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洲际移转（之一）
李工真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12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2005年04期第143～164页
【作者简介】李工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武汉 430072）
【关 键 词】美国/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移转
在纳粹暴政时代(1933—1945)，从整个第三帝国版图中逃亡出50万有犹太血统的难民。面对这场滚滚而来的犹太难民潮，传统的移民国家美国成为最大的难民接受国，接受了其中的13万人。（注：Horst M
ller, Exodus der Kultur, Schriftsteller, Wissenschaftler und Künstler in der Emigration nach 1933, München, 1984, p. 47. ）值得注意的是，这13万人中包括了遭到纳粹文化清洗运动驱逐的绝大部分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和文化精英，从而使这场向美国的流亡变成了整体性的文化转移。
第二次世界大战甫一结束，有关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问题的研究就开始了。那些在美国援助组织中担任过要职的负责人，通过他们的著作，向人们披露了接受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部分内幕。（注：美国“援助外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主席斯蒂芬·达根与他的助手贝蒂·德鲁里合著的《拯救科学与知识，援助外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的故事》(Stephen Duggan and Betty Drury, The Rescue of Science and Learning, The Story of the Emergency Committee in Aid of Displaced Foreign Scholars, New York, 1948)是战后初期这方面最著名的代表作。）这类著作突现的主题是“拯救科学和知识难民”，即使其中提及参与原子弹生产的“曼哈顿计划”中的流亡科学家，也很少涉及他们的具体贡献。而且在战后最初的20年间，由于受旧“熔炉理论”的长期影响，在有关流亡科学家问题的研究上，美国本土派学者仅对这些流亡者与美国社会的“同化问题”感兴趣，关注的也只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适应能力。这种学术倾向，也许对于研究那些在19世纪来到美国的移民是有意义的，因为这类移民绝大多数都很贫穷，并来自落后的欧洲边缘地区，往往属于只受过很少教育的群体，与1933年后来自纳粹德国的犹太难民有所不同，尤其是这些流亡科学家，不仅来自大专院校的学术环境，而且绝大多数都已经确立了牢固的世界观，以至于他们与新大陆社会的一体化问题，仅仅用那种“同化”标准进行描述已显得远远不够了。
事实上早在1952年冬季，一批1933年后流亡美国的有犹太血统的人文、社会科学家和部分当年参与援救工作的积极分子，便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举行了第一次以“文化的迁移”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其内容已开始涉及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对美国的社会科学、神学、心理学、艺术史等领域的影响问题。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茨·诺伊曼(Franz Neumann)果断地批驳了这种“同化理论”的狭隘性。（注：Rex Crawford, The Cultural Migration, Philadelphia, 1953, p. 52. ）
但是，这种“同化理论”的传统观点和思考角度，直到1960年代后期，才真正发生变化。在越南战争引发的公众意识危机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史”的复兴，对美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价值观及其政治影响的探讨，改变了移民研究的理论前提。在此，美国的民权运动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一种新的多元性的理解取代了旧有的“熔炉理论”。它不再从无权的移民群体的消极适应出发，而是将不同的种族、文化和社会集团对美国社会积极、丰富的影响置于这种移民研究的前景之中。于是，“文化移入”的新术语取代了那些“同化”、“适应”的陈旧单轨式概念，并阐明了这一彼此丰富和变化的充满活力的进程。
1960年代末，对纳粹统治时期文化流亡史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部分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流亡科学家和美国本土派学者也参与到这场“文化移入”的研究中。这一时期出版的论著表明，（注：其代表作Laura Fermi, Illustrious Immigrant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from Europe, 1933—1941, Chicago, 1968;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eds. ) ,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 Cambridge, 1969. ）人们开始对1930年代的这场从德国到美国的“文化移入”的具体细节发生了兴趣，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到这场“文化移入”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和推动作用。然而，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美国本土派学者遇到了困难，“因为他们过去只是力图对流亡科学家与美国的一体化做一种系统性的概括，而现在不得不承认，这种工作只涉及极为有限的视觉范围。而他们过于缺乏欧洲背景知识，这就使他们几乎无法理解由这些流亡科学家带给美国的知识观念与传统。”（注：Charles J. Wetzel, The American Rescue of Refugee Scholars and Scientists from Europe, 1933—1945, Madison, 1964. ）
最能为这种“文化移入”研究提供欧洲背景知识的显然是联邦德国的学术界。联邦德国的现代史研究曾在战后经历过一段长达约20年的相对沉寂期，直到1960年代中期，尤其当与纳粹政权完全无染而“历史清白”的新一代现代史专家成长起来后，一场对德意志历史的反思运动才真正地开展起来。但是，联邦德国学术界只是在对纳粹德国迫犹政策的研究中，附带地涉及犹太流亡科学家问题，在此，他们主要关注的是纳粹种族主义政策之下的文化清洗与驱逐问题。尽管这对于探讨纳粹德国反犹太知识分子政策的动机以及流亡科学家的出逃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这种研究仍然不足以清晰描绘犹太知识精英的这场文化转移的整体性图景。
由于这些矛盾与缺陷，1970年代以后，联邦德国和美国学术界之间开始了日益广泛的交流。一批来自联邦德国的新一代历史学家、社会史专家与科学史专家，带着他们在德国和欧洲各国图书馆和档案馆中收集到的宝贵资料前往美国，并在利用美国当年的援助委员会、基金会以及大学、学院提供的流亡科学家名单和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开始对这场文化转移进行系统性的研究。与此同时，美国的新一代学者，尤其是当年流亡者中的第二代人，也前往联邦德国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活动。这种跨大西洋的学术交往，无疑深化了这一问题的研究。
由于许多当年的流亡科学家陆续去世，且只留下了很少的回忆录，而这类著作本应向人们介绍这场文化转移的具体细节以及它对美国科学、文化的影响，现在反倒成了秘密。（注：H. Stuart Hughes, The Sea Change. The Migration of Social Thought, 1930—1945, New York, 1975, p. 1. ）因此1980年代以来，两国的历史学家、社会史专家、科学史专家开始投入到一场“抢救历史”的行动之中。他们通过寻找、采访当事人以及他们的后代，推动了传记史、口述史以及“流亡社会学”的发展，以至于国际学术界对这场文化转移的研究在今天已变成了一个专门性的学科领域。各类文化流亡者名单的公布，各种相关人物传记作品的问世，各种对当事人及其后代的访谈录的出版，大量日益接近精确的有关流亡科学家的人数、规模、结构、出版物方面的数量分析，以及对流亡科学家在各具体学科中的贡献与影响的研究，（注：涉及这些方面的重要著作有：由慕尼黑当代史研究所与纽约犹太移民研究基金会合编的涉及流亡世界各国的所有犹太知识精英的Biographisches Handbuch der deutschsprachigen Emigration nach 1933, hg. vom 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 München und der Research Foundation for Jewish Immigration, New York, Bd. Ⅰ, 1980. Bd. Ⅱ, 1983. Bd. Ⅲ, 1983; Hajo Funke, Die andere Erinnerung. Gespr
che mit jüdischen Wissenschaftlern im Exil, Frankfurt am Main, 1989; Horst Mller, Exodus der Kultur, Schriftsteller, Wissenschaftler und Künstler in der Emigration nach 1933, München, 1984; Helmut F. Pfanner( ed. ) , Kulturelle Wechselbeziehungen im Exil, Exile across Cultures, Bonn, 1986; Jarrell C. Jackman and Carla M. Borden( eds. ) , The Muses Flee Hitler, Cultural Transfer and Adaptation, 1930—1945, Washington, D. C. 1983. ）使这一专门性领域所涉及的问题，早已不再是流亡科学家个人的命运和他们与客居国的一体化问题，而是这场文化转移对美国成为世界科学、文化中心的影响和意义。
然而，当今中国学术界对如此重要问题的研究几乎无人问津，只有少数自然科学史专家在研究诸如爱因斯坦等著名科学家的生涯时才有所涉及，远远没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透视这场文化转移的意义。笔者相信，通过对历史资料和相关著作的解读，将有助于加深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从而强化对这一时代的深层次理解。
一 纳粹德国文化清洗运动及其规模
1933年4月7日是人类教育与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黑暗的日子。这一天，刚刚被兴登堡总统扶上台两个多月的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根据3月23日《授权法》赋予他颁布法律的权力，以政治或种族原因为由，颁布了所谓《重设公职人员法》(Gesetz zur Wiederherstellung des Berufsbeamtentums)，宣布解聘所有与纳粹主义原则不相符合的公职人员，具体条文如下：“1. 凡属共产党或共产主义辅助性组织的成员；2. 凡在未来有可能从事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共产主义性质活动的人；3. 凡在迄今为止的活动中不能证明自身会随时、无保留地支持这个民族国家的人；4. 凡属非雅利安血统者；这样的公职人员都将解聘。”（注：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Berlin, 1955, p. 11. ）与此同时，在兴登堡总统的直接干预下，该法还宣布了三项例外条款，即“非雅利安血统者中，只有三种人能免于解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线战士、1914年8月1日以前就在为国家服务的公职人员，或是一战中阵亡将士的父亲或儿子。”（注：所谓“非雅利安血统者”指凡其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有一人是“非雅利安人”者，它首先是针对“犹太人”、“1/2犹太人”或“1/4犹太人”的。《重设公职人员法》中会出现有关“非雅利安血统者”的三项例外条款，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由于犹太人的组织“全国犹太人前线士兵联盟”通过老元帅冯·马肯森劝说兴登堡总统对希特勒直接进行干预，兴登堡总统也同意对《重设公职人员法》的涉及范围进行限制，而希特勒的统治地位当时并没有得到确保，在某些方面还需显示出对总统的迎合态度；二是由于希特勒是一直相信那种诽谤犹太人的宣传的，即绝大多数犹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都是“逃避工作的人”和“躲在后方的猪猡”，以至于他认为这些例外条款只会涉及很少的犹太前线士兵，因而同意了这三项例外条款。然而“在这部法律颁布后却表明，由于这三项例外条款，仍有相当多的犹太人还能在他们的职业上继续工作几年。”参见Avraham Barkai, Vom Boykott zur Entjudeng, Der Wirtschaftliche Existenzkampf der Juden im Dritten Reich, 1933—1943, Frankfurt am main, 1987, p. 36. ）由于德国的大学教师过去一直属于在专业上进行自我管理并拥有法定资格的部属公职人员，因此，这场针对德国公职人员的“一体化”运动，在大学校园中也就体现为一场驱逐有犹太血统的、有民主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文化清洗运动。
当大量科学家遭到解聘时，所有的德国大学却在4月22日向希特勒政府表达了集体的忠诚。这份在德国教育与科学发展史上最令人蒙羞的《德意志大学对阿道夫·希特勒以及纳粹主义国家的表白书》中写着：“这个民族的阳光再度照亮了自己。我们将建设和扩展伟大的元首所开创的事业，并全心全意地追随这个新的国家……我们已经宣布与那种没有土地和权力的思想神话脱离，我们看到了这种哲学的末日……我们认识到：维护我们民族科学的意志在未来将会被记载下来：这场纳粹主义革命不仅体现为一个不断成长起来的政党对现存权力的接管，而且这场革命将给我们德意志的存在带来全面的、翻天覆地的彻底变革！”（注：Bekenntnis der Professoren an den deutschen Universitten und Hochschulen zu Adolf Hitler und de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Staat, Dresden, 1933, pp. 9, 14, 28. ）
在这种氛围中，德国的大学上演着一幕幕摧残文化的丑剧。其中最令人难忘的一幕发生在1933年5月10日夜晚：在柏林歌剧院广场上，纳粹德国人民教育与宣传部长戈培尔亲自到场，主持了一场“对一个世纪的德国文化实施的火刑”。（注：Jarrell. C. Jackman and Carla M. Borden, The Muses Flee Hitler, Cultural Transfer and Adaptation, 1930—1945, Washington, 1983, p. 38. ）在这场“焚书运动”中，狂热的柏林大学学生将一大批代表“非雅利安精神”的书籍扔进了火堆。这批书籍的作者包括从海涅、马克思、伯恩斯坦到普罗伊斯、拉特瑙；从爱因斯坦、弗洛伊德、卡夫卡到凯塞尔、克劳斯、雷马克、黑塞；从托马斯·曼、海因里希·曼到巴拉赫、布洛赫、赫夫曼斯塔、楚克迈尔、韦弗尔、布雷希特、奥策茨基、图霍尔斯基。短短几个月内，有近3000种书籍被列为禁书，并被从全国所有的公共图书馆中清除。焚书与清洗运动显示出纳粹党徒对人类理性成就的公开蔑视，更使人想起德国大诗人海涅的那句名言：“哪里有人在烧书，哪里最后就烧人！”（注：Trosten Krner, Die Geschichte des Dritten Reiches, Frankfurt am Main, 2000, p. 159. ）
这场从大学校园开始的驱逐犹太知识分子的运动蔓延到所有的文化领域。1933年9月22日帝国文化委员会的成立以及10月4日《主编法》的颁布，使戏剧、造型艺术、音乐、出版、广播、电影、新闻领域里的“非雅利安人”遭到了驱逐。1934年8月2日兴登堡总统去世后，希特勒成为了至高无上的德国统治者，清除犹太人影响的行动继续升级。1935年9月15日颁布的《纽伦堡法》，彻底剥夺了所有犹太人的公民权，并禁止犹太人与雅利安人通婚。为贯彻该法，纳粹政权于同年11月4日下令废除了两年前《重设公职人员法》中的那三项例外条款。当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被尽数逐出校园时，也就标志着德国犹太人在公共文化中影响的最后终结。
在这场以种族和政治迫害为背景的文化清洗运动开始之初，诺贝尔奖得主、著名物理学家马克斯·冯·劳尔(Max von Laue)曾经勇敢地站出来，向纳粹当局抗议这场清洗运动给德国科学造成的损害。但是，希特勒是这样回答他的：“即使是为了科学，我们的民族政策也不会因此而撤销或改变。如果驱逐犹太科学家意味着现代德国科学的毁灭，那就让我们在以后的岁月里，在没有科学的状况下，推行我们的民族政策吧！”（注：Edward Y. Hartshorne, The German Universities and National Socialism, Cambridge, 1937, p. 112. ）
这场始于德国大专院校中的文化清洗运动，给德国的科学带来了巨大损失。历史统计数字清楚地显示出德国科学潜能上的损失。
第一场决定性的解聘潮发生于1933—1934年冬季学期以前，一年之内总共解聘了1145名大学教师，其中有313名正教授，109名额外教授，284名非公职性的额外教授，75名荣誉教授，322名编外讲师，11名练习课和外语课讲师，13名临时委托性的代理讲师和18名尚未被正式确立职位的人，占这一时期整个教师队伍7116人中的16.09％。在文化清洗运动来临之前，德国大学的各类正教授与额外教授总计为4482人，而首场解聘潮就涉及各类教授781名，即占整个教授集团的17.4％以上。（注：Ibid. , p. 92. ）
第二场解聘潮发生于1935年9月15日《纽伦堡法》颁布后的一年中。到1936年9月，又至少有494名科学家遭到解聘，这些人是因1933年4月法律的例外条款而暂时保留在大专院校中的“非雅利安学者”，以至于从1933年4月至1936年9月，德国大学中被解聘的科学家总数达到了1639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正教授或额外教授，其专业领域分布如下：自然科学家497人(其中化学家165人，物理学家124人)；医学家459人；社会科学家392人(其中经济学家148人，法学家112人，历史学家53人，社会学家40人，心理学家27人，教育学家12人)；人文科学家291人(其中语言学家101人，艺术史专家62人，哲学家55人)。至此，解聘率上升到当时所有师资力量的33％以上。（注：Claus-Dieter Krohn, Wissenschaft im Exil, Deutsche Sozial-und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er in den USA und di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Frankfurt am Main, 1987, p. 19. ）
第三场解聘潮发生于1937年1月26日颁布《德意志公职人员法》之后。到1938年初，在解聘了160多名“拥有非德意志配偶或非同种类配偶”的教师后，遭到驱逐的科学家已高达1800人，（注：Ibid. , p. 23. ）至此，德意志高校教师队伍的损失达到了39％，其中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的损失达到47％，远远超过了平均率，他们所在的学科也成为损失最大的学科。（注：Christian von Ferber, Die Entwicklung des Lehrkrpers der deutschen Universit
ten und Hochschulen, 1864—1954, Gttingen, 1956, p. 143. ）而在1938年3月吞并了奥地利后，同样的厄运也立即降临到400多名有犹太血统或有犹太配偶的奥地利科学家头上。到1939年整个纳粹德国大学教师岗位中的45％，已被纳粹党内不学无术的党棍们占领。（注：这45％的岗位中还包括正常死亡和退休者留下的空位，但接替这些岗位的，不是过去科学接班人队伍中的编外讲师，而是纳粹党的党干部。参见Horst Mller, op. cit. , pp. 41—42. ）
从根本上讲，这些遭到解聘的科学家今后只有三种可能：完全改变职业、“内心流亡”、“肉体流亡”。对于遭到解聘的非犹太科学家来说，不同学科的人之间是有区别的。那些因为有犹太血统的配偶而失去大学岗位的化学家、物理学家等专家，只要不在政治上招惹是非、出头露面，不从原则上对政权表示怀疑，还有在工业或其他经济部门中从事工作的可能。
而那些非犹太的人文、社会科学家，由于缺乏实践和实际技能等，遇到了更大的困难。在“内心流亡”的情形下，环境的对抗性迫使他们与这个社会分离。在不能参与公开的科学活动的同时，他们抵抗着政治上的压力，在孤立和秘密中继续着他们的科学活动。然而，“他们已经脱离了自己所熟悉的生活方式，迄今为止的科学和教育功能已被剥夺，过去与学生的接触、与同事的交流也被截断，因此，经济上的拮据，不可信任的环境，内心感受到的那种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和精神空气深深的敌意，是属于这些在‘内心流亡’中生活的原大学教师们的”。（注：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p. 13. ）纳粹极权独裁通过教育与宣传对私人生活的渗透越深，研究者个人的孤立化就越是尖锐。对政治事件的厌恶耗尽了他们的精力，这种精力在正常情况下本来是应该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结出丰硕果实的。总之，“内心流亡”实际上窒息了精神生产，“内心流亡者”的书桌是空的，没有手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纳粹时代没有真正知识分子的作品。（注：Rex Crawford, The Cultural Migration, Philadelphia, 1953, p. 12. ）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场文化清洗运动主要针对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他们占所有被驱逐者的90％以上。对他们而言，在社会上寻找其他工作的可能性基本是不存在的，其中的大多数人只能靠犹太人的社团组织提供的临时资助过着“内心流亡”的生活。（注：Kurt Düwell, Angela Genger, Kerstin Griese, Falk Wiesemann, Vertreibung jüdischer Künstler und Wissenschaftler aus Düsseldorf, 1933—1945, Düsseldorf, 1998, p. 8. ）尤其在1938年11月9日“帝国水晶之夜”后，当极为有限的“内心流亡”可能性也丧失时，他们除了逃离这个国家，没有别的选择。同样的局势也摆在极少数非犹太的、坚持民主思想的、过去积极参与政治并遭到解聘的人文、社会科学家面前，因为纳粹政权是同样将这些人视为敌人进行迫害的。因此，对于这两类人来说，要想求生，最后就只剩下“肉体流亡”，即流亡国外这一条路了，否则等待他们的就是集中营与死亡。
从这个意义上说，1933年4月开始于德国大学校园中的这场文化清洗运动，本身意味着讲德语的知识难民流亡潮的开端。当然，并非所有受威胁者在1933年都立即理解了局势的严峻性。许多人最初仍然留在德国，并在“内心流亡”中期待着局势能发生逆转，只是到纳粹专制进一步得到巩固后才被迫逃离这个国家。正因为如此，这场知识难民潮伴随着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日益恶化而继续，并在1938年11月“帝国水晶之夜”后达到了高潮。
二 决定科学家流亡方向的基本因素
一份有关1933—1945年间讲德语的流亡科学家的调查表明，在所有2200名遭到驱逐的德、奥科学家中，大约有1400人最后选择了流亡，（注：在德、奥两国中，因配偶问题而遭到驱逐的非犹太科学家约有200多人，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者选择了流亡。逃离纳粹德国的科学家绝大多数是生命受到威胁的有犹太血统的人，但是，遭到驱逐的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当中，除了因各种原因而死亡的人以外，仍有约500多人最后没有流亡出去，他们往往是一些年纪偏大的老教授和老讲师。这些人在1942年1月20日柏林“万湖会议”后，被送往距离布拉格以北60公里的特雷西娅斯塔特“隔都”，在那里，他们与来自欧洲各国没有流亡出去的犹太知识分子一起惨遭杀害，只有极少数侥幸者逃脱了死亡。参见Kurt Ptzold und Erika Schwarz, Tagesordnung, Judenmord. Die Wannsee-Konferenz am 20. Januar 1942, Berlin, 1992, p. 107. ）而他们当中只有约31％的人将美国作为流亡首选国，将其他国家作为流亡首选国的比率为：21％选择了法国，14％选择了英国，11％选择了瑞士，选择意大利和巴勒斯坦的各占6％，还有11％选择了其他国家。（注：Horst Mller, op. cit. , p. 49. ）就是说，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将邻近的欧洲国家作为自己流亡的首选国。
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涉及接受国所能提供的专业岗位的数量，涉及流亡科学家个人的具体条件，同时还涉及他们对整个局势的主观判断，而且，所有这些因素都是混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的。
与一般难民不同，科学家难民的这场流亡能否成功，取决于他们能否继续发挥各自作为研究者和教育者的功能，从根本上讲，取决于接受国能否为他们提供在高校中的工作岗位。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高校，由于其社会等级上的封闭性，民族上的非灵活性，几乎完全退出了高校长期岗位提供者的行列。即使有少部分人流亡科学家，后来通过来自美国方面的资助，被安置在高校的短期岗位上，但从欧洲大陆沦陷的最后结果看来，这些国家只是充当了流亡科学家最初的临时避难所和继续流亡的过境国。因此，真正能接受流亡科学家并能让他们继续发挥研究者和教育者功能的，只有那些独立于国家、在聘用问题上更为自由的英国和美国的大学。在此，两个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是英美两国的大学究竟能创造出多少附加性岗位？二是英美两国的大学与德国的大学在结构和教育理念上有多大的相似性？因为惟有这种相似性才容易接受流亡科学家。
20世纪30年代初，英国“只有16所大学和45603名大学生。到1938—1939年，也不过有50002名大学生。另外，在1935—1936年，英国的大学教师为3504人，到1938—1939年，为3994人。”（注：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p. 35. ）这种高校的不景气以及招生数量的停滞，直接构成了接纳德国流亡科学家最为严重的障碍。此外，英国大学的“民族精英教育理念”也明显地将它与德国的大学区别开来，这种理念将“培养国家领导者”作为其教师义务的首要目标，而纳粹时代以前的德国大学，受洪堡教育思想的影响，是将科学研究放在教师义务的第一位。加之英国大学研究生的招生规模极小，“博士考试和博士头衔直到1918年才开始引入。1930年代初，英国只有2100名研究生在攻读博士学位，这本身也对安置更多数量的德国流亡科学家产生了阻碍作用，因为德国大学教授最主要的讨论课(seminar)教学法历来就是专门为培养研究型人才设计的。”（注：Ernest Barker, Universities in Great Britain, London, 1932, p. 92. ）由此可见，英国只存在着一种缺乏灵活性的、狭窄有限的大学体制。
所有这些并非意味着英国知识分子不准备帮助这些遭到驱逐的德国同行。恰恰相反，他们是最早对这些德国科学家表达同情并进行帮助的。1933年5月1日，在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帮助德国流亡科学家的私人性组织“学者援助委员会(Academic Assistance Council)”。该组织的目的在于：“为德国流亡科学家提供在大学和科学实验室里工作的可能性，以便使他们在英国国内和国外找到永久性位置之前的过渡变得更容易些。”（注：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p. 37. ）该委员会还于5月22日发表了一份由英国思想界的领导者和知名学者联合签署的声明：“我们筹措的款项，将首先用于保证那些遭受驱逐的教师和研究者的生计，并为他们在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中找到工作机会创造条件……我们惟一的目标是减轻苦难，捍卫教育和科学”。（注：Norman Bentwich, The Rescue and Achievement of Refugee Scholars, Den Haag, 1953, p. 10. ）但是，由于英国大学体制上的特点，这种帮助是有限的。它只能提供一些短期性岗位，而不能提供太多的长期性岗位。因此，对流亡科学家来说，英国仍然是首先作为收容港、过境国来发挥作用的。
与其他任何国家相比，美国的高校体制在接受流亡科学家方面显然具有好得多的条件，因为它正处于不断扩张的过程中。“在1899—1900年，美国总人口为7599.4万，只有237592名大学生，总共占18—22岁年轻人中的4.01％。而到50年后的1949—1950年，美国总人口达到15069.7万，大学生的数量已上升到2659024名，即上升到年轻人中的19.27％。研究生的数量以更大的规模增长，它由1890年的2382人增长到1950年的237208人，即增长了大约100倍。”（注：Alex. J. Brumbaugh,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w York, 1948, p. 50. ）这表明，当1930年代初，纳粹政权在德国的大学里疯狂贯彻文化清洗政策时，美国的高校正在经历着一场从精英型教育向普及型教育的过渡。“到1930年，美国已拥有246所各类正规高校，以及总计为27000名授课者组成的教师队伍，其中12000名是教授。”（注：Maurice R. Davie, Refugees in America, New York, 1947, p. 302. ）显然，美国的覆盖整个大陆的高校网络，有着比狭窄、有限的英国高校多得多的空间供流亡科学家填充。
然而，如此之多的美国高校并非都适合德国流亡科学家，在美国的自由学院、职业学院、大学这三种性质不同的高校中，自由学院是一种典型的“美国式创造”，它是整个高等教育事业最为重要的基础，所有的大学和绝大多数职业高校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但是，自由学院整个教学计划的重点放在普通教育上，因此，教师的教学能力通常比丰富的学识更为重要。这就使以德语为母语的流亡科学家很难适应，因为他们更适合指导那些更成熟的研究生，而不是对自由学院大学生的授课。（注：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p. 39. ）另外，重要的学科领域如法学、医学、企业管理等，在德国是作为专门学科而隶属于大学的，而在美国却被组织在职业高等学院中，这些学院或是独立的，或是划归给某大学的。除从事医学和自然科学的学者外，其他流亡科学家在这里很难找到接受的入口，因为这种教育是纯粹实用主义地以一种职业资格考试为目标的，也是排他性地根据职业要求设立的；加之职业要求在所有民族中又都是有区别的，因而对德国流亡科学家从事专业的适应能力提出了挑战。（注：Alex. J. Brumbaugh,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 186. ）
德国流亡科学家一般只有在真正意义上的大学里才感到自己能够胜任，因为大学的核心部分是研究生学院，它是大学国际化的组成部分。尽管绝大多数自由学院和职业学院也隶属于大学，但惟有研究生学院才显示出美、德大学之间最强烈的亲缘关系。自由的科学研究和指导博士生的工作是交给它的，进行这样的工作也才最适合德国流亡科学家，因为他们能在这里以一种类似于德国的方式来进行研究工作。（注：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p. 40. ）但是，美国各高校“学院(college)”或“大学(university)”之类的名称与质量完全无关，这就使德国流亡科学家通常很难正确地判断并寻找到适合他们工作的学校和岗位。因此，辅助性的代理机构的中介作用变得至关重要，而这些代理机构通常与这些高校的财源有关。与德国大学不同，美国高校的财源中，几乎不存在什么公共性或国家性的参与合作，它涉及的是一种纯私人性质的捐款。这样，美国私人性质的基金会对于是否接受某位德国流亡科学家的态度也就变得极为关键。它们往往能独立于国家，并在与高校的合作中奉行一种接受政策。
美国高校体制的多样性、灵活性以及整个高等教育事业的迅速扩张，使得美国在接受德国流亡科学家方面具有最大的现实可能性。但这并不表明每位流亡科学家都会以美国作为流亡首选国，因为流亡科学家的年龄状况、掌握的外语语种和水平、专业上的国际化能力、流亡前的科学接触等这些个人的具体条件，通常决定着他们对流亡方向的选择。
首先，年龄状况在流亡科学家个人流亡方向的选择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几乎所有流亡科学家的口头陈述和文字证词都证明了这一点：“在移入美国时，凡年龄超过40岁的讲师，与他们更年轻的同行相比，总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对于年龄更大的教授来说，如果不具有国际上显赫的名声，流亡往往意味着他们应付变化的适应能力变小了，因为这些人来自过去安稳的地位，而流亡本身意味着与过去的特别激进的决裂”。（注：Donald P. Kent, The Refugee Intellectual, 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Immigrants of 1933—1941, New York, 1953, pp. 86, 208. ）因此，在国际局势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除了那些具有国际声誉的著名科学家外，主动想要流亡到大西洋彼岸美国去的往往是那些更年轻的科学家，而其他人则多选择与德国邻近的欧洲诸国。
其次，流亡科学家个人掌握的外语语种和水平，也对其流亡方向的选择产生影响。例如，如果他能讲英语，就会想流亡到英语空间中去；如果他法语掌握得更好，就会想流亡到法语空间中去；如果他不会外语，就会想流亡到瑞士去，这是很自然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在1933年以前，德国是世界科学、文化的中心，这种“八方来朝”的局面，使绝大多数流亡科学家以前从未想到过要移居海外，也几乎没有、或是根本没有研究过美国。他们既不熟悉美国的日常习俗，也不熟悉它的大学体系，甚至他们当中只有极少的人拥有少量英语知识。（注：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p. 47. ）因此，在面临危局的时刻，更年轻的科学家往往能更快地学习和掌握英语，而年龄更大的人则“不相信自己还有完全从头开始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里使用一种陌生语言的能力”。（注：Trosten Krner, Die Geschichte des Dritten Reiches, p. 121. ）这种态度导致的选择有时甚至是更为关键的。
再者，流亡科学家在专业上的国际化能力也很重要。与人文和社会科学家相比，自然科学家和医学家，由于其专业的国际性，更容易被接受国批准入境，并能获得比前者更为优越的待遇。加上所有的接受国，包括英、美在内，这些领域都远不如德国发达，因而聘用这些不构成职业竞争威胁的人，其阻力要小得多。（注：Jarrell. C. Jackman and Carla M. Borden, The Muses Flee Hitler, Cultural Transfer and Adaptation, 1930—1945, p. 197. ）而人文和社会科学家由于其专业方向极大地依赖于他们的语言能力和民族性，这就几乎不可避免地给他们带来了最初专业上的“失语性”。与社会科学家相比，人文科学家在这方面往往有更多困难需要克服，因为经济学、社会学这类社会科学学科正处于时代发展的交叉口上，也是在经济危机的形势下引起国际学术界普遍重视的学科。这也是为什么自然科学家、医学家甚至社会科学家一般要比人文科学家更容易被接受国、尤其是美国接纳的原因。
另外，流亡前与国际学术界的接触与交流，也对流亡科学家在接受国的选择上产生决定性影响。凡能在1933年以前与国际学术界频繁接触、交往的科学家，大多是那些在学术研究上处于国际前沿、并拥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家，这样的科学家至少通晓一门甚至多门外语，自然成为外国大学最想获取的“抢手货”。例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托马斯·曼(Thomas Mann)等人就属于这样的科学家，他们甚至在外国讲学期间得知希特勒上台时，便立即决定流亡国外，并得到了接受国快速的接纳与热情的欢迎。（注：Kurt Düwell, Angela Genger, Kerstin Griese, Falk Wiesemann, op. cit. , p. 20. ）
流亡方向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流亡科学家对局势的判断。必须承认，并不是每一位后来到达美国的流亡科学家当初都立即下定决心要越过大洋的。因为在希特勒政权的最初年代里，人们关于这个政权大概能维持多长时间的推测，彼此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别。不少人最初甚至相信，“纳粹统治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幽灵，在不远的将来，一场从流亡中的返回是有可能的”。因此“尽管许多人很快认识到流亡的定局，但他们从感情上并不想与德国分离，只是希望能在一个与家乡邻近的国家里，等待流亡生活的立即结束”。他们也并不将自己理解为需要长期离开德国的流亡者(emigranten)，而是将自己理解为有返回希望的流放者(exilanten)，如果选择流亡美国，仅有一种临时性的权宜之计是不够的，因为遥远的美国被他们理解为“不可返回的地点(point of no return)”。（注：Lewis A. Coser, Refugee Scholars in America. Their Impact and Their Experiences, New Haven, 1984, p. 3. ）
更进一步地讲，对于绝大多数德国流亡科学家来说，美国最初也并不处于他们优先选择的理想接受国的位置上，这本身也反映出德国知识精英那种相当普遍的集体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源于他们过去从美国文化中、尤其是1920年代对德国社会“美国化”的厌恶中所感受到的那种“消极魅力”。尽管绝大多数德国流亡科学家几乎都不是保守主义者，而是民主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但是他们并没有在思想上完全接受美国，而是以相当矛盾的心情来看待美国。“一方面，他们对这个没有严格阶级障碍的开放性社会以及美国人的现实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表示钦佩和赞赏，也承认这些能积极地、富有创造性地影响这个社会的活力。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对美国的那种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没有进一步精神需求的物质文化的统治地位持怀疑态度。”（注：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 p. 24. ）这样的矛盾心理也使他们很难在流亡中首先想到要将美国作为首选国。
因此，绝大多数流亡到欧洲邻近国家的德国科学家，只是到晚些时候，特别是在1938年11月“帝国水晶之夜”后，才认识到纳粹主义政权是不会因内部原因而倒台的，也十分勉强地承认一个完全的新开端是必须的，而对于这样一个新开端来说，美国当然能提供最为有利的前景。总之，纳粹德国的对内反犹政策和对外扩张政策越是变得强硬，对一场战争的担忧就越是推动着那些在西欧避难所中生活的人们离开这个旧大陆。这种担忧以及美国接受上的障碍，可以清楚地解释为什么在离开德国与到达美国之间通常需要多年的时间。
三 美国高校“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
1933年4月纳粹德国的《重设公职人员法》出台后，美国《纽约时报》和其他报纸一直在关注和报道德国大学里强行解聘科学家的事件，美国公共舆论表达的政治同情几乎毫无例外地站在被驱逐者一边。5月初，美国思想界的领袖人物之一、纽约国际教育研究所所长斯蒂芬·达根本着“科学与教育没有民族和意识形态界限”的信念，发起并成立了“援助外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1938年4月德国吞并奥地利后，该组织更名为“援助外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目的在于：“挽救那些因纳粹暴政而被从欧洲大学中驱逐出来的学者的知识和研究才能，为美国的科学和教育服务”。（注：Stephen Duggan and Betty Drury, The Rescue of Science and Learning, The Story of the Emergency Committee in Aid of Displaced Foreign Scholars, p. 60. ）7月5日，142位美国大学校长呼吁对流亡的犹太科学家以及天主教徒给予资助。紧接着，7月13日，一个以康奈尔大学校长利文斯通·法兰德(Livingstone Farrand)为主席的“美国大学援助委员会”也宣告成立。由于这些大学都很穷，因此法兰德首先呼吁非大专院校的私人组织和机构给予帮助。（注：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p. 48. ）
“美国大学联盟(American University Union)”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家巴格斯特尔·柯林斯(Bagster Collins)清楚地认识到，这场由纳粹政权发动的文化清洗运动为美国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次良机，因而于1933年10月他亲自前往欧洲进行实地调查。归国后于10月20日给紧急委员会主席斯蒂芬·达根写了一份报告。报告特别谈到了他的担忧：“美国高校对参与这场高质量人才分配的紧迫性的认识，可能会来得太迟”。因为“在此期间，1933年5月在伦敦为拯救德国科学家而成立的‘学者援助委员会’已经显示出极大的现实意义。在当前这场对250名流亡科学家进行的国际性分配中，它已成功地将140名科学家分配给了英国的大学，而被分配到美国的只有43名，他们中的14名到了‘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可供分配的至少还有800人。但是，已有30人被苏黎世成立的德国难民自助组织‘在外国的德意志科学家紧急共同体(Notgemeinschaft deutscher Wissenschaftler im Ausland)’分配到了伊斯坦布尔大学”。（注：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 p. 28. 那些并没有大规模接受德国犹太难民的国家，也能对这场科学流亡产生特别的意义。例如，土耳其的凯末尔政权，就没有对利用外国专家的帮助在各个领域中克服这个国家落后面貌的必要性视而不见。恰恰相反，从1933年到1945年，它总共接受了约200名无家可归的德国科学家。参见Kurt Düwell, Angela Genger, Kerstin Griese, Falk Wiesemann, op. cit. , p. 22. ）
为争取更多流亡科学家前往美国，巴格斯特尔·柯林斯、斯蒂芬·达根、利文斯通·法兰德之间进行了紧急的联系，动员“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以12000名美国大学教授的名义，于1933年12月12日发出了一份针对德国大学中暴政的抗议：“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对美国信奉的自由基本原则受到威胁感到深深的不安……从长远看来，没有这种自由不可能完成高质量高水平的大学工作。因此，本委员会表示坚决的反对。在那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欧洲国家里，首先在德国，它曾经如此长久和令人崇敬地通过特别的保护，体现着教学和研究的自由，这个最高原则现在被牺牲掉了，并被置于政治和其他考虑之下，而这些考虑对于纯粹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来说是无关紧要的。本委员会并不想对无论哪个民族的政治生活或理想发表意见，但从长远来看，科学已经被国际化了，精神生活的条件在任何一个重要国家里都是与每个人的人权联系在一起的。”（注：Stephen Duggan and Betty Drury, op. cit. , p. 182. ）
尽管某些美国科学界的领导人物变得活跃起来，但是直到1935年1月1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安置的447名德国流亡科学家中，只有95人被安置到美国，而且其中只有29人在美国高校中获得了长期固定的岗位。（注：1935年1月1日以前，流亡的德国科学家在大英帝国、法国、荷兰、巴勒斯坦、土耳其、美国获长期岗位者分别为49、3、1、24、37、29人；获有限期岗位者分别为172、40、24、1、1、66人。参见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 p. 23. ）
与英国高校狭窄、有限的体制相比，正在经历着巨大扩张的美国高校体制，为流亡科学家提供的长期固定岗位的数量实在是太少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29人中有14人，即一半左右被安置在“社会研究新学院”，而且这种比例直到1939年战争爆发以后才逐渐发生了变化。（注：Maurice R. Davie, Refugees in America, p. 314. ）“社会研究新学院”只是一所设在纽约的小小的成人高等学院，竟然能在为流亡科学家提供的长期固定岗位中占据几乎一半的份额，这充分说明，当时的美国其他高校采取了多么克制的态度，这种克制态度暴露出美国科学界在接受德意志流亡科学家的问题上显然存在着某些矛盾的倾向。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科学界的领导人通过报刊表达的政治同情，已经为接受德国流亡科学家营造了一种积极的气氛，也唤起了大量完全是非官方的、私人性援助的意愿。而且从传统上讲，德国的教育以及大学体制也一直在美国享有极高的威望。许多美国科学家都曾在作为世界科学和文化中心的德国大学留过学，而且某些美国大学，如霍布金斯大学，就是仿照德国大学的模式建立起来的。不少在德国培养成才的美国科学家，此时成为聘用德国流亡科学家的积极分子。在新政智力启动的背景下，“他们尤其表现出对社会科学理论问题的特别兴趣，而这样的理论问题正是那些在魏玛共和国中体现着现代主义精神的更年轻的德国科学家们热烈讨论的，如今，恰恰这些人最先遭到了纳粹政权的驱逐。”（注：Dietrich Goldschmidt, Transatlantic Influences, History of Mutual Interactions between American and German Education, Albany, 1983, p. 1. ）因此，不少美国科学家看到了接受德国流亡科学家对美国科学发展可能产生的促进作用。
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向孤立主义的撤退决定了美国整个社会的公共舆论。民意测验一再表明，2/3的美国人都反对松动1924年《移民法》中有关移民限额制的规定；再加上民主党内部南方州派别的强大压力，罗斯福总统只有很小的行动余地。在其他国家都对大规模接受德国难民表现出拒绝态度时，罗斯福总统也越来越担心，“如果美国对移民限额制进行松动，必然导致中欧难民更强烈地涌入美国，也会鼓励纳粹德国采取更强硬的手段来反对犹太人和政治上的持不同政见者，甚至会刺激其他国家采取类似的措施”。因此美国有关移民限额的规定一直没有松动，在全世界眼中，“美国对德国流亡者的冷漠是最具有典型性的”。（注：Kurt R. Grossmann, Emigration, Geschichte der Hitler-Flüchtlinge, 1933—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69, p. 9. ）
当然，本着美国传统的移民政策中的“才能优先原则”，1924年《移民法》第四条第四款也做出了这样的规定：“申请移民美国前，担任过任何教会神职人员达两年以上并在入境后继续担任这种职务的移民，或是在学院、研究机构或大学任职的教授及其配偶，以及与其同行或寻求团聚的未满18岁的未婚子女，属于非限额的范围”。（注：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p. 46. ）因此，外国科学家获得入境美国的签证条件是：有一份与美国高校签订的有关工作安排的合同证明，以及一份能证明自身曾在出生国至少从事过某一学科中两年教学工作的证明。但是，孤立主义浪潮同样影响了美国的高校环境。当有多年教学实践经验的科学家并不缺乏时，美国高校便从1920年代末开始实行严格的外聘限额制。社会上那种对来自欧洲的颠覆破坏、渗透活动的担忧也同样在大学里蔓延。1933年以后，首先是那些有日耳曼血统的科学家，尤其是那些在美国中西部小型大学中的日耳曼语言文学家，组成了一个声势不小的反对接受犹太科学家的院外活动集团。直到1935年3月，他们仍然将遭到纳粹政权驱逐的德国高校教师斥为“社会主义的第五纵队”和“国际谅解的捣乱者”。（注：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 p. 29. ）
这种“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怖症”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后果得到了加强，大萧条以及由此引起的失业浪潮在高校职业中也有强烈的反映。大量独立的学院和大学都必须采取重要的节约措施。1930—1933年间，在27000名美国大学教师中，已经解聘了2000多名，几乎占全部大学教师的10％。（注：Maurice R. Davie, Refugees in America, p. 302. ）在这种情况下，凡能避免解聘和减少工资的地方，通常也是缺乏手段来聘用附加性教学力量或创造新岗位的地方。甚至在那些能避免解聘和减薪的地方，德意志竞争者的涌入也是被年轻的讲师视为自己晋升机会的一种威胁来看待的。（注：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p. 49. ）
在高校里，对自身地位的担忧，传统孤立主义的影响，对德国事态发展的无知，汇合成一种混乱的愤慨，并首先在反犹太主义的倾向中找到了表达。例如，1933年5月，当“社会研究新学院”院长阿尔文·约翰逊(Alvin Johnson)向他的同事说明，需要为遭到驱逐的德国科学家建立一所“流亡大学”时，许多人表示不愿给犹太人在美国一个哪怕是最小的机会，而另一些人嘲笑道：“在这些德意志人中寻找一流科学家的期望可能会落空，因为他们绝大多数只是犹太人或社会民主党人。”（注：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 p. 30. ）因此，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甚至在1938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美国那些热情工作的援助组织准备应付第二场大难民潮时，许多美国大学却在有目的地破坏这种努力。一份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发给各大学的“对使用流亡科学家有哪些兴趣？”的调查表，不仅退回的数量大得惊人，而且大多还强调：“我们不认识他们，也不需要他们！”（注：Investigation of Rockefeller Foundation, 10. 9. 1938,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以下简称RFA), Record Group 2, 185/1324. ）
美国高校中的这种反犹主义倾向，或是通过犹太人的外貌，或是通过民族习惯上的差别，或是通过个别流亡者的行为举止来获取认知的。它使许多德国流亡科学家很快认识到自身作为“犹太人”和“外来新移民”的“双重不利条件”。在欧洲，这些流亡科学家受到了肉体上的粗野威胁，而在美国，他们又面临着对人的尊严委婉的拒绝，以至于流亡美国的德国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茨·诺伊曼从自尊的角度出发，认为“德国的反犹太主义比美国还少些。”（注：Lewis A. Coser, Refugee Scholars in America. Their Impact and Their Experiences, p. 71. ）甚至连像詹姆斯·弗兰克(James Franck)这位1925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竟然也被霍布金斯大学的反犹校长、日耳曼语言学家艾塞阿·鲍曼(Isaiah Bowmann)强令逐出校园。（注：Jarrell. C. Jackman and Carla M. Borden, The Muses Flee Hitler, Cultural Transfer and Adaptation, 1930—1945, p. 198. ）由此可见，在美国对流亡科学家的接受，与其说是资金问题，还不如说是日益增长的反犹主义的情绪问题。
许多援助组织出于策略上的考虑，都采取了这种态度：在与其他国家的援助组织达成跨国协定方面保持中立。这种策略考虑竟然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1933年11月在接受经济法专家阿尔图·努斯鲍姆(Arthur Nussbaum)的问题上，就连洛克菲勒基金会驻巴黎办公室的代表特蕾西·B. 基特里奇也认为，必须向那些可能对他感兴趣的美国高校小心翼翼地指出，他“长有相当明显的犹太人的外貌”。（注：Tracy B. Kittredge to Sally H. Walker, 11. 22. 1933, RFA, Record Group 1. 1, 717/113. ）那位1932年才受聘于哈佛大学的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A. 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也曾想到要建立一个临时性的援助组织，以便能为那些受到危及的德国同行做出安排，但由于考虑到哈佛大学里的情绪，他也只能表示“尽可能少地要犹太人”。（注：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 p. 30. ）
这就使人很难断定，是否真实的政治道义感或赢得最优秀人才的国际竞争压力决定了那种资金上的帮助。无论怎样，美国的援助组织，如果不想故意激怒大学中的仇外或反犹情绪，就必须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扮演角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12期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2005年04期第143～164页
【作者简介】李工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武汉 430072）
| 【内容提要】 | 纳粹暴政下的文化清洗运动，使美国知识界的领导人看到了通过接受德国流亡科学家来发展美国科学的良机。他们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美国私人性资助团体一起采取种种措施，化解了美国高校中普遍存在的“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为接受德国流亡科学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纳粹德国战前扩张政策的成功以及战争初期“闪电战”的速胜效应，制造出了事关生死的威胁力，迫使绝大多数德国流亡科学家彻底放弃了继续留在欧洲诸国的幻想，并与来自欧洲沦陷国家的流亡科学家一起，形成了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流亡美国的高文化素质难民潮，从而完成了20世纪世界科学、文化中心最具历史意义的洲际移转。 |
ller, Exodus der Kultur, Schriftsteller, Wissenschaftler und Künstler in der Emigration nach 1933, München, 1984, p. 47. ）值得注意的是，这13万人中包括了遭到纳粹文化清洗运动驱逐的绝大部分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和文化精英，从而使这场向美国的流亡变成了整体性的文化转移。第二次世界大战甫一结束，有关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问题的研究就开始了。那些在美国援助组织中担任过要职的负责人，通过他们的著作，向人们披露了接受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部分内幕。（注：美国“援助外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主席斯蒂芬·达根与他的助手贝蒂·德鲁里合著的《拯救科学与知识，援助外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的故事》(Stephen Duggan and Betty Drury, The Rescue of Science and Learning, The Story of the Emergency Committee in Aid of Displaced Foreign Scholars, New York, 1948)是战后初期这方面最著名的代表作。）这类著作突现的主题是“拯救科学和知识难民”，即使其中提及参与原子弹生产的“曼哈顿计划”中的流亡科学家，也很少涉及他们的具体贡献。而且在战后最初的20年间，由于受旧“熔炉理论”的长期影响，在有关流亡科学家问题的研究上，美国本土派学者仅对这些流亡者与美国社会的“同化问题”感兴趣，关注的也只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适应能力。这种学术倾向，也许对于研究那些在19世纪来到美国的移民是有意义的，因为这类移民绝大多数都很贫穷，并来自落后的欧洲边缘地区，往往属于只受过很少教育的群体，与1933年后来自纳粹德国的犹太难民有所不同，尤其是这些流亡科学家，不仅来自大专院校的学术环境，而且绝大多数都已经确立了牢固的世界观，以至于他们与新大陆社会的一体化问题，仅仅用那种“同化”标准进行描述已显得远远不够了。
事实上早在1952年冬季，一批1933年后流亡美国的有犹太血统的人文、社会科学家和部分当年参与援救工作的积极分子，便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举行了第一次以“文化的迁移”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其内容已开始涉及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对美国的社会科学、神学、心理学、艺术史等领域的影响问题。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茨·诺伊曼(Franz Neumann)果断地批驳了这种“同化理论”的狭隘性。（注：Rex Crawford, The Cultural Migration, Philadelphia, 1953, p. 52. ）
但是，这种“同化理论”的传统观点和思考角度，直到1960年代后期，才真正发生变化。在越南战争引发的公众意识危机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史”的复兴，对美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价值观及其政治影响的探讨，改变了移民研究的理论前提。在此，美国的民权运动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一种新的多元性的理解取代了旧有的“熔炉理论”。它不再从无权的移民群体的消极适应出发，而是将不同的种族、文化和社会集团对美国社会积极、丰富的影响置于这种移民研究的前景之中。于是，“文化移入”的新术语取代了那些“同化”、“适应”的陈旧单轨式概念，并阐明了这一彼此丰富和变化的充满活力的进程。
1960年代末，对纳粹统治时期文化流亡史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部分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流亡科学家和美国本土派学者也参与到这场“文化移入”的研究中。这一时期出版的论著表明，（注：其代表作Laura Fermi, Illustrious Immigrants.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from Europe, 1933—1941, Chicago, 1968; Donald Fleming and Bernard Bailyn( eds. ) , The Intellectual Migration, Europe and America, 1930—1960, Cambridge, 1969. ）人们开始对1930年代的这场从德国到美国的“文化移入”的具体细节发生了兴趣，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到这场“文化移入”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和推动作用。然而，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美国本土派学者遇到了困难，“因为他们过去只是力图对流亡科学家与美国的一体化做一种系统性的概括，而现在不得不承认，这种工作只涉及极为有限的视觉范围。而他们过于缺乏欧洲背景知识，这就使他们几乎无法理解由这些流亡科学家带给美国的知识观念与传统。”（注：Charles J. Wetzel, The American Rescue of Refugee Scholars and Scientists from Europe, 1933—1945, Madison, 1964. ）
最能为这种“文化移入”研究提供欧洲背景知识的显然是联邦德国的学术界。联邦德国的现代史研究曾在战后经历过一段长达约20年的相对沉寂期，直到1960年代中期，尤其当与纳粹政权完全无染而“历史清白”的新一代现代史专家成长起来后，一场对德意志历史的反思运动才真正地开展起来。但是，联邦德国学术界只是在对纳粹德国迫犹政策的研究中，附带地涉及犹太流亡科学家问题，在此，他们主要关注的是纳粹种族主义政策之下的文化清洗与驱逐问题。尽管这对于探讨纳粹德国反犹太知识分子政策的动机以及流亡科学家的出逃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这种研究仍然不足以清晰描绘犹太知识精英的这场文化转移的整体性图景。
由于这些矛盾与缺陷，1970年代以后，联邦德国和美国学术界之间开始了日益广泛的交流。一批来自联邦德国的新一代历史学家、社会史专家与科学史专家，带着他们在德国和欧洲各国图书馆和档案馆中收集到的宝贵资料前往美国，并在利用美国当年的援助委员会、基金会以及大学、学院提供的流亡科学家名单和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开始对这场文化转移进行系统性的研究。与此同时，美国的新一代学者，尤其是当年流亡者中的第二代人，也前往联邦德国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活动。这种跨大西洋的学术交往，无疑深化了这一问题的研究。
由于许多当年的流亡科学家陆续去世，且只留下了很少的回忆录，而这类著作本应向人们介绍这场文化转移的具体细节以及它对美国科学、文化的影响，现在反倒成了秘密。（注：H. Stuart Hughes, The Sea Change. The Migration of Social Thought, 1930—1945, New York, 1975, p. 1. ）因此1980年代以来，两国的历史学家、社会史专家、科学史专家开始投入到一场“抢救历史”的行动之中。他们通过寻找、采访当事人以及他们的后代，推动了传记史、口述史以及“流亡社会学”的发展，以至于国际学术界对这场文化转移的研究在今天已变成了一个专门性的学科领域。各类文化流亡者名单的公布，各种相关人物传记作品的问世，各种对当事人及其后代的访谈录的出版，大量日益接近精确的有关流亡科学家的人数、规模、结构、出版物方面的数量分析，以及对流亡科学家在各具体学科中的贡献与影响的研究，（注：涉及这些方面的重要著作有：由慕尼黑当代史研究所与纽约犹太移民研究基金会合编的涉及流亡世界各国的所有犹太知识精英的Biographisches Handbuch der deutschsprachigen Emigration nach 1933, hg. vom 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 München und der Research Foundation for Jewish Immigration, New York, Bd. Ⅰ, 1980. Bd. Ⅱ, 1983. Bd. Ⅲ, 1983; Hajo Funke, Die andere Erinnerung. Gespr
che mit jüdischen Wissenschaftlern im Exil, Frankfurt am Main, 1989; Horst Mller, Exodus der Kultur, Schriftsteller, Wissenschaftler und Künstler in der Emigration nach 1933, München, 1984; Helmut F. Pfanner( ed. ) , Kulturelle Wechselbeziehungen im Exil, Exile across Cultures, Bonn, 1986; Jarrell C. Jackman and Carla M. Borden( eds. ) , The Muses Flee Hitler, Cultural Transfer and Adaptation, 1930—1945, Washington, D. C. 1983. ）使这一专门性领域所涉及的问题，早已不再是流亡科学家个人的命运和他们与客居国的一体化问题，而是这场文化转移对美国成为世界科学、文化中心的影响和意义。然而，当今中国学术界对如此重要问题的研究几乎无人问津，只有少数自然科学史专家在研究诸如爱因斯坦等著名科学家的生涯时才有所涉及，远远没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透视这场文化转移的意义。笔者相信，通过对历史资料和相关著作的解读，将有助于加深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从而强化对这一时代的深层次理解。
一 纳粹德国文化清洗运动及其规模
1933年4月7日是人类教育与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黑暗的日子。这一天，刚刚被兴登堡总统扶上台两个多月的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根据3月23日《授权法》赋予他颁布法律的权力，以政治或种族原因为由，颁布了所谓《重设公职人员法》(Gesetz zur Wiederherstellung des Berufsbeamtentums)，宣布解聘所有与纳粹主义原则不相符合的公职人员，具体条文如下：“1. 凡属共产党或共产主义辅助性组织的成员；2. 凡在未来有可能从事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共产主义性质活动的人；3. 凡在迄今为止的活动中不能证明自身会随时、无保留地支持这个民族国家的人；4. 凡属非雅利安血统者；这样的公职人员都将解聘。”（注：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Berlin, 1955, p. 11. ）与此同时，在兴登堡总统的直接干预下，该法还宣布了三项例外条款，即“非雅利安血统者中，只有三种人能免于解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线战士、1914年8月1日以前就在为国家服务的公职人员，或是一战中阵亡将士的父亲或儿子。”（注：所谓“非雅利安血统者”指凡其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有一人是“非雅利安人”者，它首先是针对“犹太人”、“1/2犹太人”或“1/4犹太人”的。《重设公职人员法》中会出现有关“非雅利安血统者”的三项例外条款，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由于犹太人的组织“全国犹太人前线士兵联盟”通过老元帅冯·马肯森劝说兴登堡总统对希特勒直接进行干预，兴登堡总统也同意对《重设公职人员法》的涉及范围进行限制，而希特勒的统治地位当时并没有得到确保，在某些方面还需显示出对总统的迎合态度；二是由于希特勒是一直相信那种诽谤犹太人的宣传的，即绝大多数犹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都是“逃避工作的人”和“躲在后方的猪猡”，以至于他认为这些例外条款只会涉及很少的犹太前线士兵，因而同意了这三项例外条款。然而“在这部法律颁布后却表明，由于这三项例外条款，仍有相当多的犹太人还能在他们的职业上继续工作几年。”参见Avraham Barkai, Vom Boykott zur Entjudeng, Der Wirtschaftliche Existenzkampf der Juden im Dritten Reich, 1933—1943, Frankfurt am main, 1987, p. 36. ）由于德国的大学教师过去一直属于在专业上进行自我管理并拥有法定资格的部属公职人员，因此，这场针对德国公职人员的“一体化”运动，在大学校园中也就体现为一场驱逐有犹太血统的、有民主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文化清洗运动。
当大量科学家遭到解聘时，所有的德国大学却在4月22日向希特勒政府表达了集体的忠诚。这份在德国教育与科学发展史上最令人蒙羞的《德意志大学对阿道夫·希特勒以及纳粹主义国家的表白书》中写着：“这个民族的阳光再度照亮了自己。我们将建设和扩展伟大的元首所开创的事业，并全心全意地追随这个新的国家……我们已经宣布与那种没有土地和权力的思想神话脱离，我们看到了这种哲学的末日……我们认识到：维护我们民族科学的意志在未来将会被记载下来：这场纳粹主义革命不仅体现为一个不断成长起来的政党对现存权力的接管，而且这场革命将给我们德意志的存在带来全面的、翻天覆地的彻底变革！”（注：Bekenntnis der Professoren an den deutschen Universit
ten und Hochschulen zu Adolf Hitler und dem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Staat, Dresden, 1933, pp. 9, 14, 28. ）在这种氛围中，德国的大学上演着一幕幕摧残文化的丑剧。其中最令人难忘的一幕发生在1933年5月10日夜晚：在柏林歌剧院广场上，纳粹德国人民教育与宣传部长戈培尔亲自到场，主持了一场“对一个世纪的德国文化实施的火刑”。（注：Jarrell. C. Jackman and Carla M. Borden, The Muses Flee Hitler, Cultural Transfer and Adaptation, 1930—1945, Washington, 1983, p. 38. ）在这场“焚书运动”中，狂热的柏林大学学生将一大批代表“非雅利安精神”的书籍扔进了火堆。这批书籍的作者包括从海涅、马克思、伯恩斯坦到普罗伊斯、拉特瑙；从爱因斯坦、弗洛伊德、卡夫卡到凯塞尔、克劳斯、雷马克、黑塞；从托马斯·曼、海因里希·曼到巴拉赫、布洛赫、赫夫曼斯塔、楚克迈尔、韦弗尔、布雷希特、奥策茨基、图霍尔斯基。短短几个月内，有近3000种书籍被列为禁书，并被从全国所有的公共图书馆中清除。焚书与清洗运动显示出纳粹党徒对人类理性成就的公开蔑视，更使人想起德国大诗人海涅的那句名言：“哪里有人在烧书，哪里最后就烧人！”（注：Trosten K
rner, Die Geschichte des Dritten Reiches, Frankfurt am Main, 2000, p. 159. ）这场从大学校园开始的驱逐犹太知识分子的运动蔓延到所有的文化领域。1933年9月22日帝国文化委员会的成立以及10月4日《主编法》的颁布，使戏剧、造型艺术、音乐、出版、广播、电影、新闻领域里的“非雅利安人”遭到了驱逐。1934年8月2日兴登堡总统去世后，希特勒成为了至高无上的德国统治者，清除犹太人影响的行动继续升级。1935年9月15日颁布的《纽伦堡法》，彻底剥夺了所有犹太人的公民权，并禁止犹太人与雅利安人通婚。为贯彻该法，纳粹政权于同年11月4日下令废除了两年前《重设公职人员法》中的那三项例外条款。当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被尽数逐出校园时，也就标志着德国犹太人在公共文化中影响的最后终结。
在这场以种族和政治迫害为背景的文化清洗运动开始之初，诺贝尔奖得主、著名物理学家马克斯·冯·劳尔(Max von Laue)曾经勇敢地站出来，向纳粹当局抗议这场清洗运动给德国科学造成的损害。但是，希特勒是这样回答他的：“即使是为了科学，我们的民族政策也不会因此而撤销或改变。如果驱逐犹太科学家意味着现代德国科学的毁灭，那就让我们在以后的岁月里，在没有科学的状况下，推行我们的民族政策吧！”（注：Edward Y. Hartshorne, The German Universities and National Socialism, Cambridge, 1937, p. 112. ）
这场始于德国大专院校中的文化清洗运动，给德国的科学带来了巨大损失。历史统计数字清楚地显示出德国科学潜能上的损失。
第一场决定性的解聘潮发生于1933—1934年冬季学期以前，一年之内总共解聘了1145名大学教师，其中有313名正教授，109名额外教授，284名非公职性的额外教授，75名荣誉教授，322名编外讲师，11名练习课和外语课讲师，13名临时委托性的代理讲师和18名尚未被正式确立职位的人，占这一时期整个教师队伍7116人中的16.09％。在文化清洗运动来临之前，德国大学的各类正教授与额外教授总计为4482人，而首场解聘潮就涉及各类教授781名，即占整个教授集团的17.4％以上。（注：Ibid. , p. 92. ）
第二场解聘潮发生于1935年9月15日《纽伦堡法》颁布后的一年中。到1936年9月，又至少有494名科学家遭到解聘，这些人是因1933年4月法律的例外条款而暂时保留在大专院校中的“非雅利安学者”，以至于从1933年4月至1936年9月，德国大学中被解聘的科学家总数达到了1639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正教授或额外教授，其专业领域分布如下：自然科学家497人(其中化学家165人，物理学家124人)；医学家459人；社会科学家392人(其中经济学家148人，法学家112人，历史学家53人，社会学家40人，心理学家27人，教育学家12人)；人文科学家291人(其中语言学家101人，艺术史专家62人，哲学家55人)。至此，解聘率上升到当时所有师资力量的33％以上。（注：Claus-Dieter Krohn, Wissenschaft im Exil, Deutsche Sozial-und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er in den USA und di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Frankfurt am Main, 1987, p. 19. ）
第三场解聘潮发生于1937年1月26日颁布《德意志公职人员法》之后。到1938年初，在解聘了160多名“拥有非德意志配偶或非同种类配偶”的教师后，遭到驱逐的科学家已高达1800人，（注：Ibid. , p. 23. ）至此，德意志高校教师队伍的损失达到了39％，其中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的损失达到47％，远远超过了平均率，他们所在的学科也成为损失最大的学科。（注：Christian von Ferber, Die Entwicklung des Lehrk
rpers der deutschen Universitten und Hochschulen, 1864—1954, Gttingen, 1956, p. 143. ）而在1938年3月吞并了奥地利后，同样的厄运也立即降临到400多名有犹太血统或有犹太配偶的奥地利科学家头上。到1939年整个纳粹德国大学教师岗位中的45％，已被纳粹党内不学无术的党棍们占领。（注：这45％的岗位中还包括正常死亡和退休者留下的空位，但接替这些岗位的，不是过去科学接班人队伍中的编外讲师，而是纳粹党的党干部。参见Horst Mller, op. cit. , pp. 41—42. ）从根本上讲，这些遭到解聘的科学家今后只有三种可能：完全改变职业、“内心流亡”、“肉体流亡”。对于遭到解聘的非犹太科学家来说，不同学科的人之间是有区别的。那些因为有犹太血统的配偶而失去大学岗位的化学家、物理学家等专家，只要不在政治上招惹是非、出头露面，不从原则上对政权表示怀疑，还有在工业或其他经济部门中从事工作的可能。
而那些非犹太的人文、社会科学家，由于缺乏实践和实际技能等，遇到了更大的困难。在“内心流亡”的情形下，环境的对抗性迫使他们与这个社会分离。在不能参与公开的科学活动的同时，他们抵抗着政治上的压力，在孤立和秘密中继续着他们的科学活动。然而，“他们已经脱离了自己所熟悉的生活方式，迄今为止的科学和教育功能已被剥夺，过去与学生的接触、与同事的交流也被截断，因此，经济上的拮据，不可信任的环境，内心感受到的那种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和精神空气深深的敌意，是属于这些在‘内心流亡’中生活的原大学教师们的”。（注：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p. 13. ）纳粹极权独裁通过教育与宣传对私人生活的渗透越深，研究者个人的孤立化就越是尖锐。对政治事件的厌恶耗尽了他们的精力，这种精力在正常情况下本来是应该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结出丰硕果实的。总之，“内心流亡”实际上窒息了精神生产，“内心流亡者”的书桌是空的，没有手稿，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纳粹时代没有真正知识分子的作品。（注：Rex Crawford, The Cultural Migration, Philadelphia, 1953, p. 12. ）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场文化清洗运动主要针对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他们占所有被驱逐者的90％以上。对他们而言，在社会上寻找其他工作的可能性基本是不存在的，其中的大多数人只能靠犹太人的社团组织提供的临时资助过着“内心流亡”的生活。（注：Kurt Düwell, Angela Genger, Kerstin Griese, Falk Wiesemann, Vertreibung jüdischer Künstler und Wissenschaftler aus Düsseldorf, 1933—1945, Düsseldorf, 1998, p. 8. ）尤其在1938年11月9日“帝国水晶之夜”后，当极为有限的“内心流亡”可能性也丧失时，他们除了逃离这个国家，没有别的选择。同样的局势也摆在极少数非犹太的、坚持民主思想的、过去积极参与政治并遭到解聘的人文、社会科学家面前，因为纳粹政权是同样将这些人视为敌人进行迫害的。因此，对于这两类人来说，要想求生，最后就只剩下“肉体流亡”，即流亡国外这一条路了，否则等待他们的就是集中营与死亡。
从这个意义上说，1933年4月开始于德国大学校园中的这场文化清洗运动，本身意味着讲德语的知识难民流亡潮的开端。当然，并非所有受威胁者在1933年都立即理解了局势的严峻性。许多人最初仍然留在德国，并在“内心流亡”中期待着局势能发生逆转，只是到纳粹专制进一步得到巩固后才被迫逃离这个国家。正因为如此，这场知识难民潮伴随着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日益恶化而继续，并在1938年11月“帝国水晶之夜”后达到了高潮。
二 决定科学家流亡方向的基本因素
一份有关1933—1945年间讲德语的流亡科学家的调查表明，在所有2200名遭到驱逐的德、奥科学家中，大约有1400人最后选择了流亡，（注：在德、奥两国中，因配偶问题而遭到驱逐的非犹太科学家约有200多人，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者选择了流亡。逃离纳粹德国的科学家绝大多数是生命受到威胁的有犹太血统的人，但是，遭到驱逐的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当中，除了因各种原因而死亡的人以外，仍有约500多人最后没有流亡出去，他们往往是一些年纪偏大的老教授和老讲师。这些人在1942年1月20日柏林“万湖会议”后，被送往距离布拉格以北60公里的特雷西娅斯塔特“隔都”，在那里，他们与来自欧洲各国没有流亡出去的犹太知识分子一起惨遭杀害，只有极少数侥幸者逃脱了死亡。参见Kurt P
tzold und Erika Schwarz, Tagesordnung, Judenmord. Die Wannsee-Konferenz am 20. Januar 1942, Berlin, 1992, p. 107. ）而他们当中只有约31％的人将美国作为流亡首选国，将其他国家作为流亡首选国的比率为：21％选择了法国，14％选择了英国，11％选择了瑞士，选择意大利和巴勒斯坦的各占6％，还有11％选择了其他国家。（注：Horst Mller, op. cit. , p. 49. ）就是说，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将邻近的欧洲国家作为自己流亡的首选国。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涉及接受国所能提供的专业岗位的数量，涉及流亡科学家个人的具体条件，同时还涉及他们对整个局势的主观判断，而且，所有这些因素都是混合在一起发挥作用的。
与一般难民不同，科学家难民的这场流亡能否成功，取决于他们能否继续发挥各自作为研究者和教育者的功能，从根本上讲，取决于接受国能否为他们提供在高校中的工作岗位。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高校，由于其社会等级上的封闭性，民族上的非灵活性，几乎完全退出了高校长期岗位提供者的行列。即使有少部分人流亡科学家，后来通过来自美国方面的资助，被安置在高校的短期岗位上，但从欧洲大陆沦陷的最后结果看来，这些国家只是充当了流亡科学家最初的临时避难所和继续流亡的过境国。因此，真正能接受流亡科学家并能让他们继续发挥研究者和教育者功能的，只有那些独立于国家、在聘用问题上更为自由的英国和美国的大学。在此，两个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是英美两国的大学究竟能创造出多少附加性岗位？二是英美两国的大学与德国的大学在结构和教育理念上有多大的相似性？因为惟有这种相似性才容易接受流亡科学家。
20世纪30年代初，英国“只有16所大学和45603名大学生。到1938—1939年，也不过有50002名大学生。另外，在1935—1936年，英国的大学教师为3504人，到1938—1939年，为3994人。”（注：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p. 35. ）这种高校的不景气以及招生数量的停滞，直接构成了接纳德国流亡科学家最为严重的障碍。此外，英国大学的“民族精英教育理念”也明显地将它与德国的大学区别开来，这种理念将“培养国家领导者”作为其教师义务的首要目标，而纳粹时代以前的德国大学，受洪堡教育思想的影响，是将科学研究放在教师义务的第一位。加之英国大学研究生的招生规模极小，“博士考试和博士头衔直到1918年才开始引入。1930年代初，英国只有2100名研究生在攻读博士学位，这本身也对安置更多数量的德国流亡科学家产生了阻碍作用，因为德国大学教授最主要的讨论课(seminar)教学法历来就是专门为培养研究型人才设计的。”（注：Ernest Barker, Universities in Great Britain, London, 1932, p. 92. ）由此可见，英国只存在着一种缺乏灵活性的、狭窄有限的大学体制。
所有这些并非意味着英国知识分子不准备帮助这些遭到驱逐的德国同行。恰恰相反，他们是最早对这些德国科学家表达同情并进行帮助的。1933年5月1日，在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帮助德国流亡科学家的私人性组织“学者援助委员会(Academic Assistance Council)”。该组织的目的在于：“为德国流亡科学家提供在大学和科学实验室里工作的可能性，以便使他们在英国国内和国外找到永久性位置之前的过渡变得更容易些。”（注：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p. 37. ）该委员会还于5月22日发表了一份由英国思想界的领导者和知名学者联合签署的声明：“我们筹措的款项，将首先用于保证那些遭受驱逐的教师和研究者的生计，并为他们在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中找到工作机会创造条件……我们惟一的目标是减轻苦难，捍卫教育和科学”。（注：Norman Bentwich, The Rescue and Achievement of Refugee Scholars, Den Haag, 1953, p. 10. ）但是，由于英国大学体制上的特点，这种帮助是有限的。它只能提供一些短期性岗位，而不能提供太多的长期性岗位。因此，对流亡科学家来说，英国仍然是首先作为收容港、过境国来发挥作用的。
与其他任何国家相比，美国的高校体制在接受流亡科学家方面显然具有好得多的条件，因为它正处于不断扩张的过程中。“在1899—1900年，美国总人口为7599.4万，只有237592名大学生，总共占18—22岁年轻人中的4.01％。而到50年后的1949—1950年，美国总人口达到15069.7万，大学生的数量已上升到2659024名，即上升到年轻人中的19.27％。研究生的数量以更大的规模增长，它由1890年的2382人增长到1950年的237208人，即增长了大约100倍。”（注：Alex. J. Brumbaugh,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w York, 1948, p. 50. ）这表明，当1930年代初，纳粹政权在德国的大学里疯狂贯彻文化清洗政策时，美国的高校正在经历着一场从精英型教育向普及型教育的过渡。“到1930年，美国已拥有246所各类正规高校，以及总计为27000名授课者组成的教师队伍，其中12000名是教授。”（注：Maurice R. Davie, Refugees in America, New York, 1947, p. 302. ）显然，美国的覆盖整个大陆的高校网络，有着比狭窄、有限的英国高校多得多的空间供流亡科学家填充。
然而，如此之多的美国高校并非都适合德国流亡科学家，在美国的自由学院、职业学院、大学这三种性质不同的高校中，自由学院是一种典型的“美国式创造”，它是整个高等教育事业最为重要的基础，所有的大学和绝大多数职业高校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但是，自由学院整个教学计划的重点放在普通教育上，因此，教师的教学能力通常比丰富的学识更为重要。这就使以德语为母语的流亡科学家很难适应，因为他们更适合指导那些更成熟的研究生，而不是对自由学院大学生的授课。（注：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p. 39. ）另外，重要的学科领域如法学、医学、企业管理等，在德国是作为专门学科而隶属于大学的，而在美国却被组织在职业高等学院中，这些学院或是独立的，或是划归给某大学的。除从事医学和自然科学的学者外，其他流亡科学家在这里很难找到接受的入口，因为这种教育是纯粹实用主义地以一种职业资格考试为目标的，也是排他性地根据职业要求设立的；加之职业要求在所有民族中又都是有区别的，因而对德国流亡科学家从事专业的适应能力提出了挑战。（注：Alex. J. Brumbaugh,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 186. ）
德国流亡科学家一般只有在真正意义上的大学里才感到自己能够胜任，因为大学的核心部分是研究生学院，它是大学国际化的组成部分。尽管绝大多数自由学院和职业学院也隶属于大学，但惟有研究生学院才显示出美、德大学之间最强烈的亲缘关系。自由的科学研究和指导博士生的工作是交给它的，进行这样的工作也才最适合德国流亡科学家，因为他们能在这里以一种类似于德国的方式来进行研究工作。（注：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p. 40. ）但是，美国各高校“学院(college)”或“大学(university)”之类的名称与质量完全无关，这就使德国流亡科学家通常很难正确地判断并寻找到适合他们工作的学校和岗位。因此，辅助性的代理机构的中介作用变得至关重要，而这些代理机构通常与这些高校的财源有关。与德国大学不同，美国高校的财源中，几乎不存在什么公共性或国家性的参与合作，它涉及的是一种纯私人性质的捐款。这样，美国私人性质的基金会对于是否接受某位德国流亡科学家的态度也就变得极为关键。它们往往能独立于国家，并在与高校的合作中奉行一种接受政策。
美国高校体制的多样性、灵活性以及整个高等教育事业的迅速扩张，使得美国在接受德国流亡科学家方面具有最大的现实可能性。但这并不表明每位流亡科学家都会以美国作为流亡首选国，因为流亡科学家的年龄状况、掌握的外语语种和水平、专业上的国际化能力、流亡前的科学接触等这些个人的具体条件，通常决定着他们对流亡方向的选择。
首先，年龄状况在流亡科学家个人流亡方向的选择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几乎所有流亡科学家的口头陈述和文字证词都证明了这一点：“在移入美国时，凡年龄超过40岁的讲师，与他们更年轻的同行相比，总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对于年龄更大的教授来说，如果不具有国际上显赫的名声，流亡往往意味着他们应付变化的适应能力变小了，因为这些人来自过去安稳的地位，而流亡本身意味着与过去的特别激进的决裂”。（注：Donald P. Kent, The Refugee Intellectual, 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Immigrants of 1933—1941, New York, 1953, pp. 86, 208. ）因此，在国际局势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除了那些具有国际声誉的著名科学家外，主动想要流亡到大西洋彼岸美国去的往往是那些更年轻的科学家，而其他人则多选择与德国邻近的欧洲诸国。
其次，流亡科学家个人掌握的外语语种和水平，也对其流亡方向的选择产生影响。例如，如果他能讲英语，就会想流亡到英语空间中去；如果他法语掌握得更好，就会想流亡到法语空间中去；如果他不会外语，就会想流亡到瑞士去，这是很自然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在1933年以前，德国是世界科学、文化的中心，这种“八方来朝”的局面，使绝大多数流亡科学家以前从未想到过要移居海外，也几乎没有、或是根本没有研究过美国。他们既不熟悉美国的日常习俗，也不熟悉它的大学体系，甚至他们当中只有极少的人拥有少量英语知识。（注：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p. 47. ）因此，在面临危局的时刻，更年轻的科学家往往能更快地学习和掌握英语，而年龄更大的人则“不相信自己还有完全从头开始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里使用一种陌生语言的能力”。（注：Trosten K
rner, Die Geschichte des Dritten Reiches, p. 121. ）这种态度导致的选择有时甚至是更为关键的。再者，流亡科学家在专业上的国际化能力也很重要。与人文和社会科学家相比，自然科学家和医学家，由于其专业的国际性，更容易被接受国批准入境，并能获得比前者更为优越的待遇。加上所有的接受国，包括英、美在内，这些领域都远不如德国发达，因而聘用这些不构成职业竞争威胁的人，其阻力要小得多。（注：Jarrell. C. Jackman and Carla M. Borden, The Muses Flee Hitler, Cultural Transfer and Adaptation, 1930—1945, p. 197. ）而人文和社会科学家由于其专业方向极大地依赖于他们的语言能力和民族性，这就几乎不可避免地给他们带来了最初专业上的“失语性”。与社会科学家相比，人文科学家在这方面往往有更多困难需要克服，因为经济学、社会学这类社会科学学科正处于时代发展的交叉口上，也是在经济危机的形势下引起国际学术界普遍重视的学科。这也是为什么自然科学家、医学家甚至社会科学家一般要比人文科学家更容易被接受国、尤其是美国接纳的原因。
另外，流亡前与国际学术界的接触与交流，也对流亡科学家在接受国的选择上产生决定性影响。凡能在1933年以前与国际学术界频繁接触、交往的科学家，大多是那些在学术研究上处于国际前沿、并拥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家，这样的科学家至少通晓一门甚至多门外语，自然成为外国大学最想获取的“抢手货”。例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托马斯·曼(Thomas Mann)等人就属于这样的科学家，他们甚至在外国讲学期间得知希特勒上台时，便立即决定流亡国外，并得到了接受国快速的接纳与热情的欢迎。（注：Kurt Düwell, Angela Genger, Kerstin Griese, Falk Wiesemann, op. cit. , p. 20. ）
流亡方向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流亡科学家对局势的判断。必须承认，并不是每一位后来到达美国的流亡科学家当初都立即下定决心要越过大洋的。因为在希特勒政权的最初年代里，人们关于这个政权大概能维持多长时间的推测，彼此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别。不少人最初甚至相信，“纳粹统治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幽灵，在不远的将来，一场从流亡中的返回是有可能的”。因此“尽管许多人很快认识到流亡的定局，但他们从感情上并不想与德国分离，只是希望能在一个与家乡邻近的国家里，等待流亡生活的立即结束”。他们也并不将自己理解为需要长期离开德国的流亡者(emigranten)，而是将自己理解为有返回希望的流放者(exilanten)，如果选择流亡美国，仅有一种临时性的权宜之计是不够的，因为遥远的美国被他们理解为“不可返回的地点(point of no return)”。（注：Lewis A. Coser, Refugee Scholars in America. Their Impact and Their Experiences, New Haven, 1984, p. 3. ）
更进一步地讲，对于绝大多数德国流亡科学家来说，美国最初也并不处于他们优先选择的理想接受国的位置上，这本身也反映出德国知识精英那种相当普遍的集体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源于他们过去从美国文化中、尤其是1920年代对德国社会“美国化”的厌恶中所感受到的那种“消极魅力”。尽管绝大多数德国流亡科学家几乎都不是保守主义者，而是民主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但是他们并没有在思想上完全接受美国，而是以相当矛盾的心情来看待美国。“一方面，他们对这个没有严格阶级障碍的开放性社会以及美国人的现实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表示钦佩和赞赏，也承认这些能积极地、富有创造性地影响这个社会的活力。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对美国的那种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没有进一步精神需求的物质文化的统治地位持怀疑态度。”（注：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 p. 24. ）这样的矛盾心理也使他们很难在流亡中首先想到要将美国作为首选国。
因此，绝大多数流亡到欧洲邻近国家的德国科学家，只是到晚些时候，特别是在1938年11月“帝国水晶之夜”后，才认识到纳粹主义政权是不会因内部原因而倒台的，也十分勉强地承认一个完全的新开端是必须的，而对于这样一个新开端来说，美国当然能提供最为有利的前景。总之，纳粹德国的对内反犹政策和对外扩张政策越是变得强硬，对一场战争的担忧就越是推动着那些在西欧避难所中生活的人们离开这个旧大陆。这种担忧以及美国接受上的障碍，可以清楚地解释为什么在离开德国与到达美国之间通常需要多年的时间。
三 美国高校“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
1933年4月纳粹德国的《重设公职人员法》出台后，美国《纽约时报》和其他报纸一直在关注和报道德国大学里强行解聘科学家的事件，美国公共舆论表达的政治同情几乎毫无例外地站在被驱逐者一边。5月初，美国思想界的领袖人物之一、纽约国际教育研究所所长斯蒂芬·达根本着“科学与教育没有民族和意识形态界限”的信念，发起并成立了“援助外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1938年4月德国吞并奥地利后，该组织更名为“援助外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目的在于：“挽救那些因纳粹暴政而被从欧洲大学中驱逐出来的学者的知识和研究才能，为美国的科学和教育服务”。（注：Stephen Duggan and Betty Drury, The Rescue of Science and Learning, The Story of the Emergency Committee in Aid of Displaced Foreign Scholars, p. 60. ）7月5日，142位美国大学校长呼吁对流亡的犹太科学家以及天主教徒给予资助。紧接着，7月13日，一个以康奈尔大学校长利文斯通·法兰德(Livingstone Farrand)为主席的“美国大学援助委员会”也宣告成立。由于这些大学都很穷，因此法兰德首先呼吁非大专院校的私人组织和机构给予帮助。（注：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p. 48. ）
“美国大学联盟(American University Union)”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家巴格斯特尔·柯林斯(Bagster Collins)清楚地认识到，这场由纳粹政权发动的文化清洗运动为美国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次良机，因而于1933年10月他亲自前往欧洲进行实地调查。归国后于10月20日给紧急委员会主席斯蒂芬·达根写了一份报告。报告特别谈到了他的担忧：“美国高校对参与这场高质量人才分配的紧迫性的认识，可能会来得太迟”。因为“在此期间，1933年5月在伦敦为拯救德国科学家而成立的‘学者援助委员会’已经显示出极大的现实意义。在当前这场对250名流亡科学家进行的国际性分配中，它已成功地将140名科学家分配给了英国的大学，而被分配到美国的只有43名，他们中的14名到了‘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可供分配的至少还有800人。但是，已有30人被苏黎世成立的德国难民自助组织‘在外国的德意志科学家紧急共同体(Notgemeinschaft deutscher Wissenschaftler im Ausland)’分配到了伊斯坦布尔大学”。（注：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 p. 28. 那些并没有大规模接受德国犹太难民的国家，也能对这场科学流亡产生特别的意义。例如，土耳其的凯末尔政权，就没有对利用外国专家的帮助在各个领域中克服这个国家落后面貌的必要性视而不见。恰恰相反，从1933年到1945年，它总共接受了约200名无家可归的德国科学家。参见Kurt Düwell, Angela Genger, Kerstin Griese, Falk Wiesemann, op. cit. , p. 22. ）
为争取更多流亡科学家前往美国，巴格斯特尔·柯林斯、斯蒂芬·达根、利文斯通·法兰德之间进行了紧急的联系，动员“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以12000名美国大学教授的名义，于1933年12月12日发出了一份针对德国大学中暴政的抗议：“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对美国信奉的自由基本原则受到威胁感到深深的不安……从长远看来，没有这种自由不可能完成高质量高水平的大学工作。因此，本委员会表示坚决的反对。在那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欧洲国家里，首先在德国，它曾经如此长久和令人崇敬地通过特别的保护，体现着教学和研究的自由，这个最高原则现在被牺牲掉了，并被置于政治和其他考虑之下，而这些考虑对于纯粹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来说是无关紧要的。本委员会并不想对无论哪个民族的政治生活或理想发表意见，但从长远来看，科学已经被国际化了，精神生活的条件在任何一个重要国家里都是与每个人的人权联系在一起的。”（注：Stephen Duggan and Betty Drury, op. cit. , p. 182. ）
尽管某些美国科学界的领导人物变得活跃起来，但是直到1935年1月1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安置的447名德国流亡科学家中，只有95人被安置到美国，而且其中只有29人在美国高校中获得了长期固定的岗位。（注：1935年1月1日以前，流亡的德国科学家在大英帝国、法国、荷兰、巴勒斯坦、土耳其、美国获长期岗位者分别为49、3、1、24、37、29人；获有限期岗位者分别为172、40、24、1、1、66人。参见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 p. 23. ）
与英国高校狭窄、有限的体制相比，正在经历着巨大扩张的美国高校体制，为流亡科学家提供的长期固定岗位的数量实在是太少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29人中有14人，即一半左右被安置在“社会研究新学院”，而且这种比例直到1939年战争爆发以后才逐渐发生了变化。（注：Maurice R. Davie, Refugees in America, p. 314. ）“社会研究新学院”只是一所设在纽约的小小的成人高等学院，竟然能在为流亡科学家提供的长期固定岗位中占据几乎一半的份额，这充分说明，当时的美国其他高校采取了多么克制的态度，这种克制态度暴露出美国科学界在接受德意志流亡科学家的问题上显然存在着某些矛盾的倾向。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美国科学界的领导人通过报刊表达的政治同情，已经为接受德国流亡科学家营造了一种积极的气氛，也唤起了大量完全是非官方的、私人性援助的意愿。而且从传统上讲，德国的教育以及大学体制也一直在美国享有极高的威望。许多美国科学家都曾在作为世界科学和文化中心的德国大学留过学，而且某些美国大学，如霍布金斯大学，就是仿照德国大学的模式建立起来的。不少在德国培养成才的美国科学家，此时成为聘用德国流亡科学家的积极分子。在新政智力启动的背景下，“他们尤其表现出对社会科学理论问题的特别兴趣，而这样的理论问题正是那些在魏玛共和国中体现着现代主义精神的更年轻的德国科学家们热烈讨论的，如今，恰恰这些人最先遭到了纳粹政权的驱逐。”（注：Dietrich Goldschmidt, Transatlantic Influences, History of Mutual Interactions between American and German Education, Albany, 1983, p. 1. ）因此，不少美国科学家看到了接受德国流亡科学家对美国科学发展可能产生的促进作用。
但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向孤立主义的撤退决定了美国整个社会的公共舆论。民意测验一再表明，2/3的美国人都反对松动1924年《移民法》中有关移民限额制的规定；再加上民主党内部南方州派别的强大压力，罗斯福总统只有很小的行动余地。在其他国家都对大规模接受德国难民表现出拒绝态度时，罗斯福总统也越来越担心，“如果美国对移民限额制进行松动，必然导致中欧难民更强烈地涌入美国，也会鼓励纳粹德国采取更强硬的手段来反对犹太人和政治上的持不同政见者，甚至会刺激其他国家采取类似的措施”。因此美国有关移民限额的规定一直没有松动，在全世界眼中，“美国对德国流亡者的冷漠是最具有典型性的”。（注：Kurt R. Grossmann, Emigration, Geschichte der Hitler-Flüchtlinge, 1933—1945, Frankfurt am Main, 1969, p. 9. ）
当然，本着美国传统的移民政策中的“才能优先原则”，1924年《移民法》第四条第四款也做出了这样的规定：“申请移民美国前，担任过任何教会神职人员达两年以上并在入境后继续担任这种职务的移民，或是在学院、研究机构或大学任职的教授及其配偶，以及与其同行或寻求团聚的未满18岁的未婚子女，属于非限额的范围”。（注：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p. 46. ）因此，外国科学家获得入境美国的签证条件是：有一份与美国高校签订的有关工作安排的合同证明，以及一份能证明自身曾在出生国至少从事过某一学科中两年教学工作的证明。但是，孤立主义浪潮同样影响了美国的高校环境。当有多年教学实践经验的科学家并不缺乏时，美国高校便从1920年代末开始实行严格的外聘限额制。社会上那种对来自欧洲的颠覆破坏、渗透活动的担忧也同样在大学里蔓延。1933年以后，首先是那些有日耳曼血统的科学家，尤其是那些在美国中西部小型大学中的日耳曼语言文学家，组成了一个声势不小的反对接受犹太科学家的院外活动集团。直到1935年3月，他们仍然将遭到纳粹政权驱逐的德国高校教师斥为“社会主义的第五纵队”和“国际谅解的捣乱者”。（注：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 p. 29. ）
这种“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怖症”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后果得到了加强，大萧条以及由此引起的失业浪潮在高校职业中也有强烈的反映。大量独立的学院和大学都必须采取重要的节约措施。1930—1933年间，在27000名美国大学教师中，已经解聘了2000多名，几乎占全部大学教师的10％。（注：Maurice R. Davie, Refugees in America, p. 302. ）在这种情况下，凡能避免解聘和减少工资的地方，通常也是缺乏手段来聘用附加性教学力量或创造新岗位的地方。甚至在那些能避免解聘和减薪的地方，德意志竞争者的涌入也是被年轻的讲师视为自己晋升机会的一种威胁来看待的。（注：Helge Pross, Die Deutsche Akademische Emigration nach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1933—1941, p. 49. ）
在高校里，对自身地位的担忧，传统孤立主义的影响，对德国事态发展的无知，汇合成一种混乱的愤慨，并首先在反犹太主义的倾向中找到了表达。例如，1933年5月，当“社会研究新学院”院长阿尔文·约翰逊(Alvin Johnson)向他的同事说明，需要为遭到驱逐的德国科学家建立一所“流亡大学”时，许多人表示不愿给犹太人在美国一个哪怕是最小的机会，而另一些人嘲笑道：“在这些德意志人中寻找一流科学家的期望可能会落空，因为他们绝大多数只是犹太人或社会民主党人。”（注：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 p. 30. ）因此，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甚至在1938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美国那些热情工作的援助组织准备应付第二场大难民潮时，许多美国大学却在有目的地破坏这种努力。一份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发给各大学的“对使用流亡科学家有哪些兴趣？”的调查表，不仅退回的数量大得惊人，而且大多还强调：“我们不认识他们，也不需要他们！”（注：Investigation of Rockefeller Foundation, 10. 9. 1938,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以下简称RFA), Record Group 2, 185/1324. ）
美国高校中的这种反犹主义倾向，或是通过犹太人的外貌，或是通过民族习惯上的差别，或是通过个别流亡者的行为举止来获取认知的。它使许多德国流亡科学家很快认识到自身作为“犹太人”和“外来新移民”的“双重不利条件”。在欧洲，这些流亡科学家受到了肉体上的粗野威胁，而在美国，他们又面临着对人的尊严委婉的拒绝，以至于流亡美国的德国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茨·诺伊曼从自尊的角度出发，认为“德国的反犹太主义比美国还少些。”（注：Lewis A. Coser, Refugee Scholars in America. Their Impact and Their Experiences, p. 71. ）甚至连像詹姆斯·弗兰克(James Franck)这位1925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竟然也被霍布金斯大学的反犹校长、日耳曼语言学家艾塞阿·鲍曼(Isaiah Bowmann)强令逐出校园。（注：Jarrell. C. Jackman and Carla M. Borden, The Muses Flee Hitler, Cultural Transfer and Adaptation, 1930—1945, p. 198. ）由此可见，在美国对流亡科学家的接受，与其说是资金问题，还不如说是日益增长的反犹主义的情绪问题。
许多援助组织出于策略上的考虑，都采取了这种态度：在与其他国家的援助组织达成跨国协定方面保持中立。这种策略考虑竟然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1933年11月在接受经济法专家阿尔图·努斯鲍姆(Arthur Nussbaum)的问题上，就连洛克菲勒基金会驻巴黎办公室的代表特蕾西·B. 基特里奇也认为，必须向那些可能对他感兴趣的美国高校小心翼翼地指出，他“长有相当明显的犹太人的外貌”。（注：Tracy B. Kittredge to Sally H. Walker, 11. 22. 1933, RFA, Record Group 1. 1, 717/113. ）那位1932年才受聘于哈佛大学的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A. 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也曾想到要建立一个临时性的援助组织，以便能为那些受到危及的德国同行做出安排，但由于考虑到哈佛大学里的情绪，他也只能表示“尽可能少地要犹太人”。（注：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 p. 30. ）
这就使人很难断定，是否真实的政治道义感或赢得最优秀人才的国际竞争压力决定了那种资金上的帮助。无论怎样，美国的援助组织，如果不想故意激怒大学中的仇外或反犹情绪，就必须在一条狭窄的小路上扮演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