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语境·概念·修辞
——昆廷·斯金纳与思想史研究
李宏图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11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5年04期第106～115页
【作者简介】李宏图，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 200062）
在目前西方学术界，对思想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成为了主流，其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被芬兰学者帕罗内称之为思想史研究中的“斯金纳的革命”（注：凯瑞·帕罗内：《昆廷·斯金纳：历史、政治和修辞》（Kari Palonen,Quentin Skinner:History,Politics,Rhetoric），波利梯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为什么斯金纳的研究成果产生了如此重要的影响，他在思想史的研究上作出了什么贡献从而能够被称之为一场“革命”？本文拟对此作一评述。
一
昆廷·斯金纳教授出生于1940年，受业于剑桥大学，毕业后，他曾于1974—1975年和1976—1979年两度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院作学术研究。1978年，斯金纳教授出版了《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注：这本书的英文原文为"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中文翻译为现在的名称，但是，这样翻译没有能够准确地反映出斯金纳的思想，实际上，“起源”（Origin）才更能够体现他的原意。因此，这本书可以翻译为“近代政治思想的起源”。），这本书汇聚了斯金纳教授多年来对思想史研究的思考和成果，是运用“历史”方法研究思想史的代表性著作。该书出版后立刻获得好评，并于次年获得沃尔夫森学术奖（Wolfson Literary Prize）。此后，斯金纳教授在思想史研究领域内继续开拓，在马基雅维里研究、英国近代思想史、思想史的方法论等一系列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著有《马基雅维里》（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年），主编《剑桥文艺复兴哲学史》（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翻译《君主论》为英文，主编《马基雅维里与共和主义》（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了《霍布斯哲学中的理性和修辞》（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2002年，他又推出了三卷本的煌煌巨著《政治的视界》（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因其卓越的学术贡献，1997年斯金纳教授荣任为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这标志着他获得了学术上的最高地位。
为了便于理解斯金纳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贡献，我们需要对西方思想史研究的演进作一梳理，勾勒其大致的轮廓。因为只有在这样的“长时段”中，才能凸显出他在思想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价值。
长期以来，在思想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常常是在“哲学”的抽象层面上来展开其研究，这以美国的“历史观念史”的开创者阿瑟·洛维乔易为代表。作为“历史观念史的主要创始者”（注：普莱斯顿·肯：《历史观念史方法导论》（Preston King,ed.,The History of Ideas:An Introduction to Method），科罗赫尔姆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1936年，他出版了《人类观念的伟大环节》（The Great Chain of Being）一书（注：此书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名为《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他的研究不像以往那样只是简单地追踪思想体系的哲学史的研究，而是聚焦于“观念的单元”（Unit Ideas）。这里的“观念的单元”意指西方思想传统中那些基本的和经久不变的观念。虽然这些观念可以被分开和重新组织，但一般来说，整个西方社会都不假思索地继承了这些观念。在人类思想的演进中，这些基本的观念就成为了基本的存在，成为了思想演进进程中的“伟大环节”，影响或者决定着人类思想的发展。同时，在思想史研究的资料上，研究者几乎全部集中于那些“经典思想家”的著作，把他们的著作看作为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惟一材料。于是，一谈到思想史的研究，就必然是对这些经典文本的解读。正如斯金纳所说，一些主要的经典文本被广泛地视为政治思想史惟一的研究对象。例如与洛维乔易同一学派的另一位思想史家列维·斯特劳斯就认为在伟大的哲学著作中能够发现所隐含着的不同意义（注：艾里斯代尔·爱德华和居乐斯·唐森德主编：《现代政治哲学解释》（Alistair Edwards and Jules Townshend,eds.,Interpreting Modern Political Philosphy），麦克米兰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按照这样的方法，历史学家的任务主要是把每个人的政治思想系统化，并从中推演出一些结论或他们对某些基本观念的态度。然后，历史学家便将几个思想家作比较，不管他们是否关心同一理论抽象层次的问题。他们的相似之处或“共同观念”都被当作历史延续性的表现；他们的不同之处则被看成历史变化或发展。因此，政治思想史变成了一些基本观念的历史，并被归结为一种单一的、发生在高度抽象层次的历史（注：张执中：《从哲学方法到历史方法》，《世界历史》1990年第6期。）。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英国，一些历史学家当然主要是思想史家开始挑战这一占据主导性的传统观点。首先对此提出批评的是剑桥大学从事思想史研究的拉斯莱特。1960年，拉斯莱特编辑出版了洛克的《政府论》，并为此写了序言，他在文章中坚持认为要用历史的方法而非哲学的方法来研究洛克。他说，我们首要的目标必定是一种纯粹的历史方法，将像洛克希望要被阅读的那样去构建洛克的文本，将其文本放置于历史的语境和洛克自己的语境中，并显示出他的思想和作品与其历史影响之间的关联（注：洛克：《政府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他还提出，历史方法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历史将能够修正我们所接受的观念（注：凯瑞·帕罗内：《昆廷·斯金纳：历史、政治和修辞》，第15页。）。同样倡导用历史方法研究思想史的另一位学者是波科克教授。波科克教授曾经在剑桥大学专攻近代思想史，著作甚丰（注：对波科克的介绍见张执中：《从哲学方法到历史方法》一文，《世界历史》1990年第6期。）。波科克认为，思考政治理论不仅仅是去研究公认的经典文本，还应在更宽广的范围探究每个社会都在谈论的不断变化的政治语言。只有置于这种大背景下，或不同的语境下，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些思想。由此，反思传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其明显的缺陷就是其研究方法是非历史性的。波科克对此作了很好的概括：“首先，思想家变成了一个个孤立个体，被从他们所属的具体社会中分离出来，好像他们身处一切时代，在对一切时代的人发议论；他们的作品也被置于其特殊的体现。再者，传统历史学家往往以哲学的方法去分析政治作品，把它们放在一种作者与过去的读者都可能未曾达到的抽象层次去研究，强加给它们一种它们实际上并未获得的逻辑连贯性。这样做，从哲学的角度看是无可非议的，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很成问题。因为当历史学家以这种方式去研究政治作品时，他所关心的与其说是作品在过去曾经经历过的，不如说是他自己在现在所能找到的东西。他因为热衷于找出作品中最大理论连贯性，往往添加给作者一些明确的意图，或把作者说成在做一些在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做的事。此外，把所有作品都当作政治哲学来对待，就是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政治思想实际上可以在许多层次发生（从实际鼓励到哲学思辨）。也就是说，政治讨论可以为哲学性的，也可以为雄辩性的。即使历史学家要加以哲学式分析的作品恰好是高度哲理性的，也不能因此就认为他的做法是历史性的。因为他提出的问题（更不用说解答）不是真正历史的问题，诸如这一作品如何在历史中产生，如何置身于历史；或作者为什么要写它，以及为什么以这种方式去写它，等等。”（注：张执中：《从哲学方法到历史方法》，《世界历史》1990年第6期。）
这样，“思想史家要从他们的特定情境和传统中来研究思想支配下的人的行为，和如何形成概念，以及抽象观念的”。总之，运用历史的研究方法，就是要在历史的情景中考察那些观念、信仰和论据，这就是“历史重建”的研究方法，而非是哲学式的“理性重建”。
拉斯莱特和波科克的历史研究方法给了斯金纳以极大的启发，他认真地阅读过拉斯莱特所编辑的洛克的《政府论》，也聆听过他的老师对此书的点评。与此同时，他特别喜欢波科克于1957年出版的《古代政制与封建法》这本书，将此书看作为他在大学学习时期最为喜欢的一本书。波科克的历史研究方法，如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来对政治思想家的著作进行讨论都给了斯金纳以很大的影响。
斯金纳完全同意前辈老师们的意见，并且在此基础上作出了自己的思考。他指出，如果我们作为政治思想的研究者继续把我们的主要注意力放在那些以他们的任何同时代人都难以匹敌的那种抽象知识水平来讨论政治生活问题的人身上，我们怎么可能希望实现这种对历史的理解。因此，“我对传统的‘拘泥书本’的方法感到不满意的一点是：虽然这种方法的倡导者往往自称是撰写政治理论史的，但他们却很少能提供给我们真正的历史”（注：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商务印务馆2002年版，第4页。）。对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观念的单元”完全抹杀了思想演进中的不断变化和无数的偶然，他批评道：“我认为，非常明显，任何试图用从经典文本中学来的‘永恒的问题’和‘普遍真理’等名词来证明观念史研究的合理性必定就是以使观念史本身更愚笨和天真为代价来对合理性的追求。像我已经显明的那样，任何思想家的陈述不可避免地体现着特定的意图，依赖特定的条件，为解决特定的问题而发言。所以，就具有了特定性。在这种方式下，想超越这种特定性将仅仅是一种天真。”（注：详见昆廷·斯金纳的文章：《意义和理解》（Quentin Skinner,"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载塔利主编：《意义和语境：昆廷·斯金纳和对他的批评》（James Tully,ed.,Meaning and Context: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波利梯出版社1988年版，第65页。）同时，针对“观念史”研究者只把研究对象定格集中于“伟大的经典文本”，集中于“观念的单元”这样的研究方法，斯金纳认为这是非历史的，是历史的荒谬。它将既定存在的一些观念抽象成为了“理想类型”，并且将这些观念看作为在任何时期都存在，只是有的时候萌芽，有的时候发展定型，完全忽视了同一种概念在不同时期所具有的不同含义。因此，人们总是认为，后来所形成的思想总是有前面的“参与者”，总是在前面的基础之上。如马基雅维里吸收了马西略的思想，马基雅维里思想有名是因为他奠定了马克思的思想基础，等等。这样，思想家当时的历史环境被弃置不管，对过去思想家的臧否也只是按照他们是否有助于我们现在已经存在的观念。这样的一种方法论带来的另外一种历史的荒谬便是无休止的争论，一种观念究竟出现在什么时候，是在谁的著作中首先提出，如权力分立理论，人们就不断地争论到底在什么时候出现（注：详见昆廷·斯金纳的文章：《意义和理解》。）。
在斯金纳看来，“观念史”研究完全是非历史性，因此，斯金纳写道：“我认为，决不存在着这样的一种观念的单元，而仅仅存在着一种在不同的时间由不同的代理人所使用不同语言的历史。我敢说，隐藏或者在使用这种语言的背后没有任何历史，他们的历史仅仅是不断要被重写的观念的历史。”（注：凯瑞·帕罗内：《昆廷·斯金纳：历史、政治和修辞》，第4页。）为此，斯金纳和剑桥学派的其他学者们创造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对待历史文本的研究和解释的特殊方式，“不去专门研究主要的理论家，即经典作家，而是集中探讨产生他们作品的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注：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第3页。）。并且将从思想家文本中来研究思想家的思想转换为研究思想家在什么状态下创作出了这样的文本，使用这样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也意味着要将思想家的文本（text）放在其所处的语境中（context）来研究。这样的研究方法也被称为“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
由此，在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上，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把注意力从只关注经典文本，或思想的连续性转移到了语境（注：诺曼·威尔逊：《历史学处在危机？当代历史编纂的新方向》（Norman J.Wilson,History in Crisis？ Recent Directions in Historiography），普林迪斯赫尔出版社1999年版，第75—76页。）。这就是说，越把文本看作为在更宽广的政治话语中的基本内容，它的内容随着变化的场景而变化，我们的研究也就越能把握其主旨。这一主旨指的是思想史的研究并非是要完全恢复思想家们的思想，而是要尽可能地去理解他们的思想。对这一方法的特质，斯金纳自己有过言简意赅的陈述：我将“捍卫着我对阅读和解释历史文本的一个特定的观点，我认为，如果我们希望以合适的历史方法来写历史观念史的话，我们需要将我们所要研究的文本放在一种思想的语境和话语的框架中，以便于我们识别那些文本的作者在写作这些文本时想做什么，用较为流行的话说，我强调文本的言语行为并将之放在语境中来考察。我的意图当然不是去完成进入考察已经逝去久远的思想家的思想这样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我只是运用历史研究最为通常的技术去抓住概念，追溯他们的差异，恢复他们的信仰，以及尽可能地以思想家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他们。”（注：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Quentin Skinner,Vision of Politics）3卷本，总序，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二
在思想史的研究中，斯金纳一直不满意于传统的研究方法，不断地思考在经典文本中，作者在写作这些文本时将要做什么，特别是他们提出并试图要回答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如何被接受和认可，或者被质问和拒绝，甚至也许故意地忽视占据主导的假设和政治争论中的准则。正是在这样的思考和探索中，斯金纳找到了在历史语境之下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径。这就是斯金纳不再笼统地使用“思想史”或者“观念史”这样宏大的方式来进行论述，而是下降到更为具体的“单位”，这个具体的单位既是思想观念的核心和内涵，也是研究思想观念的重要载体，斯金纳将这样的具体“单位”定格为“概念”。斯金纳说：“研究不断变化着的概念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独特的形式。如果我们希望去写作这一类型历史的话，我们就必须特别关注于我们用来描写和评价如霍布斯所说的我们的人工世界，即政治和道德世界的概念。”（注：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第175页。）这样，“概念史”研究的提出不仅表明着“思想史”或者“观念史”研究的具体化，而且意味着思想史研究对象的实质性转换。正像波科克所说“政治思想就是研究通常所使用的相对稳定的概念”（注：凯瑞·帕罗内：《昆廷·斯金纳：历史、政治和修辞》，第16页。）。同时，与“观念的单元”的普遍性和反历史性相比，“概念史”则更为突出了思想演进中的断裂性和历史性。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1978年，斯金纳出版了《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在这本书中，斯金纳抽取出“国家”这个概念来作为自己研究主旨的载体和体现。他要研究作为一种全能的和非人格化的国家权力是如何进入到近代世界的。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他的这种考察并非要去考察“国家”产生的“意义”，或者在思想史的进程中寻找意义，而是集中在对“概念”形成和被接受过程的考察。具体到“国家”这个概念来说，它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近代的产物。因此，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就必须要从“历史”的方法来“说明形成近代国家概念的大致过程”。为此，斯金纳说：“我从13世纪后期写起，一直写到16世纪末，因为我将设法说明，正是在这个时期逐渐具备了关于国家的可公认的近代概念的主要因素。在这个时期，从‘维持他的国家’——其实这无非意味着支撑他个人的地位——的统治者的概念决定性地转变到了这样一种概念：单独存在着一种法定和法制的秩序，亦即国家的秩序，维持这种秩序乃是统治者的职责所在。这种转变的一个后果是：国家的权力，而不是统治者的权力，开始被设想为政府的基础，从而使国家在独特的近代术语中得以概念化——国家被看作是它的疆域之内的法律和合法力量的惟一源泉，而且是它的公民效忠的惟一恰当目标。”（注：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第2页。）
通过运用“历史”的研究方法，斯金纳为我们清晰地描绘了作为近代“国家”概念如何产生，并且怎样成为了在社会和政治思想中占据主导的概念。由此，斯金纳实现了思想史研究对象和范式的转换。从一般的思想观念史的研究转换变成了具体的“概念”历史的研究，从思想史的对“意义”的探寻变成了对“概念”的形成以及其含义演进变化的探讨；从文本本身转向对文本形成特别是概念形成的知识环境的考察，从而开创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新方向和新范式，同时也奠定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新“基础”。在当时“观念史”占据主导地位的基础上，这样的一种研究方法当之无愧地应当被看作是思想史研究方法上的一场革命。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概念史的研究中，斯金纳并不特别重视概念在历史长时段中的变化，而是集中于考察在某一特定的时段中概念的“突然转换”。正如他自己所说：“概念有自己的历史，或者更进一步说，我们所用来表达我们概念的名词有一种历史，这些名词出现和废弃，以及在某种场合他们最终消失。我承认，在概念的‘命运’这类长时段的变迁并不是我主要的兴趣所在，这里我的方法与考斯莱克和他的同事们完全不同的，他们主要关注于缓慢的时间进程，而我则更多地关心概念的突然转换。”（注：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第1卷，第180页。）这种突然转换在斯金纳那里则意味着在重大的历史转型时刻相同的概念会被不同地重新定义，有时候有些概念被废弃了，有时候却成为了主导。因此，他对概念史的考察就在于不是仅仅要探讨概念所具有的意义，而是为什么这些概念会在某些时候成为了主导，起着占据或者控制人们观念的统治地位。他说：“对概念史的考察并不意味着作为恢复其含义和意义的进程中的一种内容，相反，在对这每一项的研究中，我的部分目的是去显示为什么这些被质疑的概念首先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时期并在这个概念缺席的情况下通过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方式首先成为了主导。”（注：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第1卷，第178页。）他还说：“我研究概念变化不在于关注使用一些特定的词汇来表达这些概念的‘意义’，而是通过追问运用这些概念能做什么，和考察他们相互关系和更宽广的信仰体系之间的关系。”（注：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第1卷，第4页。）
在《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中，斯金纳已经开创了这一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径，此后，他继续沿着这一思路在进行研究。1997年，斯金纳在荣任为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之际，发表了《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一书，又着重考察了“自由”这个概念。自1958年英国思想家伯林提出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这一观点后，“消极自由”的概念成为了占据主导地位而被接受。作为历史学家，作为在思想史研究中力主“概念转换”变化史研究的历史学家，我们不应该仅仅只是紧随现在通行的概念，而是要考察这个概念的含义究竟在何时形成，并固定下来成为了我们通行的一种接受。既然任何一种概念的内在含义都有着历史的演进，即它的定义会在历史的进程中而不断发生变化，因此，为了理解这个概念及其定义，我们也就需要运用历史学的方法来对此进行研究。具体到自由来讲，理解它的最好的方法应该是，弄清楚我们在使用“自由”这个词时它通常的意义是什么，它在历史进程中的不同阶段中是如何被定义的。因此，斯金纳教授将视线投向了历史，希冀在历史中重新再现关于“自由”的不同定义和更为丰富的内容。并以此来表达这一主旨，我们应该在更宽广的视野中来考察与理解“自由”。
在《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一书中，斯金纳教授通过研究17世纪英国思想家们对“自由”的论述，阐释了“自由”的含义，这种理解完全不同于伯林所提出的“消极自由”的概念，因而成为当前学术界最新和最具影响的观点，并被学术界广为引用（注：昆廷·斯金纳：《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Quentin Skinner: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也可参看拙译的中译本，上海三联出版社2003年版。）。正是在对这种“共和主义”自由思想的挖掘中为我们在当代“消极自由”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揭开了“自由”的另一种含义。同样，他也在方法论的意义上继续拓展着思想史研究的新方向。2003年，斯金纳在《国家和公民自由》一文中运用这种方法进一步考察了“自由”概念的变化。在近代早期，公民的自由指的是一种地位，在法律和社会意义上的独立状态。到了18世纪，这种理解发生了变化，被这样的观点所取代，即公民自由仅仅被看作为缺乏干涉。尽管19世纪的很多思想家想扩展自由概念的内容，将此视为人们真正利益的观念，但是并没有动摇18世纪时的定义作为惟一的主导。并且，从此以后，这种定义就一直主导着我们的观念，成为惟一性的定义（注：昆廷·斯金纳和波斯查兹主编：《国家和公民：历史、理论和展望》（Quentin Skinner and BoStrath,eds.,States and Citizen:History,Theory,Prospects），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3页。）。
在思想史的研究中，我们需要格外关注“概念史”这一方法，对概念历史演进的探讨有助于我们理解思想观念的历史演进是具体的特定的，而非永恒和普遍的；是断裂的，而非是一直延续的。这意味着虽然“概念”本身依然延续，但其内涵却不断在变化。这对我们来说，当我们在研究和理解思想和观念史时，透过“概念”这个具体的单位，并在“概念转换”所界定的内涵中将能够更好地理解思想观念的变化和演进。
三
既然在思想史研究中，“概念”的考察成为其重要的中心内容，那么与“概念”相关联的自然是语言或者说是“词汇”。它包括着两个层面的意义。
第一，与概念相伴随的新的词汇的出现。因为任何概念都是由特定的名词来表达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考察概念的历史就是概念名词的历史。正如斯金纳在《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中所说，在考虑了引起这种概念变化的历史发展之后，我在结论中搁下了历史，转而对历史语义进行了短暂的讨论——从国家的概念转至了“国家”一词。我认为，说明一个社会开始自觉地掌握一种新概念的最明确的迹象是：一套新的词汇开始出现，然后据此表现和议论这一概念。所以我认为这决定性地证实了我的这一个中心论点：在16世纪末之前，至少在英国和法国，我们发现" State" 和" Etat" 二词已经开始首次在近代的意义上使用（注：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第2—3页。）。他还说道：“一个整体的社会也许最终会改变其对一些主要价值或实践的态度，同样也改变了它通常所使用的词汇。”（注：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第1卷，第181页。）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思想史研究就必须将语言纳入到其研究对象之中。例如波科克就把“政治思想定义为政治讨论的语言”。具体而言，为了研究思想家在什么样的知识和社会状态下，他们怎么形成自己的思想，思想史家要着重探讨在这些时代所出现的词汇以及概念。因为，“说明一个社会开始自觉地掌握一种新概念的最明确的迹象是：一套新的词汇开始出现，然后据此表现和议论这一概念”（注：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第3页。）。同时，“从历史角度来看，‘政治语言’是该特定‘时代’（一个时代可持续两年到一千年不等）内人们用以表述对政治生活看法的语言”。这样，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要找寻这种规定思想含义的“政治语言”或“含义的语言”的结构和范式。研究重点应放在分析“语言，而不是运用这套语言的个人”上。于是，“‘思想的历史’便让位于语言、语汇、概念和范式等思想单位的历史。剖析某个特定的思想家，可从构成其时代的特殊语言体系入手，进而发现他的真实的言论、动机和表述的结果”（注：转引自满云龙：《思想。意识形态。语言——共和修正派与美国思想史学》，载黄安年等主编：《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111页。）。当然，对于这种语言的研究，“历史学家需要去懂得语言变化的历史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直线式的连续，在这一过程中，新的语言模式克服和代替了旧的语言模式，相反，而是表现为一套复杂的语言模式，并抵抗着语言模式的转换”（注：波科克：《政治、语言和时间》（J.G.A.Pocock,Politics,Language,and Time），序言，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第二，作为修辞意义上的词汇的使用。这意味着为什么要使用着这样的一种词汇而不是另外一种词汇，这种修辞的手法隐含着何种意义，要达到什么效果。同时，这种修辞与思想家的思想和其行动究竟是什么关系。正像斯金纳所说：语言一种是在传统方法上被用于描述意义的方面，研究意义和据称是附属于词和句子的关系，另一种最好被描述为上述语言的行动方面，研究说话者在（或通过）他们作用词和句子时得以做事情的范围（注：昆廷·斯金纳：《霍布斯的理性和论辩》（Quentin Skinner,Hobbes' s Reason and Rhetoric），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这里的译文由王加丰教授翻译，特此致谢。）。而斯金纳所关注的修辞正是第二种类型。关于这一点，斯金纳在《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中已经作出了解释。2002年，斯金纳对此又补充道，“我对概念变化的形式有兴趣，我已经把这种形式描写为作为修辞的一种特性。这种修辞的目的是奉劝听众接受其所使用的词汇，其实质是让听众接受着他们有争议的行动。”（注：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总序，第182页。）
为什么要关注语言，关注修辞，除了因为概念与名词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结之外，同时还因为我们所研究的思想家在写作文本时都运用了修辞战略，斯金纳又将此称为“文本战略”，而这种修辞战略的使用又是服务于思想家们所要表达和所要达到的目的。这种目的，实际上是对那个社会作出一种合法性的思想论证，建构一个社会得以良好运转的观念基础和使民众形成共同的认同。对此，斯金纳解释道：“我们运用我们的语言不仅仅是交流信息，与此同时也为我们的表达树立权威，去激发参加谈话者似的情感，创造进入和排它的边界，和参与很多其他的社会控制方式。”（注：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总序，第4页。）更具体来说，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通过对一些名词的修辞运用来成功地建立、支持或者改变其观念和道德认同。在这样的过程中，思想家们有时就要把一些行动描写为崇高的、友善的和值得鼓励的，而另一种行动则被描写为卑劣和丑恶的。这样，所有承担为新的观念合法性而论证重任的思想家就面对着一个艰难的但明显是修辞的任务，他们必须使某种受到质疑的社会行为合法化。所以，他们的任务必须是去显示为他们仿佛受到质疑的行为提供一系列有利于自己的词汇（注：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第1卷，第149页。）。
很明显，作为历史学家的斯金纳在政治思想史的修辞研究中受到了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的影响。奥斯汀提出，如果说话和写作被视为是追求实用价值的话，那么，作为由说话者和写作者所承担的语言行动则至少包含两种行动，一种是作者想要说或者写什么，一般来说，作者通过使用词语、句子、论据、理论等等使文本具有了特定“语言风格”或者“主题”的意义；另一种为，作者在说或者写这些词语、句子、论据等中将要做的那些行为，据此，他将使自己的说或者写带有一种论点，或者一种他要表达的确切含义，奥斯汀将此称为“语内表达行为”（illocution）。对于维特根斯坦，斯金纳特别欣赏他的一句话：语言即为行动，并且将自己的研究方法概括为语言即为行动。他说：“思想史研究有两种方法，或者语言有两种维度。第一是被描写为意义的范围，研究与词汇和语言。第二种是语言行动的维度范围，研究说话者在运用单词和句式时所能行动的范围。传统研究重视第一种，而我则关注于第二种。如果概括我的研究方法的话，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语言即为行动。”（注：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总序，第2页。）因此，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斯金纳将修辞和概念的变化纳入了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之中，探讨思想家如何利用修辞来对概念进行重新定义，运用新的词汇以便创造新的概念，对词汇的重新编排以便为某种政治行为找到合理性等等。通过这一路径，我们才能准确地理解在历史上所出现的很多政治概念和政治行为，理解政治观念、原则与思想的不断演进。
让我们回到文本本身来进行考察，当人们在对任何文本进行研究的时候，为了要准确地理解文本的意义，以及作者所要表达的含义，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必须要重视作者在写作文本时所运用的语言或者修辞，因为“文本自身并不能够充分地成为我们考察和研究的客体”，我们必须要把文本的修辞特征看作为我们研究的必要前提和组成部分。斯金纳在研究概念的变化时特别指出，“通过考察，我将再次重申我的异义，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概念仅是工具。为了要理解概念，不仅必然要把握用来表达其意义的词汇的意义，而且也要了解利用这一词汇将所能从事活动的范围。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们所承继的思想范式已经标志着思想的长期连续性，但我仍然固执地相信，概念的历史并非如此，它们仅将是只有在论证中被使用的历史。”（注：凯瑞·帕罗内：《昆廷·斯金纳：历史、政治和修辞》，第37页。）这就是说，“概念”本身并没有自然地具有意义，相反，“概念”所包含的意义的维度始终与语言的使用方式相关联，其语言的风格、词汇的选择和表达的范围与概念所包含的意义紧密相连。例如，人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带有不同的目的来表达相同的事情，同样，相同的语言也会指代不同的概念含义，有时人们还常常使用暗示、讽刺语等等来表达自己特定的含义。因此，在思想史研究中，我们就必须研究与文本相关联的修辞，研究人们如何说和为什么要说。这样，当我们在阅读文本或者历史材料时，正如斯金纳所说，我们将会思考，这些词汇意味着什么，一些特定的词汇意味着什么，这本著作对我意味着什么，在这一文本中，作者通过他所说的什么从而表达了什么含义。同样，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要关注和考察作者在写作文本时所要做的什么，即语言的表达行为，而不是考察作者在写作文本时期望要取得的什么，即语言表达效果（perlocution）。通过这样的分析，斯金纳坚持认为，语言的修辞方式理应成为文本研究的有机组成，应被增加到研究内容之中和成为思想史研究的对象。1996年，斯金纳就是使用了这种方法对霍布斯的《利维坦》进行了修辞学特征的分析，从而更加准确地理解文本及其他的政治思想。
1984年，理查德·罗蒂对学术研究的发展和演进作出了这样三种“转向”的概括，分别是“语言转向”、“解释转向”和“修辞转向”。认为目前在学术研究中“修辞转向”正在成为学术研究的新取向。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斯金纳在思想史研究中对“修辞”的重视，并且成功地将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的语言哲学运用到思想史的研究，从而不仅发展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同时也更进一步深化了思想史的研究。
斯金纳曾经这样说过语言与我们现实世界的关系，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斯金纳在思想史研究中特别重视语言修辞的作用。“语言像其他社会权力一样自然是一种强制，它全然塑造了我们……然而，语言也是一种资源，我们能够使用它来塑造我们的世界。因此，在这一意义上说，笔为利剑。我们通常在实践中体现着语言并受之限制，但这些实践部分地取得其主导地位归因于我们抓住了我们通常所使用的语言的权力。始终向我们展现的是，运用我们的语言资源来削弱或加强这些实践，也许我们会比有时设想的更自由。”（注：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总序，第7页。）正像著名的思想史学者詹姆士·塔利曾经以“笔为利剑：昆廷·斯金纳对政治的分析”为题论述了斯金纳对思想史研究的贡献。他写道：斯金纳不仅研究了思想史和方法论，而且使用了这种方法来解读现在。斯金纳的贡献在于：解读历史的文本，考察观念的形成和变化，分析观念与其所代表的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注：塔利主编：《意义和语境：昆廷·斯金纳和对他的批评》，第7页。）。
在我看来，斯金纳不仅在思想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具体研究领域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还对思想史的意义给出了价值性的评判。他回答了思想史研究与现实社会观念的关系，解答了思想史研究在现实观念建构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斯金纳已经用历史语境和概念史的研究方式告诉了我们，我们不能够全然相信那种抽象的和被认为是普遍性的观念或者概念，相反，我们应该看到不同时代对概念的不同定义和不同理解。因此，在这一意义上讲，斯金纳用“特殊”分解了“普遍”，用“解构”挑战了“既存”；用不同定义的“断裂”回应着毫无变化的一致与“延续”；用历史语境打破了任何对既定观念或者概念的神圣永恒的崇拜，甚至用修辞回答了我们的现实世界并非必然就是如此，而只是被我们的语言所塑造。同时，正是在对思想史进行“历史”的研究中才有助于我们理解久远的价值观念如何凸现在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中，和我们今天思考这些价值观念的方式，反思在不同可能的状态中、不同的时间里我们所做出的一系列选择。实际上，正是这种类型的思想史研究才会使我们不会盲目地轻信于某种占据主导地位的观念，帮助我们从对某些观念的主导性解释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并对它们进行重新理解。当然，这种理解并不是说我们要把相异的价值偷偷地私自塞进在历史中。相反，思想史家的作用就在于从历史中挖掘出不同的定义，从而有助于读者对现在的观念和信仰作出自己的判断，并作出新的选择，建构起不同于以往的另一种世界。正因为此，历史的研究、思想史的研究才具有了格外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11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5年04期第106～115页
【作者简介】李宏图，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 200062）
一
昆廷·斯金纳教授出生于1940年，受业于剑桥大学，毕业后，他曾于1974—1975年和1976—1979年两度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院作学术研究。1978年，斯金纳教授出版了《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注：这本书的英文原文为"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中文翻译为现在的名称，但是，这样翻译没有能够准确地反映出斯金纳的思想，实际上，“起源”（Origin）才更能够体现他的原意。因此，这本书可以翻译为“近代政治思想的起源”。），这本书汇聚了斯金纳教授多年来对思想史研究的思考和成果，是运用“历史”方法研究思想史的代表性著作。该书出版后立刻获得好评，并于次年获得沃尔夫森学术奖（Wolfson Literary Prize）。此后，斯金纳教授在思想史研究领域内继续开拓，在马基雅维里研究、英国近代思想史、思想史的方法论等一系列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著有《马基雅维里》（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年），主编《剑桥文艺复兴哲学史》（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翻译《君主论》为英文，主编《马基雅维里与共和主义》（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了《霍布斯哲学中的理性和修辞》（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2002年，他又推出了三卷本的煌煌巨著《政治的视界》（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因其卓越的学术贡献，1997年斯金纳教授荣任为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这标志着他获得了学术上的最高地位。
为了便于理解斯金纳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贡献，我们需要对西方思想史研究的演进作一梳理，勾勒其大致的轮廓。因为只有在这样的“长时段”中，才能凸显出他在思想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价值。
长期以来，在思想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常常是在“哲学”的抽象层面上来展开其研究，这以美国的“历史观念史”的开创者阿瑟·洛维乔易为代表。作为“历史观念史的主要创始者”（注：普莱斯顿·肯：《历史观念史方法导论》（Preston King,ed.,The History of Ideas:An Introduction to Method），科罗赫尔姆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1936年，他出版了《人类观念的伟大环节》（The Great Chain of Being）一书（注：此书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名为《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他的研究不像以往那样只是简单地追踪思想体系的哲学史的研究，而是聚焦于“观念的单元”（Unit Ideas）。这里的“观念的单元”意指西方思想传统中那些基本的和经久不变的观念。虽然这些观念可以被分开和重新组织，但一般来说，整个西方社会都不假思索地继承了这些观念。在人类思想的演进中，这些基本的观念就成为了基本的存在，成为了思想演进进程中的“伟大环节”，影响或者决定着人类思想的发展。同时，在思想史研究的资料上，研究者几乎全部集中于那些“经典思想家”的著作，把他们的著作看作为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惟一材料。于是，一谈到思想史的研究，就必然是对这些经典文本的解读。正如斯金纳所说，一些主要的经典文本被广泛地视为政治思想史惟一的研究对象。例如与洛维乔易同一学派的另一位思想史家列维·斯特劳斯就认为在伟大的哲学著作中能够发现所隐含着的不同意义（注：艾里斯代尔·爱德华和居乐斯·唐森德主编：《现代政治哲学解释》（Alistair Edwards and Jules Townshend,eds.,Interpreting Modern Political Philosphy），麦克米兰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按照这样的方法，历史学家的任务主要是把每个人的政治思想系统化，并从中推演出一些结论或他们对某些基本观念的态度。然后，历史学家便将几个思想家作比较，不管他们是否关心同一理论抽象层次的问题。他们的相似之处或“共同观念”都被当作历史延续性的表现；他们的不同之处则被看成历史变化或发展。因此，政治思想史变成了一些基本观念的历史，并被归结为一种单一的、发生在高度抽象层次的历史（注：张执中：《从哲学方法到历史方法》，《世界历史》1990年第6期。）。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英国，一些历史学家当然主要是思想史家开始挑战这一占据主导性的传统观点。首先对此提出批评的是剑桥大学从事思想史研究的拉斯莱特。1960年，拉斯莱特编辑出版了洛克的《政府论》，并为此写了序言，他在文章中坚持认为要用历史的方法而非哲学的方法来研究洛克。他说，我们首要的目标必定是一种纯粹的历史方法，将像洛克希望要被阅读的那样去构建洛克的文本，将其文本放置于历史的语境和洛克自己的语境中，并显示出他的思想和作品与其历史影响之间的关联（注：洛克：《政府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他还提出，历史方法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历史将能够修正我们所接受的观念（注：凯瑞·帕罗内：《昆廷·斯金纳：历史、政治和修辞》，第15页。）。同样倡导用历史方法研究思想史的另一位学者是波科克教授。波科克教授曾经在剑桥大学专攻近代思想史，著作甚丰（注：对波科克的介绍见张执中：《从哲学方法到历史方法》一文，《世界历史》1990年第6期。）。波科克认为，思考政治理论不仅仅是去研究公认的经典文本，还应在更宽广的范围探究每个社会都在谈论的不断变化的政治语言。只有置于这种大背景下，或不同的语境下，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些思想。由此，反思传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其明显的缺陷就是其研究方法是非历史性的。波科克对此作了很好的概括：“首先，思想家变成了一个个孤立个体，被从他们所属的具体社会中分离出来，好像他们身处一切时代，在对一切时代的人发议论；他们的作品也被置于其特殊的体现。再者，传统历史学家往往以哲学的方法去分析政治作品，把它们放在一种作者与过去的读者都可能未曾达到的抽象层次去研究，强加给它们一种它们实际上并未获得的逻辑连贯性。这样做，从哲学的角度看是无可非议的，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很成问题。因为当历史学家以这种方式去研究政治作品时，他所关心的与其说是作品在过去曾经经历过的，不如说是他自己在现在所能找到的东西。他因为热衷于找出作品中最大理论连贯性，往往添加给作者一些明确的意图，或把作者说成在做一些在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做的事。此外，把所有作品都当作政治哲学来对待，就是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政治思想实际上可以在许多层次发生（从实际鼓励到哲学思辨）。也就是说，政治讨论可以为哲学性的，也可以为雄辩性的。即使历史学家要加以哲学式分析的作品恰好是高度哲理性的，也不能因此就认为他的做法是历史性的。因为他提出的问题（更不用说解答）不是真正历史的问题，诸如这一作品如何在历史中产生，如何置身于历史；或作者为什么要写它，以及为什么以这种方式去写它，等等。”（注：张执中：《从哲学方法到历史方法》，《世界历史》1990年第6期。）
这样，“思想史家要从他们的特定情境和传统中来研究思想支配下的人的行为，和如何形成概念，以及抽象观念的”。总之，运用历史的研究方法，就是要在历史的情景中考察那些观念、信仰和论据，这就是“历史重建”的研究方法，而非是哲学式的“理性重建”。
拉斯莱特和波科克的历史研究方法给了斯金纳以极大的启发，他认真地阅读过拉斯莱特所编辑的洛克的《政府论》，也聆听过他的老师对此书的点评。与此同时，他特别喜欢波科克于1957年出版的《古代政制与封建法》这本书，将此书看作为他在大学学习时期最为喜欢的一本书。波科克的历史研究方法，如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来对政治思想家的著作进行讨论都给了斯金纳以很大的影响。
斯金纳完全同意前辈老师们的意见，并且在此基础上作出了自己的思考。他指出，如果我们作为政治思想的研究者继续把我们的主要注意力放在那些以他们的任何同时代人都难以匹敌的那种抽象知识水平来讨论政治生活问题的人身上，我们怎么可能希望实现这种对历史的理解。因此，“我对传统的‘拘泥书本’的方法感到不满意的一点是：虽然这种方法的倡导者往往自称是撰写政治理论史的，但他们却很少能提供给我们真正的历史”（注：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商务印务馆2002年版，第4页。）。对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观念的单元”完全抹杀了思想演进中的不断变化和无数的偶然，他批评道：“我认为，非常明显，任何试图用从经典文本中学来的‘永恒的问题’和‘普遍真理’等名词来证明观念史研究的合理性必定就是以使观念史本身更愚笨和天真为代价来对合理性的追求。像我已经显明的那样，任何思想家的陈述不可避免地体现着特定的意图，依赖特定的条件，为解决特定的问题而发言。所以，就具有了特定性。在这种方式下，想超越这种特定性将仅仅是一种天真。”（注：详见昆廷·斯金纳的文章：《意义和理解》（Quentin Skinner,"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载塔利主编：《意义和语境：昆廷·斯金纳和对他的批评》（James Tully,ed.,Meaning and Context: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波利梯出版社1988年版，第65页。）同时，针对“观念史”研究者只把研究对象定格集中于“伟大的经典文本”，集中于“观念的单元”这样的研究方法，斯金纳认为这是非历史的，是历史的荒谬。它将既定存在的一些观念抽象成为了“理想类型”，并且将这些观念看作为在任何时期都存在，只是有的时候萌芽，有的时候发展定型，完全忽视了同一种概念在不同时期所具有的不同含义。因此，人们总是认为，后来所形成的思想总是有前面的“参与者”，总是在前面的基础之上。如马基雅维里吸收了马西略的思想，马基雅维里思想有名是因为他奠定了马克思的思想基础，等等。这样，思想家当时的历史环境被弃置不管，对过去思想家的臧否也只是按照他们是否有助于我们现在已经存在的观念。这样的一种方法论带来的另外一种历史的荒谬便是无休止的争论，一种观念究竟出现在什么时候，是在谁的著作中首先提出，如权力分立理论，人们就不断地争论到底在什么时候出现（注：详见昆廷·斯金纳的文章：《意义和理解》。）。
在斯金纳看来，“观念史”研究完全是非历史性，因此，斯金纳写道：“我认为，决不存在着这样的一种观念的单元，而仅仅存在着一种在不同的时间由不同的代理人所使用不同语言的历史。我敢说，隐藏或者在使用这种语言的背后没有任何历史，他们的历史仅仅是不断要被重写的观念的历史。”（注：凯瑞·帕罗内：《昆廷·斯金纳：历史、政治和修辞》，第4页。）为此，斯金纳和剑桥学派的其他学者们创造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对待历史文本的研究和解释的特殊方式，“不去专门研究主要的理论家，即经典作家，而是集中探讨产生他们作品的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注：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第3页。）。并且将从思想家文本中来研究思想家的思想转换为研究思想家在什么状态下创作出了这样的文本，使用这样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也意味着要将思想家的文本（text）放在其所处的语境中（context）来研究。这样的研究方法也被称为“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
由此，在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上，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把注意力从只关注经典文本，或思想的连续性转移到了语境（注：诺曼·威尔逊：《历史学处在危机？当代历史编纂的新方向》（Norman J.Wilson,History in Crisis？ Recent Directions in Historiography），普林迪斯赫尔出版社1999年版，第75—76页。）。这就是说，越把文本看作为在更宽广的政治话语中的基本内容，它的内容随着变化的场景而变化，我们的研究也就越能把握其主旨。这一主旨指的是思想史的研究并非是要完全恢复思想家们的思想，而是要尽可能地去理解他们的思想。对这一方法的特质，斯金纳自己有过言简意赅的陈述：我将“捍卫着我对阅读和解释历史文本的一个特定的观点，我认为，如果我们希望以合适的历史方法来写历史观念史的话，我们需要将我们所要研究的文本放在一种思想的语境和话语的框架中，以便于我们识别那些文本的作者在写作这些文本时想做什么，用较为流行的话说，我强调文本的言语行为并将之放在语境中来考察。我的意图当然不是去完成进入考察已经逝去久远的思想家的思想这样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我只是运用历史研究最为通常的技术去抓住概念，追溯他们的差异，恢复他们的信仰，以及尽可能地以思想家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他们。”（注：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Quentin Skinner,Vision of Politics）3卷本，总序，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二
在思想史的研究中，斯金纳一直不满意于传统的研究方法，不断地思考在经典文本中，作者在写作这些文本时将要做什么，特别是他们提出并试图要回答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如何被接受和认可，或者被质问和拒绝，甚至也许故意地忽视占据主导的假设和政治争论中的准则。正是在这样的思考和探索中，斯金纳找到了在历史语境之下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径。这就是斯金纳不再笼统地使用“思想史”或者“观念史”这样宏大的方式来进行论述，而是下降到更为具体的“单位”，这个具体的单位既是思想观念的核心和内涵，也是研究思想观念的重要载体，斯金纳将这样的具体“单位”定格为“概念”。斯金纳说：“研究不断变化着的概念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独特的形式。如果我们希望去写作这一类型历史的话，我们就必须特别关注于我们用来描写和评价如霍布斯所说的我们的人工世界，即政治和道德世界的概念。”（注：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第175页。）这样，“概念史”研究的提出不仅表明着“思想史”或者“观念史”研究的具体化，而且意味着思想史研究对象的实质性转换。正像波科克所说“政治思想就是研究通常所使用的相对稳定的概念”（注：凯瑞·帕罗内：《昆廷·斯金纳：历史、政治和修辞》，第16页。）。同时，与“观念的单元”的普遍性和反历史性相比，“概念史”则更为突出了思想演进中的断裂性和历史性。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1978年，斯金纳出版了《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在这本书中，斯金纳抽取出“国家”这个概念来作为自己研究主旨的载体和体现。他要研究作为一种全能的和非人格化的国家权力是如何进入到近代世界的。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他的这种考察并非要去考察“国家”产生的“意义”，或者在思想史的进程中寻找意义，而是集中在对“概念”形成和被接受过程的考察。具体到“国家”这个概念来说，它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近代的产物。因此，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就必须要从“历史”的方法来“说明形成近代国家概念的大致过程”。为此，斯金纳说：“我从13世纪后期写起，一直写到16世纪末，因为我将设法说明，正是在这个时期逐渐具备了关于国家的可公认的近代概念的主要因素。在这个时期，从‘维持他的国家’——其实这无非意味着支撑他个人的地位——的统治者的概念决定性地转变到了这样一种概念：单独存在着一种法定和法制的秩序，亦即国家的秩序，维持这种秩序乃是统治者的职责所在。这种转变的一个后果是：国家的权力，而不是统治者的权力，开始被设想为政府的基础，从而使国家在独特的近代术语中得以概念化——国家被看作是它的疆域之内的法律和合法力量的惟一源泉，而且是它的公民效忠的惟一恰当目标。”（注：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第2页。）
通过运用“历史”的研究方法，斯金纳为我们清晰地描绘了作为近代“国家”概念如何产生，并且怎样成为了在社会和政治思想中占据主导的概念。由此，斯金纳实现了思想史研究对象和范式的转换。从一般的思想观念史的研究转换变成了具体的“概念”历史的研究，从思想史的对“意义”的探寻变成了对“概念”的形成以及其含义演进变化的探讨；从文本本身转向对文本形成特别是概念形成的知识环境的考察，从而开创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新方向和新范式，同时也奠定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新“基础”。在当时“观念史”占据主导地位的基础上，这样的一种研究方法当之无愧地应当被看作是思想史研究方法上的一场革命。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概念史的研究中，斯金纳并不特别重视概念在历史长时段中的变化，而是集中于考察在某一特定的时段中概念的“突然转换”。正如他自己所说：“概念有自己的历史，或者更进一步说，我们所用来表达我们概念的名词有一种历史，这些名词出现和废弃，以及在某种场合他们最终消失。我承认，在概念的‘命运’这类长时段的变迁并不是我主要的兴趣所在，这里我的方法与考斯莱克和他的同事们完全不同的，他们主要关注于缓慢的时间进程，而我则更多地关心概念的突然转换。”（注：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第1卷，第180页。）这种突然转换在斯金纳那里则意味着在重大的历史转型时刻相同的概念会被不同地重新定义，有时候有些概念被废弃了，有时候却成为了主导。因此，他对概念史的考察就在于不是仅仅要探讨概念所具有的意义，而是为什么这些概念会在某些时候成为了主导，起着占据或者控制人们观念的统治地位。他说：“对概念史的考察并不意味着作为恢复其含义和意义的进程中的一种内容，相反，在对这每一项的研究中，我的部分目的是去显示为什么这些被质疑的概念首先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时期并在这个概念缺席的情况下通过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方式首先成为了主导。”（注：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第1卷，第178页。）他还说：“我研究概念变化不在于关注使用一些特定的词汇来表达这些概念的‘意义’，而是通过追问运用这些概念能做什么，和考察他们相互关系和更宽广的信仰体系之间的关系。”（注：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第1卷，第4页。）
在《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中，斯金纳已经开创了这一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径，此后，他继续沿着这一思路在进行研究。1997年，斯金纳在荣任为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之际，发表了《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一书，又着重考察了“自由”这个概念。自1958年英国思想家伯林提出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这一观点后，“消极自由”的概念成为了占据主导地位而被接受。作为历史学家，作为在思想史研究中力主“概念转换”变化史研究的历史学家，我们不应该仅仅只是紧随现在通行的概念，而是要考察这个概念的含义究竟在何时形成，并固定下来成为了我们通行的一种接受。既然任何一种概念的内在含义都有着历史的演进，即它的定义会在历史的进程中而不断发生变化，因此，为了理解这个概念及其定义，我们也就需要运用历史学的方法来对此进行研究。具体到自由来讲，理解它的最好的方法应该是，弄清楚我们在使用“自由”这个词时它通常的意义是什么，它在历史进程中的不同阶段中是如何被定义的。因此，斯金纳教授将视线投向了历史，希冀在历史中重新再现关于“自由”的不同定义和更为丰富的内容。并以此来表达这一主旨，我们应该在更宽广的视野中来考察与理解“自由”。
在《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一书中，斯金纳教授通过研究17世纪英国思想家们对“自由”的论述，阐释了“自由”的含义，这种理解完全不同于伯林所提出的“消极自由”的概念，因而成为当前学术界最新和最具影响的观点，并被学术界广为引用（注：昆廷·斯金纳：《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Quentin Skinner: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也可参看拙译的中译本，上海三联出版社2003年版。）。正是在对这种“共和主义”自由思想的挖掘中为我们在当代“消极自由”观点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揭开了“自由”的另一种含义。同样，他也在方法论的意义上继续拓展着思想史研究的新方向。2003年，斯金纳在《国家和公民自由》一文中运用这种方法进一步考察了“自由”概念的变化。在近代早期，公民的自由指的是一种地位，在法律和社会意义上的独立状态。到了18世纪，这种理解发生了变化，被这样的观点所取代，即公民自由仅仅被看作为缺乏干涉。尽管19世纪的很多思想家想扩展自由概念的内容，将此视为人们真正利益的观念，但是并没有动摇18世纪时的定义作为惟一的主导。并且，从此以后，这种定义就一直主导着我们的观念，成为惟一性的定义（注：昆廷·斯金纳和波斯查兹主编：《国家和公民：历史、理论和展望》（Quentin Skinner and BoStrath,eds.,States and Citizen:History,Theory,Prospects），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3页。）。
在思想史的研究中，我们需要格外关注“概念史”这一方法，对概念历史演进的探讨有助于我们理解思想观念的历史演进是具体的特定的，而非永恒和普遍的；是断裂的，而非是一直延续的。这意味着虽然“概念”本身依然延续，但其内涵却不断在变化。这对我们来说，当我们在研究和理解思想和观念史时，透过“概念”这个具体的单位，并在“概念转换”所界定的内涵中将能够更好地理解思想观念的变化和演进。
三
既然在思想史研究中，“概念”的考察成为其重要的中心内容，那么与“概念”相关联的自然是语言或者说是“词汇”。它包括着两个层面的意义。
第一，与概念相伴随的新的词汇的出现。因为任何概念都是由特定的名词来表达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考察概念的历史就是概念名词的历史。正如斯金纳在《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中所说，在考虑了引起这种概念变化的历史发展之后，我在结论中搁下了历史，转而对历史语义进行了短暂的讨论——从国家的概念转至了“国家”一词。我认为，说明一个社会开始自觉地掌握一种新概念的最明确的迹象是：一套新的词汇开始出现，然后据此表现和议论这一概念。所以我认为这决定性地证实了我的这一个中心论点：在16世纪末之前，至少在英国和法国，我们发现" State" 和" Etat" 二词已经开始首次在近代的意义上使用（注：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第2—3页。）。他还说道：“一个整体的社会也许最终会改变其对一些主要价值或实践的态度，同样也改变了它通常所使用的词汇。”（注：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第1卷，第181页。）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思想史研究就必须将语言纳入到其研究对象之中。例如波科克就把“政治思想定义为政治讨论的语言”。具体而言，为了研究思想家在什么样的知识和社会状态下，他们怎么形成自己的思想，思想史家要着重探讨在这些时代所出现的词汇以及概念。因为，“说明一个社会开始自觉地掌握一种新概念的最明确的迹象是：一套新的词汇开始出现，然后据此表现和议论这一概念”（注：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第3页。）。同时，“从历史角度来看，‘政治语言’是该特定‘时代’（一个时代可持续两年到一千年不等）内人们用以表述对政治生活看法的语言”。这样，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要找寻这种规定思想含义的“政治语言”或“含义的语言”的结构和范式。研究重点应放在分析“语言，而不是运用这套语言的个人”上。于是，“‘思想的历史’便让位于语言、语汇、概念和范式等思想单位的历史。剖析某个特定的思想家，可从构成其时代的特殊语言体系入手，进而发现他的真实的言论、动机和表述的结果”（注：转引自满云龙：《思想。意识形态。语言——共和修正派与美国思想史学》，载黄安年等主编：《美国史研究与学术创新》，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111页。）。当然，对于这种语言的研究，“历史学家需要去懂得语言变化的历史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直线式的连续，在这一过程中，新的语言模式克服和代替了旧的语言模式，相反，而是表现为一套复杂的语言模式，并抵抗着语言模式的转换”（注：波科克：《政治、语言和时间》（J.G.A.Pocock,Politics,Language,and Time），序言，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第二，作为修辞意义上的词汇的使用。这意味着为什么要使用着这样的一种词汇而不是另外一种词汇，这种修辞的手法隐含着何种意义，要达到什么效果。同时，这种修辞与思想家的思想和其行动究竟是什么关系。正像斯金纳所说：语言一种是在传统方法上被用于描述意义的方面，研究意义和据称是附属于词和句子的关系，另一种最好被描述为上述语言的行动方面，研究说话者在（或通过）他们作用词和句子时得以做事情的范围（注：昆廷·斯金纳：《霍布斯的理性和论辩》（Quentin Skinner,Hobbes' s Reason and Rhetoric），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这里的译文由王加丰教授翻译，特此致谢。）。而斯金纳所关注的修辞正是第二种类型。关于这一点，斯金纳在《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中已经作出了解释。2002年，斯金纳对此又补充道，“我对概念变化的形式有兴趣，我已经把这种形式描写为作为修辞的一种特性。这种修辞的目的是奉劝听众接受其所使用的词汇，其实质是让听众接受着他们有争议的行动。”（注：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总序，第182页。）
为什么要关注语言，关注修辞，除了因为概念与名词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结之外，同时还因为我们所研究的思想家在写作文本时都运用了修辞战略，斯金纳又将此称为“文本战略”，而这种修辞战略的使用又是服务于思想家们所要表达和所要达到的目的。这种目的，实际上是对那个社会作出一种合法性的思想论证，建构一个社会得以良好运转的观念基础和使民众形成共同的认同。对此，斯金纳解释道：“我们运用我们的语言不仅仅是交流信息，与此同时也为我们的表达树立权威，去激发参加谈话者似的情感，创造进入和排它的边界，和参与很多其他的社会控制方式。”（注：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总序，第4页。）更具体来说，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通过对一些名词的修辞运用来成功地建立、支持或者改变其观念和道德认同。在这样的过程中，思想家们有时就要把一些行动描写为崇高的、友善的和值得鼓励的，而另一种行动则被描写为卑劣和丑恶的。这样，所有承担为新的观念合法性而论证重任的思想家就面对着一个艰难的但明显是修辞的任务，他们必须使某种受到质疑的社会行为合法化。所以，他们的任务必须是去显示为他们仿佛受到质疑的行为提供一系列有利于自己的词汇（注：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第1卷，第149页。）。
很明显，作为历史学家的斯金纳在政治思想史的修辞研究中受到了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的影响。奥斯汀提出，如果说话和写作被视为是追求实用价值的话，那么，作为由说话者和写作者所承担的语言行动则至少包含两种行动，一种是作者想要说或者写什么，一般来说，作者通过使用词语、句子、论据、理论等等使文本具有了特定“语言风格”或者“主题”的意义；另一种为，作者在说或者写这些词语、句子、论据等中将要做的那些行为，据此，他将使自己的说或者写带有一种论点，或者一种他要表达的确切含义，奥斯汀将此称为“语内表达行为”（illocution）。对于维特根斯坦，斯金纳特别欣赏他的一句话：语言即为行动，并且将自己的研究方法概括为语言即为行动。他说：“思想史研究有两种方法，或者语言有两种维度。第一是被描写为意义的范围，研究与词汇和语言。第二种是语言行动的维度范围，研究说话者在运用单词和句式时所能行动的范围。传统研究重视第一种，而我则关注于第二种。如果概括我的研究方法的话，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语言即为行动。”（注：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总序，第2页。）因此，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斯金纳将修辞和概念的变化纳入了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之中，探讨思想家如何利用修辞来对概念进行重新定义，运用新的词汇以便创造新的概念，对词汇的重新编排以便为某种政治行为找到合理性等等。通过这一路径，我们才能准确地理解在历史上所出现的很多政治概念和政治行为，理解政治观念、原则与思想的不断演进。
让我们回到文本本身来进行考察，当人们在对任何文本进行研究的时候，为了要准确地理解文本的意义，以及作者所要表达的含义，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必须要重视作者在写作文本时所运用的语言或者修辞，因为“文本自身并不能够充分地成为我们考察和研究的客体”，我们必须要把文本的修辞特征看作为我们研究的必要前提和组成部分。斯金纳在研究概念的变化时特别指出，“通过考察，我将再次重申我的异义，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概念仅是工具。为了要理解概念，不仅必然要把握用来表达其意义的词汇的意义，而且也要了解利用这一词汇将所能从事活动的范围。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们所承继的思想范式已经标志着思想的长期连续性，但我仍然固执地相信，概念的历史并非如此，它们仅将是只有在论证中被使用的历史。”（注：凯瑞·帕罗内：《昆廷·斯金纳：历史、政治和修辞》，第37页。）这就是说，“概念”本身并没有自然地具有意义，相反，“概念”所包含的意义的维度始终与语言的使用方式相关联，其语言的风格、词汇的选择和表达的范围与概念所包含的意义紧密相连。例如，人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带有不同的目的来表达相同的事情，同样，相同的语言也会指代不同的概念含义，有时人们还常常使用暗示、讽刺语等等来表达自己特定的含义。因此，在思想史研究中，我们就必须研究与文本相关联的修辞，研究人们如何说和为什么要说。这样，当我们在阅读文本或者历史材料时，正如斯金纳所说，我们将会思考，这些词汇意味着什么，一些特定的词汇意味着什么，这本著作对我意味着什么，在这一文本中，作者通过他所说的什么从而表达了什么含义。同样，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要关注和考察作者在写作文本时所要做的什么，即语言的表达行为，而不是考察作者在写作文本时期望要取得的什么，即语言表达效果（perlocution）。通过这样的分析，斯金纳坚持认为，语言的修辞方式理应成为文本研究的有机组成，应被增加到研究内容之中和成为思想史研究的对象。1996年，斯金纳就是使用了这种方法对霍布斯的《利维坦》进行了修辞学特征的分析，从而更加准确地理解文本及其他的政治思想。
1984年，理查德·罗蒂对学术研究的发展和演进作出了这样三种“转向”的概括，分别是“语言转向”、“解释转向”和“修辞转向”。认为目前在学术研究中“修辞转向”正在成为学术研究的新取向。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斯金纳在思想史研究中对“修辞”的重视，并且成功地将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的语言哲学运用到思想史的研究，从而不仅发展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同时也更进一步深化了思想史的研究。
斯金纳曾经这样说过语言与我们现实世界的关系，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斯金纳在思想史研究中特别重视语言修辞的作用。“语言像其他社会权力一样自然是一种强制，它全然塑造了我们……然而，语言也是一种资源，我们能够使用它来塑造我们的世界。因此，在这一意义上说，笔为利剑。我们通常在实践中体现着语言并受之限制，但这些实践部分地取得其主导地位归因于我们抓住了我们通常所使用的语言的权力。始终向我们展现的是，运用我们的语言资源来削弱或加强这些实践，也许我们会比有时设想的更自由。”（注：昆廷·斯金纳：《政治的视界》总序，第7页。）正像著名的思想史学者詹姆士·塔利曾经以“笔为利剑：昆廷·斯金纳对政治的分析”为题论述了斯金纳对思想史研究的贡献。他写道：斯金纳不仅研究了思想史和方法论，而且使用了这种方法来解读现在。斯金纳的贡献在于：解读历史的文本，考察观念的形成和变化，分析观念与其所代表的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注：塔利主编：《意义和语境：昆廷·斯金纳和对他的批评》，第7页。）。
在我看来，斯金纳不仅在思想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具体研究领域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还对思想史的意义给出了价值性的评判。他回答了思想史研究与现实社会观念的关系，解答了思想史研究在现实观念建构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斯金纳已经用历史语境和概念史的研究方式告诉了我们，我们不能够全然相信那种抽象的和被认为是普遍性的观念或者概念，相反，我们应该看到不同时代对概念的不同定义和不同理解。因此，在这一意义上讲，斯金纳用“特殊”分解了“普遍”，用“解构”挑战了“既存”；用不同定义的“断裂”回应着毫无变化的一致与“延续”；用历史语境打破了任何对既定观念或者概念的神圣永恒的崇拜，甚至用修辞回答了我们的现实世界并非必然就是如此，而只是被我们的语言所塑造。同时，正是在对思想史进行“历史”的研究中才有助于我们理解久远的价值观念如何凸现在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中，和我们今天思考这些价值观念的方式，反思在不同可能的状态中、不同的时间里我们所做出的一系列选择。实际上，正是这种类型的思想史研究才会使我们不会盲目地轻信于某种占据主导地位的观念，帮助我们从对某些观念的主导性解释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并对它们进行重新理解。当然，这种理解并不是说我们要把相异的价值偷偷地私自塞进在历史中。相反，思想史家的作用就在于从历史中挖掘出不同的定义，从而有助于读者对现在的观念和信仰作出自己的判断，并作出新的选择，建构起不同于以往的另一种世界。正因为此，历史的研究、思想史的研究才具有了格外重要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