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略论希腊化史学
陈恒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11期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2005年03期第46～53页
【作者简介】陈恒，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上海 200234）
【关 键 词】提迈欧/波里比阿/人类整体意识
亚历山大东征极具野蛮性、掠夺性，给东方各民族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不过客观上却促进了希腊和东方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也使希腊历史学家的眼界为之开阔。（注：亚历山大东征打破了“城邦观念”，使希腊人认识了东方；十字军东征（1096—1270年）打破了“宗教观念”，使欧洲人认识到东方。）“希腊思想在获得了对它自身及其自身价值的意识之后，就着手征服世界。”（注：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33页。）希腊化时代的史学，也秉承了这一特性，一方面，这一时期的史学延续和发展了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开创的史学传统；另一方面，也糅合了一些东方因素，使得这一时期的史学独具特色。希腊化时代史学按其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希腊化初期（公元前334—前323年）、希腊化盛期（公元前323—前168年）和希腊—罗马时期（公元前168—前30年）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独具特色：希腊化初期是希腊化史学兴起阶段，风云变幻的历史转变与色彩斑斓的时代革新，使得人们疲于奔命，还顾不上对历史进行严肃的思考，于是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异域著述和个人传记；希腊化盛期，由于空前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使得人们的视野与认识都大大提高，加之东方君主制度的盛行，人们的思想处于禁锢之地，于是所谓的“博学史学”、“考据史学”和“地方志”大为盛行；到了希腊—罗马史学融合时期，整个地中海世界都处于罗马之鹰的笼罩之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总之，这一时期是总结的时期，而不是创造的时期。
一、希腊化时代的两种史学传统——提迈欧与波里比阿
与古典时期的希腊史学相比，希腊化初期历史学家（包括一些公元前4世纪后半期历史学家）的共同特色是：史学家一般不具备政治、军事等实际经验，而是专业学者。如著名演说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公元前436—前338年）的两个学生，提奥庞培斯（Theopompus，公元前4世纪）和埃孚鲁斯（Ephorus，约公元前405—前330年，被称之为“希腊之麦考莱”（注：张广智、陈新：《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就是如此。这种不具备实际的政治、军事经验，只专其精的历史方法为西西里历史学派所继承。早期希腊史家所关注的是希腊本土和地中海东岸的历史，这是由希腊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希腊坐西朝东，西北地形陡峭，缺少港湾，东部地势平缓，良港密布，加之爱琴海众多的岛屿克服了航行给人们带来的恐惧，自然会使希腊人拥抱早熟的东方文明。而希腊史家则很少关注落后的地中海西北的历史。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不仅使希腊史学精神进入了埃及、犹太、波斯等东方国家，并在这些地区繁荣昌盛起来，而且也使得希腊史学在西西里——这个具有特别不同性质历史的地区——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风格。
公元前8—前6世纪希腊人在地中海、黑海沿岸所建立的一系列殖民地，和近代西欧列强在海外的殖民地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在政治上是完全独立的；只是在宗教制度、风俗习惯上和母邦有联系，因而具备创新性，古老传统不占优势地位。经济上以工商业为主，农业处于次要地位，财富迅速积累，新人不断涌现，富有创新精神，犹如后来大英帝国在北美的13个殖民地一样。西西里和大希腊的富裕在地中海世界闻名遐迩，使得这一地区的文学艺术也逐渐开始繁荣昌盛。希腊史学中的西西里学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西西里学派最重要的史家是提迈欧（Timaeus of Tauromenium，约公元前352—公元前256年）。以提迈欧为代表的书斋型西西里历史学家遭到了波里比阿的攻击。虽然波里比阿一方面赞扬提迈欧，但另一方面更猛烈地攻击提迈欧歪曲真理、不具备地理知识。这是因为提迈欧的史观是有悖于波里比阿的史观，波里比阿认为作为一位历史学家都应具备下列几点基本素质：1.地理知识；2.包括战争艺术在内的实际政治知识；3.搜集、分类并消化书面史料的能力。在他看来，提迈欧只是“一位书本历史学家”。
波里比阿的从政经历使他得以把哲学、文学特别是历史学家的广泛知识综合在一起，历史上能有这种幸运经历的人是很少见的，而波里比阿也没有意识到这种现实：希腊化时代是博学而不是行动的时代；是总结而不是原创的时代；是深入钻研并把知识分类的时代，是文法家、语言学家、书斋历史家的时代。（注：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谢德风译，李活校，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70页。）一句话，是编撰者、注释者的时代。因而，这两种史学模式是难以调和的。但提迈欧也并非一无是处。哈利卡那索斯的迪奥尼索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公元前1世纪）和朗吉努斯（Longinus，约公元前50年—公元50年）虽然都把提迈欧当作枯燥无味的典型，但他们都承认提迈欧在其他方面的能力：他搜集抄本、遍查史料、追本溯源；他对待神话的态度，使得神话传说以最原初的状态保留下来，他因此也获得了" Old Ragwoman" 的雅号——意为古老妇女传说的搜集者。在年代编排上，提迈欧也值得高度赞扬，他提出以奥林匹亚为事件记时法（Olympiads，尽管在日常生活历史叙述中并没有采用这一方法）。（注：从公元前776年开始，每4年在奥林匹亚举行一次奥林匹亚赛会，即为一个奥林匹亚纪元的开始。每4年为一奥林匹亚纪。世传此种纪年方法是提迈欧首创的（为埃拉托色尼所推广），后通行于希腊。直到公元393年（或426年）奥林匹亚赛会被罗马皇帝废除时，此种纪年方法才停止使用。）提迈欧去世之时，也正是地中海世界的转折点——世界逐渐成为罗马的世界——罗马的扩张产生了一大批二流的历史学家。这之后便属于波里比阿的时代了。
西方史家常把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并列为古希腊三大史学家。实际上，能够同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相提并论，有时甚至在许多方面超越这两人的是希腊化时代杰出的历史学家波里比阿（Polybius，公元前200—前118年）。（注：波里比阿的生卒年代非常混乱，常见的有以下几种：205—123 B.C.、204—122 B.C.、203—120 B.C.、202—120 B.C.、200—120 B.C.等。本文采用的是《大英百科全书》第15版的说法。）波里比阿在历史著作的数量、质量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上都超过以往的历史学家，特别是他的《历史》，是古典史学著作中最符合科学方法要求的，故被称作“历史学家中的历史学家”，德国著名历史学家蒙森则称波里比阿是“罗马史领域中的太阳”。（注：Naphtali Lewis and Meyer Reinhold,Roman Civilization.Selected Readings I :The Republic,New York,1966,p.12.）
波里比阿的著作，包括菲勒普蒙（注：菲勒普蒙（Philopoemen，约公元前252—前183年），希腊政治家和阿卡亚联盟将军。）的传记、一本有关军事战术的书、努曼提亚围攻的记录以及一篇关于地球赤道地区的论文，（注：John Hazel,Who' s Who in the Roman World," Polybius" 辞条,Routledge,2001.）但大多已散失。在西庇阿的庇护下，波里比阿从事通史的著述工作，创作出《历史》（Histories，也有人译为《通史》或《罗马史》），这是人类最伟大的历史著作之一。（注：参见W.R.Paton的译本，见Loeb Classical Library,v01.6,1954.）该书在提迈欧《历史》（History）结束的地方——公元前264年——开始叙述第一次迦太基战争，主要叙述了公元前220—前146年间的地中海史实。（注：该书前面有长篇的导言，从公元前264年的罗马史开始叙述，故也有说《历史》叙述的时间范围是公元前264—前146年。参见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2000.一说公元前220—前168年，参见John Hazel之 Who' s Who in the Roman World," Polybius" 辞条。）在时间上以奥林匹亚德为纪年，在空间上以罗马和西方、希腊和马其顿、亚洲、埃及为论述的对象。该书以罗马在地中海世界的发展过程为主题，是一部以政治军事为中心的实用断代史。他的史学方法和历史观是以政治制度为主体，持有和逍遥学派相同的政体循环史观，以混合政体为最理想的政体，而罗马就做到了这一点。波里比阿的这种政治史观，很能反映希腊化时代的政治思潮。该书现只有40卷中的前5卷（叙述到公元前216年）完整地保存下来。其他只以片段或引用的形式保存下来，如在李维、（注：当李维遇到难以把握的事件时，他通常很少提到他在这方面的材料来源。李维最信赖、利用最多的历史学家就是波里比阿了。李维在叙述东方事件时大量引用波里比阿的著述，尽管在协调奥林匹亚德纪年与罗马纪年方法上存在很大困难。）普鲁塔克的著作中存有这些片段。
二、多样的历史叙述
希腊化时代是东西方文明大交流的时代，也是人类观念急剧转变的时代。这一切都在这一时期丰富多彩的史学著述中得以体现。
异域史学 古典史家也注意报道有关异域的历史，但到希腊化时代，随着人类视野的开阔，异域记述大大发展，并呈现出新的特征。著述范围大大扩展了，希腊人的胸怀超越了地中海世界：中亚、印度、中国、大西洋（注：我们有些人一直热衷于说，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早100年。可能他们不知道，早在公元前7世纪，埃及人和腓尼基人就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环航非洲，而在磁罗盘没有发明之前那漫长的数千年里，希腊人、罗马人、斯堪的纳维亚人、阿拉伯人以及中世纪的欧洲人，也一直在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北海、波罗的海来去自如。）已进入希腊人的视野；和先前相比，这一时期史家笔下的记载更加具体、真实；从史家身份上看，这一时期的史学出现一种融合的态势，不但希腊史家进行异域著述，而且非希腊史家也用希腊语进行异域著述。人们的观念在交互影响。
尼阿库斯（Nearchus，约公元前360—前300年）是这一时期第一位从事异域记述的人。他自小和亚历山大一起接受教育，后成为亚历山大麾下的将军。当亚历山大军队打到印度的五河流域时，人们不愿再远征了。亚历山大只好打住，分路撤军。他命尼阿库斯在海达斯配河（Hydaspes）上建造舰队顺印度河而下，经波斯湾和印度洋返回波斯。尼阿库斯历经艰险，最后到达海德拉巴（Hyderabad）东北部75公里处的帕塔拉（Patala,今Bahmanabad）。公元前324年和亚历山大在苏萨会合。后来他把这次航海经历记录下来，名为《航海记》（Periplon，已散失）。
比《航海记》更详细的是卡利斯提尼（Callisthenes of Olynthus，约公元前360—前327年）的《波斯志》（Persica）和麦加斯提尼（Megasthenes，约公元前350—前290年）的《印度志》（India）。卡利斯提尼以史官的身份随亚历山大东征，在埃及时，曾研究尼罗河泛滥的原因；在巴比伦时，曾监修翻译《天文学日志》（Astronomical diaries），后来天文学家卡利普斯（Callipus of Cyzicus，公元前370—前300年）利用这一译本改革了希腊日历。（注：他发现默冬周期有错误，认为一个周期应是27758.75天，这被称为卡利普斯周（Callippic Period）。）后撰成《亚历山大功绩》（Deeds of Alexander）一书，书中多奉承之辞，把亚历山大比作宙斯，暗示亚历山大功绩可比拟于特洛伊远征，荷马所提到的许多地方也多为亚历山大访问。不过卡利斯提尼也认为，一方面亚历山大具有伟人的壮举，另一方面也有柔弱的性格。当卡利斯提尼看到亚历山大提倡沿袭波斯衣着、语言、习俗以及匍匐礼拜（proskynesis）（注：希罗多德最早描述了波斯的这一礼节。参见希罗多德：《历史》，王嘉隽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36页。）等东方礼仪会给希腊自由世界带来危害时，便宜谏亚历山大，结果惹怒亚历山大，被其处决。卡利斯提尼著有《希腊史》（History of Greece）、《福西斯战争史》（Phocian War）、《波斯志》以及其他一些作品，不过大多已遗失。（注：Britannica,Ⅱ,p.750。）存有较多片断的《波斯志》，记述了亚历山大的用兵方略，描写了波斯的山川地形和政治概况，比较真实可靠。
印度对于亚历山大以前的希腊人来说是遥远的地方，只有传闻而没有实地调查。（注：亚历山大远征使得印度与欧洲第一次真正接触。此后，希腊文献不断有有关印度的记载，但印度文献中并没有提到亚历山大。参见" India:history to（1526）" 辞条,The Hutchinson Encyclopedia,Helicon,2001.）希腊化时代的麦加斯提尼则报道了印度的消息。他是一位活跃的政治人物，又是很有学识修养的历史学家。塞琉古一世（Seleucus Ⅰ，公元前356—前280年）任命他为驻旃陀罗笈多王朝的宫廷使节（公元前302—前288年）。麦加斯提尼细心考察印度北部的自然地理、物产状况、政治沿革、民俗风情，著有《印度志》（Indica,4卷）。尤其是他对华氏城繁荣富庶状况的描写，大开了希腊人的眼界。他是欧洲第一位了解到婆罗门教并提到印度种姓制度的人；他描述了喜马拉雅山脉的特征；他提到了斯里兰卡。《印度志》对后人的影响犹如后来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对西方的影响，激起了希腊人对东方的向往。历史学家阿里安、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就曾利用过麦加斯提尼的材料。不过斯特拉波和迪奥多洛斯都认为麦加斯提尼著作的可信度不大。最近发现据说是旃陀罗笈多时代的考底利亚（Chanakya或Kautilya）所著一部梵文原本《政事论》（Arthasastra），几乎在所有的细节上都证实了麦加斯提尼的记述，也证明了阿里安在写他的《亚历山大远征记》时是以麦加斯提尼的记述为依据的。（注：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第61—62页。）可惜这部著作早已散失，我们只能在其他引用过其著作的古典作家著作中略见其梗概。
传记史学 希腊化时代史学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由色诺芬等人开创的歌功颂德史学已蔚然大观，成燎原之势。富有文化修养的亚历山大善于武功文治，他的个人魅力也吸引着人们从事著述，而且在亚历山大的宫廷中也有一批专操此业的文人为君王树碑立传，把亚历山大抬到传奇的程度。
这种传记体裁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希腊化世界，并波及到罗马世界。根据哈利卡那索斯的迪奥尼索斯的说法，皮洛士亲自撰写了回忆录。和皮洛士同时代的人普洛克西诺斯（Proxenos）也曾撰写过皮洛士的传记。亚加亚同盟（Achaean League）的创立者阿拉图斯（Aratus of Sicyon，公元前271—前213年）就曾写过《自传》（Memoirs）。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史家奈波斯（Nepos，公元前100—前25年）开始用传记题材撰写历史以来，出现了罗马历史著名的三大传记作家：塔西佗（《阿古利克拉传》）、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注：陈恒：《罗马风云——读〈罗马十二帝王传〉》，《文汇读书周报》第560号，1995年11月18日。）
值得注意的是希腊化时代的传主的范围大大扩大了。政治家、军事家虽然仍是历史学家们所钟爱的对象，但他们也编纂杰出文化人物的传记。比如狄凯尔库斯（Dicaerchus，约公元前326—前296年）就为哲学家柏拉图、诗人荷马等人树碑立传。亚里士多德学派的阿里斯托辛鲁斯（Aristoxenus，约生于公元前360年，卒年不详）、克莱尔库斯（Klearchus，约公元前340—前250年）也为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哲人立传。还出现了妓女传记。传记作者一般都着眼于表现人物的性格心理，揭示这些性格形成的原因。（注：郭小凌：《西方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考据史学 希腊化时代的史学成就不在于独创新的史学范型、提出更深刻的史学思想，而在于历史著作的整理修订。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学术与政治的结合，政治深深影响着学术的发展。这时的思想遭到王权思想的禁锢，学者们也只好考据中寄托微言义理了。
博学者提奥夫拉斯图斯（Theophrastus，公元前372—前287年）曾师从柏拉图，后成为亚里士多德的密友，是逍遥派的领袖。作为一名科学家，他著有《植物研究》（Researches into Plants，有关植物的分类，研究了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的五百多种植物，区分了双子叶植物和单子叶植物、被子植物和裸子植物）、《植物病因学》（Causes of Plants，有关植物生理学方面的著作）以及其他有关科学话题的十篇短文，（注：Antony Flew,Stephen Priest,eds.,A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Market House Books Limited,1983.）因而被称为“现代植物学之父”；作为历史学家，他著有一部宗教史以及一本颇为有名、文笔生动的《道德人物志》（Ethnical Charac ters）。该书在亚里士多德研究的基础上，描述了30种道德类型，如谄媚者、出怨言者、有小志的人等。该书似乎是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的蓝本，对米南德的创作也有影响。
希腊化时代伟大的学者、语法学家、批判家阿里斯塔克斯（注：不是天文学家萨莫斯的阿里斯塔库斯（Aristarchus of Samos，公元前310—前230年）。）（Aristarchus of Samothrace，公元前217—前145年）是一位学术事业的革新者、语言学的奠基者。据说他一生校勘、注释了800卷书籍，（注：参见The Columbia Encyclopedia," Aristarchus of Samothrace" 辞条,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如阿凯乌斯（Alcaeus）、阿克那里翁（Anacreon）、赫西俄德、品达、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希罗多德，其中尤以校勘荷马的著作而为人称赞，是他最先把荷马史诗分为各24卷本的《伊里亚特》、《奥德赛》，为以后荷马史诗的批评奠定了基础。（注：如Apion（鼎盛于公元1世纪）的荷马术语表就是在阿里斯塔克斯著作的基础上编写的；公元5世纪的希腊编年史家Hesychius of Miletus也参考了阿里斯塔克斯的著作。）
地方史学 希腊化时代史学上另外一项巨大成就就是地方志的撰写，如前述西西里历史学派，在某种意义上也属地方史学。这类地方志的编撰流行于公元前350—前200年之间，其特点是历史著作按年代排列，强调神话和各种宗教仪式的起源，文字简单，有别于正统的历史著作。由于这种形式的历史著作产生于全希腊考古和历史遗迹最多的阿提卡（Attica，包括雅典在内的希腊中东部地区），以至于希腊化时代的历史学家把阿提得斯（Atthides，阿提卡神话传说中一位公主的名字）当作（阿提卡）地方史的代称，而阿提卡地方志编纂家（Atthidograpgers）（注：该词由Wilamovitz的弟子费利克斯·雅克比（Felix Jacoby,1876—1959年）首创。）也成为地方史学家的代名词。
这些地方史家的著作作为事实提要，有较高价值；所以他们保存的古代文献对于古典注释家和文法家都很有用。（注：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第67—68页。）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的主要材料就取材于阿提卡史家的历史著述。（注：P.J.Rhodes的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on Politeia对这一问题做了详尽的论述，Oxford，1993。）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专题研究。如希腊神话收集者阿波罗多洛斯（Apollodor us）的著作Library（Bibliotheca）。阿波罗多洛斯是语法学家，斯多噶派哲学家Arisrchus、Panaetius的学生，是一位全能、多产的作家，（注：见1911年版Encyclopoedia Britannica网络版，http://www.1911encyclopedia.org/," Apollodorus" 辞条。）曾在雅典、亚历山大里亚、帕迦玛等地生活过。现在人们见到的这本著作是公元1世纪依据原本浓缩而成。他也写了历史（《编年史》，Chronicle，自特洛伊陷落开始叙述的希腊史）、宗教（《论神》，On the Gods）、地理、语源学等方面的专题研究。（注：Who' s Who in Classical Mythology," Apollodorus" 辞条,Routledge,2002.）
三、波及至今的史学特色
希腊化时代的史学，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步，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这些特点对未来的西方史学产生了极大影响。比如，这时的历史学家开始注意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希腊史学自开始之日就把记载和解释同自然环境密切结合起来，亚历山大的远征更拓宽了希腊史家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认识，因此也出现了像凯尔库斯（Dicaearchus of Messine，约公元前350—前285年）《希腊生活》（Life in Greece）这样的著作（已佚失）。凯尔库斯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他运用老师的初步生物进化思想解释人类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他认为人类在不停地进化，不断地增强征服自然的能力，但社会却在退化，出现了战争之类的邪恶。这本著作实际上是西方史学史上第一部专门性的社会文化史。（注：郭小凌：《西方史学史》，第65页。）再如，波里比阿也把地理、气候问题当作解释历史的基本原则。波里比阿认为社会是不断经过成长、衰退、消亡这一循环的，他认为低下的出生率会造成社会的衰落，因此，他警告罗马贵族注意人口的不断下降。狄奥多洛斯（Diodorus Siculus，约公元前90—前21年）也注意环境问题，他注意到尼罗河的源头以及它的神秘泛滥，这一切都影响着埃及人的意识。（注：凯利：《多面的历史》，陈恒、宋立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4页。）而斯特拉波则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他把地理和气候作为历史研究基础的推动者。
希腊化时代很重要的一个成就是产生了人类整体意识。希罗多德被认为是第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史学家，所著《历史》是西方最早的一部“世界史”。作者视野所及，不仅仅是希腊人的方寸之地，也包括当时人们所知的广阔世界。他笔下的世界，除希腊本土外，还包括西亚、北非、黑海沿岸、地中海沿岸、意大利等许多地方，笔锋所指遍及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而且，他对各民族能做到一视同仁，不抱偏见，认为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不应彼此歧视。所以，他虽然称赞希腊文化，但也尊重那些“蛮族”文化。正如史学家狄奥尼修斯所说：“希罗多德把历史提高到更高和更值得尊重的阶段：他决定写关于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民族的事情，但是他在自己的叙述中把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故事，欧罗巴和亚细亚的都结合到一起。”（注：希罗多德：《历史》，第162页。）《历史》一书包罗万象，诸如经济生活、政治制度、地理环境、民族分布、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名胜古迹等，无所不包，堪称一部有关古代世界的小型百科全书，具有目光远大、胸襟开阔、通贯古今等特点，对西方以后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希罗多德眼中的世界历史是其所叙述的主题——希腊波斯战争史的背景。他的“世界史意识”是非自觉的。希腊古典时代是城邦时代，没有世界的观念，因此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随着希腊化时代的到来，城邦制的没落，世界历史开始出现。“世界历史”的意义和关键其实不在于“世界”的呈现而在于揭示其相互间的“联系”。
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在客观上促进了希腊和东方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希腊人对世界的认识由地理上的观念上升到历史上的观念——把整个世界作为统一的历史单位——这是希腊化时代史学一大杰出成就；这种统一性的观念还表现在历史意识上。希罗多德时代的历史意识主要是希腊人与野蛮人（非希腊语民族）之间的敌对意识，而希腊化时代的历史意识，就变成了希腊人和野蛮人之间进行合作的意识。在合作中，希腊人带头，野蛮人步其后，共同继承希腊文化，都是希腊历史意识的继承者。（注：宋瑞芝、安庆征等著：《西方史学史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7页。）在随后罗马征服世界的过程中，人们就更加强了这一自觉认识：人类的历史是统一的。这种观念的突出代表就是波里比阿。
波里比阿的《历史》（注：波里比阿《历史》主要围绕布匿战争进行叙述，时间跨度并不长，加上绪论所涉也不过百余年，照中国传统看来，这只是断代史；不过，此书涉及罗马所征服的地中海世界，把这一段历史放到了整个罗马历史的进程中加以考察，所以仍然被视为世界史。这种世界史理论上的总结便是以奥古斯丁《上帝之城》和黑格尔《历史哲学》为代表的。关于“通史”的概念以及General history、Universal history、Global history、Ecumenical history、Total history之间的区别，见刘家和先生的《论通史》，《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4期。）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他写道：“先前的世界大势是分散的，这是因为各地的局势是由不同的动机、原因或地方性造成的；但在今天这个时代，历史可说已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意大利和利比亚的局势与亚洲和希腊的局势密切相关，所有各种事情，最终只归于一个结局。”（注：Polybius,History,Ⅰ,3.）他认为自己率先把历史学设想为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思想形式。在他看来，分析个别的历史事件作用甚微，只有把它们联系起来，放在世界通史中来考察，才显示出意义。在这里我们无疑会注意到这样一种史学思想：所谓的“世界历史”的关键并不在于它是否谈论了“世界”，而在于它是否在这“世界”之中建立起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他说：“只有将各事件与总体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起揭示出来，指出其相似点与不同点。才有可能认识世界的全貌。”通过考察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件，便可以看到人类社会走向统一的过程，他渴望在叙述罗马兴起的过程中涵盖整个世界。（注：凯利：《多面的历史》，第55页。）
波里比阿的编史理论和实践为后继者所踵事增华，这之后的史家开始注意撰写世界史。波息多尼阿（Posidonius of Apameia，约公元前135—前51年）续波里比阿之《历史》，上起自公元前144年，下迄公元前82年。狄奥多洛斯撰《历史文库》（Bobliotheca historica，40卷，现存前5卷和第11、20卷的片断），记述北非、两河流域、黑海沿岸、阿拉伯、希腊、罗马等地的整个古代世界的历史，但中心是希腊文明史。同狄奥多洛斯一样，尼古拉（Nicholas of Damascus，公元前1世纪）也著有《世界史》，不过是编选各家的记载而已，也非独创之作。由此可见，后来的这些撰述不是以作者的生活地区为中心的目光狭隘的著作，而是通史意义上的历史著作，虽然其中一些是缺乏融汇贯通的、不可与波里比阿著作比拟的史料汇编。（注：如狄奥多洛斯的《历史文库》，此书在时间上虽起自于远古，但由于作者缺乏把握各事物之间的联系的能力，未能做到融汇贯通，故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通史性著作，而是割裂各国编年史编撰而成的世界编年史。）古典世界真正能体现波里比阿精神的通史著作要到罗马帝国时代才出现——李维的《罗马史》、阿庇安的《罗马史》、阿米安乌斯·马赛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us，约330—401年）（注：有关论述参见王晴佳：《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的《罗马史》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不过，这已是另一个话题了。^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11期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2005年03期第46～53页
【作者简介】陈恒，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上海 200234）
| 【内容提要】 | 希腊化时代史学按其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希腊化初期、盛期和希腊—罗马时期三个阶段。初期是希腊化史学兴起阶段；盛期，由于空前的东西方文化交流使得人们的视野与认识都大大提高，加之东方君主制度的盛行，出现了所谓的“博学史学”、“考据史学”和“地方志”；到了希腊—罗马史学融合时期，整个地中海世界都处于罗马之鹰的笼罩之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总之，这一时期是总结的时期，而不是创造的时期。 |
一、希腊化时代的两种史学传统——提迈欧与波里比阿
与古典时期的希腊史学相比，希腊化初期历史学家（包括一些公元前4世纪后半期历史学家）的共同特色是：史学家一般不具备政治、军事等实际经验，而是专业学者。如著名演说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公元前436—前338年）的两个学生，提奥庞培斯（Theopompus，公元前4世纪）和埃孚鲁斯（Ephorus，约公元前405—前330年，被称之为“希腊之麦考莱”（注：张广智、陈新：《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就是如此。这种不具备实际的政治、军事经验，只专其精的历史方法为西西里历史学派所继承。早期希腊史家所关注的是希腊本土和地中海东岸的历史，这是由希腊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希腊坐西朝东，西北地形陡峭，缺少港湾，东部地势平缓，良港密布，加之爱琴海众多的岛屿克服了航行给人们带来的恐惧，自然会使希腊人拥抱早熟的东方文明。而希腊史家则很少关注落后的地中海西北的历史。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不仅使希腊史学精神进入了埃及、犹太、波斯等东方国家，并在这些地区繁荣昌盛起来，而且也使得希腊史学在西西里——这个具有特别不同性质历史的地区——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风格。
公元前8—前6世纪希腊人在地中海、黑海沿岸所建立的一系列殖民地，和近代西欧列强在海外的殖民地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在政治上是完全独立的；只是在宗教制度、风俗习惯上和母邦有联系，因而具备创新性，古老传统不占优势地位。经济上以工商业为主，农业处于次要地位，财富迅速积累，新人不断涌现，富有创新精神，犹如后来大英帝国在北美的13个殖民地一样。西西里和大希腊的富裕在地中海世界闻名遐迩，使得这一地区的文学艺术也逐渐开始繁荣昌盛。希腊史学中的西西里学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西西里学派最重要的史家是提迈欧（Timaeus of Tauromenium，约公元前352—公元前256年）。以提迈欧为代表的书斋型西西里历史学家遭到了波里比阿的攻击。虽然波里比阿一方面赞扬提迈欧，但另一方面更猛烈地攻击提迈欧歪曲真理、不具备地理知识。这是因为提迈欧的史观是有悖于波里比阿的史观，波里比阿认为作为一位历史学家都应具备下列几点基本素质：1.地理知识；2.包括战争艺术在内的实际政治知识；3.搜集、分类并消化书面史料的能力。在他看来，提迈欧只是“一位书本历史学家”。
波里比阿的从政经历使他得以把哲学、文学特别是历史学家的广泛知识综合在一起，历史上能有这种幸运经历的人是很少见的，而波里比阿也没有意识到这种现实：希腊化时代是博学而不是行动的时代；是总结而不是原创的时代；是深入钻研并把知识分类的时代，是文法家、语言学家、书斋历史家的时代。（注：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谢德风译，李活校，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70页。）一句话，是编撰者、注释者的时代。因而，这两种史学模式是难以调和的。但提迈欧也并非一无是处。哈利卡那索斯的迪奥尼索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公元前1世纪）和朗吉努斯（Longinus，约公元前50年—公元50年）虽然都把提迈欧当作枯燥无味的典型，但他们都承认提迈欧在其他方面的能力：他搜集抄本、遍查史料、追本溯源；他对待神话的态度，使得神话传说以最原初的状态保留下来，他因此也获得了" Old Ragwoman" 的雅号——意为古老妇女传说的搜集者。在年代编排上，提迈欧也值得高度赞扬，他提出以奥林匹亚为事件记时法（Olympiads，尽管在日常生活历史叙述中并没有采用这一方法）。（注：从公元前776年开始，每4年在奥林匹亚举行一次奥林匹亚赛会，即为一个奥林匹亚纪元的开始。每4年为一奥林匹亚纪。世传此种纪年方法是提迈欧首创的（为埃拉托色尼所推广），后通行于希腊。直到公元393年（或426年）奥林匹亚赛会被罗马皇帝废除时，此种纪年方法才停止使用。）提迈欧去世之时，也正是地中海世界的转折点——世界逐渐成为罗马的世界——罗马的扩张产生了一大批二流的历史学家。这之后便属于波里比阿的时代了。
西方史家常把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并列为古希腊三大史学家。实际上，能够同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相提并论，有时甚至在许多方面超越这两人的是希腊化时代杰出的历史学家波里比阿（Polybius，公元前200—前118年）。（注：波里比阿的生卒年代非常混乱，常见的有以下几种：205—123 B.C.、204—122 B.C.、203—120 B.C.、202—120 B.C.、200—120 B.C.等。本文采用的是《大英百科全书》第15版的说法。）波里比阿在历史著作的数量、质量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上都超过以往的历史学家，特别是他的《历史》，是古典史学著作中最符合科学方法要求的，故被称作“历史学家中的历史学家”，德国著名历史学家蒙森则称波里比阿是“罗马史领域中的太阳”。（注：Naphtali Lewis and Meyer Reinhold,Roman Civilization.Selected Readings I :The Republic,New York,1966,p.12.）
波里比阿的著作，包括菲勒普蒙（注：菲勒普蒙（Philopoemen，约公元前252—前183年），希腊政治家和阿卡亚联盟将军。）的传记、一本有关军事战术的书、努曼提亚围攻的记录以及一篇关于地球赤道地区的论文，（注：John Hazel,Who' s Who in the Roman World," Polybius" 辞条,Routledge,2001.）但大多已散失。在西庇阿的庇护下，波里比阿从事通史的著述工作，创作出《历史》（Histories，也有人译为《通史》或《罗马史》），这是人类最伟大的历史著作之一。（注：参见W.R.Paton的译本，见Loeb Classical Library,v01.6,1954.）该书在提迈欧《历史》（History）结束的地方——公元前264年——开始叙述第一次迦太基战争，主要叙述了公元前220—前146年间的地中海史实。（注：该书前面有长篇的导言，从公元前264年的罗马史开始叙述，故也有说《历史》叙述的时间范围是公元前264—前146年。参见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2000.一说公元前220—前168年，参见John Hazel之 Who' s Who in the Roman World," Polybius" 辞条。）在时间上以奥林匹亚德为纪年，在空间上以罗马和西方、希腊和马其顿、亚洲、埃及为论述的对象。该书以罗马在地中海世界的发展过程为主题，是一部以政治军事为中心的实用断代史。他的史学方法和历史观是以政治制度为主体，持有和逍遥学派相同的政体循环史观，以混合政体为最理想的政体，而罗马就做到了这一点。波里比阿的这种政治史观，很能反映希腊化时代的政治思潮。该书现只有40卷中的前5卷（叙述到公元前216年）完整地保存下来。其他只以片段或引用的形式保存下来，如在李维、（注：当李维遇到难以把握的事件时，他通常很少提到他在这方面的材料来源。李维最信赖、利用最多的历史学家就是波里比阿了。李维在叙述东方事件时大量引用波里比阿的著述，尽管在协调奥林匹亚德纪年与罗马纪年方法上存在很大困难。）普鲁塔克的著作中存有这些片段。
二、多样的历史叙述
希腊化时代是东西方文明大交流的时代，也是人类观念急剧转变的时代。这一切都在这一时期丰富多彩的史学著述中得以体现。
异域史学 古典史家也注意报道有关异域的历史，但到希腊化时代，随着人类视野的开阔，异域记述大大发展，并呈现出新的特征。著述范围大大扩展了，希腊人的胸怀超越了地中海世界：中亚、印度、中国、大西洋（注：我们有些人一直热衷于说，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早100年。可能他们不知道，早在公元前7世纪，埃及人和腓尼基人就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环航非洲，而在磁罗盘没有发明之前那漫长的数千年里，希腊人、罗马人、斯堪的纳维亚人、阿拉伯人以及中世纪的欧洲人，也一直在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北海、波罗的海来去自如。）已进入希腊人的视野；和先前相比，这一时期史家笔下的记载更加具体、真实；从史家身份上看，这一时期的史学出现一种融合的态势，不但希腊史家进行异域著述，而且非希腊史家也用希腊语进行异域著述。人们的观念在交互影响。
尼阿库斯（Nearchus，约公元前360—前300年）是这一时期第一位从事异域记述的人。他自小和亚历山大一起接受教育，后成为亚历山大麾下的将军。当亚历山大军队打到印度的五河流域时，人们不愿再远征了。亚历山大只好打住，分路撤军。他命尼阿库斯在海达斯配河（Hydaspes）上建造舰队顺印度河而下，经波斯湾和印度洋返回波斯。尼阿库斯历经艰险，最后到达海德拉巴（Hyderabad）东北部75公里处的帕塔拉（Patala,今Bahmanabad）。公元前324年和亚历山大在苏萨会合。后来他把这次航海经历记录下来，名为《航海记》（Periplon，已散失）。
比《航海记》更详细的是卡利斯提尼（Callisthenes of Olynthus，约公元前360—前327年）的《波斯志》（Persica）和麦加斯提尼（Megasthenes，约公元前350—前290年）的《印度志》（India）。卡利斯提尼以史官的身份随亚历山大东征，在埃及时，曾研究尼罗河泛滥的原因；在巴比伦时，曾监修翻译《天文学日志》（Astronomical diaries），后来天文学家卡利普斯（Callipus of Cyzicus，公元前370—前300年）利用这一译本改革了希腊日历。（注：他发现默冬周期有错误，认为一个周期应是27758.75天，这被称为卡利普斯周（Callippic Period）。）后撰成《亚历山大功绩》（Deeds of Alexander）一书，书中多奉承之辞，把亚历山大比作宙斯，暗示亚历山大功绩可比拟于特洛伊远征，荷马所提到的许多地方也多为亚历山大访问。不过卡利斯提尼也认为，一方面亚历山大具有伟人的壮举，另一方面也有柔弱的性格。当卡利斯提尼看到亚历山大提倡沿袭波斯衣着、语言、习俗以及匍匐礼拜（proskynesis）（注：希罗多德最早描述了波斯的这一礼节。参见希罗多德：《历史》，王嘉隽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36页。）等东方礼仪会给希腊自由世界带来危害时，便宜谏亚历山大，结果惹怒亚历山大，被其处决。卡利斯提尼著有《希腊史》（History of Greece）、《福西斯战争史》（Phocian War）、《波斯志》以及其他一些作品，不过大多已遗失。（注：Britannica,Ⅱ,p.750。）存有较多片断的《波斯志》，记述了亚历山大的用兵方略，描写了波斯的山川地形和政治概况，比较真实可靠。
印度对于亚历山大以前的希腊人来说是遥远的地方，只有传闻而没有实地调查。（注：亚历山大远征使得印度与欧洲第一次真正接触。此后，希腊文献不断有有关印度的记载，但印度文献中并没有提到亚历山大。参见" India:history to（1526）" 辞条,The Hutchinson Encyclopedia,Helicon,2001.）希腊化时代的麦加斯提尼则报道了印度的消息。他是一位活跃的政治人物，又是很有学识修养的历史学家。塞琉古一世（Seleucus Ⅰ，公元前356—前280年）任命他为驻旃陀罗笈多王朝的宫廷使节（公元前302—前288年）。麦加斯提尼细心考察印度北部的自然地理、物产状况、政治沿革、民俗风情，著有《印度志》（Indica,4卷）。尤其是他对华氏城繁荣富庶状况的描写，大开了希腊人的眼界。他是欧洲第一位了解到婆罗门教并提到印度种姓制度的人；他描述了喜马拉雅山脉的特征；他提到了斯里兰卡。《印度志》对后人的影响犹如后来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对西方的影响，激起了希腊人对东方的向往。历史学家阿里安、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就曾利用过麦加斯提尼的材料。不过斯特拉波和迪奥多洛斯都认为麦加斯提尼著作的可信度不大。最近发现据说是旃陀罗笈多时代的考底利亚（Chanakya或Kautilya）所著一部梵文原本《政事论》（Arthasastra），几乎在所有的细节上都证实了麦加斯提尼的记述，也证明了阿里安在写他的《亚历山大远征记》时是以麦加斯提尼的记述为依据的。（注：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第61—62页。）可惜这部著作早已散失，我们只能在其他引用过其著作的古典作家著作中略见其梗概。
传记史学 希腊化时代史学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由色诺芬等人开创的歌功颂德史学已蔚然大观，成燎原之势。富有文化修养的亚历山大善于武功文治，他的个人魅力也吸引着人们从事著述，而且在亚历山大的宫廷中也有一批专操此业的文人为君王树碑立传，把亚历山大抬到传奇的程度。
这种传记体裁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希腊化世界，并波及到罗马世界。根据哈利卡那索斯的迪奥尼索斯的说法，皮洛士亲自撰写了回忆录。和皮洛士同时代的人普洛克西诺斯（Proxenos）也曾撰写过皮洛士的传记。亚加亚同盟（Achaean League）的创立者阿拉图斯（Aratus of Sicyon，公元前271—前213年）就曾写过《自传》（Memoirs）。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史家奈波斯（Nepos，公元前100—前25年）开始用传记题材撰写历史以来，出现了罗马历史著名的三大传记作家：塔西佗（《阿古利克拉传》）、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注：陈恒：《罗马风云——读〈罗马十二帝王传〉》，《文汇读书周报》第560号，1995年11月18日。）
值得注意的是希腊化时代的传主的范围大大扩大了。政治家、军事家虽然仍是历史学家们所钟爱的对象，但他们也编纂杰出文化人物的传记。比如狄凯尔库斯（Dicaerchus，约公元前326—前296年）就为哲学家柏拉图、诗人荷马等人树碑立传。亚里士多德学派的阿里斯托辛鲁斯（Aristoxenus，约生于公元前360年，卒年不详）、克莱尔库斯（Klearchus，约公元前340—前250年）也为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哲人立传。还出现了妓女传记。传记作者一般都着眼于表现人物的性格心理，揭示这些性格形成的原因。（注：郭小凌：《西方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考据史学 希腊化时代的史学成就不在于独创新的史学范型、提出更深刻的史学思想，而在于历史著作的整理修订。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学术与政治的结合，政治深深影响着学术的发展。这时的思想遭到王权思想的禁锢，学者们也只好考据中寄托微言义理了。
博学者提奥夫拉斯图斯（Theophrastus，公元前372—前287年）曾师从柏拉图，后成为亚里士多德的密友，是逍遥派的领袖。作为一名科学家，他著有《植物研究》（Researches into Plants，有关植物的分类，研究了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的五百多种植物，区分了双子叶植物和单子叶植物、被子植物和裸子植物）、《植物病因学》（Causes of Plants，有关植物生理学方面的著作）以及其他有关科学话题的十篇短文，（注：Antony Flew,Stephen Priest,eds.,A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Market House Books Limited,1983.）因而被称为“现代植物学之父”；作为历史学家，他著有一部宗教史以及一本颇为有名、文笔生动的《道德人物志》（Ethnical Charac ters）。该书在亚里士多德研究的基础上，描述了30种道德类型，如谄媚者、出怨言者、有小志的人等。该书似乎是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的蓝本，对米南德的创作也有影响。
希腊化时代伟大的学者、语法学家、批判家阿里斯塔克斯（注：不是天文学家萨莫斯的阿里斯塔库斯（Aristarchus of Samos，公元前310—前230年）。）（Aristarchus of Samothrace，公元前217—前145年）是一位学术事业的革新者、语言学的奠基者。据说他一生校勘、注释了800卷书籍，（注：参见The Columbia Encyclopedia," Aristarchus of Samothrace" 辞条,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如阿凯乌斯（Alcaeus）、阿克那里翁（Anacreon）、赫西俄德、品达、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希罗多德，其中尤以校勘荷马的著作而为人称赞，是他最先把荷马史诗分为各24卷本的《伊里亚特》、《奥德赛》，为以后荷马史诗的批评奠定了基础。（注：如Apion（鼎盛于公元1世纪）的荷马术语表就是在阿里斯塔克斯著作的基础上编写的；公元5世纪的希腊编年史家Hesychius of Miletus也参考了阿里斯塔克斯的著作。）
地方史学 希腊化时代史学上另外一项巨大成就就是地方志的撰写，如前述西西里历史学派，在某种意义上也属地方史学。这类地方志的编撰流行于公元前350—前200年之间，其特点是历史著作按年代排列，强调神话和各种宗教仪式的起源，文字简单，有别于正统的历史著作。由于这种形式的历史著作产生于全希腊考古和历史遗迹最多的阿提卡（Attica，包括雅典在内的希腊中东部地区），以至于希腊化时代的历史学家把阿提得斯（Atthides，阿提卡神话传说中一位公主的名字）当作（阿提卡）地方史的代称，而阿提卡地方志编纂家（Atthidograpgers）（注：该词由Wilamovitz的弟子费利克斯·雅克比（Felix Jacoby,1876—1959年）首创。）也成为地方史学家的代名词。
这些地方史家的著作作为事实提要，有较高价值；所以他们保存的古代文献对于古典注释家和文法家都很有用。（注：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第67—68页。）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的主要材料就取材于阿提卡史家的历史著述。（注：P.J.Rhodes的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on Politeia对这一问题做了详尽的论述，Oxford，1993。）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专题研究。如希腊神话收集者阿波罗多洛斯（Apollodor us）的著作Library（Bibliotheca）。阿波罗多洛斯是语法学家，斯多噶派哲学家Arisrchus、Panaetius的学生，是一位全能、多产的作家，（注：见1911年版Encyclopoedia Britannica网络版，http://www.1911encyclopedia.org/," Apollodorus" 辞条。）曾在雅典、亚历山大里亚、帕迦玛等地生活过。现在人们见到的这本著作是公元1世纪依据原本浓缩而成。他也写了历史（《编年史》，Chronicle，自特洛伊陷落开始叙述的希腊史）、宗教（《论神》，On the Gods）、地理、语源学等方面的专题研究。（注：Who' s Who in Classical Mythology," Apollodorus" 辞条,Routledge,2002.）
三、波及至今的史学特色
希腊化时代的史学，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步，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这些特点对未来的西方史学产生了极大影响。比如，这时的历史学家开始注意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希腊史学自开始之日就把记载和解释同自然环境密切结合起来，亚历山大的远征更拓宽了希腊史家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认识，因此也出现了像凯尔库斯（Dicaearchus of Messine，约公元前350—前285年）《希腊生活》（Life in Greece）这样的著作（已佚失）。凯尔库斯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他运用老师的初步生物进化思想解释人类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他认为人类在不停地进化，不断地增强征服自然的能力，但社会却在退化，出现了战争之类的邪恶。这本著作实际上是西方史学史上第一部专门性的社会文化史。（注：郭小凌：《西方史学史》，第65页。）再如，波里比阿也把地理、气候问题当作解释历史的基本原则。波里比阿认为社会是不断经过成长、衰退、消亡这一循环的，他认为低下的出生率会造成社会的衰落，因此，他警告罗马贵族注意人口的不断下降。狄奥多洛斯（Diodorus Siculus，约公元前90—前21年）也注意环境问题，他注意到尼罗河的源头以及它的神秘泛滥，这一切都影响着埃及人的意识。（注：凯利：《多面的历史》，陈恒、宋立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4页。）而斯特拉波则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他把地理和气候作为历史研究基础的推动者。
希腊化时代很重要的一个成就是产生了人类整体意识。希罗多德被认为是第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史学家，所著《历史》是西方最早的一部“世界史”。作者视野所及，不仅仅是希腊人的方寸之地，也包括当时人们所知的广阔世界。他笔下的世界，除希腊本土外，还包括西亚、北非、黑海沿岸、地中海沿岸、意大利等许多地方，笔锋所指遍及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而且，他对各民族能做到一视同仁，不抱偏见，认为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不应彼此歧视。所以，他虽然称赞希腊文化，但也尊重那些“蛮族”文化。正如史学家狄奥尼修斯所说：“希罗多德把历史提高到更高和更值得尊重的阶段：他决定写关于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民族的事情，但是他在自己的叙述中把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故事，欧罗巴和亚细亚的都结合到一起。”（注：希罗多德：《历史》，第162页。）《历史》一书包罗万象，诸如经济生活、政治制度、地理环境、民族分布、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名胜古迹等，无所不包，堪称一部有关古代世界的小型百科全书，具有目光远大、胸襟开阔、通贯古今等特点，对西方以后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希罗多德眼中的世界历史是其所叙述的主题——希腊波斯战争史的背景。他的“世界史意识”是非自觉的。希腊古典时代是城邦时代，没有世界的观念，因此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随着希腊化时代的到来，城邦制的没落，世界历史开始出现。“世界历史”的意义和关键其实不在于“世界”的呈现而在于揭示其相互间的“联系”。
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在客观上促进了希腊和东方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希腊人对世界的认识由地理上的观念上升到历史上的观念——把整个世界作为统一的历史单位——这是希腊化时代史学一大杰出成就；这种统一性的观念还表现在历史意识上。希罗多德时代的历史意识主要是希腊人与野蛮人（非希腊语民族）之间的敌对意识，而希腊化时代的历史意识，就变成了希腊人和野蛮人之间进行合作的意识。在合作中，希腊人带头，野蛮人步其后，共同继承希腊文化，都是希腊历史意识的继承者。（注：宋瑞芝、安庆征等著：《西方史学史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7页。）在随后罗马征服世界的过程中，人们就更加强了这一自觉认识：人类的历史是统一的。这种观念的突出代表就是波里比阿。
波里比阿的《历史》（注：波里比阿《历史》主要围绕布匿战争进行叙述，时间跨度并不长，加上绪论所涉也不过百余年，照中国传统看来，这只是断代史；不过，此书涉及罗马所征服的地中海世界，把这一段历史放到了整个罗马历史的进程中加以考察，所以仍然被视为世界史。这种世界史理论上的总结便是以奥古斯丁《上帝之城》和黑格尔《历史哲学》为代表的。关于“通史”的概念以及General history、Universal history、Global history、Ecumenical history、Total history之间的区别，见刘家和先生的《论通史》，《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4期。）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他写道：“先前的世界大势是分散的，这是因为各地的局势是由不同的动机、原因或地方性造成的；但在今天这个时代，历史可说已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意大利和利比亚的局势与亚洲和希腊的局势密切相关，所有各种事情，最终只归于一个结局。”（注：Polybius,History,Ⅰ,3.）他认为自己率先把历史学设想为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思想形式。在他看来，分析个别的历史事件作用甚微，只有把它们联系起来，放在世界通史中来考察，才显示出意义。在这里我们无疑会注意到这样一种史学思想：所谓的“世界历史”的关键并不在于它是否谈论了“世界”，而在于它是否在这“世界”之中建立起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他说：“只有将各事件与总体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起揭示出来，指出其相似点与不同点。才有可能认识世界的全貌。”通过考察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件，便可以看到人类社会走向统一的过程，他渴望在叙述罗马兴起的过程中涵盖整个世界。（注：凯利：《多面的历史》，第55页。）
波里比阿的编史理论和实践为后继者所踵事增华，这之后的史家开始注意撰写世界史。波息多尼阿（Posidonius of Apameia，约公元前135—前51年）续波里比阿之《历史》，上起自公元前144年，下迄公元前82年。狄奥多洛斯撰《历史文库》（Bobliotheca historica，40卷，现存前5卷和第11、20卷的片断），记述北非、两河流域、黑海沿岸、阿拉伯、希腊、罗马等地的整个古代世界的历史，但中心是希腊文明史。同狄奥多洛斯一样，尼古拉（Nicholas of Damascus，公元前1世纪）也著有《世界史》，不过是编选各家的记载而已，也非独创之作。由此可见，后来的这些撰述不是以作者的生活地区为中心的目光狭隘的著作，而是通史意义上的历史著作，虽然其中一些是缺乏融汇贯通的、不可与波里比阿著作比拟的史料汇编。（注：如狄奥多洛斯的《历史文库》，此书在时间上虽起自于远古，但由于作者缺乏把握各事物之间的联系的能力，未能做到融汇贯通，故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通史性著作，而是割裂各国编年史编撰而成的世界编年史。）古典世界真正能体现波里比阿精神的通史著作要到罗马帝国时代才出现——李维的《罗马史》、阿庇安的《罗马史》、阿米安乌斯·马赛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us，约330—401年）（注：有关论述参见王晴佳：《西方的历史观念——从古希腊到现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的《罗马史》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不过，这已是另一个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