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试论马丁·路德与德国农民战争
金志霖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12期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问题》(沪)2005年04期第10～14页
【作者简介】金志霖，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研究员，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062)
【关 键 词】马丁·路德/德国/农民战争/叛徒
作为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马丁·路德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在肯定马丁·路德创立新教路德宗的同时，国内外不少学者也严厉指责他的“背叛”行径：德国农民战争爆发后，“他公然号召市民、贵族、诸侯和教皇团结起来反对起义的农民，堕落为可耻的叛徒。”[1] (p. 250)“在他背叛这一事业(农民暴动期间)之时，他也同时背叛了自己和自己的事业。”[2] (p. 48)类似的看法在国内高校教科书中，更是比比皆是。但是，全面考察分析马丁·路德的立场、观点，不难发现此说失之偏颇，值得商榷。
一
农民战争中的马丁·路德不仅为后人所诟病，而且也曾遭到同时代人的抨击，有的农民就直言不讳地斥之为“谎言博士”和“谄媚王侯者”[3] (p. 86)。其原因主要与马丁·路德攻击农民战争的言论有关。
1525年5月，正当各级封建主调兵遣将，全力镇压农民战争之际，马丁·路德发表《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一文，毫无保留地申明了自己的立场：“现在所有的一切都表明，农民正试图欺骗我们，他们在‘十二条款’中的主张只不过是打着福音书旗号的谎言。简而言之，他们正在干着魔鬼的勾当，特别是大恶魔（注：指托马斯·闵采尔——中译者注。）控制缪尔豪森期间的行径，除了煽动抢劫、谋杀和杀戮之外，他什么都没干……由于这些农民和可怜的民众现在已误入歧途，所作所为违背了自己的诺言，所以我必须发表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有关他们的言论，并开始当面揭露他们的罪状……以期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能够幡然悔悟。然后我还必须向统治者提供应变策略。”[4] (p. 49)
在公开谴责农民战争的同时，马丁·路德还号召每个人奋起痛击起义农民：“由于农民已经开始叛乱，疯狂地劫掠不属于他们的修道院和城堡，因此他们就该像拦路的强盗和杀人犯那样，肉体和灵魂一起毁灭。而且，任何人，只要被证明煽动叛乱，那么在上帝和皇帝面前他就是一个歹徒，首先将其处死者无须承担任何责任。因为对于公开参加叛乱的人来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审判并处死他，正如火灾初起之时那样，第一个能将其扑灭者就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最佳人选。同时叛乱也并非是简单的谋杀，而是像大火一样使全国惨遭蹂躏，到处都是血淋淋的杀戮，孤儿寡妇处处可见，如同遭遇了一场可怕的灾难，一切都被颠倒了。所以，每一个有能力秘密或公开打死、杀死、刺死叛乱者的人都应牢记，没有什么比叛乱者更为恶毒，更为有害，更为凶残的了。这就像一个人必须杀死一条疯狗一样，你若不攻击疯狗，疯狗就会反咬一口。对于整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4] (p. 50)
对于德国农民战争的领袖托马斯·闵采尔，马丁·路德更是恨之入骨。虽然宗教改革之初，马丁·路德与托马斯·闵采尔曾携手对抗罗马教廷，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农民战争爆发以后，两人彻底分道扬镳。1525年5月15日，就在托马斯·闵采尔兵败弗兰肯豪森，受伤被俘的前一天，马丁·路德在致约翰·吕厄尔的信中写道：“阁下，我感谢你，你带来我喜欢听的特别是有关闵采尔的最新消息。我希望知道怎样捉住他、他是怎样表演的，这样可以彻底弄清这个家伙的傲慢无礼。这个可怜的畜生落到这个下场可怜又可悲，然而，我们有什么办法？这是上帝的旨意，要使老百姓懂得惧怕。否则，魔鬼会更加肆虐。这种不幸比较可取。这是上帝的判决。凡动刀者必死于刀下。可以安慰的是，这种精神必将发扬，使农民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多么可恶，或许他们能改恶从善。对这件事不必过于在意，因为它可能是件好事，众人可能由于惧怕而放老实点。”[5] (pp. 578-579)
1525年5月末，缪尔豪森失陷，托马斯·闵采尔被处极刑，马丁·路德立即表示：“在我看来，与其让王公诸侯和地方官吏遇害，还不如将叛乱农民全部杀死，因为叛乱农民舞刀弄枪并没有得到上帝的授权。恶魔肆虐的结果只能是上帝的王国和世俗的王国一起惨遭恶魔的蹂躏。即使王公诸侯越权，但他们动用武力至少得到了上帝的认可……那些农民被警告后，依然没有停止骚动，甚至在获得最公平的条件后，还是不愿意放下武器。他们继续如恶魔般四处行凶，就像他们在图林根和法兰克尼亚的所作所为一样。对于这些农民，根本就不该讲什么仁慈和耐心，他们只配得到上帝和世人的谴责惩罚。为叛乱农民的行为辩护，宽恕他们，或是支持他们，实际上就是否定上帝，亵渎上帝，并将上帝逐出天国。”[6] (p. 114)
马丁·路德对待农民战争的态度当时就遭到不少人的怒斥，但他始终拒绝改弦易辙。1525年7月，马丁·路德又发表了《关于严词抨击农民书籍的一封公开信》，再次陈述武力镇压农民战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统治者应该不断震慑这些民众，一直到他们乖乖地闭上嘴，同时还要让他们认识到在这件事上统治者言出必行。”“假如他们（注：指批评者——中译者注。）认为这一回答过于强硬，鼓吹暴力，禁止民众言论，那么我的答复是‘完全正确’。对于叛乱者不必讲什么道理，因为他不会接受这些道理。你必须用拳头来回答这些人，让他们鼻子流血。叛乱农民根本就不想听，也不想让别人说什么，因此现在只能用枪弹来教训他们，直到他们脑袋搬家。对付这样的学生必须使用这样的教鞭。当有人善意地宣讲圣经时，拒绝听讲者必将会面对举着斧子的刽子手。如果有人指责我在这个问题上残酷无情，我要告诉他们，这不是一个怜悯仁慈的问题，我们是在谈论圣经。君主荣获尊崇，叛乱者必将失败，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和我们一样仁慈。”[4] (pp. 65-66)
针对一部分人要求仁慈地对待叛乱农民，马丁·路德斩钉截铁地答道：“我的好朋友们，你们竭力呼吁仁慈，是因为叛乱农民正遭到迎头痛击，但为什么当叛乱农民以惨不忍睹和骇人听闻的手段烧杀掳掠时，你们都悄无声息了呢？为什么叛乱农民对王公领主就可以一点不讲仁慈，而是要将他们赶尽杀绝呢？当时没人讲什么仁慈，人们所说的都是‘权利’，仁慈不值得一提。‘权利，权利，权利！’权利高于一切。现在叛乱农民溃不成军，他们正在自食其果，这时却没人再谈什么权利，唯一的话题就是仁慈。”“从本质上讲，叛乱农民就是嗜血的杀人犯和造反者，因为由于他们的缘故，不少人的地位被颠覆，财产被抢劫，名声遭诽谤，并被迫忍受各种不公正的待遇，对这些人叛乱农民从来不讲什么仁慈。假如叛乱农民的企图得逞，所有诚实的人都将在劫难逃，无论是谁，只要比别人多一分钱，他就会因此而受到折磨。他们已经开始采取行动，并将继续采取行动，妇女儿童将会蒙羞，他们自己亦将自相残杀，再也找不到一块宁静安全的地方了。还会有什么人比一群饱食终日，且手握权柄的叛乱农民更肆无忌惮？”[4] (pp. 67，71-72)
二
马丁·路德的上述言论，尤其是《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一文，是不少现代研究者断定马丁·路德“背叛”的主要依据。但是，仔细阅读分析之便可以发现，这些引文仅表明马丁·路德强烈反对德国农民战争，而不能证明马丁·路德背叛了德国农民战争或宗教改革运动。“反对”与“背叛”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背叛”说假如能够成立的话，前提必须是马丁·路德曾积极支持，或亲身参与了德国农民战争，事实恰恰与之完全相反。在马丁·路德看来，民众自发的暴力活动都应予以谴责和制止，即使是为了宗教目的也不例外。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则，早在1521年1月，马丁·路德就坦言：“我并不想采用暴力或谋求手段来维护福音真理。”[7] (p. 570)
1521年末，随着宗教改革运动不断深入，马丁·路德担心局面失控，殃及无辜，遂在《真诚地劝诫所有基督徒》一文中发出警告：“暴动的危险似乎可能存在。教士、修士、主教以及所有的宗教精神领域，可能会遭谋害或被放逐，除非他们严肃而彻底地改革自身。因为一般人的财产、身体及心灵受到伤害时，总是非常地担心，而变成被煽动的人。教会人士给予一般人的折磨太多了，不讲理地让他们负担过重。他们不能也不愿再忍受。事实上，他们有很好的理由，把连枷和木棒放在身边，就像农人威胁着要这么做一样。现在，我听到教士们处于害怕、焦虑之中，一点也不会不高兴。也许教士们会有所感觉，而缓和一下他们疯狂的专制……我一定要继续努力下去。假使我有十个身体，能够得到上帝很多的恩宠，使一般百姓能够用较缓和的叛乱方法惩罚教士们，那么，我一定会非常高兴地为穷苦的农人，献出我的十个身体。”“暴动叛乱是无理性的举动，因为通常所伤害到的，总是无辜的人多于罪恶的人。因此，没有一件叛乱是对的，不管有多好的理由都一样。叛乱所引起的伤害，总是超过革命的成就……当民众挣脱缰绳，逃出樊笼时，他没办法分辨哪些是邪恶的人？哪些是虔诚的善男信女？任意破坏的结果，可怕的不义之举就无法避免了……我同情，而且永远同情那些反抗叛乱的人。”[7] (p. 492)
1522年3月，马丁·路德在威登堡作了8次讲道，在谈到天主教的弥撒仪式时，他虽然持强烈反对态度，但同时也强调：“弥撒是一桩坏事，是上帝所不喜悦的，因为弥撒是被认为献祭和有功德的行为，所以弥撒必须废除。这里没有置问的余地，正如你们用不着问，是否应该向上帝祷告一样。私人的弥撒，照我以前写作所说的，应该废除，这是我们都完全同意的。我深愿各处都把它废除，只保留照福音为众人所举行的弥撒。然而在这件事上，基督徒的爱不应当使用暴力或强迫。对这件事只能用口舌和笔墨传讲，使人知道这样举行弥撒，乃是一种罪恶，但不要用暴力把人拖开。要把这件事交托给上帝。他的道要单独运行，不需要我们工作。为什么呢？因为我并没有能力，像窑匠模塑泥土一样模塑人心。我只能达到人的耳，无法达到人的心。我既不能把信仰注入他们的心，我就不能、也不应该强迫任何人接受信仰。使信仰在人心中活着，乃是上帝的工作。因此我们应该让道自由运行，不要加上我们的工作，我们只有说话的权利，没有执行的权利。我们应当传道，但结果如何，全凭上帝作主。”“假如我闯进来，用暴力废除弥撒，就必有许多人被迫同意，但是他们并没有正确的认识，反倒要说：我不知道这事的是非，我也不知道自己的立场，我不过是被迫服从多数而已。这种强迫和命令不过产生一种嘲弄、虚饰、愚人的游戏，人为的法令，假圣人和伪善者。”[8] (pp. 102-103)
马丁·路德还进一步用自己的经历来开导信徒：“结论说：关于弥撒我要传讲、教导、写作，但不用暴力强制任何人，因为信仰必须自发，不加强迫。以我自己为例来说，我曾反对赎罪券和一切教皇党徒，但从来不用暴力。我只是教导、传讲、阐述上帝的圣道，此外没有做什么。如是，当我睡觉或同我的腓力(指梅兰希顿)和安斯多弗饮威登堡啤酒的时候，圣道就大大削弱了罗马教皇权，而为从来诸侯或皇帝所不能做到的。我自己没有做什么；圣道做了这一切。假如我要捣乱，我早就使德意志发生了大流血。是的，我很可以在沃木斯发动了这样一个小玩意，甚至使皇帝本身也不安全。但这有什么意义呢？那不过是愚人的儿戏罢了。那时我没有做什么，我任凭上帝的道运行。当我们想用暴力行事的时候，你猜魔鬼如何想法呢？它坐在地狱里想道：这些愚人将为我造成一个多么好的游戏啊！但是我们若仅传播圣道并让圣道运行，那就要使魔鬼苦恼了。因为圣道是大能的，将人的心意掳去。假如人心被掳去了，邪恶的工作就要自归毁灭。”[8] (p. 104)
1525年4月，士瓦本地区起义农民领袖将斗争纲领“十二条款”寄给马丁·路德，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马丁·路德随即发表《和平的谏言》作为答复。在这篇文章中，马丁·路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农民的同情，猛烈批评教俗封建主的贪得无厌和横征暴敛：“除了你们这些王侯、领主，尤其是瞎了眼的主教、疯狂的神父和僧侣，地球上的任何人都无须对这场灾难性的叛乱负责。时至今日你们仍然无动于衷。你们不停地肆意攻击神圣的福音，即使你们知道神圣的福音无可怀疑，而且你们谁也不能加以辩驳。此外，作为现实世界的统治者，你们无所事事，只知道欺诈掠夺民众，以保证你们自己奢靡铺张的生活。可怜的民众再也不能忍受这一切了。虽然剑已指向咽喉，但你们还是自以为稳操胜券，谁也不能奈何你们。你们不久就会看到，这种刚愎自用将会拧断你们的脖子……你们一意孤行，对任何规劝都置若罔闻。”[4] (p. 19)
但是，马丁·路德也直截了当地告诉农民诉诸暴力是错误的，一定会受到上帝的严惩：“假如你们肆意妄为，心存邪念，那么你们必将一败涂地。即使你们有可能取得暂时的胜利，并杀死所有的王公贵族，但你们的肉体和灵魂终将受到上帝的惩罚。因此对于你们来说，此事绝非儿戏，这关系到你们肉体和灵魂的最终归宿。你们不仅应该极其认真地考虑你们有多么强大，王公有多么可恶，而且也应该极其认真地考虑你们的举措是否正当合法，是否问心无愧。”最后，马丁·路德提议领主和农民双方都作出一定的让步，通过和平手段来消弭纷争：“因此，我真诚地建议你们，从贵族中挑选若干伯爵和领主，从城市居民中挑选若干议员，请他们用和平的方法调停争端。你们这些领主必须转变态度，不管你们愿意与否，你们再也不能像暴君般横行霸道。给这些可怜的民众一个安身立命的空间吧！你们农民也应通过内部协商，放弃‘十二条款’中那些过分的要求。这样，就有可能通过世俗的法律和协议，而非基督教的宗教手段，解决这一争端。”[4] (pp. 23，42-43)
很显然，马丁·路德从一开始就明确反对民众自发的暴力活动，反对农民战争，而且他本人也从未参与其中，因此所谓的“背叛”说既背离了历史的真实，同时在论证逻辑方面也难以成立。
三
马丁·路德反对民众自发的暴力活动，主要原因在于他从来没有把普通民众视为宗教改革运动的依靠力量，并担心这类暴力活动会导致政局动荡，难以收拾。但是，马丁·路德并非完全排斥暴力，在将全部希望寄托于德国各级封建主的同时，他也始终强烈主张德国各级封建主应该，也必须动用手中的暴力手段，一方面对抗强大的罗马天主教会，推动宗教改革深入开展；另一方面镇压起义农民，恢复社会秩序。这是马丁·路德一贯的立场。
1520年8月，马丁·路德发表了自己的政治纲领《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行文之初他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德国宗教改革势在必行，德国皇帝和贵族是这场改革运动的领导者：“我是一个卑微的人，竟敢上书皇帝陛下和贵族们，并非全然是由于我的鲁莽和草率。实在是因为基督教世界，尤其是德意志的各个阶层正备受煎熬，处境艰难。不只是我一个人，每个人都在不停地呐喊，祈求帮助。这一情景迫使我现在就大声疾呼，祈祷上帝降灵于某人，并引导他向这个可怜不幸的民族伸出援助之手。虽然宗教会议常常声称要进行改革，但这类尝试总被某些人的阴谋诡计巧妙地破坏了，局面每况愈下。我祈求上帝帮助我揭露这些人的邪恶和狡诈，以使他们的真面目大白于天下，再也不能为非作歹。上帝已赐予我们一位出身高贵的年轻君主（注：指查理五世——中译者注。），这在许多人心中激起了强烈的希望。我们应该把握机会，并充分利用这一上帝恩赐的时机。”[9] (pp. 124-125)
1520年夏天，马丁·路德与天主教会的矛盾进一步尖锐，罗马教皇威胁要对马丁·路德进行绝罚。马丁·路德毫不退让，针锋相对地呼吁各级封建主联合起来，以武力对抗天主教会：“在我看来，假如那些罗马人如此疯狂，剩下来的唯一办法似乎是由皇帝，诸王，和诸亲王，都武装起来，去进攻这些危害全世界的害物，并与他们战斗，不是用言语，而是用钢铁。假如我们用轭刑罚盗贼，用剑对付拦抢劫者，并用火烧传异端者，那我们为什么不攻击这些灭亡的怪物，这些红衣主教，这些教皇，和败坏青年和上帝教会之罗马所多玛（注：所多玛，位于死海南岸，圣经称该城因“罪恶甚重”而被上帝焚毁——引者注。）全体的人呢？为什么我们不用武器攻击他们，并在他们的血中洗手呢？这岂不是更加合理吗？”虽然马丁·路德后来对这番话作了一定的更正：“我写过‘假如我们用火烧传异端者，为什么我们不用剑攻击教皇及其追随者，并在他们的血中洗手，这岂不是更加合理么？’由于我不赞成用火烧传异端者，也不赞成杀死任何基督徒——我十分明白这是与福音不相合的——我已经表明，假如传异端者应受火刑，那便是他们所应受的。并没有必要要用剑攻击你们。”[10] (pp. 124-125)但是，全面考察德国宗教改革的全过程不难看出，马丁·路德的“更正”只不过是特定形势下的一种斗争策略，他从来也没有放弃以武力与罗马教廷抗衡的想法。
1545年，马丁·路德在《斥魔鬼创建的罗马教皇制度》一文中再次重申：“动手吧，皇帝、君主、诸侯、领主及一切有权采取行动的人。动手吧，上帝为你的行动会赐福于你。首先当从罗马教皇的手里，将Romagna、乌尔比诺(Urbino)、博洛尼亚(Bologna)以及他所有的一切抢过来。因为，他之拥有这些，全系出之于撒谎，及运用一切卑劣手段。这些本来是属于皇帝的东西。由于他运用偶像及其他不正当的方法偷了来，所以大家不知道。自从这些东西落在他的手里，他便据以自大，用以作恶……现在，由于他据有了这些东西，已有数不清的人受他引诱坠入地狱之火……因此，先夺取他——教皇、红衣主教、及所有跟从他们一群狗男女的一切，然后，从颈后拔出他们的舌头，把他们一齐牵上绞刑台。这样做，可说是千该万该的。”[7] (p. 611)
马丁·路德还一再声称，对于各级封建主而言，采用暴力手段镇压农民起义乃其义不容辞的职责，天经地义。
1523年，托马斯·闵采尔出任阿尔斯特德城牧师后，积极宣传较马丁·路德更为激进的政治宗教观念，并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上帝的选民同盟(即基督教同盟)。大批托马斯·闵采尔的支持者随之聚集该城，他们曾焚毁了一座小教堂。得知托马斯·闵采尔及其支持者的活动后，马丁·路德致信萨克森诸亲王，请求他们采取行动，防患于未然：“这些亚尔斯忒人（注：亚尔斯忒，大陆学界一般译为阿尔斯特德；亚尔斯忒人，指托马斯·闵采尔及其支持者——引者注。）诽谤圣经，并以圣灵自夸，但他们在哪里显示圣灵仁爱，喜乐，和平，与忍耐的果子呢？如果他们把自己限制于传道的职责内便不要干预他们。让诸灵去打个水落石出吧，但当剑拔弩张时，尊长们就应当加以干涉，不论是他们或我们采取主动。尊长们必须把犯法者驱逐出境。我们的职责只是讲道和受苦。基督与众使徒并没有捣碎塑像和教堂，而是用上帝的道赢取人心。旧约中屠杀不敬神的人的事是不可效法的。如果这些亚尔斯忒人想除灭不敬虔的人，他们必会导致血浴山河。但尊长们是受上帝任命维持和平的，尊长们决不可袖手旁观。”[10] (pp. 244-245)
在《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一文中，马丁·路德还曾以宗教理论为依据，提醒各级封建主务必当机立断，痛下杀手：“王侯领主切记，据《罗马书》十三章所言，他（注：指信仰基督教的贵族——中译者注。）是上帝的使者和愤怒的仆人，上帝授其以剑，是为了对付那些叛乱的民众。假如他没有履行自身的职责，对某些人实施惩罚，对其他人进行保护，那么他在上帝面前犯下的过失之大，就如那些未经授权即取人性命者一样。如果他有能力实施惩罚，却又没有实施惩罚——纵然是必须杀死或伤害某些人——那么这些人犯下的谋杀和其他罪行就都是他的罪恶。因为他有能力阻止这批恶棍到处肆虐，而且这也是他的责任，他却故意漠视上帝的命令，容忍这批恶棍为非作歹。醒来吧，不能再容忍、宽恕这一切！这是一个刀剑出鞘的年代，而非仁慈感化的岁月。”[4] (pp. 52-53)
农民战争失败以后，马丁·路德仍然强调必须使用有组织的暴力来维持社会秩序，强迫民众服从君主统治：“在此(农民起义)之前，我一直相信可以依福音书引导人们……但是今天(起义之后)，我已明白，世人是蔑视福音书的；为了引导他们，需要国家的法律，需要刀剑和暴力。”“必须遵守法律，事情才能成功。”“绝大部分的君主都是狂妄的老爷，或者世间最为非作歹的无赖；但是必须服从他们，因为他们是为上帝服务的刽子手和狱卒。”[2] (p. 191)
在持续数十年的德国宗教改革运动中，马丁·路德一直将德国各级封建主，而不是普通民众，视为改革的依靠力量，这是一个不争的史实。无论我们将其归结为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也好，或称之为历史的局限性也好，这一切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马丁·路德坚持不懈的努力，不仅为路德宗在德国获得合法地位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有力地推动了整个欧洲宗教改革的进程。从这一意义上讲，马丁·路德堪称历史的巨人，历史的功绩和历史的局限性必然同时显现在他的思想和行动中。正因为如此，马丁·路德不可能是个完人，但也绝非叛徒。马丁·路德顺应历史的潮流，始终高举宗教改革的大旗，圆满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12期
【原文出处】《历史教学问题》(沪)2005年04期第10～14页
【作者简介】金志霖，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研究员，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062)
| 【内容提要】 | 马丁·路德对待德国农民战争的态度，仅表明他强烈反对农民战争，而不能证明他背叛了农民战争或宗教改革，因为马丁·路德从未支持或参与农民战争，也从未停止与罗马教会的斗争。马丁·路德反对民众自发的暴力活动，主要原因在于他从来没有把普通民众视为宗教改革运动的依靠力量。在马丁·路德看来，农民即使有可能取得暂时的胜利，并杀死所有的王公贵胄，但他们的肉体和灵魂终将受到重创，他们必将一败涂地。马丁·路德始终强烈主张德国各级封建主应该，也必须动用手中的暴力手段，以对抗罗马天主教会和镇压起义农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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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战争中的马丁·路德不仅为后人所诟病，而且也曾遭到同时代人的抨击，有的农民就直言不讳地斥之为“谎言博士”和“谄媚王侯者”[3] (p. 86)。其原因主要与马丁·路德攻击农民战争的言论有关。
1525年5月，正当各级封建主调兵遣将，全力镇压农民战争之际，马丁·路德发表《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一文，毫无保留地申明了自己的立场：“现在所有的一切都表明，农民正试图欺骗我们，他们在‘十二条款’中的主张只不过是打着福音书旗号的谎言。简而言之，他们正在干着魔鬼的勾当，特别是大恶魔（注：指托马斯·闵采尔——中译者注。）控制缪尔豪森期间的行径，除了煽动抢劫、谋杀和杀戮之外，他什么都没干……由于这些农民和可怜的民众现在已误入歧途，所作所为违背了自己的诺言，所以我必须发表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有关他们的言论，并开始当面揭露他们的罪状……以期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能够幡然悔悟。然后我还必须向统治者提供应变策略。”[4] (p. 49)
在公开谴责农民战争的同时，马丁·路德还号召每个人奋起痛击起义农民：“由于农民已经开始叛乱，疯狂地劫掠不属于他们的修道院和城堡，因此他们就该像拦路的强盗和杀人犯那样，肉体和灵魂一起毁灭。而且，任何人，只要被证明煽动叛乱，那么在上帝和皇帝面前他就是一个歹徒，首先将其处死者无须承担任何责任。因为对于公开参加叛乱的人来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审判并处死他，正如火灾初起之时那样，第一个能将其扑灭者就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最佳人选。同时叛乱也并非是简单的谋杀，而是像大火一样使全国惨遭蹂躏，到处都是血淋淋的杀戮，孤儿寡妇处处可见，如同遭遇了一场可怕的灾难，一切都被颠倒了。所以，每一个有能力秘密或公开打死、杀死、刺死叛乱者的人都应牢记，没有什么比叛乱者更为恶毒，更为有害，更为凶残的了。这就像一个人必须杀死一条疯狗一样，你若不攻击疯狗，疯狗就会反咬一口。对于整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4] (p. 50)
对于德国农民战争的领袖托马斯·闵采尔，马丁·路德更是恨之入骨。虽然宗教改革之初，马丁·路德与托马斯·闵采尔曾携手对抗罗马教廷，但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农民战争爆发以后，两人彻底分道扬镳。1525年5月15日，就在托马斯·闵采尔兵败弗兰肯豪森，受伤被俘的前一天，马丁·路德在致约翰·吕厄尔的信中写道：“阁下，我感谢你，你带来我喜欢听的特别是有关闵采尔的最新消息。我希望知道怎样捉住他、他是怎样表演的，这样可以彻底弄清这个家伙的傲慢无礼。这个可怜的畜生落到这个下场可怜又可悲，然而，我们有什么办法？这是上帝的旨意，要使老百姓懂得惧怕。否则，魔鬼会更加肆虐。这种不幸比较可取。这是上帝的判决。凡动刀者必死于刀下。可以安慰的是，这种精神必将发扬，使农民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多么可恶，或许他们能改恶从善。对这件事不必过于在意，因为它可能是件好事，众人可能由于惧怕而放老实点。”[5] (pp. 578-579)
1525年5月末，缪尔豪森失陷，托马斯·闵采尔被处极刑，马丁·路德立即表示：“在我看来，与其让王公诸侯和地方官吏遇害，还不如将叛乱农民全部杀死，因为叛乱农民舞刀弄枪并没有得到上帝的授权。恶魔肆虐的结果只能是上帝的王国和世俗的王国一起惨遭恶魔的蹂躏。即使王公诸侯越权，但他们动用武力至少得到了上帝的认可……那些农民被警告后，依然没有停止骚动，甚至在获得最公平的条件后，还是不愿意放下武器。他们继续如恶魔般四处行凶，就像他们在图林根和法兰克尼亚的所作所为一样。对于这些农民，根本就不该讲什么仁慈和耐心，他们只配得到上帝和世人的谴责惩罚。为叛乱农民的行为辩护，宽恕他们，或是支持他们，实际上就是否定上帝，亵渎上帝，并将上帝逐出天国。”[6] (p. 114)
马丁·路德对待农民战争的态度当时就遭到不少人的怒斥，但他始终拒绝改弦易辙。1525年7月，马丁·路德又发表了《关于严词抨击农民书籍的一封公开信》，再次陈述武力镇压农民战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统治者应该不断震慑这些民众，一直到他们乖乖地闭上嘴，同时还要让他们认识到在这件事上统治者言出必行。”“假如他们（注：指批评者——中译者注。）认为这一回答过于强硬，鼓吹暴力，禁止民众言论，那么我的答复是‘完全正确’。对于叛乱者不必讲什么道理，因为他不会接受这些道理。你必须用拳头来回答这些人，让他们鼻子流血。叛乱农民根本就不想听，也不想让别人说什么，因此现在只能用枪弹来教训他们，直到他们脑袋搬家。对付这样的学生必须使用这样的教鞭。当有人善意地宣讲圣经时，拒绝听讲者必将会面对举着斧子的刽子手。如果有人指责我在这个问题上残酷无情，我要告诉他们，这不是一个怜悯仁慈的问题，我们是在谈论圣经。君主荣获尊崇，叛乱者必将失败，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和我们一样仁慈。”[4] (pp. 65-66)
针对一部分人要求仁慈地对待叛乱农民，马丁·路德斩钉截铁地答道：“我的好朋友们，你们竭力呼吁仁慈，是因为叛乱农民正遭到迎头痛击，但为什么当叛乱农民以惨不忍睹和骇人听闻的手段烧杀掳掠时，你们都悄无声息了呢？为什么叛乱农民对王公领主就可以一点不讲仁慈，而是要将他们赶尽杀绝呢？当时没人讲什么仁慈，人们所说的都是‘权利’，仁慈不值得一提。‘权利，权利，权利！’权利高于一切。现在叛乱农民溃不成军，他们正在自食其果，这时却没人再谈什么权利，唯一的话题就是仁慈。”“从本质上讲，叛乱农民就是嗜血的杀人犯和造反者，因为由于他们的缘故，不少人的地位被颠覆，财产被抢劫，名声遭诽谤，并被迫忍受各种不公正的待遇，对这些人叛乱农民从来不讲什么仁慈。假如叛乱农民的企图得逞，所有诚实的人都将在劫难逃，无论是谁，只要比别人多一分钱，他就会因此而受到折磨。他们已经开始采取行动，并将继续采取行动，妇女儿童将会蒙羞，他们自己亦将自相残杀，再也找不到一块宁静安全的地方了。还会有什么人比一群饱食终日，且手握权柄的叛乱农民更肆无忌惮？”[4] (pp. 67，71-72)
二
马丁·路德的上述言论，尤其是《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一文，是不少现代研究者断定马丁·路德“背叛”的主要依据。但是，仔细阅读分析之便可以发现，这些引文仅表明马丁·路德强烈反对德国农民战争，而不能证明马丁·路德背叛了德国农民战争或宗教改革运动。“反对”与“背叛”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背叛”说假如能够成立的话，前提必须是马丁·路德曾积极支持，或亲身参与了德国农民战争，事实恰恰与之完全相反。在马丁·路德看来，民众自发的暴力活动都应予以谴责和制止，即使是为了宗教目的也不例外。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则，早在1521年1月，马丁·路德就坦言：“我并不想采用暴力或谋求手段来维护福音真理。”[7] (p. 570)
1521年末，随着宗教改革运动不断深入，马丁·路德担心局面失控，殃及无辜，遂在《真诚地劝诫所有基督徒》一文中发出警告：“暴动的危险似乎可能存在。教士、修士、主教以及所有的宗教精神领域，可能会遭谋害或被放逐，除非他们严肃而彻底地改革自身。因为一般人的财产、身体及心灵受到伤害时，总是非常地担心，而变成被煽动的人。教会人士给予一般人的折磨太多了，不讲理地让他们负担过重。他们不能也不愿再忍受。事实上，他们有很好的理由，把连枷和木棒放在身边，就像农人威胁着要这么做一样。现在，我听到教士们处于害怕、焦虑之中，一点也不会不高兴。也许教士们会有所感觉，而缓和一下他们疯狂的专制……我一定要继续努力下去。假使我有十个身体，能够得到上帝很多的恩宠，使一般百姓能够用较缓和的叛乱方法惩罚教士们，那么，我一定会非常高兴地为穷苦的农人，献出我的十个身体。”“暴动叛乱是无理性的举动，因为通常所伤害到的，总是无辜的人多于罪恶的人。因此，没有一件叛乱是对的，不管有多好的理由都一样。叛乱所引起的伤害，总是超过革命的成就……当民众挣脱缰绳，逃出樊笼时，他没办法分辨哪些是邪恶的人？哪些是虔诚的善男信女？任意破坏的结果，可怕的不义之举就无法避免了……我同情，而且永远同情那些反抗叛乱的人。”[7] (p. 492)
1522年3月，马丁·路德在威登堡作了8次讲道，在谈到天主教的弥撒仪式时，他虽然持强烈反对态度，但同时也强调：“弥撒是一桩坏事，是上帝所不喜悦的，因为弥撒是被认为献祭和有功德的行为，所以弥撒必须废除。这里没有置问的余地，正如你们用不着问，是否应该向上帝祷告一样。私人的弥撒，照我以前写作所说的，应该废除，这是我们都完全同意的。我深愿各处都把它废除，只保留照福音为众人所举行的弥撒。然而在这件事上，基督徒的爱不应当使用暴力或强迫。对这件事只能用口舌和笔墨传讲，使人知道这样举行弥撒，乃是一种罪恶，但不要用暴力把人拖开。要把这件事交托给上帝。他的道要单独运行，不需要我们工作。为什么呢？因为我并没有能力，像窑匠模塑泥土一样模塑人心。我只能达到人的耳，无法达到人的心。我既不能把信仰注入他们的心，我就不能、也不应该强迫任何人接受信仰。使信仰在人心中活着，乃是上帝的工作。因此我们应该让道自由运行，不要加上我们的工作，我们只有说话的权利，没有执行的权利。我们应当传道，但结果如何，全凭上帝作主。”“假如我闯进来，用暴力废除弥撒，就必有许多人被迫同意，但是他们并没有正确的认识，反倒要说：我不知道这事的是非，我也不知道自己的立场，我不过是被迫服从多数而已。这种强迫和命令不过产生一种嘲弄、虚饰、愚人的游戏，人为的法令，假圣人和伪善者。”[8] (pp. 102-103)
马丁·路德还进一步用自己的经历来开导信徒：“结论说：关于弥撒我要传讲、教导、写作，但不用暴力强制任何人，因为信仰必须自发，不加强迫。以我自己为例来说，我曾反对赎罪券和一切教皇党徒，但从来不用暴力。我只是教导、传讲、阐述上帝的圣道，此外没有做什么。如是，当我睡觉或同我的腓力(指梅兰希顿)和安斯多弗饮威登堡啤酒的时候，圣道就大大削弱了罗马教皇权，而为从来诸侯或皇帝所不能做到的。我自己没有做什么；圣道做了这一切。假如我要捣乱，我早就使德意志发生了大流血。是的，我很可以在沃木斯发动了这样一个小玩意，甚至使皇帝本身也不安全。但这有什么意义呢？那不过是愚人的儿戏罢了。那时我没有做什么，我任凭上帝的道运行。当我们想用暴力行事的时候，你猜魔鬼如何想法呢？它坐在地狱里想道：这些愚人将为我造成一个多么好的游戏啊！但是我们若仅传播圣道并让圣道运行，那就要使魔鬼苦恼了。因为圣道是大能的，将人的心意掳去。假如人心被掳去了，邪恶的工作就要自归毁灭。”[8] (p. 104)
1525年4月，士瓦本地区起义农民领袖将斗争纲领“十二条款”寄给马丁·路德，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马丁·路德随即发表《和平的谏言》作为答复。在这篇文章中，马丁·路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农民的同情，猛烈批评教俗封建主的贪得无厌和横征暴敛：“除了你们这些王侯、领主，尤其是瞎了眼的主教、疯狂的神父和僧侣，地球上的任何人都无须对这场灾难性的叛乱负责。时至今日你们仍然无动于衷。你们不停地肆意攻击神圣的福音，即使你们知道神圣的福音无可怀疑，而且你们谁也不能加以辩驳。此外，作为现实世界的统治者，你们无所事事，只知道欺诈掠夺民众，以保证你们自己奢靡铺张的生活。可怜的民众再也不能忍受这一切了。虽然剑已指向咽喉，但你们还是自以为稳操胜券，谁也不能奈何你们。你们不久就会看到，这种刚愎自用将会拧断你们的脖子……你们一意孤行，对任何规劝都置若罔闻。”[4] (p. 19)
但是，马丁·路德也直截了当地告诉农民诉诸暴力是错误的，一定会受到上帝的严惩：“假如你们肆意妄为，心存邪念，那么你们必将一败涂地。即使你们有可能取得暂时的胜利，并杀死所有的王公贵族，但你们的肉体和灵魂终将受到上帝的惩罚。因此对于你们来说，此事绝非儿戏，这关系到你们肉体和灵魂的最终归宿。你们不仅应该极其认真地考虑你们有多么强大，王公有多么可恶，而且也应该极其认真地考虑你们的举措是否正当合法，是否问心无愧。”最后，马丁·路德提议领主和农民双方都作出一定的让步，通过和平手段来消弭纷争：“因此，我真诚地建议你们，从贵族中挑选若干伯爵和领主，从城市居民中挑选若干议员，请他们用和平的方法调停争端。你们这些领主必须转变态度，不管你们愿意与否，你们再也不能像暴君般横行霸道。给这些可怜的民众一个安身立命的空间吧！你们农民也应通过内部协商，放弃‘十二条款’中那些过分的要求。这样，就有可能通过世俗的法律和协议，而非基督教的宗教手段，解决这一争端。”[4] (pp. 23，42-43)
很显然，马丁·路德从一开始就明确反对民众自发的暴力活动，反对农民战争，而且他本人也从未参与其中，因此所谓的“背叛”说既背离了历史的真实，同时在论证逻辑方面也难以成立。
三
马丁·路德反对民众自发的暴力活动，主要原因在于他从来没有把普通民众视为宗教改革运动的依靠力量，并担心这类暴力活动会导致政局动荡，难以收拾。但是，马丁·路德并非完全排斥暴力，在将全部希望寄托于德国各级封建主的同时，他也始终强烈主张德国各级封建主应该，也必须动用手中的暴力手段，一方面对抗强大的罗马天主教会，推动宗教改革深入开展；另一方面镇压起义农民，恢复社会秩序。这是马丁·路德一贯的立场。
1520年8月，马丁·路德发表了自己的政治纲领《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行文之初他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德国宗教改革势在必行，德国皇帝和贵族是这场改革运动的领导者：“我是一个卑微的人，竟敢上书皇帝陛下和贵族们，并非全然是由于我的鲁莽和草率。实在是因为基督教世界，尤其是德意志的各个阶层正备受煎熬，处境艰难。不只是我一个人，每个人都在不停地呐喊，祈求帮助。这一情景迫使我现在就大声疾呼，祈祷上帝降灵于某人，并引导他向这个可怜不幸的民族伸出援助之手。虽然宗教会议常常声称要进行改革，但这类尝试总被某些人的阴谋诡计巧妙地破坏了，局面每况愈下。我祈求上帝帮助我揭露这些人的邪恶和狡诈，以使他们的真面目大白于天下，再也不能为非作歹。上帝已赐予我们一位出身高贵的年轻君主（注：指查理五世——中译者注。），这在许多人心中激起了强烈的希望。我们应该把握机会，并充分利用这一上帝恩赐的时机。”[9] (pp. 124-125)
1520年夏天，马丁·路德与天主教会的矛盾进一步尖锐，罗马教皇威胁要对马丁·路德进行绝罚。马丁·路德毫不退让，针锋相对地呼吁各级封建主联合起来，以武力对抗天主教会：“在我看来，假如那些罗马人如此疯狂，剩下来的唯一办法似乎是由皇帝，诸王，和诸亲王，都武装起来，去进攻这些危害全世界的害物，并与他们战斗，不是用言语，而是用钢铁。假如我们用轭刑罚盗贼，用剑对付拦抢劫者，并用火烧传异端者，那我们为什么不攻击这些灭亡的怪物，这些红衣主教，这些教皇，和败坏青年和上帝教会之罗马所多玛（注：所多玛，位于死海南岸，圣经称该城因“罪恶甚重”而被上帝焚毁——引者注。）全体的人呢？为什么我们不用武器攻击他们，并在他们的血中洗手呢？这岂不是更加合理吗？”虽然马丁·路德后来对这番话作了一定的更正：“我写过‘假如我们用火烧传异端者，为什么我们不用剑攻击教皇及其追随者，并在他们的血中洗手，这岂不是更加合理么？’由于我不赞成用火烧传异端者，也不赞成杀死任何基督徒——我十分明白这是与福音不相合的——我已经表明，假如传异端者应受火刑，那便是他们所应受的。并没有必要要用剑攻击你们。”[10] (pp. 124-125)但是，全面考察德国宗教改革的全过程不难看出，马丁·路德的“更正”只不过是特定形势下的一种斗争策略，他从来也没有放弃以武力与罗马教廷抗衡的想法。
1545年，马丁·路德在《斥魔鬼创建的罗马教皇制度》一文中再次重申：“动手吧，皇帝、君主、诸侯、领主及一切有权采取行动的人。动手吧，上帝为你的行动会赐福于你。首先当从罗马教皇的手里，将Romagna、乌尔比诺(Urbino)、博洛尼亚(Bologna)以及他所有的一切抢过来。因为，他之拥有这些，全系出之于撒谎，及运用一切卑劣手段。这些本来是属于皇帝的东西。由于他运用偶像及其他不正当的方法偷了来，所以大家不知道。自从这些东西落在他的手里，他便据以自大，用以作恶……现在，由于他据有了这些东西，已有数不清的人受他引诱坠入地狱之火……因此，先夺取他——教皇、红衣主教、及所有跟从他们一群狗男女的一切，然后，从颈后拔出他们的舌头，把他们一齐牵上绞刑台。这样做，可说是千该万该的。”[7] (p. 611)
马丁·路德还一再声称，对于各级封建主而言，采用暴力手段镇压农民起义乃其义不容辞的职责，天经地义。
1523年，托马斯·闵采尔出任阿尔斯特德城牧师后，积极宣传较马丁·路德更为激进的政治宗教观念，并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上帝的选民同盟(即基督教同盟)。大批托马斯·闵采尔的支持者随之聚集该城，他们曾焚毁了一座小教堂。得知托马斯·闵采尔及其支持者的活动后，马丁·路德致信萨克森诸亲王，请求他们采取行动，防患于未然：“这些亚尔斯忒人（注：亚尔斯忒，大陆学界一般译为阿尔斯特德；亚尔斯忒人，指托马斯·闵采尔及其支持者——引者注。）诽谤圣经，并以圣灵自夸，但他们在哪里显示圣灵仁爱，喜乐，和平，与忍耐的果子呢？如果他们把自己限制于传道的职责内便不要干预他们。让诸灵去打个水落石出吧，但当剑拔弩张时，尊长们就应当加以干涉，不论是他们或我们采取主动。尊长们必须把犯法者驱逐出境。我们的职责只是讲道和受苦。基督与众使徒并没有捣碎塑像和教堂，而是用上帝的道赢取人心。旧约中屠杀不敬神的人的事是不可效法的。如果这些亚尔斯忒人想除灭不敬虔的人，他们必会导致血浴山河。但尊长们是受上帝任命维持和平的，尊长们决不可袖手旁观。”[10] (pp. 244-245)
在《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一文中，马丁·路德还曾以宗教理论为依据，提醒各级封建主务必当机立断，痛下杀手：“王侯领主切记，据《罗马书》十三章所言，他（注：指信仰基督教的贵族——中译者注。）是上帝的使者和愤怒的仆人，上帝授其以剑，是为了对付那些叛乱的民众。假如他没有履行自身的职责，对某些人实施惩罚，对其他人进行保护，那么他在上帝面前犯下的过失之大，就如那些未经授权即取人性命者一样。如果他有能力实施惩罚，却又没有实施惩罚——纵然是必须杀死或伤害某些人——那么这些人犯下的谋杀和其他罪行就都是他的罪恶。因为他有能力阻止这批恶棍到处肆虐，而且这也是他的责任，他却故意漠视上帝的命令，容忍这批恶棍为非作歹。醒来吧，不能再容忍、宽恕这一切！这是一个刀剑出鞘的年代，而非仁慈感化的岁月。”[4] (pp. 52-53)
农民战争失败以后，马丁·路德仍然强调必须使用有组织的暴力来维持社会秩序，强迫民众服从君主统治：“在此(农民起义)之前，我一直相信可以依福音书引导人们……但是今天(起义之后)，我已明白，世人是蔑视福音书的；为了引导他们，需要国家的法律，需要刀剑和暴力。”“必须遵守法律，事情才能成功。”“绝大部分的君主都是狂妄的老爷，或者世间最为非作歹的无赖；但是必须服从他们，因为他们是为上帝服务的刽子手和狱卒。”[2] (p. 191)
在持续数十年的德国宗教改革运动中，马丁·路德一直将德国各级封建主，而不是普通民众，视为改革的依靠力量，这是一个不争的史实。无论我们将其归结为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也好，或称之为历史的局限性也好，这一切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马丁·路德坚持不懈的努力，不仅为路德宗在德国获得合法地位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有力地推动了整个欧洲宗教改革的进程。从这一意义上讲，马丁·路德堪称历史的巨人，历史的功绩和历史的局限性必然同时显现在他的思想和行动中。正因为如此，马丁·路德不可能是个完人，但也绝非叛徒。马丁·路德顺应历史的潮流，始终高举宗教改革的大旗，圆满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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