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唯物史观的创立是史学领域的一次革命
冯超英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11期
【原文出处】《内蒙古大学学报》(呼和浩特)2005年07期第41～46页
【作者简介】冯超英，内蒙古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史学领域
在近代思想史上，没有任何一种思想学说像以马克思命名的思想学说那样，引导了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在一百余年时间里转化为改造社会的巨大物质力量。
马克思主义史学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而唯物史观是其核心。唯物史观与先前和同代的历史观之间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唯物地解释人类历史，是一种科学理论。虽然唯心主义历史观也承认人类历史发展服从于一定的统一规律，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运动过程。但他们一般把社会历史运动的终极原因或归结于社会外的因素；或归结于社会内的因素。而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观点，它把历史的发展看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的过程，它的动因在于人类社会的内在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唯物史观揭开了历史神秘的面纱。
唯物史观的形成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唯物史观，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果之一。
19世纪30—40年代，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也引起了社会阶级关系的简单化。无产阶级作为社会的“第三战士”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迫切要求用科学的历史观来解释现实社会中的问题。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简单化，使以往隐藏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背后的历史发展动因及其规律清楚地表现出来，为人们正确地认识历史提供了可能。正如恩格斯所说：“在以前的各个时期，对历史的这些动因的探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和自己的结果的联系是混乱而隐蔽的，在我们今天这个时期，这种联系已经非常简单化了，因而人们有可能揭开这个谜了。”[1]（245）因此，工业革命所造成的经济政治条件，既提出了认识历史发展规律的要求，又提供了认识历史规律的可能性，它们是唯物史观形成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前提。
另外，唯物史观的形成，还与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紧密相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密切注视着自然科学的成就及其对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明确指出这些成就与自己理论创造有着内在联系。
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为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揭示了整个自然界中各种运动形态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物质统一性。细胞学说既揭示了整个生物界的相互联系，也说明了有机界和无机界的联系。生物进化论揭示了生物界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在自然科学已经获得成就的基础上，把包括人类历史在内的整个自然界作为统一的研究对象来考察，进而探索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最终发现唯物史观的。
还有，随着自然科学由“搜集材料的科学”转变为“整理材料的科学”，自然科学的方法也由形而上学的孤立分析过渡到系统化、综合化研究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从当时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中得到启迪，将自然科学多层次、多角度、系统的综合研究方法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中，把人类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行研究，通过考察社会机体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揭示社会内部结构及其运动发展，从而发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解开了历史发展之谜。[2]（7）
经典作家的理论探索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详尽考察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以及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对它们的社会历史观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同时研究了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创立了自己的唯物史观。
1845年春，马克思写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说，这是新的世界观即唯物史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1]（209）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竣稿，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创立。在此之前，唯物史观的形成大体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黑格尔出发，然后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从费尔巴哈走向唯物史观。也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经历了相同的思想发展阶段，都是通过“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1]（207）而完成唯物史观的创立。但是，他们达到这些阶段的途径不尽相同。如果说马克思的历史观主要是通过理论研究，尤其是对以往历史哲学的研究得出来的；那么，恩格斯的历史观的形成，则更多的得益于对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状况的实际考察。
马克思从青年时代起就对历史和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3]（81）
在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1843—1844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1843年3月，马克思退出《莱茵报》后，从社会舞台回到书房，开始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批判。这项工作使马克思感到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黑格尔是“所有时代中最有学问的人物之一”，“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虽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3]（121）因此，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清算不能只是纯粹的逻辑分析，而必须作具体的历史批判。这样就推动了马克思对历史的深入研究。这年夏天，马克思集中深入研究了世界历史，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史。与此同时，马克思开始接受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对他的历史观持批判态度。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虽然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辨原则颠倒过来。但是，他在历史领域却背离了唯物主义，“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4]（50）这一时期的研究使马克思得出如下的结果：“要获得理解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的钥匙，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5]（409）这表明，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和历史的深入研究，已经找到了通往唯物史观的门径。
1843年10月，马克思旅居巴黎以后，又研究了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梯叶里、基佐、米涅以及梯也尔等人的历史著作。这对于唯物史观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恩格斯指出：“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末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证明，事情已经向这个方面发展……。”[6]（200）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们最早发现了阶级斗争，并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阐述了历史上阶级存在的客观事实，指出了从中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之间的斗争，乃是推动英、法两国历史前进的动力。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怎么产生的？支配着阶级斗争进而支配整个历史的那些规律又是什么？对此，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没能作出正确的回答。
在巴黎期间，马克思通过历史研究，获得了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认识。然而决定历史本质的最终根源还没有找到。已有的经济学知识告诉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3]（82）于是，马克思从1844年4月起，全力投入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着重考察了英国古典经济学说，论证了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从而发现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7]（121）在这里，马克思看到了物质生产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从而向唯物史观形成迈出重要的一步。
对于恩格斯来说，1842—1844年是他的唯物史观形成的重要时期。
1842年11月，恩格斯从德国来到英国从事商业活动。从那时起，恩格斯通过考察英国的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发现了物质利益在历史上的作用。他后来回忆道：“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1]（332）他还指出，物质利益是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这表明恩格斯已初步形成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
1844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相见时，他们各自己通过不同的道路，完成了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的转变，独立地形成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共同合作，全面展开对唯物史观的理论阐述。他们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神圣家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都对历史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进行了深入探讨，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这些思想交辉相映，融为一体，构成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框架。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对唯物史观作了原则的阐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巨著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出发，展开了对唯物史观的全面论证。他们指出：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就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4]（32）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还回答了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提出但不能回答的问题，即阶级斗争的根源，指出“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作者注）之间的矛盾。”[4]（81）至此，人类历史发展根源的千古之谜，终于被揭开。
从上述的认识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自己的新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4]（43）根据这一历史观，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了生产关系必须和生产力的性质相适应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以及其他唯物史观的最基本原理，这样，唯物史观就诞生了。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仅仅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形成，新的历史观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了系统的阐述，并在以后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中，不断地完善和丰富这一科学的历史观。
唯物史观的创立不仅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而且也引起了史学领域的深刻变革。它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和普遍规律，揭开了蒙在历史上面的神秘面纱，使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世界历史再现出它的本来面目，从而使历史学成为历史科学。马克思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4]（21）
首先，唯物史观从根本上解决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克服了旧史学把社会意识当作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而社会存在则被看成社会意识的派生物这一根本缺陷，并以物质生产方式作为出发点，考察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得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8]（8）这就把历史的本质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之上，为科学地探究历史运动的规律奠定了可靠的基石。
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物质生活纳入社会历史中考察，发现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矛盾运动的规律。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4]（79）这样唯物史观就为人类揭示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它是“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8]（9）从而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再次，旧的历史观在史学研究中往往把注意的中心置于决策者和显要人物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国家政治上面，忽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唯物史观从根本上克服了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的缺陷，恢复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
最后，唯物史观的形成，为历史研究指出了正确的途径，“即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4]（12）从而使得“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及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及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9]（5）这就结束了唯心史观在史学领域的长期独霸地位，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纪元。
唯物史观在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
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立即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通过革命实践检验了自己的唯物史观。革命结束后，他们总结了这次革命的经验教训，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详细地分析了革命的整个过程及失败的原因，写出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及《德国农民战争》等光辉的历史著作。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1.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原理的运用和发展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把与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明确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4]（81）马克思在具体分析法国无产阶级六月起义失败的原因时，运用了上述原理，论证了社会革命的发生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之间的联系。马克思写到：“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4]（488）这一思想在马克思后来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得到更清晰的表达：“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8]（9）
马克思通过1848年革命经验的总结，不仅检验和发展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原理，而且还成功地提供了运用这一原理去分析和研究历史事件的光辉范例，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2.阶级斗争是理解历史的一把钥匙
阶级斗争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已表述过这一原理。在总结1848年革命的经验中，马克思已把它作为理解法国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详细地考察了法国1848年革命的整个过程。
1852年，马克思在《致约·魏德迈》的信中肯定了复辟时期历史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阶级斗争理论形成的贡献之后，指出“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产阶级社会的过渡……”[1]（332—333）马克思的这一表述较之以前更为完整和系统。
如前所述，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们看到了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之间的斗争，是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发展的动力，并把财产关系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原因。但是在说明财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的产生时，却归结为暴力征服，而这种征服又归因于人的本性，从而陷入唯心主义。英国古典经济学家虽然曾对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但是由于他们把资产阶级制度看成是合乎人类本性的、永恒的社会生产方式，因而也就把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永恒化。与这些观点不同，马克思明确指出，阶级的存在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的，从而揭示了阶级的产生和存在根源于一定的物质生产关系，坚持了唯物主义。同时，马克思还证明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而不是永恒存在的。
马克思的上述概括，完整地阐明了阶级从产生到消灭的全过程，指出了阶级斗争发展规律和趋向；表明马克思运用阶级斗争理论来研究历史，获得了丰硕的成果。这种研究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重要特征，对历史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
3.历史人物的作用
1848—1852年间的法国，政治风云变幻无常，各种人物戏剧性的登台表演，却又稍纵即逝。如1851年12月2日，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建立了军事独裁统治。一年后，他又废除共和国，皇袍加身，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一事变成为当时整个社会所瞩目的焦点。在大文学家雨果的笔下，事变本身被描绘成晴天的霹雳，被认为是个人的暴力行为，因而当他描写个人主动作用时，就把这个历史小丑变成伟人了。蒲鲁东则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当他为这次政变作历史说明时，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为政变主人公作历史辩护了，产生了“客观”历史学家常犯的错误，即英雄史观的错误。因此，他们不能对这次政变作出正确的解释。
马克思运用渊博的历史知识和唯物史观的原则，详细考察了二月事变以后法国历史的社会条件，揭示了路易·波拿巴政变与这种社会条件的因果关系，科学地论证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马克思认为，对历史人物的分析，既注意到个人的主动性、创造性的能动作用，也要注意到这种能动作用是受历史条件、社会关系的制约的。他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603）马克思运用这一原理，分析了路易·波拿巴政变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揭示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并预言：“如果皇袍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汪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4]（703）法国历史的进程最终证实了马克思这一预言的正确性。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对当前的活的历史的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的”。[4]（601）
马克思对“雾月十八日”的分析和研究结果，验证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而且这种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和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方法，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光辉典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马克思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成为唯物史观的经典著作，是史学研究者的必读之书。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近代史学中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从19世纪40年代诞生之日起，就以崭新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在西方史坛上独树一帜，提出了同资产阶级史学根本对立的观点，并以其巨大的科学威力，向资产阶级史学提出了挑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它创立之后，立即把唯心史观从史学领域中彻底驱赶出去，完全取而代之。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后的最初半个世纪，正值西方资产阶级“科学的”历史学，也就是所谓19世纪“传统史学”发展的鼎盛时期。那时在学派如林的西方史学界，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是德国的兰克学派，相比之下，刚刚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还未能在西方史学家中引起广泛的注意：
首先，近代西方史学成为一种专门的学科始于19世纪初，兰克学派的史学理论和治史方法开近代史学之先河，形成为一套系统的史学体系，适应了当时西方各国史学普遍走向职业化、专业化的趋势。
其次，兰克学派的史学适应了西方资产阶级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的需要。兰克学派强调代表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显要人物”及其“强权国家”的“意志”和“精神”主宰着人类历史的命运。这种倾向迎合了各国统治集团的愿望，得到他们的大力扶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当时资产阶级知识阶层的情绪，为他们所景仰，因而兰克学派的史学受到西方史学界的普遍青睐。然而，当时唯物史观刚被提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还处于初创阶段，资产阶级史学家对其科学性，或是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或是对它大肆歪曲，横加指责。甚至到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西方史学中的地位仍未能得到普遍承认。再加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系统阐述唯物史观的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全文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公开发表，致使唯物史观的传播受到影响。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一时期没能引起西方史学界普遍注意的一个客观原因。
不过，科学的光芒是任何偏见遮挡不住的。到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年，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资产阶级传统史学在西方史坛执牛耳地位开始发生动摇，那种以标榜欧洲文明制度优越和“显要人物”创造历史的史学观，已无法解释由于经济危机而引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种种矛盾。与此同时，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分析和预测显示出令人信服的正确性。因此，唯物史观开始引起资产阶级学术界的注意，有的资产阶级史学家开始接受它的影响，并在著述中用经济因素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例如，1888年，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罗杰斯（J.E.Th.Rogress）发表《历史的经济解释》一书，援引了马克思的一些观点，认为巨大的历史事实只有从经济背景上才能得到理解。1891年，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兰雷赫特（KarlLamprecht）开始发表《德国史》巨著，把经济因素作为理解中世纪德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他在1900年发表的《文化史的方法论》一书中更明确地提出，历史的对象不应该限于政治史，而应扩大到民族、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并且要以集体（社会集团或阶级）代替个人作为历史的重要活动者。20世纪初，美国实用主义“新史学派”创始人鲁滨孙（J.H.Robinson）在《论历史学》一书中，明确承认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指出马克思是“第一个对于科学的历史学作出巨大贡献的”学者。[10]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身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欧洲主要国家，已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脱颖而出，形成了一支实力雄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他们在弘扬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历史迈入21世纪时，唯物史观仍然是一种有效的认识历史的方法。但也同时存在着机遇和挑战，要坚持唯物史观，也要发展唯物史观，才能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持续发展。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11期
【原文出处】《内蒙古大学学报》(呼和浩特)2005年07期第41～46页
【作者简介】冯超英，内蒙古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 【内容提要】 |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内容。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观点，它把历史的发展看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的过程，它的动因在于人类社会的内在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唯物史观的创立是史学领域的一次革命，它揭开了历史神秘的面纱。 |
马克思主义史学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而唯物史观是其核心。唯物史观与先前和同代的历史观之间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唯物地解释人类历史，是一种科学理论。虽然唯心主义历史观也承认人类历史发展服从于一定的统一规律，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运动过程。但他们一般把社会历史运动的终极原因或归结于社会外的因素；或归结于社会内的因素。而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观点，它把历史的发展看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的过程，它的动因在于人类社会的内在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唯物史观揭开了历史神秘的面纱。
唯物史观的形成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唯物史观，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果之一。
19世纪30—40年代，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也引起了社会阶级关系的简单化。无产阶级作为社会的“第三战士”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迫切要求用科学的历史观来解释现实社会中的问题。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简单化，使以往隐藏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背后的历史发展动因及其规律清楚地表现出来，为人们正确地认识历史提供了可能。正如恩格斯所说：“在以前的各个时期，对历史的这些动因的探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和自己的结果的联系是混乱而隐蔽的，在我们今天这个时期，这种联系已经非常简单化了，因而人们有可能揭开这个谜了。”[1]（245）因此，工业革命所造成的经济政治条件，既提出了认识历史发展规律的要求，又提供了认识历史规律的可能性，它们是唯物史观形成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前提。
另外，唯物史观的形成，还与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紧密相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密切注视着自然科学的成就及其对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明确指出这些成就与自己理论创造有着内在联系。
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为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揭示了整个自然界中各种运动形态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物质统一性。细胞学说既揭示了整个生物界的相互联系，也说明了有机界和无机界的联系。生物进化论揭示了生物界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在自然科学已经获得成就的基础上，把包括人类历史在内的整个自然界作为统一的研究对象来考察，进而探索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最终发现唯物史观的。
还有，随着自然科学由“搜集材料的科学”转变为“整理材料的科学”，自然科学的方法也由形而上学的孤立分析过渡到系统化、综合化研究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从当时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中得到启迪，将自然科学多层次、多角度、系统的综合研究方法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中，把人类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行研究，通过考察社会机体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揭示社会内部结构及其运动发展，从而发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解开了历史发展之谜。[2]（7）
经典作家的理论探索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详尽考察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以及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对它们的社会历史观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同时研究了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创立了自己的唯物史观。
1845年春，马克思写作《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说，这是新的世界观即唯物史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1]（209）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竣稿，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创立。在此之前，唯物史观的形成大体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黑格尔出发，然后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从费尔巴哈走向唯物史观。也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经历了相同的思想发展阶段，都是通过“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1]（207）而完成唯物史观的创立。但是，他们达到这些阶段的途径不尽相同。如果说马克思的历史观主要是通过理论研究，尤其是对以往历史哲学的研究得出来的；那么，恩格斯的历史观的形成，则更多的得益于对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状况的实际考察。
马克思从青年时代起就对历史和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3]（81）
在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1843—1844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1843年3月，马克思退出《莱茵报》后，从社会舞台回到书房，开始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批判。这项工作使马克思感到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黑格尔是“所有时代中最有学问的人物之一”，“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虽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3]（121）因此，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清算不能只是纯粹的逻辑分析，而必须作具体的历史批判。这样就推动了马克思对历史的深入研究。这年夏天，马克思集中深入研究了世界历史，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史。与此同时，马克思开始接受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对他的历史观持批判态度。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虽然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辨原则颠倒过来。但是，他在历史领域却背离了唯物主义，“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4]（50）这一时期的研究使马克思得出如下的结果：“要获得理解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的钥匙，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5]（409）这表明，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和历史的深入研究，已经找到了通往唯物史观的门径。
1843年10月，马克思旅居巴黎以后，又研究了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梯叶里、基佐、米涅以及梯也尔等人的历史著作。这对于唯物史观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恩格斯指出：“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末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证明，事情已经向这个方面发展……。”[6]（200）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们最早发现了阶级斗争，并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阐述了历史上阶级存在的客观事实，指出了从中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之间的斗争，乃是推动英、法两国历史前进的动力。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是怎么产生的？支配着阶级斗争进而支配整个历史的那些规律又是什么？对此，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没能作出正确的回答。
在巴黎期间，马克思通过历史研究，获得了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认识。然而决定历史本质的最终根源还没有找到。已有的经济学知识告诉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3]（82）于是，马克思从1844年4月起，全力投入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着重考察了英国古典经济学说，论证了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从而发现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7]（121）在这里，马克思看到了物质生产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从而向唯物史观形成迈出重要的一步。
对于恩格斯来说，1842—1844年是他的唯物史观形成的重要时期。
1842年11月，恩格斯从德国来到英国从事商业活动。从那时起，恩格斯通过考察英国的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发现了物质利益在历史上的作用。他后来回忆道：“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1]（332）他还指出，物质利益是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这表明恩格斯已初步形成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
1844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相见时，他们各自己通过不同的道路，完成了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的转变，独立地形成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共同合作，全面展开对唯物史观的理论阐述。他们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神圣家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都对历史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进行了深入探讨，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这些思想交辉相映，融为一体，构成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框架。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对唯物史观作了原则的阐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巨著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出发，展开了对唯物史观的全面论证。他们指出：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就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4]（32）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还回答了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提出但不能回答的问题，即阶级斗争的根源，指出“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作者注）之间的矛盾。”[4]（81）至此，人类历史发展根源的千古之谜，终于被揭开。
从上述的认识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自己的新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4]（43）根据这一历史观，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了生产关系必须和生产力的性质相适应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以及其他唯物史观的最基本原理，这样，唯物史观就诞生了。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仅仅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形成，新的历史观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了系统的阐述，并在以后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中，不断地完善和丰富这一科学的历史观。
唯物史观的创立不仅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而且也引起了史学领域的深刻变革。它科学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和普遍规律，揭开了蒙在历史上面的神秘面纱，使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世界历史再现出它的本来面目，从而使历史学成为历史科学。马克思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4]（21）
首先，唯物史观从根本上解决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克服了旧史学把社会意识当作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而社会存在则被看成社会意识的派生物这一根本缺陷，并以物质生产方式作为出发点，考察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得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8]（8）这就把历史的本质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之上，为科学地探究历史运动的规律奠定了可靠的基石。
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物质生活纳入社会历史中考察，发现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矛盾运动的规律。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类型的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梏并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4]（79）这样唯物史观就为人类揭示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它是“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8]（9）从而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再次，旧的历史观在史学研究中往往把注意的中心置于决策者和显要人物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国家政治上面，忽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唯物史观从根本上克服了唯心主义英雄史观的缺陷，恢复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
最后，唯物史观的形成，为历史研究指出了正确的途径，“即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的途径”。[4]（12）从而使得“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及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及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9]（5）这就结束了唯心史观在史学领域的长期独霸地位，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纪元。
唯物史观在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
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立即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通过革命实践检验了自己的唯物史观。革命结束后，他们总结了这次革命的经验教训，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详细地分析了革命的整个过程及失败的原因，写出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及《德国农民战争》等光辉的历史著作。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1.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本原理的运用和发展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把与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明确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4]（81）马克思在具体分析法国无产阶级六月起义失败的原因时，运用了上述原理，论证了社会革命的发生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之间的联系。马克思写到：“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4]（488）这一思想在马克思后来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得到更清晰的表达：“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8]（9）
马克思通过1848年革命经验的总结，不仅检验和发展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原理，而且还成功地提供了运用这一原理去分析和研究历史事件的光辉范例，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
2.阶级斗争是理解历史的一把钥匙
阶级斗争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已表述过这一原理。在总结1848年革命的经验中，马克思已把它作为理解法国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详细地考察了法国1848年革命的整个过程。
1852年，马克思在《致约·魏德迈》的信中肯定了复辟时期历史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阶级斗争理论形成的贡献之后，指出“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产阶级社会的过渡……”[1]（332—333）马克思的这一表述较之以前更为完整和系统。
如前所述，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们看到了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之间的斗争，是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发展的动力，并把财产关系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原因。但是在说明财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的产生时，却归结为暴力征服，而这种征服又归因于人的本性，从而陷入唯心主义。英国古典经济学家虽然曾对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但是由于他们把资产阶级制度看成是合乎人类本性的、永恒的社会生产方式，因而也就把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永恒化。与这些观点不同，马克思明确指出，阶级的存在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的，从而揭示了阶级的产生和存在根源于一定的物质生产关系，坚持了唯物主义。同时，马克思还证明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而不是永恒存在的。
马克思的上述概括，完整地阐明了阶级从产生到消灭的全过程，指出了阶级斗争发展规律和趋向；表明马克思运用阶级斗争理论来研究历史，获得了丰硕的成果。这种研究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重要特征，对历史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
3.历史人物的作用
1848—1852年间的法国，政治风云变幻无常，各种人物戏剧性的登台表演，却又稍纵即逝。如1851年12月2日，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建立了军事独裁统治。一年后，他又废除共和国，皇袍加身，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一事变成为当时整个社会所瞩目的焦点。在大文学家雨果的笔下，事变本身被描绘成晴天的霹雳，被认为是个人的暴力行为，因而当他描写个人主动作用时，就把这个历史小丑变成伟人了。蒲鲁东则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当他为这次政变作历史说明时，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为政变主人公作历史辩护了，产生了“客观”历史学家常犯的错误，即英雄史观的错误。因此，他们不能对这次政变作出正确的解释。
马克思运用渊博的历史知识和唯物史观的原则，详细考察了二月事变以后法国历史的社会条件，揭示了路易·波拿巴政变与这种社会条件的因果关系，科学地论证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马克思认为，对历史人物的分析，既注意到个人的主动性、创造性的能动作用，也要注意到这种能动作用是受历史条件、社会关系的制约的。他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603）马克思运用这一原理，分析了路易·波拿巴政变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揭示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并预言：“如果皇袍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汪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4]（703）法国历史的进程最终证实了马克思这一预言的正确性。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对当前的活的历史的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的”。[4]（601）
马克思对“雾月十八日”的分析和研究结果，验证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而且这种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和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方法，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光辉典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马克思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成为唯物史观的经典著作，是史学研究者的必读之书。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近代史学中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从19世纪40年代诞生之日起，就以崭新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在西方史坛上独树一帜，提出了同资产阶级史学根本对立的观点，并以其巨大的科学威力，向资产阶级史学提出了挑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它创立之后，立即把唯心史观从史学领域中彻底驱赶出去，完全取而代之。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后的最初半个世纪，正值西方资产阶级“科学的”历史学，也就是所谓19世纪“传统史学”发展的鼎盛时期。那时在学派如林的西方史学界，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是德国的兰克学派，相比之下，刚刚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还未能在西方史学家中引起广泛的注意：
首先，近代西方史学成为一种专门的学科始于19世纪初，兰克学派的史学理论和治史方法开近代史学之先河，形成为一套系统的史学体系，适应了当时西方各国史学普遍走向职业化、专业化的趋势。
其次，兰克学派的史学适应了西方资产阶级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的需要。兰克学派强调代表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显要人物”及其“强权国家”的“意志”和“精神”主宰着人类历史的命运。这种倾向迎合了各国统治集团的愿望，得到他们的大力扶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当时资产阶级知识阶层的情绪，为他们所景仰，因而兰克学派的史学受到西方史学界的普遍青睐。然而，当时唯物史观刚被提出和马克思主义史学还处于初创阶段，资产阶级史学家对其科学性，或是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或是对它大肆歪曲，横加指责。甚至到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西方史学中的地位仍未能得到普遍承认。再加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系统阐述唯物史观的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全文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公开发表，致使唯物史观的传播受到影响。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一时期没能引起西方史学界普遍注意的一个客观原因。
不过，科学的光芒是任何偏见遮挡不住的。到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年，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资产阶级传统史学在西方史坛执牛耳地位开始发生动摇，那种以标榜欧洲文明制度优越和“显要人物”创造历史的史学观，已无法解释由于经济危机而引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种种矛盾。与此同时，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分析和预测显示出令人信服的正确性。因此，唯物史观开始引起资产阶级学术界的注意，有的资产阶级史学家开始接受它的影响，并在著述中用经济因素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例如，1888年，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罗杰斯（J.E.Th.Rogress）发表《历史的经济解释》一书，援引了马克思的一些观点，认为巨大的历史事实只有从经济背景上才能得到理解。1891年，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兰雷赫特（KarlLamprecht）开始发表《德国史》巨著，把经济因素作为理解中世纪德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他在1900年发表的《文化史的方法论》一书中更明确地提出，历史的对象不应该限于政治史，而应扩大到民族、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并且要以集体（社会集团或阶级）代替个人作为历史的重要活动者。20世纪初，美国实用主义“新史学派”创始人鲁滨孙（J.H.Robinson）在《论历史学》一书中，明确承认马克思主义对史学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指出马克思是“第一个对于科学的历史学作出巨大贡献的”学者。[10]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身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欧洲主要国家，已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脱颖而出，形成了一支实力雄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他们在弘扬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历史迈入21世纪时，唯物史观仍然是一种有效的认识历史的方法。但也同时存在着机遇和挑战，要坚持唯物史观，也要发展唯物史观，才能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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