大林更加焦急，他立即向毛泽东转交了艾奇逊讲话的全文，希望中苏共同对此有所反应，并要求中国政府首先发表声明。（注：АВПРФ，ф. 07，оп. 23а，п. 18，д. 239，л. 1—7. ）至于毛泽东为什么坚持以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发表声明尚不得而知，但斯大林对此大为不满并指责毛泽东打乱了原定步骤，却充分说明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注：师哲口述《在历史巨人身边》，李海文整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54—456页。）惟其如此，斯大林才一再对中国做出重大让步。1950年2月14日，中苏双方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在毛泽东抵达莫斯科两个月后缔结了同盟条约。（注：谈判过程详见沈志华《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中苏同盟把尚未形成的美日同盟看作其在远东的未来对手，条约中还特别提到双方保证要“经过彼此同意”，“共同取得对日和约的缔结”，（注：条约全文见国际关系学院编《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50—1953年)》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年)第9—11页。）其结果是为美国内部的和解创造了条件。美国务院在台湾问题上受到极大压力，不得不做出让步。同时，对日和约问题更加显得紧迫，也促成单独媾和及早媾和的观点占了上风。
就在中苏同盟条约公布的第二天，麦克阿瑟司令部的外交发言人宣布，“必须采取果断行动与日本单独签订和约而无须俄国参加”。（注：А. Кошкин，Вступление СССР в войну с Японией и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Азuя u Афрuка сеоня，2000，№12，с. 57. ）3月23日，陆军部副部长沃里斯也向国务卿艾奇逊提出备忘录，主张在媾和后恢复日本在外交、内政两方面的主权，但在军事上仍保留盟军总司令部，占领军亦留驻日本，保持半占领状态，以备不时之需。（注：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第107页。）此时，美国务院和国防部之间关于日本媾和问题的意见正渐渐趋向一致，双方在几个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已经基本解决，特别是在占领期结束后允许日本恢复有限武装和少量武器生产，保持美国在日本的基地及驻军权利等方面，但在媾和的时机和具体条件等问题上还有分歧。（注：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pp. 247—249. ）在沟通和弥合双方意见的过程中，新任国务院高级顾问并负责主持对日媾和事宜的杜勒斯以及主政东京的麦克阿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共同主张是在中苏结盟的背景下，把美国对日政策与对台政策捆绑在一起。
4月7日杜勒斯提出，安全问题和基地问题可以通过美日双边协定解决，而核心问题是尽快结束占领，给日本主权，否则，如果日本反美，那么不论美国在日本有多少驻兵和基地，都将失去其作用。此外，如果美国、日本和太平洋友好国家组成某种共同防御体系，对日和约无论是否得到苏联的支持都不会有问题。（注：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 1950, vol. 6, Far East and Pacific,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pp. 1161—1166. ）5月18日杜勒斯再次提出，为了保证亚洲不落入共产党之手，当务之急就是“中立台湾”和让日本独立。（注：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1,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7, pp. 314—316. ）受到杜勒斯的影响和鼓励，助理国务卿腊斯克在5月31日关于东亚新政策的报告中认为，中苏条约的签订证明美国1月份宣布的台湾政策已经失败，现在必须采取新政策，即美国用武力保护台湾，使台湾中立化。具体步骤是，首先让蒋介石“退休”，然后对台湾实行托管，继而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与此相配合，就要增加对韩国和东南亚的援助，并加速对日媾和。腊斯克特别强调，如果美国要把日本作为未来的盟友，现在就必须立即表明态度。（注：FRUS, 1950, vol. 1, pp. 347—349; Rusk' s Report of May 31, 1950, DOS, RG 59, in 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pp. 261—263. ）到6月初，国务院关于对日和约的构想已经进一步深化，甚至提出了具体的日程和步骤。但军方坚持己见，他们惟一的担心是和约签订将导致美国在日本军事力量的减弱。于是，麦克阿瑟的意见便有了重要地位——国务院和军方同时决定访问东京。（注：详见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第108页；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p. 255。）
在台湾问题上以强硬立场著称的麦克阿瑟，此时对日本问题的态度也开始趋向强硬。过去他宣称任何保持基地的动作都将引发日本民众的普遍反对，现在则认为必须把日本同意“保留美军基地”作为结束占领的条件。与此同时，麦克阿瑟开始对日本共产党采取压制政策，6月6日命令吉田茂首相整肃日共执行委员会及《赤旗报》员工，利用原为镇压极右派军国主义制定的法律，禁止共产党领袖从事任何政治活动。为了争取这位将军的支持，杜勒斯在启程访问东京之前，经艾奇逊同意，决定与国防部和麦克阿瑟作一笔交易，即以美国对台湾的防御重新做出承诺，来换取他们支持加快对日媾和的步伐。（注：FRUS, 1950, vol. 6, pp. 1205—1207, 1221—1223; Haruki Wada, Stalin and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1945—1953: In the Light of New Russian Archival Documents, for Conference on the Cold War in Asia, Hong Kong, January 1996, p. 11. ）
6月17日，杜勒斯率领的国务院代表团与由国防部长约翰逊、参联会主席布雷德利率领的国防部代表团同时到达东京。因受到华盛顿重视而颇为得意的麦克阿瑟当然知道双方的目的：一个为了日本，一个为了台湾。为此，麦克阿瑟准备了两个长篇备忘录，其核心是，如果美国要在东亚地区夺得主动，就必须缔结对日和约并保证台湾不受到侵犯，二者互为补充、不可缺一。（注：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pp. 274—276. ）在访问的最后几天，两个代表团与麦克阿瑟数度会谈。最后经麦克阿瑟从中斡旋，双方达成妥协。麦克阿瑟6月23日的备忘录反映了所达成的协议内容：和约签订后，美军继续留驻日本，为防卫作战之需要，整个日本领域作为潜在的基地，给予美国以无限制行使防卫权力的自由。此外，日本虽然在宪法中规定放弃战争，但美国承认日本在“受到侵略攻击时”拥有自卫权。在签订和约的同时，日美缔结安全协定，日本给美国以驻军及保留军事基地的权利。（注：FRUS, 1950, vol. 6, pp. 1227—1228. ）布雷德利后来回忆说：我们的会谈是富有成果的，麦克阿瑟的备忘录像一座桥梁，最终将政府各部门联结在一起，一致同意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和平条约。备忘录中最重要的是保证了美国在日本保持军队和拥有基地的权利，有了这样一种明确的前提，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反对尽早达成对日和约的气氛很快就消失了。（注：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686页。）
此外，日本的态度对于东京谈判的结果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吉田茂政府担心美国的内部争论延误媾和进程，反复表示在和约签订后日本仍将长期依赖美国的保护，并警告说，苏联有可能赶在美国之前提出令日本人感动的和约条件——放弃对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占领。日本政府6月1日发表白皮书，宣布愿意同任何承认其独立的国家签订和约。（注：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pp. 257—259. ）
无论如何应该看到，在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由于受到中苏同盟条约的刺激，华盛顿决策层已经消除了在台湾问题和日本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尽管尚未形成决策，但美国对台政策及对日媾和方针的前景已经明朗化，所需要的只是实现这些新构想的机会和条件。（注：麦克·沙勒的研究认为，约翰逊和布雷德利没有接受麦克阿瑟的意见，他们在离开东京时仍反对和约。(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pp. 274, 278)笔者很难接受这个结论。从东京谈判的结果看，军方的要求已经基本得到满足，他们没有理由固执己见，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恐怕也只是对日媾和的具体程序和时机了。）这种状况表明，东亚冷战的帷幕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已经拉开。
二、朝鲜战局变化与美苏媾和方针的对抗
就在约翰逊和布雷德利返回华盛顿的途中，朝鲜战争爆发了。朝鲜人民军大举越过三八线的行动不仅促使美国全面改变了其亚洲政策，而且扫除了美国决策层在对日媾和问题上的最后障碍。
战争犹如一剂强心针，催动了白宫的全身细胞。布雷德利于6月26日向杜鲁门提出：“韩国、日本、琉球、台湾、菲律宾和东南亚，都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部分”，它们的地位“相互依赖”，美国“急需一个互相配合的全面的远东政策”。（注：CCS 381, Formosa( 11—8—48) , sec. 3, JCS Records, RG 218, in 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pp. 283—284. ）在东亚，关于韩国问题，战争爆发的第三天，美国海空军和陆军开始陆续参战。关于台湾问题，6月27日杜鲁门一纸宣言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借机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日本问题也凸现出来。战争使日本的地位骤然上升，美国在远东军事力量不足的矛盾使得重新武装日本显得更加急迫。7月8日，麦克阿瑟授权日本政府组建7.5万人的国家警察预备队，并增加了8000名海上保安队成员。几天后，远东盟军总司令部的专门委员会又提出计划，要求把警察预备队尽快编成4个步兵师，并装备美制武器。（注：《战后世界历史长编》(6)，第385页；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第93页。）杜勒斯回国不久就催促国务院加紧和约的准备工作。他在7月19日建议说：“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对日和约变得更为重要而不是更不重要了”，并主张从“更深远的角度”来考虑媾和问题；第二天又强调了早日媾和与重新武装日本的不可分割性。（注：FRUS, 1950, vol. 6, pp. 1243, 1247—1248. ）此时，美国军人同外交官的立场已经完全取得一致。8月22日，布雷德利通知约翰逊，目前的环境使得缔结对日和约有了正当理由，如果美国在日本的驻军和基地得以保留，并使日本承诺重建武装，军方不再反对批准对日和约。随后几个星期，国务院和国防部不断商谈，对和约的先决条件达成协议，随即签署了联合备忘录，并于9月7日递交总统。就程序而言，备忘录已经撇开苏联，只是通过外交途径与远东委员会中友好国家进行秘密的预备性谈判。就内容来看，备忘录强调美国应享有外国军队在日本驻留的批准权和指挥权，不否定日本拥有自卫权和保持必要规模军队的权利。该备忘录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0/1号文件得到杜鲁门总统的批准，只待朝鲜战场处于有利情况便可实施媾和。（注：FRUS, 1950, vol. 6, pp. 1278—1282,1293—1296, 1297—1304. ）
9月15日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一举成功，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对日媾和的问题立刻在华盛顿提上了议事日程。经过一番秘密的协商和准备，10月26日晚杜勒斯约见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向他转交了被称为“对日和约七原则”的美国备忘录。（注：Тихвинский：Россuя-Яnонuя，с. 43. 另见《人民日报》1950年11月26日的相关报道。）其主要内容包括：缔约国为“任何或一切愿意在所建议的和可能获得协议的基础上媾和的对日作战国家”；日本承认朝鲜独立，同意联合国和美国托管琉球和小笠原群岛，接受英、苏、中、美四国将来所作关于台湾、澎湖列岛、南库页岛与千岛群岛的地位的决定(在条约生效后一年内做出决定，否则由联合国大会决定)；日本有责任与占领军合作以维持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缔约各方在原则上放弃要求日本赔偿的权利。在会谈中，杜勒斯强调了三点：如果苏联参加缔结对日和约，依据和约，日本将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割让给苏联；即使远东委员会成员国中某国不参加缔结对日和约，美国也要进行对日媾和谈判；台湾地位问题暂时冻结，建议由联合国重新加以考虑。马立克对美国的媾和方案本身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只是表示反对冻结台湾地位，更不同意将这一问题交付联合国，而是主张恪守有关的战时国际协议。马立克还强调说，“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注：FRUS, 1950, vol. 6, pp. 1332—1336; Mastny, 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p. 108；刘同舜、姚椿龄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7)，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6—77页。）
此时的朝鲜局势极其微妙，在斯大林和金日成的请求和催促下，毛泽东决定派兵参战。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跨过鸭绿江。求胜心切的美国人只管埋头北进，直到10月底与中国军队交火后仍然不相信中国已经介入战争，而躲在幕后的斯大林却是心中暗喜。对于美国提出的媾和建议，莫斯科没有急于答复，一方面是等待战局出现明显的转化，一方面也是为了与中国取得一致意见。毛泽东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决定派兵入朝作战，挽救朝鲜及社会主义阵营于危难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斯大林对中共的疑虑。（注：对于这一点，中国领导人是深有体会的。毛泽东认为：“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1956年3月31日，ЦХСД(现代史料保管中心)，ф. 5，оп. 30，д. 163，л. 88—89]周恩来也说过：“斯大林到抗美援朝时才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02页。）中苏的同盟关系此时显得尤为紧密，开放不久的中国外交部档案馆保存了此期中苏双方关于对日和约问题往来的大量文件，可以证实苏联驻华使馆一秘贾丕才在回忆录中所说：作为盟国，当时中苏就与对日媾和有关的问题保持着密切联系与合作。（注：М. С. Капица，На разных nараΩΩеях：Заnuскu ΩunΩомаmа，Москва，1996，с. 123—124. ）例如，1950年3月麦克阿瑟宣布提前释放正在日本执刑的主要战犯，苏联在发表抗议声明前通知了中国。周恩来于5月12日指示外交部有关部门起草一份声明表示支持，并于苏联声明发表的第二天见报。（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022—01，第1—8页。参见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年表(1945—199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3页。）又如同年9月1日，中国向莫斯科通报了关于麦克阿瑟同蒋介石在台湾谈判的可靠情报。据情报说，美蒋“就台湾在缔结对日和约前应为日本领土的一部分而接受盟军司令部指挥的问题达成了协议，岛上将长期驻扎美军，由第七舰队负责封锁台湾海峡”。（注：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ХроноΩо
uя осноных собыmuǔ кануна u начаΩьноо nерuоBа кореǔскоǔ оǔны(янǔарь 1949-окmябрь 1950 . )，с. 49—50. ）这次美国正式提出对日和约建议，苏联自然要与中国进行协商。美苏代表会谈后，苏联即以备忘录的形式向中国通报了美国建议的内容，同时送来苏联的答复草案。在苏联备忘录中译本文件上有周恩来的批示：“下夜罗申送来此件，系美政府交与苏联的。苏联尚未置答。请即加以研究并提出意见。”苏联的备忘录措辞委婉，口气缓和，没有直接针对美国的建议表示任何反对意见，只是提出了6个问题“希望得到解释”：美国是否有意单独签约；应如何理解重提业已确定其归属的南库页岛、千岛群岛、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地位问题；对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进行托管的根据何在；是否考虑规定占领军撤出日本领土的确定日期；“共同责任”是否意味着在日本建立武装部队及保留美军基地；是否考虑保证日本经济发展的必要权利。备忘录最后提出，“苏联政府希望知道，将采取何种方法以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此问题的观点”。（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019—01，第1—10页。）对于苏联的答复，中国没有提出不同意见。（注：除了翻译的措辞，后来公开发表的文件与中国当时得到的草案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参见《人民日报》1950年11月26日。）
11月20日，马立克就是本着上述态度去会见杜勒斯的。按照美国人的记述，马立克一开始就“谈笑风生，讲叙苏美两国间的友谊和理解”，与上次会谈公事公办的姿态不同，这次苏联人似乎是要营造一种友好气氛。让译员照本宣科地宣读了苏联政府的备忘录后，马立克也只是重复地提出问题，而没有表现出任何积极、主动的精神。例如当马立克问到美国政府对新中国政府参加对日和约讨论持何立场时，杜勒斯回答说，“迄今的会谈是外交会谈，因此美国是与本国承认的政府——国民党政府举行讨论的”。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本来是很明确的，但马立克对此未作反应，而是转移了话题。以致杜勒斯在会晤后感到，在中国参加对日和约的代表权问题上，不必过于顾忌苏联。（注：FRUS, 1950, vol. 6, pp. 1352—1354. ）苏联并不是不了解美国的意图，也不是因为处于被动地位而没有自己的主张。按照贾丕才的说法，莫斯科是有意对媾和问题不发表具体意见。（注：Капица，На разных nараΩΩеΩях，с. 124. ）究其原因，显然与当时朝鲜战局的变化有关。斯大林不想过早地与美国摊牌，在马立克微笑的背后，莫斯科正在等待朝鲜战场传来进一步令人振奋的报告。
毛泽东此时对战争的进程显得把握十足，他在12月3日会见金日成时提出：“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敌人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方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帝撤兵会更有力量。”（注：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35页。）这与斯大林的主张不谋而合。12月4日，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在与中国大使王稼祥谈话时强调，中国人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现在的机会，并建议中国军队“趁热打铁”，越过三八线，继续乘胜追击。（注：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以下简称《朝鲜战争文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史料丛刊(48)，2003年7月，第635—636页。）第二天，周恩来就美苏上述两项备忘录发表了题为《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声明》，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全面地阐述对日媾和问题的观点和立场。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它必须参加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与签订”；关于台湾、澎湖列岛、萨哈林岛南部及千岛群岛的归属已经分别由开罗宣言和雅尔塔协定予以解决，“完全没有重新讨论的理由”。声明还谴责美国不愿从日本撤军，“并且利用日本作为侵略朝鲜、侵略中国的战争基地”，以及公开武装日本和企图使日本成为美国的殖民地。（注：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50—1952)》，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354—357页。）这些意见自然是反映了苏联的立场，只是莫斯科不愿直接出面而已。
中国当然也考虑到利用朝鲜战争促进台湾和对日和约问题的解决。就在国际社会要求停战的一片呼吁声中，12月7日北京时间3时，周恩来召见罗申并告知：近来联合国及印度、英国等国不断询问中国在什么条件下可能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不愿处于不利地位，并意在掌握主动权，而同时又表现出积极性，打算提出以下条件，即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逐出蒋介石的代表；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周恩来表示希望立刻得到苏联政府的看法。在当天的回电中，莫斯科表示完全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停战条件，而且认为“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能停止”。另一方面，苏联政府又不让中国马上宣布这些条件，而是要等到解放汉城之后，再“亮出自己的全部底牌”。（注：《朝鲜战争文件》，第639、641页。）
看来，斯大林一定要等到完全掌握了朝鲜战场的主动权之后，才肯认真与美国讨论对日和约问题。因此，对于12月27日美国国务院针对11月20日苏联备忘录给予的答复，莫斯科只是转抄了一份给北京，（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086—02，第13—20页。）而没有做出任何公开的反应。1950年11—12月志愿军发动的第二战役把美国人打得溃不成军，五角大楼和白宫都沉浸在日益阴郁的气氛中，甚至讨论了全面撤退的问题。（注：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333页；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7, Korea,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pp. 1324—1328。）随后志愿军打过三八线，并攻占了汉城。此时，联合国关于停战谈判的呼声更加强烈，而且提出的条件也更加有利于中国。如果中国(得到苏联的同意后)接受1月13日联合国提案，进行停战谈判，不仅能够稳定住朝鲜战场的有利局面，也将对日本问题的处理产生极大影响。然而，在台前的中国和在幕后的苏联都没有抓住这次稍纵即逝的良机。当1月17日中国拒绝联合国提案后不久，美军即发起全面反攻，中国军队不得不退到三八线以北。（注：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342—368页。）朝鲜战局再次出现逆转，对日媾和问题的解决自然也就朝着与中苏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下去。
战场上的优势地位使美国在媾和问题上的态度强硬起来。如3月12日英国大使馆致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指出：根据雅尔塔协定，“日本应当将南萨哈林和千岛群岛让给苏联”。华盛顿的回答是：“美国认为准确地界定千岛群岛的边界应当是日本政府和苏联政府之间的双边协议的议题或者应当由国际法庭来作出法律裁定。”（注：Кошкин，Вступление СССР，с. 58. ）在3月30日美国再次递交给苏联大使馆的照书中，不仅重复了有关托管日本几个岛屿及承认日本享有单独或集体自卫权等条款，而且强调，不参加本条约的国家，将不给予任何法律基础上的权力和利益。特别是关于领土问题的条款，美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对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的规定，只提日本放弃这些领土，但未提其归属。尽管对于雅尔塔协议所规定给予苏联的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在表面上仍采取承认的立场，但条件是“这一规定只有在苏联签订和批准条约的情况下才会生效”。（注：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vol. 6, Asia and the Pacific,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7, p. 908; Славинский，Сан-Францус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с. 84. 参见《对日和约问题史料》第80—86页。）有学者认为，这表明美国曾努力促使苏联参加对日和约的谈判进程，因为这符合西方国家在远东地区的长远利益。（注：Славинский，Сан-Францус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с. 89. ）这种说法是缺乏说服力的。还在递交照会之前，杜勒斯在3月21日国务院讨论和约时就指出：“如果苏联拒绝条约的规定，我们考虑从和约中完全删除有关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条款。”对此，4月24日杜勒斯与蒋介石的驻美大使顾维钧谈话时说得更加透彻：条约草案中关于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的条款“套用了雅尔塔协定的字句”，是因为美国“知道苏联不会参加对日媾和条约，所以不想改变雅尔塔协定的原文，给苏联以拒绝参加对日媾和条约的借口”。（注：FRUS, 1951, vol. 6, pp. 942—943；崔丕：《美国在东亚的遏制政策与千岛群岛归属问题》，第199页。）由此看出，美国实际上知道苏联不愿就范，并且希望如此。
苏联确实不愿意在这种状况下签署对日和约。朝鲜战局的变化使斯大林颇为失望，随即对美国的媾和方案采取了反对和阻挠的明确立场。不过，他此时指望能够支持这种立场的只有日共和中共。
首先，斯大林要求日本共产党坚决抵制美国在日本的占领和驻军政策，并接受暴力革命的路线。1951年4月，因受迫害而移居中国的德田秋一和野板参三等日共领导人被召到莫斯科。在斯大林的帮助和催促下，德田秋一等人接受了莫斯科的主张，检讨了过去的看法，承认“通过和平方式实现日本的解放和民主改革是完全错误的想法”，并制定了新的革命纲领。（注：Haruki Wada, Stalin and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p. 12. 关于斯大林与日共领导人会面的情况还可参见有关的回忆录，Н. Адырхаев，Встреча Сталина с японскими коммунистами——Глазами очевидца，ПробΩемы ДаΩьнео Восmока，1990，№2，с. 140—144。）6月1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决议，为日共的新计划提供1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并委托苏联情报委员会转交日本共产党。（注：ЦХСД(现代史料保管中心)，ф. 89，оп. 50，д. 3，л. 1. ）
同时，苏联开始与中国磋商如何抵制美国的媾和方案。1951年5月6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明确表示了苏联对媾和问题的立场：指责美国单独准备和约草案的做法，要求条约草案中应明确中国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权，反对把琉球群岛及日本其他岛屿交给美国托管，必须限制日本武装力量的规模。最后，苏联政府建议在7—8月召开四国外长会议，起草对日和约，其内容应规定：日本不得结盟以反对曾参加对日作战的国家；和约签订后所有占领军均应在一年以内撤出日本领土；任何国家均不得在日本拥有军队和军事基地等。毛泽东当天回电表示完全赞同。（注：《朝鲜战争文件》，第755—756、757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274页。）5月7日，苏联外交部将“苏联关于美国对日和约草案的意见书”交给美国驻苏大使柯克。5月22日，周恩来正式向罗申递交了一份照会，表示中苏意见“完全符合”，中国政府完全支持苏联政府关于对日和约的具体建议。（注：《国际条约集(1950—1952)》，第358、360、361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019—03，第86—87页。）5月24日苏联全文发表了这个措辞强硬的文件。（注：《人民日报》1951年5月25日。英文全文见XG0187, MF2527245—0990, Main Librar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6月10日，苏联政府再次照会美国，指责美国和约草案的目的是为了恢复日本的军国主义，并重申必须于1951年7月或8月召开包括所有参加对日作战国家代表出席的和会。（注：参见《对日和约问题史料》，第95、100、107页；Славинский，Сан-Францус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с. 87。）6月25日，朝鲜外务省也向苏联递交了照会，声称“无论是在准备条约的程序方面，还是在条约的目的和实质方面”，朝鲜“完全赞同和支持苏联政府对日和约的立场”。（注：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 0102，оп. 7，п. 25，д. 2，л. 26—31. ）
就在苏联明确表示抵制美国媾和方案的同时，朝鲜战场的形势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而陷入了僵局，双方都表现出和谈的意愿。（注：相关的俄国档案见《朝鲜战争文件》，第777—786、804—811、835—840页。）6月5日，凯南与马立克讨论了停战谈判的可能性，苏联表示了急切进行停战谈判的意图。引起凯南注意的是，马立克在会面时根本没有提到诸如台湾和对日和约等远东国际事务问题。凯南判断，这也许表明苏联政府渴望停火，即使不解决这些更为广泛的远东问题。（注：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629—630页。）美国人猜测的不错，苏联确实希望先实现朝鲜停战，再解决对日和约问题，这样会对中苏一方更为有利。美国的策略则是针锋相对，先实现对日媾和，再谈朝鲜停战问题。
军事上占有优势，自然就掌握了外交上的主动权。利用1951年春夏季的军事优势，美国不仅迫使日本政府承诺不与新中国缔约，而且逼迫英国政府接受了“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不参加多边和会”的立场，从而结束了英美围绕中国签约权的纷争。（注：详见《战后世界历史长编》(7)第78—81页；徐友珍《美英在新中国参与对日媾和问题上的争议》第32—35页。）7月3日美英制订出对日和约的共同草案，但在敦促尽快召开和会的同时，美国还必须采取一个重要步骤，就是拖延停战谈判。显然，如果此时朝鲜停战达成协议，远东地区出现和平局面，而中国和苏联成为“和平功臣”，美国就很难拒绝中国参加对日媾和，也无法说服其盟国同意继续在日本驻军和重新武装日本。（注：这一点，就连当时的美国报刊都看得十分清楚。见斯通《朝鲜战争内幕》(南佐民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86页。）于是，7月10日开城谈判开始不久，美方代表就不断为和谈制造难题。尽管中朝方面步步退让，在确定谈判程序和划分停火线等问题上都大体接受了对方提出的方案，但美国仍然不断制造事端，如8月18日联合国军发动夏季攻势，8月19日停战谈判中朝方军警遭到武装袭击，8月22日美军飞机轰炸来凤庄中朝代表团驻地等等。（注：参见《朝鲜战争文件》第941—1007页；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144—155页。）开城谈判不得不于23日中断，而这正是美国要达到的目的。如此，当美国以近乎最后通牒的方式把美英共同草案交给苏联代表时，莫斯科已经被逼到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12期
【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科学》(京)2005年05期第172～188页
【作者简介】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 200062)
| 【内容提要】 | 欧洲冷战格局形成以后，美国开始考虑改变其对日本政策，但是在对日媾和问题上，美国军方与国务院产生了严重分歧。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促成美国决策层在原则上统一了对日方针。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最后决定把日本作为盟国重新武装，单独与之媾和，并为此故意拖延停战谈判。在战局被动的情况下，苏联拒绝签署旧金山和约，并转而采取强硬立场，在朝鲜维持不战不和的局面。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与对日和约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三者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共同构筑了1950年代初期亚洲复杂的政治局面，并成为东亚冷战格局形成的三部曲。 |
емы Даьнео Восmока，1994，№1；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Россuя-Яnонuя，Обречены на обрососесmо，Восnомuнанuя unомаmа uзамеmкu uсmорuка，Москва：ПИМ，1996；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в процесс нормализации отношений СССР и КНР с японией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北京，1997年)。使用俄国档案材料参与讨论的还有：Vojtech Mastny, 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 New Yor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张盛发：《50年代初期中苏共同抵制对日媾和与苏联拒签旧金山和约》，《世界历史》2001年第2期。）众所周知，对日媾和从最初提出的设想到最后形成的结果，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程序上讲，原先确定的是由美、苏、英、中等国外长会议协商，并遵循大国一致的原则，后来实行的是在美国控制下的远东委员会商议，遵循的是多数通过的原则。从方式上讲，原先确定的是全面媾和，后来实现的是片面媾和。从内容上讲，原先确定的是把日本作为战败国进行管制和剥夺(解除武装、赔偿等)，和约签订后撤走占领军，后来实际上是把日本作为新的盟国看待(重新武装、免除赔偿等)，和约签订后美军继续留驻日本。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当然是冷战态势的形成，但具体而言，是冷战中的哪些因素和事件促成了对日媾和有违初衷的最终结局？这种结局反过来又对亚洲冷战产生了什么影响？
笔者在研究中苏同盟的形成和朝鲜战争的进程中发现，它们与对日和约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三者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共同构筑了1950年代初期亚洲复杂的政治局面，并成为东亚冷战格局最终形成的三部曲。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最近解密的俄国和中国档案文献，以对日媾和过程的变化为线索，勾勒出中苏同盟、朝鲜战争、对日和约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东亚冷战格局形成的决定性影响。（注：有关笔者对中苏同盟和朝鲜战争的专门研究，参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
一、中苏同盟条约与美国对日媾和的决策
以往研究者大都注意到，冷战状态的形成和朝鲜战争的爆发促使美国改变了对日和约方针。（注：崔丕：《美国在东亚的遏制政策与千岛群岛归属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4期，第197页；刘维开：《蒋中正与中日和约的签订》，“1950年代的中国”学术讨论会论文(上海，2004年)第1—2页；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第109页。）这个结论无疑是成立的，但进一步分析还应该看到，导致美国主张对日尽早媾和，单独媾和，乃至改变东亚政策的首要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
太平洋战争以日本投降告终后，对日和约的问题便提到了交战双方面前。日本政府早在1945年11月就开始准备媾和，并经反复研究于1946年5月提出了有关文件，设定于1947年夏左右缔结和约。（注：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第64页。）然而，媾和的方式和条件，毕竟不是以战败国的愿望为转移的。（注：1945年9月，美国政府发表的《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提出了三大原则：日本非军事化、民主化、用发展和平经济的办法保证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进程。见崔丕《美国对日单独媾和政策与日本的抉择》(未刊)。）
到1947年夏天，冷战态势在欧洲已经出现。（注：笔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见拙文《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72—187页。）不过，对于亚洲，美苏双方都采取了稳定局面的方针。因此，美国虽然确定了在欧洲对苏遏制政策，但在对日和约问题上，仍坚持以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为宗旨。这就是美国国务院1947年3月完成的对日和约“博顿草案”的出发点。（注：关于博顿草案，详见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pp. 98—99；刘同舜、高文凡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6)，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31—333页。）在此基础上，7月11日美国向远东委员会提出了关于召开对日媾和预备会议的建议，开会时间暂定为8月19日，关于会议的表决程序，美国倾向采取三分之二多数表决制。（注：详见《战后世界历史长编》(6)第337—338页。）7月22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反对美国的建议，认为其程序违背了以前盟国所通过的决议。莫斯科重申了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国在战后日本问题上的特殊利益。（注：Тихвинский，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с. 6. 1947年7月22日苏联备忘录的英文本见香港大学所存缩微胶卷；XG0181，MF2527243—0526，Main Librar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中文本见人民出版社辑《对日和约问题史料》，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39—40页。）美苏关于对日和约的分歧首先在程序问题上反映出来。不过，预备会议推迟决不仅仅是因为苏联反对。除了遭到外部的反对(包括英国和中国)，更主要的是美国内部开始重新考虑对日媾和的方针了。
一方面由于冷战在欧洲的兴起，美苏关系开始进入敌对状态，另一方面，马歇尔在华调停国共内战失败，使美国失去了对国民党的信心，特别是让中国充当亚洲警察的期望彻底落空。于是，回国出任国务卿的马歇尔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不再把分裂而动乱的中国看作美国在远东对付苏联的帮手，而开始把眼光转向日本。（注：美国学者梁思文对此有专门研究，见Steven Levine, A New Look at American Mediation in the Chinese Civil War: Marshall Mission in Manchuria, Diplomatic History, vol. 3, no. 2, Fall 1979, pp. 349—375。）由此，博顿草案遭到美国军方和“遏制”理论创立人凯南的强烈反对。此后一段时间，在凯南的主持下，美国制定了一个全新的媾和设想，其基点已完全从“大国合作”转为“美苏对抗”。1948年3月25日，凯南提出了关于美国对日政策的建议，其中包括美军在和约后继续留驻日本，坚持在美国的监督下重新武装日本等新方针。（注：参见《战后世界历史长编》(6)第353—361页。）在凯南的推动下，国务院倾向于认为，美国对日政策的根本目的“是要将稳定的日本纳入亲美的太平洋地区经济体系中去，成为追随美国政策的值得信赖的盟国”，从而主张推迟媾和，缔结和约的性质亦并非惩罚性的，且不必非有苏联和中国参加。这些内容被纳入了经杜鲁门总统批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2号文件(1948年10月9日)，成为美国对日媾和的基本国策。（注：关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2号文件的形成，崔丕有专门的研究，见崔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2号文件形成探微》，《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另参见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第87—91页。）
此期，苏联始终坚持在1945年达成的协议框架内谈论对日和约的问题。为对抗美国，斯大林不得不向中国国民党政府表示友好。在1947年11月伦敦外长会议上，苏联建议于翌年1月在中国召开专门的外长会议，讨论起草对日和约的问题。（注：Тихвинский，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с. 6. ）1948年6月，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国民党政府透露，将与中国代表进行谈判，其目的在于以中苏条约为基础，努力改善双方关系。如中国政府对此问题有意，苏方愿采取一系列经济、政治方面的友好政策，包括“与中国共同研讨对日政策”。（注：“国防部第二厅致外交部情报抄件”，1948年6月，“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库藏，“亚西司”，112. 1/002，改善中苏邦交，第60—63页。）在1949年5月23日举行的巴黎外长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又提出了关于确定召开有中国参加的、讨论对日和约条款的会议日期的建议。6月20日，苏联再次重复了这个建议。美国对这些建议却根本不予理睬。（注：Тихвинский，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с. 6. ）
就在对日媾和问题因美苏意见对立而陷入僵局的时候，中国的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到1949年夏天，共产党取代国民党掌握中国政权已是大势所趋。美国的亚洲政策一时间迷失了方向，在对日和约问题上也表现出犹豫不决，特别是在新中国建立后，分歧、争论充斥白宫和五角大楼，1949年12月形成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号文反映了这种状况。所谓“等待尘埃落定”的对华方针，以及“在西方实行战略进攻，在东方实行战略防御”的基本概念，不过是体现了华盛顿决策者面对其亚洲政策的失败，既要寻找借口，又要进行补救的复杂心态。（注：关于对美国NSC48/1和48/2号文件具体内容的转述，见《战后世界历史长编》(6)第371—375页；崔丕：《美国对日单独媾和政策与日本的抉择》(未刊)。）看似形成统一意见的美国亚洲新方针，并没有消除决策层内部在对华政策和对日政策方面的对立主张。
分歧主要来自美国军方和国务院。关于对华政策，五角大楼坚持认为必须保卫台湾这一重要的军事战略基地，不能让共产党政权占为己有；国务院则提出核心的问题是“防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如果能以台湾换取中国新政权脱离莫斯科的控制，美国在亚洲岂非取得了比直接控制台湾更为明显的战略优势？关于对日政策，军方人士认为既然美国要在远东对苏联保持战略守势，就应该把日本作为对抗苏联的缓冲国，推进日本经济复兴，减缓赔偿要求，允许日本拥有最低限度的军备，同时在和约中规定美国有权占领冲绳各岛和横须贺的海空军基地。为了约束苏联和中国的行动自由，必须由包括苏联在内的所有交战国签署对日和约，实现全面媾和。在所有这些条件尚未成熟之前，应推迟媾和进程，以免“减弱美国在日本的势力”，并因此建议杜鲁门暂时不再授权讨论和约问题。外交人员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主张早日媾和，以尽快结束对日占领，从而平息“日本人与日俱增的不满和反抗”，保证日本在美苏对抗中与美国结成可靠的联盟。为了满足军方的要求，国务院工作小组在1949年10月提交的全面和约草案中，提出了美国继续对包括部分琉球群岛在内的一系列岛屿的托管权，以及通过一个预先约定的日美安全条约，以保证美军在占领终止后仍然留在日本。同时，为了引诱中国和苏联接受这个条约，准备拿台湾和南库页岛作为代价。如果苏联和中国仍然反对，美英则应该单独对日媾和。在双方激烈的争论中，杜鲁门表示倾向国务院的意见，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华盛顿的代表也极力支持国务院的方案，只是强调美国必须控制台湾。但由于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正在考虑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不赞成片面媾和，更反对美国独占日本，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坚持认为对日媾和的时机尚未成熟。（注：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pp. 165—213；崔丕：《美国在东亚的遏制政策与千岛群岛归属问题》，第197页；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第106—107页。）
这里有一个逻辑的链条把对日和约问题、台湾问题和中苏关系的状况连接在一起。从上述争论的内容分析，如果分裂中苏的“楔子战略”成功，苏联的势力就不会很快扩展到亚洲，控制台湾的问题也将继续排除在美国远东战略防御的考虑之外；新中国在美苏冷战中保持中立态度，肯定会得到更多国家的支持和承认，把中国(甚至苏联)排除在外的单独媾和的方针就更加难以推行；由于亚洲局势的相对稳定，美国独占日本和把日本纳入反共同盟的做法就会遭到包括日本在内的更多国家的反对，按照美国军方意愿实现对日和约的可能性也就相对减弱。果真如此，美国决策层内部关于对日媾和方针乃至整个亚洲政策的争论无疑还会继续下去。然而，苏联对美国的这一策略早有警惕。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苏联就得到消息说，美国曾经有一个“把中共变成第二个铁托集团”的计划，目前美国间谍机构在华活动的首要任务就是“破坏中苏之间的友谊”。此后，莫斯科又不断收到类似的情报。（注：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 0100，оп. 42，п. 288，д. 19，л. 99—102；оп. 43，п. 315，д. 142，л. 53—54、59. ）这些消息对斯大林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刺激。特别是在中苏谈判期间，杜鲁门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和台湾问题的声明及艾奇逊指责苏联欺负中国的公开讲演传到了莫斯科，斯大林更加焦急，他立即向毛泽东转交了艾奇逊讲话的全文，希望中苏共同对此有所反应，并要求中国政府首先发表声明。（注：АВПРФ，ф. 07，оп. 23а，п. 18，д. 239，л. 1—7. ）至于毛泽东为什么坚持以新闻总署署长的名义发表声明尚不得而知，但斯大林对此大为不满并指责毛泽东打乱了原定步骤，却充分说明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注：师哲口述《在历史巨人身边》，李海文整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54—456页。）惟其如此，斯大林才一再对中国做出重大让步。1950年2月14日，中苏双方经过艰苦的谈判，终于在毛泽东抵达莫斯科两个月后缔结了同盟条约。（注：谈判过程详见沈志华《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中苏同盟把尚未形成的美日同盟看作其在远东的未来对手，条约中还特别提到双方保证要“经过彼此同意”，“共同取得对日和约的缔结”，（注：条约全文见国际关系学院编《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50—1953年)》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0年)第9—11页。）其结果是为美国内部的和解创造了条件。美国务院在台湾问题上受到极大压力，不得不做出让步。同时，对日和约问题更加显得紧迫，也促成单独媾和及早媾和的观点占了上风。
就在中苏同盟条约公布的第二天，麦克阿瑟司令部的外交发言人宣布，“必须采取果断行动与日本单独签订和约而无须俄国参加”。（注：А. Кошкин，Вступление СССР в войну с Японией и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Азuя u Афрuка се
оня，2000，№12，с. 57. ）3月23日，陆军部副部长沃里斯也向国务卿艾奇逊提出备忘录，主张在媾和后恢复日本在外交、内政两方面的主权，但在军事上仍保留盟军总司令部，占领军亦留驻日本，保持半占领状态，以备不时之需。（注：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第107页。）此时，美国务院和国防部之间关于日本媾和问题的意见正渐渐趋向一致，双方在几个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已经基本解决，特别是在占领期结束后允许日本恢复有限武装和少量武器生产，保持美国在日本的基地及驻军权利等方面，但在媾和的时机和具体条件等问题上还有分歧。（注：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pp. 247—249. ）在沟通和弥合双方意见的过程中，新任国务院高级顾问并负责主持对日媾和事宜的杜勒斯以及主政东京的麦克阿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共同主张是在中苏结盟的背景下，把美国对日政策与对台政策捆绑在一起。4月7日杜勒斯提出，安全问题和基地问题可以通过美日双边协定解决，而核心问题是尽快结束占领，给日本主权，否则，如果日本反美，那么不论美国在日本有多少驻兵和基地，都将失去其作用。此外，如果美国、日本和太平洋友好国家组成某种共同防御体系，对日和约无论是否得到苏联的支持都不会有问题。（注：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 1950, vol. 6, Far East and Pacific,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pp. 1161—1166. ）5月18日杜勒斯再次提出，为了保证亚洲不落入共产党之手，当务之急就是“中立台湾”和让日本独立。（注：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1,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7, pp. 314—316. ）受到杜勒斯的影响和鼓励，助理国务卿腊斯克在5月31日关于东亚新政策的报告中认为，中苏条约的签订证明美国1月份宣布的台湾政策已经失败，现在必须采取新政策，即美国用武力保护台湾，使台湾中立化。具体步骤是，首先让蒋介石“退休”，然后对台湾实行托管，继而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与此相配合，就要增加对韩国和东南亚的援助，并加速对日媾和。腊斯克特别强调，如果美国要把日本作为未来的盟友，现在就必须立即表明态度。（注：FRUS, 1950, vol. 1, pp. 347—349; Rusk' s Report of May 31, 1950, DOS, RG 59, in 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pp. 261—263. ）到6月初，国务院关于对日和约的构想已经进一步深化，甚至提出了具体的日程和步骤。但军方坚持己见，他们惟一的担心是和约签订将导致美国在日本军事力量的减弱。于是，麦克阿瑟的意见便有了重要地位——国务院和军方同时决定访问东京。（注：详见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第108页；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p. 255。）
在台湾问题上以强硬立场著称的麦克阿瑟，此时对日本问题的态度也开始趋向强硬。过去他宣称任何保持基地的动作都将引发日本民众的普遍反对，现在则认为必须把日本同意“保留美军基地”作为结束占领的条件。与此同时，麦克阿瑟开始对日本共产党采取压制政策，6月6日命令吉田茂首相整肃日共执行委员会及《赤旗报》员工，利用原为镇压极右派军国主义制定的法律，禁止共产党领袖从事任何政治活动。为了争取这位将军的支持，杜勒斯在启程访问东京之前，经艾奇逊同意，决定与国防部和麦克阿瑟作一笔交易，即以美国对台湾的防御重新做出承诺，来换取他们支持加快对日媾和的步伐。（注：FRUS, 1950, vol. 6, pp. 1205—1207, 1221—1223; Haruki Wada, Stalin and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1945—1953: In the Light of New Russian Archival Documents, for Conference on the Cold War in Asia, Hong Kong, January 1996, p. 11. ）
6月17日，杜勒斯率领的国务院代表团与由国防部长约翰逊、参联会主席布雷德利率领的国防部代表团同时到达东京。因受到华盛顿重视而颇为得意的麦克阿瑟当然知道双方的目的：一个为了日本，一个为了台湾。为此，麦克阿瑟准备了两个长篇备忘录，其核心是，如果美国要在东亚地区夺得主动，就必须缔结对日和约并保证台湾不受到侵犯，二者互为补充、不可缺一。（注：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pp. 274—276. ）在访问的最后几天，两个代表团与麦克阿瑟数度会谈。最后经麦克阿瑟从中斡旋，双方达成妥协。麦克阿瑟6月23日的备忘录反映了所达成的协议内容：和约签订后，美军继续留驻日本，为防卫作战之需要，整个日本领域作为潜在的基地，给予美国以无限制行使防卫权力的自由。此外，日本虽然在宪法中规定放弃战争，但美国承认日本在“受到侵略攻击时”拥有自卫权。在签订和约的同时，日美缔结安全协定，日本给美国以驻军及保留军事基地的权利。（注：FRUS, 1950, vol. 6, pp. 1227—1228. ）布雷德利后来回忆说：我们的会谈是富有成果的，麦克阿瑟的备忘录像一座桥梁，最终将政府各部门联结在一起，一致同意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和平条约。备忘录中最重要的是保证了美国在日本保持军队和拥有基地的权利，有了这样一种明确的前提，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反对尽早达成对日和约的气氛很快就消失了。（注：布莱尔整理《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686页。）
此外，日本的态度对于东京谈判的结果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吉田茂政府担心美国的内部争论延误媾和进程，反复表示在和约签订后日本仍将长期依赖美国的保护，并警告说，苏联有可能赶在美国之前提出令日本人感动的和约条件——放弃对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占领。日本政府6月1日发表白皮书，宣布愿意同任何承认其独立的国家签订和约。（注：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pp. 257—259. ）
无论如何应该看到，在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由于受到中苏同盟条约的刺激，华盛顿决策层已经消除了在台湾问题和日本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尽管尚未形成决策，但美国对台政策及对日媾和方针的前景已经明朗化，所需要的只是实现这些新构想的机会和条件。（注：麦克·沙勒的研究认为，约翰逊和布雷德利没有接受麦克阿瑟的意见，他们在离开东京时仍反对和约。(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pp. 274, 278)笔者很难接受这个结论。从东京谈判的结果看，军方的要求已经基本得到满足，他们没有理由固执己见，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恐怕也只是对日媾和的具体程序和时机了。）这种状况表明，东亚冷战的帷幕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已经拉开。
二、朝鲜战局变化与美苏媾和方针的对抗
就在约翰逊和布雷德利返回华盛顿的途中，朝鲜战争爆发了。朝鲜人民军大举越过三八线的行动不仅促使美国全面改变了其亚洲政策，而且扫除了美国决策层在对日媾和问题上的最后障碍。
战争犹如一剂强心针，催动了白宫的全身细胞。布雷德利于6月26日向杜鲁门提出：“韩国、日本、琉球、台湾、菲律宾和东南亚，都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部分”，它们的地位“相互依赖”，美国“急需一个互相配合的全面的远东政策”。（注：CCS 381, Formosa( 11—8—48) , sec. 3, JCS Records, RG 218, in 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pp. 283—284. ）在东亚，关于韩国问题，战争爆发的第三天，美国海空军和陆军开始陆续参战。关于台湾问题，6月27日杜鲁门一纸宣言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借机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日本问题也凸现出来。战争使日本的地位骤然上升，美国在远东军事力量不足的矛盾使得重新武装日本显得更加急迫。7月8日，麦克阿瑟授权日本政府组建7.5万人的国家警察预备队，并增加了8000名海上保安队成员。几天后，远东盟军总司令部的专门委员会又提出计划，要求把警察预备队尽快编成4个步兵师，并装备美制武器。（注：《战后世界历史长编》(6)，第385页；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第93页。）杜勒斯回国不久就催促国务院加紧和约的准备工作。他在7月19日建议说：“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对日和约变得更为重要而不是更不重要了”，并主张从“更深远的角度”来考虑媾和问题；第二天又强调了早日媾和与重新武装日本的不可分割性。（注：FRUS, 1950, vol. 6, pp. 1243, 1247—1248. ）此时，美国军人同外交官的立场已经完全取得一致。8月22日，布雷德利通知约翰逊，目前的环境使得缔结对日和约有了正当理由，如果美国在日本的驻军和基地得以保留，并使日本承诺重建武装，军方不再反对批准对日和约。随后几个星期，国务院和国防部不断商谈，对和约的先决条件达成协议，随即签署了联合备忘录，并于9月7日递交总统。就程序而言，备忘录已经撇开苏联，只是通过外交途径与远东委员会中友好国家进行秘密的预备性谈判。就内容来看，备忘录强调美国应享有外国军队在日本驻留的批准权和指挥权，不否定日本拥有自卫权和保持必要规模军队的权利。该备忘录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0/1号文件得到杜鲁门总统的批准，只待朝鲜战场处于有利情况便可实施媾和。（注：FRUS, 1950, vol. 6, pp. 1278—1282,1293—1296, 1297—1304. ）
9月15日麦克阿瑟在仁川登陆一举成功，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对日媾和的问题立刻在华盛顿提上了议事日程。经过一番秘密的协商和准备，10月26日晚杜勒斯约见了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向他转交了被称为“对日和约七原则”的美国备忘录。（注：Тихвинский：Россuя-Яnонuя，с. 43. 另见《人民日报》1950年11月26日的相关报道。）其主要内容包括：缔约国为“任何或一切愿意在所建议的和可能获得协议的基础上媾和的对日作战国家”；日本承认朝鲜独立，同意联合国和美国托管琉球和小笠原群岛，接受英、苏、中、美四国将来所作关于台湾、澎湖列岛、南库页岛与千岛群岛的地位的决定(在条约生效后一年内做出决定，否则由联合国大会决定)；日本有责任与占领军合作以维持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缔约各方在原则上放弃要求日本赔偿的权利。在会谈中，杜勒斯强调了三点：如果苏联参加缔结对日和约，依据和约，日本将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割让给苏联；即使远东委员会成员国中某国不参加缔结对日和约，美国也要进行对日媾和谈判；台湾地位问题暂时冻结，建议由联合国重新加以考虑。马立克对美国的媾和方案本身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只是表示反对冻结台湾地位，更不同意将这一问题交付联合国，而是主张恪守有关的战时国际协议。马立克还强调说，“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注：FRUS, 1950, vol. 6, pp. 1332—1336; Mastny, 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p. 108；刘同舜、姚椿龄主编《战后世界历史长编》(7)，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6—77页。）
此时的朝鲜局势极其微妙，在斯大林和金日成的请求和催促下，毛泽东决定派兵参战。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跨过鸭绿江。求胜心切的美国人只管埋头北进，直到10月底与中国军队交火后仍然不相信中国已经介入战争，而躲在幕后的斯大林却是心中暗喜。对于美国提出的媾和建议，莫斯科没有急于答复，一方面是等待战局出现明显的转化，一方面也是为了与中国取得一致意见。毛泽东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决定派兵入朝作战，挽救朝鲜及社会主义阵营于危难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斯大林对中共的疑虑。（注：对于这一点，中国领导人是深有体会的。毛泽东认为：“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作战”。[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1956年3月31日，ЦХСД(现代史料保管中心)，ф. 5，оп. 30，д. 163，л. 88—89]周恩来也说过：“斯大林到抗美援朝时才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02页。）中苏的同盟关系此时显得尤为紧密，开放不久的中国外交部档案馆保存了此期中苏双方关于对日和约问题往来的大量文件，可以证实苏联驻华使馆一秘贾丕才在回忆录中所说：作为盟国，当时中苏就与对日媾和有关的问题保持着密切联系与合作。（注：М. С. Капица，На разных nараΩΩе
ях：Заnuскu ΩunΩомаmа，Москва，1996，с. 123—124. ）例如，1950年3月麦克阿瑟宣布提前释放正在日本执刑的主要战犯，苏联在发表抗议声明前通知了中国。周恩来于5月12日指示外交部有关部门起草一份声明表示支持，并于苏联声明发表的第二天见报。（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022—01，第1—8页。参见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年表(1945—199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13页。）又如同年9月1日，中国向莫斯科通报了关于麦克阿瑟同蒋介石在台湾谈判的可靠情报。据情报说，美蒋“就台湾在缔结对日和约前应为日本领土的一部分而接受盟军司令部指挥的问题达成了协议，岛上将长期驻扎美军，由第七舰队负责封锁台湾海峡”。（注：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ХроноΩоuя осноных собыmuǔ кануна u начаΩьноо nерuоBа кореǔскоǔ оǔны(янǔарь 1949-окmябрь 1950 . )，с. 49—50. ）这次美国正式提出对日和约建议，苏联自然要与中国进行协商。美苏代表会谈后，苏联即以备忘录的形式向中国通报了美国建议的内容，同时送来苏联的答复草案。在苏联备忘录中译本文件上有周恩来的批示：“下夜罗申送来此件，系美政府交与苏联的。苏联尚未置答。请即加以研究并提出意见。”苏联的备忘录措辞委婉，口气缓和，没有直接针对美国的建议表示任何反对意见，只是提出了6个问题“希望得到解释”：美国是否有意单独签约；应如何理解重提业已确定其归属的南库页岛、千岛群岛、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地位问题；对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进行托管的根据何在；是否考虑规定占领军撤出日本领土的确定日期；“共同责任”是否意味着在日本建立武装部队及保留美军基地；是否考虑保证日本经济发展的必要权利。备忘录最后提出，“苏联政府希望知道，将采取何种方法以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此问题的观点”。（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019—01，第1—10页。）对于苏联的答复，中国没有提出不同意见。（注：除了翻译的措辞，后来公开发表的文件与中国当时得到的草案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参见《人民日报》1950年11月26日。）11月20日，马立克就是本着上述态度去会见杜勒斯的。按照美国人的记述，马立克一开始就“谈笑风生，讲叙苏美两国间的友谊和理解”，与上次会谈公事公办的姿态不同，这次苏联人似乎是要营造一种友好气氛。让译员照本宣科地宣读了苏联政府的备忘录后，马立克也只是重复地提出问题，而没有表现出任何积极、主动的精神。例如当马立克问到美国政府对新中国政府参加对日和约讨论持何立场时，杜勒斯回答说，“迄今的会谈是外交会谈，因此美国是与本国承认的政府——国民党政府举行讨论的”。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本来是很明确的，但马立克对此未作反应，而是转移了话题。以致杜勒斯在会晤后感到，在中国参加对日和约的代表权问题上，不必过于顾忌苏联。（注：FRUS, 1950, vol. 6, pp. 1352—1354. ）苏联并不是不了解美国的意图，也不是因为处于被动地位而没有自己的主张。按照贾丕才的说法，莫斯科是有意对媾和问题不发表具体意见。（注：Капица，На разных nараΩΩеΩях，с. 124. ）究其原因，显然与当时朝鲜战局的变化有关。斯大林不想过早地与美国摊牌，在马立克微笑的背后，莫斯科正在等待朝鲜战场传来进一步令人振奋的报告。
毛泽东此时对战争的进程显得把握十足，他在12月3日会见金日成时提出：“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敌人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方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帝撤兵会更有力量。”（注：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35页。）这与斯大林的主张不谋而合。12月4日，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在与中国大使王稼祥谈话时强调，中国人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现在的机会，并建议中国军队“趁热打铁”，越过三八线，继续乘胜追击。（注：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以下简称《朝鲜战争文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史料丛刊(48)，2003年7月，第635—636页。）第二天，周恩来就美苏上述两项备忘录发表了题为《关于对日和约问题的声明》，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全面地阐述对日媾和问题的观点和立场。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它必须参加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与签订”；关于台湾、澎湖列岛、萨哈林岛南部及千岛群岛的归属已经分别由开罗宣言和雅尔塔协定予以解决，“完全没有重新讨论的理由”。声明还谴责美国不愿从日本撤军，“并且利用日本作为侵略朝鲜、侵略中国的战争基地”，以及公开武装日本和企图使日本成为美国的殖民地。（注：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50—1952)》，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354—357页。）这些意见自然是反映了苏联的立场，只是莫斯科不愿直接出面而已。
中国当然也考虑到利用朝鲜战争促进台湾和对日和约问题的解决。就在国际社会要求停战的一片呼吁声中，12月7日北京时间3时，周恩来召见罗申并告知：近来联合国及印度、英国等国不断询问中国在什么条件下可能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不愿处于不利地位，并意在掌握主动权，而同时又表现出积极性，打算提出以下条件，即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逐出蒋介石的代表；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周恩来表示希望立刻得到苏联政府的看法。在当天的回电中，莫斯科表示完全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停战条件，而且认为“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能停止”。另一方面，苏联政府又不让中国马上宣布这些条件，而是要等到解放汉城之后，再“亮出自己的全部底牌”。（注：《朝鲜战争文件》，第639、641页。）
看来，斯大林一定要等到完全掌握了朝鲜战场的主动权之后，才肯认真与美国讨论对日和约问题。因此，对于12月27日美国国务院针对11月20日苏联备忘录给予的答复，莫斯科只是转抄了一份给北京，（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086—02，第13—20页。）而没有做出任何公开的反应。1950年11—12月志愿军发动的第二战役把美国人打得溃不成军，五角大楼和白宫都沉浸在日益阴郁的气氛中，甚至讨论了全面撤退的问题。（注：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333页；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7, Korea,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pp. 1324—1328。）随后志愿军打过三八线，并攻占了汉城。此时，联合国关于停战谈判的呼声更加强烈，而且提出的条件也更加有利于中国。如果中国(得到苏联的同意后)接受1月13日联合国提案，进行停战谈判，不仅能够稳定住朝鲜战场的有利局面，也将对日本问题的处理产生极大影响。然而，在台前的中国和在幕后的苏联都没有抓住这次稍纵即逝的良机。当1月17日中国拒绝联合国提案后不久，美军即发起全面反攻，中国军队不得不退到三八线以北。（注：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342—368页。）朝鲜战局再次出现逆转，对日媾和问题的解决自然也就朝着与中苏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下去。
战场上的优势地位使美国在媾和问题上的态度强硬起来。如3月12日英国大使馆致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指出：根据雅尔塔协定，“日本应当将南萨哈林和千岛群岛让给苏联”。华盛顿的回答是：“美国认为准确地界定千岛群岛的边界应当是日本政府和苏联政府之间的双边协议的议题或者应当由国际法庭来作出法律裁定。”（注：Кошкин，Вступление СССР，с. 58. ）在3月30日美国再次递交给苏联大使馆的照书中，不仅重复了有关托管日本几个岛屿及承认日本享有单独或集体自卫权等条款，而且强调，不参加本条约的国家，将不给予任何法律基础上的权力和利益。特别是关于领土问题的条款，美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对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的规定，只提日本放弃这些领土，但未提其归属。尽管对于雅尔塔协议所规定给予苏联的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在表面上仍采取承认的立场，但条件是“这一规定只有在苏联签订和批准条约的情况下才会生效”。（注：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vol. 6, Asia and the Pacific,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7, p. 908; Славинский，Сан-Францус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с. 84. 参见《对日和约问题史料》第80—86页。）有学者认为，这表明美国曾努力促使苏联参加对日和约的谈判进程，因为这符合西方国家在远东地区的长远利益。（注：Славинский，Сан-Францус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с. 89. ）这种说法是缺乏说服力的。还在递交照会之前，杜勒斯在3月21日国务院讨论和约时就指出：“如果苏联拒绝条约的规定，我们考虑从和约中完全删除有关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条款。”对此，4月24日杜勒斯与蒋介石的驻美大使顾维钧谈话时说得更加透彻：条约草案中关于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的条款“套用了雅尔塔协定的字句”，是因为美国“知道苏联不会参加对日媾和条约，所以不想改变雅尔塔协定的原文，给苏联以拒绝参加对日媾和条约的借口”。（注：FRUS, 1951, vol. 6, pp. 942—943；崔丕：《美国在东亚的遏制政策与千岛群岛归属问题》，第199页。）由此看出，美国实际上知道苏联不愿就范，并且希望如此。
苏联确实不愿意在这种状况下签署对日和约。朝鲜战局的变化使斯大林颇为失望，随即对美国的媾和方案采取了反对和阻挠的明确立场。不过，他此时指望能够支持这种立场的只有日共和中共。
首先，斯大林要求日本共产党坚决抵制美国在日本的占领和驻军政策，并接受暴力革命的路线。1951年4月，因受迫害而移居中国的德田秋一和野板参三等日共领导人被召到莫斯科。在斯大林的帮助和催促下，德田秋一等人接受了莫斯科的主张，检讨了过去的看法，承认“通过和平方式实现日本的解放和民主改革是完全错误的想法”，并制定了新的革命纲领。（注：Haruki Wada, Stalin and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p. 12. 关于斯大林与日共领导人会面的情况还可参见有关的回忆录，Н. Адырхаев，Встреча Сталина с японскими коммунистами——Глазами очевидца，ПробΩемы ДаΩьне
о Восmока，1990，№2，с. 140—144。）6月1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决议，为日共的新计划提供1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并委托苏联情报委员会转交日本共产党。（注：ЦХСД(现代史料保管中心)，ф. 89，оп. 50，д. 3，л. 1. ）同时，苏联开始与中国磋商如何抵制美国的媾和方案。1951年5月6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明确表示了苏联对媾和问题的立场：指责美国单独准备和约草案的做法，要求条约草案中应明确中国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主权，反对把琉球群岛及日本其他岛屿交给美国托管，必须限制日本武装力量的规模。最后，苏联政府建议在7—8月召开四国外长会议，起草对日和约，其内容应规定：日本不得结盟以反对曾参加对日作战的国家；和约签订后所有占领军均应在一年以内撤出日本领土；任何国家均不得在日本拥有军队和军事基地等。毛泽东当天回电表示完全赞同。（注：《朝鲜战争文件》，第755—756、757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274页。）5月7日，苏联外交部将“苏联关于美国对日和约草案的意见书”交给美国驻苏大使柯克。5月22日，周恩来正式向罗申递交了一份照会，表示中苏意见“完全符合”，中国政府完全支持苏联政府关于对日和约的具体建议。（注：《国际条约集(1950—1952)》，第358、360、361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019—03，第86—87页。）5月24日苏联全文发表了这个措辞强硬的文件。（注：《人民日报》1951年5月25日。英文全文见XG0187, MF2527245—0990, Main Librar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6月10日，苏联政府再次照会美国，指责美国和约草案的目的是为了恢复日本的军国主义，并重申必须于1951年7月或8月召开包括所有参加对日作战国家代表出席的和会。（注：参见《对日和约问题史料》，第95、100、107页；Славинский，Сан-Францус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с. 87。）6月25日，朝鲜外务省也向苏联递交了照会，声称“无论是在准备条约的程序方面，还是在条约的目的和实质方面”，朝鲜“完全赞同和支持苏联政府对日和约的立场”。（注：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 0102，оп. 7，п. 25，д. 2，л. 26—31. ）
就在苏联明确表示抵制美国媾和方案的同时，朝鲜战场的形势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而陷入了僵局，双方都表现出和谈的意愿。（注：相关的俄国档案见《朝鲜战争文件》，第777—786、804—811、835—840页。）6月5日，凯南与马立克讨论了停战谈判的可能性，苏联表示了急切进行停战谈判的意图。引起凯南注意的是，马立克在会面时根本没有提到诸如台湾和对日和约等远东国际事务问题。凯南判断，这也许表明苏联政府渴望停火，即使不解决这些更为广泛的远东问题。（注：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629—630页。）美国人猜测的不错，苏联确实希望先实现朝鲜停战，再解决对日和约问题，这样会对中苏一方更为有利。美国的策略则是针锋相对，先实现对日媾和，再谈朝鲜停战问题。
军事上占有优势，自然就掌握了外交上的主动权。利用1951年春夏季的军事优势，美国不仅迫使日本政府承诺不与新中国缔约，而且逼迫英国政府接受了“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不参加多边和会”的立场，从而结束了英美围绕中国签约权的纷争。（注：详见《战后世界历史长编》(7)第78—81页；徐友珍《美英在新中国参与对日媾和问题上的争议》第32—35页。）7月3日美英制订出对日和约的共同草案，但在敦促尽快召开和会的同时，美国还必须采取一个重要步骤，就是拖延停战谈判。显然，如果此时朝鲜停战达成协议，远东地区出现和平局面，而中国和苏联成为“和平功臣”，美国就很难拒绝中国参加对日媾和，也无法说服其盟国同意继续在日本驻军和重新武装日本。（注：这一点，就连当时的美国报刊都看得十分清楚。见斯通《朝鲜战争内幕》(南佐民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86页。）于是，7月10日开城谈判开始不久，美方代表就不断为和谈制造难题。尽管中朝方面步步退让，在确定谈判程序和划分停火线等问题上都大体接受了对方提出的方案，但美国仍然不断制造事端，如8月18日联合国军发动夏季攻势，8月19日停战谈判中朝方军警遭到武装袭击，8月22日美军飞机轰炸来凤庄中朝代表团驻地等等。（注：参见《朝鲜战争文件》第941—1007页；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144—155页。）开城谈判不得不于23日中断，而这正是美国要达到的目的。如此，当美国以近乎最后通牒的方式把美英共同草案交给苏联代表时，莫斯科已经被逼到了进退维谷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