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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和世界史体系
何芳川/钱乘旦/余伟民/王玮/徐蓝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12期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2005年03期第4～17页
【作者简介】何芳川，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钱乘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余伟民，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玮，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徐蓝，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世界史体系刍议
何芳川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世界史体系问题的提出，乃是人类文明发展到相当高度的一个标识，也是一种文明自觉、文化自觉。具体而言，这是人类对自己作为人类、特别是进入文明以来所经历过的客观进程，进行全面、深入和总体性回顾与反思，从而在主观上对这一进程错综复杂的运行，做出规律性和阶段性的判断。
一
人类对世界史体系构建的客观条件，至今尚在成熟的过程中。
先看中国。
古代中国史学固然有着悠久的传统，但作为一门前近代的学问，其观察外部世界的眼光，一直停留在“天朝”观的水准上。只知中国，不知世界，这就当然谈不上什么世界史。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百年间，中国积贫积弱，首要的任务乃是救亡图存。一切近代科学，根底均十分薄弱，其中，世界史学尤甚。可以说，除少数几位学者如雷海宗先生等前辈，有着相当的世界历史方面的造诣，整个中国，几乎谈不上世界史研究，更遑论体系？！
1949年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中国史学界开始在薄薄的基础上构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体系。从学科建设的规律上看，这是一种超前行为：学问的根基还未夯实，就忙着搞体系。可惜，就连这一马克思主义世界史体系的构建，从一开始就在“五种生产方式”等禁锢之下，误读而且偏离了马克思。以后，又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被进一步推上了歧途。其悲剧，是一个巨大的反弹。结果，反复地将孩子同洗澡水一起倒掉，最后连本来应该相信的也不相信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在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学人，学术视野大开，资料、外文功夫大进，对于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史学研究、史学理论与方法甚有了解。这样，世界史体系的问题，就自然提上了日程。然而，实事求是地说，无论从理论、方法还是学科研究基础方面考察，世界史体系构建任务的客观条件，仍然相当单薄，尚在成熟中，需要一个相当长过程的静下心来，认真积累。在可比的领域内，同国际学术界进行世界史诸问题的核心对话。
再看国外的状况。
西方史学，上溯希罗多德。中国地大，我太史公足不出大汉国界；希腊地小，“历史之父”则动辄出国考察。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的世界史传统，从根上就比较发达。自近代以来，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发达行列的西方，一切近代科学均处领先地位，史学也不例外。西方的世界史研究，积数百年的基础，早在那里构建其体系了。
但那体系并不科学。由于“欧洲中心”论的支配，西方的世界史体系，谬误甚多，亟待重建。二战以后，西方学者不断有人从此一体系中杀出。这一类“反戈”理论，尽管均各有其精彩，但从总体上看，只能说西方的世界史学仍处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阶段。就西方史学界整体而言，“欧洲中心论”的世界史体系，至今还难说已退出其学术主流。
二
那么，21世纪的中国世界史学人，我们应该在世界史体系构建中，努力作出什么样的尝试呢？我以为：我国学术界同仁的世界史体系观，应该向着一个共同的怀抱聚合，即：以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多元的态度，努力构建中国的世界史体系；并将其贡献给国际学术界，在国际学术交流中积极推动处于不断变动、不断发展的世界史体系的构建。
具体而言，就是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鉴别地汲取当代国际史学及社会科学的一切新理论与方法论，汲取当代国际史学及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成果，考察人类文明形成与发展的整体轨迹，揭示其律动的阶段性，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构建起具有我国特色的世界史体系。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页。）。我们的任务，就是以文明发展为线索，勾勒出这一结果是怎样萌生、发展与逐渐成熟的进程，并揭示出这一进程即人类社会架构作为一个整体的运动与变迁的规律性与阶段性。
以人类文明为经纬线来编织世界史体系，其图景则如何呢？欧洲中心论坚持欧洲始终中心的观照；亚洲或中国中心论则会走向另一极端；更有甚者，有的论断索性否认有中心存在。本人以为，上述各论均不可取。不同的文明时代，实事求是地讲，应有不同的观照。
三
世界历史体系是否可以大略概括如下：
1. 前文明时代：原始社会，如万花散落，缤纷于世界各地。这里应强调的是，要特别注意突破原来已有原始社会的眼界，以万花散落的无中心意识，搜求、考察世界各地新的原始聚落发掘成果，从而对人类文明起源有一个更为开阔因而也更为贴切的认识。以中国为例，我们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先囿于黄河，又囿于黄河、长江，现在视野已遍及全国。观察中国如此，观察世界亦当如此。
2. 古典文明时代：由前文明的万花散落，进化为上古文明的百花竞开。这里要强调的是：人类社会发展从来不平衡。其上古表现之一是幼弱的文明，由于其自身的脆弱性和自然、社会等外因，大批消亡，或者某些文明基因变换载体。到了古典时代，终于在分散中聚向几个文明中心区。当然，此一聚向，乃是漫长的历史过程。聚向的古典文明区，突出的有两个，一是希腊、罗马的地中海文明区，或地中海世界；一是中华帝国的东亚文明区，或东亚世界。而两河文明区、印度河文明区，等等，在居中的地位上沉浮。自东向西：东亚大陆农业文明——中东南亚农牧文明——地中海海洋商业文明。中东——南亚文明带，由于介于中间，终于成为一个文明的双管漏斗。一是沟通东西，一是其自身文明的双向输流。
3. 中古文明时代：原始社会瓦解后的早期阶级社会文明中普遍出现了最容易产生的奴隶制剥削形态。然而，除个别如希腊、罗马文明外，占据古典文明主流的，仍是自然经济下奴隶制以外的各种超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在这种状态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比较成熟的中古文明，即我们所谓的封建制的诸种文明形态。在这一历史时代，西方基督教文明、中东南亚伊斯兰文明以及儒学或儒佛道为核心的中华文明或东亚文明，均进入高水平的发达阶段。人类文明从前文明时代的无中心，到古典文明时代的两大中心，发展到中古文明时代的三大中心。此时，旧大陆的一切大大小小的文明，如撒哈拉以南非洲诸文明等，虽然仍在不断涌现、发展并各具特色，但总体上看，都或多或少受到三大文明中心涡流式的吸引、影响和支配。三大文明中心之间，彼此处在大体同一文明高度的平台，相互交流、冲突：基督教文明中心与伊斯兰中心之间，以冲突为多；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以交流为主。总体态势，呈自东向西倾斜状态，即伊斯兰与中华两大文明中心，对西方基督文明中心呈高屋建瓴态势。另外，此时新大陆印第安文明，尚未进入旧大陆文明矛盾统一体，因而在其脆弱的古典文明阶段沉浮着，自成一体。
4. 近代文明时代：即近代西方首创的资本主义时代。从比较正规和准确的意义上讲，开始了世界一体化进程。此时，应该承认有一个中心，即欧洲中心或西欧北美中心。这不是“欧洲中心”论，而是对客观历史的尊重！应该强调的是，尽管欧洲或欧美是中心，但绝不可忽略东方(亚非拉)在近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构建中的贡献，相反，要大力发掘、认识，大书特书这一贡献，这是我们承认欧洲中心，又严格区别于“欧洲中心论”的地方。
5. 现当代文明时代：以二战结束为界，或者讲自二战结束到冷战结束为界。从人类历史长河看，我们甚至可以说20世纪中叶以后是从近代(Modern)走向当代(Contemporary)的过渡期。人类文明，再次从一个中心即欧美中心走向多元。以其为起点，向着文明全球化进展。这一进展的最终结果，必将是人类真正的理想——消灭一切阶级、剥削的文明全球化。那要经历千百年的历程。这一进程，充满着艰巨的建设任务与矛盾、冲突及斗争。在当前，是欧美文明普世的单边主义与全世界各国家各民族文明一律平等的多元主张之间的矛盾、冲突与斗争，并在这种长期的矛盾、冲突与斗争中展开后者日益占据上风的交流、合作的世界史。
这就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现当代史，刚刚开始，正处于初创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正在我们面前展开的现当代史，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将世界各国人民大众卷入文明的创造，人民大众也正将以前所未有的文明智慧，主动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学人、知识分子，作为这一时代的前驱，理当有着更高的文明自觉。
关于开展“世界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钱乘旦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世界史”的内涵
“世界历史”在我国通常指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历史，也就是没有中国的“世界”的历史。在实践中，它往往成为许多国家历史的相加，若能把所有国家加在一起，就组成一个“世界”(事实上这一点在我国目前还做不到，对很多国家的研究现在还属于空白)。
但我现在提倡的是建立一个新的“世界史”分支学科。我说的“世界史”，不是指在我国学科分类中人们通常所熟悉的“世界历史”，而是从全世界的角度，来观察人类历史的整体发展。这应该是一个新的学科分支，它的地位和“国别史”、“地区史”及其他分支学科同等，但有它独特的研究对象。这个学科考察人类的整体历史，考察人类文明在不同地区的产生、发展、交往、对抗、融合、扩散等过程。它探讨一个地区的文明，对其他地区产生了什么影响？不同地区人类的不同生存方式，除了它们各自的特点与发展逻辑外，是否还存在横向的互动？人类历史是否存在运行轨迹，如果有，是什么？等等。这些就是“世界史”应该主要关注的问题。
总之，这个新的分支学科关心的是世界整体的历史，它不是地区历史和国别历史的相加，而是对人类历史的总体观察与思考。
二、“世界史”的过程
从“世界史”的角度观察人类文明的发展，可以看出它经历着“从分散到整体”的过程。
吴于廑先生曾提出“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的概念，他说这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注：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总序”，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吴先生提出“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观，为我们理解人类的历史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我在《前资本主义世界发展：东方普遍性与西方特殊性》一文中，曾提出人类文明的发展经历了由点到面、由面到片、由片到圈、最终组合成世界文明的过程。（注：《世界历史》1991年第2期。）自文明形成到资本主义出现，人类经历了“点”、“面”、“片”、“圈”的文明发展；资本主义的作用则是把“圈”进一步扩大，引导出一个“世界文明”。我曾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说法：“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的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他文章中也多次表达过同样的思想，即资本主义构造了“世界历史”。因此，从“世界史”的角度看问题，“圈”的限制被资本主义突破了，历史继续其“从分散到整体”的发展。这个过程至今仍在延续，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
三、“世界史”的分期研究
根据以上对“世界史”内容与过程的理解，我认为我们对世界历史几个公认的分期阶段可以做以下认识，从这些认识中可以确定“世界史”分期研究的对象、内容、范畴和侧重点。
1. “上古时期”——文明产生的时代：
文明的产生与农业的出现密切相关，一般的说法是人类最早的农业大约产生于一万年前的两河流域；世界上有几个独立的农业起源区，它们形成的时间不同，例如在中国，农业大约发生在七八千年前。（注：这只是一种说法。此处不讨论农业的起源及其时间，因此不作展开。使用这种说法只是想说明问题。）农业的产生直接引导文明的出现，因此人类的史前史与文明的出现由农业的产生而得以贯通。文明最早出现的时候只形成于极小的地域内，因此只能是一个“点”。此后，如果具备条件，“点”会扩展为“面”，“面”再散布为“片”。文明的黎明期就是由“点”到“面”、由“面”到“片”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人类的“上古史”。
“点”的文明不可能长久存在，文明在地域上的扩张是其最终确立的保障。地域上的扩张需要有一些必备的条件，其中重要的两条是：(1)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同时出现多个文明的起源，形成相对密集的状态；(2)由此而导致各起源之间经常性的接触(包括暴力冲突与和平交往)，从而形成早期文明间相互的碰撞、交流与对比，引发前进的动力。
因此，站在“世界史”分支学科的立场上，对人类上古史的研究其主要关注点就应该是：人类早期文明是如何产生的；不同地区的各种早期文明各有什么特点；它们如何从“点”发展到“面”、再发展到“片”？
2. “古典时期”——文明的早期发展与“固化”的时代：
“片”和“面”的文明继续碰撞，通过冲突与融合，形成了更大规模的文明区，覆盖了更广大的人类生存地域。原先在“点”、“面”和“片”阶段上文明相对孤立、被非文明地带割裂的状态逐渐消失了，形成了连续大范围地区中具有共同特征的文明形态，即“文化圈”。在“文化圈”形成过程中需要有两个必备因素出现，一个是庞大的国家体系——帝国，另一个是占主导地位的统一的价值体系——某种特定的宗教或意识形态。其中前者充当了文明的有形载体，后者充当了文明的无形载体。有形载体和无形载体在“文化圈”形成的过程中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往往缺一不可。到“文化圈”形成时，农业文明就扩张到它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了。
古典时期结束时，世界上形成了四个文化圈，即“东亚文化圈”、“印度文化圈”、“西亚——北非文化圈”、“欧洲文化圈”，分别以儒学、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作为各自统一的意识形态。相比之下，统一的意识形态比帝国更重要，因为帝国是可以瓦解的，而价值体系一旦形成，便会经久不衰。价值体系的固定指示着一种文明的“固化”，标志着一个“文化圈”的形成、并有别于其他文化圈。较晚时候，在南美也出现一些相当发达的人类文明，并扩张到相当广阔的地域，但由于它一直未能形成占主导地位的价值体系，未能将这种体系推广到地域相连的广大地段，因此最多只能算一个“准文化圈”。
“世界史”分支学科对“古代史”的研究，其着眼点应放在各文化圈形成的过程上——它们如何形成、各有什么特色，社会、经济发展状态如何，价值体系如何形成并如何传播、如何占据主导地位，以及各文化圈之间有哪些接触、哪些互动等等。
3. “中古时期”——文化圈的巩固与发展的时代：
在“中古”时期，人类的历史主要在各文化圈内部发展，每一个文化圈在地理上仍旧扩张、但都扩张到各自的极限，在当时的技术、生产水平下，都遭遇到无法逾越的地理障碍。每一个文化圈内部，社会、经济、文化都发展到相当成熟的水平，形成了行之有效的管理与运行体制。在文化圈内部，地区之间可以有相当大的差异，但因相同价值体系的存在，地区间的共性特征还是很明显的——共性是相比于其他文化圈而言的，异性是相比于文化圈自身内部而言的。
每个文化圈都有自己的发展轨迹，都按照各自的发展轨迹运行，并不存在一个全世界都共同遵循的发展方向。农业文明是所有文化圈的共同之处，在农业文明的大前提下，各文化圈呈现不同的特色。文化圈之间交流很少，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隔绝的(基督教文化圈和伊斯兰文化圈之间接触较多，竞争也相对激烈，这是一个例外)。
很难将不同文化圈的发展水平进行比较，但如果一定要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东方长期超越于西方。在中古时期，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几乎一直走在世界发展的前列，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如果对此没有异议，那么原因是什么？在中国，统一的帝国与统一的意识形态长时期高度地结合，这应该是其根本的原因。
因此，作为一门新的分支学科的“世界史”，它对中古史的研究应该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各文化圈内部的发展及变化、文化圈内部的各种关系；二是对各文化圈作横向的比较，经比较而显示各自的特色。
4. “近现代”——世界实行“现代化”的时代：
“近现代”在西文中其实只有一个表达法，即" the modern times" (请注意复数)。
在资本主义发生之前，人类从分散到整体的历史发展到“文化圈”，已经经历了巨大的整合过程。自资本主义突破文化圈的限制起，一个“世界文明”开始构建，这就是“现代化”的过程。
“现代化”首先发生在少数几个西欧国家，但它一经出现，就具有强大的扩张力，结果到20世纪，它已经覆盖了整个世界。“现代化”造就了一个整体的世界，“从分散到整体”也进入它最后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上，西方因先行而占据优势，超越东方，控制世界。非西方国家为摆脱西方的控制而进行反抗，奋起追赶，急于完成现代化。“近现代史”呈现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非西方是被强制纳入“现代化”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自己原先的运行轨迹，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断裂”现象。但西方也是在背离自己的传统后进入“现代化”的，因此对整个世界来说，现代化是对“前现代”的明显背离，引发出人类社会的巨大变动。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因为现代化意味着文明的整体转型，它缔造着一个“工业文明”。
作为分支学科的“世界史”，它对世界近现代史的研究就应该展现世界现代化的完整过程——它的起源、演进、发展、推行；探讨各国现代化的不同道路，各自的特点；研究现代化的后果，成功与失误；回溯现代化在全球的扩张、扩张过程中的冲力与反冲力，等等。
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展现“整体的历史观”，这就是“世界史”分支学科应该力图去做的事。我觉得我们已经迫切需要这样一个学科分支，以便把人类历史作为整体现象来对待；应着眼于相互的关系、宏观把握时间与空间，而不只是把各地、各国的历史加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对人类历史有更全面的了解。
“中心观”与“中心论”
余伟民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在既有的各种世界史体系范式中，“中心”是一个引起争议的概念，也是一个容易牵动民族感情的问题。然而，作为一种结构范式，世界史体系又无法回避“中心”概念。当我们运用各种理论资源建构不同范式的世界史体系时，无论是否直接表述，“中心”问题都蕴含其中，并以此支撑起各自的阐释系统。不过，在以往关于世界史体系的讨论中，“中心”的两种含义，即作为表达研究者立场和视角的“中心观”和作为被考察对象结构特征的“中心论”往往被混淆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讨论的命题往往发生偏移。例如，对“西方中心论”的批评，究竟是在反映研究者立场和视角的意义上，还是在阐释客观历史进程及其结构的意义上？
如果是前者，那么，所谓“西方中心”实际上是指以西方人的视角、经验和观念来考察世界历史，因此而形成“西方中心”的世界史编纂体系。显然，这种“西方中心”乃是一种片面的史学“中心观”，它把世界史理解为西方世界的放大。按这种视角和观念建构的世界史体系不可能全面客观地反映世界历史的进程，尤其对非西方世界的历史阐释会出现明显的误读和曲解。
但是，如果在后一种意义上，那么，无论是否站在“西方中心”的立场，也无论何种视角，只要认同世界历史具有整体性和结构性，就会面对同样的问题：作为整体结构的世界历史的“中心”在哪里？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中心”是否发生转移？转移的规律如何把握？这里，所谓“中心”是指客观世界体系的结构中心，也就是在一定历史时段对世界整体发挥支配或主导作用的“力量中心”。关于世界历史的结构分析和过程阐释所体现的是研究者的历史观和各种世界史体系的理论逻辑。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中心论”是否成立，并不取决于主张这种理论逻辑的研究者是否站在西方的立场上，而是取决于世界历史的客观进程中是否发生过西方作为支配性的力量中心崛起于世界的历史事实。当然，即使西方曾经是世界的中心，也不等于它始终或永远是世界的中心，所以，“西方中心论”即使成立也不能成为一个绝对的命题，必须做出明确的时间定位(其他“中心论”同样如此)。
区别“中心观”和“中心论”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既有的各种世界史体系，合理地批判和继承各种理论资源，并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创新。
就“中心观”而言，20世纪史学的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以“西方中心”为代表的、片面的、单维的地域中心观。这方面的发展表现在两个向度上。其一，相对主义中心观的提出。这种史学观念认为，在历史研究中不应该以某一地域作为绝对的研究视角并以此为不变的坐标来解释其他地域的历史，因为每一个地域(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都有自己内在的根据和动力。美国学者柯文(Paul A. Cohen)是这种史学观的倡导者，他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提出“中国中心观”，就是“希望摆脱欧洲或西方中心先入为主的假设来审视中国的过去”，在他看来，“根据中国人自己的经验而非西方人的想法去重构中国历史，是至为重要的”。（注：柯文：《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二十一世纪》2003年8月号。）显然，相对主义中心观在运用于地域性历史的研究和比较区域历史研究时可以根据研究对象的区域单位的变化而作相应的视角调整，具体化为各种层次、各个地域的“中心观”。但是，相对主义中心观在抵制和克服“西方中心观”的弊端时也表现出自己的局限性，这就是，它难以适应以世界历史的整体运动为对象的研究。诚如柯文自己所承认，“中国中心观”只适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如果“把中国与跨国的过程联系起来(移民、现代经济体系的出现、亚洲地域体系的演变)，或关系到一些一般性的学术问题……都会把中国从其中心地位拖离”。（注：柯文：《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二十一世纪》2003年8月号。）所以，相对主义中心观不能解决世界史研究中超越“西方中心观”的问题。
在世界史研究领域，超越和克服“西方中心观”的向度，主要体现在“全球史观”的兴起上。所谓“全球史观”，是一种超地域、超民族的史学观念，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言，按照“全球史观”考察世界历史，“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伦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注：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应当说，“全球史观”是最契合世界史编纂体系的本质要求的研究视角，一部真正贯彻“全球史观”的世界史著作应该能够避免任何一种地域中心观或民族中心观的片面性，客观公正地反映出世界史的整体性。然而，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这种理想化的“全球史观”能否真正实现呢？因为现实生活中的研究者不可能脱离自己被限定的生活空间和知识文化背景，他们也不可能栖身月球，而只能居住在地球的某一个地方。所以，理论上“去中心”(即没有特定地域性研究视角)的“全球史观”在其史学研究的实践中因研究者自身的空间定位和民族特性，仍然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某种“中心观”的痕迹。换言之，同样主张“全球史观”，美国学者撰写的世界史著作和中国学者撰写的世界史著作在研究视角上仍然会有相当的差异。
至于“中心论”，在世界史体系的讨论中主要是解决客观历史进程的认识问题。从“西方中心观”自然会得出“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解释，这种关于世界“中心”的认识往往是表现西方人主观片面的绝对化的历史空间观，按照这种“西方中心论”的逻辑，西方文明具有对非西方文明的绝对优越性，因此，西方将始终是支配世界的中心。但这种观点并非“西方中心论”的惟一版本，从“全球史观”出发，也可以得出“关于西方中心的论点”。（注：在学界的讨论中，“西方中心论”多被约定俗成地特指“西方中心观”的衍生概念。本文认为，作为对客观历史进程的阐释，“西方中心论”并非一定与“西方中心观”相联系，为了避免误解，这里用“关于西方中心的论点”加以区别。）如在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中，对西方在近代以来的世界上的中心地位作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事实就是，从1500年以来，西方一直是世界事务中起变革和决定性作用的地区。因此，在近代，世界历史以欧洲为中心”。他还指出，“西欧在近代初期阶段中的作用之所以得到强调，并不是因为本书偏向西方，而是因为从全球观点看，这时的欧洲实际上是世界变化的动力之源。19世纪和20世纪的情况也是如此”，所以，“以欧洲为中心并不排除全球性的观点和范围”。（注：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序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这里，按照“全球史观”提出的“关于西方中心的论点”有两个基本的含义：
第一，把世界历史理解为一个整体的历史运动。所谓整体性，表现为一种体系结构。因此，世界历史是以结构意义上的“世界体系”为载体的。在结构分析中，“中心”是必要的范畴，结构与中心的一致性既表现在理论逻辑中，也表现在按这种逻辑阐释的历史运动的实际中。
第二，作为客观的历史事实，世界历史运动及其“中心”起源于西欧。所以，“西方中心”在世界历史意义上首先是一种发展过程的时间定位。它标志着人类历史在经历了漫长的多中心的地域文明时期后，开始进入由一个先进的中心区域驱动和主导的整体性发展时期，形成了世界性的结构体系。在这个起始阶段及其后的数百年(16—20世纪)，这个中心区域或支配力量基本上位于世界的西方(西欧、北美)。但以“西方”作为世界“中心”的空间定位并非世界历史的不变规律，而只是迄今为止的经验事实。从20世纪下半叶起，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动，西方的中心地位受到非西方世界的挑战，因此世界体系结构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可见，“全球史观”提出的“关于西方中心的论点”，明显不同于“西方中心观”的立场和视角，它不是非历史主义地鼓吹西方的经验和优势，而是历史主义地肯定西方的经验和优势，这是一种从事实出发的历史观点，其结论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世界历史观。马克思在论述大工业创造“世界历史”的进程时，充分肯定了率先走上工业化道路的西方的“资产阶级的民族”对东方的“农民的民族”的支配关系，是人类社会突破地域和民族的壁垒、形成普遍联系过程中的客观事实。
世界史体系的创新和世界史学的重建
王玮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20世纪80年代风起的“全球史观”，以世界由分散到整体的一体化发展为主线解释世界历史，较为准确地勾画了世界历史大潮的一般流向，并且避免了用国别史范畴的概念去说明世界史的运行特点和规律的弊病，更加科学地发现和说明了整个世界的发展状况及发展规律。但是一元论的线性思维模式仍然限制着全球史观的发展，使之只能对世界的整体化发展做出说明，却无法解释世界历史进程还有一个由整体到分散的碎裂化过程。如果把世界历史纳入全球整体的宏观视野，我们就会看到，人类历史是在两种力量或运动的冲突和协调的动态平衡中向前发展的。这两种力量或运动就是全球一体化以及世界秩序和运行规则的合理化。
自有史以来，随着生产空间的拓展、生产水平的提高以及生产手段的改进，人们之间的各种交往也在不断扩大，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商品交换不断在扩张，人类各种文明也因辐射范围的加大而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冲突和交融。尤其是自15世纪末16世纪初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以来，东、西两半球开始互相连接，从而启动了全球一体化的漫长进程。以后，随着一次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浪潮的到来，一体化进程的步伐也越来越迅速。另一方面，历史的发展又不是一种简单的、直线型的演变过程。全球一体化进程必然伴随着形形色色的不合理的秩序、不平等的关系和不公平的规则，由此而引发的争取合理化的运动破坏了现存的国际秩序，动摇和分裂了既定的国际结构，体现了人类内部的隔膜、对抗、冲突甚至战争，拉大了人们之间的距离，因而是一种与全球一体化相悖的裂变趋势。但是，这一运动又表达了世界人民争取实现公平的世界秩序的愿望和信念，它们有助于纠正人们之间不道德、非正义、无理性的行为和关系，理顺世界运行的秩序，从而使全球一体化健康发展的基础得到不断优化，促进了全球一体化进程在更高层次上展开，同样体现出历史的进步性。
世界结构走向一体化以及国际秩序和规则的合理化，共同组成了世界历史向前发展的两条线索，它们之间互相制约平衡、交错互动，使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呈现出动态性、曲折性、周期性和阶段性。
世界一体化进程经过古代中世纪的整合酝酿期之后，于15～16世纪之交正式启动，从而开始了长达四百年的世界近代史。主要标志是：始于15世纪末的新航路的开辟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实现了欧、亚、美大陆文明的全球性交汇，引发了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世界近代史的下限定于19～20世纪之交。主要依据是：第二次技术和工业革命走向高潮，帝国主义时代正在到来，世界已被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瓜分完毕，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已经形成，世界一体化进程随着“门户开放”式的新殖民体系的提出而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我们把世界现代史的开端定位在19—20世纪之交，其标志是以“门户开放”为内容的世界理念和原则的出现。传统的世界史教材并没有给“门户开放”以恰如其分的历史定位，我们认为，“门户开放”不能仅仅看作是美国针对中国的具体政策，它表明了世界殖民主义体系内涵的转换，即封闭、垄断、地域性切割的旧殖民主义体系被一个开放的、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无形的新型殖民主义体系所代替。以“门户开放”为内容的新殖民主义是一种强权政策，体现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不合理和不平等，但它也反映了世界由分散走向整体的趋势，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标志着一体化进程跃上了一个新的层次。“一体化”只有与“门户开放”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才可使之具有真正的内涵。全球一体化的基础是遍及世界的商品流通和其他商业活动的自由化，而开放门户保证了商业流通能在没有任何壁垒和歧视的条件下自由进行。一体化离不开商业流通，也离不开门户开放的市场秩序，因此，“门户开放”为世界现代史的开始树立了一块历史界碑，世界历史就是这样穿过洞开的门户进入到它的现代时期。
世界现代百年史，以20世纪40—50年代之际为界标划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时期中，到20年代初为一个阶段，世界的聚合与碎裂两种趋势都在顽强地表现着自己的存在。一方面，随着新的科技革命和帝国主义运动的深入开展，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社会化程度以及各国间经济联系迅速增强和扩大，生产和资本的日益集中导致国际垄断同盟的形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建构已经完成。另一方面，与上述国际化、集中化、一体化相伴随的却是特殊化、多样化和分裂化。世界处于剧烈震荡的历史关头，一切矛盾和冲突异常尖锐和复杂，其根源就在于正往更高层次提升的一体化进程与更加严重的裂变趋势发生了碰撞。把人类的生死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的竟然是一场世界大战，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世界现代史的第二个时期与冷战的历史在时间上互相吻合，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关于冷战的历史根源，如果透过美苏在价值观念和国家利益方面的对抗和竞争，实际上是体现了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世界秩序构想所赖以产生的原则基础的认定和选择的不同。具体来说，二战后敌对状态的产生源于两种原则——门户开放原则和势力范围原则的根本性对立和冲突，从这一认识出发可以对冷战的本质、冷战的历史地位、冷战的发展动向和冷战的结局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冷战的历史大体上以20世纪70年代初和80年代末为界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冷战的开始和激烈阶段，第二阶段为冷战的激烈和缓和交替进行的阶段，第三阶段为冷战的淡化和终结阶段。
正如冷战的起源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一样，冷战的消亡也同样是历史逻辑的必然结果。新的科技革命所引发的变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这种意义是以前的各种历史事件的意义都无法与之比拟的。我们所面临的新时代具有不同于以前几千年历史所处的时代的面貌和主题，我们所面临的新时代是居于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高的层次上。新旧时代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区别，但最具有本质意义的区别在于人的思维所发生的变化。
我们现在正站在新时代的门口，指导人类行为的思维和观念模式将发生一次革命。新思维的基础是认为人类具有共同的利益，人与人之间存在一种互相依存于互为和谐的关系。比如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过去的旧思维将其定位为剥夺与反剥夺，压榨与反压榨，于是就有了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而现在已经有了新的共识：共存共亡，共荣共衰。具体来说：(1)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的扩大会拖住后者经济进一步发展和繁荣的后腿；(2)差距的扩大会导致资源的低水平消耗和环境的污染。所以，摈弃冷战思维，首要一点是由对抗思维转向和谐思维、相互依存的思维。另一方面，在新时代，划分势力范围的观念也已经失去了它的时代性和历史性，取代它的将是“开放”的观念。因此，“和谐与开放”将是新思维的核心内容，也将是新时代的时代主题。世界一体化进程将在“和谐与开放”的新基础上高歌猛进。
世纪之交与人类的命运有着非常奇妙的不解之缘，它总是成为人类历史进程的重要里程碑。世界近代史始于世纪之交，世界现代史也是从世纪之交开始起步，现在，我们又处于新的世纪之交，历史将引导人类进入一个更加一体化、更加合理化的新世纪。我们现在正处在和谐与开放的新时代，我们正在以和谐与开放为基础建构国际新秩序的大厦。
20世纪世界历史体系的多样性与编纂实践
徐蓝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回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世界历史学科的曲折发展，可以看到，我国的世界历史工作者在世界历史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以及在世界通史编纂实践方面的发展总趋势——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否定“西欧中心论”，承认文明的多样性，逐步确立“全球史观”，并以全球史观的视角看待各种存在的文明的发展与交往。
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欧的世界中心地位造成严重冲击，也开始动摇“西欧中心史观”的根基。一些历史学家对“西欧中心论”提出质疑，并开始以新的眼光看待欧洲以外的历史和文明，于是出现了以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为其奠基者和代表作品的比较文化形态学。斯宾格勒带着宿命论的色彩，把世界历史看作是八种文化诞生、成长、鼎盛和衰亡的历史。随后英国史学家A. J. 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继承并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并通过对近六千年出现过的26种文明形态的比较研究，以其著名的挑战和应战学说，揭示了各种文明形态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一般规律，从而最终确立了文明形态史观(亦称历史形态学)的历史哲学体系。汤因比认为，一切文明在哲学上都是同时代的和同等价值的，因此一切文明形态都是可比的，而西方基督教文明仍然具有“创造性的活力”。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虽然在本质上仍然没有摆脱“西欧中心论”，但是他把多种文明相提并论，并认为西方文明最终也会衰落，这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突破。英国当代著名史学家杰夫里·巴勒克拉夫对此有着深刻的评论：“正是因为他(按—这里指汤因比)最早发动了对欧洲中心论的猛烈批判(尽管他的全部历史观充满了他所攻击的那种欧洲中心论的‘异端邪说’)，因而具有解放的作用，这才是他名满天下的主要原因。”（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64页。）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全球史观早有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指出，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了世界市场，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51页。）
在国际学术界，最早系统提出以“全球史观”撰写世界历史的是巴勒克拉夫，他在1955年出版的论文集《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中，提倡史学研究要“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所有的时代”（注：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Oxford, 1955, P. 27. ）；在1978年出版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进一步指出，“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的主要特征之一。”（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42页。）于是，西方史学界在70、80年代掀起了打破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历史编纂潮流，使世界历史的编纂学在总体上进入了全球文明史或整体历史的时代。
在20世纪的诸多西方历史学家中，运用全球史观撰写世界历史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和著作是美国历史学家W. H. 麦克尼尔、L. S. 斯塔夫里阿诺斯和美国社会学教授I. 沃伦斯坦。麦克尼尔和斯塔夫里阿诺斯分别撰写了《世界史》和《全球通史》，两者的共同之点，在于都显示了“一种观察人类历史的整体观念”，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他“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或非西方人”，世界历史是“从全球的而不是从地区或民族的角度讲述历史”，世界历史要探究的是“那些曾对整个世界有影响的力量或运动”。（注：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序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沃伦斯坦以“世界体系理论”作为其世界历史观念，并计划撰写4卷本《现代世界体系》。（注：沃伦斯坦从全球出发，把资本主义的历史放在世界性的体系中去认识，认为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而出现的，并将“世界体系”作为研究的单位；他还引入“核心”、“边缘”、“半边缘”等概念，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把世界逐渐卷入核心和边缘的历史。目前该书已出版3卷，并被译成中文等多国文字及盲文，中文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2000年出版。）无论上述这些世界历史著作的研究体系存在什么样的缺陷，但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全球史观在现代西方史学界关于世界历史的编纂理论和实践中开始居于主导地位。
中国的历史学家从中外研究世界历史的各种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中汲取营养。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谷城撰写的《世界通史》，该书反对“西欧中心论”，将各大洲和各民族均视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并强调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具有重要的开拓价值。196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新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4卷本《世界通史》，该书以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以人民群众为主角，比较系统地分时期按国别地叙述了从人类起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世界历史的发展，体现了中国学者当时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和研究水平。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史观”在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以及世界通史的编纂实践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运用与发展，其代表便是吴于廑对世界历史学科本体论的新认识，以及根据这种新认识由吴于廑和齐世荣主编的高等教育出版社于1991—1994年出版的6卷本《世界史》。
值得注意的是，从文化形态史观发展而来的“文明多元论”，在当代中国也有它的回响。以罗荣渠为代表的“现代化史观”也于80年代异军突起。（注：参见罗荣渠：《有关开创世界史研究新局面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序言第2页；《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90年代他以《现代化新论》和《现代化新论续篇》两部著作，将“现代化史观”具体实践，并因此而成为中国现代化史学的开拓者。还要提及的是，钱乘旦在《世界历史》2003年第3期发表《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一文，把世界近现代史分为现代化的准备、起动、在西方的成熟和发展、向全球扩张和转型迹象等五个阶段。
总之，20至21世纪初中外学术界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方法与编纂实践已经表明，无论以什么样的体系和框架撰写世界历史，都要求研究者具有全球的视野，具有历史学和相关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修养，以及深切的现实关怀。另一方面，在世界历史的研究和编纂实践中，并没有单一的理论和方法。只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有选择地吸收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精华，我们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和撰写就会越来越接近世界历史的真实。^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12期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2005年03期第4～17页
【作者简介】何芳川，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钱乘旦，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余伟民，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玮，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徐蓝，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何芳川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世界史体系问题的提出，乃是人类文明发展到相当高度的一个标识，也是一种文明自觉、文化自觉。具体而言，这是人类对自己作为人类、特别是进入文明以来所经历过的客观进程，进行全面、深入和总体性回顾与反思，从而在主观上对这一进程错综复杂的运行，做出规律性和阶段性的判断。
一
人类对世界史体系构建的客观条件，至今尚在成熟的过程中。
先看中国。
古代中国史学固然有着悠久的传统，但作为一门前近代的学问，其观察外部世界的眼光，一直停留在“天朝”观的水准上。只知中国，不知世界，这就当然谈不上什么世界史。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百年间，中国积贫积弱，首要的任务乃是救亡图存。一切近代科学，根底均十分薄弱，其中，世界史学尤甚。可以说，除少数几位学者如雷海宗先生等前辈，有着相当的世界历史方面的造诣，整个中国，几乎谈不上世界史研究，更遑论体系？！
1949年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中国史学界开始在薄薄的基础上构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体系。从学科建设的规律上看，这是一种超前行为：学问的根基还未夯实，就忙着搞体系。可惜，就连这一马克思主义世界史体系的构建，从一开始就在“五种生产方式”等禁锢之下，误读而且偏离了马克思。以后，又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被进一步推上了歧途。其悲剧，是一个巨大的反弹。结果，反复地将孩子同洗澡水一起倒掉，最后连本来应该相信的也不相信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在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学人，学术视野大开，资料、外文功夫大进，对于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史学研究、史学理论与方法甚有了解。这样，世界史体系的问题，就自然提上了日程。然而，实事求是地说，无论从理论、方法还是学科研究基础方面考察，世界史体系构建任务的客观条件，仍然相当单薄，尚在成熟中，需要一个相当长过程的静下心来，认真积累。在可比的领域内，同国际学术界进行世界史诸问题的核心对话。
再看国外的状况。
西方史学，上溯希罗多德。中国地大，我太史公足不出大汉国界；希腊地小，“历史之父”则动辄出国考察。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的世界史传统，从根上就比较发达。自近代以来，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发达行列的西方，一切近代科学均处领先地位，史学也不例外。西方的世界史研究，积数百年的基础，早在那里构建其体系了。
但那体系并不科学。由于“欧洲中心”论的支配，西方的世界史体系，谬误甚多，亟待重建。二战以后，西方学者不断有人从此一体系中杀出。这一类“反戈”理论，尽管均各有其精彩，但从总体上看，只能说西方的世界史学仍处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阶段。就西方史学界整体而言，“欧洲中心论”的世界史体系，至今还难说已退出其学术主流。
二
那么，21世纪的中国世界史学人，我们应该在世界史体系构建中，努力作出什么样的尝试呢？我以为：我国学术界同仁的世界史体系观，应该向着一个共同的怀抱聚合，即：以一种开放的、包容的、多元的态度，努力构建中国的世界史体系；并将其贡献给国际学术界，在国际学术交流中积极推动处于不断变动、不断发展的世界史体系的构建。
具体而言，就是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鉴别地汲取当代国际史学及社会科学的一切新理论与方法论，汲取当代国际史学及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成果，考察人类文明形成与发展的整体轨迹，揭示其律动的阶段性，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构建起具有我国特色的世界史体系。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页。）。我们的任务，就是以文明发展为线索，勾勒出这一结果是怎样萌生、发展与逐渐成熟的进程，并揭示出这一进程即人类社会架构作为一个整体的运动与变迁的规律性与阶段性。
以人类文明为经纬线来编织世界史体系，其图景则如何呢？欧洲中心论坚持欧洲始终中心的观照；亚洲或中国中心论则会走向另一极端；更有甚者，有的论断索性否认有中心存在。本人以为，上述各论均不可取。不同的文明时代，实事求是地讲，应有不同的观照。
三
世界历史体系是否可以大略概括如下：
1. 前文明时代：原始社会，如万花散落，缤纷于世界各地。这里应强调的是，要特别注意突破原来已有原始社会的眼界，以万花散落的无中心意识，搜求、考察世界各地新的原始聚落发掘成果，从而对人类文明起源有一个更为开阔因而也更为贴切的认识。以中国为例，我们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先囿于黄河，又囿于黄河、长江，现在视野已遍及全国。观察中国如此，观察世界亦当如此。
2. 古典文明时代：由前文明的万花散落，进化为上古文明的百花竞开。这里要强调的是：人类社会发展从来不平衡。其上古表现之一是幼弱的文明，由于其自身的脆弱性和自然、社会等外因，大批消亡，或者某些文明基因变换载体。到了古典时代，终于在分散中聚向几个文明中心区。当然，此一聚向，乃是漫长的历史过程。聚向的古典文明区，突出的有两个，一是希腊、罗马的地中海文明区，或地中海世界；一是中华帝国的东亚文明区，或东亚世界。而两河文明区、印度河文明区，等等，在居中的地位上沉浮。自东向西：东亚大陆农业文明——中东南亚农牧文明——地中海海洋商业文明。中东——南亚文明带，由于介于中间，终于成为一个文明的双管漏斗。一是沟通东西，一是其自身文明的双向输流。
3. 中古文明时代：原始社会瓦解后的早期阶级社会文明中普遍出现了最容易产生的奴隶制剥削形态。然而，除个别如希腊、罗马文明外，占据古典文明主流的，仍是自然经济下奴隶制以外的各种超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在这种状态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比较成熟的中古文明，即我们所谓的封建制的诸种文明形态。在这一历史时代，西方基督教文明、中东南亚伊斯兰文明以及儒学或儒佛道为核心的中华文明或东亚文明，均进入高水平的发达阶段。人类文明从前文明时代的无中心，到古典文明时代的两大中心，发展到中古文明时代的三大中心。此时，旧大陆的一切大大小小的文明，如撒哈拉以南非洲诸文明等，虽然仍在不断涌现、发展并各具特色，但总体上看，都或多或少受到三大文明中心涡流式的吸引、影响和支配。三大文明中心之间，彼此处在大体同一文明高度的平台，相互交流、冲突：基督教文明中心与伊斯兰中心之间，以冲突为多；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以交流为主。总体态势，呈自东向西倾斜状态，即伊斯兰与中华两大文明中心，对西方基督文明中心呈高屋建瓴态势。另外，此时新大陆印第安文明，尚未进入旧大陆文明矛盾统一体，因而在其脆弱的古典文明阶段沉浮着，自成一体。
4. 近代文明时代：即近代西方首创的资本主义时代。从比较正规和准确的意义上讲，开始了世界一体化进程。此时，应该承认有一个中心，即欧洲中心或西欧北美中心。这不是“欧洲中心”论，而是对客观历史的尊重！应该强调的是，尽管欧洲或欧美是中心，但绝不可忽略东方(亚非拉)在近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构建中的贡献，相反，要大力发掘、认识，大书特书这一贡献，这是我们承认欧洲中心，又严格区别于“欧洲中心论”的地方。
5. 现当代文明时代：以二战结束为界，或者讲自二战结束到冷战结束为界。从人类历史长河看，我们甚至可以说20世纪中叶以后是从近代(Modern)走向当代(Contemporary)的过渡期。人类文明，再次从一个中心即欧美中心走向多元。以其为起点，向着文明全球化进展。这一进展的最终结果，必将是人类真正的理想——消灭一切阶级、剥削的文明全球化。那要经历千百年的历程。这一进程，充满着艰巨的建设任务与矛盾、冲突及斗争。在当前，是欧美文明普世的单边主义与全世界各国家各民族文明一律平等的多元主张之间的矛盾、冲突与斗争，并在这种长期的矛盾、冲突与斗争中展开后者日益占据上风的交流、合作的世界史。
这就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现当代史，刚刚开始，正处于初创时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正在我们面前展开的现当代史，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将世界各国人民大众卷入文明的创造，人民大众也正将以前所未有的文明智慧，主动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学人、知识分子，作为这一时代的前驱，理当有着更高的文明自觉。
关于开展“世界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钱乘旦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世界史”的内涵
“世界历史”在我国通常指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历史，也就是没有中国的“世界”的历史。在实践中，它往往成为许多国家历史的相加，若能把所有国家加在一起，就组成一个“世界”(事实上这一点在我国目前还做不到，对很多国家的研究现在还属于空白)。
但我现在提倡的是建立一个新的“世界史”分支学科。我说的“世界史”，不是指在我国学科分类中人们通常所熟悉的“世界历史”，而是从全世界的角度，来观察人类历史的整体发展。这应该是一个新的学科分支，它的地位和“国别史”、“地区史”及其他分支学科同等，但有它独特的研究对象。这个学科考察人类的整体历史，考察人类文明在不同地区的产生、发展、交往、对抗、融合、扩散等过程。它探讨一个地区的文明，对其他地区产生了什么影响？不同地区人类的不同生存方式，除了它们各自的特点与发展逻辑外，是否还存在横向的互动？人类历史是否存在运行轨迹，如果有，是什么？等等。这些就是“世界史”应该主要关注的问题。
总之，这个新的分支学科关心的是世界整体的历史，它不是地区历史和国别历史的相加，而是对人类历史的总体观察与思考。
二、“世界史”的过程
从“世界史”的角度观察人类文明的发展，可以看出它经历着“从分散到整体”的过程。
吴于廑先生曾提出“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的概念，他说这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注：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总序”，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吴先生提出“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观，为我们理解人类的历史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我在《前资本主义世界发展：东方普遍性与西方特殊性》一文中，曾提出人类文明的发展经历了由点到面、由面到片、由片到圈、最终组合成世界文明的过程。（注：《世界历史》1991年第2期。）自文明形成到资本主义出现，人类经历了“点”、“面”、“片”、“圈”的文明发展；资本主义的作用则是把“圈”进一步扩大，引导出一个“世界文明”。我曾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说法：“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的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他文章中也多次表达过同样的思想，即资本主义构造了“世界历史”。因此，从“世界史”的角度看问题，“圈”的限制被资本主义突破了，历史继续其“从分散到整体”的发展。这个过程至今仍在延续，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
三、“世界史”的分期研究
根据以上对“世界史”内容与过程的理解，我认为我们对世界历史几个公认的分期阶段可以做以下认识，从这些认识中可以确定“世界史”分期研究的对象、内容、范畴和侧重点。
1. “上古时期”——文明产生的时代：
文明的产生与农业的出现密切相关，一般的说法是人类最早的农业大约产生于一万年前的两河流域；世界上有几个独立的农业起源区，它们形成的时间不同，例如在中国，农业大约发生在七八千年前。（注：这只是一种说法。此处不讨论农业的起源及其时间，因此不作展开。使用这种说法只是想说明问题。）农业的产生直接引导文明的出现，因此人类的史前史与文明的出现由农业的产生而得以贯通。文明最早出现的时候只形成于极小的地域内，因此只能是一个“点”。此后，如果具备条件，“点”会扩展为“面”，“面”再散布为“片”。文明的黎明期就是由“点”到“面”、由“面”到“片”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人类的“上古史”。
“点”的文明不可能长久存在，文明在地域上的扩张是其最终确立的保障。地域上的扩张需要有一些必备的条件，其中重要的两条是：(1)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同时出现多个文明的起源，形成相对密集的状态；(2)由此而导致各起源之间经常性的接触(包括暴力冲突与和平交往)，从而形成早期文明间相互的碰撞、交流与对比，引发前进的动力。
因此，站在“世界史”分支学科的立场上，对人类上古史的研究其主要关注点就应该是：人类早期文明是如何产生的；不同地区的各种早期文明各有什么特点；它们如何从“点”发展到“面”、再发展到“片”？
2. “古典时期”——文明的早期发展与“固化”的时代：
“片”和“面”的文明继续碰撞，通过冲突与融合，形成了更大规模的文明区，覆盖了更广大的人类生存地域。原先在“点”、“面”和“片”阶段上文明相对孤立、被非文明地带割裂的状态逐渐消失了，形成了连续大范围地区中具有共同特征的文明形态，即“文化圈”。在“文化圈”形成过程中需要有两个必备因素出现，一个是庞大的国家体系——帝国，另一个是占主导地位的统一的价值体系——某种特定的宗教或意识形态。其中前者充当了文明的有形载体，后者充当了文明的无形载体。有形载体和无形载体在“文化圈”形成的过程中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往往缺一不可。到“文化圈”形成时，农业文明就扩张到它所能达到的最大限度了。
古典时期结束时，世界上形成了四个文化圈，即“东亚文化圈”、“印度文化圈”、“西亚——北非文化圈”、“欧洲文化圈”，分别以儒学、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作为各自统一的意识形态。相比之下，统一的意识形态比帝国更重要，因为帝国是可以瓦解的，而价值体系一旦形成，便会经久不衰。价值体系的固定指示着一种文明的“固化”，标志着一个“文化圈”的形成、并有别于其他文化圈。较晚时候，在南美也出现一些相当发达的人类文明，并扩张到相当广阔的地域，但由于它一直未能形成占主导地位的价值体系，未能将这种体系推广到地域相连的广大地段，因此最多只能算一个“准文化圈”。
“世界史”分支学科对“古代史”的研究，其着眼点应放在各文化圈形成的过程上——它们如何形成、各有什么特色，社会、经济发展状态如何，价值体系如何形成并如何传播、如何占据主导地位，以及各文化圈之间有哪些接触、哪些互动等等。
3. “中古时期”——文化圈的巩固与发展的时代：
在“中古”时期，人类的历史主要在各文化圈内部发展，每一个文化圈在地理上仍旧扩张、但都扩张到各自的极限，在当时的技术、生产水平下，都遭遇到无法逾越的地理障碍。每一个文化圈内部，社会、经济、文化都发展到相当成熟的水平，形成了行之有效的管理与运行体制。在文化圈内部，地区之间可以有相当大的差异，但因相同价值体系的存在，地区间的共性特征还是很明显的——共性是相比于其他文化圈而言的，异性是相比于文化圈自身内部而言的。
每个文化圈都有自己的发展轨迹，都按照各自的发展轨迹运行，并不存在一个全世界都共同遵循的发展方向。农业文明是所有文化圈的共同之处，在农业文明的大前提下，各文化圈呈现不同的特色。文化圈之间交流很少，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隔绝的(基督教文化圈和伊斯兰文化圈之间接触较多，竞争也相对激烈，这是一个例外)。
很难将不同文化圈的发展水平进行比较，但如果一定要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东方长期超越于西方。在中古时期，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几乎一直走在世界发展的前列，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如果对此没有异议，那么原因是什么？在中国，统一的帝国与统一的意识形态长时期高度地结合，这应该是其根本的原因。
因此，作为一门新的分支学科的“世界史”，它对中古史的研究应该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各文化圈内部的发展及变化、文化圈内部的各种关系；二是对各文化圈作横向的比较，经比较而显示各自的特色。
4. “近现代”——世界实行“现代化”的时代：
“近现代”在西文中其实只有一个表达法，即" the modern times" (请注意复数)。
在资本主义发生之前，人类从分散到整体的历史发展到“文化圈”，已经经历了巨大的整合过程。自资本主义突破文化圈的限制起，一个“世界文明”开始构建，这就是“现代化”的过程。
“现代化”首先发生在少数几个西欧国家，但它一经出现，就具有强大的扩张力，结果到20世纪，它已经覆盖了整个世界。“现代化”造就了一个整体的世界，“从分散到整体”也进入它最后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上，西方因先行而占据优势，超越东方，控制世界。非西方国家为摆脱西方的控制而进行反抗，奋起追赶，急于完成现代化。“近现代史”呈现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非西方是被强制纳入“现代化”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自己原先的运行轨迹，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断裂”现象。但西方也是在背离自己的传统后进入“现代化”的，因此对整个世界来说，现代化是对“前现代”的明显背离，引发出人类社会的巨大变动。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因为现代化意味着文明的整体转型，它缔造着一个“工业文明”。
作为分支学科的“世界史”，它对世界近现代史的研究就应该展现世界现代化的完整过程——它的起源、演进、发展、推行；探讨各国现代化的不同道路，各自的特点；研究现代化的后果，成功与失误；回溯现代化在全球的扩张、扩张过程中的冲力与反冲力，等等。
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展现“整体的历史观”，这就是“世界史”分支学科应该力图去做的事。我觉得我们已经迫切需要这样一个学科分支，以便把人类历史作为整体现象来对待；应着眼于相互的关系、宏观把握时间与空间，而不只是把各地、各国的历史加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对人类历史有更全面的了解。
“中心观”与“中心论”
余伟民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在既有的各种世界史体系范式中，“中心”是一个引起争议的概念，也是一个容易牵动民族感情的问题。然而，作为一种结构范式，世界史体系又无法回避“中心”概念。当我们运用各种理论资源建构不同范式的世界史体系时，无论是否直接表述，“中心”问题都蕴含其中，并以此支撑起各自的阐释系统。不过，在以往关于世界史体系的讨论中，“中心”的两种含义，即作为表达研究者立场和视角的“中心观”和作为被考察对象结构特征的“中心论”往往被混淆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讨论的命题往往发生偏移。例如，对“西方中心论”的批评，究竟是在反映研究者立场和视角的意义上，还是在阐释客观历史进程及其结构的意义上？
如果是前者，那么，所谓“西方中心”实际上是指以西方人的视角、经验和观念来考察世界历史，因此而形成“西方中心”的世界史编纂体系。显然，这种“西方中心”乃是一种片面的史学“中心观”，它把世界史理解为西方世界的放大。按这种视角和观念建构的世界史体系不可能全面客观地反映世界历史的进程，尤其对非西方世界的历史阐释会出现明显的误读和曲解。
但是，如果在后一种意义上，那么，无论是否站在“西方中心”的立场，也无论何种视角，只要认同世界历史具有整体性和结构性，就会面对同样的问题：作为整体结构的世界历史的“中心”在哪里？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中心”是否发生转移？转移的规律如何把握？这里，所谓“中心”是指客观世界体系的结构中心，也就是在一定历史时段对世界整体发挥支配或主导作用的“力量中心”。关于世界历史的结构分析和过程阐释所体现的是研究者的历史观和各种世界史体系的理论逻辑。在这个意义上，“西方中心论”是否成立，并不取决于主张这种理论逻辑的研究者是否站在西方的立场上，而是取决于世界历史的客观进程中是否发生过西方作为支配性的力量中心崛起于世界的历史事实。当然，即使西方曾经是世界的中心，也不等于它始终或永远是世界的中心，所以，“西方中心论”即使成立也不能成为一个绝对的命题，必须做出明确的时间定位(其他“中心论”同样如此)。
区别“中心观”和“中心论”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既有的各种世界史体系，合理地批判和继承各种理论资源，并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创新。
就“中心观”而言，20世纪史学的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以“西方中心”为代表的、片面的、单维的地域中心观。这方面的发展表现在两个向度上。其一，相对主义中心观的提出。这种史学观念认为，在历史研究中不应该以某一地域作为绝对的研究视角并以此为不变的坐标来解释其他地域的历史，因为每一个地域(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都有自己内在的根据和动力。美国学者柯文(Paul A. Cohen)是这种史学观的倡导者，他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提出“中国中心观”，就是“希望摆脱欧洲或西方中心先入为主的假设来审视中国的过去”，在他看来，“根据中国人自己的经验而非西方人的想法去重构中国历史，是至为重要的”。（注：柯文：《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二十一世纪》2003年8月号。）显然，相对主义中心观在运用于地域性历史的研究和比较区域历史研究时可以根据研究对象的区域单位的变化而作相应的视角调整，具体化为各种层次、各个地域的“中心观”。但是，相对主义中心观在抵制和克服“西方中心观”的弊端时也表现出自己的局限性，这就是，它难以适应以世界历史的整体运动为对象的研究。诚如柯文自己所承认，“中国中心观”只适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如果“把中国与跨国的过程联系起来(移民、现代经济体系的出现、亚洲地域体系的演变)，或关系到一些一般性的学术问题……都会把中国从其中心地位拖离”。（注：柯文：《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二十一世纪》2003年8月号。）所以，相对主义中心观不能解决世界史研究中超越“西方中心观”的问题。
在世界史研究领域，超越和克服“西方中心观”的向度，主要体现在“全球史观”的兴起上。所谓“全球史观”，是一种超地域、超民族的史学观念，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言，按照“全球史观”考察世界历史，“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伦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判然不同”。（注：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54页。）应当说，“全球史观”是最契合世界史编纂体系的本质要求的研究视角，一部真正贯彻“全球史观”的世界史著作应该能够避免任何一种地域中心观或民族中心观的片面性，客观公正地反映出世界史的整体性。然而，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这种理想化的“全球史观”能否真正实现呢？因为现实生活中的研究者不可能脱离自己被限定的生活空间和知识文化背景，他们也不可能栖身月球，而只能居住在地球的某一个地方。所以，理论上“去中心”(即没有特定地域性研究视角)的“全球史观”在其史学研究的实践中因研究者自身的空间定位和民族特性，仍然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某种“中心观”的痕迹。换言之，同样主张“全球史观”，美国学者撰写的世界史著作和中国学者撰写的世界史著作在研究视角上仍然会有相当的差异。
至于“中心论”，在世界史体系的讨论中主要是解决客观历史进程的认识问题。从“西方中心观”自然会得出“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解释，这种关于世界“中心”的认识往往是表现西方人主观片面的绝对化的历史空间观，按照这种“西方中心论”的逻辑，西方文明具有对非西方文明的绝对优越性，因此，西方将始终是支配世界的中心。但这种观点并非“西方中心论”的惟一版本，从“全球史观”出发，也可以得出“关于西方中心的论点”。（注：在学界的讨论中，“西方中心论”多被约定俗成地特指“西方中心观”的衍生概念。本文认为，作为对客观历史进程的阐释，“西方中心论”并非一定与“西方中心观”相联系，为了避免误解，这里用“关于西方中心的论点”加以区别。）如在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中，对西方在近代以来的世界上的中心地位作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事实就是，从1500年以来，西方一直是世界事务中起变革和决定性作用的地区。因此，在近代，世界历史以欧洲为中心”。他还指出，“西欧在近代初期阶段中的作用之所以得到强调，并不是因为本书偏向西方，而是因为从全球观点看，这时的欧洲实际上是世界变化的动力之源。19世纪和20世纪的情况也是如此”，所以，“以欧洲为中心并不排除全球性的观点和范围”。（注：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序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这里，按照“全球史观”提出的“关于西方中心的论点”有两个基本的含义：
第一，把世界历史理解为一个整体的历史运动。所谓整体性，表现为一种体系结构。因此，世界历史是以结构意义上的“世界体系”为载体的。在结构分析中，“中心”是必要的范畴，结构与中心的一致性既表现在理论逻辑中，也表现在按这种逻辑阐释的历史运动的实际中。
第二，作为客观的历史事实，世界历史运动及其“中心”起源于西欧。所以，“西方中心”在世界历史意义上首先是一种发展过程的时间定位。它标志着人类历史在经历了漫长的多中心的地域文明时期后，开始进入由一个先进的中心区域驱动和主导的整体性发展时期，形成了世界性的结构体系。在这个起始阶段及其后的数百年(16—20世纪)，这个中心区域或支配力量基本上位于世界的西方(西欧、北美)。但以“西方”作为世界“中心”的空间定位并非世界历史的不变规律，而只是迄今为止的经验事实。从20世纪下半叶起，随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动，西方的中心地位受到非西方世界的挑战，因此世界体系结构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可见，“全球史观”提出的“关于西方中心的论点”，明显不同于“西方中心观”的立场和视角，它不是非历史主义地鼓吹西方的经验和优势，而是历史主义地肯定西方的经验和优势，这是一种从事实出发的历史观点，其结论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世界历史观。马克思在论述大工业创造“世界历史”的进程时，充分肯定了率先走上工业化道路的西方的“资产阶级的民族”对东方的“农民的民族”的支配关系，是人类社会突破地域和民族的壁垒、形成普遍联系过程中的客观事实。
世界史体系的创新和世界史学的重建
王玮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20世纪80年代风起的“全球史观”，以世界由分散到整体的一体化发展为主线解释世界历史，较为准确地勾画了世界历史大潮的一般流向，并且避免了用国别史范畴的概念去说明世界史的运行特点和规律的弊病，更加科学地发现和说明了整个世界的发展状况及发展规律。但是一元论的线性思维模式仍然限制着全球史观的发展，使之只能对世界的整体化发展做出说明，却无法解释世界历史进程还有一个由整体到分散的碎裂化过程。如果把世界历史纳入全球整体的宏观视野，我们就会看到，人类历史是在两种力量或运动的冲突和协调的动态平衡中向前发展的。这两种力量或运动就是全球一体化以及世界秩序和运行规则的合理化。
自有史以来，随着生产空间的拓展、生产水平的提高以及生产手段的改进，人们之间的各种交往也在不断扩大，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商品交换不断在扩张，人类各种文明也因辐射范围的加大而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冲突和交融。尤其是自15世纪末16世纪初新航路的开辟和地理“大发现”以来，东、西两半球开始互相连接，从而启动了全球一体化的漫长进程。以后，随着一次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浪潮的到来，一体化进程的步伐也越来越迅速。另一方面，历史的发展又不是一种简单的、直线型的演变过程。全球一体化进程必然伴随着形形色色的不合理的秩序、不平等的关系和不公平的规则，由此而引发的争取合理化的运动破坏了现存的国际秩序，动摇和分裂了既定的国际结构，体现了人类内部的隔膜、对抗、冲突甚至战争，拉大了人们之间的距离，因而是一种与全球一体化相悖的裂变趋势。但是，这一运动又表达了世界人民争取实现公平的世界秩序的愿望和信念，它们有助于纠正人们之间不道德、非正义、无理性的行为和关系，理顺世界运行的秩序，从而使全球一体化健康发展的基础得到不断优化，促进了全球一体化进程在更高层次上展开，同样体现出历史的进步性。
世界结构走向一体化以及国际秩序和规则的合理化，共同组成了世界历史向前发展的两条线索，它们之间互相制约平衡、交错互动，使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呈现出动态性、曲折性、周期性和阶段性。
世界一体化进程经过古代中世纪的整合酝酿期之后，于15～16世纪之交正式启动，从而开始了长达四百年的世界近代史。主要标志是：始于15世纪末的新航路的开辟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实现了欧、亚、美大陆文明的全球性交汇，引发了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世界近代史的下限定于19～20世纪之交。主要依据是：第二次技术和工业革命走向高潮，帝国主义时代正在到来，世界已被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瓜分完毕，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已经形成，世界一体化进程随着“门户开放”式的新殖民体系的提出而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我们把世界现代史的开端定位在19—20世纪之交，其标志是以“门户开放”为内容的世界理念和原则的出现。传统的世界史教材并没有给“门户开放”以恰如其分的历史定位，我们认为，“门户开放”不能仅仅看作是美国针对中国的具体政策，它表明了世界殖民主义体系内涵的转换，即封闭、垄断、地域性切割的旧殖民主义体系被一个开放的、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无形的新型殖民主义体系所代替。以“门户开放”为内容的新殖民主义是一种强权政策，体现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不合理和不平等，但它也反映了世界由分散走向整体的趋势，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标志着一体化进程跃上了一个新的层次。“一体化”只有与“门户开放”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才可使之具有真正的内涵。全球一体化的基础是遍及世界的商品流通和其他商业活动的自由化，而开放门户保证了商业流通能在没有任何壁垒和歧视的条件下自由进行。一体化离不开商业流通，也离不开门户开放的市场秩序，因此，“门户开放”为世界现代史的开始树立了一块历史界碑，世界历史就是这样穿过洞开的门户进入到它的现代时期。
世界现代百年史，以20世纪40—50年代之际为界标划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时期中，到20年代初为一个阶段，世界的聚合与碎裂两种趋势都在顽强地表现着自己的存在。一方面，随着新的科技革命和帝国主义运动的深入开展，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社会化程度以及各国间经济联系迅速增强和扩大，生产和资本的日益集中导致国际垄断同盟的形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建构已经完成。另一方面，与上述国际化、集中化、一体化相伴随的却是特殊化、多样化和分裂化。世界处于剧烈震荡的历史关头，一切矛盾和冲突异常尖锐和复杂，其根源就在于正往更高层次提升的一体化进程与更加严重的裂变趋势发生了碰撞。把人类的生死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的竟然是一场世界大战，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世界现代史的第二个时期与冷战的历史在时间上互相吻合，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关于冷战的历史根源，如果透过美苏在价值观念和国家利益方面的对抗和竞争，实际上是体现了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世界秩序构想所赖以产生的原则基础的认定和选择的不同。具体来说，二战后敌对状态的产生源于两种原则——门户开放原则和势力范围原则的根本性对立和冲突，从这一认识出发可以对冷战的本质、冷战的历史地位、冷战的发展动向和冷战的结局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冷战的历史大体上以20世纪70年代初和80年代末为界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冷战的开始和激烈阶段，第二阶段为冷战的激烈和缓和交替进行的阶段，第三阶段为冷战的淡化和终结阶段。
正如冷战的起源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一样，冷战的消亡也同样是历史逻辑的必然结果。新的科技革命所引发的变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这种意义是以前的各种历史事件的意义都无法与之比拟的。我们所面临的新时代具有不同于以前几千年历史所处的时代的面貌和主题，我们所面临的新时代是居于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高的层次上。新旧时代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很大的区别，但最具有本质意义的区别在于人的思维所发生的变化。
我们现在正站在新时代的门口，指导人类行为的思维和观念模式将发生一次革命。新思维的基础是认为人类具有共同的利益，人与人之间存在一种互相依存于互为和谐的关系。比如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过去的旧思维将其定位为剥夺与反剥夺，压榨与反压榨，于是就有了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而现在已经有了新的共识：共存共亡，共荣共衰。具体来说：(1)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的扩大会拖住后者经济进一步发展和繁荣的后腿；(2)差距的扩大会导致资源的低水平消耗和环境的污染。所以，摈弃冷战思维，首要一点是由对抗思维转向和谐思维、相互依存的思维。另一方面，在新时代，划分势力范围的观念也已经失去了它的时代性和历史性，取代它的将是“开放”的观念。因此，“和谐与开放”将是新思维的核心内容，也将是新时代的时代主题。世界一体化进程将在“和谐与开放”的新基础上高歌猛进。
世纪之交与人类的命运有着非常奇妙的不解之缘，它总是成为人类历史进程的重要里程碑。世界近代史始于世纪之交，世界现代史也是从世纪之交开始起步，现在，我们又处于新的世纪之交，历史将引导人类进入一个更加一体化、更加合理化的新世纪。我们现在正处在和谐与开放的新时代，我们正在以和谐与开放为基础建构国际新秩序的大厦。
20世纪世界历史体系的多样性与编纂实践
徐蓝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回首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世界历史学科的曲折发展，可以看到，我国的世界历史工作者在世界历史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以及在世界通史编纂实践方面的发展总趋势——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否定“西欧中心论”，承认文明的多样性，逐步确立“全球史观”，并以全球史观的视角看待各种存在的文明的发展与交往。
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欧的世界中心地位造成严重冲击，也开始动摇“西欧中心史观”的根基。一些历史学家对“西欧中心论”提出质疑，并开始以新的眼光看待欧洲以外的历史和文明，于是出现了以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为其奠基者和代表作品的比较文化形态学。斯宾格勒带着宿命论的色彩，把世界历史看作是八种文化诞生、成长、鼎盛和衰亡的历史。随后英国史学家A. J. 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继承并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并通过对近六千年出现过的26种文明形态的比较研究，以其著名的挑战和应战学说，揭示了各种文明形态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一般规律，从而最终确立了文明形态史观(亦称历史形态学)的历史哲学体系。汤因比认为，一切文明在哲学上都是同时代的和同等价值的，因此一切文明形态都是可比的，而西方基督教文明仍然具有“创造性的活力”。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虽然在本质上仍然没有摆脱“西欧中心论”，但是他把多种文明相提并论，并认为西方文明最终也会衰落，这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突破。英国当代著名史学家杰夫里·巴勒克拉夫对此有着深刻的评论：“正是因为他(按—这里指汤因比)最早发动了对欧洲中心论的猛烈批判(尽管他的全部历史观充满了他所攻击的那种欧洲中心论的‘异端邪说’)，因而具有解放的作用，这才是他名满天下的主要原因。”（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64页。）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全球史观早有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指出，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了世界市场，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51页。）
在国际学术界，最早系统提出以“全球史观”撰写世界历史的是巴勒克拉夫，他在1955年出版的论文集《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中，提倡史学研究要“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所有的时代”（注：Geoffrey Barraclough, History in a Changing World, Oxford, 1955, P. 27. ）；在1978年出版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进一步指出，“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的主要特征之一。”（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42页。）于是，西方史学界在70、80年代掀起了打破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历史编纂潮流，使世界历史的编纂学在总体上进入了全球文明史或整体历史的时代。
在20世纪的诸多西方历史学家中，运用全球史观撰写世界历史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和著作是美国历史学家W. H. 麦克尼尔、L. S. 斯塔夫里阿诺斯和美国社会学教授I. 沃伦斯坦。麦克尼尔和斯塔夫里阿诺斯分别撰写了《世界史》和《全球通史》，两者的共同之点，在于都显示了“一种观察人类历史的整体观念”，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他“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或非西方人”，世界历史是“从全球的而不是从地区或民族的角度讲述历史”，世界历史要探究的是“那些曾对整个世界有影响的力量或运动”。（注：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序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沃伦斯坦以“世界体系理论”作为其世界历史观念，并计划撰写4卷本《现代世界体系》。（注：沃伦斯坦从全球出发，把资本主义的历史放在世界性的体系中去认识，认为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而出现的，并将“世界体系”作为研究的单位；他还引入“核心”、“边缘”、“半边缘”等概念，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把世界逐渐卷入核心和边缘的历史。目前该书已出版3卷，并被译成中文等多国文字及盲文，中文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2000年出版。）无论上述这些世界历史著作的研究体系存在什么样的缺陷，但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全球史观在现代西方史学界关于世界历史的编纂理论和实践中开始居于主导地位。
中国的历史学家从中外研究世界历史的各种理论与方法的发展中汲取营养。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谷城撰写的《世界通史》，该书反对“西欧中心论”，将各大洲和各民族均视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并强调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具有重要的开拓价值。196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新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4卷本《世界通史》，该书以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以人民群众为主角，比较系统地分时期按国别地叙述了从人类起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世界历史的发展，体现了中国学者当时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和研究水平。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史观”在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以及世界通史的编纂实践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运用与发展，其代表便是吴于廑对世界历史学科本体论的新认识，以及根据这种新认识由吴于廑和齐世荣主编的高等教育出版社于1991—1994年出版的6卷本《世界史》。
值得注意的是，从文化形态史观发展而来的“文明多元论”，在当代中国也有它的回响。以罗荣渠为代表的“现代化史观”也于80年代异军突起。（注：参见罗荣渠：《有关开创世界史研究新局面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序言第2页；《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90年代他以《现代化新论》和《现代化新论续篇》两部著作，将“现代化史观”具体实践，并因此而成为中国现代化史学的开拓者。还要提及的是，钱乘旦在《世界历史》2003年第3期发表《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一文，把世界近现代史分为现代化的准备、起动、在西方的成熟和发展、向全球扩张和转型迹象等五个阶段。
总之，20至21世纪初中外学术界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方法与编纂实践已经表明，无论以什么样的体系和框架撰写世界历史，都要求研究者具有全球的视野，具有历史学和相关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修养，以及深切的现实关怀。另一方面，在世界历史的研究和编纂实践中，并没有单一的理论和方法。只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有选择地吸收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精华，我们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和撰写就会越来越接近世界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