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1958—1964年的英国核裁军运动
熊伟民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12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5年03期第50～58页
【作者简介】熊伟民，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沙 410081)
【关 键 词】英国/核武器/裁军/运动
反战和平运动，是战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学术界对此也颇为关注和重视。一大批有实力的学者和专家投入到和平运动以及整个和平问题的研究之中，相关的学术机构纷纷成立，和平学作为一门学问登上了高等学校的讲坛，学术成果引人注目（注：国外近年在和平运动以及整个和平问题研究方面的研究成果有以下一些著作可作参考：科林·克莱顿和马丁·肖编：《战争与和平社会学》(Colin Creighton and Martin Shaw, eds. , The Sociology of War and Peace)，汉普郡麦克米兰出版社1987年版；玛丽·L. 福斯特和罗伯特·A. 罗宾斯坦：《和平与战争：跨文化的透视》(Mary L. Foster and Robert A. Rubinstein, Peace and War: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纽约新不伦瑞克1986年版；彼得·凡·登·邓金编：《西欧的和平主义与和平战略》(Peter van den Dungen, ed. , West European Pacifism and Strategy for Peace)，汉普郡和伦敦麦克米兰出版社1985年版；詹妮·泰奇曼：《和平主义与正义战争》(Jenny Teichman, Pacifism and Just War)，纽约巴塞尔布莱克瑞尔公司1986年版；托马斯·克福和罗恩·E. 罗伯茨：《实现中的和平》(Thomas Keefe and Ron E. Roberts, Realizing Peace)，依阿华州立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汉希姆·帕迪西编：《当代和平研究》(Edited by Ghanshyam Pardesi, Contemporary Peace Research)，新德里亚洲创作社1982年版，等等。）。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学术界真正从学理的层面上来研究和平运动以及整个和平问题起步较晚，取得的研究成果也比较有限（注：这方面可以参考的主要论著有：施兴和：《论20世纪世界和平运动及其教训》，《安徽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韩洪文：《20世纪的和平研究》，《华东师大学报》2000年第3期；李巨廉：《战争与和平》，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熊伟民：《30年代英国的和平运动》，《湖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熊伟民：《30年代美国的和平运动》，《史学月刊》2003年第12期。）。本文将对1958—1964年的英国核裁军运动作一个比较深入的个案研究，抛砖引玉，不当之处，请读者和方家批评指正。
一
尽管在规模、影响以及残酷程度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大超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一个奇怪的现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倒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样，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引起大规模的和平反战运动。二战后欧美国家的和平运动直到1950年代中期才大规模地开展起来。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大抵是由于1930年代“绥靖政策”的教训以及战后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影响。同时，大多数的人也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注：艾普里尔·卡特：《和平运动：1945年以来的国际抗议与世界政治》(April Carter, Peace Movement: International Protest and World Politics since 1945)，伦敦和纽约朗曼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28页。）。英国的情形与此相适应，战后第一次和平反战运动的高潮发生在1958—1964年，它是以所谓的“核裁军运动”的旗帜而为世人所注目的。
1956—1967年，英国国内外发生了一系列重要事件，这些重要事件相互交叉影响，成为催化1958—1964年大规模的核裁军运动的动力。首先，1956年，英国伙同法国和以色列冒险入侵埃及失败，引起一场英国在世界的地位和作用的热烈讨论。结果，有相当一部分人相信，英国的国力在不断地衰落下去，不可能成为主要军事大国，以后在世界事务中，应该主要“依靠道德影响”来发挥作用（注：瓦尔特·奈奎尔和罗伯特·亨特尔：《欧洲和平运动与西方联盟的未来》(Walter Laqueur & Robert Hunter, European Peace Movements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ern Alliance)，华盛顿乔治敦大学1985年版，第221页。）。其次，是1956年苏联对匈牙利内部事务的干涉。它进一步证明了一般国家与超级大国之间的力量差距，增加了英国的不安全感，但英国又无法改变相对衰落的趋势。英国一些原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受匈牙利事件的刺激，纷纷放弃原有的政治信仰，和一些年轻人组成所谓的“新左派”，成为核裁军运动中有影响力的团体。第三，1957年4月，英国政府发表了国防白皮书声称，未来英国的国防，只能建立在大规模的氢弹报复的基础之上，英国准备发展和装备“蓝光”导弹系统（注：瓦尔特·奈奎尔和罗伯特·亨特尔：《欧洲和平运动与西方联盟的未来》，第221—222页。）。这无疑加重了人们对核战争的恐惧感。第四，工党内部左翼要求英国单方面采取行动、停止核试验和核裁军的呼声不断高涨。1957年，工党活动分子成立了“氢弹运动委员会”。1957年9月底10月初，工党在斯卡巴勒召开年会，许多与会者要求英国首先采取单方面的行动，停止核试验，裁减核军备。第五，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工党斯卡巴勒年会结束的当天发射升空，这意味着整个西欧都在苏联火箭射程范围之内，英国的任何目标都随时可能成为苏联打击的对象。为了抗衡苏联的核力量，1958年，英国保守党政府同美国签订协定，准备在英国部署美国的“雷神”火箭。但在反核分子眼里，这不仅不能增加英国的安全，反而更容易成为苏联对英国实施核打击的借口。
1958年之前，英国就有不少和平反战团体，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直接行动委员会”和“废除核试验全国理事会”。1958年1月，反核活动分子、小说家J. B. 普里斯特利、《新政治家》编辑金斯利·马丁、圣保罗大教堂牧师卡农·科林斯等几经商议，决定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反核新组织“核裁军运动”。著名哲学家罗素和美国前驻苏大使乔治·凯南也愿意参加。废除武器试验全国理事会同意将它的银行结存、它在舰队街的办公室和其他资料及地方组织都移交给这个新组织。新组织有一个执行委员会，邀请罗素和科林斯担任主席，佩格·杜夫为书记，后两人是核裁军运动的主心骨。直接行动委员会没有被邀请参加核裁军运动的组织工作，大体与他们比较激进的观点有关。不过，1958年复活节游行以后，科林斯写信给直接行动委员会的组织者爱劳史密斯，赞扬了她的工作，并且表示，“我惟一感到特别高兴的是：直接行动委员会已是如此密切地同核裁军运动联系在一起。我特别希望你继续与我们维持这种可能的密切联系。确实，我将非常欢迎直接行动委员会与我们完全融合”（注：理查德·泰勒：《抵制炸弹：1958—1965年的英国和平运动》(Richard Taylor, Against the Bomb: The British Peace Movement1958-1965)，牛津克利顿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页。）。
二
1958—1964年的核裁军运动，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58年是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运动逐步地展开，引起广泛注意，使之具有全英国的性质。
执行委员会是核裁军运动的指挥中心，1958年1月28日的会议作出了一系列决策，其中最重要的是发表了政策声明，它指明了运动的基本要求与目标。声明指出：核裁军运动的目的是要求英国政府倡议，停止军备竞赛，减少核危险。“如果需要，可由英国先采取单方面的行动”。作为总的裁军的第一个步骤，英国要求各国停止进一步的核试验；停止建立新的导弹基地；建立中立和无核区；保证不再制造核武器；废除贮存的各种核武器；不让无核国家获得核武器。英国在谈判期间率先保证：暂停携带核武器的巡逻飞行；不进行新的氢弹试验；不在其领土上建立新的导弹基地；不向任何国家提供核武器（注：理查德·泰勒：《抵制炸弹：1958—1965年的英国和平运动》，第23—25页。）。与直接行动委员会的反核立场比较，核裁军运动的立场要谨慎小心得多，它反映出核裁军运动领导人比较保守的立场。它没有旗帜鲜明地要求英国政府在核裁军问题上率先采取单方面的行动，而是使用了“如果需要”这样一种含混而又灵活的措词。声明也没有要求美国撤除在英国的核武器或英国退出北约。因此，声明引起激进分子的不满。
2月27日在伦敦中央厅举行的群众集会是计划中的一系列集会的第一个，获得了超出预料的成功，有5000人出席，还有近1000人因场地狭小而离开。受到这次集会的鼓舞，第二天，执委会发表了一个“澄清”政策的声明，要求英国政府承诺：无条件地放弃生产或使用核武器，也不允许其他国家在防御中使用核武器；尽最大努力促使在各种水平上的谈判，结束军备竞赛；召开总的裁军会议。与其他国家尤其是无核国家合作，消除英国的核武器（注：理查德·泰勒：《抵制炸弹：1958—1965年的英国和平运动》，第27页。）。这一补充或“澄清”性质的声明，与先一个政策声明比，口气要明显坚定得多了。这大概是受了在中央厅集会气氛鼓舞的缘故，但并不是对其立场的一个根本性质的调整。
接下来的一个重要活动，是复活节从伦敦到英国核武器研究基地阿德马斯顿的示威性进军。该行动最初是由直接行动委员会倡导和组织的，但核裁军运动也动员了它所掌握的资源来帮助其获得成功。在4天的示威性进军中，吸引了1万名左右的活动分子参加，新闻媒体跟踪报道，引起英国各阶层的深切关注。
1958年，执委会还组织了其他一些小规模的集会、辩论会或晚会，宣传运动的宗旨和主张。在组织方面，成立了科学家、妇女、宣传与出版、劳工咨询等小组。运动在青年大学生中一开始就吸引了不少追随者。他们在校园里组织了“大学生核裁军运动”、“青年核裁军运动”。他们一般思想都比较激进，大多成为了运动中的新左派成员。在社会上，全英各地的反核和平小组纷纷涌现，至1958年底，大约有200个这样的组织。这些地方小组与执委会的联系程度不一，其活动也不必受执委会的制约。它们或是单独行动，或是几个小组联合行动，或是配合执委会的行动。总之，1958年，轰轰烈烈的核裁军运动已在全英国开展起来，吸引着更多的人们认真严肃地思考着核武器和核战争的问题。
1959—1961年是核裁军运动的第二个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一方面，运动内部的分歧和矛盾在加深；另一方面，运动又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首先表现为规模的扩大。经过1959年和1960年的发展，地方性的和平反核组织增加到450个左右。每年复活节向阿德马斯顿的示威性进军，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1959年达到2万人，1960年更高达10万人。所不同的是，进军原来由直接行动委员会组织变成了由核裁军运动组织。进军的方向也倒了过来，由过去从伦敦向阿德马斯顿进军改为从阿德马斯顿向伦敦进军，这主要是考虑到在伦敦容易吸引到更多的参加者（注：艾普里尔·卡特：《和平运动：1945年以来的国际抗议与世界政治》，第48页。）。民意调查显示，1958年，只有22％的被调查者赞成英国采取单方面的核裁军行动，1959年这个比例上升到30％，而在工党的支持者中，这个比例高达40％（注：理查德·泰勒：《抵制炸弹：1958—1965年的英国和平运动》，第48页。）。其次是核裁军运动政策内容的扩展和深化。运动明确提出了撤除美国在英所有核基地的主张，同时要求英国退出北约，采取积极的中立政策，甚至提出与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合作来实现这些目标（注：艾普里尔·卡特：《和平运动：1945年以来的国际抗议与世界政治》，第49页。）。另一个可喜的进展是有影响力的工会逐渐倾向于英国的单边行动。1960年10月的工党年会上，尽管工党领导人休·盖茨克尔激烈反对，还是通过了支持英国单方面核裁军的决议（注：艾普里尔·卡特：《和平运动：1945年以来的国际抗议与世界政治》，第63页。）。决议虽然对保守党政府的对外政策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对运动仍然是一个鼓舞，因为争取工党的全力支持是执委会的一个重要目标。第三，非暴力不合作或不服从抗议的规模和影响在扩大。标志是罗素另起炉灶，组织“百人委员会”。从组织上来讲，是运动的新分裂，是执委会内部激进派与温和派立场难以调和的结果。罗素对科林斯小心谨慎的立场持异议，觉得核裁军运动两年来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对核裁军运动会逐渐失去兴趣。他也反对那种认为该运动应该着眼于培养几个议会候选人的看法。因此，1959年秋天，他就在考虑尝试使用直接行动委员会的非暴力不合作的方法来刺激追随者，扩大运动的影响。此时，一个叫拉尔夫·舍恩曼的24岁的美国年轻人向罗素建议采用非暴力抵抗来打开新局面，得到罗素的肯定和支持。以罗素的身份和号召力，很快获得了一批有名望的追随者的支持，他们来自社会各界，准备成立一个新的反核组织。科林斯不赞成罗素另组百人委员会，也不赞成罗素准备采取的新策略。两人的分歧无法弥合，只好分道扬镳。1960年11月，罗素辞去核裁军运动主席的职务，但仍然承认运动是正义的事业，他仍会全力以赴地支持。从此以后，反核运动分成两大派，一派随科林斯游行，比较温和；一派随罗素静坐，较为激进。直接行动委员会没有与百人委员会合并，但二者有相似的立场，并且直接行动委员会的组织者深深地卷入到了百人委员会的活动之中。
1961年，百人委员会按照他们设定的方式开展反核运动。2月份，在罗素的率领下，组织了1000人在国防部大楼前静坐；4月，在议会广场静坐，800人被逮捕并被处以罚金。委员会准备9月17日在特拉法尔加广场静坐，但警察事先逮捕了委员会1/3的成员，并将其送进监狱监禁一个月，罗素夫妇也在被监禁者之中。90岁高龄的罗素为了和平的事业被监禁，这是大事情。因为他太有名气了，记者的闪光灯都对准了他。各种批评政府、同情罗素的报道铺天盖地而来，这样的场面正是罗素愿意看到的。政府在道义上处于不利的地位。结果罗素夫妇只被监禁了一个星期，并且是在监狱的医院里度过的。而特拉法尔加广场的静坐按计划举行，12000人参加静坐，1300人被捕。有些人是来看热闹被警察胡乱抓走的，科林斯就是这种情形。1961年的余下时间里，委员会还组织了其他一些静坐和抗议活动，包括在4个不同的地方闯入美军核基地，或是阻止飞机起飞。每次都有人被捕，还有些人被政府援引“国家保密法”予以起诉（注：艾普里尔·卡特：《和平运动：1945年以来的国际抗议与世界政治》，第50页。）。
1962—1964年，是核裁军运动走向衰落的时期。虽然在1962年和1963年仍然有相当的反核活动，但一些领袖人物相继退出运动，公众的反核热情逐步消逝，注意力开始转向其他热点问题。百人委员会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随着1961年9月和12月大批领导人被捕，尤其是12月政府援引“国家保密法”对6个领导人起诉以后，使一些人望而却步。罗素的热情也没能持久。1962年以后，他的兴趣转移到了“罗素和平基金会”。直接行动委员会在整个反核运动中并不是主流，影响比较有限。随着整个运动的退潮，他们也拿不出新的招式来扭转乾坤。工党与这次核裁军运动牵扯很深，1960年通过的要求英国采取单边核裁军的决议曾使核裁军运动大受鼓舞，期望工党一旦上台，就会将此付诸实施。但1961年的工党年会，反对英国单方面裁军的呼声占到了压倒性优势。1964年工党在哈罗德·威尔逊的领导下赢得大选上台执政，但在新政府的防务政策中，并没有要取消或削减英国核力量的明确表达，令核裁军运动的组织者们大为失望。1964年，科林斯辞去核裁军运动主席职务，标志着战后英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核裁军运动告一段落。
三
1958—1964年的英国核裁军运动，抓住了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发展迅猛，声势浩大，但最后不了了之，令人失望。为什么会这样？这原因自然只能从运动自身中去寻找。
参加运动的人们，首先是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政治见解不同，立场和目标不一致，没有具有约束力的组织纲领，行动涣散。既有出于宗教信仰原因反对英国制造和拥有核武器的，也有像罗素一样出于人道主义而反核的；既有像罗素一样，相信核裁军会加强而不是削弱英国安全的人，也有认为没有什么比全面削减核武器更重要的人；既有具有强烈道德感的人，也有自私自利反现行体制的人（注：罗纳德·W. 克拉克：《罗素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582页。）。这既是这场运动组织者思想状况的特色，也是运动之所以会走向那样一种结局的重要原因。
构成核裁军运动基本力量的反核试验全国理事会，他们的基本信仰代表着整个运动的主流政治立场，其意识形态的基础根植于自由主义信仰之中。他们厌恶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政治理论，主张通过理性的争论和符合宪政的程序来调整社会。因此，运动一开始，就坚定地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执行委员会成员阿瑟·高斯说：“我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共产主义者，也许，我应该是反共产主义的，因为他们似乎像法西斯主义一样独裁。”（注：理查德·泰勒：《抵制炸弹：1958—1965年的英国和平运动》，第14页。）与他们的自由主义信仰相一致，不主张进行任何有违现行英国资本主义法律规定的行动。反对直接行动委员会和百人委员会的主张。虽然在运动中有时他们也被迫同意进行一些非暴力抵抗的行动，但从根本上来说，他们只是想获取“名流”的支持，进行彬彬有礼的学究式的讨论，或是在大厅里做符合法律的布道式的宣讲，想以此来影响公众舆论，完全没有接受那种暴风骤雨般的群众运动的心理准备。同样是高斯说明了这一点，“我反对，并且完全反对这个直接行动——我坚持认为，在特拉法尔加广场导致交通混乱，使自己暴露在公众面前，有百害而无一利”（注：理查德·泰勒：《抵制炸弹：1958—1965年的英国和平运动》，第14页）。
直接行动委员会的行动方针则稍有不同。他们的思想资源是比较模糊或是较笼统的甘地主义。“坚持真理”是甘地哲学的核心，而“非暴力不合作”仅仅是一种工具。在英国殖民统治的背景下，非暴力不合作也许是弱者可能选择的一种消极而又有效的方法。但1930年代早期，当英国的和平主义运动停滞不前时，一些人将非暴力不合作看成了救命的稻草。但英国的和平运动本来就是五花八门、流派纷呈的，非暴力不合作很难取得主流地位。1950年代的反核运动中，他们仍然认为非暴力抵抗适应英国的情况。虽然他们承认，大规模的示威静坐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交通堵塞和生活秩序的混乱，从而对现行秩序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构成挑战，但无论是道义上还是具体的行动策略上都是可取的。非暴力不合作既是文明的行动，也是民主权力的一种表达方式，完全不必有道德上的愧疚和良心上的不安。而为了唤醒公众和对政府施加足够的压力，非暴力不合作是完全必要的（注：理查德·泰勒和奈格尔·扬编：《为和平而斗争：20世纪英国的和平运动》(Richard Taylor and Nigel Young, eds. , Campaigns for Peace: British Peace Movement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158页。）。
罗素的百人委员会也没有什么新东西，他们的行动方式和策略与直接行动委员会如出一辙。关键是罗素这个人，他的影响和目标太大。追求真理，推崇一般的人道主义立场，把人类的幸福作为自己的基本关怀，所有这一切，使他赢得了空前的声望。但也许是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太复杂，也许是因为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罗素对事务的反应态度是不容易捉摸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是最早理解到原子弹危险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因此，对核武器深感不安。但他居然又倡导利用美国的核优势，对苏联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与他所持的和平反战立场背道而驰，听后令人毛骨悚然。但他在其他许多的场合，对美国的批评甚于对苏联的批评，尤其是在冷战和古巴导弹危机方面，他因此被人廉价地扣上亲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帽子。但不管怎么说，与他共处似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与科林斯的分歧和互不信任。科林斯说他被舍恩曼等人包围，听不进正确的意见，立场反复无常，经过艰难协商取得一致协议以后，他却又“很快彻底推翻这一协议”。科林斯承认罗素是一个“伟大而了不起”的人物，但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自负的人”，并且这种自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注：理查德·泰勒：《抵制炸弹：1958—1965年的英国和平运动》，第75页。）。反过来，罗素也有一点瞧不起科林斯，觉得难以在一起共事。他在辞去核裁军运动主席职务时，说他难以与运动的另一位主席相处。罗素将科林斯看作一个小人物，心怀狭小，缺乏想象。更要命的是“狡诈、不可依靠，而又飞扬跋扈”（注：理查德·泰勒：《抵制炸弹：1958—1965年的英国和平运动》，第76页。）。罗素与科林斯是运动的两个头，但相互的成见是如此之深，组织的分裂也就毫不奇怪了。这种内部的分歧，自然不能使核裁军运动提出统一的政策和策略来获取追随者以及公众的持续不断的支持。
核裁军运动本质上是一场中产阶级的运动，带着中产阶级的特点和局限。参与运动的成员大都受过良好教育，认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他们集中于从事“创造性和福利性”的职业；他们参加运动主要是受心理上和精神上的推动，而不是为了满足某种急需的物质上的需要；他们参与政治的特征是积极“表达型”的，而不是像工人阶级那样的被动“工具型”的。除青年学生外，运动的参与者大多在40岁上下。从更具体一些的职业分析，他们大部分来自大中学校的教师、研究人员、或文学艺术界人士；其次是医生、护士、秘书、图书管理员、公务员、牧师和学生。他们基本上是政府雇员，他们很幸运，较少就业的压力（注：科林·克莱顿和马丁·肖编：《战争与和平社会学》，第200、208、224—225页。）。敏感、会思考、有思想、关心政治是他们的优势。他们的劣势也同样来自于他们自身。他们是英国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的优先受益者，从根本上讲，中产阶级是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支柱。这使他们在反核运动中，不可能同时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也不可能考虑到从广大下层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中吸取力量。因此，核裁军运动的组织领导者没有组织发动普通群众的计划，这使他们失去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在批评家们看来，这是这场运动不能达到其目标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核裁军运动与工党之间存在着“密切但又模糊不清”的关系。1951年、1955年、1959年，工党在三次大选中都败给了保守党，工党一直在为赢得选举而做艰难的斗争。而核裁军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斗争的产品”（注：詹姆斯·欣顿：《抗议与幻想：二十世纪英国的和平政治》(James Hinton, Protests and Visions: Peace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Britain)，哈金森雷迪斯1989年版，第154页。）。在核裁军运动的存在期间，运动中提出来的各种行动方针在工党的历届年会上都曾引起讨论，有的甚至还导致激烈的争吵。核裁军运动无论是对工党的左翼还是工党的右翼，都是重要的。
从核裁军运动方面来说，其领导人从运动一开始，就将工党看成是贯彻其反核方针的自然载体。虽然一些人对议会政治表示厌恶，认为核裁军运动的基础纯粹是道义上的，但其领导人却毫不迟疑地寻求与工党建立密切的联系，正如科林斯在自传中所声明的：“如果核裁军运动希望完全成功的话，需要考虑政治上的有利条件，并且将自身融和到英国政治的现实之中。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在工党内赢得对核裁军政策的多数支持。”（注：理查德·泰勒和奈格尔·扬编：《为和平而斗争：二十世纪英国的和平运动》，第101页。）
工党是一个成熟的政党，拥有各种组织资源和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得到工党支持，对运动的发展无疑重要。但过分地追求与工党的合作与友情，其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这样做不仅会疏远一部分追随者，使内部的分歧扩大，而且，将运动与工党捆绑在一起，势必会卷入英国议会政治的漩涡，从而大大地损害运动的道义威信。运动的发展，深受工党对核裁军问题立场的影响。1960年，工党年会上支持英国单方面核裁军的意见赢得多数赞同，运动受到鼓舞；相反，1961年，工党年会上反对英国单方面核裁军的意见占了上风，运动就受到沉重打击。1964年，工党赢得选举，在反核立场上与保守党没有本质差别，核裁军运动此时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提出批评，使其形象大受损害。从这些事实分析，核裁军运动与工党捆绑在一起，不是推动了自身的发展，而是妨碍了自身的发展。
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妨碍运动的发展及其目标的实现。首先，核裁军是非常敏感的话题，直接关系到英国的国防。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要英国首先采取单方面的行动，从而带动美苏两家削减核武器，从道义上讲，颇具吸引力。但从现实的角度讲，恐怕不容易被英国大多数人接受。任何执政的政党大概也不敢冒这样的风险。英国的核力量与美苏两家比，其规模要小得多。这使多数英国人觉得，其核力量仅仅是一种防卫或威慑的手段，但对维护国家尊严和支持独立的外交政策又有必要。其次，核裁军运动是一种民间社会力量，不具有强制和法律的约束能力，仅仅是依靠舆论来影响政府。它也不能使用强制的手段来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更何况运动的组织领导者也不愿意或害怕动员普通的群众力量。第三，群众性的社会运动关键是要保持参与者持续不断的激情，或是不断获取新的资源和动力，否则，一阵热情过后，运动就会烟消云散。核裁军运动的组织者，证明他们既没有能力做到使参与者保持持续不断的激情，又无能力获取新的资源与动力。这样，一阵高潮过后，运动走向衰落，最后不了了之，大抵也只能是如此而已。
四
1930年代英国的和平运动虽是鱼龙混杂，但其主流意识形态是一种绝对的和平主义思潮。影响最大的“和平誓约同盟”领导人狄克·谢泼德就相信：“任何战争，不管其原因如何，不仅是对基督教的一种否定，而且是对人类的一种犯罪。”（注：马丁·西德尔：《1914—1945年的英国和平主义：一种信仰的解释》(Martin Ceadel, Pacifism in Britain 1914-1945: The Defining of a Faith)，牛津克莱顿出版社1980年版，第171页。）因此，他呼吁“拒绝战争，再不直接和间接地支持和鼓动战争”。1958—1964年的核裁军运动却不同。运动的指向，不是所有的战争和所有的军备，而是一种特定的战争和特定的武器。这说明时代的发展和武器装备及战争的变迁，使核武器成了悬在人类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核战争核军备也成了和平运动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
1958—1964年的英国核裁军运动，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合理性理念提出了挑战（注：科林·克莱顿和马丁·肖编：《战争与和平社会学》，第208页。）。因为在反核分子的眼里，国家存在的法理基础是国家能够给她的人民带来福利与安全。但核武器的发展和核战争的准备，看似在加强国防，实则是在置自己国家的人民于一种毁灭性的背景之中。这一复杂的矛盾现象，确实值得我们深思。此外，这种核裁军运动，展示的不是一种“别人有的，我们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的英雄气概，而是在一种超越传统民族主义的视野中来思考人类的安全问题。因此，它对建立在近代民族—国家基础上的民族—爱国主义是一种不自觉的超越。
尽管战后以来，和平运动成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但并不是处在一种主流政治和主流文化的位置上，因此和平运动即使在严肃的学者那里，也时常受到批评、嘲笑或否定，将其比作不切合实际的乌托邦。美国研究和平运动的历史学家默尔·柯蒂将和平运动比作浮在主流政治生活河面上的“木屑与浪花”。有名的和平反战运动组织者伦纳德·沃尔夫将其自传就命名为“没有结局的旅程”（注：规多·格略留瓦德和彼得·凡·登·邓金编：《二十世纪和平运动：成功与失败》(Guido Grunewald and Peter van den Dungen, eds. , Twentieth-Century Peace Movements: Successes and Failures)，刘易斯顿埃得温梅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这就提出了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怎样评价和平运动的成功与失败。我们倾向于认为：和平反战或反核运动是一项极其敏感、复杂、艰难的事业，不能以它是否达到了某一个具体目标或制止了某次具体战争作为评价其成功与失败的标准。它的作用和影响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它的意义是在关系到人类生死存亡的问题上时刻提醒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并且，以他们的勇气和献身精神来促进和平。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的认识和判断，我们认为，1958—1964年的英国核裁军运动尽管没有达成其直接目标，但在教育人们认清核战争的危险、防止核战争的发生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追求和平、反对战争在道义上是应该肯定的。在欧美各国中，英国的和平运动不仅历史悠久，而且规模较大，整个20世纪时起时伏、连绵不断。某些时期，比如30年代、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及70年代末80年代初，和平运动与国内政治、国防建设以及对外政策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要了解20世纪英国政治和社会的复杂性，对其和平反战和反核运动进行探讨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12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5年03期第50～58页
【作者简介】熊伟民，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沙 410081)
| 【内容提要】 | 1958—1964年的英国核裁军运动，是一场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颇具影响力的社会运动。运动的基本目标是反对核军备竞赛，主张推迟、禁止、甚至完全取消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核试验，削减核军备。它反映了战后英国社会对核武器和核战争前景的恐惧心理。但运动内部，尤其是运动的组织领导者成分复杂，对战争的理解、英国的防务政策以及运动的战略和策略分歧广泛而深刻，从而造成内部协调和合作的困难，最终导致运动的衰落和解体。 |
一
尽管在规模、影响以及残酷程度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大超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一个奇怪的现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倒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样，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引起大规模的和平反战运动。二战后欧美国家的和平运动直到1950年代中期才大规模地开展起来。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大抵是由于1930年代“绥靖政策”的教训以及战后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影响。同时，大多数的人也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注：艾普里尔·卡特：《和平运动：1945年以来的国际抗议与世界政治》(April Carter, Peace Movement: International Protest and World Politics since 1945)，伦敦和纽约朗曼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28页。）。英国的情形与此相适应，战后第一次和平反战运动的高潮发生在1958—1964年，它是以所谓的“核裁军运动”的旗帜而为世人所注目的。
1956—1967年，英国国内外发生了一系列重要事件，这些重要事件相互交叉影响，成为催化1958—1964年大规模的核裁军运动的动力。首先，1956年，英国伙同法国和以色列冒险入侵埃及失败，引起一场英国在世界的地位和作用的热烈讨论。结果，有相当一部分人相信，英国的国力在不断地衰落下去，不可能成为主要军事大国，以后在世界事务中，应该主要“依靠道德影响”来发挥作用（注：瓦尔特·奈奎尔和罗伯特·亨特尔：《欧洲和平运动与西方联盟的未来》(Walter Laqueur & Robert Hunter, European Peace Movements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ern Alliance)，华盛顿乔治敦大学1985年版，第221页。）。其次，是1956年苏联对匈牙利内部事务的干涉。它进一步证明了一般国家与超级大国之间的力量差距，增加了英国的不安全感，但英国又无法改变相对衰落的趋势。英国一些原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受匈牙利事件的刺激，纷纷放弃原有的政治信仰，和一些年轻人组成所谓的“新左派”，成为核裁军运动中有影响力的团体。第三，1957年4月，英国政府发表了国防白皮书声称，未来英国的国防，只能建立在大规模的氢弹报复的基础之上，英国准备发展和装备“蓝光”导弹系统（注：瓦尔特·奈奎尔和罗伯特·亨特尔：《欧洲和平运动与西方联盟的未来》，第221—222页。）。这无疑加重了人们对核战争的恐惧感。第四，工党内部左翼要求英国单方面采取行动、停止核试验和核裁军的呼声不断高涨。1957年，工党活动分子成立了“氢弹运动委员会”。1957年9月底10月初，工党在斯卡巴勒召开年会，许多与会者要求英国首先采取单方面的行动，停止核试验，裁减核军备。第五，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工党斯卡巴勒年会结束的当天发射升空，这意味着整个西欧都在苏联火箭射程范围之内，英国的任何目标都随时可能成为苏联打击的对象。为了抗衡苏联的核力量，1958年，英国保守党政府同美国签订协定，准备在英国部署美国的“雷神”火箭。但在反核分子眼里，这不仅不能增加英国的安全，反而更容易成为苏联对英国实施核打击的借口。
1958年之前，英国就有不少和平反战团体，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直接行动委员会”和“废除核试验全国理事会”。1958年1月，反核活动分子、小说家J. B. 普里斯特利、《新政治家》编辑金斯利·马丁、圣保罗大教堂牧师卡农·科林斯等几经商议，决定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反核新组织“核裁军运动”。著名哲学家罗素和美国前驻苏大使乔治·凯南也愿意参加。废除武器试验全国理事会同意将它的银行结存、它在舰队街的办公室和其他资料及地方组织都移交给这个新组织。新组织有一个执行委员会，邀请罗素和科林斯担任主席，佩格·杜夫为书记，后两人是核裁军运动的主心骨。直接行动委员会没有被邀请参加核裁军运动的组织工作，大体与他们比较激进的观点有关。不过，1958年复活节游行以后，科林斯写信给直接行动委员会的组织者爱劳史密斯，赞扬了她的工作，并且表示，“我惟一感到特别高兴的是：直接行动委员会已是如此密切地同核裁军运动联系在一起。我特别希望你继续与我们维持这种可能的密切联系。确实，我将非常欢迎直接行动委员会与我们完全融合”（注：理查德·泰勒：《抵制炸弹：1958—1965年的英国和平运动》(Richard Taylor, Against the Bomb: The British Peace Movement1958-1965)，牛津克利顿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页。）。
二
1958—1964年的核裁军运动，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58年是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运动逐步地展开，引起广泛注意，使之具有全英国的性质。
执行委员会是核裁军运动的指挥中心，1958年1月28日的会议作出了一系列决策，其中最重要的是发表了政策声明，它指明了运动的基本要求与目标。声明指出：核裁军运动的目的是要求英国政府倡议，停止军备竞赛，减少核危险。“如果需要，可由英国先采取单方面的行动”。作为总的裁军的第一个步骤，英国要求各国停止进一步的核试验；停止建立新的导弹基地；建立中立和无核区；保证不再制造核武器；废除贮存的各种核武器；不让无核国家获得核武器。英国在谈判期间率先保证：暂停携带核武器的巡逻飞行；不进行新的氢弹试验；不在其领土上建立新的导弹基地；不向任何国家提供核武器（注：理查德·泰勒：《抵制炸弹：1958—1965年的英国和平运动》，第23—25页。）。与直接行动委员会的反核立场比较，核裁军运动的立场要谨慎小心得多，它反映出核裁军运动领导人比较保守的立场。它没有旗帜鲜明地要求英国政府在核裁军问题上率先采取单方面的行动，而是使用了“如果需要”这样一种含混而又灵活的措词。声明也没有要求美国撤除在英国的核武器或英国退出北约。因此，声明引起激进分子的不满。
2月27日在伦敦中央厅举行的群众集会是计划中的一系列集会的第一个，获得了超出预料的成功，有5000人出席，还有近1000人因场地狭小而离开。受到这次集会的鼓舞，第二天，执委会发表了一个“澄清”政策的声明，要求英国政府承诺：无条件地放弃生产或使用核武器，也不允许其他国家在防御中使用核武器；尽最大努力促使在各种水平上的谈判，结束军备竞赛；召开总的裁军会议。与其他国家尤其是无核国家合作，消除英国的核武器（注：理查德·泰勒：《抵制炸弹：1958—1965年的英国和平运动》，第27页。）。这一补充或“澄清”性质的声明，与先一个政策声明比，口气要明显坚定得多了。这大概是受了在中央厅集会气氛鼓舞的缘故，但并不是对其立场的一个根本性质的调整。
接下来的一个重要活动，是复活节从伦敦到英国核武器研究基地阿德马斯顿的示威性进军。该行动最初是由直接行动委员会倡导和组织的，但核裁军运动也动员了它所掌握的资源来帮助其获得成功。在4天的示威性进军中，吸引了1万名左右的活动分子参加，新闻媒体跟踪报道，引起英国各阶层的深切关注。
1958年，执委会还组织了其他一些小规模的集会、辩论会或晚会，宣传运动的宗旨和主张。在组织方面，成立了科学家、妇女、宣传与出版、劳工咨询等小组。运动在青年大学生中一开始就吸引了不少追随者。他们在校园里组织了“大学生核裁军运动”、“青年核裁军运动”。他们一般思想都比较激进，大多成为了运动中的新左派成员。在社会上，全英各地的反核和平小组纷纷涌现，至1958年底，大约有200个这样的组织。这些地方小组与执委会的联系程度不一，其活动也不必受执委会的制约。它们或是单独行动，或是几个小组联合行动，或是配合执委会的行动。总之，1958年，轰轰烈烈的核裁军运动已在全英国开展起来，吸引着更多的人们认真严肃地思考着核武器和核战争的问题。
1959—1961年是核裁军运动的第二个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一方面，运动内部的分歧和矛盾在加深；另一方面，运动又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首先表现为规模的扩大。经过1959年和1960年的发展，地方性的和平反核组织增加到450个左右。每年复活节向阿德马斯顿的示威性进军，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1959年达到2万人，1960年更高达10万人。所不同的是，进军原来由直接行动委员会组织变成了由核裁军运动组织。进军的方向也倒了过来，由过去从伦敦向阿德马斯顿进军改为从阿德马斯顿向伦敦进军，这主要是考虑到在伦敦容易吸引到更多的参加者（注：艾普里尔·卡特：《和平运动：1945年以来的国际抗议与世界政治》，第48页。）。民意调查显示，1958年，只有22％的被调查者赞成英国采取单方面的核裁军行动，1959年这个比例上升到30％，而在工党的支持者中，这个比例高达40％（注：理查德·泰勒：《抵制炸弹：1958—1965年的英国和平运动》，第48页。）。其次是核裁军运动政策内容的扩展和深化。运动明确提出了撤除美国在英所有核基地的主张，同时要求英国退出北约，采取积极的中立政策，甚至提出与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合作来实现这些目标（注：艾普里尔·卡特：《和平运动：1945年以来的国际抗议与世界政治》，第49页。）。另一个可喜的进展是有影响力的工会逐渐倾向于英国的单边行动。1960年10月的工党年会上，尽管工党领导人休·盖茨克尔激烈反对，还是通过了支持英国单方面核裁军的决议（注：艾普里尔·卡特：《和平运动：1945年以来的国际抗议与世界政治》，第63页。）。决议虽然对保守党政府的对外政策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对运动仍然是一个鼓舞，因为争取工党的全力支持是执委会的一个重要目标。第三，非暴力不合作或不服从抗议的规模和影响在扩大。标志是罗素另起炉灶，组织“百人委员会”。从组织上来讲，是运动的新分裂，是执委会内部激进派与温和派立场难以调和的结果。罗素对科林斯小心谨慎的立场持异议，觉得核裁军运动两年来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对核裁军运动会逐渐失去兴趣。他也反对那种认为该运动应该着眼于培养几个议会候选人的看法。因此，1959年秋天，他就在考虑尝试使用直接行动委员会的非暴力不合作的方法来刺激追随者，扩大运动的影响。此时，一个叫拉尔夫·舍恩曼的24岁的美国年轻人向罗素建议采用非暴力抵抗来打开新局面，得到罗素的肯定和支持。以罗素的身份和号召力，很快获得了一批有名望的追随者的支持，他们来自社会各界，准备成立一个新的反核组织。科林斯不赞成罗素另组百人委员会，也不赞成罗素准备采取的新策略。两人的分歧无法弥合，只好分道扬镳。1960年11月，罗素辞去核裁军运动主席的职务，但仍然承认运动是正义的事业，他仍会全力以赴地支持。从此以后，反核运动分成两大派，一派随科林斯游行，比较温和；一派随罗素静坐，较为激进。直接行动委员会没有与百人委员会合并，但二者有相似的立场，并且直接行动委员会的组织者深深地卷入到了百人委员会的活动之中。
1961年，百人委员会按照他们设定的方式开展反核运动。2月份，在罗素的率领下，组织了1000人在国防部大楼前静坐；4月，在议会广场静坐，800人被逮捕并被处以罚金。委员会准备9月17日在特拉法尔加广场静坐，但警察事先逮捕了委员会1/3的成员，并将其送进监狱监禁一个月，罗素夫妇也在被监禁者之中。90岁高龄的罗素为了和平的事业被监禁，这是大事情。因为他太有名气了，记者的闪光灯都对准了他。各种批评政府、同情罗素的报道铺天盖地而来，这样的场面正是罗素愿意看到的。政府在道义上处于不利的地位。结果罗素夫妇只被监禁了一个星期，并且是在监狱的医院里度过的。而特拉法尔加广场的静坐按计划举行，12000人参加静坐，1300人被捕。有些人是来看热闹被警察胡乱抓走的，科林斯就是这种情形。1961年的余下时间里，委员会还组织了其他一些静坐和抗议活动，包括在4个不同的地方闯入美军核基地，或是阻止飞机起飞。每次都有人被捕，还有些人被政府援引“国家保密法”予以起诉（注：艾普里尔·卡特：《和平运动：1945年以来的国际抗议与世界政治》，第50页。）。
1962—1964年，是核裁军运动走向衰落的时期。虽然在1962年和1963年仍然有相当的反核活动，但一些领袖人物相继退出运动，公众的反核热情逐步消逝，注意力开始转向其他热点问题。百人委员会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随着1961年9月和12月大批领导人被捕，尤其是12月政府援引“国家保密法”对6个领导人起诉以后，使一些人望而却步。罗素的热情也没能持久。1962年以后，他的兴趣转移到了“罗素和平基金会”。直接行动委员会在整个反核运动中并不是主流，影响比较有限。随着整个运动的退潮，他们也拿不出新的招式来扭转乾坤。工党与这次核裁军运动牵扯很深，1960年通过的要求英国采取单边核裁军的决议曾使核裁军运动大受鼓舞，期望工党一旦上台，就会将此付诸实施。但1961年的工党年会，反对英国单方面裁军的呼声占到了压倒性优势。1964年工党在哈罗德·威尔逊的领导下赢得大选上台执政，但在新政府的防务政策中，并没有要取消或削减英国核力量的明确表达，令核裁军运动的组织者们大为失望。1964年，科林斯辞去核裁军运动主席职务，标志着战后英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核裁军运动告一段落。
三
1958—1964年的英国核裁军运动，抓住了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发展迅猛，声势浩大，但最后不了了之，令人失望。为什么会这样？这原因自然只能从运动自身中去寻找。
参加运动的人们，首先是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政治见解不同，立场和目标不一致，没有具有约束力的组织纲领，行动涣散。既有出于宗教信仰原因反对英国制造和拥有核武器的，也有像罗素一样出于人道主义而反核的；既有像罗素一样，相信核裁军会加强而不是削弱英国安全的人，也有认为没有什么比全面削减核武器更重要的人；既有具有强烈道德感的人，也有自私自利反现行体制的人（注：罗纳德·W. 克拉克：《罗素传》，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582页。）。这既是这场运动组织者思想状况的特色，也是运动之所以会走向那样一种结局的重要原因。
构成核裁军运动基本力量的反核试验全国理事会，他们的基本信仰代表着整个运动的主流政治立场，其意识形态的基础根植于自由主义信仰之中。他们厌恶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政治理论，主张通过理性的争论和符合宪政的程序来调整社会。因此，运动一开始，就坚定地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执行委员会成员阿瑟·高斯说：“我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共产主义者，也许，我应该是反共产主义的，因为他们似乎像法西斯主义一样独裁。”（注：理查德·泰勒：《抵制炸弹：1958—1965年的英国和平运动》，第14页。）与他们的自由主义信仰相一致，不主张进行任何有违现行英国资本主义法律规定的行动。反对直接行动委员会和百人委员会的主张。虽然在运动中有时他们也被迫同意进行一些非暴力抵抗的行动，但从根本上来说，他们只是想获取“名流”的支持，进行彬彬有礼的学究式的讨论，或是在大厅里做符合法律的布道式的宣讲，想以此来影响公众舆论，完全没有接受那种暴风骤雨般的群众运动的心理准备。同样是高斯说明了这一点，“我反对，并且完全反对这个直接行动——我坚持认为，在特拉法尔加广场导致交通混乱，使自己暴露在公众面前，有百害而无一利”（注：理查德·泰勒：《抵制炸弹：1958—1965年的英国和平运动》，第14页）。
直接行动委员会的行动方针则稍有不同。他们的思想资源是比较模糊或是较笼统的甘地主义。“坚持真理”是甘地哲学的核心，而“非暴力不合作”仅仅是一种工具。在英国殖民统治的背景下，非暴力不合作也许是弱者可能选择的一种消极而又有效的方法。但1930年代早期，当英国的和平主义运动停滞不前时，一些人将非暴力不合作看成了救命的稻草。但英国的和平运动本来就是五花八门、流派纷呈的，非暴力不合作很难取得主流地位。1950年代的反核运动中，他们仍然认为非暴力抵抗适应英国的情况。虽然他们承认，大规模的示威静坐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交通堵塞和生活秩序的混乱，从而对现行秩序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构成挑战，但无论是道义上还是具体的行动策略上都是可取的。非暴力不合作既是文明的行动，也是民主权力的一种表达方式，完全不必有道德上的愧疚和良心上的不安。而为了唤醒公众和对政府施加足够的压力，非暴力不合作是完全必要的（注：理查德·泰勒和奈格尔·扬编：《为和平而斗争：20世纪英国的和平运动》(Richard Taylor and Nigel Young, eds. , Campaigns for Peace: British Peace Movement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158页。）。
罗素的百人委员会也没有什么新东西，他们的行动方式和策略与直接行动委员会如出一辙。关键是罗素这个人，他的影响和目标太大。追求真理，推崇一般的人道主义立场，把人类的幸福作为自己的基本关怀，所有这一切，使他赢得了空前的声望。但也许是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太复杂，也许是因为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罗素对事务的反应态度是不容易捉摸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是最早理解到原子弹危险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因此，对核武器深感不安。但他居然又倡导利用美国的核优势，对苏联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与他所持的和平反战立场背道而驰，听后令人毛骨悚然。但他在其他许多的场合，对美国的批评甚于对苏联的批评，尤其是在冷战和古巴导弹危机方面，他因此被人廉价地扣上亲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帽子。但不管怎么说，与他共处似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与科林斯的分歧和互不信任。科林斯说他被舍恩曼等人包围，听不进正确的意见，立场反复无常，经过艰难协商取得一致协议以后，他却又“很快彻底推翻这一协议”。科林斯承认罗素是一个“伟大而了不起”的人物，但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自负的人”，并且这种自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注：理查德·泰勒：《抵制炸弹：1958—1965年的英国和平运动》，第75页。）。反过来，罗素也有一点瞧不起科林斯，觉得难以在一起共事。他在辞去核裁军运动主席职务时，说他难以与运动的另一位主席相处。罗素将科林斯看作一个小人物，心怀狭小，缺乏想象。更要命的是“狡诈、不可依靠，而又飞扬跋扈”（注：理查德·泰勒：《抵制炸弹：1958—1965年的英国和平运动》，第76页。）。罗素与科林斯是运动的两个头，但相互的成见是如此之深，组织的分裂也就毫不奇怪了。这种内部的分歧，自然不能使核裁军运动提出统一的政策和策略来获取追随者以及公众的持续不断的支持。
核裁军运动本质上是一场中产阶级的运动，带着中产阶级的特点和局限。参与运动的成员大都受过良好教育，认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他们集中于从事“创造性和福利性”的职业；他们参加运动主要是受心理上和精神上的推动，而不是为了满足某种急需的物质上的需要；他们参与政治的特征是积极“表达型”的，而不是像工人阶级那样的被动“工具型”的。除青年学生外，运动的参与者大多在40岁上下。从更具体一些的职业分析，他们大部分来自大中学校的教师、研究人员、或文学艺术界人士；其次是医生、护士、秘书、图书管理员、公务员、牧师和学生。他们基本上是政府雇员，他们很幸运，较少就业的压力（注：科林·克莱顿和马丁·肖编：《战争与和平社会学》，第200、208、224—225页。）。敏感、会思考、有思想、关心政治是他们的优势。他们的劣势也同样来自于他们自身。他们是英国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的优先受益者，从根本上讲，中产阶级是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支柱。这使他们在反核运动中，不可能同时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也不可能考虑到从广大下层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中吸取力量。因此，核裁军运动的组织领导者没有组织发动普通群众的计划，这使他们失去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在批评家们看来，这是这场运动不能达到其目标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核裁军运动与工党之间存在着“密切但又模糊不清”的关系。1951年、1955年、1959年，工党在三次大选中都败给了保守党，工党一直在为赢得选举而做艰难的斗争。而核裁军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斗争的产品”（注：詹姆斯·欣顿：《抗议与幻想：二十世纪英国的和平政治》(James Hinton, Protests and Visions: Peace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Britain)，哈金森雷迪斯1989年版，第154页。）。在核裁军运动的存在期间，运动中提出来的各种行动方针在工党的历届年会上都曾引起讨论，有的甚至还导致激烈的争吵。核裁军运动无论是对工党的左翼还是工党的右翼，都是重要的。
从核裁军运动方面来说，其领导人从运动一开始，就将工党看成是贯彻其反核方针的自然载体。虽然一些人对议会政治表示厌恶，认为核裁军运动的基础纯粹是道义上的，但其领导人却毫不迟疑地寻求与工党建立密切的联系，正如科林斯在自传中所声明的：“如果核裁军运动希望完全成功的话，需要考虑政治上的有利条件，并且将自身融和到英国政治的现实之中。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在工党内赢得对核裁军政策的多数支持。”（注：理查德·泰勒和奈格尔·扬编：《为和平而斗争：二十世纪英国的和平运动》，第101页。）
工党是一个成熟的政党，拥有各种组织资源和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得到工党支持，对运动的发展无疑重要。但过分地追求与工党的合作与友情，其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这样做不仅会疏远一部分追随者，使内部的分歧扩大，而且，将运动与工党捆绑在一起，势必会卷入英国议会政治的漩涡，从而大大地损害运动的道义威信。运动的发展，深受工党对核裁军问题立场的影响。1960年，工党年会上支持英国单方面核裁军的意见赢得多数赞同，运动受到鼓舞；相反，1961年，工党年会上反对英国单方面核裁军的意见占了上风，运动就受到沉重打击。1964年，工党赢得选举，在反核立场上与保守党没有本质差别，核裁军运动此时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提出批评，使其形象大受损害。从这些事实分析，核裁军运动与工党捆绑在一起，不是推动了自身的发展，而是妨碍了自身的发展。
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妨碍运动的发展及其目标的实现。首先，核裁军是非常敏感的话题，直接关系到英国的国防。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要英国首先采取单方面的行动，从而带动美苏两家削减核武器，从道义上讲，颇具吸引力。但从现实的角度讲，恐怕不容易被英国大多数人接受。任何执政的政党大概也不敢冒这样的风险。英国的核力量与美苏两家比，其规模要小得多。这使多数英国人觉得，其核力量仅仅是一种防卫或威慑的手段，但对维护国家尊严和支持独立的外交政策又有必要。其次，核裁军运动是一种民间社会力量，不具有强制和法律的约束能力，仅仅是依靠舆论来影响政府。它也不能使用强制的手段来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更何况运动的组织领导者也不愿意或害怕动员普通的群众力量。第三，群众性的社会运动关键是要保持参与者持续不断的激情，或是不断获取新的资源和动力，否则，一阵热情过后，运动就会烟消云散。核裁军运动的组织者，证明他们既没有能力做到使参与者保持持续不断的激情，又无能力获取新的资源与动力。这样，一阵高潮过后，运动走向衰落，最后不了了之，大抵也只能是如此而已。
四
1930年代英国的和平运动虽是鱼龙混杂，但其主流意识形态是一种绝对的和平主义思潮。影响最大的“和平誓约同盟”领导人狄克·谢泼德就相信：“任何战争，不管其原因如何，不仅是对基督教的一种否定，而且是对人类的一种犯罪。”（注：马丁·西德尔：《1914—1945年的英国和平主义：一种信仰的解释》(Martin Ceadel, Pacifism in Britain 1914-1945: The Defining of a Faith)，牛津克莱顿出版社1980年版，第171页。）因此，他呼吁“拒绝战争，再不直接和间接地支持和鼓动战争”。1958—1964年的核裁军运动却不同。运动的指向，不是所有的战争和所有的军备，而是一种特定的战争和特定的武器。这说明时代的发展和武器装备及战争的变迁，使核武器成了悬在人类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核战争核军备也成了和平运动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
1958—1964年的英国核裁军运动，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合理性理念提出了挑战（注：科林·克莱顿和马丁·肖编：《战争与和平社会学》，第208页。）。因为在反核分子的眼里，国家存在的法理基础是国家能够给她的人民带来福利与安全。但核武器的发展和核战争的准备，看似在加强国防，实则是在置自己国家的人民于一种毁灭性的背景之中。这一复杂的矛盾现象，确实值得我们深思。此外，这种核裁军运动，展示的不是一种“别人有的，我们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的英雄气概，而是在一种超越传统民族主义的视野中来思考人类的安全问题。因此，它对建立在近代民族—国家基础上的民族—爱国主义是一种不自觉的超越。
尽管战后以来，和平运动成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但并不是处在一种主流政治和主流文化的位置上，因此和平运动即使在严肃的学者那里，也时常受到批评、嘲笑或否定，将其比作不切合实际的乌托邦。美国研究和平运动的历史学家默尔·柯蒂将和平运动比作浮在主流政治生活河面上的“木屑与浪花”。有名的和平反战运动组织者伦纳德·沃尔夫将其自传就命名为“没有结局的旅程”（注：规多·格略留瓦德和彼得·凡·登·邓金编：《二十世纪和平运动：成功与失败》(Guido Grunewald and Peter van den Dungen, eds. , Twentieth-Century Peace Movements: Successes and Failures)，刘易斯顿埃得温梅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这就提出了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怎样评价和平运动的成功与失败。我们倾向于认为：和平反战或反核运动是一项极其敏感、复杂、艰难的事业，不能以它是否达到了某一个具体目标或制止了某次具体战争作为评价其成功与失败的标准。它的作用和影响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它的意义是在关系到人类生死存亡的问题上时刻提醒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并且，以他们的勇气和献身精神来促进和平。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的认识和判断，我们认为，1958—1964年的英国核裁军运动尽管没有达成其直接目标，但在教育人们认清核战争的危险、防止核战争的发生方面是有积极意义的。追求和平、反对战争在道义上是应该肯定的。在欧美各国中，英国的和平运动不仅历史悠久，而且规模较大，整个20世纪时起时伏、连绵不断。某些时期，比如30年代、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及70年代末80年代初，和平运动与国内政治、国防建设以及对外政策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要了解20世纪英国政治和社会的复杂性，对其和平反战和反核运动进行探讨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