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巴基斯坦为何抛弃与美国结盟的外交政策
张世均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12期
【原文出处】《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04期第49～52，61页
【作者简介】张世均，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 成都 610041）
【关 键 词】巴基斯坦/美国/新不结盟政策
20世纪70年代以来，巴基斯坦历届政府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在处理本国和世界各国的关系时，奉行新的不结盟政策。巴基斯坦政府在奉行新不结盟政策中，改善与苏联和美国的关系，进一步加深与中国的友谊；大力发展与伊斯兰各国的关系，将与伊斯兰国家，尤其是将与西亚伊斯兰国家、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作为对外政策的支柱；努力恢复巴基斯坦在第三世界中的形象，加入不结盟运动；缓和与印度的关系；参加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推动南亚地区经济贸易和文化协作关系的发展。本文试对巴基斯坦政府抛弃与美国结盟的外交政策而推行新不结盟外交政策的原因作一个探讨，以利我们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一、巴美结盟并不能保障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
印度独立前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相比处于弱势地位，弱势团体的安全忧患意识成为穆斯林领导人赞同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的重要原因。巴基斯坦和印度独立后发生的“土邦之争”证明了巴基斯坦存在着严重的国家安全忧患。巴基斯坦在第一次“印巴战争”中的失利又证明了巴基斯坦是弱势团体。为了解决国家安全忧患，巴基斯坦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与印度进行抗衡。
1947年6月，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时，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91％的先进的大工业都划归了印度。巴基斯坦国内自然资源缺乏，经济基础相当落后，不具备成为地区大国的必要条件，加之，从1947年到1958年军人接管文职政府的11年中，巴基斯坦八易总统(总督)[1]，动荡的政局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上也没有像印度那样树立起一面足以号召和征服广大亚非拉新兴国家的旗帜，虽然巴基斯坦在独立初期实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但它始终被隐藏在印度的阴影下，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处处表现被动，特别是在第一次印巴战争失败后，如何有效地捍卫民族的独立，成为摆在巴基斯坦新政府面前的严峻课题。
在苏美冷战开始后形成的国际格局中，南亚重要的战略地位引起了冷战双方大国的高度重视。印度与苏联关系的升温促使巴基斯坦决心寻求与苏联对抗的西方大国的支持。1954年——1972年，巴基斯坦实行与美国结盟的外交政策，企图依靠美国的力量来保障自己的安全。但是，美国与巴基斯坦结盟是各自战略的需要，一开始就是同床异梦。美国与巴基斯坦结盟只是它在拉拢印度失败后的权宜之计，主要是为了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包围社会主义中国的战略需要，并非要帮助巴基斯坦对付印度的威胁，维护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在1965年和1971年的两次印巴战争中，当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美国尽管曾经派出航空母舰达到印度洋地区，但只是给巴基斯坦壮壮胆，并没有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援助和其他更多的支持。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从1958年起大幅度下降，1961年几乎完全停止[2]。1959年，中国和印度在边界地区发生军事冲突，美国认为印度可以作为抗衡中国的重要国家，开始大幅度增加对印度的经济援助，并宣布要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政策进行重新审查[3]。1961年，美国国会批准《和平安全法案》，授权总统有权向美国的友好国家，即使没有和美国签订同盟条约的友好国家提供军事援助。美国的这些政策激怒了巴基斯坦政府，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就多次公开发表谈话，反对美国实行亲印度的外交政策。在1962年中国和印度的边境战争中，美国政府决定给印度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以增强印度反对中国的力量。巴基斯坦认为美国增强印度军事力量的做法是对巴基斯坦国家安全构成巨大的威胁，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关系继续恶化。
在1965年的第二次印巴战争中，美国对印度和巴基斯坦实行武器禁运，这对于巴基斯坦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因为巴基斯坦的武器主要依靠美国提供，美国的武器禁运就等于是断绝了巴基斯坦的武器来源，而印度却可以从苏联获得足够的武器弹药。1971年的第三次印巴战争中，与巴基斯坦签订双边军事合作协定的美国并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援助巴基斯坦。美国只是在口头上谴责印度的行为是“赤裸裸的侵略”[3]。美国派遣到孟加拉湾的军舰也没有能够防止巴基斯坦被肢解[4]，结果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在与印度的对抗中力量更加失去平衡。
巴基斯坦与美国实行结盟的外交政策时，当时担任巴基斯坦总理的穆罕默德·阿里·波格拉就明确指出：“目前，由于印度的军事力量比我们强大得多，我们还无法解决此问题。当我们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时，我保证我们会有更多的解决机会。”[5] 巴基斯坦的外交部长费洛兹·汗·努恩在巴基斯坦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时也明确表示，巴基斯坦需要巴格达条约组成员的保护[6]。然而事与愿违，1971年巴基斯坦内战及其被肢解的残酷现实使巴基斯坦新领导人布托及其以后的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在同印度的长期对抗中，巴基斯坦不能把国家的安危系于某一大国身上。为了使悲剧不在重演，为了保证国家安全和提高巴基斯坦的国际地位，巴基斯坦政府因此改变亲西方大国的外交政策，决心坚持实行新的不结盟的外交政策。
二、巴美结盟损害了巴基斯坦与中、苏的关系
巴基斯坦与美国结盟都是出于自己的战略需要。美国拉拢巴基斯坦主要是想拼凑欧洲、中东经过南亚和东南亚一直到东亚的遏止共产主义的半月形包围圈。巴基斯坦虽然也有防御苏联南下的企图，但其主要目标是想借外部力量与印度的优势抗衡。
巴基斯坦与美国结盟后，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开始疏远，暂时给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友好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1954年，巴基斯坦政府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结盟后，周恩来总理在9月23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这个军事同盟不仅支持美国在远东以中国为主要敌对目标的政策。并且便利美国从各方面侵略亚洲国家。”[4] 同时，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出现了一系列的曲折，主要表现为巴基斯坦国内舆论对中国的态度变得强硬，出现了一些不利于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言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进行监视，并且对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人民的交往进行一系列的限制；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与中国的看法相左；在西藏农奴主叛乱过程中对中国政府提出过措辞激烈的批评；巴基斯坦的外交部长还接见了由蒋介石的一员陆军中将率领的“中国回教朝觐团”等事件[7]。相反，中国政府加紧了和印度发展友好关系，以抵巴基斯坦与美国结盟带来的消极影响。1954年6月28日，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和印度政府总理尼赫鲁经过认真的讨论后发表了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外国政府首脑，受到中国人民兄弟般的热情接待。两国总理就亚洲和平和双边各种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取得了广泛的一致意见。1956年11月，周恩来总理再次访问印度，把两国间日益深化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后来代表尼赫鲁总理再度访问中国的克里斯纳·梅农在与周恩来总理进行六次会谈后，确信“印中两国的友谊和关系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在目前，是崛起的亚洲的日益加强的团结和日益提高的觉醒中以及在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繁荣中的一个持久的因素”[7]。中印关系的巩固和加深，给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环境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巴基斯坦与美国实行结盟的外交政策后，苏联和巴基斯坦的政治关系变得紧张起来。1955年11月，赫鲁晓夫访问印度时，公开支持印度对克什米尔的领土要求。1960年3月，赫鲁晓夫访问阿富汗时，公开表示支持阿富汗政府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的立场，实行偏袒阿富汗的外交政策。1965年9月，印巴发生战争时，美国停止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而苏联却不断向印度提供大量的军事装备。1971年3月26日，东巴基斯坦事件发生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写信给巴基斯坦叶海亚·汗总统说：“坚决呼吁采取最紧急的措施，制止流血，停止对东巴基斯坦居民的镇压，并转而采取和平的政治解决办法”[3]。11月，印度利用东巴基斯坦的局势对巴基斯坦发起进攻，并肢解巴基斯坦时，苏联也占在印度政府一边。
巴基斯坦与美国结盟损害了巴基斯坦与中国、苏联的关系，而美国在巴基斯坦与印度的战争中并没有给巴基斯坦有力的支持，但是中国是始终如一地支持巴基斯坦，所以伊斯兰堡与北京保持密切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在巴基斯坦与美、苏、中三大国的关系上，自从布托执政开始，巴基斯坦同美、中、苏三国保持着一种“平衡”的外交关系，即同美国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积极寻求改善同苏联的关系。
三、巴美结盟损害了巴基斯坦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
巴基斯坦独立后，由于与伊斯兰世界宗教信仰一致，因而他们保持着不同寻常的友好关系。自从1954年巴基斯坦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行结盟的外交政策后，给巴基斯坦与一些伊斯兰国家的关系蒙上了阴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埃及人民的反英斗争不断高涨。1951年10月13日，美国、英国、法国和土耳其一起向埃及提出建立军事集团的建议，“邀请”埃及参加一个总部拟设在开罗的“中东司令部”，但埃及政府断然拒绝了四国的建议。1952年10月，美国又提出“中东防御组织”计划，埃及和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仍然坚持中立主义，对参加西方发起的反苏联盟不感兴趣。1955年9月，巴基斯坦同英国、伊朗、伊拉克、土耳其组成了“巴格达条约组织”，通过这个军事条约集团，巴基斯坦正式成为了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同盟条约网中的一个坚实的网扣，成为了亲西方国家集团的一员。埃及政府对巴基斯坦与美国结盟的外交政策感到愤怒，纳赛尔决心维护埃及的独立，顶住帝国主义的压力，拒绝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8]。1955年9月，埃及政府除同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签订向埃及提供武器的协定外，还于1955年10月到1956年5月与叙利亚、黎巴嫩、约旦、沙特阿拉伯、也门等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分别签订了双边或三边防御协定，实际上组成了一个阿拉伯国家防御同盟，与巴格达条约组织针锋相对[9]。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与埃及政府一样对巴基斯坦同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结盟的外交政策持批评态度，使巴基斯坦不能从大多数海湾国家获得所需要的资源。
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本来存在着边界纠纷，两国关系比较紧张，特别是巴基斯坦与西方大国实行结盟的外交政策后，阿富汗就转向依靠苏联以支持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之间的“普什图尼斯坦”问题。在联合国批准巴基斯坦加入联合国组织时，阿富汗政府是唯一投反对票的国家。阿富汗于1955年和1961年曾两次宣布与巴基斯坦断绝外交关系，阿富汗共和国第一任国家元首达乌德在首次正式演讲中称巴基斯坦为与之存在分歧的唯一国家，公开鼓励巴基斯坦的普什图族人实行民族自决，并且多次在国际会议上提出“普什图尼斯坦”问题。1974年7月19日，“普什图尼斯坦”地下电台开始播音，阿富汗政府每天都提到“被占领的普什图尼斯坦”[3]。
巴基斯坦与美结盟，损害了巴基斯坦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为了进一步改善和增进巴基斯坦与穆斯林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的关系，同时也为了从这些国家获得经济援助，摆脱经济困境，巴基斯坦调整了对伊斯兰国家的政策。
四、巴美结盟损害了巴基斯坦的经济建设
巴基斯坦与美国实行结盟的外交政策还企图从美国获得大量的经济援助，尽管从1954年到1965年9月印巴战争爆发为止，美国共计向巴基斯坦提供了13.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近3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4]，但结果造成国民经济发展缓慢，影响了综合国力的提高。
20世纪50年代里，巴基斯坦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3.5％，其中工业增长8.1％，农业增长2.3％，人口年增长2.9％，人均收入增长率不到1％。从1949年——1950年到1987年——1988年度，按照1959年——1960年度不变要素成本价格计算，巴基斯坦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从123.8亿卢比和124亿卢比上升到888.87亿卢比和861.66亿卢比，分别增加了6.2倍和近6倍，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35％和5.25％，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同期从350.6卢比增长到856卢比，增加了1.4倍，年均增长率为2.45％。1977年，巴基斯坦人均收入为190美元，在世界银行列出的37个低收入国家中位居中等[3]。
巴基斯坦政府在对外经济政策方面实行依靠外援的政策，结果造成巴基斯坦外债负担加重，在经济发展中形成了举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1954年——1955年度外债负担为3.37亿美元，50年代巴基斯坦平均每年接受外援为1.57亿美元，60年代巴基斯坦平均每年接受外援为5.85亿美元，70年代巴基斯坦平均每年接受外援为10亿美元。过分地依赖外援不利于国内筹措资金，巴基斯坦国民储蓄率仅为印度的50％，是发展中国家储蓄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作为国内筹措资金主要来源之一的税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较低，仅为10％左右，大约为印度的2/3。限制性援助从一些方面捆住了巴基斯坦发展经济的自由，限制了巴基斯坦对技术、服务和机器设备的选择，提高了工程造价，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国家投资的重点，使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动性不能充分发挥，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外援往往带有一定的附加条件，从而可能影响到受援国的经济政策。自从巴基斯坦独立以来，政府在经济政策方面过分依靠西方援助的政策，导致国民经济发展缓慢，影响了综合国力的提高，其中巴基斯坦人口中识字率是发展中国家识字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严重地制约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20世纪70年代，巴基斯坦政府认识到不能依靠别人的援助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民族，经济和技术上的独立对于政治独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巴基斯坦要捍卫自己的自由和独立就必须要抛开“借来的支持”，自力更生地发展经济。
当发展与合作成为世界潮流，南亚地区经济贸易合作的加强，对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南亚地区国家为许多共同的问题所困扰，最主要的是贫困问题，世界上47％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南亚各国。南亚各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很低，只有180美元——430美元。沿海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洪灾，每年对这些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为了解决这些共同的问题，需要巴基斯坦与各国加强合作，增加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共享该地区技术、资源和经济利益。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北美、亚太、欧洲、东南亚等区域性经济合作使这些地区和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加强。而南亚经济合作缓慢，其经济地位更加恶化。巴基斯坦与其对手及其他南亚国家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迫使各国加强合作，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促进相互间的经济贸易合作，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以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消除贫困，改善人民生活，这是符合南亚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符合巴基斯坦人民的愿望。
巴基斯坦政府推行新不结盟外交政策后，使其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从海湾阿拉伯国家、美国、中国以及一些国际组织获得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国家安全环境也有一定的改善。巴基斯坦对外政策由结盟到不结盟的演变，反映了巴基斯坦政府基于自身利益并且以对付印度威胁为其主要意图，防止印度威胁仍然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12期
【原文出处】《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04期第49～52，61页
【作者简介】张世均，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 成都 610041）
| 【内容提要】 | 20世纪70年代前，巴基斯坦实行与美国结盟的外交政策，结果给巴基斯坦的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造成了一系列的消极影响，特别是与美国结盟并不能保障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从70年代开始，巴基斯坦政府为了获得更大的外交活动空间，决定改变与美国结盟的外交政策，奉行新的不结盟政策。 |
一、巴美结盟并不能保障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
印度独立前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相比处于弱势地位，弱势团体的安全忧患意识成为穆斯林领导人赞同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的重要原因。巴基斯坦和印度独立后发生的“土邦之争”证明了巴基斯坦存在着严重的国家安全忧患。巴基斯坦在第一次“印巴战争”中的失利又证明了巴基斯坦是弱势团体。为了解决国家安全忧患，巴基斯坦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与印度进行抗衡。
1947年6月，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时，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91％的先进的大工业都划归了印度。巴基斯坦国内自然资源缺乏，经济基础相当落后，不具备成为地区大国的必要条件，加之，从1947年到1958年军人接管文职政府的11年中，巴基斯坦八易总统(总督)[1]，动荡的政局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上也没有像印度那样树立起一面足以号召和征服广大亚非拉新兴国家的旗帜，虽然巴基斯坦在独立初期实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但它始终被隐藏在印度的阴影下，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处处表现被动，特别是在第一次印巴战争失败后，如何有效地捍卫民族的独立，成为摆在巴基斯坦新政府面前的严峻课题。
在苏美冷战开始后形成的国际格局中，南亚重要的战略地位引起了冷战双方大国的高度重视。印度与苏联关系的升温促使巴基斯坦决心寻求与苏联对抗的西方大国的支持。1954年——1972年，巴基斯坦实行与美国结盟的外交政策，企图依靠美国的力量来保障自己的安全。但是，美国与巴基斯坦结盟是各自战略的需要，一开始就是同床异梦。美国与巴基斯坦结盟只是它在拉拢印度失败后的权宜之计，主要是为了在亚洲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包围社会主义中国的战略需要，并非要帮助巴基斯坦对付印度的威胁，维护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在1965年和1971年的两次印巴战争中，当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美国尽管曾经派出航空母舰达到印度洋地区，但只是给巴基斯坦壮壮胆，并没有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援助和其他更多的支持。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从1958年起大幅度下降，1961年几乎完全停止[2]。1959年，中国和印度在边界地区发生军事冲突，美国认为印度可以作为抗衡中国的重要国家，开始大幅度增加对印度的经济援助，并宣布要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政策进行重新审查[3]。1961年，美国国会批准《和平安全法案》，授权总统有权向美国的友好国家，即使没有和美国签订同盟条约的友好国家提供军事援助。美国的这些政策激怒了巴基斯坦政府，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就多次公开发表谈话，反对美国实行亲印度的外交政策。在1962年中国和印度的边境战争中，美国政府决定给印度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以增强印度反对中国的力量。巴基斯坦认为美国增强印度军事力量的做法是对巴基斯坦国家安全构成巨大的威胁，巴基斯坦与美国的关系继续恶化。
在1965年的第二次印巴战争中，美国对印度和巴基斯坦实行武器禁运，这对于巴基斯坦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因为巴基斯坦的武器主要依靠美国提供，美国的武器禁运就等于是断绝了巴基斯坦的武器来源，而印度却可以从苏联获得足够的武器弹药。1971年的第三次印巴战争中，与巴基斯坦签订双边军事合作协定的美国并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援助巴基斯坦。美国只是在口头上谴责印度的行为是“赤裸裸的侵略”[3]。美国派遣到孟加拉湾的军舰也没有能够防止巴基斯坦被肢解[4]，结果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在与印度的对抗中力量更加失去平衡。
巴基斯坦与美国实行结盟的外交政策时，当时担任巴基斯坦总理的穆罕默德·阿里·波格拉就明确指出：“目前，由于印度的军事力量比我们强大得多，我们还无法解决此问题。当我们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时，我保证我们会有更多的解决机会。”[5] 巴基斯坦的外交部长费洛兹·汗·努恩在巴基斯坦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时也明确表示，巴基斯坦需要巴格达条约组成员的保护[6]。然而事与愿违，1971年巴基斯坦内战及其被肢解的残酷现实使巴基斯坦新领导人布托及其以后的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在同印度的长期对抗中，巴基斯坦不能把国家的安危系于某一大国身上。为了使悲剧不在重演，为了保证国家安全和提高巴基斯坦的国际地位，巴基斯坦政府因此改变亲西方大国的外交政策，决心坚持实行新的不结盟的外交政策。
二、巴美结盟损害了巴基斯坦与中、苏的关系
巴基斯坦与美国结盟都是出于自己的战略需要。美国拉拢巴基斯坦主要是想拼凑欧洲、中东经过南亚和东南亚一直到东亚的遏止共产主义的半月形包围圈。巴基斯坦虽然也有防御苏联南下的企图，但其主要目标是想借外部力量与印度的优势抗衡。
巴基斯坦与美国结盟后，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开始疏远，暂时给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友好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1954年，巴基斯坦政府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结盟后，周恩来总理在9月23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这个军事同盟不仅支持美国在远东以中国为主要敌对目标的政策。并且便利美国从各方面侵略亚洲国家。”[4] 同时，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出现了一系列的曲折，主要表现为巴基斯坦国内舆论对中国的态度变得强硬，出现了一些不利于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言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进行监视，并且对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人民的交往进行一系列的限制；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与中国的看法相左；在西藏农奴主叛乱过程中对中国政府提出过措辞激烈的批评；巴基斯坦的外交部长还接见了由蒋介石的一员陆军中将率领的“中国回教朝觐团”等事件[7]。相反，中国政府加紧了和印度发展友好关系，以抵巴基斯坦与美国结盟带来的消极影响。1954年6月28日，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和印度政府总理尼赫鲁经过认真的讨论后发表了指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外国政府首脑，受到中国人民兄弟般的热情接待。两国总理就亚洲和平和双边各种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取得了广泛的一致意见。1956年11月，周恩来总理再次访问印度，把两国间日益深化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后来代表尼赫鲁总理再度访问中国的克里斯纳·梅农在与周恩来总理进行六次会谈后，确信“印中两国的友谊和关系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在目前，是崛起的亚洲的日益加强的团结和日益提高的觉醒中以及在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繁荣中的一个持久的因素”[7]。中印关系的巩固和加深，给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环境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巴基斯坦与美国实行结盟的外交政策后，苏联和巴基斯坦的政治关系变得紧张起来。1955年11月，赫鲁晓夫访问印度时，公开支持印度对克什米尔的领土要求。1960年3月，赫鲁晓夫访问阿富汗时，公开表示支持阿富汗政府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的立场，实行偏袒阿富汗的外交政策。1965年9月，印巴发生战争时，美国停止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而苏联却不断向印度提供大量的军事装备。1971年3月26日，东巴基斯坦事件发生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写信给巴基斯坦叶海亚·汗总统说：“坚决呼吁采取最紧急的措施，制止流血，停止对东巴基斯坦居民的镇压，并转而采取和平的政治解决办法”[3]。11月，印度利用东巴基斯坦的局势对巴基斯坦发起进攻，并肢解巴基斯坦时，苏联也占在印度政府一边。
巴基斯坦与美国结盟损害了巴基斯坦与中国、苏联的关系，而美国在巴基斯坦与印度的战争中并没有给巴基斯坦有力的支持，但是中国是始终如一地支持巴基斯坦，所以伊斯兰堡与北京保持密切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在巴基斯坦与美、苏、中三大国的关系上，自从布托执政开始，巴基斯坦同美、中、苏三国保持着一种“平衡”的外交关系，即同美国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积极寻求改善同苏联的关系。
三、巴美结盟损害了巴基斯坦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
巴基斯坦独立后，由于与伊斯兰世界宗教信仰一致，因而他们保持着不同寻常的友好关系。自从1954年巴基斯坦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行结盟的外交政策后，给巴基斯坦与一些伊斯兰国家的关系蒙上了阴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埃及人民的反英斗争不断高涨。1951年10月13日，美国、英国、法国和土耳其一起向埃及提出建立军事集团的建议，“邀请”埃及参加一个总部拟设在开罗的“中东司令部”，但埃及政府断然拒绝了四国的建议。1952年10月，美国又提出“中东防御组织”计划，埃及和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仍然坚持中立主义，对参加西方发起的反苏联盟不感兴趣。1955年9月，巴基斯坦同英国、伊朗、伊拉克、土耳其组成了“巴格达条约组织”，通过这个军事条约集团，巴基斯坦正式成为了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同盟条约网中的一个坚实的网扣，成为了亲西方国家集团的一员。埃及政府对巴基斯坦与美国结盟的外交政策感到愤怒，纳赛尔决心维护埃及的独立，顶住帝国主义的压力，拒绝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8]。1955年9月，埃及政府除同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签订向埃及提供武器的协定外，还于1955年10月到1956年5月与叙利亚、黎巴嫩、约旦、沙特阿拉伯、也门等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分别签订了双边或三边防御协定，实际上组成了一个阿拉伯国家防御同盟，与巴格达条约组织针锋相对[9]。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与埃及政府一样对巴基斯坦同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结盟的外交政策持批评态度，使巴基斯坦不能从大多数海湾国家获得所需要的资源。
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本来存在着边界纠纷，两国关系比较紧张，特别是巴基斯坦与西方大国实行结盟的外交政策后，阿富汗就转向依靠苏联以支持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之间的“普什图尼斯坦”问题。在联合国批准巴基斯坦加入联合国组织时，阿富汗政府是唯一投反对票的国家。阿富汗于1955年和1961年曾两次宣布与巴基斯坦断绝外交关系，阿富汗共和国第一任国家元首达乌德在首次正式演讲中称巴基斯坦为与之存在分歧的唯一国家，公开鼓励巴基斯坦的普什图族人实行民族自决，并且多次在国际会议上提出“普什图尼斯坦”问题。1974年7月19日，“普什图尼斯坦”地下电台开始播音，阿富汗政府每天都提到“被占领的普什图尼斯坦”[3]。
巴基斯坦与美结盟，损害了巴基斯坦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为了进一步改善和增进巴基斯坦与穆斯林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的关系，同时也为了从这些国家获得经济援助，摆脱经济困境，巴基斯坦调整了对伊斯兰国家的政策。
四、巴美结盟损害了巴基斯坦的经济建设
巴基斯坦与美国实行结盟的外交政策还企图从美国获得大量的经济援助，尽管从1954年到1965年9月印巴战争爆发为止，美国共计向巴基斯坦提供了13.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近3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4]，但结果造成国民经济发展缓慢，影响了综合国力的提高。
20世纪50年代里，巴基斯坦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3.5％，其中工业增长8.1％，农业增长2.3％，人口年增长2.9％，人均收入增长率不到1％。从1949年——1950年到1987年——1988年度，按照1959年——1960年度不变要素成本价格计算，巴基斯坦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从123.8亿卢比和124亿卢比上升到888.87亿卢比和861.66亿卢比，分别增加了6.2倍和近6倍，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35％和5.25％，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同期从350.6卢比增长到856卢比，增加了1.4倍，年均增长率为2.45％。1977年，巴基斯坦人均收入为190美元，在世界银行列出的37个低收入国家中位居中等[3]。
巴基斯坦政府在对外经济政策方面实行依靠外援的政策，结果造成巴基斯坦外债负担加重，在经济发展中形成了举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1954年——1955年度外债负担为3.37亿美元，50年代巴基斯坦平均每年接受外援为1.57亿美元，60年代巴基斯坦平均每年接受外援为5.85亿美元，70年代巴基斯坦平均每年接受外援为10亿美元。过分地依赖外援不利于国内筹措资金，巴基斯坦国民储蓄率仅为印度的50％，是发展中国家储蓄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作为国内筹措资金主要来源之一的税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较低，仅为10％左右，大约为印度的2/3。限制性援助从一些方面捆住了巴基斯坦发展经济的自由，限制了巴基斯坦对技术、服务和机器设备的选择，提高了工程造价，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国家投资的重点，使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动性不能充分发挥，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外援往往带有一定的附加条件，从而可能影响到受援国的经济政策。自从巴基斯坦独立以来，政府在经济政策方面过分依靠西方援助的政策，导致国民经济发展缓慢，影响了综合国力的提高，其中巴基斯坦人口中识字率是发展中国家识字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严重地制约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20世纪70年代，巴基斯坦政府认识到不能依靠别人的援助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民族，经济和技术上的独立对于政治独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巴基斯坦要捍卫自己的自由和独立就必须要抛开“借来的支持”，自力更生地发展经济。
当发展与合作成为世界潮流，南亚地区经济贸易合作的加强，对巴基斯坦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南亚地区国家为许多共同的问题所困扰，最主要的是贫困问题，世界上47％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南亚各国。南亚各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很低，只有180美元——430美元。沿海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洪灾，每年对这些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为了解决这些共同的问题，需要巴基斯坦与各国加强合作，增加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共享该地区技术、资源和经济利益。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北美、亚太、欧洲、东南亚等区域性经济合作使这些地区和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加强。而南亚经济合作缓慢，其经济地位更加恶化。巴基斯坦与其对手及其他南亚国家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迫使各国加强合作，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促进相互间的经济贸易合作，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以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消除贫困，改善人民生活，这是符合南亚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符合巴基斯坦人民的愿望。
巴基斯坦政府推行新不结盟外交政策后，使其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从海湾阿拉伯国家、美国、中国以及一些国际组织获得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国家安全环境也有一定的改善。巴基斯坦对外政策由结盟到不结盟的演变，反映了巴基斯坦政府基于自身利益并且以对付印度威胁为其主要意图，防止印度威胁仍然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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