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日本中世纪军国主义探析
——武士、武士道、武家政治与军国主义
娄贵书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12期
【原文出处】《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贵阳)2005年05期第55～60页
【作者简介】娄贵书，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贵州 贵阳 550001)。
【关 键 词】日本/武士/武士道/武家政治/中世纪军国主义
日本军国主义向来极受学术界关注，并已取得不少可喜成果。然而，日本军国主义依然是一个尚未被完全认识的历史事物，尚有不少亟待拓展的研究空间，中世纪武家军国主义就是一例。
笔者拟通过日本军国主义的物质载体、精神支柱，系统梳理中世纪武家军国主义、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和现代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历史，寻觅其特点和规律。本文首先阐析武士、武士道、武家政治与中世纪的武家军国主义，考察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源头。
一、军国主义物质载体
中世纪军国主义的物质载体，是中世纪军国主义的力行者——武士。
武士是武力争夺土地财富与政治权力的产物和工具。8世纪，土地国有制的班田制开始解体，土地私有制的庄园制产生。庄园出现后，围绕着土地和土地上的利润，庄园主之间保卫和扩大庄园土地的矛盾与斗争，庄园主与国衙官吏之间侵吞“公领”和收回“公领”土地的矛盾与斗争，庄园主与庄民之间分配土地上利润的矛盾与斗争，日趋激烈。然而，国家却在此时丧失了解决这些矛盾斗争的权威和力量，出现权力真空。于是，武力便顺理成章地成为解决纷争的权威性力量。谁拥有武力，谁就能在争夺土地资源的斗争中取胜，武力的强弱与土地财富的多寡成正比。为了保卫和扩大土地财富，庄官、有实力的名主等地方豪强，国司、郡司和遥任国主及其代理人，还有宗教团体，都组织起自己的武装力量——武士。
与争夺土地财富同时，统治集团内部各派政治势力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也愈演愈烈。8世纪，藤原氏开始抢夺天皇权力，建立“外戚政治”。9世纪中叶，在此基础上建立“摄关政治”，摄政、关白大权在握，天皇大权旁落，揭开了日本历史上至尊与至强、权威与权力二元分离的序幕。1086年，退位天皇——上皇(天皇的父亲，出家者称法皇)行使政治权力的“院厅政治”取代摄关政治，中央最高权力由摄政、关白手中转移到上皇手中。武士在其中也充当了重要的工具。
武力争夺土地财富与政治权力的斗争，为武士的产生、崛起和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9世纪40年代前后，地方政府遴选有实力的武士担任“检非违使”和“追捕使”维持地方治安，武士成为合法存在的特殊阶层。9世纪中叶以后，武士已发展成为社会各方公认的军事力量，就连天皇朝廷也设置武士警卫宫廷。10世纪，形成以在乡领主为核心的军事集团——武士团。10世纪，随着争夺土地财富和政治权力的斗争日益白热化，武士也在频频受命征伐的战争中迅速崛起。10世纪中期，摄关家利用武士作侍卫，并以武士作为平定地方叛乱的重要力量。11世纪，武士已发展成为超越庄园范围的地区性武装集团，日渐活跃于日本社会。“11世纪前半期，称为‘武者’、‘武士’、‘兵’等军事专门家阶层异常活跃，并形成以此为‘家业’的‘武勇之家’、‘兵之家’等家系。”“当时的武士都是精于弓马、骑射、刀术的专门家，‘弓马之士’确实体现了武士的特征。”[1] (P345)11世纪中叶，上皇设置“北面武士”禁卫院厅。11世纪后半期，摄关家和上皇分别利用源氏武士团和平氏武士团争夺中央最高权力。
各派政治势力利用武家争权夺势，“武家则利用贵族之间的斗争，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2] (P218)平贞盛因镇压“平将门之乱”有功，被朝廷委以镇守将军的职位。源赖信借平定平忠常叛乱之功，取代关东平氏势力。12世纪中叶，武士通过战争发展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直接以刀剑夺取国家权力，对国家实行军事统治。
武士以战争为职业，依赖武力满足利益需求。特别是德川时代前的武士，“己之职分首先在于武，以战场上的征战杀伐为最大的奉公，武力争夺生产手段(土地)和生产物。”[3] (P200)以刀、剑为谋生工具，以取人性命的刀术、剑术、射术等搏杀能力作为谋生资本，以征战杀伐作为谋取财富和权力的基本途径，以战场上的“丰功伟业”为价值目标。武家首领以扩军备战、保持强大的武装力量为当务之急；武士以尚武为标志，一生都在磨练杀人本领；武士子弟的社会化教育也以战争教育为主要内容，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学习杀人技能。对武士来说，生活即战斗、战斗即生活。
武士的生存方式，决定了武士以武为本、崇尚武勇的思维定势和行为方式，养成了武士自私、冷漠和好狠斗勇、穷兵黩武、嗜杀成性等非人性的性格特征。日本学者的研究也承认：武士的习性是杀人、劫财和强盗行径。[4] (P227)“武士缺乏尊重人的生命的心情，满不在乎地杀害生灵，具有强烈的非人性的一面。”[5] (PP88～89)这正是其作为中世纪军国主义力行者的本质特征。
武士在日本军国主义历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一)军国主义传统的奠基者、建设者。武士迷信和依赖武力，以战争作为财富的源泉和发展的动力；武士阶级统治的武家社会，以军国主义作为扩大权益、摆脱危机的灵丹妙药。近代和现代日本，继承和发展中世纪的军国主义传统，以武力“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赤裸裸地以军事侵略谋求日本民族的国家利益。(二)军国主义政策的制定者、推行者。尚武是武士的标志，信奉军国主义是武士的天性，武士阶级的思想家狂热鼓吹军国主义侵略思想，如本居宣长、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藤田幽谷、正志斋、吉田松荫、福泽谕吉等；政治家和军阀疯狂制定和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处心积虑地妄图武力征服世界，建立世界帝国。1592、1597年，丰臣秀吉两次派兵侵略朝鲜。近代和现代日本，不断从战争走向更大规模的战争。(三)军国主义精神的创造者、鼓吹者。武士阶级是日本文化最主要的承担者，以武士道为主要内容的日本文化，反映武士以战争作为财富源泉的生活方式，充当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思想渊源和战争工具。明治维新后，武士道在日本军国主义恶性膨胀的道路上，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四)军国主义的力行者和楷模。武士不仅是中世纪的军国主义力行者，而且还是社会精英，是日本人长期崇拜和效法的对象，武士依赖武力谋求现实利益的行为方式、嗜杀成性的战争意识、以穷兵黩武为荣的价值观念等等，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着日本民族。明治以来，资产阶级政权以武士为榜样，培养造就的军国主义侵略者——“皇军”、军国主义后备军——天皇的“忠臣良民”，要么以刀杀人、称霸世界；要么以刀切腹、迎接死亡。
武士虽然是嗜杀成性的中世纪军国主义力行者，但在日本历史上，却长期占据统治阶级和社会精英的位置，而且还是日本民族精神、民族传统、民族文化最主要的创造者，直到20世纪中叶依然是日本民族崇拜和效法的对象。其军国主义传统奠基者的地位、军国主义楷模的作用，对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民族精神、民族传统、民族文化，必将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武士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武士道，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武士在日本军国主义传统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
二、军国主义精神支柱
武士道是武士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或者说是武士必须履行的职责义务。武士道充分运用利益机制，强迫武士通过切实履行应尽的职责义务来换取权力和财富，对武士具有超契约、超法律的约束力。
武士道在武士的战争生活实践中产生，刻意推崇武勇精神，刺激战争欲望，驱使武士在武力争夺生产手段(土地)和生产物的战争中“建功勋、立伟业”。
中世纪的武士道包括平安主从道德和镰仓、室町、德川武士道。德川时代前的武士道尚无完整的理论体系，只是“战斗者的伦理”，称为“武士之道”、“弓矢之习”、“坂东武者之习”和“兵之道”等，战国和德川时代之交，开始称为武士道。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出于“强兵富国”、“扩张补偿”基本国策的需要，为了培养造就像武士一样崇尚杀伐征战的“皇军”，刺激“皇民”的尚武精神和战争意识，驱使“皇军”、“皇民”在军事侵略中“建功立业”，大肆推崇和鼓吹武士道，武士道称谓才频频出现。
武家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是主从关系，武士及其家庭和子孙后代的兴衰荣辱、贫富贵贱，都与主从关系密不可分。武士道就是以主从关系为基础、在主从关系内部形成的。“在武家主从关系内部发展起来的新道德，是作为武士道而产生的”，[6] (P228)旨在维护和扩大主从之间的现实利益。
武士道的核心密码是利益。主从关系是以利益为基础的交换关系。从者的“忠”以主人的御恩为交换条件，武士崇尚献身与武勇精神的真谛在于利益，对主君的献身不过是保全子孙和家的手段。武士道强化主从关系，维护主从间的利益，奉行极端的利己主义原则，以自己的利益得失为转移。即使是“当主从契约与向天皇的仕奉发生矛盾时，武士为了前者也会毫不犹豫地舍弃后者”。[7] (PP98～99)
武士道以征战杀伐中为主君忘我的献身精神为核心内容：(一)忠诚至上。“勿庸置疑，武者之习中，主从意识居重要地位。以从者对主人的忘我献身精神为核心。”[8] (P26)1388年，著名武将斯波义将写作的《竹马抄》一书中，强调：为主君舍弃生命乃武士之本分。[9] (PP65～71)从者将“得主尽忠”作为至高无上的首要任务，原因是“主君给从者恩赏，要求从者报恩——奉公”；“主君……根据从者忠与不忠、忠与不忠的程度，给与赏罚”。[10] (P64)从者需要以忠诚换取主君的恩赏。(二)以武为本。武士以武勇为谋生资本，以驰骋战场的血腥杀戮为主要职责，依靠三尺刀剑侍奉主君，通过战场上的建功立业获取权力和财富。因此，武士道鞭策武士追求武勇，这也正反映了武士作为中世纪军国主义力行者、武士道作为军国主义精神支柱和战争工具的本质特征。(三)重名轻死。面临名誉与生命二者择一时，武士会选择名誉、放弃生命。原因是“从者得到名就意味着接近主君给与恩偿的机会，失去名则意味着远离和失去恩赏。”“功名是与恩赏直接相关联的亲兄弟，是当代武士一切行动的基础。”[10] (P21)武士通过求名、惜名才能达到求利的目的。(四)对死的美化。武士视自杀(切腹)为“光荣的解脱法”，以自杀表示对主君的忠诚、对自己荣誉的珍惜。切腹始于平安后期，在镰仓时代以降的整个幕府时代，几乎成为武士自杀的惟一方式。同样，切腹的基本动机还是在于利益的驱使，以自己的良好名誉，换取子孙后代的权益。
在战事绝迹的德川时代，武士作为战斗者的角色形式化、形骸化，公务转为以行政事务为主。与此相适应，以“死的坚决”、“死的觉悟”为根本的武士道，向以“道的自觉”为核心的武士道过渡。推进并完成这一过渡的，是山鹿素行等著名儒学家兼武士道理论家。“山鹿素行将武士道提高到政治哲学的高度教育武士”，[11] (P155)《山鹿语类》“士道篇”明确指出，武士的两大职分是“得主尽忠”和“在天下实现人伦之道”。还为武士完成自己的职分规定了一系列行为准则，如加强内心道德修养的“明心术”和“自省”；严守生活礼仪、举手投足都令人感到威严的“详威仪”和“慎日用”；大丈夫(英雄)气质的“卓尔独立”之心。[12] (PP77～78)素行的“士道”论，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都深深地影响着武士们的行动和思想，对日本民族正反两方面的性格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德川武士道的基本内容，是对平安、镰仓和室町武士道的继承和发展，主要德目是忠诚、武勇、名誉、服从、义、俭朴、礼仪、勤学等，还增加了日益浓烈、盲目狭隘的复仇主义。集中体现了要么杀人、要么切腹的军国主义精神。
武士道还利用中国的儒学、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禅宗和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神道教，发展和完善作为“战斗者伦理”的信念、行为、人生观和价值观等等，并赋予合理性、权威性，将其提升到理性的层次。
武士道对中国儒学的利用主要有：(一)权威认证。以儒家思想印证和确认武士道，将正确性、合理性、权威性赋予武士在战争中形成的信念、行为、人生观和价值观等。(二)道德渊源。如主君尽“忠”、对亲长尽“孝”，重礼仪、明身分中的“礼”与“分”。(三)理论框架。以儒家思想作为新型武士道的理论框架，形成具有新体系和新内容的武士道理论。
对禅宗的利用，一方面是以禅宗“生不可喜，死不可悲”的人生观，使武士安心进入“生为梦幻，死为常驻”、“生不可喜、死不可悲”的无我境界。另一方面是使武士“心如木石”，充满杀气，成为泯灭人性、嗜杀如命的杀人野兽。
神道教从民族感情的角度，提供“对主君的忠诚，对祖先的尊敬以及对父母的孝行”，以民族宗教、民族感情的力量，命令武士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主君，从精神上支持武士的道德规范。
武士道与中世纪武家军国主义相互依赖、狼狈为奸。武士道依附于武士、武家政治和武家军国主义，以武士和武家政治作为物质载体，利用武家军国主义实现其军国主义抱负；军国主义则依赖武士道军国主义精神支柱和战争工具，争霸世界，建立军事帝国。
武士道对日本军国主义推波助澜、为虎作伥的凶恶作用，主要表现在：(一)充当军国主义精神支柱，以“忠诚”统一思想意识，精神道德的物质化能量任由主君支配，强调超越政治是非的愚忠、盲从和奴性，要求武士绝对地、无条件地效忠和服从主君，以主君的旨意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二)宣扬军国主义价值观念，追求战场上的“丰功伟业”。驱使武士将战争作为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以穷兵黩武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压倒一切的首要义务，积极献身于军国主义基本国策。(三)树立军国主义思想意识，营造军国主义社会氛围。以武士道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教育、职业教育和家庭教育，以尚武教育、战争教育为首要任务，培植军国主义土壤，使整个武家社会弥漫着浓烈的征战光荣思想，滋生出强烈的战争欲望。武士家庭成为军事训练基地和军国主义温床，培养军国主义力行者。(四)培养军国主义战争工具，训练超越生死之界的杀人野兽。武士道武装的军队，以泯灭人性和超越生死之界为特征，将军国主义战争视为神圣使命，一个个武士被训练成跨越生死之门的嗜血野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具掠夺性、好战性、破坏性和最灭绝人性的军队。
武士道本是武士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但其影响和作用却不限于武士和武家社会。明治维新至二战，日本民族以忠于天皇为最高道德、将天皇的旨意作为神圣使命，军国主义基本国策成为官民一致的共识、上下一心的行动，对此，武士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984年，相良亨教授的研究说：平安末期登场的武士在日本历史上最先明确提出伦理思想，此后，又长期占据社会精英的位置，成为人们效法的对象。除了武士的伦理观外，日本的传统便无从说起。抛开武士，就葬送了我们伦理意识的大半。[12] (P5)由此可见武士、武士道在日本民族精神、民族传统、民族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以军国主义力行者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武士道为基础的日本民族精神、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难免会夹杂着武士道嗜杀成性、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糟粕。
三、中世纪武家军国主义
武士是中世纪军国主义的力行者。武家政治是中世纪的军国主义统治，以武力作为权力基础和维持武家政治的绝对条件，通过军国主义巩固和强化武家政治。中世纪武家军国主义主要体现在：
(一)统治体制，军阀当权、军政一体。1192年，武士以刀剑从封建贵族手中夺取国家最高统治权力，日本进入幕府政治时代——军事封建贵族专政时代，直至1867年。在这长达近700年间漫长岁月中，中世纪军国主义的力行者——武士掌握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行使政治权威，主导国家发展方向。天皇大权旁落，只是名义上的统治者——“权威性君主”，仅仅保有传统精神权威和至尊的象征。而且，自“1223年承久之乱后，武家还掌握了王位继承者的决定权。”[13] (P13)武士阶级的最高首领、名义上由天皇任命的将军，实际上是国家真正的最高统治者——“权力性君主”和至强的代表，拥有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力。天皇朝廷徒有虚名，成为无足轻重的、象征性的中央政府，将军的幕府才是大权在握的、真正实施政治统治的中央权力机关。
在武人专权的幕府时代，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统统掌握在武士阶级手中。德川幕府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武士独占政治和军事领域，关闭其他社会阶级进入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大门。另一方面，国家政权组织适应军国主义基本国策的需要，实行军政合一的统治体制，政治组织军事化，平时的政治组织，战时原封不动地变成军事指挥系统。各级官吏，一身二任。将军和大名——大军阀，既是中央和地方藩国的最高统治者，也是中央和地方的最高军事统帅。总理幕政、藩政的老中、若年寄和家老，战时即为将军和大名的参谋长。
(二)权力基础，以武为本、军事立国。武士阶级依赖武力争霸天下、夺取国家权力，自然要以武力作为权力基础、治国之本和维持武家政治的绝对条件。“贵族的地位源自古代传统的国家权力，维持武士地位的力量，则是武士内部武力的结合”。[7] (P87)武力既是武士阶级夺取政权的决定性力量，也是幕府政权的权力基础。
幕府将军的首要政务，就是扩军备战、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千方百计地防止武士的刀剑锈蚀、斗志衰退。例如，“源赖朝在镰仓构筑武家政治据点的活动中，充分理解东国武士的政治经济需求，以获得他们的信任，将其武力纠合在自己门下。”[14] (P37)并且以武士道砥励武士，使之保持战斗者的秉性。德川时代，将军的权力基础除“谱代大名”外，还有号称“旗本八万”的军事力量。著名武士道理论家、军国主义统治体制的卫道士山鹿素行，1668年著《谪居童问》，1682年又著《治平要录》，不遗余力地推崇尚武精神，强调以武为本。“我朝以武兴，以武治，忘武则弃本失基。”[15] (P108)
(三)建国理念，军事侵略、征服世界。以武力征服世界、建立军事帝国，一直是日本武士孜孜以求的梦想。1592年和1597年，军国主义头子丰臣秀吉两次派兵侵略朝鲜。此后，一代又一代武士阶级的著名思想家、时代精英，纷纷提出征服世界的思想、纲领和路线，奠定了明治以来日本侵略扩张基本国策的理论基础。本居宣长宣扬“八紘为宇”的对外扩张思想，梦想征服世界。林子平的《海国兵谈》明确将日本进攻的目标确定在日本的邻近国家。本多利明主张对外开发和殖民，其《经世秘策》狂妄叫嚣武力征服世界，使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强调为君之道的秘诀，在于以军事侵略谋求国家利益。佐藤信渊鼓吹向外侵略扩张，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军事帝国，提出从侵略中国东北入手，进而全面侵华，征服中国，然后征服亚洲的西侵和南进并行路线。藤田幽谷提出建立主宰世界的日本大帝国的思想主张。会泽安(会泽正志斋)的《新论》宣扬日本优越论，认为日本“乃大地之元首，万国之纲纪”，负有“皇化万国”之使命。对明治维新的领导者和近代日本的建设者有重要影响的吉田松荫，明确提出将失之于欧美的“交易之处”，“偿还于鲜(朝鲜)、满(中国东北)之土地”，其扩张补偿主张后来成为明治政府的一大战略。
(四)价值取向，崇尚战争，为军国主义服务。武士道作为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和战争工具，是人类历史上最典型、最凶残的“杀人与战争之道”。武家统治者将武士道奉为法宝，以之作为社会伦理的支柱、价值评判的标准和奖惩机制的依据，将财富、权力和荣誉等分配给武士道的体现者。源赖朝以武士道陶冶武士的道德情操，使武士永葆本色。北条氏不仅继续以武士道陶冶武士，而且还在1232年制定第一部武家法典——“贞永式目”，将武家社会中称为“道理”的习惯、道德以及幕府建立以来的制度成文化、系统化。德川幕府颁布的《武家诸法度》，同样以武士道为基础，旨在防止武士的刀剑锈蚀、杀气衰退。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武士道反映武士的生存条件，为武士军国主义力行者的生存方式服务，崇尚武勇，以征战杀伐为荣，鞭策和命令武士在战争中体现人生价值。武家政治时代的社会伦理支柱——武士道，将国家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纳入军国主义轨道，为军国主义服务，以扩军备战、军事扩张作为国家一切政策之根本，维护和巩固武家政治的基础。
武家政治为军国主义提供物质载体、生存空间与活动舞台，使之得以在日本社会生根、开花、结果。没有武士和武家政治，军国主义在日本只能是无本之木。军国主义为武家政治提供精神支柱、思想渊源和建国理念，维护和巩固武家政治。
中世纪武家军国主义是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本军国主义历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日本近代和现代军国主义就是中世纪武家军国主义的继承和登峰造极的发展。中世纪武家军国主义最大的影响或历史作用，一是通过12世纪至19世纪中叶近700年历史岁月，使军国主义在日本社会成为传统、成为习惯。武家军国主义精心培育的战争体制、建国理念、精神支柱、物质载体，为日本军国主义迅速走向恶性膨胀，奠定了基础。二是通过漫长的历史岁月，使军国主义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犹如绵绵细雨，侵蚀社会机体，毒害社会各阶级，为军国主义培植起深厚的土壤。明治以后，军国主义日益成为官民一致的共识、上下一心的行动，中世纪武家军国主义罪责难逃。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12期
【原文出处】《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贵阳)2005年05期第55～60页
【作者简介】娄贵书，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贵州 贵阳 550001)。
| 【内容提要】 | 日本军国主义形成于“幕府政治”时代，军国主义力行者和军国主义传统的缔造者，就是日本民族精神、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的主要创造者——武士。明治以来，长期被统治当局和众多日本知名学者誉为“大和魂”的武士道，驱使武士将穷兵黩武作为财富的源泉和发展的动力。幕府政治依赖和坚持军国主义，为军国主义提供政治舞台与社会空间，为近代和现代军国主义奠定起坚实而广泛的基础。 |
笔者拟通过日本军国主义的物质载体、精神支柱，系统梳理中世纪武家军国主义、近代天皇制军国主义和现代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历史，寻觅其特点和规律。本文首先阐析武士、武士道、武家政治与中世纪的武家军国主义，考察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源头。
一、军国主义物质载体
中世纪军国主义的物质载体，是中世纪军国主义的力行者——武士。
武士是武力争夺土地财富与政治权力的产物和工具。8世纪，土地国有制的班田制开始解体，土地私有制的庄园制产生。庄园出现后，围绕着土地和土地上的利润，庄园主之间保卫和扩大庄园土地的矛盾与斗争，庄园主与国衙官吏之间侵吞“公领”和收回“公领”土地的矛盾与斗争，庄园主与庄民之间分配土地上利润的矛盾与斗争，日趋激烈。然而，国家却在此时丧失了解决这些矛盾斗争的权威和力量，出现权力真空。于是，武力便顺理成章地成为解决纷争的权威性力量。谁拥有武力，谁就能在争夺土地资源的斗争中取胜，武力的强弱与土地财富的多寡成正比。为了保卫和扩大土地财富，庄官、有实力的名主等地方豪强，国司、郡司和遥任国主及其代理人，还有宗教团体，都组织起自己的武装力量——武士。
与争夺土地财富同时，统治集团内部各派政治势力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也愈演愈烈。8世纪，藤原氏开始抢夺天皇权力，建立“外戚政治”。9世纪中叶，在此基础上建立“摄关政治”，摄政、关白大权在握，天皇大权旁落，揭开了日本历史上至尊与至强、权威与权力二元分离的序幕。1086年，退位天皇——上皇(天皇的父亲，出家者称法皇)行使政治权力的“院厅政治”取代摄关政治，中央最高权力由摄政、关白手中转移到上皇手中。武士在其中也充当了重要的工具。
武力争夺土地财富与政治权力的斗争，为武士的产生、崛起和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9世纪40年代前后，地方政府遴选有实力的武士担任“检非违使”和“追捕使”维持地方治安，武士成为合法存在的特殊阶层。9世纪中叶以后，武士已发展成为社会各方公认的军事力量，就连天皇朝廷也设置武士警卫宫廷。10世纪，形成以在乡领主为核心的军事集团——武士团。10世纪，随着争夺土地财富和政治权力的斗争日益白热化，武士也在频频受命征伐的战争中迅速崛起。10世纪中期，摄关家利用武士作侍卫，并以武士作为平定地方叛乱的重要力量。11世纪，武士已发展成为超越庄园范围的地区性武装集团，日渐活跃于日本社会。“11世纪前半期，称为‘武者’、‘武士’、‘兵’等军事专门家阶层异常活跃，并形成以此为‘家业’的‘武勇之家’、‘兵之家’等家系。”“当时的武士都是精于弓马、骑射、刀术的专门家，‘弓马之士’确实体现了武士的特征。”[1] (P345)11世纪中叶，上皇设置“北面武士”禁卫院厅。11世纪后半期，摄关家和上皇分别利用源氏武士团和平氏武士团争夺中央最高权力。
各派政治势力利用武家争权夺势，“武家则利用贵族之间的斗争，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2] (P218)平贞盛因镇压“平将门之乱”有功，被朝廷委以镇守将军的职位。源赖信借平定平忠常叛乱之功，取代关东平氏势力。12世纪中叶，武士通过战争发展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直接以刀剑夺取国家权力，对国家实行军事统治。
武士以战争为职业，依赖武力满足利益需求。特别是德川时代前的武士，“己之职分首先在于武，以战场上的征战杀伐为最大的奉公，武力争夺生产手段(土地)和生产物。”[3] (P200)以刀、剑为谋生工具，以取人性命的刀术、剑术、射术等搏杀能力作为谋生资本，以征战杀伐作为谋取财富和权力的基本途径，以战场上的“丰功伟业”为价值目标。武家首领以扩军备战、保持强大的武装力量为当务之急；武士以尚武为标志，一生都在磨练杀人本领；武士子弟的社会化教育也以战争教育为主要内容，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学习杀人技能。对武士来说，生活即战斗、战斗即生活。
武士的生存方式，决定了武士以武为本、崇尚武勇的思维定势和行为方式，养成了武士自私、冷漠和好狠斗勇、穷兵黩武、嗜杀成性等非人性的性格特征。日本学者的研究也承认：武士的习性是杀人、劫财和强盗行径。[4] (P227)“武士缺乏尊重人的生命的心情，满不在乎地杀害生灵，具有强烈的非人性的一面。”[5] (PP88～89)这正是其作为中世纪军国主义力行者的本质特征。
武士在日本军国主义历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一)军国主义传统的奠基者、建设者。武士迷信和依赖武力，以战争作为财富的源泉和发展的动力；武士阶级统治的武家社会，以军国主义作为扩大权益、摆脱危机的灵丹妙药。近代和现代日本，继承和发展中世纪的军国主义传统，以武力“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赤裸裸地以军事侵略谋求日本民族的国家利益。(二)军国主义政策的制定者、推行者。尚武是武士的标志，信奉军国主义是武士的天性，武士阶级的思想家狂热鼓吹军国主义侵略思想，如本居宣长、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藤田幽谷、正志斋、吉田松荫、福泽谕吉等；政治家和军阀疯狂制定和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处心积虑地妄图武力征服世界，建立世界帝国。1592、1597年，丰臣秀吉两次派兵侵略朝鲜。近代和现代日本，不断从战争走向更大规模的战争。(三)军国主义精神的创造者、鼓吹者。武士阶级是日本文化最主要的承担者，以武士道为主要内容的日本文化，反映武士以战争作为财富源泉的生活方式，充当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思想渊源和战争工具。明治维新后，武士道在日本军国主义恶性膨胀的道路上，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四)军国主义的力行者和楷模。武士不仅是中世纪的军国主义力行者，而且还是社会精英，是日本人长期崇拜和效法的对象，武士依赖武力谋求现实利益的行为方式、嗜杀成性的战争意识、以穷兵黩武为荣的价值观念等等，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着日本民族。明治以来，资产阶级政权以武士为榜样，培养造就的军国主义侵略者——“皇军”、军国主义后备军——天皇的“忠臣良民”，要么以刀杀人、称霸世界；要么以刀切腹、迎接死亡。
武士虽然是嗜杀成性的中世纪军国主义力行者，但在日本历史上，却长期占据统治阶级和社会精英的位置，而且还是日本民族精神、民族传统、民族文化最主要的创造者，直到20世纪中叶依然是日本民族崇拜和效法的对象。其军国主义传统奠基者的地位、军国主义楷模的作用，对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民族精神、民族传统、民族文化，必将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武士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武士道，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武士在日本军国主义传统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
二、军国主义精神支柱
武士道是武士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或者说是武士必须履行的职责义务。武士道充分运用利益机制，强迫武士通过切实履行应尽的职责义务来换取权力和财富，对武士具有超契约、超法律的约束力。
武士道在武士的战争生活实践中产生，刻意推崇武勇精神，刺激战争欲望，驱使武士在武力争夺生产手段(土地)和生产物的战争中“建功勋、立伟业”。
中世纪的武士道包括平安主从道德和镰仓、室町、德川武士道。德川时代前的武士道尚无完整的理论体系，只是“战斗者的伦理”，称为“武士之道”、“弓矢之习”、“坂东武者之习”和“兵之道”等，战国和德川时代之交，开始称为武士道。明治维新后，明治政府出于“强兵富国”、“扩张补偿”基本国策的需要，为了培养造就像武士一样崇尚杀伐征战的“皇军”，刺激“皇民”的尚武精神和战争意识，驱使“皇军”、“皇民”在军事侵略中“建功立业”，大肆推崇和鼓吹武士道，武士道称谓才频频出现。
武家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是主从关系，武士及其家庭和子孙后代的兴衰荣辱、贫富贵贱，都与主从关系密不可分。武士道就是以主从关系为基础、在主从关系内部形成的。“在武家主从关系内部发展起来的新道德，是作为武士道而产生的”，[6] (P228)旨在维护和扩大主从之间的现实利益。
武士道的核心密码是利益。主从关系是以利益为基础的交换关系。从者的“忠”以主人的御恩为交换条件，武士崇尚献身与武勇精神的真谛在于利益，对主君的献身不过是保全子孙和家的手段。武士道强化主从关系，维护主从间的利益，奉行极端的利己主义原则，以自己的利益得失为转移。即使是“当主从契约与向天皇的仕奉发生矛盾时，武士为了前者也会毫不犹豫地舍弃后者”。[7] (PP98～99)
武士道以征战杀伐中为主君忘我的献身精神为核心内容：(一)忠诚至上。“勿庸置疑，武者之习中，主从意识居重要地位。以从者对主人的忘我献身精神为核心。”[8] (P26)1388年，著名武将斯波义将写作的《竹马抄》一书中，强调：为主君舍弃生命乃武士之本分。[9] (PP65～71)从者将“得主尽忠”作为至高无上的首要任务，原因是“主君给从者恩赏，要求从者报恩——奉公”；“主君……根据从者忠与不忠、忠与不忠的程度，给与赏罚”。[10] (P64)从者需要以忠诚换取主君的恩赏。(二)以武为本。武士以武勇为谋生资本，以驰骋战场的血腥杀戮为主要职责，依靠三尺刀剑侍奉主君，通过战场上的建功立业获取权力和财富。因此，武士道鞭策武士追求武勇，这也正反映了武士作为中世纪军国主义力行者、武士道作为军国主义精神支柱和战争工具的本质特征。(三)重名轻死。面临名誉与生命二者择一时，武士会选择名誉、放弃生命。原因是“从者得到名就意味着接近主君给与恩偿的机会，失去名则意味着远离和失去恩赏。”“功名是与恩赏直接相关联的亲兄弟，是当代武士一切行动的基础。”[10] (P21)武士通过求名、惜名才能达到求利的目的。(四)对死的美化。武士视自杀(切腹)为“光荣的解脱法”，以自杀表示对主君的忠诚、对自己荣誉的珍惜。切腹始于平安后期，在镰仓时代以降的整个幕府时代，几乎成为武士自杀的惟一方式。同样，切腹的基本动机还是在于利益的驱使，以自己的良好名誉，换取子孙后代的权益。
在战事绝迹的德川时代，武士作为战斗者的角色形式化、形骸化，公务转为以行政事务为主。与此相适应，以“死的坚决”、“死的觉悟”为根本的武士道，向以“道的自觉”为核心的武士道过渡。推进并完成这一过渡的，是山鹿素行等著名儒学家兼武士道理论家。“山鹿素行将武士道提高到政治哲学的高度教育武士”，[11] (P155)《山鹿语类》“士道篇”明确指出，武士的两大职分是“得主尽忠”和“在天下实现人伦之道”。还为武士完成自己的职分规定了一系列行为准则，如加强内心道德修养的“明心术”和“自省”；严守生活礼仪、举手投足都令人感到威严的“详威仪”和“慎日用”；大丈夫(英雄)气质的“卓尔独立”之心。[12] (PP77～78)素行的“士道”论，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以后，都深深地影响着武士们的行动和思想，对日本民族正反两方面的性格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德川武士道的基本内容，是对平安、镰仓和室町武士道的继承和发展，主要德目是忠诚、武勇、名誉、服从、义、俭朴、礼仪、勤学等，还增加了日益浓烈、盲目狭隘的复仇主义。集中体现了要么杀人、要么切腹的军国主义精神。
武士道还利用中国的儒学、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禅宗和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神道教，发展和完善作为“战斗者伦理”的信念、行为、人生观和价值观等等，并赋予合理性、权威性，将其提升到理性的层次。
武士道对中国儒学的利用主要有：(一)权威认证。以儒家思想印证和确认武士道，将正确性、合理性、权威性赋予武士在战争中形成的信念、行为、人生观和价值观等。(二)道德渊源。如主君尽“忠”、对亲长尽“孝”，重礼仪、明身分中的“礼”与“分”。(三)理论框架。以儒家思想作为新型武士道的理论框架，形成具有新体系和新内容的武士道理论。
对禅宗的利用，一方面是以禅宗“生不可喜，死不可悲”的人生观，使武士安心进入“生为梦幻，死为常驻”、“生不可喜、死不可悲”的无我境界。另一方面是使武士“心如木石”，充满杀气，成为泯灭人性、嗜杀如命的杀人野兽。
神道教从民族感情的角度，提供“对主君的忠诚，对祖先的尊敬以及对父母的孝行”，以民族宗教、民族感情的力量，命令武士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主君，从精神上支持武士的道德规范。
武士道与中世纪武家军国主义相互依赖、狼狈为奸。武士道依附于武士、武家政治和武家军国主义，以武士和武家政治作为物质载体，利用武家军国主义实现其军国主义抱负；军国主义则依赖武士道军国主义精神支柱和战争工具，争霸世界，建立军事帝国。
武士道对日本军国主义推波助澜、为虎作伥的凶恶作用，主要表现在：(一)充当军国主义精神支柱，以“忠诚”统一思想意识，精神道德的物质化能量任由主君支配，强调超越政治是非的愚忠、盲从和奴性，要求武士绝对地、无条件地效忠和服从主君，以主君的旨意为自己的神圣使命。(二)宣扬军国主义价值观念，追求战场上的“丰功伟业”。驱使武士将战争作为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以穷兵黩武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压倒一切的首要义务，积极献身于军国主义基本国策。(三)树立军国主义思想意识，营造军国主义社会氛围。以武士道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教育、职业教育和家庭教育，以尚武教育、战争教育为首要任务，培植军国主义土壤，使整个武家社会弥漫着浓烈的征战光荣思想，滋生出强烈的战争欲望。武士家庭成为军事训练基地和军国主义温床，培养军国主义力行者。(四)培养军国主义战争工具，训练超越生死之界的杀人野兽。武士道武装的军队，以泯灭人性和超越生死之界为特征，将军国主义战争视为神圣使命，一个个武士被训练成跨越生死之门的嗜血野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具掠夺性、好战性、破坏性和最灭绝人性的军队。
武士道本是武士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但其影响和作用却不限于武士和武家社会。明治维新至二战，日本民族以忠于天皇为最高道德、将天皇的旨意作为神圣使命，军国主义基本国策成为官民一致的共识、上下一心的行动，对此，武士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984年，相良亨教授的研究说：平安末期登场的武士在日本历史上最先明确提出伦理思想，此后，又长期占据社会精英的位置，成为人们效法的对象。除了武士的伦理观外，日本的传统便无从说起。抛开武士，就葬送了我们伦理意识的大半。[12] (P5)由此可见武士、武士道在日本民族精神、民族传统、民族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以军国主义力行者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武士道为基础的日本民族精神、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难免会夹杂着武士道嗜杀成性、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糟粕。
三、中世纪武家军国主义
武士是中世纪军国主义的力行者。武家政治是中世纪的军国主义统治，以武力作为权力基础和维持武家政治的绝对条件，通过军国主义巩固和强化武家政治。中世纪武家军国主义主要体现在：
(一)统治体制，军阀当权、军政一体。1192年，武士以刀剑从封建贵族手中夺取国家最高统治权力，日本进入幕府政治时代——军事封建贵族专政时代，直至1867年。在这长达近700年间漫长岁月中，中世纪军国主义的力行者——武士掌握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行使政治权威，主导国家发展方向。天皇大权旁落，只是名义上的统治者——“权威性君主”，仅仅保有传统精神权威和至尊的象征。而且，自“1223年承久之乱后，武家还掌握了王位继承者的决定权。”[13] (P13)武士阶级的最高首领、名义上由天皇任命的将军，实际上是国家真正的最高统治者——“权力性君主”和至强的代表，拥有国家的最高统治权力。天皇朝廷徒有虚名，成为无足轻重的、象征性的中央政府，将军的幕府才是大权在握的、真正实施政治统治的中央权力机关。
在武人专权的幕府时代，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统统掌握在武士阶级手中。德川幕府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武士独占政治和军事领域，关闭其他社会阶级进入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大门。另一方面，国家政权组织适应军国主义基本国策的需要，实行军政合一的统治体制，政治组织军事化，平时的政治组织，战时原封不动地变成军事指挥系统。各级官吏，一身二任。将军和大名——大军阀，既是中央和地方藩国的最高统治者，也是中央和地方的最高军事统帅。总理幕政、藩政的老中、若年寄和家老，战时即为将军和大名的参谋长。
(二)权力基础，以武为本、军事立国。武士阶级依赖武力争霸天下、夺取国家权力，自然要以武力作为权力基础、治国之本和维持武家政治的绝对条件。“贵族的地位源自古代传统的国家权力，维持武士地位的力量，则是武士内部武力的结合”。[7] (P87)武力既是武士阶级夺取政权的决定性力量，也是幕府政权的权力基础。
幕府将军的首要政务，就是扩军备战、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千方百计地防止武士的刀剑锈蚀、斗志衰退。例如，“源赖朝在镰仓构筑武家政治据点的活动中，充分理解东国武士的政治经济需求，以获得他们的信任，将其武力纠合在自己门下。”[14] (P37)并且以武士道砥励武士，使之保持战斗者的秉性。德川时代，将军的权力基础除“谱代大名”外，还有号称“旗本八万”的军事力量。著名武士道理论家、军国主义统治体制的卫道士山鹿素行，1668年著《谪居童问》，1682年又著《治平要录》，不遗余力地推崇尚武精神，强调以武为本。“我朝以武兴，以武治，忘武则弃本失基。”[15] (P108)
(三)建国理念，军事侵略、征服世界。以武力征服世界、建立军事帝国，一直是日本武士孜孜以求的梦想。1592年和1597年，军国主义头子丰臣秀吉两次派兵侵略朝鲜。此后，一代又一代武士阶级的著名思想家、时代精英，纷纷提出征服世界的思想、纲领和路线，奠定了明治以来日本侵略扩张基本国策的理论基础。本居宣长宣扬“八紘为宇”的对外扩张思想，梦想征服世界。林子平的《海国兵谈》明确将日本进攻的目标确定在日本的邻近国家。本多利明主张对外开发和殖民，其《经世秘策》狂妄叫嚣武力征服世界，使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强调为君之道的秘诀，在于以军事侵略谋求国家利益。佐藤信渊鼓吹向外侵略扩张，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军事帝国，提出从侵略中国东北入手，进而全面侵华，征服中国，然后征服亚洲的西侵和南进并行路线。藤田幽谷提出建立主宰世界的日本大帝国的思想主张。会泽安(会泽正志斋)的《新论》宣扬日本优越论，认为日本“乃大地之元首，万国之纲纪”，负有“皇化万国”之使命。对明治维新的领导者和近代日本的建设者有重要影响的吉田松荫，明确提出将失之于欧美的“交易之处”，“偿还于鲜(朝鲜)、满(中国东北)之土地”，其扩张补偿主张后来成为明治政府的一大战略。
(四)价值取向，崇尚战争，为军国主义服务。武士道作为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和战争工具，是人类历史上最典型、最凶残的“杀人与战争之道”。武家统治者将武士道奉为法宝，以之作为社会伦理的支柱、价值评判的标准和奖惩机制的依据，将财富、权力和荣誉等分配给武士道的体现者。源赖朝以武士道陶冶武士的道德情操，使武士永葆本色。北条氏不仅继续以武士道陶冶武士，而且还在1232年制定第一部武家法典——“贞永式目”，将武家社会中称为“道理”的习惯、道德以及幕府建立以来的制度成文化、系统化。德川幕府颁布的《武家诸法度》，同样以武士道为基础，旨在防止武士的刀剑锈蚀、杀气衰退。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武士道反映武士的生存条件，为武士军国主义力行者的生存方式服务，崇尚武勇，以征战杀伐为荣，鞭策和命令武士在战争中体现人生价值。武家政治时代的社会伦理支柱——武士道，将国家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纳入军国主义轨道，为军国主义服务，以扩军备战、军事扩张作为国家一切政策之根本，维护和巩固武家政治的基础。
武家政治为军国主义提供物质载体、生存空间与活动舞台，使之得以在日本社会生根、开花、结果。没有武士和武家政治，军国主义在日本只能是无本之木。军国主义为武家政治提供精神支柱、思想渊源和建国理念，维护和巩固武家政治。
中世纪武家军国主义是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本军国主义历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日本近代和现代军国主义就是中世纪武家军国主义的继承和登峰造极的发展。中世纪武家军国主义最大的影响或历史作用，一是通过12世纪至19世纪中叶近700年历史岁月，使军国主义在日本社会成为传统、成为习惯。武家军国主义精心培育的战争体制、建国理念、精神支柱、物质载体，为日本军国主义迅速走向恶性膨胀，奠定了基础。二是通过漫长的历史岁月，使军国主义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犹如绵绵细雨，侵蚀社会机体，毒害社会各阶级，为军国主义培植起深厚的土壤。明治以后，军国主义日益成为官民一致的共识、上下一心的行动，中世纪武家军国主义罪责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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