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洲际移转（之二）
李工真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12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2005年04期第143～164页
【作者简介】李工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武汉 430072）
【关 键 词】美国/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移转
四 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方向的转变
众多的美国援助组织中，洛克菲勒基金会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因为它是早在1920年代就盯上了最有价值的德国科学家的惟一基金会组织，也是能为流亡科学家提供最多资助的美国基金会组织，因而在这场援救流亡科学家的行动中，它对德国局势的看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与1933年5月以来各国自发建立的所有援助组织不同，这些组织在这个陌生的领域里或多或少只是在“即兴作曲式地”进行它们的工作，而洛克菲勒基金会采取的步骤，却在继续自1920年代以来就一直进行的研究计划。它不仅掌握了有关欧洲、特别是德国科学家、尤其是社会科学家个人的详细情报，而且在它设在巴黎的办公室的帮助下，支配那些有组织的援助机构。例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巴黎办公室领导人约翰·范·西克勒(John van Sickle)在认识了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威廉·贝弗里奇几天后，就在英国推动了“学者援助委员会”的建立。（注：John van Sickle/RF Paris to Central New York, 5. 1. 1933, RFA, Record Group 2, 91/725. ）
洛克菲勒基金会设立于20世纪初，洛克菲勒石油王朝为此投入了2.5亿美元，仅每年的利息就达800多万美元。（注：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 p. 41. ）在最初的20年里，它几乎一直是排他性地资助医学、尤其是热带病学研究，1920年代中期以来，才逐渐对现代社会科学产生了兴趣。利用它的捐款，这家基金会先是在美国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后又在欧洲，首先在德国资助了大量的科研项目。该基金会1933年6月20日的一份报告显示：从1929—1933年，它总共为社会科学研究投入了1780万美元，其中有约83万美元为下列目的投向了德国：（注：Report on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ctivities in Germany-Social Sciences, 6. 20. 1933, RFA, Record Group 1. 1, 717/7/36. ）资助柏林、基尔、海德堡和慕尼黑的图书馆137500美元；资助各高校研究所的研究金额共为239000美元(其中汉堡国际法研究所20000美元，海德堡社会科学研究所60000美元，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30000美元，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19000美元，柏林政治高等学院110000美元)；跨大学的研究奖学金150000美元(其中人类学研究125000美元，国际关系研究25000美元)；奖学金4150美元；56份前往外国为期2年的访问学者奖学金300000美元。
在魏玛共和国末期，洛克菲勒基金会巴黎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便开始有规律地巡游德国，在仔细考察德国大学的过程中，关注着德国社会科学界已取得的成就。（注：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 p. 42. ）大量有关这类收集信息的旅行报告，不仅为观察纳粹夺权准备阶段中德国高校的政治气氛以及知识分子状况提供了一个精确的视角，而且还显示出，基金会派往巴黎的代表已经在寻求资助什么人、并按什么标准来进行资助。这些代表个个都是行家，其中不少人自己就曾在德国和欧洲读过大学。例如，跨大学的人类学研究项目就曾得到过资助，其目的在于证明：“那种为纳粹主义宣传以及它的知识分子帮手从科学上视为合法的种族学有多么荒唐”。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对“德意志教授协会”的一再批评：“这种‘老年化的绅士协会’，只是在根据自己的专横，为那些油滑地适应保守主义的后继者提供着一种机会。在社会科学中，通过这些老教授，普鲁士官僚主义的思想传统得到了继续，而科学被哲学上的空想所混淆，正如在经济学中还一直有着极大影响的‘历史学派’那样，科学被没有理论根基的苍白描写混淆了。”（注：Kurt Nemitz, Antisemitismus in der Wissenschaftspolitik der Weimarer Republik, K
ln, 1983, p. 377. ）
相反，那些在魏玛时代被排斥在“德意志教授协会”之外的更年轻的社会科学家，则引起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浓厚的兴趣，他们提出的问题和研究成果受到了越来越热情的关注。例如基尔大学的世界经济研究所，由于它对经济发展趋势的分析和以国际化为方向的研究，被该基金会视为现代德意志经济学的“麦加”。该基金会也对海德堡大学的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和埃米尔·雷德勒(Emil Lederer)的工作，对科隆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在汉斯·克尔森(Hans Kelsen)和他的助手埃里希·胡拉(Erich Hula)领导下的工作做出了类似的评价。给该基金会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法兰克福大学那些批评型学者所涵盖的专业宽度：他们当中有这样一批著名人物：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ennheim)，经济学家阿道夫·勒韦(Adolf Lwe)，劳动法专家胡戈·辛茨海默(Hugo Sinzheimer)、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以及经济统计学家欧根·阿特舒尔(Eugen Altschul)。总之，法兰克福大学由于其开放式的国际氛围而被该基金会视为“最强大的科学中心之一”，因此，洛克菲勒基金会非常乐意为它投入更多的资金。然而，由于这些代表着社会科学研究新方向的人大多是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因此该基金会也有所顾虑，担心这样做会在德国公共舆论上引起消极反应。（注：John van Sickle, Suggestions for a German Trip, 5. 31. 1932, RFA, Record Group 2, 77/617. ）这就使洛克菲勒基金会面临一种困境：一方面它并不认为那些德国传统中有影响的社会科学研究方向有资助的价值，另一方面它又担心，由于这里的政治舆论氛围，若是更多地资助那些具有开创性的新研究萌芽，是否会给这些犹太学者带来麻烦。（注：Report on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ctivities in Germany-Social Sciences, 6. 20. 1933, RFA, Record Group 1. 1, 717/7/36. ）
洛克菲勒基金会并不是出于政治信念才资助德国的这类批评型研究的，而恰恰是在魏玛共和国社会政治的极端条件下，这些在德国由更年轻的一代学者发展起来的新研究方向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特殊的民族利益相遇了。这家基金会之所以会在1920年代提出资助社会科学的计划，是因为它认识到，在美国，与自然科学正在逐步取得的进步相比，关于现代社会的知识以及控制充满活力的工业增长的技术远远落在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后面。这就必须首先促进这种知识的增长，以便能将掌握在手中的、内行的社会技术专家变成一种能进行“社会控制”的工具，另一方面这也涉及“简化并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新启迪方法。（注：Memo Program and Politic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1. 3. 1929, RFA, Record Group 3, 910/1/1. ）尤其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崩溃以及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后，有关经济计划和控制的研究课题自然成为了该基金会资助的重点之一。在这个领域中工作的欧洲经济学家群体，如德国的“基尔学派”和“海德堡学派”、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学派”、荷兰的“荷兰经济学派”、维也纳的“奥地利学派”等，都得到了它的资助。
在1933年4月德国大学开始大规模驱逐有犹太血统、有民主思想的科学家后，洛克菲勒基金会过去一贯推行的实用主义资助政策面临着这样的问题：面对希特勒这个新独裁者以及他对知识分子的恐怖政策，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此，基金会内部产生了相当大的分歧，它反映出这个在科学发展上承担了义务的组织，自己尚没有完全从反犹主义潮流中解放出来。
基金会驻巴黎办公室的代表，首先是负责医学分支的代表丹尼尔·奥布里恩(Daniel O' Brien)，显然受到了反犹太主义偏见的影响。尽管有长年对德国局势的观察，奥布里恩却在4月11日提出了一份有关德国局势安定人心的报告，它不加掩饰地表达了对纳粹主义政策的理解：“长期以来，人们已经忘记了：1918年，在德国，激进派，压倒优势的是犹太人，掌了权，并带来了那场社会的彻底变革……人们不要忘记：在过去的15年里，犹太自由主义因素在德国曾得到过相当程度的促进。尤其在社会科学中，许多科学家被解聘要归因于这个事实：即这个领域中的发言人是犹太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大量公共机构中‘犹太人超代表性’的不合理状况并没有发生丝毫变化，以至于一场革命的危险在德国仍然是真实的。正因为如此，纳粹党才贯彻了对这种威胁的扫除。驱逐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和外国人，必须被理解为一种短期性的措施”。因此，这份报告建议：“等待下去，并毫不动摇地继续贯彻在德国已有的计划”。（注：Daniel O' Brien to Alan Gregg, 4. 11. 1933, RFA, Record Group 2, 91/725. ）
在这种设想下，巴黎办公室领导人西克勒也向纽约总部建议，“应只资助那些被解聘的、仍留在德国的科学家”。而且他一直保持着这种幻觉：“尽管纳粹不会再聘用这些科学家了，但由于考虑到外国舆论，估计不会继续采取反对这些科学家的措施，当这些科学家能通过其他的私人手段继续他们的研究工作时，纳粹党应乐于看到这一点。因此，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放弃迄今对那些研究机构的资助，不应将资助转向难民，不要给人留下这种印象，就仿佛我们只愿意与‘犹太科学家’合作”。（注：John van Sickle to Rufus Day, Director of Social Science-Program, 5. 8. 1933, RFA, Record Group 2, 91/725. ）
不仅是这些洛克菲勒基金会代表的报告，而且连美国紧急委员会派驻欧洲的代表发回的大量报告也显示，他们是以冷淡的态度，甚至是以满意的心情来看待德国大学里的这场解聘潮的。这也显然感染了那些外国新闻记者。不少后来流亡美国的德国科学家在接受采访时都曾对外国舆论倾向于希特勒的观点进行过控诉：“这类外国舆论完全使人们相信，希特勒首先是在与共产主义做斗争”。（注：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 p. 46. ）
西克勒甚至建议：“在批评型的科学家被解聘后，应继续资助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注：John van Sickle to Rufus Day, 5. 5. 1933, RFA, Record Group 1. 1, 717/20/181. ）但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纽约总部完全不清楚，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以后是否还能继续那些意义重大的研究，因此总部负责人雷蒙德·B. 福斯迪克(Raymond B. Fosdick)委托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学派”领导人冈纳·米尔达(Gunnar Myrdal)于7月20日前往德国进行一次实地考察，当此人对基尔研究所新领导层人事的纯洁性和科学的真实性做出否定的结论时，福斯迪克才开始考虑到，“投入的研究经费应被撤回”，并做出了如下的判断：“若继续在希特勒的德国承担义务，这笔钱只会毫无意义地扔到窗外。”（注：Raymond B. Fosdick to Sally H. Walker, 9. 25. 1933, RFA, Record Group 2, 141/1050. ）1933年9月底，纽约总部安排，开始有计划地从德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撤出，不再提供研究经费和图书馆建设经费，那种资助前往外国为期两年的访问学者项目，开始转向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援救计划，为此洛克菲勒基金会新投入了141万美元。
这些资金很快投入了使用，因为那些在1933年以前就得到过这家基金会资助的德国科学家，大多属于第一批遭受驱逐的人，并构成了这类流亡者中最大的群体。他们过去就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巴黎办公室的人员有过接触，因而在1933年9月以后，很自然地成为该基金会提供援助资金的首要人选。10月初，第一批共7名科学家得到了该基金会的资助。他们当中的2人，即海德堡大学的埃米尔·雷德勒、汉斯·施佩尔(Hans Speier)被安置到美国的“社会研究新学院”，其他5人，即“基尔学派”的首领阿道夫·勒韦，海德堡大学的雅可布·马夏克(Jakob Marschak)，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统计学家欧根·阿特舒尔，以及科隆大学的国家法专家汉斯·克尔森，通过“学者援助委员会”被安置到了英国。“这些人的工资完全出自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这笔预算，进一步的工作合同也早已签订。”（注：List of Appointments Made, 9. 7. 1933, RFA, Record Group 2, 91/724. ）
尽管随着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方向的转变，一场抢救德国流亡科学家的运动开始了，但是由于美国高校中极为普遍的反犹主义情绪，加上若没有外来资助，英国高校也只能安排数量有限的长期岗位，法国高校甚至难以长期安置这些流亡科学家，因此，洛克菲勒基金会新投入的援助资金中，有相当部分是用于将流亡科学家安置在欧洲的。例如，“到1935年初，已有135名遭受驱逐的德国科学家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其中34人到了英国，16人到了法国，18人到了欧洲其他国家，另有67人到了美国，占当时流亡美国的95名德国科学家的2/3以上。”“而到1939年9月战争爆发时，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流亡科学家达到192人，其中70人被安置在英、法等欧洲国家，122人被安置在美国，他们当中有74名社会科学家，45名自然科学家，35名人文科学家和38名医学家”。（注：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 pp. 47, 38. ）这些被安置者尽管只占所有德国流亡科学家中的很少一部分，但他们都是各个学科领域中最为重要的一流学者。
五 美国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接受
能否化解美国高校中普遍存在的“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关系到美国能否大规模接受德国流亡科学家的问题。这一工作领域并不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之类的私人基金会所能完全包揽的。私人基金会一般只负责为它们挑中的人选提供资助，具体由哪所美国高校来接受这些流亡科学家，这方面的中介工作主要是由“援助德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来承担的。
在这种中介工作中，美国的“紧急委员会”与英国的“学者援助委员会”以及设在苏黎世的“在外国的德意志科学家紧急共同体”建立起一种密切的联系，因为这两大欧洲援助组织往往能掌握并提供更为全面的有关德国流亡科学家的名单和信息。这三大自发组织之间很快发展起一种协商和分工。“紧急委员会”负责在美国的中介工作，“学者援助委员会”负责在英国和帝国所属殖民地的相关工作，“紧急共同体”曾经成功地将部分德国流亡科学家介绍到土耳其，因此由它来负责在东方国家、苏联和南美等方面的中介工作。
与英国的“学者援助委员会”相比，美国的“紧急委员会”显然采取了不同的安置政策，这种区别本身也反映出两国援助组织各自面临的不同局势。英国的“学者援助委员会”将自己定义为一种智力劳动市场组织，自己来挑选科学家，然后介绍给各大学，并为被聘用的流亡科学家承担部分工资。最初，这笔经费的绝大部分是由英国科学家以一种自我征税的形式来筹集的，这也显出英国科学家比美国同行有更高的义务责任感和更多的团结一致。（注：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 p. 35. ）1933年9月以后，这种局面才开始通过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英国的慈善组织的有力资助而得以改变。而美国“紧急委员会”的业务政策一开始就建立在与英国不同的基础上。由于经济危机以及孤立主义舆论笼罩下的大学财政问题，为了将更多优秀的德国学者引向美国，斯蒂芬·达根将这个“紧急委员会”与已有的各类私人基金会紧密地衔接起来。用这种方法，能让大量慈善性的、绝大多数是美国犹太人的基金会提供大量的金钱，以供“紧急委员会”操作。（注：William Beveridge, A Defense of Free Learning, London 1959, p. 126. ）
在此基础上，“紧急委员会”根据三项原则来采取行动：“1. 在中介活动中，无区别地对待来自所有宗教的信仰者；2. 只推荐30岁至58岁的教授和编外讲师，以避免与年轻的美国人竞争；3. 只接受来自美国高校的申请，而不接受流亡科学家个人的申请。”（注：Stephen Duggan, A Professor at Large, New York, 1943, p. 78. ）也就是说，流亡科学家由各高校自己挑选，某高校若想安排某位流亡科学家，便可向该委员会提出申请，该委员会便给这位候选人安排一个位置，如果这位候选人接受，那么该委员会愿在最长两年时间里为被聘用的科学家承担一半工资，即每年最多为2000美元。“由于工资的另一半通常由用人机构的科研基金来承担，而这种科研基金实际上也来源于私人性质的基金会，因此在头几年里，美国各高校在聘用德国流亡科学家上并没有什么经济负担。”（注：William Beveridge, A Defense of Free Learning. p. 30. ）
除了这种减轻大学经济负担的方法外，“紧急委员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领导人还采取种种措施来消除人们对它们安置政策的误解，表明这种政策绝非出于博爱和仁慈，“不是在为个别科学家提供个人帮助”，而是在奉行“拯救科学”的最高原则。（注：Raymond B. Fosdick to Alvin Johnson, 10. 30. 1939, RFA, Record Group 1. 1, 200/339/4304. ）因此，只有一流的科学家才能得到资助。由于这些一流科学家在美国大学里一年最多只能拿到一笔4000美元的工资，而一位美国的一流科学家一年能拿到12000—15000美元，（注：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 p. 37. ）这种区别使美国各高校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抵制情绪逐步得到了化解。
在这场对流亡科学家的接受中，阿尔文·约翰逊在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内部，为吸收流亡的人文、社会科学家，成立了一所“流亡大学(University in Exil)”，并以此来作为它的研究生院，（注：“社会研究新学院”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获得了最多的避难援助，总计为540235美元。这也是这所“流亡大学”能在1945年以前拯救180名欧洲流亡科学家的重要原因。参见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 p. 40. ）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在普林斯顿大学，为吸收流亡的自然科学家，建立了“高级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哥伦比亚大学更是对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采取了整体接纳的形式。这些高校的领导人对德国流亡科学家表现出极大的接受热情，甚至允许他们在完全脱离本科生教学活动的情况下，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和指导博士研究生的工作。但是，除了这些极少的例外，绝大多数流亡科学家一般都被“紧急委员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有意识地、也是分散性地安置在各个不同的高校里，一所高校接受的流亡科学家一般不超过3名，（注：到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时，122名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得到安置的流亡科学家，被分散在65所美国高校里，而在1933—1945年间，335名通过“紧急委员会”的资助得到安置的流亡科学家，被分散在145所美国高校里。参见Stephen Duggan and Betty Drury, op. cit. , p. 66. ）这样，流亡科学家完全集中于少数中心的现象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敌意被消解掉了。
最初，“紧急委员会”的领导人认为这种安置工作在两年后会结束，估计这场科学难民潮到那时也就结束了，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也将走到尽头，然而事实很快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与这种估计相反，随着希特勒德国1938年3月12日吞并奥地利、9月29日占领苏台德、11月9日导演了“帝国水晶之夜”后，越来越多来自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甚至意大利的流亡科学家都在急于寻求美国的帮助；而美国经济却在持续萧条中迎来了1937—1938年的危机。因此，尽管美国私人基金会的捐款在不断增加，但“紧急委员会”仍然感到资金不足，难以应付。过去对流亡科学家承诺的两年资助义务，只能履行一年了，甚至不少流亡科学家在两年期限合同结束后，再度变成了失业者。在这种形势下，“紧急委员会”于1938年12月1日开始引入了一项规定：大学只应继续资助那些“被聘用在长期固定岗位上的科学家”。但是，“被安置在长期固定岗位上的流亡科学家，还不到所接受的流亡科学家总数的一半。例如迄今为止，依靠‘紧急委员会’的帮助而得到安置的125名科学家中，只有55人获得了长期固定岗位。”（注：Stephen Duggan and Betty Drury, op. cit. , p. 196. ）12月13日，洛克菲勒基金会负责人福斯迪克在给约翰·D. 洛克菲勒的信中，开始谈到这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对流亡科学家的接受是否已经达到了饱和状态？”（注：R. Aymond B. Fosdick to John D. Rockefeller, 12. 13. 1938, RFA, Record Group 2, 167/1217. ）
无论如何，“紧急委员会”承担的工资部分必须极大地减少。1933年支付给流亡科学家的一半工资最多为2000美元，而到1938年，平均只能支付给每人1400美元。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后，随着更多流亡科学家涌入美国，“紧急委员会”只能支付1000美元了。而在1940年6月法国战败、希特勒德国占领西欧大陆并向英国发动空袭后，不仅是那些过去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在法国得到安置的德国流亡科学家必须全部转移到美国，而且已经被安置在英国的部分德国科学家也必须转移到美国，更不要说还有那些来自法国和西欧其他沦陷国家的科学家、尤其是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也在争相向美国转移。面对流亡科学家的蜂拥而至，“紧急委员会”最后只能将被安置者的一半工资减少到每人650美元。（注：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 p. 37. ）
然而，欧洲局势的恶化迫使美国社会逐步放弃孤立主义。更为重要的是，那些最先到来的德国流亡科学家，此时已开始用他们在美国取得的杰出科学成就证明，从纳粹统治下的欧洲被驱逐出来的科学家的潜力多么巨大，接受流亡科学家使美国高校的质量得到了多么大的提高。这就使美国各高校和整个知识界对流亡科学家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紧急委员会”与“美国大学联盟”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由各美国高校向流亡科学家支付更高的工资，以便使他们部分的工资损失能得到弥补”。另外，“在最初承诺的期限满期后，无论他是否占据着长期固定岗位，如果他证明自己能胜任这份工作，那么这所高校就要完全接受这位客人，支付他全部的工资，并将他接纳进该校的教师队伍”。（注：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p. 50. ）这样就开始过渡到由美国各高校支付被聘用的流亡科学家的全部工资。
据统计，从1933—1945年，为了使美国各高校能接受更多的流亡科学家，各家大私人基金会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具体资助的金额如下：“紧急委员会”为335名科学家提供了80万美元的资助，这笔总额中有31.7万美元来自纽约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为303名科学家提供了141万美元的资助；卡尔·舒尔茨纪念基金会为300多名科学家提供了31.7万美元的资助。另一家大的科学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以私人捐助给其他组织的形式提供了总计为11万美元的间接资助。（注：Stephen Duggan and Betty Drury, op. cit. , p. 85. ）有关它们批准的人事资金总结算，提供了一幅有关这场知识难民潮的结构、资助重点等方面具有说服力的画面。
“紧急委员会”资助的335名科学家中，有137名人文科学家，110名社会科学家，81名自然科学家，7名医学家。（注：Ibid. , p. 193. ）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303名科学家中，有113名社会科学家，73名自然科学家，59名人文科学家，58名医学家。（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这303名流亡科学家中有191名德意志人(占63％)，36名法兰西人，30名奥地利人，12名意大利人，11名波兰人，6名匈牙利人，6名西班牙人，5名捷克人，斯堪地那维亚人、荷兰人、比利时人各2名。参见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 p. 38. ）卡尔·舒尔茨纪念基金会资助的300多名科学家，大多是在30岁以下的青年科学家。在美国各大学已有2000人被辞退的情况下，即使对30岁以下的美国人来说，高校中的职业聘用机会也很难提供给他们，现在当然只提供给年龄超过30岁以上的流亡科学家。然而卡尔·舒尔茨纪念基金会突破了这个规定。对它所提供的资金进行的一种比较研究表明：它为大量更年轻的科学家提供了数额相对更少的奖学金，因为由它资助的科学家与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科学家一样多，而由它所提供的经费总额还不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资金的20％。（注：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 p. 36. ）从1940年代初开始，为解决更年轻的流亡科学家的聘用问题，“紧急委员会”专门制定了针对年轻流亡科学家的“访问学者计划”，为此，罗森沃德家族援助基金、西尔家族遗产基金、罗布克百货康采恩遗产基金也通过一种特别的捐助承担了义务。（注：Charles J. Wetzel, The American Rescue of Refugee Scholars and Scientists from Europe 1933—1945, Wisconsin, 1964, p. 339. ）
此外，美国犹太教、基督教、天主教以及社会各界大大小小500多个慈善组织，尤其是贵格会教徒组织，以及犹太人势力占绝对优势的“好莱坞”各电影公司，为营救来自纳粹德国的知识难民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工作并没有限制在流亡科学家身上，而是体现在这一点上：凡表明需要帮助的地方。”（注：Stephen Duggan and Betty Drury, op. cit. , p. 520. ）大量有犹太血统的法律工作者、医生、记者、工程师、音乐家、造型艺术家、作家以及其他文化职业者，正是通过他们的鼎力相助，才获得了财产上的担保并在美国找到了栖身之所。这类工作不仅意味着物质上的帮助，还包括一种不断扩大的语言训练和咨询活动。这类活动足以经常性地减轻知识流亡者感情上、语言能力上的负担。例如，贵格会教徒组织为此专门设立了“难民部”，并为流亡知识分子举办“美国研讨班”，其目的在于，通过几周的共同生活、报告会以及与美国同行一起进行的语言训练，使德国知识难民能熟悉并逐步融入新环境中。（注：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p. 51. ）正是通过贵格会教徒组织的扶助，不少过去从未在德国大学讲过课的律师、记者、作家和艺术家以及其他人，也能转入美国高校从事教学。
到1945年，美国已成为接受犹太难民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成为接受犹太知识难民最多的国家，到美国的犹太难民总计达13万之众。在犹太知识难民集中到达美国的1933—1941年间，仅来自德、奥的犹太难民就达104098人，他们当中的7.3％，即7622人属于知识难民，其中有1090人是科学家，绝大部分(约700人以上)是教授；其余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学者型和艺术型的文化流亡者，具体数字如下：811名法律工作者，2352名医生，682名记者，645名工程师，465名音乐家，296名造型艺术家，1281名来自其他文化领域的职业者。（注：Donald P. Kent, The Refugee Intellectual, 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Immigrants of 1933—1941, p. 15. ）这意味着从德、奥两国社会和文化生活中被驱逐的约12000名文化精英中，至少有63.3％被美国所接受，而在约1400名流亡科学家中，也至少有77％被美国所接受。（注：在德、奥两国大专院校中遭到驱逐的约2200名科学家的基础上，若将威廉皇家协会各类科研院所中被解聘的专业研究工作人员、自主开业的医生、律师等加进去，总数约有7500名；若再将与文化有关的遭到驱逐的自由职业者，如建筑师、时事评论家、编辑、记者、作家、艺术家之类的人也加进去，那么，在不将他们的家庭成员计算在内的情况下，总数达12000名左右。参见Norman Bentwich, The Rescue and Achievement of Refugee Scholars, p. 23. ）这就充分说明了美国接受的犹太难民中所特有的文化知识“含金量”。
六 结论
1933年4月从纳粹德国大学校园中开始的这场文化清洗运动首先是针对有犹太血统、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成千上万的犹太知识精英从纳粹德国的社会文化生活领域中被驱逐出去，意味着多少世代以来犹太人对中欧文化的适应突然间出现了一场痛苦的终结。尽管从比率上讲，约2200名遭到驱逐的德、奥科学家并不代表德语文化空间科学潜力的全部，而且从德国大学中遭到驱逐的1800名科学家也只占其中的39％，但是从质量上讲，他们却代表了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当这样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被纳粹党内不学无术的党棍们替换掉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德国的世界科学和文化中心地位的失落。
美国知识界的领导人看到了通过接受德国流亡科学家来发展美国科学的良机。然而，在出逃的约1400名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当中，只有不足1/3的流亡科学家首先选择了美国，而绝大多数人将邻近的欧洲国家作为他们流亡的首选国。尽管这些流亡科学家主观上的犹豫，对于推迟他们移入美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是美国孤立主义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因为它不仅限制了罗斯福政府在接受犹太难民问题上的行动余地，而且也加剧了美国高校中普遍蔓延的“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在美国经济仍然处于萧条的状况下，这种恐惧症中反映出来的反犹主义情绪，本身也阻碍着对流亡科学家的接受。显然，一场流亡科学家向大西洋彼岸的整体性移转，还需要诸多方面的条件：流亡者前往美国的主观愿望，能提供工作岗位的美国大学的欢迎态度，大量资金作为这场移转的有力支持，国际局势的紧迫性所造就的压力等等。
为打破这种流亡与接受之间的僵局，美国知识精英人物组成的“援助德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美国私人性资助团体一起，在“拯救科学”的名义下采取了种种措施，逐步化解了美国高校中“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从而为接受德国流亡科学家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纳粹德国战前扩张政策的成功和战争初期“闪电战”的速胜效应，制造出一种事关生死的威胁力。它不仅迫使美国社会逐步放弃了孤立主义，也迫使绝大多数德国流亡科学家彻底放弃了他们当初继续留在欧洲诸国的幻想，并与来自欧洲沦陷国家的流亡科学家一起，形成了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文化素质的知识难民潮，这场知识难民潮，正是在纳粹炮火的逼迫下，才流向了大西洋彼岸的美国。
接受这场以上千名流亡科学家为代表的知识难民潮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流亡美国的意大利原子核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的夫人劳拉·费米，曾在1968年出版的关于欧洲知识分子流亡美国的著作中，计算过流亡科学家给美国教育制度带来的那种不花成本的赢利。据她估算，“在美国，培养一位科学家到他能开始职业生涯为止时的费用，至少需要45000美元，仅是在那700多位移入美国的德国大学教授身上，就为美国节约了大约3200万美元”。（注：Laura Fermi, Illustrious Immigrant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from Europe, 1933—1941, Chicago, 1968, p. 3. ）
这种表面上看来精确的有关教育经济上的赢利数字，与对美国科学发展的根本性促进相比，显然只展现了次要性的表征，这种促进主要是由在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或建筑学领域中的德国流亡科学家给他们的接受国——美国——带来的。人们能在有关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得主的材料中找到这方面最鲜明的例证：1933年以前，美国曾有5名得主，在世者只剩3名；德国曾有31名得主，在世者仍有19名。然而，仅是这场从1933年开始的德国科学家的流亡潮，就为美国送来了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6名得主以及后来的11名新得主。到1945年，德国1933年以前得主中的在世者只剩9名，加上新增加的5名，总数为14名；而美国1933年以前得主中的在世者虽然只剩7名，但由于有这批流亡科学家为代表的欧洲新生科学力量的加盟，却迅速新增加了18名，使总数达到了25名，从而远远超过德国，成为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得主最多的国家。（注：Wolfgang Benz, Die Juden in Deutschland, 1933—1945, München, 1988, p. 412. ）这25人中还不包括那些1945年以后在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流亡科学家，也不包括那些随父母到达美国后才完成学业、并在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二代流亡者。今天，美国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的得主总计已超过了200名，这显然与这批流亡科学家在美国开拓的新方向，以及由此在美国高校中营造出来的特殊学术氛围紧密相关。
1969年美国学术界公布了一份涉及所有学科领域中最为杰出的300名流亡科学家的传记名单，他们当中的79％，即238人是从纳粹德国版图内逃亡出来的讲德语的、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也正是他们，在美国成了几乎所有新科学传统的奠基人。（注：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 Cambridge, 1969, pp. 675—720. ）1989年，法兰克福德意志图书馆公布了一份有关讲德语的文化知识精英在1933—1945年流亡期间出版的文化、科学论著的档案，其中涉及11846本学术专著和7749篇科学论文，它们当中的80％以上是在美国完成的。（注：Deutsche Bibliothek Frankfurt am Main, Deutsches Exilarchiv 1933—1945, Katalog der Bücher und Broschüren, Stuttgart, 1989, p. Ⅷ. ）所有这些，不仅说明纳粹暴政导致的这场流亡给美国科学带来了多么巨大的收益，同时也说明它给德国科学造成了多么沉重的损失。最早看到这场流亡给美、德科学潜力带来彼此消长意义的是美国科学界的领袖们，他们用这句话来评价这些流亡科学家的到来：“我们应该为希特勒竖立一座纪念碑，以此来感谢他为促进美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注：Laura Fermi, Illustrious Immigrant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from Europe, 1933—1941, Chicago, 1968, p. 78. ）
总之，正是希特勒种族政策下的文化清洗运动以及战争初期“闪电战”的速胜效应，正是目光远大的美国知识精英以及美国私人基金会组织的援救努力，才在最短的时间里，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这场世界科学、文化中心最具历史意义的、也是史无前例的洲际大移转。^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12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2005年04期第143～164页
【作者简介】李工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武汉 430072）
| 【内容提要】 | 纳粹暴政下的文化清洗运动，使美国知识界的领导人看到了通过接受德国流亡科学家来发展美国科学的良机。他们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美国私人性资助团体一起采取种种措施，化解了美国高校中普遍存在的“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为接受德国流亡科学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纳粹德国战前扩张政策的成功以及战争初期“闪电战”的速胜效应，制造出了事关生死的威胁力，迫使绝大多数德国流亡科学家彻底放弃了继续留在欧洲诸国的幻想，并与来自欧洲沦陷国家的流亡科学家一起，形成了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流亡美国的高文化素质难民潮，从而完成了20世纪世界科学、文化中心最具历史意义的洲际移转。 |
众多的美国援助组织中，洛克菲勒基金会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因为它是早在1920年代就盯上了最有价值的德国科学家的惟一基金会组织，也是能为流亡科学家提供最多资助的美国基金会组织，因而在这场援救流亡科学家的行动中，它对德国局势的看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与1933年5月以来各国自发建立的所有援助组织不同，这些组织在这个陌生的领域里或多或少只是在“即兴作曲式地”进行它们的工作，而洛克菲勒基金会采取的步骤，却在继续自1920年代以来就一直进行的研究计划。它不仅掌握了有关欧洲、特别是德国科学家、尤其是社会科学家个人的详细情报，而且在它设在巴黎的办公室的帮助下，支配那些有组织的援助机构。例如，洛克菲勒基金会巴黎办公室领导人约翰·范·西克勒(John van Sickle)在认识了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威廉·贝弗里奇几天后，就在英国推动了“学者援助委员会”的建立。（注：John van Sickle/RF Paris to Central New York, 5. 1. 1933, RFA, Record Group 2, 91/725. ）
洛克菲勒基金会设立于20世纪初，洛克菲勒石油王朝为此投入了2.5亿美元，仅每年的利息就达800多万美元。（注：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 p. 41. ）在最初的20年里，它几乎一直是排他性地资助医学、尤其是热带病学研究，1920年代中期以来，才逐渐对现代社会科学产生了兴趣。利用它的捐款，这家基金会先是在美国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后又在欧洲，首先在德国资助了大量的科研项目。该基金会1933年6月20日的一份报告显示：从1929—1933年，它总共为社会科学研究投入了1780万美元，其中有约83万美元为下列目的投向了德国：（注：Report on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ctivities in Germany-Social Sciences, 6. 20. 1933, RFA, Record Group 1. 1, 717/7/36. ）资助柏林、基尔、海德堡和慕尼黑的图书馆137500美元；资助各高校研究所的研究金额共为239000美元(其中汉堡国际法研究所20000美元，海德堡社会科学研究所60000美元，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30000美元，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19000美元，柏林政治高等学院110000美元)；跨大学的研究奖学金150000美元(其中人类学研究125000美元，国际关系研究25000美元)；奖学金4150美元；56份前往外国为期2年的访问学者奖学金300000美元。
在魏玛共和国末期，洛克菲勒基金会巴黎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便开始有规律地巡游德国，在仔细考察德国大学的过程中，关注着德国社会科学界已取得的成就。（注：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 p. 42. ）大量有关这类收集信息的旅行报告，不仅为观察纳粹夺权准备阶段中德国高校的政治气氛以及知识分子状况提供了一个精确的视角，而且还显示出，基金会派往巴黎的代表已经在寻求资助什么人、并按什么标准来进行资助。这些代表个个都是行家，其中不少人自己就曾在德国和欧洲读过大学。例如，跨大学的人类学研究项目就曾得到过资助，其目的在于证明：“那种为纳粹主义宣传以及它的知识分子帮手从科学上视为合法的种族学有多么荒唐”。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们对“德意志教授协会”的一再批评：“这种‘老年化的绅士协会’，只是在根据自己的专横，为那些油滑地适应保守主义的后继者提供着一种机会。在社会科学中，通过这些老教授，普鲁士官僚主义的思想传统得到了继续，而科学被哲学上的空想所混淆，正如在经济学中还一直有着极大影响的‘历史学派’那样，科学被没有理论根基的苍白描写混淆了。”（注：Kurt Nemitz, Antisemitismus in der Wissenschaftspolitik der Weimarer Republik, K
ln, 1983, p. 377. ）相反，那些在魏玛时代被排斥在“德意志教授协会”之外的更年轻的社会科学家，则引起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浓厚的兴趣，他们提出的问题和研究成果受到了越来越热情的关注。例如基尔大学的世界经济研究所，由于它对经济发展趋势的分析和以国际化为方向的研究，被该基金会视为现代德意志经济学的“麦加”。该基金会也对海德堡大学的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和埃米尔·雷德勒(Emil Lederer)的工作，对科隆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在汉斯·克尔森(Hans Kelsen)和他的助手埃里希·胡拉(Erich Hula)领导下的工作做出了类似的评价。给该基金会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法兰克福大学那些批评型学者所涵盖的专业宽度：他们当中有这样一批著名人物：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ennheim)，经济学家阿道夫·勒韦(Adolf L
we)，劳动法专家胡戈·辛茨海默(Hugo Sinzheimer)、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以及经济统计学家欧根·阿特舒尔(Eugen Altschul)。总之，法兰克福大学由于其开放式的国际氛围而被该基金会视为“最强大的科学中心之一”，因此，洛克菲勒基金会非常乐意为它投入更多的资金。然而，由于这些代表着社会科学研究新方向的人大多是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因此该基金会也有所顾虑，担心这样做会在德国公共舆论上引起消极反应。（注：John van Sickle, Suggestions for a German Trip, 5. 31. 1932, RFA, Record Group 2, 77/617. ）这就使洛克菲勒基金会面临一种困境：一方面它并不认为那些德国传统中有影响的社会科学研究方向有资助的价值，另一方面它又担心，由于这里的政治舆论氛围，若是更多地资助那些具有开创性的新研究萌芽，是否会给这些犹太学者带来麻烦。（注：Report on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ctivities in Germany-Social Sciences, 6. 20. 1933, RFA, Record Group 1. 1, 717/7/36. ）洛克菲勒基金会并不是出于政治信念才资助德国的这类批评型研究的，而恰恰是在魏玛共和国社会政治的极端条件下，这些在德国由更年轻的一代学者发展起来的新研究方向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特殊的民族利益相遇了。这家基金会之所以会在1920年代提出资助社会科学的计划，是因为它认识到，在美国，与自然科学正在逐步取得的进步相比，关于现代社会的知识以及控制充满活力的工业增长的技术远远落在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后面。这就必须首先促进这种知识的增长，以便能将掌握在手中的、内行的社会技术专家变成一种能进行“社会控制”的工具，另一方面这也涉及“简化并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新启迪方法。（注：Memo Program and Politic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1. 3. 1929, RFA, Record Group 3, 910/1/1. ）尤其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崩溃以及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后，有关经济计划和控制的研究课题自然成为了该基金会资助的重点之一。在这个领域中工作的欧洲经济学家群体，如德国的“基尔学派”和“海德堡学派”、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学派”、荷兰的“荷兰经济学派”、维也纳的“奥地利学派”等，都得到了它的资助。
在1933年4月德国大学开始大规模驱逐有犹太血统、有民主思想的科学家后，洛克菲勒基金会过去一贯推行的实用主义资助政策面临着这样的问题：面对希特勒这个新独裁者以及他对知识分子的恐怖政策，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此，基金会内部产生了相当大的分歧，它反映出这个在科学发展上承担了义务的组织，自己尚没有完全从反犹主义潮流中解放出来。
基金会驻巴黎办公室的代表，首先是负责医学分支的代表丹尼尔·奥布里恩(Daniel O' Brien)，显然受到了反犹太主义偏见的影响。尽管有长年对德国局势的观察，奥布里恩却在4月11日提出了一份有关德国局势安定人心的报告，它不加掩饰地表达了对纳粹主义政策的理解：“长期以来，人们已经忘记了：1918年，在德国，激进派，压倒优势的是犹太人，掌了权，并带来了那场社会的彻底变革……人们不要忘记：在过去的15年里，犹太自由主义因素在德国曾得到过相当程度的促进。尤其在社会科学中，许多科学家被解聘要归因于这个事实：即这个领域中的发言人是犹太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大量公共机构中‘犹太人超代表性’的不合理状况并没有发生丝毫变化，以至于一场革命的危险在德国仍然是真实的。正因为如此，纳粹党才贯彻了对这种威胁的扫除。驱逐犹太人、共产主义者和外国人，必须被理解为一种短期性的措施”。因此，这份报告建议：“等待下去，并毫不动摇地继续贯彻在德国已有的计划”。（注：Daniel O' Brien to Alan Gregg, 4. 11. 1933, RFA, Record Group 2, 91/725. ）
在这种设想下，巴黎办公室领导人西克勒也向纽约总部建议，“应只资助那些被解聘的、仍留在德国的科学家”。而且他一直保持着这种幻觉：“尽管纳粹不会再聘用这些科学家了，但由于考虑到外国舆论，估计不会继续采取反对这些科学家的措施，当这些科学家能通过其他的私人手段继续他们的研究工作时，纳粹党应乐于看到这一点。因此，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放弃迄今对那些研究机构的资助，不应将资助转向难民，不要给人留下这种印象，就仿佛我们只愿意与‘犹太科学家’合作”。（注：John van Sickle to Rufus Day, Director of Social Science-Program, 5. 8. 1933, RFA, Record Group 2, 91/725. ）
不仅是这些洛克菲勒基金会代表的报告，而且连美国紧急委员会派驻欧洲的代表发回的大量报告也显示，他们是以冷淡的态度，甚至是以满意的心情来看待德国大学里的这场解聘潮的。这也显然感染了那些外国新闻记者。不少后来流亡美国的德国科学家在接受采访时都曾对外国舆论倾向于希特勒的观点进行过控诉：“这类外国舆论完全使人们相信，希特勒首先是在与共产主义做斗争”。（注：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 p. 46. ）
西克勒甚至建议：“在批评型的科学家被解聘后，应继续资助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注：John van Sickle to Rufus Day, 5. 5. 1933, RFA, Record Group 1. 1, 717/20/181. ）但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纽约总部完全不清楚，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以后是否还能继续那些意义重大的研究，因此总部负责人雷蒙德·B. 福斯迪克(Raymond B. Fosdick)委托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学派”领导人冈纳·米尔达(Gunnar Myrdal)于7月20日前往德国进行一次实地考察，当此人对基尔研究所新领导层人事的纯洁性和科学的真实性做出否定的结论时，福斯迪克才开始考虑到，“投入的研究经费应被撤回”，并做出了如下的判断：“若继续在希特勒的德国承担义务，这笔钱只会毫无意义地扔到窗外。”（注：Raymond B. Fosdick to Sally H. Walker, 9. 25. 1933, RFA, Record Group 2, 141/1050. ）1933年9月底，纽约总部安排，开始有计划地从德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撤出，不再提供研究经费和图书馆建设经费，那种资助前往外国为期两年的访问学者项目，开始转向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援救计划，为此洛克菲勒基金会新投入了141万美元。
这些资金很快投入了使用，因为那些在1933年以前就得到过这家基金会资助的德国科学家，大多属于第一批遭受驱逐的人，并构成了这类流亡者中最大的群体。他们过去就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巴黎办公室的人员有过接触，因而在1933年9月以后，很自然地成为该基金会提供援助资金的首要人选。10月初，第一批共7名科学家得到了该基金会的资助。他们当中的2人，即海德堡大学的埃米尔·雷德勒、汉斯·施佩尔(Hans Speier)被安置到美国的“社会研究新学院”，其他5人，即“基尔学派”的首领阿道夫·勒韦，海德堡大学的雅可布·马夏克(Jakob Marschak)，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统计学家欧根·阿特舒尔，以及科隆大学的国家法专家汉斯·克尔森，通过“学者援助委员会”被安置到了英国。“这些人的工资完全出自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这笔预算，进一步的工作合同也早已签订。”（注：List of Appointments Made, 9. 7. 1933, RFA, Record Group 2, 91/724. ）
尽管随着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方向的转变，一场抢救德国流亡科学家的运动开始了，但是由于美国高校中极为普遍的反犹主义情绪，加上若没有外来资助，英国高校也只能安排数量有限的长期岗位，法国高校甚至难以长期安置这些流亡科学家，因此，洛克菲勒基金会新投入的援助资金中，有相当部分是用于将流亡科学家安置在欧洲的。例如，“到1935年初，已有135名遭受驱逐的德国科学家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其中34人到了英国，16人到了法国，18人到了欧洲其他国家，另有67人到了美国，占当时流亡美国的95名德国科学家的2/3以上。”“而到1939年9月战争爆发时，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流亡科学家达到192人，其中70人被安置在英、法等欧洲国家，122人被安置在美国，他们当中有74名社会科学家，45名自然科学家，35名人文科学家和38名医学家”。（注：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 pp. 47, 38. ）这些被安置者尽管只占所有德国流亡科学家中的很少一部分，但他们都是各个学科领域中最为重要的一流学者。
五 美国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接受
能否化解美国高校中普遍存在的“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关系到美国能否大规模接受德国流亡科学家的问题。这一工作领域并不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之类的私人基金会所能完全包揽的。私人基金会一般只负责为它们挑中的人选提供资助，具体由哪所美国高校来接受这些流亡科学家，这方面的中介工作主要是由“援助德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来承担的。
在这种中介工作中，美国的“紧急委员会”与英国的“学者援助委员会”以及设在苏黎世的“在外国的德意志科学家紧急共同体”建立起一种密切的联系，因为这两大欧洲援助组织往往能掌握并提供更为全面的有关德国流亡科学家的名单和信息。这三大自发组织之间很快发展起一种协商和分工。“紧急委员会”负责在美国的中介工作，“学者援助委员会”负责在英国和帝国所属殖民地的相关工作，“紧急共同体”曾经成功地将部分德国流亡科学家介绍到土耳其，因此由它来负责在东方国家、苏联和南美等方面的中介工作。
与英国的“学者援助委员会”相比，美国的“紧急委员会”显然采取了不同的安置政策，这种区别本身也反映出两国援助组织各自面临的不同局势。英国的“学者援助委员会”将自己定义为一种智力劳动市场组织，自己来挑选科学家，然后介绍给各大学，并为被聘用的流亡科学家承担部分工资。最初，这笔经费的绝大部分是由英国科学家以一种自我征税的形式来筹集的，这也显出英国科学家比美国同行有更高的义务责任感和更多的团结一致。（注：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 p. 35. ）1933年9月以后，这种局面才开始通过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英国的慈善组织的有力资助而得以改变。而美国“紧急委员会”的业务政策一开始就建立在与英国不同的基础上。由于经济危机以及孤立主义舆论笼罩下的大学财政问题，为了将更多优秀的德国学者引向美国，斯蒂芬·达根将这个“紧急委员会”与已有的各类私人基金会紧密地衔接起来。用这种方法，能让大量慈善性的、绝大多数是美国犹太人的基金会提供大量的金钱，以供“紧急委员会”操作。（注：William Beveridge, A Defense of Free Learning, London 1959, p. 126. ）
在此基础上，“紧急委员会”根据三项原则来采取行动：“1. 在中介活动中，无区别地对待来自所有宗教的信仰者；2. 只推荐30岁至58岁的教授和编外讲师，以避免与年轻的美国人竞争；3. 只接受来自美国高校的申请，而不接受流亡科学家个人的申请。”（注：Stephen Duggan, A Professor at Large, New York, 1943, p. 78. ）也就是说，流亡科学家由各高校自己挑选，某高校若想安排某位流亡科学家，便可向该委员会提出申请，该委员会便给这位候选人安排一个位置，如果这位候选人接受，那么该委员会愿在最长两年时间里为被聘用的科学家承担一半工资，即每年最多为2000美元。“由于工资的另一半通常由用人机构的科研基金来承担，而这种科研基金实际上也来源于私人性质的基金会，因此在头几年里，美国各高校在聘用德国流亡科学家上并没有什么经济负担。”（注：William Beveridge, A Defense of Free Learning. p. 30. ）
除了这种减轻大学经济负担的方法外，“紧急委员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领导人还采取种种措施来消除人们对它们安置政策的误解，表明这种政策绝非出于博爱和仁慈，“不是在为个别科学家提供个人帮助”，而是在奉行“拯救科学”的最高原则。（注：Raymond B. Fosdick to Alvin Johnson, 10. 30. 1939, RFA, Record Group 1. 1, 200/339/4304. ）因此，只有一流的科学家才能得到资助。由于这些一流科学家在美国大学里一年最多只能拿到一笔4000美元的工资，而一位美国的一流科学家一年能拿到12000—15000美元，（注：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 p. 37. ）这种区别使美国各高校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抵制情绪逐步得到了化解。
在这场对流亡科学家的接受中，阿尔文·约翰逊在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内部，为吸收流亡的人文、社会科学家，成立了一所“流亡大学(University in Exil)”，并以此来作为它的研究生院，（注：“社会研究新学院”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获得了最多的避难援助，总计为540235美元。这也是这所“流亡大学”能在1945年以前拯救180名欧洲流亡科学家的重要原因。参见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 p. 40. ）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在普林斯顿大学，为吸收流亡的自然科学家，建立了“高级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哥伦比亚大学更是对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采取了整体接纳的形式。这些高校的领导人对德国流亡科学家表现出极大的接受热情，甚至允许他们在完全脱离本科生教学活动的情况下，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和指导博士研究生的工作。但是，除了这些极少的例外，绝大多数流亡科学家一般都被“紧急委员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有意识地、也是分散性地安置在各个不同的高校里，一所高校接受的流亡科学家一般不超过3名，（注：到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时，122名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得到安置的流亡科学家，被分散在65所美国高校里，而在1933—1945年间，335名通过“紧急委员会”的资助得到安置的流亡科学家，被分散在145所美国高校里。参见Stephen Duggan and Betty Drury, op. cit. , p. 66. ）这样，流亡科学家完全集中于少数中心的现象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敌意被消解掉了。
最初，“紧急委员会”的领导人认为这种安置工作在两年后会结束，估计这场科学难民潮到那时也就结束了，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也将走到尽头，然而事实很快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与这种估计相反，随着希特勒德国1938年3月12日吞并奥地利、9月29日占领苏台德、11月9日导演了“帝国水晶之夜”后，越来越多来自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甚至意大利的流亡科学家都在急于寻求美国的帮助；而美国经济却在持续萧条中迎来了1937—1938年的危机。因此，尽管美国私人基金会的捐款在不断增加，但“紧急委员会”仍然感到资金不足，难以应付。过去对流亡科学家承诺的两年资助义务，只能履行一年了，甚至不少流亡科学家在两年期限合同结束后，再度变成了失业者。在这种形势下，“紧急委员会”于1938年12月1日开始引入了一项规定：大学只应继续资助那些“被聘用在长期固定岗位上的科学家”。但是，“被安置在长期固定岗位上的流亡科学家，还不到所接受的流亡科学家总数的一半。例如迄今为止，依靠‘紧急委员会’的帮助而得到安置的125名科学家中，只有55人获得了长期固定岗位。”（注：Stephen Duggan and Betty Drury, op. cit. , p. 196. ）12月13日，洛克菲勒基金会负责人福斯迪克在给约翰·D. 洛克菲勒的信中，开始谈到这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对流亡科学家的接受是否已经达到了饱和状态？”（注：R. Aymond B. Fosdick to John D. Rockefeller, 12. 13. 1938, RFA, Record Group 2, 167/1217. ）
无论如何，“紧急委员会”承担的工资部分必须极大地减少。1933年支付给流亡科学家的一半工资最多为2000美元，而到1938年，平均只能支付给每人1400美元。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后，随着更多流亡科学家涌入美国，“紧急委员会”只能支付1000美元了。而在1940年6月法国战败、希特勒德国占领西欧大陆并向英国发动空袭后，不仅是那些过去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在法国得到安置的德国流亡科学家必须全部转移到美国，而且已经被安置在英国的部分德国科学家也必须转移到美国，更不要说还有那些来自法国和西欧其他沦陷国家的科学家、尤其是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也在争相向美国转移。面对流亡科学家的蜂拥而至，“紧急委员会”最后只能将被安置者的一半工资减少到每人650美元。（注：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 p. 37. ）
然而，欧洲局势的恶化迫使美国社会逐步放弃孤立主义。更为重要的是，那些最先到来的德国流亡科学家，此时已开始用他们在美国取得的杰出科学成就证明，从纳粹统治下的欧洲被驱逐出来的科学家的潜力多么巨大，接受流亡科学家使美国高校的质量得到了多么大的提高。这就使美国各高校和整个知识界对流亡科学家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这种情况下，“紧急委员会”与“美国大学联盟”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由各美国高校向流亡科学家支付更高的工资，以便使他们部分的工资损失能得到弥补”。另外，“在最初承诺的期限满期后，无论他是否占据着长期固定岗位，如果他证明自己能胜任这份工作，那么这所高校就要完全接受这位客人，支付他全部的工资，并将他接纳进该校的教师队伍”。（注：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p. 50. ）这样就开始过渡到由美国各高校支付被聘用的流亡科学家的全部工资。
据统计，从1933—1945年，为了使美国各高校能接受更多的流亡科学家，各家大私人基金会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具体资助的金额如下：“紧急委员会”为335名科学家提供了80万美元的资助，这笔总额中有31.7万美元来自纽约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为303名科学家提供了141万美元的资助；卡尔·舒尔茨纪念基金会为300多名科学家提供了31.7万美元的资助。另一家大的科学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以私人捐助给其他组织的形式提供了总计为11万美元的间接资助。（注：Stephen Duggan and Betty Drury, op. cit. , p. 85. ）有关它们批准的人事资金总结算，提供了一幅有关这场知识难民潮的结构、资助重点等方面具有说服力的画面。
“紧急委员会”资助的335名科学家中，有137名人文科学家，110名社会科学家，81名自然科学家，7名医学家。（注：Ibid. , p. 193. ）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303名科学家中，有113名社会科学家，73名自然科学家，59名人文科学家，58名医学家。（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这303名流亡科学家中有191名德意志人(占63％)，36名法兰西人，30名奥地利人，12名意大利人，11名波兰人，6名匈牙利人，6名西班牙人，5名捷克人，斯堪地那维亚人、荷兰人、比利时人各2名。参见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 p. 38. ）卡尔·舒尔茨纪念基金会资助的300多名科学家，大多是在30岁以下的青年科学家。在美国各大学已有2000人被辞退的情况下，即使对30岁以下的美国人来说，高校中的职业聘用机会也很难提供给他们，现在当然只提供给年龄超过30岁以上的流亡科学家。然而卡尔·舒尔茨纪念基金会突破了这个规定。对它所提供的资金进行的一种比较研究表明：它为大量更年轻的科学家提供了数额相对更少的奖学金，因为由它资助的科学家与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科学家一样多，而由它所提供的经费总额还不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资金的20％。（注：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 p. 36. ）从1940年代初开始，为解决更年轻的流亡科学家的聘用问题，“紧急委员会”专门制定了针对年轻流亡科学家的“访问学者计划”，为此，罗森沃德家族援助基金、西尔家族遗产基金、罗布克百货康采恩遗产基金也通过一种特别的捐助承担了义务。（注：Charles J. Wetzel, The American Rescue of Refugee Scholars and Scientists from Europe 1933—1945, Wisconsin, 1964, p. 339. ）
此外，美国犹太教、基督教、天主教以及社会各界大大小小500多个慈善组织，尤其是贵格会教徒组织，以及犹太人势力占绝对优势的“好莱坞”各电影公司，为营救来自纳粹德国的知识难民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工作并没有限制在流亡科学家身上，而是体现在这一点上：凡表明需要帮助的地方。”（注：Stephen Duggan and Betty Drury, op. cit. , p. 520. ）大量有犹太血统的法律工作者、医生、记者、工程师、音乐家、造型艺术家、作家以及其他文化职业者，正是通过他们的鼎力相助，才获得了财产上的担保并在美国找到了栖身之所。这类工作不仅意味着物质上的帮助，还包括一种不断扩大的语言训练和咨询活动。这类活动足以经常性地减轻知识流亡者感情上、语言能力上的负担。例如，贵格会教徒组织为此专门设立了“难民部”，并为流亡知识分子举办“美国研讨班”，其目的在于，通过几周的共同生活、报告会以及与美国同行一起进行的语言训练，使德国知识难民能熟悉并逐步融入新环境中。（注：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p. 51. ）正是通过贵格会教徒组织的扶助，不少过去从未在德国大学讲过课的律师、记者、作家和艺术家以及其他人，也能转入美国高校从事教学。
到1945年，美国已成为接受犹太难民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成为接受犹太知识难民最多的国家，到美国的犹太难民总计达13万之众。在犹太知识难民集中到达美国的1933—1941年间，仅来自德、奥的犹太难民就达104098人，他们当中的7.3％，即7622人属于知识难民，其中有1090人是科学家，绝大部分(约700人以上)是教授；其余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学者型和艺术型的文化流亡者，具体数字如下：811名法律工作者，2352名医生，682名记者，645名工程师，465名音乐家，296名造型艺术家，1281名来自其他文化领域的职业者。（注：Donald P. Kent, The Refugee Intellectual, 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Immigrants of 1933—1941, p. 15. ）这意味着从德、奥两国社会和文化生活中被驱逐的约12000名文化精英中，至少有63.3％被美国所接受，而在约1400名流亡科学家中，也至少有77％被美国所接受。（注：在德、奥两国大专院校中遭到驱逐的约2200名科学家的基础上，若将威廉皇家协会各类科研院所中被解聘的专业研究工作人员、自主开业的医生、律师等加进去，总数约有7500名；若再将与文化有关的遭到驱逐的自由职业者，如建筑师、时事评论家、编辑、记者、作家、艺术家之类的人也加进去，那么，在不将他们的家庭成员计算在内的情况下，总数达12000名左右。参见Norman Bentwich, The Rescue and Achievement of Refugee Scholars, p. 23. ）这就充分说明了美国接受的犹太难民中所特有的文化知识“含金量”。
六 结论
1933年4月从纳粹德国大学校园中开始的这场文化清洗运动首先是针对有犹太血统、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成千上万的犹太知识精英从纳粹德国的社会文化生活领域中被驱逐出去，意味着多少世代以来犹太人对中欧文化的适应突然间出现了一场痛苦的终结。尽管从比率上讲，约2200名遭到驱逐的德、奥科学家并不代表德语文化空间科学潜力的全部，而且从德国大学中遭到驱逐的1800名科学家也只占其中的39％，但是从质量上讲，他们却代表了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当这样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被纳粹党内不学无术的党棍们替换掉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德国的世界科学和文化中心地位的失落。
美国知识界的领导人看到了通过接受德国流亡科学家来发展美国科学的良机。然而，在出逃的约1400名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当中，只有不足1/3的流亡科学家首先选择了美国，而绝大多数人将邻近的欧洲国家作为他们流亡的首选国。尽管这些流亡科学家主观上的犹豫，对于推迟他们移入美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是美国孤立主义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因为它不仅限制了罗斯福政府在接受犹太难民问题上的行动余地，而且也加剧了美国高校中普遍蔓延的“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在美国经济仍然处于萧条的状况下，这种恐惧症中反映出来的反犹主义情绪，本身也阻碍着对流亡科学家的接受。显然，一场流亡科学家向大西洋彼岸的整体性移转，还需要诸多方面的条件：流亡者前往美国的主观愿望，能提供工作岗位的美国大学的欢迎态度，大量资金作为这场移转的有力支持，国际局势的紧迫性所造就的压力等等。
为打破这种流亡与接受之间的僵局，美国知识精英人物组成的“援助德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美国私人性资助团体一起，在“拯救科学”的名义下采取了种种措施，逐步化解了美国高校中“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从而为接受德国流亡科学家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纳粹德国战前扩张政策的成功和战争初期“闪电战”的速胜效应，制造出一种事关生死的威胁力。它不仅迫使美国社会逐步放弃了孤立主义，也迫使绝大多数德国流亡科学家彻底放弃了他们当初继续留在欧洲诸国的幻想，并与来自欧洲沦陷国家的流亡科学家一起，形成了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文化素质的知识难民潮，这场知识难民潮，正是在纳粹炮火的逼迫下，才流向了大西洋彼岸的美国。
接受这场以上千名流亡科学家为代表的知识难民潮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流亡美国的意大利原子核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的夫人劳拉·费米，曾在1968年出版的关于欧洲知识分子流亡美国的著作中，计算过流亡科学家给美国教育制度带来的那种不花成本的赢利。据她估算，“在美国，培养一位科学家到他能开始职业生涯为止时的费用，至少需要45000美元，仅是在那700多位移入美国的德国大学教授身上，就为美国节约了大约3200万美元”。（注：Laura Fermi, Illustrious Immigrant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from Europe, 1933—1941, Chicago, 1968, p. 3. ）
这种表面上看来精确的有关教育经济上的赢利数字，与对美国科学发展的根本性促进相比，显然只展现了次要性的表征，这种促进主要是由在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或建筑学领域中的德国流亡科学家给他们的接受国——美国——带来的。人们能在有关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得主的材料中找到这方面最鲜明的例证：1933年以前，美国曾有5名得主，在世者只剩3名；德国曾有31名得主，在世者仍有19名。然而，仅是这场从1933年开始的德国科学家的流亡潮，就为美国送来了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6名得主以及后来的11名新得主。到1945年，德国1933年以前得主中的在世者只剩9名，加上新增加的5名，总数为14名；而美国1933年以前得主中的在世者虽然只剩7名，但由于有这批流亡科学家为代表的欧洲新生科学力量的加盟，却迅速新增加了18名，使总数达到了25名，从而远远超过德国，成为了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得主最多的国家。（注：Wolfgang Benz, Die Juden in Deutschland, 1933—1945, München, 1988, p. 412. ）这25人中还不包括那些1945年以后在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流亡科学家，也不包括那些随父母到达美国后才完成学业、并在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第二代流亡者。今天，美国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的得主总计已超过了200名，这显然与这批流亡科学家在美国开拓的新方向，以及由此在美国高校中营造出来的特殊学术氛围紧密相关。
1969年美国学术界公布了一份涉及所有学科领域中最为杰出的300名流亡科学家的传记名单，他们当中的79％，即238人是从纳粹德国版图内逃亡出来的讲德语的、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也正是他们，在美国成了几乎所有新科学传统的奠基人。（注：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 Cambridge, 1969, pp. 675—720. ）1989年，法兰克福德意志图书馆公布了一份有关讲德语的文化知识精英在1933—1945年流亡期间出版的文化、科学论著的档案，其中涉及11846本学术专著和7749篇科学论文，它们当中的80％以上是在美国完成的。（注：Deutsche Bibliothek Frankfurt am Main, Deutsches Exilarchiv 1933—1945, Katalog der Bücher und Broschüren, Stuttgart, 1989, p. Ⅷ. ）所有这些，不仅说明纳粹暴政导致的这场流亡给美国科学带来了多么巨大的收益，同时也说明它给德国科学造成了多么沉重的损失。最早看到这场流亡给美、德科学潜力带来彼此消长意义的是美国科学界的领袖们，他们用这句话来评价这些流亡科学家的到来：“我们应该为希特勒竖立一座纪念碑，以此来感谢他为促进美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注：Laura Fermi, Illustrious Immigrant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from Europe, 1933—1941, Chicago, 1968, p. 78. ）
总之，正是希特勒种族政策下的文化清洗运动以及战争初期“闪电战”的速胜效应，正是目光远大的美国知识精英以及美国私人基金会组织的援救努力，才在最短的时间里，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这场世界科学、文化中心最具历史意义的、也是史无前例的洲际大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