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1945年5月8日后的60年
哈拉尔德·贝格斯多夫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11期
【原文出处】《世界经济与政治》(京)2005年08期第50～52页
【作者简介】哈拉尔德·贝格斯多夫，德
哈拉尔德·贝格斯多夫（德），现任职于德国图林根州内政部。
【关 键 词】极权主义/纳粹/暴政/责任
在2005年5月8日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吸取了历史的教训？或者说，那段沉重的、似乎完全不可能发生的历史仅仅是被我们记住了吗？历史一定不会重演。每段历史都只有一次。那段历史是一个永恒的转折点。正如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所说：“思考意味着比较。”所以，对历史的回忆，对记忆中事物的深度思考仍然很有意义。
一 反抗极权主义的基础
对历史的研究可以使当代人保持记忆的连续性，使他们对当前和未来的政治判断力变得更加敏锐。这种经历对于确定个人生活的方向是有帮助的。与此相类似，在公共生活中——在政治生活中——对历史的研究将有助于人们发现新的观点或者做出决断。来自历史的教训可能不会总是一种形式，但是也许会使人们在未来中、在经历下一次事件时变得更加明智。在联邦德国，历史的教训主要来自纳粹时代。到今年的5月8日——二战结束后的第60个纪念日，我们要回答的是：德国究竟从希特勒那里吸取了哪些具体的教训？国家社会主义的经历给德国带来了哪些后果？
作为一个西方国家，能以联邦共和为基础，摆脱国家社会主义的阴影，在希特勒暴政的废墟上幸运地、浴火重生般地崛起，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不言而喻的成功。联邦德国的许多奠基人，如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欧根·葛斯坦迈亚（Eugen Gerstenmaier）、雅各布·凯泽（Jakob Kaiser）、特奥多尔·霍伊斯（Theodor Heuss）和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等人，他们都和国家社会主义保持着距离，或者同希特勒的暴政进行了积极的斗争。第二次的德国民主（注：“第二次的德国民主”指二战结束后的德国民主，第一次德国民主指魏玛时期的德国民主。--译者注）是建立在反抗希特勒暴政的基础上的，这也是反抗极权主义的基础。
二 明智的结论和过激的反应
出于对希特勒时代权力极度滥用所造成恶果的深刻反思，现代德国的政治制度充分体现了权力的“制约与平衡”（经过修改的比例选举制度、事实上的妥协、联邦主义、税收独立、联邦宪法法院）。当然，在德国的历史上也出现过一些针对希特勒时代的过激反应，这些反应是那些在政治上头脑糊涂的人做出的一种尝试，如对作为纳粹法律之一的《紧急状态法》（die Notstandsgesetze）的全盘否定和诋毁，后来又出现了关于军备的争论、为抗议极权暴政和保护法治国家所进行的神经错乱而又火药味十足的示威游行等。
正如许多民意调查所显示的：随着离希特勒时代越来越远，人们对于独裁者的抵触情绪越来越强，这已经成为德国政治文化中的一个鲜明特点。虽然德国的极右势力至今仍不时出来制造一些混乱或者宣扬一些他们的观点，但是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瑞士、比利时、荷兰），德国的极右势力只不过是在苦苦挣扎——至少他们在很长时间里不会在德国取得多大发展。
三 慢慢地抛弃
在希特勒统治之后，随着宣传、恐惧、引诱和强制力的综合作用，联邦德国逐渐抛弃了国家社会主义——这种情况在1945年之后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希特勒那样的人物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由于斯大林的政治独裁，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从东部涌进了西部。随着经济的腾飞，这些逃亡者逐渐融入了联邦德国这个整体，并且为联邦德国的战后重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除此之外，数以百万计的前纳粹党成员、德国国防军士兵以及他们的家人，都在联邦德国重新找到了他们的生活目标和政治归宿。这些人共同构建了一种重要的选民基础。
众所周知，1952年取缔的社会帝国党（Sozialistische Reichspartei）内部就曾聚集着许多纳粹的同情者。社会帝国党的追随者中，有许多是无法改造的、不可救药的纳粹分子和已有定论的战争罪犯。社会帝国党的目的是把这些希特勒的追随者组织起来。与此相反，那些宪法允许的政党则相当明智地与纳粹保持着距离。在阿登纳任总理期间，联邦德国——从政治道义的角度——承担了一种“赔偿（Wiedergutmachung）”责任。许多民主性的政党，都及早地、以不同方式但又方向正确地为法治国家的民主建设做出了贡献。
四 共同责任的问题
公众对希特勒强烈地、抽象地排斥表现出一种微弱的倾向，即个人应该对他们在具体问题上的过失承担责任。战后的物质匮乏使人们暂时没有去追究个人在第三帝国时期的行为。在1945年之后，各个政党也在积极争取那些政治上随大流的人们的支持，因此也没有过多地去考察数以百万计的追随者以前的政治表现。如果对几百万前纳粹党成员长期实施政治隔离，这不仅不现实，而且也违背了民主法治国家基本的包容原则。这种做法不仅不利于联邦德国的成长，而且还会引发社会仇恨。正因为采取了明智的做法，包容了不同的信念和行为，才使得极端的思想至今还只是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
1945年之后，西部各州很快结成了保护自由和反对极权主义的联盟，这个联盟为推动联邦德国揭露国家社会主义的罪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这个联盟对于个人在暴政时期的行为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当年反抗极权主义的活动家受到聘用，这些人处于反抗新的极权主义的“铁幕（Eiserner Vorhang）”的前沿，以前的极权主义被彻底抛弃了。
一些罪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许多罪犯（如一些纳粹的文职人员）只是受到了较轻的惩罚，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惩罚对于他们来说是适度的。当然，在1945年5月8日以后，在政府的建立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点问题，如一些纳粹分子又在进行政治活动。
五 “以反法西斯主义实现合法性”
在德国统一社会党（SED）专政期间，民主德国要比联邦德国在清除纳粹影响方面做得更彻底。它们唤醒了人们对希特勒和一个“垄断资产阶级小集团（kleine Clique von Monopolkapitalisten）”压迫德国人民的深刻记忆。纳粹时期的德国人民被认为是上当受骗的牺牲品。正如汉斯·乌尔里希（Hans Ulrich）所说的：纳粹时代永远不能再重复了。在民主德国，“反法西斯主义（Antifaschismus）”被用来实现政治上的合法性。民主德国的权力精英试图通过“反法西斯主义”来削弱联邦德国的所谓的法西斯分子的影响。他们警告说，联邦德国又像以前那样出现了“法西斯主义（Faschismus）”，因为他们是以“资本主义（Kapitalismus）”为基础的，他们没有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
然而，共产主义教义的核心是成为执政党，而不是没收生产资料。因此，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反法西斯主义”是具有欺骗性的。同时，这个反法西斯的领导力量还吸引了一些德国国家民主党（Nation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的成员，其中一些人过去曾经是纳粹分子。在德国国家民主党内，一些“改过自新”的前纳粹党骨干又成为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六 人性的冲动
二战后的西方联盟不仅帮助联邦德国抵制了希特勒，而且还帮它实现了经济腾飞。这里要问：1945年以后有多少因素使得人们远离了希特勒？其中来自内部的信念又占了多大比例呢？
正如彼得·格拉夫·基尔曼斯埃格（Peter Graf Kielmansegg）所说，在法治国家的民主建设中，要想使人们的行为方式与民主法治国家的外部环境相适应是很难的——而在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尤为缺少这种必要的调适。还有，例如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大量的公务员在政治上不够忠诚，国家缺少为它服务的人。到了纳粹时期，这些人不仅无法承担起国家社会主义的责任，而且在1945年以后，他们首先追求的就是保全自己。他们不仅没有为联邦德国做出多大贡献，反而对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起了消极作用。
从历史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对希特勒时代进行激烈的批判为我们彻底抛弃国家社会主义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对反抗希特勒斗争的深入研究——使得今天一些街道、广场、学校和科研机构都以反希特勒的名称来命名。在联邦德国，对第三帝国及其专政的研究要比其他国家做得更积极，对于一个饱受专制独裁之苦的国家来说，这样的研究工作显得非常重要。不断对暴政进行反思有助于阻止和战胜极端主义思想和行为。正如彼得·格拉夫·基尔曼斯埃格所说：“纪念和回忆是一项最重要的义务，它可以使我们正视历史……它直接关系到……从这种新的纪念和回忆中，使我们时刻保持警惕，不要使人性的冲动走向非人性的极端。”^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11期
【原文出处】《世界经济与政治》(京)2005年08期第50～52页
【作者简介】哈拉尔德·贝格斯多夫，德
哈拉尔德·贝格斯多夫（德），现任职于德国图林根州内政部。
| 【内容提要】 |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60周年。作为战争的发动者和纳粹的受害者，60年来德国始终没有中断对历史的反省，而且这种反省还在继续。德国人认为，对历史的反省至今仍非常必要。德国对历史的反省是深刻的和发自内心的，有时甚至显得过于苛刻。这种正视历史的严肃态度和对历史的深刻反省，使德国人民真正认清了纳粹极权统治的实质及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对战争的深刻反省不仅奠定了反抗极权主义的基础，而且保证了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
一 反抗极权主义的基础
对历史的研究可以使当代人保持记忆的连续性，使他们对当前和未来的政治判断力变得更加敏锐。这种经历对于确定个人生活的方向是有帮助的。与此相类似，在公共生活中——在政治生活中——对历史的研究将有助于人们发现新的观点或者做出决断。来自历史的教训可能不会总是一种形式，但是也许会使人们在未来中、在经历下一次事件时变得更加明智。在联邦德国，历史的教训主要来自纳粹时代。到今年的5月8日——二战结束后的第60个纪念日，我们要回答的是：德国究竟从希特勒那里吸取了哪些具体的教训？国家社会主义的经历给德国带来了哪些后果？
作为一个西方国家，能以联邦共和为基础，摆脱国家社会主义的阴影，在希特勒暴政的废墟上幸运地、浴火重生般地崛起，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不言而喻的成功。联邦德国的许多奠基人，如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欧根·葛斯坦迈亚（Eugen Gerstenmaier）、雅各布·凯泽（Jakob Kaiser）、特奥多尔·霍伊斯（Theodor Heuss）和库尔特·舒马赫（Kurt Schumacher）等人，他们都和国家社会主义保持着距离，或者同希特勒的暴政进行了积极的斗争。第二次的德国民主（注：“第二次的德国民主”指二战结束后的德国民主，第一次德国民主指魏玛时期的德国民主。--译者注）是建立在反抗希特勒暴政的基础上的，这也是反抗极权主义的基础。
二 明智的结论和过激的反应
出于对希特勒时代权力极度滥用所造成恶果的深刻反思，现代德国的政治制度充分体现了权力的“制约与平衡”（经过修改的比例选举制度、事实上的妥协、联邦主义、税收独立、联邦宪法法院）。当然，在德国的历史上也出现过一些针对希特勒时代的过激反应，这些反应是那些在政治上头脑糊涂的人做出的一种尝试，如对作为纳粹法律之一的《紧急状态法》（die Notstandsgesetze）的全盘否定和诋毁，后来又出现了关于军备的争论、为抗议极权暴政和保护法治国家所进行的神经错乱而又火药味十足的示威游行等。
正如许多民意调查所显示的：随着离希特勒时代越来越远，人们对于独裁者的抵触情绪越来越强，这已经成为德国政治文化中的一个鲜明特点。虽然德国的极右势力至今仍不时出来制造一些混乱或者宣扬一些他们的观点，但是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瑞士、比利时、荷兰），德国的极右势力只不过是在苦苦挣扎——至少他们在很长时间里不会在德国取得多大发展。
三 慢慢地抛弃
在希特勒统治之后，随着宣传、恐惧、引诱和强制力的综合作用，联邦德国逐渐抛弃了国家社会主义——这种情况在1945年之后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希特勒那样的人物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由于斯大林的政治独裁，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从东部涌进了西部。随着经济的腾飞，这些逃亡者逐渐融入了联邦德国这个整体，并且为联邦德国的战后重建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除此之外，数以百万计的前纳粹党成员、德国国防军士兵以及他们的家人，都在联邦德国重新找到了他们的生活目标和政治归宿。这些人共同构建了一种重要的选民基础。
众所周知，1952年取缔的社会帝国党（Sozialistische Reichspartei）内部就曾聚集着许多纳粹的同情者。社会帝国党的追随者中，有许多是无法改造的、不可救药的纳粹分子和已有定论的战争罪犯。社会帝国党的目的是把这些希特勒的追随者组织起来。与此相反，那些宪法允许的政党则相当明智地与纳粹保持着距离。在阿登纳任总理期间，联邦德国——从政治道义的角度——承担了一种“赔偿（Wiedergutmachung）”责任。许多民主性的政党，都及早地、以不同方式但又方向正确地为法治国家的民主建设做出了贡献。
四 共同责任的问题
公众对希特勒强烈地、抽象地排斥表现出一种微弱的倾向，即个人应该对他们在具体问题上的过失承担责任。战后的物质匮乏使人们暂时没有去追究个人在第三帝国时期的行为。在1945年之后，各个政党也在积极争取那些政治上随大流的人们的支持，因此也没有过多地去考察数以百万计的追随者以前的政治表现。如果对几百万前纳粹党成员长期实施政治隔离，这不仅不现实，而且也违背了民主法治国家基本的包容原则。这种做法不仅不利于联邦德国的成长，而且还会引发社会仇恨。正因为采取了明智的做法，包容了不同的信念和行为，才使得极端的思想至今还只是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
1945年之后，西部各州很快结成了保护自由和反对极权主义的联盟，这个联盟为推动联邦德国揭露国家社会主义的罪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这个联盟对于个人在暴政时期的行为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当年反抗极权主义的活动家受到聘用，这些人处于反抗新的极权主义的“铁幕（Eiserner Vorhang）”的前沿，以前的极权主义被彻底抛弃了。
一些罪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许多罪犯（如一些纳粹的文职人员）只是受到了较轻的惩罚，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惩罚对于他们来说是适度的。当然，在1945年5月8日以后，在政府的建立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点问题，如一些纳粹分子又在进行政治活动。
五 “以反法西斯主义实现合法性”
在德国统一社会党（SED）专政期间，民主德国要比联邦德国在清除纳粹影响方面做得更彻底。它们唤醒了人们对希特勒和一个“垄断资产阶级小集团（kleine Clique von Monopolkapitalisten）”压迫德国人民的深刻记忆。纳粹时期的德国人民被认为是上当受骗的牺牲品。正如汉斯·乌尔里希（Hans Ulrich）所说的：纳粹时代永远不能再重复了。在民主德国，“反法西斯主义（Antifaschismus）”被用来实现政治上的合法性。民主德国的权力精英试图通过“反法西斯主义”来削弱联邦德国的所谓的法西斯分子的影响。他们警告说，联邦德国又像以前那样出现了“法西斯主义（Faschismus）”，因为他们是以“资本主义（Kapitalismus）”为基础的，他们没有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
然而，共产主义教义的核心是成为执政党，而不是没收生产资料。因此，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反法西斯主义”是具有欺骗性的。同时，这个反法西斯的领导力量还吸引了一些德国国家民主党（Nation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的成员，其中一些人过去曾经是纳粹分子。在德国国家民主党内，一些“改过自新”的前纳粹党骨干又成为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六 人性的冲动
二战后的西方联盟不仅帮助联邦德国抵制了希特勒，而且还帮它实现了经济腾飞。这里要问：1945年以后有多少因素使得人们远离了希特勒？其中来自内部的信念又占了多大比例呢？
正如彼得·格拉夫·基尔曼斯埃格（Peter Graf Kielmansegg）所说，在法治国家的民主建设中，要想使人们的行为方式与民主法治国家的外部环境相适应是很难的——而在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尤为缺少这种必要的调适。还有，例如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大量的公务员在政治上不够忠诚，国家缺少为它服务的人。到了纳粹时期，这些人不仅无法承担起国家社会主义的责任，而且在1945年以后，他们首先追求的就是保全自己。他们不仅没有为联邦德国做出多大贡献，反而对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起了消极作用。
从历史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对希特勒时代进行激烈的批判为我们彻底抛弃国家社会主义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对反抗希特勒斗争的深入研究——使得今天一些街道、广场、学校和科研机构都以反希特勒的名称来命名。在联邦德国，对第三帝国及其专政的研究要比其他国家做得更积极，对于一个饱受专制独裁之苦的国家来说，这样的研究工作显得非常重要。不断对暴政进行反思有助于阻止和战胜极端主义思想和行为。正如彼得·格拉夫·基尔曼斯埃格所说：“纪念和回忆是一项最重要的义务，它可以使我们正视历史……它直接关系到……从这种新的纪念和回忆中，使我们时刻保持警惕，不要使人性的冲动走向非人性的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