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解读美国历史的城市视角
王旭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10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05年03期第101～106页
【作者简介】王旭，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 厦门 361005）
【关 键 词】美国历史/城市化/大都市区
研究美国历史，可以有很多视角，其中，城市应该是一个很有价值、而且非常独特的视角。理由有三：其一，美国历史发展进程由于很少外来偶然或不确定因素的干扰，市场经济影响直接而强烈，因此发展脉络清晰，带有一定的“原型”特征，据此可更准确地认识很多重大历史现象的发展规律，其中包括城市发展规律。在这一点上，美国历史与其他国别史相比，有其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其二，美国城市与国历史发展的同步关系非常明显，其历史发展的每个关键阶段都有城市的烙印：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由一个英属殖民地走向独立，进而展开工业革命并成为工业化国家，全国人口也由农村为主过渡到以城市为主。在20世纪里，美国经历了一段工业化的鼎盛时期、而后向后工业化过渡，城市化比例也由上升到饱和、出现郊区化，空间结构以大都市区发展为主，最终形成以大都市区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到20世纪末，以信息化为代表的新经济的长足发展又和大都市区人口的高度分散及空间结构上的多中心化互为表里；其三，美国城市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有持续增长的趋势。其中，尤其是20世纪出现的大都市区化，是世界范围内城市发展的新的规律性现象之一，在此方面，美国领各国之先，其经历更有前瞻性意义。可以说，无论从哪个意义上看，如果撇开城市，美国历史上很多重大问题都将陷入无法解释的境地。这是本文展开讨论的出发点。
一
从纵向看，城市及后来的大都市区在美国历史发展的各个主要阶段都有程度不同的发展，其地位和作用不可替代，而且日益显要。
第一，城市与美国独立战争。近代初期的北美大陆，除少量印第安人部落外，大部为尚未拓居的处女地。英国殖民者在这块空旷的大陆上开辟殖民地的过程中，主要是以城市为依托。英属北美殖民地的这些城市几乎清一色的都是以经济活动为主，而非政治中心或军事中心乃至宗教中心，在性质上与当时南美殖民地城市完全不同。尽管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到独立战争前夕仅为5％，城市的数量及其人口都很有限，但以波士顿、费城、纽约和查尔斯顿为基础形成四大经济中心，带动了殖民地社会经济的兴盛和文化的初步繁荣，并逐渐成为与宗主国抗衡以至彻底摆脱其控制的抗争基地。城市孕育了民族认同感，其“长期的自治经历当然是独立战争的原因之一”。[1]（P352）结果是，独立战争主要是城市居民发动和领导的。这是因为英国的高压政策直接危及到城市居民的利益，危及到殖民地工商业的利益，使之成为主要矛盾。如英国在“七年战争”后所颁布的一系列高压法令，就是这种性质。1774年英国颁布的马萨诸塞政府法甚至禁止市镇会议例会一年，这更是火上浇油。在斗争中，北美殖民地还有很好的组织基础，这就是议会制度和市镇会议。议会制度在国内外学术界已有很多论述，此不赘述；市镇会议则是新英格兰地区的发明。由于新英格兰人大多居住在港口附近的村镇中，住地集中，交流频繁，人们往往集中起来讨论决定当地的重大问题，久而久之形成固定体制确立下来，冠之以简单明了的名字“市镇会议”（Town Meeting）。随着更多的市镇建立，这种市镇会议成为地方政府的一种固定形式，一直延续至今。市镇会议推动了殖民地自治和独立意识的形成，并为抗英斗争培养了骨干力量，很多市镇会议的代表成为后来大陆会议的成员。战争中，以城市居民为主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加之市镇会议的多年熏陶，组织得力，有条不紊，13个殖民地得以协调行动，一致抗英，最后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偌大的北美殖民地能组织起如此协调的抗英斗争，在世界历史上是少见的。战后城市领导人积极推动从邦联政府向联邦政府过渡。城市代表在制宪会议上居绝对主导地位，从纽约、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等几个关键州推选的代表中87％都有城市经历或联系。[2]（P16）在批准宪法的过程中，无论位于何处的城市，都无一例外地赞成批准之，显示出已熟悉市政的居民对联邦体制的高度认同。美国革命之所以很快获得对英斗争的完全胜利，并在独立后顺利地向联邦制过渡，与城市政治经济及文化生活的多年熏陶有内在的必然联系。也正因如此，美国革命带有很强的城市色彩，可称之为一场城市革命。
第二，城市与美国西部开发。美国自建国后，就开始自东向西不断开拓的历程。19世纪上半期，在开发西部的过程中，美国工业革命开始，交通运输方面随之经历了几次重大变革，即出现所谓的“运河时代”、“汽船时代”和“铁路时代”。这些因素导致国内贸易由南北流向改为东西流向，确立了大西洋沿岸城市在全国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并在东北部形成经济核心区（core area），为进一步的区域性开发打下坚实的基础。城市间经济联系日益增强，促进全国经济一体化。
美国西部的开发，是以这些城市为基地进行的。对此，美国著名城市史学者理查德·韦德曾有专门研究。他指出：“几乎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个城市的西部，对于这一点却始终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这些城镇从建立之初就成为整个地区经济活动的中心，文化生活的焦点和社会巨变的场所。”[3]（P1）应该说，他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在韦德的研究发表之前，对西部开发的解释一直以曾主宰美国史坛多年的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边疆学说为基准，即西部开发之初是农业边疆为主，农业开发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出现工业、矿业的发展，最后才是城市边疆。韦德明确指出，特纳学说过于强调地理环境对西部乃至整个美国社会的影响，而且偏重于农业，贬低了城市的主导作用，而西部的历史真实却是城市是边疆开发的“先导”（Spearhead），或至少是城市边疆和农业边疆并存。对特纳的边疆学说在根本立论上的这一突破，引发了学术界对西部历史的重新思考。
到19世纪后期的西部开发，城市的先导作用更为明显。所出现的大量铁路城镇、矿冶城镇、畜牧业城镇，均在农业开发和大规模开发之前，这些城镇构成西部开发的主体和主要空间依托，与传统性开发大相迥异。西部开发的这种城市化性质规定了西部开发的方向，带动并加快了总体性开发。
第三，城市与19世纪后半期工业化。内战后，伴随美国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城市化也进入一个鼎盛时期。[4]（P7）至19世纪末，一个以大中小各类城市构成的城市网已在全国范围初步形成。进而美国的经济重心、人口流向和城乡结构等也出现一系列相应的变化。这种现象当然令人瞩目，因此有的美国学者形象地说：“美国诞生于农村，后来搬入城市，这个过程是19世纪后期完成的”。
这些不同规模、各种类型的城市，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分布日趋均衡，进而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形成了以综合性城市与专业性城市相结合、大中小城市相结合，相互依存、同步发展的城市体系。这两个城市体系集中了众多的工业企业，构成美国工业布局的心脏地区。东北部和中西部城市体系的工业布局又各有特色。中西部城市多集中于原料产地，利用当地优势，着重发展了粮食、肉类加工、钢铁冶炼、机械加工等新兴工业，成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面临中西部的激烈竞争，东北部城市也不断强化其专业化程度，侧重于它的传统工业，如纺织、制革、烟草加工、日用五金等等，即以轻工业为主。轻、重两大工业区的形成，使全国工业体系臻于完善。这是19世纪后期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经济结构剧烈变革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城市化和工业化互相促进，是19世纪末美国经济起飞的深层原因。
第四，城市与美国进步运动。进步运动是美国“搬进城市”以后第一场以城市为阵地并以城市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全国性社会改革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可看成确立城市在美国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主导地位的一次调整，经过这场运动的洗礼，美国方名副其实地跨入现代社会。这场运动首发于城市，其主要原因在于城市问题已成为全国政治经济生活的焦点，而当时美国市政体制尚不完善，在联邦政府自由放任政策的纵容下，握有市政实权的“城市老板”与各大企业沆瀣一气、互相利用，腐败之风充斥于市政管理，市政建设出现严重无政府状态，与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极不协调。急剧膨胀的城市问题，造成尖锐的社会矛盾，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
运动中的领导阶层是以新中产阶级为主、包括部分资产阶级中上层。这些新中产阶级与老中产阶级的主要区别或称本质区别是他们与城市生活的紧密联系，是与城市化同步兴盛的社会群体。改革分地方、州、联邦三个层次。在地方一级，基本上是城市改革，纷纷涌现的各种改革运动也无一不是以城市改革为主要目标，如禁酒运动、社会福音运动、社区改良运动和市政体制改革运动。在层层改革浪潮的推动下，两种全新的市政体制——城市委员会和城市经理制应运而生，其中的城市经理制，是将企业管理模式嫁接到市政管理上的一个成功的尝试。它把当时全社会推崇的企业化思想制度化，使城市管理成为一个专门的职业，反映了时代影响，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这种主张在美国历史上的影响相当深远，其科学性和合理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凸显。后来，到20世纪末，美国从联邦政府到地方政府普遍发起又一次行政改革运动，所推崇的仍是企业化管理思想。
第五，城市与“新政”和二战。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刺激了消费文化的兴盛，以至成为美国时代的典型标志，而这恰恰是首发于城市的特定现象。休闲活动，运动、电影、音乐在很多城市风行一时，汽车和新的商品与服务以及夜生活也为20年代城市注入新的元素。人们开始热衷于购物、消费和娱乐，追求浮华和奢靡的城市生活成为时尚，努力工作、节俭、忘我等传统美德有所淡化，超前消费预支了很多家庭的购买力，尤其是住房分期付款超出了很多家庭的支付能力。到20年代末期，这些因素与经济运行的内在问题交织在一起，终于引发了美国历史上令人谈虎色变的1929至1933年经济大危机。
这场经济危机对美国社会经济生活的震撼程度远远超过20世纪其他任何事件，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美国人能够逃脱其影响，城市在危机肆虐之时首当其冲。大萧条的直接影响就是失业，这是全国的普遍现象，但因失业主要是在工商界，自然也就集中在城市里。失业产生的连锁反应是住房危机，与之同步产生的是城市财政危机。罗斯福新政的主要措施如解决失业问题、以工代赈、公共工程和廉价住房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美国城市的复兴。
二战期间的战时总动员和大量的军火开支刺激了城市、尤其是西部和南部的发展，洛杉矶、旧金山和圣迭戈成为典型的“大都市——军事复合体”，从而在客观上促成西海岸城市经济的成熟和地位的提高，逐步摆脱对东部城市的传统依赖，同时奠定了后来新科技革命的基础。经过这样一番调整，东北部、中西部和西海岸城市成三足鼎立之势，美国区域经济体系走向成熟，结构更加合理，也更具活力。
第六，城市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郊区化的发展使很多美国人的生活都得到改善。然而，同时也有数以百万计的美国黑人被兴盛的郊区摈弃在外，滞留在中心城市内。中心城市和郊区由此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1967年7月纽瓦克骚乱后，约翰逊总统任命一个高级委员会调查骚乱原因。该委员会在大量调查与论证的基础上，向总统提出一个清晰的结论：“我们的国家正在走向两个社会，一个是黑人的社会，另一个是白人的，两个社会‘分离而且不平等’”。[5]（P5）一般认为，民族和种族矛盾冲突有三大根源：居住区隔离、教育隔离、就业隔离。其中，后两种现象的存在，导源于前一种隔离，由此产生恶性循环，黑人及少数民族问题便陷入难以破解的怪圈之中。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兴起与此有关，民权运动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也与此有关，在这个意义上，城市居住区隔离问题是美国种族关系的主要症结所在。
第七，城市与美国新科技革命。美国新科技革命的发源地“硅谷”的兴起过程也是城市化的过程。“硅谷”兴起，由北向南，一路兴起诸多城市，如圣马特奥、帕洛阿尔托、山景市、森尼韦尔、洛斯阿尔托斯、丘柏提诺、圣克拉拉等市，最南面、也是“硅谷”地区最大的城市为圣何塞，该市被誉为“硅谷之都”。值得注意的是，这场科技革命淡化了传统能源等因素对城市选址的限制，因此城市分布的自由度增大，西海岸城市得以成为时代的宠儿。新科技革命所促成的城市发展模式，多中心特点更加鲜明，地方自治有增无已。此外，著名的波士顿“128公路”、波特兰的硅森林、北卡罗莱纳的研究三角区等，无不是以城市为载体。
新科技革命，还直接促成了所谓的“阳光带”现象，西部和南部的新兴城市与东北部和中西部“冰雪带”增长乏力的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根据1990年人口规模重新划定的全国十大城市为：纽约、洛杉矶、芝加哥、休斯敦、费城、圣迭戈、底特律、达拉斯、菲尼克斯、圣安东尼奥，其中有6个位于西部和南部。西部和南部面貌日新，虽不能取代东北部和中西部，但可望与其并驾齐驱。
第八，美国城市与世界城市发展的新规律。1920年是个划时代的年份。是年，美国人口突破了一亿大关；而在这一亿人口中，已有一半居住在城市中，即所谓城市居民。至此，美国成为一个城市化国家，城市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此前，主要是大城市的市区本身不断扩大，此后，美国大城市人口开始逐渐向郊区迁移，形成了功能相当集中的市中心商业区和以居民为主的郊区，构成美国大都市区的两个基本要素。大都市区的郊区不断横向扩展，每当其外延地区达到大都市区规定的标准，便被划入大都市区进行统计。此后直至今日，美国城市的发展主要是在大都市区范围内。到1940年，美国几乎有一半人口居住在大都市区内，美国成为一个大都市区国家。1990年是又一个划时代的年份。是年，美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型大都市区里。这就是说，美国的大都市区化又向大型化方向迈进了一步。到2000年，80.3％的美国人口居住在大都市区。几乎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居住在500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区中。
同大都市区、尤其是大型大都市区的发展相联系，60年代以来，美国出现了大都市连绵带（Megalopolis，也称巨大城市带）。目前已成型并为学术界首肯的大都市连绵带共有下列三个：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大都市连绵带，又称Bos Wash大都市连绵带，是以纽约为中心，北起波士顿，中经纽黑文、纽瓦克、费城、巴尔的摩，南至华盛顿特区，沿大西洋沿岸跨越10个州；中西部即大湖区大都市连绵带，又称ChiPitts大都市连绵带，是以芝加哥为中心，东起匹兹堡、布法罗、克利夫兰、底特律，西达圣路易斯，中有密尔沃基、哥伦布、辛辛那提，南绕五大湖呈半月形；太平洋沿岸大都市连绵带，又称SanSan大都市连绵带，以旧金山和洛杉矶两大都市区为主体，从北部的圣克拉门托向南一直延伸到圣迭戈。这三个大都市连绵带的人口几乎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一半。在美国南部的墨西哥湾地区，以特大城市休斯敦为主体的休斯敦—达拉斯大都市连绵带也在形成之中。很多美国学者据此认定，大都市连绵带是未来美国乃至世界城市化的发展方向。[6]（P135）
二
从横向看，自美国成为一个大都市区国家后，城市与大都市区在美国历史上的影响深入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和全国各个角落。
在经济方面，大都市区凭借其特有的综合性和整体性优势，构成美国经济增长的中枢。大都市区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的次中心，与原有的中心城市构成新的复中心结构，这就有助于缓解中心城市在人口、交通、环境、就业、住房等方面的压力，同时充分发挥了各个次中心的相对优势，与中心城市构成互补关系，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了大都市区经济运行效率。大都市区为全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设施和基本的经济、社会、体制条件，其综合性和整体性优势明显。它们刺激了竞争，放大了市场机制的作用，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大都市区跨越州和地方界限，州和地方行政区划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已越来越淡漠了（美国大都市区划分以县为基本地域单元，可以跨越州界）。全国317个大都市区，有31个是在2个州，4个跨越3个州。这样，大都市区成为美国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基本单位。
大都市区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是相当突出的。美国市长暨县长协会于2000年5月发表了一份非常详尽的报告，题为：“大都市区经济：美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根据该报告所得出的权威性统计，美国大都市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80.3％，但它们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84％，占全国就业的84％，占全国收入的88％，占全国商品出口的83％。[7]如果把大都市区作为国家计算，全世界前100个经济体中有47个是美国大都市区。其中纽约一个大都市区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澳大利亚全国。10个最大的美国大都市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合计可在世界构成第三大经济强国！[8]大都市区的社会效益也很高，如美国东北部大都市连绵带在2％的国土面积上，容纳了全国20％的人口。
在政治方面，大都市区政治的“巴尔干化”是最值得注意的现象。美国地方政府主要有县、市、镇区、专区和校区等五种形式。在这些地方政府中，城市政府高度自治，从体制到管理都颇有章法，带有企业化和科学化特征。但是，在城市以外的大都市区地区，却是另外一番景象：绝大部分大都市区，都呈现出分化割据局面，与大都市区一体化发展的客观要求相去甚远。到2002年，全国共有近8.8万个县、市、镇区、校区和专区等地方政府，除此之外，还有18万个社区协会之类准政府组织。这些地方政府数量之多、名目之繁杂，象一个迷宫，令人困惑，因此才有“零碎化”、“分散化”、“多中心”、“马赛克”和“银河”之类的形容和“玩具”或“花生”政府的称谓。平均每个大都市区有100个地方政府，在芝加哥大都市区则有1200个以上正式建制并有征税权的地方政府。而且，其发展趋势是逐年增长，几近失控。这些地方政府单位为数众多、互不统属，类似巴尔干半岛上林立的小国一般，因而又被称形象地称为“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事实上，大都市区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政治上的一体化，“一个区域，一个政府”。但在美国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中，这几乎不可实现。美国选民力主地方自治，保护个性权利，保护草根民主。所以，尽管从大都市区展现雏形伊始，美国各界就不断提出创建大都市区政府、完善管理体制的主张，至今这种讨论已历经整整一个世纪，在重大问题上仍未达成共识，实践方面也屡屡碰壁。这是反映美国政治中民主和效率悖论方面的重大理论问题，由此切入，还可旁及美国历史与政治的很多问题。
另外，由于大都市区内的失衡发展，中心城市与郊区走向两个极端，影响了美国历史的走向。大量白人中产阶级住户迁往郊区后，加速了全国政治权力重心的转移。大量人口的迁离不仅使中心城市选民总数锐减，而且流失了大批精英人才；企业的迁移则使中心城市丧失了大量财政收入，削弱了它的经济基础，两方面的交互作用，使中心城市在全国的选举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国会众议员席位和总统的选举人名额分配是以各统计区人口数量为基准的，因此，随着郊区人口的增长，郊区在众议院席位已占据绝对优势。至于在州和地方的选举中，“郊区更是成为多数美国政治家的大本营”。[9]（108）无怪乎有的美国学者说：“控制国家政治和经济体系的是郊区，而不是中心城市。”[10]（P91—92）有的美国政治学学者对美国一些大城市选民参与总统大选投票的情况进行总结，发现从1943年到1993年，这些大城市选民实际投票人数有非常明显的下降。到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则达到了泾渭分明的程度：中心城市的少数民族和中下层居民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绝大部分郊区和农村地区居民支持共和党人布什。这种最具两极化的大选表明，曾在美国政治中持续多年的并且在大选中举足轻重的南部和北部的差异已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中心城市和郊区的差异。这是美国历史发展造成的一个重要现象，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如果说在经济方面，大都市区地位日益显要，那么，在社会方面，大都市区的发展到一定程度，则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在这些负面影响中，居主导地位的是中心城市与郊区发展失衡问题。到五六十年代，几乎每一个大都市区都分化成穷困的中心城市和相对富庶的郊区。中心城市集中了大量黑人和较贫困的其他少数民族居民，伴随他们的是交织在一起的居住区隔离问题、种族问题、贫困问题、住房问题等等，中心城市成为问题的同义词，人们一般所指的城市问题，在美国实际上也是中心城市问题。郊区则成为中产阶级的一统天下，经济重心也随之转移到那里。迁往郊区的绝大部分是白人中产阶级，郊区几乎成为白人中产阶级的一统天下，黑人和少数民族、包括少量白人中下层蜗居在中心城市，中心城市与郊区由此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以种族和阶级为分野的等级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不平等时期，富人和穷人的差距通过地理分布而扩大和强化了”。[11]根据2000年人口统计，在中心城市内白人和黑人的比例分别为60.0％和21.6％，在郊区白人和黑人的比例分别为80.6％和8.2％。[12]中心城市逐渐成为黑人的专有名词，与郊区形成迥然有别的两个世界。贫困的城市、富庶的郊区；公共的城市、私人的郊区；衰败的城市、兴盛的郊区。
在文化方面，城市是外来移民聚居之地，是各民族群体文化交汇碰撞进而融合升华为美利坚文化的大熔炉。但由于中心城市与郊区的失衡发展，两者的关系从共存到带有一定对立性质的竞争关系，各民族人口在空间上分割程度也相应加深，负面影响渐渐凸显。高速公路、电话、传真、计算机网络等现代化设施极大地削弱了中心城市对经济活动的主导能力，更多的郊区人开始在另外一些郊区工作，而不是在城市。中心城市和郊区在就业和商品流通方面都产生了竞争，而不仅仅限于消费领域，美国人开始用消极的方式审视郊区和城市的关系。郊区人潜移默化地形成了“反城市”的倾向：他们开始回避城市，不得不去时，尽量走新的高速公路，直抵停车场——那些停车场有人行天桥，通往市区的交响音乐厅、博物馆、医院、或办公大楼。更令人担忧的是，现在的郊区新生代，生在郊区，长在郊区，城市不过是偶然路过或旅游观光的一个去处而已，他们对城市的印象大多来自晚间新闻里犯罪场面的报道。他们和城市居民所思所想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在很多美国人心目中，中心城市和郊区代表了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文化价值，用某些美国学者的话来说，中心城市和郊区的矛盾冲突孕育着新的“文化战争”。[13]（P10）其概念妥当与否暂且不论，但它毕竟揭示出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10期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05年03期第101～106页
【作者简介】王旭，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 厦门 361005）
| 【内容提要】 | 美国是一个城市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在其城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都市区，更在世界范围内居领先地位。因此，从城市角度透视美国历史，可以更好地认识美国历史上很多重要问题，有助于提供线索，开阔思路，丰富和深化乃至细化对美国历史的了解与研究。 |
一
从纵向看，城市及后来的大都市区在美国历史发展的各个主要阶段都有程度不同的发展，其地位和作用不可替代，而且日益显要。
第一，城市与美国独立战争。近代初期的北美大陆，除少量印第安人部落外，大部为尚未拓居的处女地。英国殖民者在这块空旷的大陆上开辟殖民地的过程中，主要是以城市为依托。英属北美殖民地的这些城市几乎清一色的都是以经济活动为主，而非政治中心或军事中心乃至宗教中心，在性质上与当时南美殖民地城市完全不同。尽管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到独立战争前夕仅为5％，城市的数量及其人口都很有限，但以波士顿、费城、纽约和查尔斯顿为基础形成四大经济中心，带动了殖民地社会经济的兴盛和文化的初步繁荣，并逐渐成为与宗主国抗衡以至彻底摆脱其控制的抗争基地。城市孕育了民族认同感，其“长期的自治经历当然是独立战争的原因之一”。[1]（P352）结果是，独立战争主要是城市居民发动和领导的。这是因为英国的高压政策直接危及到城市居民的利益，危及到殖民地工商业的利益，使之成为主要矛盾。如英国在“七年战争”后所颁布的一系列高压法令，就是这种性质。1774年英国颁布的马萨诸塞政府法甚至禁止市镇会议例会一年，这更是火上浇油。在斗争中，北美殖民地还有很好的组织基础，这就是议会制度和市镇会议。议会制度在国内外学术界已有很多论述，此不赘述；市镇会议则是新英格兰地区的发明。由于新英格兰人大多居住在港口附近的村镇中，住地集中，交流频繁，人们往往集中起来讨论决定当地的重大问题，久而久之形成固定体制确立下来，冠之以简单明了的名字“市镇会议”（Town Meeting）。随着更多的市镇建立，这种市镇会议成为地方政府的一种固定形式，一直延续至今。市镇会议推动了殖民地自治和独立意识的形成，并为抗英斗争培养了骨干力量，很多市镇会议的代表成为后来大陆会议的成员。战争中，以城市居民为主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加之市镇会议的多年熏陶，组织得力，有条不紊，13个殖民地得以协调行动，一致抗英，最后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偌大的北美殖民地能组织起如此协调的抗英斗争，在世界历史上是少见的。战后城市领导人积极推动从邦联政府向联邦政府过渡。城市代表在制宪会议上居绝对主导地位，从纽约、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等几个关键州推选的代表中87％都有城市经历或联系。[2]（P16）在批准宪法的过程中，无论位于何处的城市，都无一例外地赞成批准之，显示出已熟悉市政的居民对联邦体制的高度认同。美国革命之所以很快获得对英斗争的完全胜利，并在独立后顺利地向联邦制过渡，与城市政治经济及文化生活的多年熏陶有内在的必然联系。也正因如此，美国革命带有很强的城市色彩，可称之为一场城市革命。
第二，城市与美国西部开发。美国自建国后，就开始自东向西不断开拓的历程。19世纪上半期，在开发西部的过程中，美国工业革命开始，交通运输方面随之经历了几次重大变革，即出现所谓的“运河时代”、“汽船时代”和“铁路时代”。这些因素导致国内贸易由南北流向改为东西流向，确立了大西洋沿岸城市在全国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并在东北部形成经济核心区（core area），为进一步的区域性开发打下坚实的基础。城市间经济联系日益增强，促进全国经济一体化。
美国西部的开发，是以这些城市为基地进行的。对此，美国著名城市史学者理查德·韦德曾有专门研究。他指出：“几乎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个城市的西部，对于这一点却始终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这些城镇从建立之初就成为整个地区经济活动的中心，文化生活的焦点和社会巨变的场所。”[3]（P1）应该说，他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在韦德的研究发表之前，对西部开发的解释一直以曾主宰美国史坛多年的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边疆学说为基准，即西部开发之初是农业边疆为主，农业开发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出现工业、矿业的发展，最后才是城市边疆。韦德明确指出，特纳学说过于强调地理环境对西部乃至整个美国社会的影响，而且偏重于农业，贬低了城市的主导作用，而西部的历史真实却是城市是边疆开发的“先导”（Spearhead），或至少是城市边疆和农业边疆并存。对特纳的边疆学说在根本立论上的这一突破，引发了学术界对西部历史的重新思考。
到19世纪后期的西部开发，城市的先导作用更为明显。所出现的大量铁路城镇、矿冶城镇、畜牧业城镇，均在农业开发和大规模开发之前，这些城镇构成西部开发的主体和主要空间依托，与传统性开发大相迥异。西部开发的这种城市化性质规定了西部开发的方向，带动并加快了总体性开发。
第三，城市与19世纪后半期工业化。内战后，伴随美国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城市化也进入一个鼎盛时期。[4]（P7）至19世纪末，一个以大中小各类城市构成的城市网已在全国范围初步形成。进而美国的经济重心、人口流向和城乡结构等也出现一系列相应的变化。这种现象当然令人瞩目，因此有的美国学者形象地说：“美国诞生于农村，后来搬入城市，这个过程是19世纪后期完成的”。
这些不同规模、各种类型的城市，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分布日趋均衡，进而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形成了以综合性城市与专业性城市相结合、大中小城市相结合，相互依存、同步发展的城市体系。这两个城市体系集中了众多的工业企业，构成美国工业布局的心脏地区。东北部和中西部城市体系的工业布局又各有特色。中西部城市多集中于原料产地，利用当地优势，着重发展了粮食、肉类加工、钢铁冶炼、机械加工等新兴工业，成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面临中西部的激烈竞争，东北部城市也不断强化其专业化程度，侧重于它的传统工业，如纺织、制革、烟草加工、日用五金等等，即以轻工业为主。轻、重两大工业区的形成，使全国工业体系臻于完善。这是19世纪后期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经济结构剧烈变革中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城市化和工业化互相促进，是19世纪末美国经济起飞的深层原因。
第四，城市与美国进步运动。进步运动是美国“搬进城市”以后第一场以城市为阵地并以城市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全国性社会改革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可看成确立城市在美国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主导地位的一次调整，经过这场运动的洗礼，美国方名副其实地跨入现代社会。这场运动首发于城市，其主要原因在于城市问题已成为全国政治经济生活的焦点，而当时美国市政体制尚不完善，在联邦政府自由放任政策的纵容下，握有市政实权的“城市老板”与各大企业沆瀣一气、互相利用，腐败之风充斥于市政管理，市政建设出现严重无政府状态，与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极不协调。急剧膨胀的城市问题，造成尖锐的社会矛盾，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
运动中的领导阶层是以新中产阶级为主、包括部分资产阶级中上层。这些新中产阶级与老中产阶级的主要区别或称本质区别是他们与城市生活的紧密联系，是与城市化同步兴盛的社会群体。改革分地方、州、联邦三个层次。在地方一级，基本上是城市改革，纷纷涌现的各种改革运动也无一不是以城市改革为主要目标，如禁酒运动、社会福音运动、社区改良运动和市政体制改革运动。在层层改革浪潮的推动下，两种全新的市政体制——城市委员会和城市经理制应运而生，其中的城市经理制，是将企业管理模式嫁接到市政管理上的一个成功的尝试。它把当时全社会推崇的企业化思想制度化，使城市管理成为一个专门的职业，反映了时代影响，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这种主张在美国历史上的影响相当深远，其科学性和合理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凸显。后来，到20世纪末，美国从联邦政府到地方政府普遍发起又一次行政改革运动，所推崇的仍是企业化管理思想。
第五，城市与“新政”和二战。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刺激了消费文化的兴盛，以至成为美国时代的典型标志，而这恰恰是首发于城市的特定现象。休闲活动，运动、电影、音乐在很多城市风行一时，汽车和新的商品与服务以及夜生活也为20年代城市注入新的元素。人们开始热衷于购物、消费和娱乐，追求浮华和奢靡的城市生活成为时尚，努力工作、节俭、忘我等传统美德有所淡化，超前消费预支了很多家庭的购买力，尤其是住房分期付款超出了很多家庭的支付能力。到20年代末期，这些因素与经济运行的内在问题交织在一起，终于引发了美国历史上令人谈虎色变的1929至1933年经济大危机。
这场经济危机对美国社会经济生活的震撼程度远远超过20世纪其他任何事件，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美国人能够逃脱其影响，城市在危机肆虐之时首当其冲。大萧条的直接影响就是失业，这是全国的普遍现象，但因失业主要是在工商界，自然也就集中在城市里。失业产生的连锁反应是住房危机，与之同步产生的是城市财政危机。罗斯福新政的主要措施如解决失业问题、以工代赈、公共工程和廉价住房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美国城市的复兴。
二战期间的战时总动员和大量的军火开支刺激了城市、尤其是西部和南部的发展，洛杉矶、旧金山和圣迭戈成为典型的“大都市——军事复合体”，从而在客观上促成西海岸城市经济的成熟和地位的提高，逐步摆脱对东部城市的传统依赖，同时奠定了后来新科技革命的基础。经过这样一番调整，东北部、中西部和西海岸城市成三足鼎立之势，美国区域经济体系走向成熟，结构更加合理，也更具活力。
第六，城市与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郊区化的发展使很多美国人的生活都得到改善。然而，同时也有数以百万计的美国黑人被兴盛的郊区摈弃在外，滞留在中心城市内。中心城市和郊区由此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1967年7月纽瓦克骚乱后，约翰逊总统任命一个高级委员会调查骚乱原因。该委员会在大量调查与论证的基础上，向总统提出一个清晰的结论：“我们的国家正在走向两个社会，一个是黑人的社会，另一个是白人的，两个社会‘分离而且不平等’”。[5]（P5）一般认为，民族和种族矛盾冲突有三大根源：居住区隔离、教育隔离、就业隔离。其中，后两种现象的存在，导源于前一种隔离，由此产生恶性循环，黑人及少数民族问题便陷入难以破解的怪圈之中。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兴起与此有关，民权运动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也与此有关，在这个意义上，城市居住区隔离问题是美国种族关系的主要症结所在。
第七，城市与美国新科技革命。美国新科技革命的发源地“硅谷”的兴起过程也是城市化的过程。“硅谷”兴起，由北向南，一路兴起诸多城市，如圣马特奥、帕洛阿尔托、山景市、森尼韦尔、洛斯阿尔托斯、丘柏提诺、圣克拉拉等市，最南面、也是“硅谷”地区最大的城市为圣何塞，该市被誉为“硅谷之都”。值得注意的是，这场科技革命淡化了传统能源等因素对城市选址的限制，因此城市分布的自由度增大，西海岸城市得以成为时代的宠儿。新科技革命所促成的城市发展模式，多中心特点更加鲜明，地方自治有增无已。此外，著名的波士顿“128公路”、波特兰的硅森林、北卡罗莱纳的研究三角区等，无不是以城市为载体。
新科技革命，还直接促成了所谓的“阳光带”现象，西部和南部的新兴城市与东北部和中西部“冰雪带”增长乏力的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根据1990年人口规模重新划定的全国十大城市为：纽约、洛杉矶、芝加哥、休斯敦、费城、圣迭戈、底特律、达拉斯、菲尼克斯、圣安东尼奥，其中有6个位于西部和南部。西部和南部面貌日新，虽不能取代东北部和中西部，但可望与其并驾齐驱。
第八，美国城市与世界城市发展的新规律。1920年是个划时代的年份。是年，美国人口突破了一亿大关；而在这一亿人口中，已有一半居住在城市中，即所谓城市居民。至此，美国成为一个城市化国家，城市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此前，主要是大城市的市区本身不断扩大，此后，美国大城市人口开始逐渐向郊区迁移，形成了功能相当集中的市中心商业区和以居民为主的郊区，构成美国大都市区的两个基本要素。大都市区的郊区不断横向扩展，每当其外延地区达到大都市区规定的标准，便被划入大都市区进行统计。此后直至今日，美国城市的发展主要是在大都市区范围内。到1940年，美国几乎有一半人口居住在大都市区内，美国成为一个大都市区国家。1990年是又一个划时代的年份。是年，美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型大都市区里。这就是说，美国的大都市区化又向大型化方向迈进了一步。到2000年，80.3％的美国人口居住在大都市区。几乎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居住在500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区中。
同大都市区、尤其是大型大都市区的发展相联系，60年代以来，美国出现了大都市连绵带（Megalopolis，也称巨大城市带）。目前已成型并为学术界首肯的大都市连绵带共有下列三个：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大都市连绵带，又称Bos Wash大都市连绵带，是以纽约为中心，北起波士顿，中经纽黑文、纽瓦克、费城、巴尔的摩，南至华盛顿特区，沿大西洋沿岸跨越10个州；中西部即大湖区大都市连绵带，又称ChiPitts大都市连绵带，是以芝加哥为中心，东起匹兹堡、布法罗、克利夫兰、底特律，西达圣路易斯，中有密尔沃基、哥伦布、辛辛那提，南绕五大湖呈半月形；太平洋沿岸大都市连绵带，又称SanSan大都市连绵带，以旧金山和洛杉矶两大都市区为主体，从北部的圣克拉门托向南一直延伸到圣迭戈。这三个大都市连绵带的人口几乎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一半。在美国南部的墨西哥湾地区，以特大城市休斯敦为主体的休斯敦—达拉斯大都市连绵带也在形成之中。很多美国学者据此认定，大都市连绵带是未来美国乃至世界城市化的发展方向。[6]（P135）
二
从横向看，自美国成为一个大都市区国家后，城市与大都市区在美国历史上的影响深入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和全国各个角落。
在经济方面，大都市区凭借其特有的综合性和整体性优势，构成美国经济增长的中枢。大都市区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的次中心，与原有的中心城市构成新的复中心结构，这就有助于缓解中心城市在人口、交通、环境、就业、住房等方面的压力，同时充分发挥了各个次中心的相对优势，与中心城市构成互补关系，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了大都市区经济运行效率。大都市区为全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设施和基本的经济、社会、体制条件，其综合性和整体性优势明显。它们刺激了竞争，放大了市场机制的作用，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大都市区跨越州和地方界限，州和地方行政区划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已越来越淡漠了（美国大都市区划分以县为基本地域单元，可以跨越州界）。全国317个大都市区，有31个是在2个州，4个跨越3个州。这样，大都市区成为美国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基本单位。
大都市区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是相当突出的。美国市长暨县长协会于2000年5月发表了一份非常详尽的报告，题为：“大都市区经济：美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根据该报告所得出的权威性统计，美国大都市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80.3％，但它们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84％，占全国就业的84％，占全国收入的88％，占全国商品出口的83％。[7]如果把大都市区作为国家计算，全世界前100个经济体中有47个是美国大都市区。其中纽约一个大都市区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澳大利亚全国。10个最大的美国大都市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合计可在世界构成第三大经济强国！[8]大都市区的社会效益也很高，如美国东北部大都市连绵带在2％的国土面积上，容纳了全国20％的人口。
在政治方面，大都市区政治的“巴尔干化”是最值得注意的现象。美国地方政府主要有县、市、镇区、专区和校区等五种形式。在这些地方政府中，城市政府高度自治，从体制到管理都颇有章法，带有企业化和科学化特征。但是，在城市以外的大都市区地区，却是另外一番景象：绝大部分大都市区，都呈现出分化割据局面，与大都市区一体化发展的客观要求相去甚远。到2002年，全国共有近8.8万个县、市、镇区、校区和专区等地方政府，除此之外，还有18万个社区协会之类准政府组织。这些地方政府数量之多、名目之繁杂，象一个迷宫，令人困惑，因此才有“零碎化”、“分散化”、“多中心”、“马赛克”和“银河”之类的形容和“玩具”或“花生”政府的称谓。平均每个大都市区有100个地方政府，在芝加哥大都市区则有1200个以上正式建制并有征税权的地方政府。而且，其发展趋势是逐年增长，几近失控。这些地方政府单位为数众多、互不统属，类似巴尔干半岛上林立的小国一般，因而又被称形象地称为“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事实上，大都市区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政治上的一体化，“一个区域，一个政府”。但在美国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中，这几乎不可实现。美国选民力主地方自治，保护个性权利，保护草根民主。所以，尽管从大都市区展现雏形伊始，美国各界就不断提出创建大都市区政府、完善管理体制的主张，至今这种讨论已历经整整一个世纪，在重大问题上仍未达成共识，实践方面也屡屡碰壁。这是反映美国政治中民主和效率悖论方面的重大理论问题，由此切入，还可旁及美国历史与政治的很多问题。
另外，由于大都市区内的失衡发展，中心城市与郊区走向两个极端，影响了美国历史的走向。大量白人中产阶级住户迁往郊区后，加速了全国政治权力重心的转移。大量人口的迁离不仅使中心城市选民总数锐减，而且流失了大批精英人才；企业的迁移则使中心城市丧失了大量财政收入，削弱了它的经济基础，两方面的交互作用，使中心城市在全国的选举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国会众议员席位和总统的选举人名额分配是以各统计区人口数量为基准的，因此，随着郊区人口的增长，郊区在众议院席位已占据绝对优势。至于在州和地方的选举中，“郊区更是成为多数美国政治家的大本营”。[9]（108）无怪乎有的美国学者说：“控制国家政治和经济体系的是郊区，而不是中心城市。”[10]（P91—92）有的美国政治学学者对美国一些大城市选民参与总统大选投票的情况进行总结，发现从1943年到1993年，这些大城市选民实际投票人数有非常明显的下降。到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则达到了泾渭分明的程度：中心城市的少数民族和中下层居民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绝大部分郊区和农村地区居民支持共和党人布什。这种最具两极化的大选表明，曾在美国政治中持续多年的并且在大选中举足轻重的南部和北部的差异已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中心城市和郊区的差异。这是美国历史发展造成的一个重要现象，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如果说在经济方面，大都市区地位日益显要，那么，在社会方面，大都市区的发展到一定程度，则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在这些负面影响中，居主导地位的是中心城市与郊区发展失衡问题。到五六十年代，几乎每一个大都市区都分化成穷困的中心城市和相对富庶的郊区。中心城市集中了大量黑人和较贫困的其他少数民族居民，伴随他们的是交织在一起的居住区隔离问题、种族问题、贫困问题、住房问题等等，中心城市成为问题的同义词，人们一般所指的城市问题，在美国实际上也是中心城市问题。郊区则成为中产阶级的一统天下，经济重心也随之转移到那里。迁往郊区的绝大部分是白人中产阶级，郊区几乎成为白人中产阶级的一统天下，黑人和少数民族、包括少量白人中下层蜗居在中心城市，中心城市与郊区由此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以种族和阶级为分野的等级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不平等时期，富人和穷人的差距通过地理分布而扩大和强化了”。[11]根据2000年人口统计，在中心城市内白人和黑人的比例分别为60.0％和21.6％，在郊区白人和黑人的比例分别为80.6％和8.2％。[12]中心城市逐渐成为黑人的专有名词，与郊区形成迥然有别的两个世界。贫困的城市、富庶的郊区；公共的城市、私人的郊区；衰败的城市、兴盛的郊区。
在文化方面，城市是外来移民聚居之地，是各民族群体文化交汇碰撞进而融合升华为美利坚文化的大熔炉。但由于中心城市与郊区的失衡发展，两者的关系从共存到带有一定对立性质的竞争关系，各民族人口在空间上分割程度也相应加深，负面影响渐渐凸显。高速公路、电话、传真、计算机网络等现代化设施极大地削弱了中心城市对经济活动的主导能力，更多的郊区人开始在另外一些郊区工作，而不是在城市。中心城市和郊区在就业和商品流通方面都产生了竞争，而不仅仅限于消费领域，美国人开始用消极的方式审视郊区和城市的关系。郊区人潜移默化地形成了“反城市”的倾向：他们开始回避城市，不得不去时，尽量走新的高速公路，直抵停车场——那些停车场有人行天桥，通往市区的交响音乐厅、博物馆、医院、或办公大楼。更令人担忧的是，现在的郊区新生代，生在郊区，长在郊区，城市不过是偶然路过或旅游观光的一个去处而已，他们对城市的印象大多来自晚间新闻里犯罪场面的报道。他们和城市居民所思所想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在很多美国人心目中，中心城市和郊区代表了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文化价值，用某些美国学者的话来说，中心城市和郊区的矛盾冲突孕育着新的“文化战争”。[13]（P10）其概念妥当与否暂且不论，但它毕竟揭示出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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