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兴衰及给我们的启示
谭融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11期
【原文出处】《南开学报：哲社版》(津)2005年04期第43～51页
【作者简介】谭融，博士，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天津 300071）
【关 键 词】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意识形态凝聚力/制度创新/政策能力/利益聚合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曾经是墨西哥的第一大党，自1929年3月至2000年12月，连续执政长达71年，20世纪80年代时，它的成员达1300万[1]，成为拉美国家中人数最多、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
一个政党能够如此长久地、稳定地居于统治地位，这在政党林立、竞争激烈、政权更迭频繁的拉美政坛中成为一大奇迹。然而在墨西哥2000年7月的大选中，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候选人拉瓦斯蒂达败给了反对党国家行动党和绿色生态党组成的变革联盟的候选人福克斯，从而结束了它长达71年的统治，使墨西哥进入了自现代以来第一个由反对党执政的时期。这一事件在全世界引起震惊。究竟是何原因导致一个如此强大的执政党由兴走向衰，由曾经受到广泛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到民众怨声载道，乃至下台？本文拟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从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制度创新能力、政策能力和利益聚合功能几个方面探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兴衰成败的原因，并从中寻求有益的启示。
一、关于意识形态凝聚力问题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是墨西哥1910年至1917年革命的产物，它的前身是墨西哥国民革命党，成立于1929年。后几经改组，于1946年正式命名为革命制度党。墨西哥国民革命党成立之际，墨西哥国内正处于考迪略（注：考迪略是指拉美国家中“马上打天下”的军人独裁者。考迪略充斥社会，导致社会与政治的动乱。）无数、政治极度动荡和分裂的时期，社会矛盾尖锐。经济上表现为发展速度缓慢，出口增长率减慢，就业率降低，工业劳动力的比例下降，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农业劳动力的比例攀升等。面对重重矛盾和诸多政治与社会问题，墨西哥的革命派从多年的历史教训中得出结论：西方的理论并不符合墨西哥的实际需要，也无法解决墨西哥的现实问题。墨西哥人只能靠自己去探索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寻找解决自身问题的良方。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就是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下建立起来。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自从建立以来，就是一个“特别重视意识形态斗争”[2]（p.142）的政党，在它执政期间，加里多认为，这个党不但是一个官方的政党，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机构”[2]（p.143）。20世纪初期，墨西哥的革命者在反对外来武装干涉和反对专制独裁统治的斗争中总结出自己“革命的原则”[2]（p.146），即民族主义与民众主义的理论原则。
1.“革命民族主义”原则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提出，是其国情使然。
早在19世纪70至80年代，拉美国家开始摆脱经济长期停滞的局面，走向以出口为主导的增长期，现代工业随之发展起来。然而，这一过程并没有使这些国家摆脱殖民地时期经济长期畸形发展的局面，相反，作为后发展国家，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陷入了半边缘化的境遇。现实表明，拉美国家要想从落后的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必须改变经济上的依附状态，实现经济发展的民族化。普雷维什曾在《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一书中提出“中心-外围”理论，说明世界经济的整体格局，揭示“中心”与“外围”的矛盾和“外围”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将“外围”国家的发展与民族自主性联系起来，论证拉美等“外围”国家寻求符合本民族利益发展道路的必要性[3]。
在拉丁美洲，墨西哥革命引领了走民族自主发展道路的潮流。墨西哥《1917年宪法》基本原则的核心便是“革命民族主义”，强调捍卫经济主权，抵御外国资本的入侵。曾任总统的德拉马德里（1982-1988年）曾对“革命民族主义”加以解释，指出：“民族主义是墨西哥存在的根本价值”，是墨西哥“革命思想体系中的一个基本观念”，“如果没有民族主义，很难想象墨西哥人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享受自由，我们的民主会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公正价值将如何体现。”“如果我们想成为自由人，如果我们想民主地生活，如果我们想建立社会公正，这是因为作为墨西哥人我们想这样做，作为墨西哥人我们这样思考，作为墨西哥人我们这样决定。因而，我相信，民族主义是涵盖所有其他价值、决定或应该决定所有其他价值的价值”，“如果没有这种民族主义，我们便不能生存下来。”[2]（p.144）“革命民族主义”成为墨西哥人捍卫国家主权的重要思想武器，通过“革命民族主义”，革命制度党将墨西哥人凝聚在一起，摆脱了100多年来盲目追随西化的道路，开辟了一条新的民族自主型的发展道路。20世纪80年代以前，墨西哥历届总统都坚持奉行这一原则，使墨西哥“真正开始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3]。
2.“民众主义”原则
在拉美国家中，民族主义与民众主义紧紧联系在一起，并主要以民众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所谓民众主义，就其基本意义，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强调“社会平等”。在拉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新兴资产阶级要改变自己的弱势地位，打破寡头势力对权力的垄断，须发动广大工农大众，与他们结成联盟，共同参与政治变革与经济发展。而广大工农民众在外国资本和寡头的压迫下，生活境况恶劣，也强烈要求改变自身处境。由此使民众主义得以发展。20世纪，民众主义成为拉美国家现代化的伴生物，反映了这一时期拉美国家的现代化倾向，一些学者因此称之为“发展主义的民众主义”[3]。早在20世纪初，墨西哥自由派便已从近百年来政治西化运动的失败中得出结论：欧美国家那种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宪法原则并不符合墨西哥人的现实需要。作为后发展国家，墨西哥面临多重目标，不能只顾及对少数人有利的一两个目标，而不顾及其他目标。墨西哥1910年革命爆发后，农民争取土地和工人争取劳工权利的运动蓬勃发展，因此，必须给墨西哥政治与社会的发展找到一个共同的利益基础和法律基础，以使国家所面临的多重目标能够在共同的利益原则基础上得以协调发展。
基于此，作为1910年至1917年革命的成果，墨西哥《1917年宪法》将《1857年宪法》中的个人主义思想原则改变为“社会权利”原则，并对以往宪法有关公民权和人权思想进行了修改。《1917年宪法》继承了以往宪法中关于平等权、安全权、财产权和自由权的规定，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公平地分配公共财富”、“实现国家的均衡发展和城乡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等新的理论原则[2]（p.19）。此种社会权利的实现以国家的干预为保证。
20世纪30年代卡德纳斯任总统期间，奉行民众主义路线，支持工农运动。在将国民革命党改建为墨西哥革命党的过程中，将工人农民纳入官方党体系。卡德纳斯执政的6年间进行了激进的土地改革，并将农民组织合并为全国农民联合会，以保护农民的利益，捍卫“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在劳资关系上，采取保护劳工合法权益的立场，要求企业主增加工资，改善工人劳动条件[4]（p.480）。
1969年，革命制度党在其《革命制度党原则宣言》中进而重申：“革命制度党是一个维护‘墨西哥革命’原则的政治组织”，它的主要目标是“为创建一个新的社会而努力”。“这个新社会的特点是：每个人都能充分享受自由而有尊严地生活所需要的物质、文化福利；人民经常参与政府管理；国家对其全部自然资源拥有绝对支配权和开发权；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国家有计划地干预经济活动，以保存和发展民族遗产，公正平等地分配财富和收入。”[2]（p.147）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民族主义与民众主义的意识形态，顺应了墨西哥社会发展的需求，反映了墨西哥民族的利益，也反映了墨西哥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它使革命制度党表现出一种维护社会公正的形象，由此而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使革命制度党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也使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立于不败之地。
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国家经济战略的变化和经济政策的转向，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放弃了长期奉行的革命原则，在思想上以“新自由主义”取代了“革命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尽管1982年的当选总统德拉马德里依然强调：“革命民族主义将指导我的一切行动”，“革命民族主义在今后许多年将继续是我国人民的基本指南”[5]，然而实际上从德拉马德里政府开始，革命制度党便逐渐放弃了革命民族主义，以名为“社会自由主义”实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纲领取代了“革命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并在实践中放弃了墨西哥革命的宗旨。
2000年7月，革命制度党在墨西哥大选中败北。就在大选后的第二天，在革命制度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奥尔蒂委员尖锐地指出，这次革命制度党竞选失败的原因在于党“背离了革命的方向和建党原则”，“党背叛了自己，将民族主义变成新自由主义，将主权变成全球化”。革命制度党参议员、曾任内政部部长和普埃布拉州州长的巴莱特认为，革命制度党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党失去了指南，在意识形态上出现偏差，新自由主义的瘟疫在党内蔓延”，“将‘社会自由主义’强加给党，篡改了党的原则，使党力量削弱，与基层失去联系”[5]。
革命制度党放弃了以往的理论原则，却未能适时地提出符合墨西哥现实与时代特征、并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理论纲领，因此在意识形态方面失去了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凝聚力和号召力。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共识’是每一个组织的必备条件。”[6]（p.19）一国政府统治程度高低的标志在于能否使国家具有“民族共识感、合法性、组织、效能、稳定性”，“其人民对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是否具有高度的共识，公民与领袖之间，对社会的公共利益及政权建立的基本原则，是否具有共同的看法和理想”[6]（p.1）。尤其在墨西哥这样一个民众具有“高程度的公民效能感”[6]（p.326）的国家中，更是如此。
提出一种符合本国实际的、符合广大民众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为广大民众所拥护的理论思想，保持本国国民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凝聚力，是一个执政党的必备能力，也是执政党保持其长治久安之本。不具有此种能力，在思想原则上发生偏离，必然导致执政党政治与政策行为的偏差，使民心涣散，最终使执政党失去国民的支持和拥戴。
二、关于制度创新能力问题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自创建之日起便以官方党的身份出现，它在其党纲、党章中，宣称自己遵循民族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属于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革命阶级联盟。革命制度党是一个按职团结构组织起来的党，职团结构成为它多年来保持自身执政地位的制度基础。
按照西方学者的解释，所谓“职团主义”（Corporatism）是“把整个社会纳入国家指挥下的各种‘社团’（或‘职团’）的理论和实践”[2]（p.82）。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统治时期所建立的职团结构，并非西方理论的产物，相反，是相对于多元主义的一种利益代表结构体系，是基于墨西哥自身政治环境所创建的制度结构。在这一结构体系中，职团保护自身行业领域的利益。作为社会利益集团和本行业领域的代表，工人联合会与农民联合会等最为重要的职团与国家之间保持互动合作与相互支持的关系。此种结构体系将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加以整合，并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中，在保持墨西哥政治的稳定和革命制度党的执政地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20世纪20年代，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前身国民革命党曾经是一个连接社会精英的联盟，它排除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和中间阶层。那时，墨西哥的政治极度动荡。政治实践表明，那种建立在精英联盟基础上的合作机制具有明显的脆弱性，无法维持长期的政治稳定。30年代，卡德纳斯着手进行改革。他在国民革命党的基础上成立了墨西哥革命党，将工人农民纳入新建的官方党，一改以往官方党以地域进行划分的组织方式，代之以职业社团的组织方法，将全党划分为工人部、农民部、人民部和军人部（军人部后来被取消）4个职业部门。以此种方式将社会各个阶层纳入官方党体系，并建立起不同部门间的交流和相互制约机制。
此种做法，使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分歧得以在官方党的框架内协调解决；更为重要的是，它扩大了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加强了社会各阶层对于墨西哥革命党的向心力。此种制度结构和官方党民众主义的政治路线，使社会各阶层心悦诚服、甘心情愿地与官方党合作，从而保证了墨西哥政治的稳定和执政党统治地位的稳固。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墨西哥官方党（先是墨西哥革命党，后改组为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给工人带来了很大的实惠：政府修改了劳工法及有关法律，对工人的最低工资作出规定；政府在劳资谈判中支持工人，作出有利于工人利益的裁决；并给工人提供社会保险、医疗、教育、生活基本用品和住房补贴等非工资形式的社会福利。在这个过程中，官方党将全国数十个全国性的行业工会统一组建为墨西哥工人联合会，使工会组织从此与国家保持着一种十分紧密的关系。
在农村，卡德纳斯以土地改革为先导，满足贫苦农民对土地的渴求。在通过国家为农民提供水源、信贷、肥料等生产资料和生活福利的过程中，组建了全国农民联合会，将农民纳入官方轨道。使农村贫困农民成为自30年代以来墨西哥政府和官方党最大的支持者。
除此之外，革命制度党又组建了由手工业者、商人、运输承包商、合作社社员、银行职员、小工厂主、小农、城市移民、工程师和技术员、自由职业者、国家公务员等组成的全国人民组织联合会，其中含有13个职业团体，成为“党的任何一个支持者的收容所”[2]（p.97）。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职团结构的制度建构，基于它对墨西哥国情和民众需求的了解，基于墨西哥自身的土壤，使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行之有效。然而，此种职团主义制度结构也存在种种弊端，这些弊端所引发的矛盾在一定时期内被掩盖，当社会发生重大变迁时，便突出地显露出来，成为导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自身下台的原因之一。
首先，国家通过与三大部门的联系所建立起来的与社会各界民众、尤其是与工人、农民的关系，成为一种庇护关系，它建立在国家提供过多保护的基础上。这种建立在薄弱经济基础上的职团庇护关系加重了工人、农民在经济生活方面对政府的依赖，表现出一定的脆弱性，一旦此种庇护关系出现松弛，职团体系就有可能瓦解。
其次，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保持职团结构体系的过程中，培植了一部分职团精英，在工人联合会与农民联合会中培植了一个精英圈子，形成了革命制度党与工会精英和农民联合会精英间的利惠关系。这些精英在维护革命制度党的统治方面发挥了作用，但也在此过程中为自己赢得了利益。当国家经济发生转型、进入市场化的过程时，当这些职团精英感到以往国家与自身的特殊利惠关系无法得以保持时，感到自身的既得利益受到损害时，便转而反对政府，反对执政党，从而威胁到执政党的统治地位。
此外，由官方党长期保持的职团结构，也呈现出它的保守和僵化，在国家政治经济发生重大变更时，便日益显现出了它的不适应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严重的债务危机面前，在“华盛顿共识”和墨西哥国内工农业出口者阶层的压力下，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被动地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模式。新自由主义改革对墨西哥传统的民众主义政治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以往的职团结构日渐瓦解。此时，摆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面前的严峻挑战是：在新形势下重新进行制度建构，对未来道路做出选择。很显然，回到过去已不可能。那么，这个再制度化的过程应该建立在何种基础之上？新自由主义的制度模式是否行得通？在诸种压力之下，革命制度党既未能阻止传统社会基础和职团制度结构的瓦解，又未能重新进行制度创新，以将新生的社会阶层纳入新的制度结构轨道。
亨廷顿在研究转变中社会的情况时提出，“一个政治社群必须拥有对法律的共识与一致的利益观念”，“此共同认识和观念必须在行为层面反映出来，而且其结合必须是有规则的、稳固的、长期性的。简言之，必须是制度化的。也就是说，建立足以反映伦理共识和相互利益的政治制度，乃是在复杂社会中维持一个政治社群的另一个极重要的条件。而这些制度，反转过来，又可赋予共同目标以新的意义，并在个人与团体的特殊利益之间缔造新的连锁。”[6]（pp.9～10）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制度的再构建既是一种创新，也是自身文化和传统的继承。只有在吸收和融合本国历史经验、汲取他国有益因素和符合发展规律基础上所创建的制度才具有生命力。制度建构问题解决不好，必然引发种种问题，从而使社会出现不稳定状况，使执政党失去支持，以至波及其执政地位。
20世纪20年代以来，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之所以能够保持半个多世纪的辉煌，稳固地立足于墨西哥政治舞台，是因为它摸索出了一条符合本国规律的发展道路，并创建了行之有效的制度结构。曾昭耀说：“墨西哥政治制度之所以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除了它有长期稳定的效果之外，主要是因为它具有一般国家政治制度所没有的特点，无论是这个制度的政权结构、政党的组织结构，还是各社会阶级的权力结构，都是墨西哥本乡本土的。”[2]（p.66）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詹姆斯·伯恩斯则将《1917年宪法》誉为墨西哥“第一部反映本国经验与需求而不只是照搬西欧和美国政治思想的立宪文献的范例”[2]（p.21）。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革命制度党失去了自主性，丧失了再次进行制度创新的能力，使其政治与经济的发展偏离了墨西哥自身的轨道，因而也失去了革命制度党立足的根基。
可见发展中国家在汲取和借鉴世界先进文明成果和西方国家现代化成功经验的时候，寻找符合自身情况的发展道路，进行制度创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提高制度创新能力，引导社会行进于正确的轨道，对于执政党是一大挑战。
三、关于政策能力问题
在人们关于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下台原因的分析中，不乏对革命制度党腐化问题的披露。很显然，在一党制下，强化对执政党的监督，防止其腐化，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制度建设问题。但是，一个清廉的执政党并非必然是一个具有很强执政能力的政党，尤其不一定是一个具有很强政策能力的政党。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一个缺乏政策能力的政党会因其政策失误而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并因其政策失误而极大地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基于此，有必要通过对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执政过程中政策能力的分析来寻求对我们有益的启示。
一些学者在探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执政策略时，提出了革命制度党执政期间政策过程的“钟摆效应”[7]，即革命制度党通过总统人选的更换和政策的及时转向去适应环境变化、化解社会矛盾、调节社会关系和保持政治稳定的过程和特征。正如郑振成所说：“墨西哥的政策随着公私两大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及其对政府压力的变化在意识形态两端交替转换。”[7]
长期以来，墨西哥一直是一个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存的混合经济的国家，生产资料和生产者的结合形式不统一，既有私有经济的结合形式，也有国有经济的结合形式，还包括村社制度和印第安人公社制的结合形式。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私有制经济不断扩大，村社与公社制经济逐渐分化瓦解，贫富差距加大，大地产制重新出现，社会的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在此种情况下，要保证生产系统的正常运转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调节好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既要适当保护村社与公社经济，也要保护好劳动生产者的基本权利；既要发挥生产资料所有者的积极性，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又要注意发挥生产者的积极性，不使资本积累过度。基于此，墨西哥宪法兼顾了两个积极性，既规定了民众主义和社会利益的原则，也肯定了私有制，使两个原则互补，以保证经济的平衡发展。
因此，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革命制度党历届总统的经济政策始终在“卡德纳斯主义”和“阿莱曼主义”之间摇摆。所谓“卡德纳斯主义”，是指在经济发展中强调宪法中的民众主义原则，以土地改革和石油国有化等政策为主导。而所谓“阿莱曼主义”则是指限制土地改革，鼓励私有企业发展，集中体现宪法中的“私人积极性”原则[2]（p.180）。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一直在这两个主义之间往复运动，趋利避害，历届总统均根据情势的需要和社会力量对比关系进行政策调整和宏观调控。
20世纪40年代以来，随着墨西哥进入“经济发展时代”[2]（p.183），资本积累加快，私人资本迅速增长，收入分配不平等趋势日益严重，使社会阶级关系趋于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墨西哥政府不失时机，先后于1943年和1959年创建了两个社会保障机构，前者为广大的墨西哥民众提供免费医疗以及生老病死、残疾、失业及工伤事故的补贴；后者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公立学校教职工和家属提供除免费医疗以外的养老保险、工资保障、儿童福利和劳动保护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墨西哥工业化运动的过程中，墨西哥的下层民众之所以能够忍受实际工资下降的痛苦，作出“最大的牺牲”[2]（p.184），均为政府实施社会保障政策，使广大民众受损的利益得到一定补偿的缘故。当私人部门的利益受到影响从而表示不满时，政府又制定相应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给予私营企业主经营减税、出口免税和商品提价等优惠。
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受国际贷款利率迅速升高和石油价格下跌的影响，墨西哥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它使墨西哥进入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进程。“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在墨西哥的经济决策和模式选择中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对于外来的经济干预，墨西哥政府最初并不感兴趣。据德拉马德里任总统时期参与和世界银行谈判的官员描述：“世行希望墨西哥能够立刻实现贸易自由化，可政府不这么认为，因为世行不必考虑国内的反应——我们不行。所以我们必须按照自己的步子走。”[7]政府的几个部门如贸易和工业发展部、财政部最初都反对过快的、激进式的贸易自由化，然而迫于外界的压力和墨西哥经济的进一步恶化，这些部门不久便改变了态度。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进程，给墨西哥的社会与经济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由于市场开放的步子过急，使国内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在突如其来的外部竞争中陷于困境乃至破产；企业创造就业的能力下降，使国内的失业率上升。1995年，墨西哥城市失业率高达6.8％[8]。1982年至1994年，墨西哥工人最低工资水平和实际收入水平的各项指数均呈下降趋势。
新自由主义政策允许村社土地自由买卖，致使村社名存实亡，广大贫苦农民、特别是印第安农民因丧失土地而失去依托。据统计，20世纪末，墨西哥贫困人数达4600万，其中赤贫人数达2700万；占全国人口10％的富人拥有全国80％的财富[1]。由于对外资的过度依赖，当20世纪90代外资流入的形势发生逆转时，墨西哥国内立即陷入危机。当国内由于经济发展不协调而导致社会与政治动荡时，外资望而却步，甚至抽逃资金，使墨西哥经济愈加恶化。
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墨西哥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出现了明显的不协调。墨西哥政府自身的宏观调控能力进一步减弱，无力出台有效政策去缓解国内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现象和诸多社会问题。社会贫富分化趋势加大，导致社会公正问题的提出。民众“不公平感”加剧，意味着政府“失信”。90年代在墨西哥的蒙特雷曾发生4万多人游行示威抗议政府，他们烧毁党员证，宣布“结束所有的政治依附”[7]。墨西哥南部贫困山区的印第安农民揭竿而起，爆发了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执政以来规模最大的农民武装起义。此时，作为执政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下台也就指日可待了。
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执政党，政策能力是其生命线。一个缺乏政策能力的执政党，有可能使改革的大好形势毁于一旦，使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此种损失，常常远远超过少数官员腐败给国家和人民所带来的灾难。
亨廷顿曾夸奖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就政策更新能力方面”“表现了可观的适应性”[6]（p.324）。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曾经通过完善其政治体系和强化其政策调控能力，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中保持了国家政策对于现实发展的适应性，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而它也终因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丧失了政策自主性和政策调控能力，失去了对现实发展的适应性，从而丧失了民心，丧失了政权。这一经验和教训对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启示。
四、关于利益聚合功能问题
作为一个执政党，要想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需要通过其政治纲领和政策去表达民意，进行政治整合和利益聚合，以维持自身的统治和政治的稳定。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说到底，是要获得民众的支持和认可。如果它不能协调多种利益，不能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只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甚至只为少数精英集团的利益服务，它的合法性诉求，也就不可能得到回应，并终究会失去其统治地位。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由最初能够反映广大民众的利益，到出现政治与政策偏差，在改革中牺牲了广大下层民众的利益。因此而失去民心，导致自身的下台。
多年来，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革命原则的依据是《1917年宪法》，这部宪法提出了“社会权利”原则，将社会利益置于首位。基于墨西哥多年军阀混战、广大农民无地少地、工人极度贫困的状况，宪法规定进行土地改革，以满足农民的要求；并通过法律保护工人的利益，使之免受工厂主的剥削和虐待。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执政的几十年间，它力图使自己成为一个具有广泛民众基础的、能够包容各派政治力量的、统一性较强的全国性政党，并且声称该政党是一个各阶级“合作”的政党体系[9]（p.365）。它所建立的职团结构，成为该党进行利益聚合的制度表现。
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所建立的职团结构中，农民部的存在，使政府和农民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政府比较容易了解农民的疾苦和要求，了解农村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矛盾，从而及时地采取有效政策和措施，解决问题，缓解矛盾。反过来，也使政府的政策能够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职团结构中的工人部，由各种行业工会联合会组成。囊括了15％的在职劳动力和25％的城市劳动力[9]（p.372）。根据墨西哥宪法和劳工法，有组织的工人的利益受政府和官方党的保护。政府从财政拨款中给工会以经济补助，工会也可参加政府主办的教育、保健、住房等福利计划。当然，工会在参政的同时，也须保证服从革命制度党的领导。此种政治导向，保护了工人的利益，使工人更加支持革命制度党。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执政时期职团结构中的人民部，是一个包括广泛社会阶层的部，其成员既有社会下层的成员，也有社会上层的成员，囊括社会各阶层的多种团体。从总体上看，这个部以中等阶级为主体，尽管在墨西哥宪法和革命制度党的政治纲领中，中产阶级并不居于主导地位，但基于中产阶级的人数和实力，以及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作用的上升，使革命制度党仍将之视为本党的基本社会支柱之一，也使人民部形成了与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关系。除此之外，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还注意发展和扩大职团结构，以满足政治意识不断增强的居民和数量日增的利益集团的政治需要，甚至让没有包括在党的任何部门之内的利益集团参与决策。由此而增强了政府的决策功能，也强化了政党进行利益聚合的能力。
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执政的相当一个历史时期里，它十分注意协调公私部门之间的关系，注意协调经济增长、资本增值与对广大劳动群众进行资源再分配二者间的关系，寻求不同利益间的平衡。为此而建立了企业的协商、调节和裁决制度，以解决劳资纠纷，维持生产系统的正常运转。为了协调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在宪法中对最低工资问题、收益分配问题、罢工问题、企业关闭问题等都做出了规定。还专门成立了由劳资双方和国家代表组成的调节和仲裁机构，如劳工关系委员会、全国最低工资委员会、劳工分享公司利润全国委员会、墨西哥社会保险协会技术委员会、全国劳动住房基金协会、全国三方委员会等，负责调解和裁决各种纠纷。并通过宏观政治调控在利益两端的范围内进行迂回调节。
由于革命制度党较好地协调和处理了各阶级与阶层的利益关系，致使墨西哥大多数人都将这个党视为自己利益的代表，从而也保证了革命制度党执政地位的稳固。
然而，革命制度党长期的一党统治，也使它出现了体制僵化、内部派别斗争日益严重的趋向。官方职团部门的领导人日益官僚化，出于自身政治前途与既得利益的考虑，官僚精英们越来越多地对上负责，对来自下层普通民众的要求与呼声敷衍塞责，甚至出现职团组织精英腐化的趋向。职团对政府的依附性增强，职团参与国家事务的能力减弱，导致职团反映民众呼声的功能也逐渐削弱。20世纪60年代，职团就已经出现了分化。由于国家政策向右倾斜，约有3.5万名不满的农民脱离了农民部，成立了“独立农民联合会”[10]。职团与国家的离心迹象开始出现。80年代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后，职团组织的离心倾向进一步加剧。90年代，墨西哥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的现象，当广大民众感到处于执政地位的政党不再反映他们利益的时候，以往的职团结构体系便无法得以维持。维护革命制度党执政地位的制度结构体系的瓦解，导致它执政地位的动摇。
在2000年选举中失利的革命制度党的候选人拉瓦斯蒂达说：“革命制度党应明白，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捍卫民众阶级和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权利。”[5]事实是，一个执政党，一旦放弃了对民众和大多数人利益和权利的维护，不再能够较好地协调社会各种利益时，也就无法较好地维护自身的执政地位和社会的安定。
亨廷顿说：“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最大区别处，是人民在庞大的政治单位中参与政治并接受其影响的程度。”[6]（p.31）“政治安定的先决条件，是要有一个能够涵容现代化过程所衍生的社会势力的政党体系。”[6]（p.431）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也指出：“在治理人类社会的诸法则之中，有一条法则似乎最为明确不移：即人类如欲保有其文明或是要成为文明，那么，当其生存条件的平等性改进时，其相互结合的艺术必须以同样的比例与之俱进。”[11]（p.118）作为执政党，其地位取决于民心的向背。一个统治技艺高超的政党，必须具备吸纳社会各阶层、协调社会各阶层关系和利益的能力，如此，才有可能巩固自身的权力地位。
五、结语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执政党，其地位的稳固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社会基础，而是否能够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动员和控制社会的能力。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兴衰沉浮的历程反映了它所拥有的社会基础状况的变化。早期，它较好地解决了作为执政党形成意识形态的凝聚力、进行制度创新、实施政策调控和发挥利益聚合功能等方面的问题，较好地解决了所面对的诸种社会、政治与经济问题，因此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拥戴，从而得以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中保持稳固的执政地位。
20世纪80年代以后，墨西哥发展道路的转向，使革命制度党以上几个方面的能力均有所削弱。首先，它过快地改变了经济政策的走向，在短时间内使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生过大震荡。种种压力使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失去自主性，在政策上屡屡失误，使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受到损害。其次，在未能对本国情况进行审慎研究和分析的情况下，革命制度党贸然改变了一以贯之的宪法原则，削弱了本国国民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凝聚力，又未能针对新的情况重新提出能够凝结广大民众的理论纲领和原则。此种情况好比航船在大海中失去指南，从而迷失了前进的方向。此外，面对国内外环境的突变、职团结构的瓦解和以往制度的不适应性，革命制度党束手无策，未能根据国情进行制度的变革和再创建，以形成一种新的、更具包容性的制度。再者，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失调，导致国家在兼顾国民利益方面失衡，使广大民众的利益受损，使革命制度党丧失了以往所拥有的广泛的社会基础。在此种情况下，作为一个执政党，也就失去了它曾经拥有过的那种稳固的执政地位。
总之，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兴衰就像一面镜子，给我们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使我们看到，作为一个执政党，必须具备形成和增强意识形态凝聚力的能力，具备进行制度创新、较好地实施政策调控以及协调和聚合社会多种利益的能力。执政党在增强自身能力的同时，须审时度势、实事求是，将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根本使命。如此，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11期
【原文出处】《南开学报：哲社版》(津)2005年04期第43～51页
【作者简介】谭融，博士，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天津 300071）
| 【内容提要】 |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曾经是墨西哥的第一大党，执政达71年之久，在2000年的选举中为反对党国家行动党和绿色生态党组成的变革联盟所取代。一个执政党，其地位的稳固取决于它的社会基础，而能否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则取决于它动员和控制社会的能力。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兴衰成败的经验表明，作为一个执政党，只有具备形成和增强意识形态凝聚力的能力，具备进行制度创新、较好地实施政策调控以及协调和聚合社会多种利益的能力，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
一个政党能够如此长久地、稳定地居于统治地位，这在政党林立、竞争激烈、政权更迭频繁的拉美政坛中成为一大奇迹。然而在墨西哥2000年7月的大选中，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候选人拉瓦斯蒂达败给了反对党国家行动党和绿色生态党组成的变革联盟的候选人福克斯，从而结束了它长达71年的统治，使墨西哥进入了自现代以来第一个由反对党执政的时期。这一事件在全世界引起震惊。究竟是何原因导致一个如此强大的执政党由兴走向衰，由曾经受到广泛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到民众怨声载道，乃至下台？本文拟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从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制度创新能力、政策能力和利益聚合功能几个方面探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兴衰成败的原因，并从中寻求有益的启示。
一、关于意识形态凝聚力问题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是墨西哥1910年至1917年革命的产物，它的前身是墨西哥国民革命党，成立于1929年。后几经改组，于1946年正式命名为革命制度党。墨西哥国民革命党成立之际，墨西哥国内正处于考迪略（注：考迪略是指拉美国家中“马上打天下”的军人独裁者。考迪略充斥社会，导致社会与政治的动乱。）无数、政治极度动荡和分裂的时期，社会矛盾尖锐。经济上表现为发展速度缓慢，出口增长率减慢，就业率降低，工业劳动力的比例下降，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农业劳动力的比例攀升等。面对重重矛盾和诸多政治与社会问题，墨西哥的革命派从多年的历史教训中得出结论：西方的理论并不符合墨西哥的实际需要，也无法解决墨西哥的现实问题。墨西哥人只能靠自己去探索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寻找解决自身问题的良方。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就是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下建立起来。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自从建立以来，就是一个“特别重视意识形态斗争”[2]（p.142）的政党，在它执政期间，加里多认为，这个党不但是一个官方的政党，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机构”[2]（p.143）。20世纪初期，墨西哥的革命者在反对外来武装干涉和反对专制独裁统治的斗争中总结出自己“革命的原则”[2]（p.146），即民族主义与民众主义的理论原则。
1.“革命民族主义”原则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提出，是其国情使然。
早在19世纪70至80年代，拉美国家开始摆脱经济长期停滞的局面，走向以出口为主导的增长期，现代工业随之发展起来。然而，这一过程并没有使这些国家摆脱殖民地时期经济长期畸形发展的局面，相反，作为后发展国家，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陷入了半边缘化的境遇。现实表明，拉美国家要想从落后的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必须改变经济上的依附状态，实现经济发展的民族化。普雷维什曾在《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一书中提出“中心-外围”理论，说明世界经济的整体格局，揭示“中心”与“外围”的矛盾和“外围”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将“外围”国家的发展与民族自主性联系起来，论证拉美等“外围”国家寻求符合本民族利益发展道路的必要性[3]。
在拉丁美洲，墨西哥革命引领了走民族自主发展道路的潮流。墨西哥《1917年宪法》基本原则的核心便是“革命民族主义”，强调捍卫经济主权，抵御外国资本的入侵。曾任总统的德拉马德里（1982-1988年）曾对“革命民族主义”加以解释，指出：“民族主义是墨西哥存在的根本价值”，是墨西哥“革命思想体系中的一个基本观念”，“如果没有民族主义，很难想象墨西哥人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享受自由，我们的民主会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公正价值将如何体现。”“如果我们想成为自由人，如果我们想民主地生活，如果我们想建立社会公正，这是因为作为墨西哥人我们想这样做，作为墨西哥人我们这样思考，作为墨西哥人我们这样决定。因而，我相信，民族主义是涵盖所有其他价值、决定或应该决定所有其他价值的价值”，“如果没有这种民族主义，我们便不能生存下来。”[2]（p.144）“革命民族主义”成为墨西哥人捍卫国家主权的重要思想武器，通过“革命民族主义”，革命制度党将墨西哥人凝聚在一起，摆脱了100多年来盲目追随西化的道路，开辟了一条新的民族自主型的发展道路。20世纪80年代以前，墨西哥历届总统都坚持奉行这一原则，使墨西哥“真正开始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3]。
2.“民众主义”原则
在拉美国家中，民族主义与民众主义紧紧联系在一起，并主要以民众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所谓民众主义，就其基本意义，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强调“社会平等”。在拉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新兴资产阶级要改变自己的弱势地位，打破寡头势力对权力的垄断，须发动广大工农大众，与他们结成联盟，共同参与政治变革与经济发展。而广大工农民众在外国资本和寡头的压迫下，生活境况恶劣，也强烈要求改变自身处境。由此使民众主义得以发展。20世纪，民众主义成为拉美国家现代化的伴生物，反映了这一时期拉美国家的现代化倾向，一些学者因此称之为“发展主义的民众主义”[3]。早在20世纪初，墨西哥自由派便已从近百年来政治西化运动的失败中得出结论：欧美国家那种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宪法原则并不符合墨西哥人的现实需要。作为后发展国家，墨西哥面临多重目标，不能只顾及对少数人有利的一两个目标，而不顾及其他目标。墨西哥1910年革命爆发后，农民争取土地和工人争取劳工权利的运动蓬勃发展，因此，必须给墨西哥政治与社会的发展找到一个共同的利益基础和法律基础，以使国家所面临的多重目标能够在共同的利益原则基础上得以协调发展。
基于此，作为1910年至1917年革命的成果，墨西哥《1917年宪法》将《1857年宪法》中的个人主义思想原则改变为“社会权利”原则，并对以往宪法有关公民权和人权思想进行了修改。《1917年宪法》继承了以往宪法中关于平等权、安全权、财产权和自由权的规定，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公平地分配公共财富”、“实现国家的均衡发展和城乡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等新的理论原则[2]（p.19）。此种社会权利的实现以国家的干预为保证。
20世纪30年代卡德纳斯任总统期间，奉行民众主义路线，支持工农运动。在将国民革命党改建为墨西哥革命党的过程中，将工人农民纳入官方党体系。卡德纳斯执政的6年间进行了激进的土地改革，并将农民组织合并为全国农民联合会，以保护农民的利益，捍卫“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在劳资关系上，采取保护劳工合法权益的立场，要求企业主增加工资，改善工人劳动条件[4]（p.480）。
1969年，革命制度党在其《革命制度党原则宣言》中进而重申：“革命制度党是一个维护‘墨西哥革命’原则的政治组织”，它的主要目标是“为创建一个新的社会而努力”。“这个新社会的特点是：每个人都能充分享受自由而有尊严地生活所需要的物质、文化福利；人民经常参与政府管理；国家对其全部自然资源拥有绝对支配权和开发权；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国家有计划地干预经济活动，以保存和发展民族遗产，公正平等地分配财富和收入。”[2]（p.147）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民族主义与民众主义的意识形态，顺应了墨西哥社会发展的需求，反映了墨西哥民族的利益，也反映了墨西哥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它使革命制度党表现出一种维护社会公正的形象，由此而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使革命制度党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也使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立于不败之地。
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国家经济战略的变化和经济政策的转向，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放弃了长期奉行的革命原则，在思想上以“新自由主义”取代了“革命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尽管1982年的当选总统德拉马德里依然强调：“革命民族主义将指导我的一切行动”，“革命民族主义在今后许多年将继续是我国人民的基本指南”[5]，然而实际上从德拉马德里政府开始，革命制度党便逐渐放弃了革命民族主义，以名为“社会自由主义”实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纲领取代了“革命民族主义”和“民众主义”，并在实践中放弃了墨西哥革命的宗旨。
2000年7月，革命制度党在墨西哥大选中败北。就在大选后的第二天，在革命制度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奥尔蒂委员尖锐地指出，这次革命制度党竞选失败的原因在于党“背离了革命的方向和建党原则”，“党背叛了自己，将民族主义变成新自由主义，将主权变成全球化”。革命制度党参议员、曾任内政部部长和普埃布拉州州长的巴莱特认为，革命制度党之所以失败，是由于“党失去了指南，在意识形态上出现偏差，新自由主义的瘟疫在党内蔓延”，“将‘社会自由主义’强加给党，篡改了党的原则，使党力量削弱，与基层失去联系”[5]。
革命制度党放弃了以往的理论原则，却未能适时地提出符合墨西哥现实与时代特征、并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理论纲领，因此在意识形态方面失去了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凝聚力和号召力。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共识’是每一个组织的必备条件。”[6]（p.19）一国政府统治程度高低的标志在于能否使国家具有“民族共识感、合法性、组织、效能、稳定性”，“其人民对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是否具有高度的共识，公民与领袖之间，对社会的公共利益及政权建立的基本原则，是否具有共同的看法和理想”[6]（p.1）。尤其在墨西哥这样一个民众具有“高程度的公民效能感”[6]（p.326）的国家中，更是如此。
提出一种符合本国实际的、符合广大民众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为广大民众所拥护的理论思想，保持本国国民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凝聚力，是一个执政党的必备能力，也是执政党保持其长治久安之本。不具有此种能力，在思想原则上发生偏离，必然导致执政党政治与政策行为的偏差，使民心涣散，最终使执政党失去国民的支持和拥戴。
二、关于制度创新能力问题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自创建之日起便以官方党的身份出现，它在其党纲、党章中，宣称自己遵循民族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属于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革命阶级联盟。革命制度党是一个按职团结构组织起来的党，职团结构成为它多年来保持自身执政地位的制度基础。
按照西方学者的解释，所谓“职团主义”（Corporatism）是“把整个社会纳入国家指挥下的各种‘社团’（或‘职团’）的理论和实践”[2]（p.82）。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统治时期所建立的职团结构，并非西方理论的产物，相反，是相对于多元主义的一种利益代表结构体系，是基于墨西哥自身政治环境所创建的制度结构。在这一结构体系中，职团保护自身行业领域的利益。作为社会利益集团和本行业领域的代表，工人联合会与农民联合会等最为重要的职团与国家之间保持互动合作与相互支持的关系。此种结构体系将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加以整合，并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中，在保持墨西哥政治的稳定和革命制度党的执政地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20世纪20年代，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前身国民革命党曾经是一个连接社会精英的联盟，它排除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和中间阶层。那时，墨西哥的政治极度动荡。政治实践表明，那种建立在精英联盟基础上的合作机制具有明显的脆弱性，无法维持长期的政治稳定。30年代，卡德纳斯着手进行改革。他在国民革命党的基础上成立了墨西哥革命党，将工人农民纳入新建的官方党，一改以往官方党以地域进行划分的组织方式，代之以职业社团的组织方法，将全党划分为工人部、农民部、人民部和军人部（军人部后来被取消）4个职业部门。以此种方式将社会各个阶层纳入官方党体系，并建立起不同部门间的交流和相互制约机制。
此种做法，使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分歧得以在官方党的框架内协调解决；更为重要的是，它扩大了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加强了社会各阶层对于墨西哥革命党的向心力。此种制度结构和官方党民众主义的政治路线，使社会各阶层心悦诚服、甘心情愿地与官方党合作，从而保证了墨西哥政治的稳定和执政党统治地位的稳固。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墨西哥官方党（先是墨西哥革命党，后改组为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给工人带来了很大的实惠：政府修改了劳工法及有关法律，对工人的最低工资作出规定；政府在劳资谈判中支持工人，作出有利于工人利益的裁决；并给工人提供社会保险、医疗、教育、生活基本用品和住房补贴等非工资形式的社会福利。在这个过程中，官方党将全国数十个全国性的行业工会统一组建为墨西哥工人联合会，使工会组织从此与国家保持着一种十分紧密的关系。
在农村，卡德纳斯以土地改革为先导，满足贫苦农民对土地的渴求。在通过国家为农民提供水源、信贷、肥料等生产资料和生活福利的过程中，组建了全国农民联合会，将农民纳入官方轨道。使农村贫困农民成为自30年代以来墨西哥政府和官方党最大的支持者。
除此之外，革命制度党又组建了由手工业者、商人、运输承包商、合作社社员、银行职员、小工厂主、小农、城市移民、工程师和技术员、自由职业者、国家公务员等组成的全国人民组织联合会，其中含有13个职业团体，成为“党的任何一个支持者的收容所”[2]（p.97）。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职团结构的制度建构，基于它对墨西哥国情和民众需求的了解，基于墨西哥自身的土壤，使它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行之有效。然而，此种职团主义制度结构也存在种种弊端，这些弊端所引发的矛盾在一定时期内被掩盖，当社会发生重大变迁时，便突出地显露出来，成为导致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自身下台的原因之一。
首先，国家通过与三大部门的联系所建立起来的与社会各界民众、尤其是与工人、农民的关系，成为一种庇护关系，它建立在国家提供过多保护的基础上。这种建立在薄弱经济基础上的职团庇护关系加重了工人、农民在经济生活方面对政府的依赖，表现出一定的脆弱性，一旦此种庇护关系出现松弛，职团体系就有可能瓦解。
其次，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在保持职团结构体系的过程中，培植了一部分职团精英，在工人联合会与农民联合会中培植了一个精英圈子，形成了革命制度党与工会精英和农民联合会精英间的利惠关系。这些精英在维护革命制度党的统治方面发挥了作用，但也在此过程中为自己赢得了利益。当国家经济发生转型、进入市场化的过程时，当这些职团精英感到以往国家与自身的特殊利惠关系无法得以保持时，感到自身的既得利益受到损害时，便转而反对政府，反对执政党，从而威胁到执政党的统治地位。
此外，由官方党长期保持的职团结构，也呈现出它的保守和僵化，在国家政治经济发生重大变更时，便日益显现出了它的不适应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严重的债务危机面前，在“华盛顿共识”和墨西哥国内工农业出口者阶层的压力下，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被动地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模式。新自由主义改革对墨西哥传统的民众主义政治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以往的职团结构日渐瓦解。此时，摆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面前的严峻挑战是：在新形势下重新进行制度建构，对未来道路做出选择。很显然，回到过去已不可能。那么，这个再制度化的过程应该建立在何种基础之上？新自由主义的制度模式是否行得通？在诸种压力之下，革命制度党既未能阻止传统社会基础和职团制度结构的瓦解，又未能重新进行制度创新，以将新生的社会阶层纳入新的制度结构轨道。
亨廷顿在研究转变中社会的情况时提出，“一个政治社群必须拥有对法律的共识与一致的利益观念”，“此共同认识和观念必须在行为层面反映出来，而且其结合必须是有规则的、稳固的、长期性的。简言之，必须是制度化的。也就是说，建立足以反映伦理共识和相互利益的政治制度，乃是在复杂社会中维持一个政治社群的另一个极重要的条件。而这些制度，反转过来，又可赋予共同目标以新的意义，并在个人与团体的特殊利益之间缔造新的连锁。”[6]（pp.9～10）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制度的再构建既是一种创新，也是自身文化和传统的继承。只有在吸收和融合本国历史经验、汲取他国有益因素和符合发展规律基础上所创建的制度才具有生命力。制度建构问题解决不好，必然引发种种问题，从而使社会出现不稳定状况，使执政党失去支持，以至波及其执政地位。
20世纪20年代以来，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之所以能够保持半个多世纪的辉煌，稳固地立足于墨西哥政治舞台，是因为它摸索出了一条符合本国规律的发展道路，并创建了行之有效的制度结构。曾昭耀说：“墨西哥政治制度之所以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除了它有长期稳定的效果之外，主要是因为它具有一般国家政治制度所没有的特点，无论是这个制度的政权结构、政党的组织结构，还是各社会阶级的权力结构，都是墨西哥本乡本土的。”[2]（p.66）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詹姆斯·伯恩斯则将《1917年宪法》誉为墨西哥“第一部反映本国经验与需求而不只是照搬西欧和美国政治思想的立宪文献的范例”[2]（p.21）。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革命制度党失去了自主性，丧失了再次进行制度创新的能力，使其政治与经济的发展偏离了墨西哥自身的轨道，因而也失去了革命制度党立足的根基。
可见发展中国家在汲取和借鉴世界先进文明成果和西方国家现代化成功经验的时候，寻找符合自身情况的发展道路，进行制度创新，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提高制度创新能力，引导社会行进于正确的轨道，对于执政党是一大挑战。
三、关于政策能力问题
在人们关于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下台原因的分析中，不乏对革命制度党腐化问题的披露。很显然，在一党制下，强化对执政党的监督，防止其腐化，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制度建设问题。但是，一个清廉的执政党并非必然是一个具有很强执政能力的政党，尤其不一定是一个具有很强政策能力的政党。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一个缺乏政策能力的政党会因其政策失误而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并因其政策失误而极大地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基于此，有必要通过对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执政过程中政策能力的分析来寻求对我们有益的启示。
一些学者在探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执政策略时，提出了革命制度党执政期间政策过程的“钟摆效应”[7]，即革命制度党通过总统人选的更换和政策的及时转向去适应环境变化、化解社会矛盾、调节社会关系和保持政治稳定的过程和特征。正如郑振成所说：“墨西哥的政策随着公私两大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及其对政府压力的变化在意识形态两端交替转换。”[7]
长期以来，墨西哥一直是一个实行多种所有制共存的混合经济的国家，生产资料和生产者的结合形式不统一，既有私有经济的结合形式，也有国有经济的结合形式，还包括村社制度和印第安人公社制的结合形式。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私有制经济不断扩大，村社与公社制经济逐渐分化瓦解，贫富差距加大，大地产制重新出现，社会的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在此种情况下，要保证生产系统的正常运转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调节好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既要适当保护村社与公社经济，也要保护好劳动生产者的基本权利；既要发挥生产资料所有者的积极性，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又要注意发挥生产者的积极性，不使资本积累过度。基于此，墨西哥宪法兼顾了两个积极性，既规定了民众主义和社会利益的原则，也肯定了私有制，使两个原则互补，以保证经济的平衡发展。
因此，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革命制度党历届总统的经济政策始终在“卡德纳斯主义”和“阿莱曼主义”之间摇摆。所谓“卡德纳斯主义”，是指在经济发展中强调宪法中的民众主义原则，以土地改革和石油国有化等政策为主导。而所谓“阿莱曼主义”则是指限制土地改革，鼓励私有企业发展，集中体现宪法中的“私人积极性”原则[2]（p.180）。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一直在这两个主义之间往复运动，趋利避害，历届总统均根据情势的需要和社会力量对比关系进行政策调整和宏观调控。
20世纪40年代以来，随着墨西哥进入“经济发展时代”[2]（p.183），资本积累加快，私人资本迅速增长，收入分配不平等趋势日益严重，使社会阶级关系趋于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墨西哥政府不失时机，先后于1943年和1959年创建了两个社会保障机构，前者为广大的墨西哥民众提供免费医疗以及生老病死、残疾、失业及工伤事故的补贴；后者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公立学校教职工和家属提供除免费医疗以外的养老保险、工资保障、儿童福利和劳动保护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墨西哥工业化运动的过程中，墨西哥的下层民众之所以能够忍受实际工资下降的痛苦，作出“最大的牺牲”[2]（p.184），均为政府实施社会保障政策，使广大民众受损的利益得到一定补偿的缘故。当私人部门的利益受到影响从而表示不满时，政府又制定相应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给予私营企业主经营减税、出口免税和商品提价等优惠。
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受国际贷款利率迅速升高和石油价格下跌的影响，墨西哥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它使墨西哥进入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进程。“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在墨西哥的经济决策和模式选择中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对于外来的经济干预，墨西哥政府最初并不感兴趣。据德拉马德里任总统时期参与和世界银行谈判的官员描述：“世行希望墨西哥能够立刻实现贸易自由化，可政府不这么认为，因为世行不必考虑国内的反应——我们不行。所以我们必须按照自己的步子走。”[7]政府的几个部门如贸易和工业发展部、财政部最初都反对过快的、激进式的贸易自由化，然而迫于外界的压力和墨西哥经济的进一步恶化，这些部门不久便改变了态度。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进程，给墨西哥的社会与经济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由于市场开放的步子过急，使国内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在突如其来的外部竞争中陷于困境乃至破产；企业创造就业的能力下降，使国内的失业率上升。1995年，墨西哥城市失业率高达6.8％[8]。1982年至1994年，墨西哥工人最低工资水平和实际收入水平的各项指数均呈下降趋势。
新自由主义政策允许村社土地自由买卖，致使村社名存实亡，广大贫苦农民、特别是印第安农民因丧失土地而失去依托。据统计，20世纪末，墨西哥贫困人数达4600万，其中赤贫人数达2700万；占全国人口10％的富人拥有全国80％的财富[1]。由于对外资的过度依赖，当20世纪90代外资流入的形势发生逆转时，墨西哥国内立即陷入危机。当国内由于经济发展不协调而导致社会与政治动荡时，外资望而却步，甚至抽逃资金，使墨西哥经济愈加恶化。
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墨西哥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出现了明显的不协调。墨西哥政府自身的宏观调控能力进一步减弱，无力出台有效政策去缓解国内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现象和诸多社会问题。社会贫富分化趋势加大，导致社会公正问题的提出。民众“不公平感”加剧，意味着政府“失信”。90年代在墨西哥的蒙特雷曾发生4万多人游行示威抗议政府，他们烧毁党员证，宣布“结束所有的政治依附”[7]。墨西哥南部贫困山区的印第安农民揭竿而起，爆发了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执政以来规模最大的农民武装起义。此时，作为执政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下台也就指日可待了。
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执政党，政策能力是其生命线。一个缺乏政策能力的执政党，有可能使改革的大好形势毁于一旦，使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此种损失，常常远远超过少数官员腐败给国家和人民所带来的灾难。
亨廷顿曾夸奖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就政策更新能力方面”“表现了可观的适应性”[6]（p.324）。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曾经通过完善其政治体系和强化其政策调控能力，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中保持了国家政策对于现实发展的适应性，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而它也终因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丧失了政策自主性和政策调控能力，失去了对现实发展的适应性，从而丧失了民心，丧失了政权。这一经验和教训对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启示。
四、关于利益聚合功能问题
作为一个执政党，要想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需要通过其政治纲领和政策去表达民意，进行政治整合和利益聚合，以维持自身的统治和政治的稳定。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说到底，是要获得民众的支持和认可。如果它不能协调多种利益，不能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只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甚至只为少数精英集团的利益服务，它的合法性诉求，也就不可能得到回应，并终究会失去其统治地位。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由最初能够反映广大民众的利益，到出现政治与政策偏差，在改革中牺牲了广大下层民众的利益。因此而失去民心，导致自身的下台。
多年来，墨西哥革命制度党革命原则的依据是《1917年宪法》，这部宪法提出了“社会权利”原则，将社会利益置于首位。基于墨西哥多年军阀混战、广大农民无地少地、工人极度贫困的状况，宪法规定进行土地改革，以满足农民的要求；并通过法律保护工人的利益，使之免受工厂主的剥削和虐待。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执政的几十年间，它力图使自己成为一个具有广泛民众基础的、能够包容各派政治力量的、统一性较强的全国性政党，并且声称该政党是一个各阶级“合作”的政党体系[9]（p.365）。它所建立的职团结构，成为该党进行利益聚合的制度表现。
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所建立的职团结构中，农民部的存在，使政府和农民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政府比较容易了解农民的疾苦和要求，了解农村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矛盾，从而及时地采取有效政策和措施，解决问题，缓解矛盾。反过来，也使政府的政策能够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职团结构中的工人部，由各种行业工会联合会组成。囊括了15％的在职劳动力和25％的城市劳动力[9]（p.372）。根据墨西哥宪法和劳工法，有组织的工人的利益受政府和官方党的保护。政府从财政拨款中给工会以经济补助，工会也可参加政府主办的教育、保健、住房等福利计划。当然，工会在参政的同时，也须保证服从革命制度党的领导。此种政治导向，保护了工人的利益，使工人更加支持革命制度党。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执政时期职团结构中的人民部，是一个包括广泛社会阶层的部，其成员既有社会下层的成员，也有社会上层的成员，囊括社会各阶层的多种团体。从总体上看，这个部以中等阶级为主体，尽管在墨西哥宪法和革命制度党的政治纲领中，中产阶级并不居于主导地位，但基于中产阶级的人数和实力，以及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作用的上升，使革命制度党仍将之视为本党的基本社会支柱之一，也使人民部形成了与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关系。除此之外，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还注意发展和扩大职团结构，以满足政治意识不断增强的居民和数量日增的利益集团的政治需要，甚至让没有包括在党的任何部门之内的利益集团参与决策。由此而增强了政府的决策功能，也强化了政党进行利益聚合的能力。
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执政的相当一个历史时期里，它十分注意协调公私部门之间的关系，注意协调经济增长、资本增值与对广大劳动群众进行资源再分配二者间的关系，寻求不同利益间的平衡。为此而建立了企业的协商、调节和裁决制度，以解决劳资纠纷，维持生产系统的正常运转。为了协调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在宪法中对最低工资问题、收益分配问题、罢工问题、企业关闭问题等都做出了规定。还专门成立了由劳资双方和国家代表组成的调节和仲裁机构，如劳工关系委员会、全国最低工资委员会、劳工分享公司利润全国委员会、墨西哥社会保险协会技术委员会、全国劳动住房基金协会、全国三方委员会等，负责调解和裁决各种纠纷。并通过宏观政治调控在利益两端的范围内进行迂回调节。
由于革命制度党较好地协调和处理了各阶级与阶层的利益关系，致使墨西哥大多数人都将这个党视为自己利益的代表，从而也保证了革命制度党执政地位的稳固。
然而，革命制度党长期的一党统治，也使它出现了体制僵化、内部派别斗争日益严重的趋向。官方职团部门的领导人日益官僚化，出于自身政治前途与既得利益的考虑，官僚精英们越来越多地对上负责，对来自下层普通民众的要求与呼声敷衍塞责，甚至出现职团组织精英腐化的趋向。职团对政府的依附性增强，职团参与国家事务的能力减弱，导致职团反映民众呼声的功能也逐渐削弱。20世纪60年代，职团就已经出现了分化。由于国家政策向右倾斜，约有3.5万名不满的农民脱离了农民部，成立了“独立农民联合会”[10]。职团与国家的离心迹象开始出现。80年代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后，职团组织的离心倾向进一步加剧。90年代，墨西哥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的现象，当广大民众感到处于执政地位的政党不再反映他们利益的时候，以往的职团结构体系便无法得以维持。维护革命制度党执政地位的制度结构体系的瓦解，导致它执政地位的动摇。
在2000年选举中失利的革命制度党的候选人拉瓦斯蒂达说：“革命制度党应明白，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捍卫民众阶级和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权利。”[5]事实是，一个执政党，一旦放弃了对民众和大多数人利益和权利的维护，不再能够较好地协调社会各种利益时，也就无法较好地维护自身的执政地位和社会的安定。
亨廷顿说：“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最大区别处，是人民在庞大的政治单位中参与政治并接受其影响的程度。”[6]（p.31）“政治安定的先决条件，是要有一个能够涵容现代化过程所衍生的社会势力的政党体系。”[6]（p.431）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也指出：“在治理人类社会的诸法则之中，有一条法则似乎最为明确不移：即人类如欲保有其文明或是要成为文明，那么，当其生存条件的平等性改进时，其相互结合的艺术必须以同样的比例与之俱进。”[11]（p.118）作为执政党，其地位取决于民心的向背。一个统治技艺高超的政党，必须具备吸纳社会各阶层、协调社会各阶层关系和利益的能力，如此，才有可能巩固自身的权力地位。
五、结语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执政党，其地位的稳固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社会基础，而是否能够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动员和控制社会的能力。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兴衰沉浮的历程反映了它所拥有的社会基础状况的变化。早期，它较好地解决了作为执政党形成意识形态的凝聚力、进行制度创新、实施政策调控和发挥利益聚合功能等方面的问题，较好地解决了所面对的诸种社会、政治与经济问题，因此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拥戴，从而得以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中保持稳固的执政地位。
20世纪80年代以后，墨西哥发展道路的转向，使革命制度党以上几个方面的能力均有所削弱。首先，它过快地改变了经济政策的走向，在短时间内使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生过大震荡。种种压力使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失去自主性，在政策上屡屡失误，使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受到损害。其次，在未能对本国情况进行审慎研究和分析的情况下，革命制度党贸然改变了一以贯之的宪法原则，削弱了本国国民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凝聚力，又未能针对新的情况重新提出能够凝结广大民众的理论纲领和原则。此种情况好比航船在大海中失去指南，从而迷失了前进的方向。此外，面对国内外环境的突变、职团结构的瓦解和以往制度的不适应性，革命制度党束手无策，未能根据国情进行制度的变革和再创建，以形成一种新的、更具包容性的制度。再者，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失调，导致国家在兼顾国民利益方面失衡，使广大民众的利益受损，使革命制度党丧失了以往所拥有的广泛的社会基础。在此种情况下，作为一个执政党，也就失去了它曾经拥有过的那种稳固的执政地位。
总之，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兴衰就像一面镜子，给我们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使我们看到，作为一个执政党，必须具备形成和增强意识形态凝聚力的能力，具备进行制度创新、较好地实施政策调控以及协调和聚合社会多种利益的能力。执政党在增强自身能力的同时，须审时度势、实事求是，将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根本使命。如此，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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