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从政治参与看古罗马后期的妇女地位
杨俊明/付静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11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5年04期第97～105页
【作者简介】杨俊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长沙 410081）；
付静，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上海 200433）
【关 键 词】罗马/妇女/政治参与/政治地位
在父权制社会，男子是家庭和社会事务的主宰，妇女作为一种弱势群体，处于无权的依附地位。古罗马前期的妇女就是这样。她们在父权和夫权的夹缝中生存，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根据《十二铜表法》的规定，“妇女对她的父亲、丈夫或是监护人来说，是作为女儿和被监护者出现的。她的监护人是她的父亲或丈夫的男性近亲，或者根据她父亲或丈夫的遗嘱订立的人。”（注：阿利姆·M.沃德：《罗马人的历史》（Allemn M.Ward,A History of the Roman People），普拉提斯1999年版，第7页。）在监护人的严密控制下，妇女根本无自由可言。这样，政治成为男子的领域，妇女难以涉及。妇女“不能参与选举投票，不能担任元老院议员，不能当官任职。惟一能参加的是宗教活动，可以充当维斯塔贞女，在少数特殊的场合也能参加别的宗教活动”（注：里查德·A.鲍曼：《古罗马的女性与政治》（Richard A.Bauman,Women and Politics in Ancient Rome），伦敦1992年版，第2页。）。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古罗马妇女过去根本没有政治权利。格利乌斯在《雅典之夜》第5卷第19章中提到‘妇女不得参加市民集会’。”（注：奥托·基弗：《古罗马风化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
到古罗马后期，这种情况有了重大改观。这里所说的古罗马后期是指从罗马共和国晚期（大概从第二次布匿战争开始）到西罗马帝国灭亡这段时期。从共和晚期开始，随着罗马霸权的建立，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日趋激化，最终导致了激烈的社会斗争，包括同盟战争、奴隶起义、外敌入侵、派系斗争、人民暴动等等。特别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各种势力分分合合，相互倾轧，政治斗争层出不穷，出现了一批风云人物，如苏拉、恺撒、庞培、克拉苏、安东尼、屋大维，他们活跃于政治舞台，对政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到帝国时期，权力争夺激烈，政权更替频繁。上层社会的妇女长期耳濡目染，逐渐有了较强的参政意识。她们不再幽居于闺房深处，而是避开法律的限制，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为自己谋取权力和利益。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显赫的地位也为她们参与政治大开方便之门。她们中不少人善于利用矛盾，有些人甚至借此爬上了权力顶峰，在一些重大事件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
古罗马后期，不少贵族妇女热衷政治事务，她们利用男子的地位和权力，在各种政治斗争中施加影响。
公元前63年的喀提林阴谋中，有两名贵族妇女起了重要的作用。她们是福尔维娅（Fulvia）和显普洛妮娅（Sempronia）。福尔维娅是秋瑞尔斯的情妇，秋瑞尔斯由于不道德而被元老院逐出门外，她的野心随之受挫。为了提升在情妇眼中的形象，秋瑞尔斯夸口说及自己在阴谋中的重要作用，许诺“连高山大海都可以给她”。福尔维娅感到很震惊，告发了这次阴谋。另外，在这场阴谋中，喀提林还得到了一些妇女的支持，她们前期因当妓女而过着奢侈的生活，年纪大了，不能再当妓女，所以欠下一身的债。喀提林通过她们，获得她们奴隶的支持，放火烧毁城市，打败或杀死她们的丈夫。显普洛妮娅也是其中之一。“这个女人干过许多只有男人才敢干的罪行。……在她心目中，没有比谨慎和贞节更不值钱的东西了”（注：撒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2—114页。）。她有权代替丈夫接见使者。“阿拉布拉格的使者被带到显普洛妮娅家中见她丈夫，她丈夫是平民派的敌人。当时她丈夫不在，她接见了使者。而且每次接见使者，她都是必然要出席的”。由于她们在阴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于是有人评论说：“尽管她们是站在反对的一方，但她们在其中是不道德的。”（注：里查德·A.鲍曼：《古罗马的女性与政治》，第67—69页。）
安东尼的妻子福尔维娅（Fulvia）有强烈的参政欲望。据说，她是一位“不受任何道德观念的羁绊，渴求性满足和充满权力欲”的女人（注：萨拉·B.波梅罗伊：《妇女史和古代史》（Sarah B.Pomeroy,Women' s History and Ancient History），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7页。）。她对安东尼的影响达到如此程度，竟能使安东尼下令铸造刻有她肖像的银币，并允许她“统治统治者，指挥指挥官”（注：奥托·基弗：《古罗马风化史》，第58页。）。“公元前44年（恺撒死后）至40年（她自己死后），是她最疯狂参与政治的时期”。特别是公元前41年，“这时她表露出了领导才能、勇气和献身精神，这些品质是同时期很少有人能有的，无论男子还是女人。迪尔说，那年名义上的执政官是塞维鲁斯·伊苏那克斯和马克·安东尼的弟弟鲁基乌斯·安东鲁斯，但事实上是后者和福尔维娅。……没有她的同意，元老院和其他人都无法行事。甚至鲁基乌斯·安东鲁斯也处于从属地位”。有一次，他希望庆贺一次胜利，由于福尔维娅的反对，提案没有送到元老院。尽管后来在她的同意下通过了提案，但“迪尔说，这次胜利名义上是安东鲁斯的，实际上是属于福尔维娅的。整个事件都是她有意操作的，为的是试探她对元老院的控制程度”。另外，在安东尼和屋大维的权力角逐中，她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她作为安东尼在意大利的代理人，和屋大维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公元前42年，在屋大维遭到政敌攻击时，她趁机指挥占领了罗马（注：查德·A.鲍曼：《古罗马的女性与政治》，第83—87页。）。
帝国初期，叙利亚总督披索的妻子普朗奇娜也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她千方百计地帮助丈夫铲除异己，对付其政敌日耳曼尼库斯。“普朗希娜的作风对于一个规矩的女人来说是过分的。她参与骑兵演习和步兵操练，她嘲弄阿格里披娜和日耳曼尼库斯。结果甚至一些正派的士兵都不正当地准备为她效劳了”（注：塔西佗：《编年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0页。）。后来，她作为主谋，指使人毒死了日耳曼尼库斯。日耳曼尼库斯临死前说：“我是因为披索和普朗奇娜对我下了毒手而丧命的……他们在听到一个曾在这样多次的战争中厮杀过来之后，仍能幸运地活下来的人却死于一个妇人的阴谋之手，是会流下眼泪的。”（注：塔西佗：《编年史》，第122页。）普朗奇娜不仅心狠手辣，而且善于见风使舵。在丈夫得势的时候，她与之同坐一条船。而披索失势后，她的态度却起了很大的变化。当她觉得“披索的问题还有希望，她本人就坚决表示，不管披索的遭遇如何，她将同他共命运，必要时可以与他同死。但是当里维娅的私下斡旋使她得到皇帝的谅解，她就逐步把自己和丈夫的关系区分开来，并把她为自己进行的辩护当成一个单独的案件”。尽管她和披索都“同样遭人憎恨，但是她却拥有较之披索更大的势力”，披索死后，只对她作了装模作样的审讯。在皇太后的干预下，她的罪过不予追究。（注：塔西佗：《编年史》，第144—147页。）
有的妇女甚至能影响战争。日耳曼尼库斯的妻子阿格里披娜就成功地平定了一场兵变。当罗马和日耳曼人打仗时，阿格里披娜随丈夫（时任罗马统帅）留在军中。显赫的地位使她在军中有一定的声望。而有一件事更是增强了她的影响力。“这时流传着这样一个谣言：罗马军队中了敌人的伏击，日耳曼军队正向高卢挺进。一些人听到这个消息心慌起来，竟想把莱茵河上的桥拆毁，如果不是阿格里披娜制止的话，这些人就真敢干出丢脸的事情了。在那些日子里，这位心地高洁的妇人一直执行统帅交派的任务。她送衣服给无衣的士兵，亲自护理伤兵”。写日耳曼战争史的历史学家普林尼记述说，阿格里披娜在军队士兵的眼中的地位看来已经盖过了任何将领或最高统帅，而且一个妇人竟然平定了皇帝签署的命令都不能平定的兵变（注：塔西佗；《编年史》，第57—58页。）。
还有一些不甘寂寞的女人，在各种各样的政治角逐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如西塞罗的妻子特列提娅（Terentia）“是一位胆大心粗渴望荣誉的女人，正如西塞罗所说，她宁愿投身于他的政治事业，而不愿替他处理家庭事务”。她曾鼓动西塞罗严惩一场政治阴谋的发动者（注：杨共乐：《罗马共和国时期》下册，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68—169页。）。又如，公元前1世纪司法官瓦利斯的情妇西利东（Chelidon）对国家法律的控制竟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她控制了国家法律和私人争端的处理，而且在非法干涉方面也很有名。她只要给瓦利斯吹吹枕头风，他就会改变已经作出的决定或无视先例。人们群聚在她的居所处寻求通过新的法律、新的决议和新的措施，而法学家们的房子却无人问津。……她的房子更像是一个司法官的裁判所而不像是一个妓女的住所。”（注：里查德·A.鲍曼：《古罗马的女性与政治》，第66—67页。）帝国时期一位名叫卡尔维娅·克利司披尼拉的女人也颇有政治手腕。她“曾向尼禄传授了放荡的生活方法，随后她又渡海到阿非利加去教唆克洛狄乌斯·玛凯尔发动叛乱，并公然想使罗马人民遭受饥馑之苦。后来由于同一位前任执政官结婚，她又取得了全城的好感，这样她就安全地度过了伽尔巴、奥托和维提里乌斯三人的当政时期。最后，她又由于自己的财富和没有子嗣而成了一位有势力的人物”（注：塔西佗：《历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2页。）。
妇女的介入无疑为古罗马后期复杂的政治斗争增添了一个亮点，她们在政治活动中的杰出表现，证明了并不是只有男人才有能力涉足政治领域，女人同样可以。但应该看到的是，男权主义者们对于妇女参政采取的是仇视的态度。本文所使用的很多史料都带有这样的痕迹，对此我们要加以分析。
二
古罗马后期妇女参政意识的加强和政治才能的提高，不仅表现在实践上，也体现在理论和思想水平上。当时，上层社会一些知识文化水平较高的妇女已经有了初步的政治理论思想。例如，公元前124年，科尔耐莉娅在儿子提比略·格拉古被暗杀后，写给另一个儿子盖琉斯的信中可以明显看出她的政治思想：“毫无疑问，我们有必要对敌人进行报复，但只有在对我们自己的国家无害的情况下才能这么做。既然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那我们只有让敌人暂时存在，以免我们的国家受到损害。”（注：里查德·A.鲍曼：《古罗马的女性与政治》，第13—14页。）又如，加图的女儿波西娅“支持她的第一任丈夫反对恺撒。她承认参与了她第二任丈夫的计划——暗杀恺撒。在她死后，西塞罗为她写了一篇颇有影响力的悼词”。冒着生命危险这样做的目的，只因为她拥护共和，反对专政（注：阿利姆·M.沃德：《罗马人的历史》，第230—231页。）。
另外，这时还出现了一些女性政治策略家。她们目标明确，意志坚定，深谋远虑，判断力强，得以在各种政治斗争中如鱼得水，左右逢源。例如，“克劳狄娅（Clodia）可以算是第一位确定的政治策略家。流言围绕她一生。她被认为应对（其夫）麦特鲁斯之死负责。……有人说她与她哥哥乱伦，有人说她试图破坏西塞罗的婚姻，为的是想嫁给他。最重要的是，她是起诉盖琉斯·罗福斯的幕后主使者，这是在公元前56年”。在这次事件中，“有人认为她是幕后主使，有人认为她不过是起次要的作用，也有人说她根本与这件事无关。我认为前者可信”。指控总共包括5个事件，克劳狄娅只参与了两次。她颇有心计，使整个案件的胜负悬于她一个人身上。“克劳狄娅是这个案子的最中心的人物”（注：里查德·A.鲍曼：《古罗马的女性与政治》，第69—73页。）。
恺撒的情妇苏维利娅（Servilia）被认为是“罗马共和晚期最伟大的政治策略家。……她在恺撒的有生之年甚至他死后一直施加重要的政治影响”。恺撒在世时，苏维利娅同时作为恺撒和西塞罗的“红粉知己”，“在两人的一系列谈判中充当调停人”。“恺撒死后，苏维利娅更加受人注目”。她利用情夫为自己谋取政治地位，并在前夫死后，将儿子布鲁特斯托付给自己的兄弟抚养，为自己赢得政治资本。在一次高层会议讨论她儿子掌管的一件事情时，她曾当众斥责西塞罗对此事的漫不经心：“我不得不指出，这是我从未见到过的事。一面对她的突然挑衅，西塞罗忍住了。苏维利娅宣称，她将静候这样的蔑视行为从元老院的法令中消除殆尽”。她的咄咄逼人的政治行为可以说是后来“皇室家庭妇女的先兆”（注：里查德·A.鲍曼：《古罗马的女性与政治》，第73—76页。）。
还有的女政治家颇有交际手腕，在各种政治势力中纵横捭阖，游刃有余。作为恺撒的女儿和庞培的妻子，优里亚在世时调和了父亲和丈夫的矛盾。“她用自己那优良的性格和对于父亲与丈夫之间的爱和缓了他们之间发生的那些摩擦”。而她死后，“现在她那有利的影响已经不复存在了”（注：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09页。）。恺撒和庞培最后终于分道扬镳。尽管这种分裂是无法避免的，但直到优里亚去世才发生，说明她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安东尼的最后一位妻子屋大维娅（Octavia）也是这样一位女性。公元前37年，后三头都遭遇到了各自的地方危机，屋大维娅这时展现出了自己的才能。她赢得了屋大维的朋友麦西鲁斯和阿格利帕的支持，在他们的帮助下，屋大维娅说服屋大维。她干预的结果是他林敦和约的签订和三头同盟延长5年。为了有更完善的措施，她还安排将屋大维的幼女朱莉娅许配给安东尼和福尔维娅的大儿子安东鲁斯·安提鲁斯为妻。安提鲁斯年纪已大，不可能活到正式婚礼的举行，这场政治婚姻只不过是缓和矛盾的手段。屋大维娅所展现的外交才能，丝毫不让于须眉（注：里查德·A.鲍曼：《古罗马的女性与政治》，第91—98页。）。
三
除了个别妇女独自参与政治事件外，罗马妇女还曾团结起来进行维护自身权利的政治斗争。后三头同盟期间，由于缺少内战经费，罗马曾经颁布一项法令，要求1400名最富有的妇女交纳一部分财产。法令规定，如果有人隐瞒她的财产，或作虚伪的估价，就要处以罚金。这些妇女听到消息后非常气愤，她们举行集会，推举霍腾西亚（Hortensia）为代表发言抗议。由于妇女的坚决斗争，最后三巨头不得不做出让步，把需要进行财产估值的妇女从1400人减为400人。妇女的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注：阿庇安：《罗马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40—342页。）。
古罗马妇女集体抗议奥庇安法的政治运动后来被视为西方女权运动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公元前215年奥庇安法禁止妇女穿色彩鲜艳的衣服；不得在城内或城边乘坐马车；妇女不得拥有半盎司以上的黄金。妇女们不顾包括老加图在内的几位显赫人物的反对，在公元前195年要求撤销此法。在人数越围越多的公共集会中，她们发表演说，提出自己的要求”（注：亨利·C.博伦：《从历史的角度看古代世界》（Henry C.Boren,The Ancient World-A History Perspective），普拉提斯1986年版，第261页。）。“无论是行政官吏的权威，还是丈夫们的命令，或是妇女们自己的传统观念都无法阻止她们走出家门。她们来到城市各条街道和广场的入口处，恳求每一位来广场的男人们允许妇女们恢复他们以前的装饰品……由于每天都有大量的妇女从城镇和乡村来到罗马，所以她们的人数日益增加”。在遭到执政官加图的拒绝后，“妇女们便于第二天走上街道，并包围了正在否决其同僚保民官建议的两位布鲁图斯，声称他们如果不撤回否决权，就决不从他们的家门口撤离”（注：李维：《罗马史》第34卷，第1—8节。转引自杨共乐：《罗马共和国时期》下册，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57页。）。妇女的顽强抗争让当权阶层感到恐慌，加图曾称这次行动是暴动，最终取得的结果是奥庇安法在其通过后第二十年被正式废除。“显而易见的，该法律引发的事件是妇女公开争取自己权益运动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她们劝服元老院让她们表达自己的意愿”（注：亨利·C.博伦：《从历史的角度看古代世界》，第261页。）。妇女在此次运动中表现出了坚强的斗争精神和巨大的威力，对男性统治的世界是一次很大的冲击。
有的妇女甚至联合起来，采取极端手段反抗男性的统治。“公元前331年，罗马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投毒事件。用李维的话来说，这是非常可怕的一年，很多领导人物神秘地死去，致命原因不是瘟疫而是中毒”。一名女奴向市政官费毕阿斯揭露了事件的真相，指出“这个城市的妇女犯罪是罪魁祸首。她将费毕阿斯带到妇女制造阴谋的地方……20名被查出房中藏有毒药的妇女被带到法庭”。尽管被查出有罪，但妇女们仍然表现出了无所畏惧的精神。“其中两位贵族妇女，科尔耐莉娅和苏吉娅，指出这些药是有治疗作用的。告密者于是要求她们将这些药喝下去，以证明她们的清白。等围观的人离去后，她们两人答应了这个要求，喝下药后死去”。后来，“170名妇女被发现有罪，并受到惩罚。据李维说，这是罗马历史上第一次关于投毒的审判。这是一次惊人的事件，被认为是疯狂的行为。……对前面抓住的20名妇女或许不过是进行考验的审判，而对于后面170位妇女的审判，却复杂得多，元老院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主席是费毕阿斯。根据公众刑法来审判妇女，而不是人们之前认为的用家庭法庭审判。这样做，尽管脱离传统习惯，但是必要的，因为这次事件已经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妇女既然集体做出了这样惊人的大事，当然也应将她们集体审判”。应该指出的是，“集体审判以前从未有过。……赫尔曼对之作出了政治解释。她认为有一批贵族妇女想获得和男子一样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甚至不惜采取犯罪的手段”（注：里查德·A.鲍曼：《古罗马的女性与政治》，第13—14页。）。尽管这种过激的手法让人不以为然，但这些妇女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表现出来的勇气却是值得敬佩的。
罗马后期，已经出现了一些妇女的政治组织。包括各种形式的俱乐部、管理会、大会、议院等（注：玛利·R.莱夫克维茨、莫林·B.范特：《希腊罗马妇女的生活》（Marry R.Lefkowitz and Maureen B.Fant,Women' s Life in Greece and Rome），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4—246页。）。还有一些妇女委员会，例如西庇安尼克组织（注：里查德·A.鲍曼：《古罗马的女性与政治》，第27—28页。）。这时还出现了专门的妇女会议。“罗马皇帝黑利阿加巴卢斯统治时期，在奎里纳尔山上为‘妇女元老院’建了一个礼堂，已婚妇女会议常在这里开会”（注：奥托·基弗：《古罗马风化史》，第54—55页。）。不过这种议事机构并没有法律权威，所作的决议也没有法律效力。这时的妇女没有权利进入正式的机构任职，也没有选举权，不过，聪明的妇女总有聪明的办法。她们能找到特殊的途径参政，例如，在庞培的选举书草稿上可以看到一份为男性候选人拉选票的妇女名单。“这说明她们对国内政治事务有浓厚的兴趣，她们伙同男子或者独自公开发表声明支持某位候选人”。有位名叫卡普拉西娅的妇女声明：“卡普拉西娅和她的邻居林弗尔斯建议你们选举奥鲁斯·弗姆斯为市政官，他能胜任这份职务。”（注：玛利·R.莱夫克维茨、莫林·B.范特：《希腊罗马妇女的生活》，第213—214页。）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小亚细亚，有一种不常见的现象——女子做官，他们公开选举妇女做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稀罕的事情（注：萨拉·B.波梅罗伊：《妇女史和古代史》，第249页。）。
四
在罗马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不准妇女执政。共和国早期，甚至不准妇女提出建议。但从帝国时期开始，很多男性已寻求和遵循他们妻子的意见。有些皇室女性，依靠丈夫、儿子和其他男性亲属、甚至情夫的权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影响，甚至直接或间接地干预和影响着朝政。
作为奥古斯都的妻子，里维娅是他处理政事的好助手，她公开参与奥古斯都的王位继承问题。塔西佗认为，其两个继子盖乌斯和路奇乌斯的死“或许是因为他们的继母里维娅下了毒手。……她竟然把他仅有的一个未死的外孙放逐到普拉纳西亚岛去”（注：塔西佗：《编年史》，第4页。）。提比略继位后，“为其母利维娅所烦恼，因为她要求与他共治。他避免与她频繁会面和长时间单独谈话，以免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是在她的指导下活动，虽然他实际上也需要并时常遵照她的建议办事”。除此之外，在里维娅的努力下，元老院建议提比略不仅用“奥古斯都之子”，还用“利维娅之子”作为其名字的一部分。这使他非常恼火。“他常常提醒她不要插手不是妇女应该插手的国家大事，尤其是因为他听说，维斯塔神庙附近失火时，她亲临现场，像她丈夫在世时那样，鼓励人民和士兵努力救火。后来，提比略对她达到了公开敌视的程度。据说其原因如下：利维娅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他把一个刚取得公民权的人任命为十人团法官。他声明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才能同意那么做，即在名单上注明，这是他母亲强迫他这样做的。利维娅气愤之余从一秘密地方拿出并宣读了一些奥古斯都从前写给她的信，信中有关于提比略性格冷酷而且顽固的话。这些信保存如此长久，并被如此恶毒地用来反对他，这使他极其气愤，以致有些人认为这正是他隐退的最重要原因”（注：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39—140页。）。女人对皇帝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克劳狄乌斯的第三任妻子美撒里娜是个很有手段的女人，克劳狄乌斯对她言听计从。有这样的记载：“她对克劳狄乌斯施加影响，使他给因涉嫌叛国罪的元老议员定罪。”（注：阿利姆·M.沃德：《罗马人的历史》，第311页。）她还曾串通那尔奇苏斯陷害阿庇乌斯。“那尔奇苏斯在黎明时假装惊惶失措地冲入主子的寝室，告知说自己梦到阿庇乌斯袭击皇帝；美撒里娜故作惊讶，说她也连续好几夜做过同样的梦。一会儿之后，根据事先安排，有人报告说阿庇乌斯朝皇帝冲来了。其实他是前一天接到命令要他这个时候来见皇帝的。这下子，似乎那个梦的真实性是确凿无疑的，因此，皇帝下令立即对他起诉，并处以死刑”（注：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第215页。）。美撒里娜胆大妄为，她经常背着皇帝乔装打扮去妓院卖淫（注：玛利·R.莱夫克维茨、莫林·B.范特：《希腊罗马妇女的生活》，第153页。）。她甚至背着克劳狄乌斯公然和情夫西里乌斯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克劳狄乌斯知道后，她又施展手段来保全自己的性命。要不是一名近卫军首领将她杀死，她很有可能取得皇帝的怜悯而幸免于难（注：塔西佗：《编年史》，第342—351页。）。“有人认为，美撒里娜并不是淫妇、花痴，她只是以性作为一种妥协和控制政客的手段，起一种政治作用”（注：朱迪斯·P.哈利特、玛里琳·B.斯金纳：《罗马人的性生活》（Judith P.Hallett and Marilyn B.Skinner,Roman Sexuali-ties），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2—230页。）。“塔西佗在对皇帝权力叙述时，他笔下的美撒里娜是作为皇帝家庭的标志，城市的标志，皇权自身的标志出现的。……妇女成为‘皇帝’，用一句更准确的话来说，妇女成为皇权地位排列中的一个要素和皇权本身（一种化身）”（注：朱迪斯·P.哈利特、玛里琳·B.斯金纳：《罗马人的性生活》，第242页。）。
美撒里娜死后，小阿格里披娜为成为皇后而施展了各种手段。她先是诱使克劳狄乌斯在众多竞争者中挑选了她，并设法让皇帝的女儿屋大维娅与自己的儿子多米提乌斯订了婚。而后，在她的授意下，维提里乌斯巧舌如簧，说服元老们接受了她，从而克服了叔父和侄女结婚不合先例的障碍。据塔西佗的记载：“从这个时候开始，国家的情况就改变了。全部国家大事都操纵在一个女人的手里，不过这个女人与任意玩弄罗马帝国的美撒里娜不同。这是一种严酷的、几乎和男子统治时一样的暴政。在公开场合，阿格里披娜不仅是严厉的，又往往是横傲的。她的私生活没有淫乱的迹象，除非这样做有助于加强她的权力。她不顾一切地想给自己弄到金钱，她认为这是取得专制权力的后援力量。”如愿以偿地成为皇后之后，她采取了一系列对付皇帝的亲生儿子布列塔尼库斯的措施，为尼禄继位铺平道路。尼禄成为皇帝后，阿格里披娜为了控制他，采取了各种各样，包括操纵、威胁、忠告、诱骗、许诺等手段。在这些努力都不能奏效的情况下，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她甚至试图勾引自己的儿子。阿格里披娜最终被杀死了，但不管怎样，她生前取得了只有皇帝才能享有的荣耀。她曾坐在离皇帝不远的坛座上接受被去掉了镣铐的囚犯的致敬。“他们对她与对皇帝一样表示了称颂和感谢。一个女人堂堂正正地坐在罗马军旗面前，这确实是从古以来从未有过的新鲜事。她想用这一点表明在她的祖先所创立的帝国中，她自己也有一份”。另外，她在其出生地设置了一个老兵的移民地，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从而也向行省显示了她的力量。更为让人震惊的是，“她开始乘辇进入卡披托里乌姆神殿，而在古时只有祭司和圣物才享受得到的这种荣誉。这种做法加强了一个女人的尊严，这是一个身世极其高贵的女人，她不但是一位统帅的女儿，而且是皇帝的姊妹、妻子和母亲”（注：塔西佗：《编年史》，第352—401页。）。
在罗马历史上，有不少位高权重的女人由于皇帝的软弱，而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能力，她们直接控制着朝政，成为国家的实际统治者。3世纪的皇帝埃拉伽巴路斯的外祖母优丽亚·美撒及其两个女儿索埃米阿斯和马梅亚就是这样。优丽亚·美撒成功地在叙利亚军队中煽动对玛克里努斯的不满情绪，并保证给士兵以慷慨的赏赐，从而为埃拉伽巴卢斯赢得了王位（注：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第857页。）。随后，她领导了全部的国家大事。直到亚历山大继位初期，仍是由她控制国家大权。她去世后，则是马梅亚当政。另外，埃拉伽巴卢斯的妈妈索埃米阿斯也是一个积极参与政治的女人。吉本提到过：“索埃米阿斯的名字玷污了元老院的名声——她的名字被与执政官们的名字放在一起，她还作为一个成员签署了立法议会的正式文件。她的更为明智的妹妹马梅亚却拒绝了那种无用的、令人反感的特权，后来更通过了一项严肃的法律永远不容妇女进入元老院，并言明谁如违反了这一规定便将她的头奉献给地狱之神。马梅亚具有男性的野心，她所追求的是实权而非排场。她在她儿子的思想之上维持着一个绝对的永久的帝国，而在他的感觉中，他妈妈是绝不能容忍任何对手存在的。”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她分别处死和流放了亚历山大的岳父和妻子。据说，亚历山大“一直到死都没有脱出马梅亚的控制”。不过，“她的治理措施总的来讲是同样既有利于她的儿子也有利于帝国的。在元老院的同意下，她挑选了16个最明智、品德最为高尚的元老组成永久性的国家政务会，任何重大的公共事务都须通过它讨论决定”（注：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8页。）。毫无疑问，这母女三人拥有的地位，是高高在上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帝国晚期的普尔喀丽娅，她是小提奥多西的姐姐，曾统治着东部帝国近40年之久。“她16岁时便获得了奥古斯塔的称号；她所受到的恩宠，尽管有时蒙上了奇想和阴谋……在老提奥多西的所有后代中，只有她看来曾继承了一些他的果敢精神和才能。她对希腊和拉丁语的熟练和精通，使她在处理公众事务需要讲话或动笔时都能应付自如：她决定一个问题要经过深思熟虑，她的行动果断而坚决；当她不声不响或不露声色地推动政府的车轮前进的时候，她总是谨慎地把皇帝的长治久安的统治归功于他本人的才能”（注：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下册，第59—60页。）。
从以上的种种事例可以看出，到古罗马后期，上层社会的妇女已经有了参政意识，她们的身影逐渐出现在形形色色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中，并且学会了不同的斗争策略，包括集体行动、理论指导（尽管这种理论是很浅显的）、长远规划、阴谋诡计等等，甚至出现了一批权倾朝野的妇女掌权者。当时参与政治事务的妇女数量之多，在罗马历史上是罕见的。当然，有些妇女的行为并不为人所称道，有些甚至还应受到谴责。但毋庸置疑的是，贵族妇女在政治生活领域已经争得了一席之地，她们在反对男性专权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显示出了独立的个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对男权统治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乃至对整个罗马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古罗马后期妇女的政治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
不过，我们也不能夸大这种提高。首先，这种提高只是相对的，即相对于罗马前期以及古代其他国家的妇女地位而言的；其次，本文所提到的只是当时上层社会的妇女，广大的中下层妇女并不在此列，她们的地位并没有多大的提高；最后，这种提高并未能改变男子居于统治中心的地位，妇女仍然属于第二性，她们的法律地位并没有任何的改善，她们只有“通过男子，才能对社会事务施加影响；不管用什么方式，妇女都只能在幕后，而不能在台前”（注：里查德·A·鲍曼：《古罗马的女性与政治》，第2页。）。这与当代妇女与男子基本平权的地位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11期
【原文出处】《世界历史》(京)2005年04期第97～105页
【作者简介】杨俊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长沙 410081）；
付静，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上海 200433）
| 【内容提要】 | 罗马共和早期，妇女在政治领域还完全处于依从地位。但从共和晚期以来，上层妇女大量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在国家政治事务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政治地位有了很大提高。尽管这种提高是相对而言的，还不能被无限夸大，但其在女权发展史上仍然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
到古罗马后期，这种情况有了重大改观。这里所说的古罗马后期是指从罗马共和国晚期（大概从第二次布匿战争开始）到西罗马帝国灭亡这段时期。从共和晚期开始，随着罗马霸权的建立，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日趋激化，最终导致了激烈的社会斗争，包括同盟战争、奴隶起义、外敌入侵、派系斗争、人民暴动等等。特别是在统治阶级内部，各种势力分分合合，相互倾轧，政治斗争层出不穷，出现了一批风云人物，如苏拉、恺撒、庞培、克拉苏、安东尼、屋大维，他们活跃于政治舞台，对政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到帝国时期，权力争夺激烈，政权更替频繁。上层社会的妇女长期耳濡目染，逐渐有了较强的参政意识。她们不再幽居于闺房深处，而是避开法律的限制，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为自己谋取权力和利益。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显赫的地位也为她们参与政治大开方便之门。她们中不少人善于利用矛盾，有些人甚至借此爬上了权力顶峰，在一些重大事件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
古罗马后期，不少贵族妇女热衷政治事务，她们利用男子的地位和权力，在各种政治斗争中施加影响。
公元前63年的喀提林阴谋中，有两名贵族妇女起了重要的作用。她们是福尔维娅（Fulvia）和显普洛妮娅（Sempronia）。福尔维娅是秋瑞尔斯的情妇，秋瑞尔斯由于不道德而被元老院逐出门外，她的野心随之受挫。为了提升在情妇眼中的形象，秋瑞尔斯夸口说及自己在阴谋中的重要作用，许诺“连高山大海都可以给她”。福尔维娅感到很震惊，告发了这次阴谋。另外，在这场阴谋中，喀提林还得到了一些妇女的支持，她们前期因当妓女而过着奢侈的生活，年纪大了，不能再当妓女，所以欠下一身的债。喀提林通过她们，获得她们奴隶的支持，放火烧毁城市，打败或杀死她们的丈夫。显普洛妮娅也是其中之一。“这个女人干过许多只有男人才敢干的罪行。……在她心目中，没有比谨慎和贞节更不值钱的东西了”（注：撒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2—114页。）。她有权代替丈夫接见使者。“阿拉布拉格的使者被带到显普洛妮娅家中见她丈夫，她丈夫是平民派的敌人。当时她丈夫不在，她接见了使者。而且每次接见使者，她都是必然要出席的”。由于她们在阴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于是有人评论说：“尽管她们是站在反对的一方，但她们在其中是不道德的。”（注：里查德·A.鲍曼：《古罗马的女性与政治》，第67—69页。）
安东尼的妻子福尔维娅（Fulvia）有强烈的参政欲望。据说，她是一位“不受任何道德观念的羁绊，渴求性满足和充满权力欲”的女人（注：萨拉·B.波梅罗伊：《妇女史和古代史》（Sarah B.Pomeroy,Women' s History and Ancient History），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7页。）。她对安东尼的影响达到如此程度，竟能使安东尼下令铸造刻有她肖像的银币，并允许她“统治统治者，指挥指挥官”（注：奥托·基弗：《古罗马风化史》，第58页。）。“公元前44年（恺撒死后）至40年（她自己死后），是她最疯狂参与政治的时期”。特别是公元前41年，“这时她表露出了领导才能、勇气和献身精神，这些品质是同时期很少有人能有的，无论男子还是女人。迪尔说，那年名义上的执政官是塞维鲁斯·伊苏那克斯和马克·安东尼的弟弟鲁基乌斯·安东鲁斯，但事实上是后者和福尔维娅。……没有她的同意，元老院和其他人都无法行事。甚至鲁基乌斯·安东鲁斯也处于从属地位”。有一次，他希望庆贺一次胜利，由于福尔维娅的反对，提案没有送到元老院。尽管后来在她的同意下通过了提案，但“迪尔说，这次胜利名义上是安东鲁斯的，实际上是属于福尔维娅的。整个事件都是她有意操作的，为的是试探她对元老院的控制程度”。另外，在安东尼和屋大维的权力角逐中，她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她作为安东尼在意大利的代理人，和屋大维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公元前42年，在屋大维遭到政敌攻击时，她趁机指挥占领了罗马（注：查德·A.鲍曼：《古罗马的女性与政治》，第83—87页。）。
帝国初期，叙利亚总督披索的妻子普朗奇娜也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她千方百计地帮助丈夫铲除异己，对付其政敌日耳曼尼库斯。“普朗希娜的作风对于一个规矩的女人来说是过分的。她参与骑兵演习和步兵操练，她嘲弄阿格里披娜和日耳曼尼库斯。结果甚至一些正派的士兵都不正当地准备为她效劳了”（注：塔西佗：《编年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0页。）。后来，她作为主谋，指使人毒死了日耳曼尼库斯。日耳曼尼库斯临死前说：“我是因为披索和普朗奇娜对我下了毒手而丧命的……他们在听到一个曾在这样多次的战争中厮杀过来之后，仍能幸运地活下来的人却死于一个妇人的阴谋之手，是会流下眼泪的。”（注：塔西佗：《编年史》，第122页。）普朗奇娜不仅心狠手辣，而且善于见风使舵。在丈夫得势的时候，她与之同坐一条船。而披索失势后，她的态度却起了很大的变化。当她觉得“披索的问题还有希望，她本人就坚决表示，不管披索的遭遇如何，她将同他共命运，必要时可以与他同死。但是当里维娅的私下斡旋使她得到皇帝的谅解，她就逐步把自己和丈夫的关系区分开来，并把她为自己进行的辩护当成一个单独的案件”。尽管她和披索都“同样遭人憎恨，但是她却拥有较之披索更大的势力”，披索死后，只对她作了装模作样的审讯。在皇太后的干预下，她的罪过不予追究。（注：塔西佗：《编年史》，第144—147页。）
有的妇女甚至能影响战争。日耳曼尼库斯的妻子阿格里披娜就成功地平定了一场兵变。当罗马和日耳曼人打仗时，阿格里披娜随丈夫（时任罗马统帅）留在军中。显赫的地位使她在军中有一定的声望。而有一件事更是增强了她的影响力。“这时流传着这样一个谣言：罗马军队中了敌人的伏击，日耳曼军队正向高卢挺进。一些人听到这个消息心慌起来，竟想把莱茵河上的桥拆毁，如果不是阿格里披娜制止的话，这些人就真敢干出丢脸的事情了。在那些日子里，这位心地高洁的妇人一直执行统帅交派的任务。她送衣服给无衣的士兵，亲自护理伤兵”。写日耳曼战争史的历史学家普林尼记述说，阿格里披娜在军队士兵的眼中的地位看来已经盖过了任何将领或最高统帅，而且一个妇人竟然平定了皇帝签署的命令都不能平定的兵变（注：塔西佗；《编年史》，第57—58页。）。
还有一些不甘寂寞的女人，在各种各样的政治角逐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如西塞罗的妻子特列提娅（Terentia）“是一位胆大心粗渴望荣誉的女人，正如西塞罗所说，她宁愿投身于他的政治事业，而不愿替他处理家庭事务”。她曾鼓动西塞罗严惩一场政治阴谋的发动者（注：杨共乐：《罗马共和国时期》下册，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68—169页。）。又如，公元前1世纪司法官瓦利斯的情妇西利东（Chelidon）对国家法律的控制竟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她控制了国家法律和私人争端的处理，而且在非法干涉方面也很有名。她只要给瓦利斯吹吹枕头风，他就会改变已经作出的决定或无视先例。人们群聚在她的居所处寻求通过新的法律、新的决议和新的措施，而法学家们的房子却无人问津。……她的房子更像是一个司法官的裁判所而不像是一个妓女的住所。”（注：里查德·A.鲍曼：《古罗马的女性与政治》，第66—67页。）帝国时期一位名叫卡尔维娅·克利司披尼拉的女人也颇有政治手腕。她“曾向尼禄传授了放荡的生活方法，随后她又渡海到阿非利加去教唆克洛狄乌斯·玛凯尔发动叛乱，并公然想使罗马人民遭受饥馑之苦。后来由于同一位前任执政官结婚，她又取得了全城的好感，这样她就安全地度过了伽尔巴、奥托和维提里乌斯三人的当政时期。最后，她又由于自己的财富和没有子嗣而成了一位有势力的人物”（注：塔西佗：《历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62页。）。
妇女的介入无疑为古罗马后期复杂的政治斗争增添了一个亮点，她们在政治活动中的杰出表现，证明了并不是只有男人才有能力涉足政治领域，女人同样可以。但应该看到的是，男权主义者们对于妇女参政采取的是仇视的态度。本文所使用的很多史料都带有这样的痕迹，对此我们要加以分析。
二
古罗马后期妇女参政意识的加强和政治才能的提高，不仅表现在实践上，也体现在理论和思想水平上。当时，上层社会一些知识文化水平较高的妇女已经有了初步的政治理论思想。例如，公元前124年，科尔耐莉娅在儿子提比略·格拉古被暗杀后，写给另一个儿子盖琉斯的信中可以明显看出她的政治思想：“毫无疑问，我们有必要对敌人进行报复，但只有在对我们自己的国家无害的情况下才能这么做。既然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那我们只有让敌人暂时存在，以免我们的国家受到损害。”（注：里查德·A.鲍曼：《古罗马的女性与政治》，第13—14页。）又如，加图的女儿波西娅“支持她的第一任丈夫反对恺撒。她承认参与了她第二任丈夫的计划——暗杀恺撒。在她死后，西塞罗为她写了一篇颇有影响力的悼词”。冒着生命危险这样做的目的，只因为她拥护共和，反对专政（注：阿利姆·M.沃德：《罗马人的历史》，第230—231页。）。
另外，这时还出现了一些女性政治策略家。她们目标明确，意志坚定，深谋远虑，判断力强，得以在各种政治斗争中如鱼得水，左右逢源。例如，“克劳狄娅（Clodia）可以算是第一位确定的政治策略家。流言围绕她一生。她被认为应对（其夫）麦特鲁斯之死负责。……有人说她与她哥哥乱伦，有人说她试图破坏西塞罗的婚姻，为的是想嫁给他。最重要的是，她是起诉盖琉斯·罗福斯的幕后主使者，这是在公元前56年”。在这次事件中，“有人认为她是幕后主使，有人认为她不过是起次要的作用，也有人说她根本与这件事无关。我认为前者可信”。指控总共包括5个事件，克劳狄娅只参与了两次。她颇有心计，使整个案件的胜负悬于她一个人身上。“克劳狄娅是这个案子的最中心的人物”（注：里查德·A.鲍曼：《古罗马的女性与政治》，第69—73页。）。
恺撒的情妇苏维利娅（Servilia）被认为是“罗马共和晚期最伟大的政治策略家。……她在恺撒的有生之年甚至他死后一直施加重要的政治影响”。恺撒在世时，苏维利娅同时作为恺撒和西塞罗的“红粉知己”，“在两人的一系列谈判中充当调停人”。“恺撒死后，苏维利娅更加受人注目”。她利用情夫为自己谋取政治地位，并在前夫死后，将儿子布鲁特斯托付给自己的兄弟抚养，为自己赢得政治资本。在一次高层会议讨论她儿子掌管的一件事情时，她曾当众斥责西塞罗对此事的漫不经心：“我不得不指出，这是我从未见到过的事。一面对她的突然挑衅，西塞罗忍住了。苏维利娅宣称，她将静候这样的蔑视行为从元老院的法令中消除殆尽”。她的咄咄逼人的政治行为可以说是后来“皇室家庭妇女的先兆”（注：里查德·A.鲍曼：《古罗马的女性与政治》，第73—76页。）。
还有的女政治家颇有交际手腕，在各种政治势力中纵横捭阖，游刃有余。作为恺撒的女儿和庞培的妻子，优里亚在世时调和了父亲和丈夫的矛盾。“她用自己那优良的性格和对于父亲与丈夫之间的爱和缓了他们之间发生的那些摩擦”。而她死后，“现在她那有利的影响已经不复存在了”（注：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09页。）。恺撒和庞培最后终于分道扬镳。尽管这种分裂是无法避免的，但直到优里亚去世才发生，说明她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安东尼的最后一位妻子屋大维娅（Octavia）也是这样一位女性。公元前37年，后三头都遭遇到了各自的地方危机，屋大维娅这时展现出了自己的才能。她赢得了屋大维的朋友麦西鲁斯和阿格利帕的支持，在他们的帮助下，屋大维娅说服屋大维。她干预的结果是他林敦和约的签订和三头同盟延长5年。为了有更完善的措施，她还安排将屋大维的幼女朱莉娅许配给安东尼和福尔维娅的大儿子安东鲁斯·安提鲁斯为妻。安提鲁斯年纪已大，不可能活到正式婚礼的举行，这场政治婚姻只不过是缓和矛盾的手段。屋大维娅所展现的外交才能，丝毫不让于须眉（注：里查德·A.鲍曼：《古罗马的女性与政治》，第91—98页。）。
三
除了个别妇女独自参与政治事件外，罗马妇女还曾团结起来进行维护自身权利的政治斗争。后三头同盟期间，由于缺少内战经费，罗马曾经颁布一项法令，要求1400名最富有的妇女交纳一部分财产。法令规定，如果有人隐瞒她的财产，或作虚伪的估价，就要处以罚金。这些妇女听到消息后非常气愤，她们举行集会，推举霍腾西亚（Hortensia）为代表发言抗议。由于妇女的坚决斗争，最后三巨头不得不做出让步，把需要进行财产估值的妇女从1400人减为400人。妇女的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注：阿庇安：《罗马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40—342页。）。
古罗马妇女集体抗议奥庇安法的政治运动后来被视为西方女权运动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公元前215年奥庇安法禁止妇女穿色彩鲜艳的衣服；不得在城内或城边乘坐马车；妇女不得拥有半盎司以上的黄金。妇女们不顾包括老加图在内的几位显赫人物的反对，在公元前195年要求撤销此法。在人数越围越多的公共集会中，她们发表演说，提出自己的要求”（注：亨利·C.博伦：《从历史的角度看古代世界》（Henry C.Boren,The Ancient World-A History Perspective），普拉提斯1986年版，第261页。）。“无论是行政官吏的权威，还是丈夫们的命令，或是妇女们自己的传统观念都无法阻止她们走出家门。她们来到城市各条街道和广场的入口处，恳求每一位来广场的男人们允许妇女们恢复他们以前的装饰品……由于每天都有大量的妇女从城镇和乡村来到罗马，所以她们的人数日益增加”。在遭到执政官加图的拒绝后，“妇女们便于第二天走上街道，并包围了正在否决其同僚保民官建议的两位布鲁图斯，声称他们如果不撤回否决权，就决不从他们的家门口撤离”（注：李维：《罗马史》第34卷，第1—8节。转引自杨共乐：《罗马共和国时期》下册，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57页。）。妇女的顽强抗争让当权阶层感到恐慌，加图曾称这次行动是暴动，最终取得的结果是奥庇安法在其通过后第二十年被正式废除。“显而易见的，该法律引发的事件是妇女公开争取自己权益运动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她们劝服元老院让她们表达自己的意愿”（注：亨利·C.博伦：《从历史的角度看古代世界》，第261页。）。妇女在此次运动中表现出了坚强的斗争精神和巨大的威力，对男性统治的世界是一次很大的冲击。
有的妇女甚至联合起来，采取极端手段反抗男性的统治。“公元前331年，罗马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投毒事件。用李维的话来说，这是非常可怕的一年，很多领导人物神秘地死去，致命原因不是瘟疫而是中毒”。一名女奴向市政官费毕阿斯揭露了事件的真相，指出“这个城市的妇女犯罪是罪魁祸首。她将费毕阿斯带到妇女制造阴谋的地方……20名被查出房中藏有毒药的妇女被带到法庭”。尽管被查出有罪，但妇女们仍然表现出了无所畏惧的精神。“其中两位贵族妇女，科尔耐莉娅和苏吉娅，指出这些药是有治疗作用的。告密者于是要求她们将这些药喝下去，以证明她们的清白。等围观的人离去后，她们两人答应了这个要求，喝下药后死去”。后来，“170名妇女被发现有罪，并受到惩罚。据李维说，这是罗马历史上第一次关于投毒的审判。这是一次惊人的事件，被认为是疯狂的行为。……对前面抓住的20名妇女或许不过是进行考验的审判，而对于后面170位妇女的审判，却复杂得多，元老院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主席是费毕阿斯。根据公众刑法来审判妇女，而不是人们之前认为的用家庭法庭审判。这样做，尽管脱离传统习惯，但是必要的，因为这次事件已经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关注。妇女既然集体做出了这样惊人的大事，当然也应将她们集体审判”。应该指出的是，“集体审判以前从未有过。……赫尔曼对之作出了政治解释。她认为有一批贵族妇女想获得和男子一样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甚至不惜采取犯罪的手段”（注：里查德·A.鲍曼：《古罗马的女性与政治》，第13—14页。）。尽管这种过激的手法让人不以为然，但这些妇女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表现出来的勇气却是值得敬佩的。
罗马后期，已经出现了一些妇女的政治组织。包括各种形式的俱乐部、管理会、大会、议院等（注：玛利·R.莱夫克维茨、莫林·B.范特：《希腊罗马妇女的生活》（Marry R.Lefkowitz and Maureen B.Fant,Women' s Life in Greece and Rome），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4—246页。）。还有一些妇女委员会，例如西庇安尼克组织（注：里查德·A.鲍曼：《古罗马的女性与政治》，第27—28页。）。这时还出现了专门的妇女会议。“罗马皇帝黑利阿加巴卢斯统治时期，在奎里纳尔山上为‘妇女元老院’建了一个礼堂，已婚妇女会议常在这里开会”（注：奥托·基弗：《古罗马风化史》，第54—55页。）。不过这种议事机构并没有法律权威，所作的决议也没有法律效力。这时的妇女没有权利进入正式的机构任职，也没有选举权，不过，聪明的妇女总有聪明的办法。她们能找到特殊的途径参政，例如，在庞培的选举书草稿上可以看到一份为男性候选人拉选票的妇女名单。“这说明她们对国内政治事务有浓厚的兴趣，她们伙同男子或者独自公开发表声明支持某位候选人”。有位名叫卡普拉西娅的妇女声明：“卡普拉西娅和她的邻居林弗尔斯建议你们选举奥鲁斯·弗姆斯为市政官，他能胜任这份职务。”（注：玛利·R.莱夫克维茨、莫林·B.范特：《希腊罗马妇女的生活》，第213—214页。）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小亚细亚，有一种不常见的现象——女子做官，他们公开选举妇女做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稀罕的事情（注：萨拉·B.波梅罗伊：《妇女史和古代史》，第249页。）。
四
在罗马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不准妇女执政。共和国早期，甚至不准妇女提出建议。但从帝国时期开始，很多男性已寻求和遵循他们妻子的意见。有些皇室女性，依靠丈夫、儿子和其他男性亲属、甚至情夫的权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影响，甚至直接或间接地干预和影响着朝政。
作为奥古斯都的妻子，里维娅是他处理政事的好助手，她公开参与奥古斯都的王位继承问题。塔西佗认为，其两个继子盖乌斯和路奇乌斯的死“或许是因为他们的继母里维娅下了毒手。……她竟然把他仅有的一个未死的外孙放逐到普拉纳西亚岛去”（注：塔西佗：《编年史》，第4页。）。提比略继位后，“为其母利维娅所烦恼，因为她要求与他共治。他避免与她频繁会面和长时间单独谈话，以免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是在她的指导下活动，虽然他实际上也需要并时常遵照她的建议办事”。除此之外，在里维娅的努力下，元老院建议提比略不仅用“奥古斯都之子”，还用“利维娅之子”作为其名字的一部分。这使他非常恼火。“他常常提醒她不要插手不是妇女应该插手的国家大事，尤其是因为他听说，维斯塔神庙附近失火时，她亲临现场，像她丈夫在世时那样，鼓励人民和士兵努力救火。后来，提比略对她达到了公开敌视的程度。据说其原因如下：利维娅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他把一个刚取得公民权的人任命为十人团法官。他声明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才能同意那么做，即在名单上注明，这是他母亲强迫他这样做的。利维娅气愤之余从一秘密地方拿出并宣读了一些奥古斯都从前写给她的信，信中有关于提比略性格冷酷而且顽固的话。这些信保存如此长久，并被如此恶毒地用来反对他，这使他极其气愤，以致有些人认为这正是他隐退的最重要原因”（注：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39—140页。）。女人对皇帝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克劳狄乌斯的第三任妻子美撒里娜是个很有手段的女人，克劳狄乌斯对她言听计从。有这样的记载：“她对克劳狄乌斯施加影响，使他给因涉嫌叛国罪的元老议员定罪。”（注：阿利姆·M.沃德：《罗马人的历史》，第311页。）她还曾串通那尔奇苏斯陷害阿庇乌斯。“那尔奇苏斯在黎明时假装惊惶失措地冲入主子的寝室，告知说自己梦到阿庇乌斯袭击皇帝；美撒里娜故作惊讶，说她也连续好几夜做过同样的梦。一会儿之后，根据事先安排，有人报告说阿庇乌斯朝皇帝冲来了。其实他是前一天接到命令要他这个时候来见皇帝的。这下子，似乎那个梦的真实性是确凿无疑的，因此，皇帝下令立即对他起诉，并处以死刑”（注：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第215页。）。美撒里娜胆大妄为，她经常背着皇帝乔装打扮去妓院卖淫（注：玛利·R.莱夫克维茨、莫林·B.范特：《希腊罗马妇女的生活》，第153页。）。她甚至背着克劳狄乌斯公然和情夫西里乌斯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克劳狄乌斯知道后，她又施展手段来保全自己的性命。要不是一名近卫军首领将她杀死，她很有可能取得皇帝的怜悯而幸免于难（注：塔西佗：《编年史》，第342—351页。）。“有人认为，美撒里娜并不是淫妇、花痴，她只是以性作为一种妥协和控制政客的手段，起一种政治作用”（注：朱迪斯·P.哈利特、玛里琳·B.斯金纳：《罗马人的性生活》（Judith P.Hallett and Marilyn B.Skinner,Roman Sexuali-ties），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2—230页。）。“塔西佗在对皇帝权力叙述时，他笔下的美撒里娜是作为皇帝家庭的标志，城市的标志，皇权自身的标志出现的。……妇女成为‘皇帝’，用一句更准确的话来说，妇女成为皇权地位排列中的一个要素和皇权本身（一种化身）”（注：朱迪斯·P.哈利特、玛里琳·B.斯金纳：《罗马人的性生活》，第242页。）。
美撒里娜死后，小阿格里披娜为成为皇后而施展了各种手段。她先是诱使克劳狄乌斯在众多竞争者中挑选了她，并设法让皇帝的女儿屋大维娅与自己的儿子多米提乌斯订了婚。而后，在她的授意下，维提里乌斯巧舌如簧，说服元老们接受了她，从而克服了叔父和侄女结婚不合先例的障碍。据塔西佗的记载：“从这个时候开始，国家的情况就改变了。全部国家大事都操纵在一个女人的手里，不过这个女人与任意玩弄罗马帝国的美撒里娜不同。这是一种严酷的、几乎和男子统治时一样的暴政。在公开场合，阿格里披娜不仅是严厉的，又往往是横傲的。她的私生活没有淫乱的迹象，除非这样做有助于加强她的权力。她不顾一切地想给自己弄到金钱，她认为这是取得专制权力的后援力量。”如愿以偿地成为皇后之后，她采取了一系列对付皇帝的亲生儿子布列塔尼库斯的措施，为尼禄继位铺平道路。尼禄成为皇帝后，阿格里披娜为了控制他，采取了各种各样，包括操纵、威胁、忠告、诱骗、许诺等手段。在这些努力都不能奏效的情况下，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她甚至试图勾引自己的儿子。阿格里披娜最终被杀死了，但不管怎样，她生前取得了只有皇帝才能享有的荣耀。她曾坐在离皇帝不远的坛座上接受被去掉了镣铐的囚犯的致敬。“他们对她与对皇帝一样表示了称颂和感谢。一个女人堂堂正正地坐在罗马军旗面前，这确实是从古以来从未有过的新鲜事。她想用这一点表明在她的祖先所创立的帝国中，她自己也有一份”。另外，她在其出生地设置了一个老兵的移民地，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从而也向行省显示了她的力量。更为让人震惊的是，“她开始乘辇进入卡披托里乌姆神殿，而在古时只有祭司和圣物才享受得到的这种荣誉。这种做法加强了一个女人的尊严，这是一个身世极其高贵的女人，她不但是一位统帅的女儿，而且是皇帝的姊妹、妻子和母亲”（注：塔西佗：《编年史》，第352—401页。）。
在罗马历史上，有不少位高权重的女人由于皇帝的软弱，而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能力，她们直接控制着朝政，成为国家的实际统治者。3世纪的皇帝埃拉伽巴路斯的外祖母优丽亚·美撒及其两个女儿索埃米阿斯和马梅亚就是这样。优丽亚·美撒成功地在叙利亚军队中煽动对玛克里努斯的不满情绪，并保证给士兵以慷慨的赏赐，从而为埃拉伽巴卢斯赢得了王位（注：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第857页。）。随后，她领导了全部的国家大事。直到亚历山大继位初期，仍是由她控制国家大权。她去世后，则是马梅亚当政。另外，埃拉伽巴卢斯的妈妈索埃米阿斯也是一个积极参与政治的女人。吉本提到过：“索埃米阿斯的名字玷污了元老院的名声——她的名字被与执政官们的名字放在一起，她还作为一个成员签署了立法议会的正式文件。她的更为明智的妹妹马梅亚却拒绝了那种无用的、令人反感的特权，后来更通过了一项严肃的法律永远不容妇女进入元老院，并言明谁如违反了这一规定便将她的头奉献给地狱之神。马梅亚具有男性的野心，她所追求的是实权而非排场。她在她儿子的思想之上维持着一个绝对的永久的帝国，而在他的感觉中，他妈妈是绝不能容忍任何对手存在的。”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她分别处死和流放了亚历山大的岳父和妻子。据说，亚历山大“一直到死都没有脱出马梅亚的控制”。不过，“她的治理措施总的来讲是同样既有利于她的儿子也有利于帝国的。在元老院的同意下，她挑选了16个最明智、品德最为高尚的元老组成永久性的国家政务会，任何重大的公共事务都须通过它讨论决定”（注：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38页。）。毫无疑问，这母女三人拥有的地位，是高高在上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帝国晚期的普尔喀丽娅，她是小提奥多西的姐姐，曾统治着东部帝国近40年之久。“她16岁时便获得了奥古斯塔的称号；她所受到的恩宠，尽管有时蒙上了奇想和阴谋……在老提奥多西的所有后代中，只有她看来曾继承了一些他的果敢精神和才能。她对希腊和拉丁语的熟练和精通，使她在处理公众事务需要讲话或动笔时都能应付自如：她决定一个问题要经过深思熟虑，她的行动果断而坚决；当她不声不响或不露声色地推动政府的车轮前进的时候，她总是谨慎地把皇帝的长治久安的统治归功于他本人的才能”（注：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下册，第59—60页。）。
从以上的种种事例可以看出，到古罗马后期，上层社会的妇女已经有了参政意识，她们的身影逐渐出现在形形色色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中，并且学会了不同的斗争策略，包括集体行动、理论指导（尽管这种理论是很浅显的）、长远规划、阴谋诡计等等，甚至出现了一批权倾朝野的妇女掌权者。当时参与政治事务的妇女数量之多，在罗马历史上是罕见的。当然，有些妇女的行为并不为人所称道，有些甚至还应受到谴责。但毋庸置疑的是，贵族妇女在政治生活领域已经争得了一席之地，她们在反对男性专权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显示出了独立的个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对男权统治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乃至对整个罗马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古罗马后期妇女的政治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
不过，我们也不能夸大这种提高。首先，这种提高只是相对的，即相对于罗马前期以及古代其他国家的妇女地位而言的；其次，本文所提到的只是当时上层社会的妇女，广大的中下层妇女并不在此列，她们的地位并没有多大的提高；最后，这种提高并未能改变男子居于统治中心的地位，妇女仍然属于第二性，她们的法律地位并没有任何的改善，她们只有“通过男子，才能对社会事务施加影响；不管用什么方式，妇女都只能在幕后，而不能在台前”（注：里查德·A·鲍曼：《古罗马的女性与政治》，第2页。）。这与当代妇女与男子基本平权的地位还是有很大差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