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论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形成
陈秀武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10期
【原文出处】《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长春)2005年04期第66～72页
【作者简介】陈秀武，东北师范大学日本所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吉林 长春 130024）
【关 键 词】近代日本/国家意识/国民意识/民族意识
国家意识是指生活在同一国家的居民在长期共同的生活、生产、斗争中形成的对整个国家认知、认同等情感与心理的总和。近代以来，在世界逐渐联系为一个整体的过程中，意识逐渐形成。东亚地区，近代国家意识是在东亚各国被强行纳入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情境下形成的。在日本，打破“闭关锁国”大门的“黑船事件”对催促日本近代国家意识的产生，具有特殊意义；明治政府提倡的文明开化是对传统国家意识强有力的冲击；明治二十年代兴起的国粹主义在思想上完善了近代天皇制，并使得日本近代天皇制国家意识最终形成。在日本近代国家意识形成的整个过程中，政府为了应对来自国际国内的“挑战”而采取的“应对”措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它的形成具有应急性的特点。
一、“黑船事件”的思想史意义
“黑船事件”是指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里率领黑船叩开日本大门的历史事件。日本史学家石井孝在《日本开国史》中指出：“开国具有使日本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而开放的历史意义。这个过程始于嘉永六年（1853）黑船来航，安政元年（1854）缔结日美亲善条约，经过安政五年（1858）与五国缔结通商条约，至安政六年予以实施，遂趋于完成。”[1]（P3）从思想史角度观之，“黑船事件”震动了日本的思想界，给日本带来了压力。关于“黑船事件”所带来的“压力”，日本著名思想史家丸山真男指出：“19世纪以后逼迫东亚‘开国’的西方压力，是饱经了西方史上也未曾有过的产业革命实践或正在经历这个实践的列强的压力。这种压力具有不能单纯用狭义的军事侵略来解释的性质，它包含着渗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全部领域的巨大力量。”[2]（P6）这种外压迫使日本政府及有识之士做种种思考，思考如何构建近代国家、如何应对欧美列强的挑战等重大问题。
首先，它打乱了幕府的统治秩序。如所周知，古代日本国家意识具有明显的封闭性特点。在上古时代，日本人居住在一个个封闭的空间里。人们把居住地四周用栅栏围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被称为“しる”（意为“相对独立、封闭的政治空间”）。一个“しる”就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因此，在上古日本，有许许多多的“しる”，也就有了许许多多的政治空间。公元3世纪左右，由大和朝廷完成了日本的统一，并经过大化革新逐渐衍生出兼具精神权威与政治权威的古代天皇制。但经过摄关政治（858—1086）与院政时期（1086—1185），中世纪日本天皇大权开始旁落，到武家开设镰仓幕府（1192—1333）乃至于江户幕府被推翻为止，天皇仅具有精神威力，政治实权已经落到幕府将军的手中。由将军代表日本国与外界展开联络。尽管如此，日本国家意识中的封闭性特点延续下来。当时在古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对外侧面中，还仅仅有古代日本与古代中国与朝鲜的交往意识。而且，那种交往主要以朝贡体制为主。至于和西方国家的交往，也是在幕府体制下，随着基督教布教日本而出现的。但是，那种交往在“锁国体制”下被限制起来。严格说来，将西方国家纳入到政府层面做种种外交思考的思想意识，是在“黑船事件”之后形成的。从世界逐渐连接为一个整体的历史进程考察，“黑船事件”是近代性的，它是继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借助“血与火”的力量强行在东亚地区扩大市场的掠夺性的历史事件。
为了应对外来压力，幕府的智囊团重新重视起天皇所具有的实用价值。例如，幕府的首席老中阿部正弘（培里留下要求开国的‘国书’后离开浦贺港不久，幕府的第12代将军德川家庆病死，由阿部处理政务）将培里来航视为“头等大事”，企图以缩小幕府独裁的统治、建设“举国一致体制”来摆脱危机。他采取的措施有三：（1）任命前水户藩藩主德川齐昭为海防参与（最高顾问）；（2）让一般大名及幕臣参与国家政务；（3）将培里来航事件报告朝廷（天皇）。这些措施打破了幕府体制下原则上国政历来都完全由“幕府独断专行，不允许朝廷与大名参与国政”[3]（P199）的秩序。其结果，各大名和朝廷开始过问中央政治，成为幕藩体制崩溃的契机。1854年3月缔结的《日美亲善条约》，瓦解了幕府的锁国政策。幕府采取了提拔新人和改革机构的措施，不仅起用“直参”（幕臣），还大批起用了“陪臣”（各大名的家臣）。在外交与军事方面，一改过去根据门阀和世袭任命官职的做法，提拔有能力的人。
在条约“敕许”问题和将军继嗣问题上，朝廷与幕府之间发生了纠葛，应该说这是“开国”事件所带来的政治意识冲突的集中表现。在条约“敕许”上，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在没有得到天皇“敕许”的情况下，就与美国、荷兰、俄国、英国、法国等签定了《安政五国条约》，从而惹怒了孝明天皇，导致朝廷与幕府的对立。由于开港通商，日本的金币大量外流，引起了经济恐慌，物价飞涨。国内爆发了激烈的攘夷运动。但是，大老井伊直弼却采取残酷镇压的政策，因而1860年3月被水户藩士所杀，幕府的权威从此一落千丈。此后，日本政治在表面上分为“公武合体”派和“尊王攘夷”派。日本近代政治意识冲突悄然展开。
其次，提高了日本人的民族危机意识。在增强民族意识上，教育国民成为首当其冲的大事。早在19世纪30—40年代，为了摆脱来自外部的威胁，幕府就设立了藩学所（后改为开成所）。其主要目的是传授洋学知识、翻译西洋著作及外交文书。从规模、师资阵容及科目的设置看，它是政府主导下的第一个综合性洋学机构，也是“全国最大的洋书收藏中心”，亦堪称为“近代综合学府的雏形，幕末维新期的人才摇篮。”[4]（P275）“黑船事件”发生后，与之遥相呼应，在民间层面，1858年绪方洪庵的门徒福泽谕吉在中津藩（大分县境内）开设洋学塾。1868年（庆应四年），以“王政复古”为契机搬至芝新钱座，改设为庆应义塾。它是继承兰学传统而以欧美自由结社为典范展开研究的民间教育机构。洋学塾的实用价值在于“师夷长技以制夷”，唤起与提高民族危机意识和寻找应对措施。与外国通商贸易后，攘夷运动风起云涌，具有封建的排外性，也具有反抗欧美各国带来的殖民地化危机，还具有保护国内产业的民族要求。
再次，“尊王”与“攘夷”意识的变迁，标志近代日本“国家意识”产生。这可以从幕末维新期“尊攘”意识的内容变化中得到印证。
在19世纪30年代以前，后期水户学派提出了“尊王攘夷”思想，以“敬幕”与“锁国”为主要内容。“尊王攘夷”思想洋溢着民族危机意识，唤起了幕末知识分子和尊王攘夷志士的民族危机感。并为维新志士批判幕府、建立中央集权的近代国家提供了理论根据。1853年6月，“开国”事件发生后，以吉田松阴为代表的维新志士，迅速将后期水户学派“尊王攘夷”的思想内容置换为“倒幕”与“开国”。在《论大义》中，吉田松阴攻击幕府“不思国虑，不顾国辱，而不奉天敕，是征夷（指将军）之罪，天地不容，神人皆愤，准此大义，讨灭诛戮，然后可也，不可少宥”[5]（P192—197）。在《对策一道》中，吉田松阴则力主：“以国家大计言之，欲振雄略驭四夷，非航海通市何以为……锁国固苟偷之计，末世之敝政也。”[6]（P324）在吉田松阴那里，“倒幕”与“开国”有了最初的连接。并且，他的思想中又萌生出与民众结合的因子。他强调：“今日之幕府、诸侯皆已成为罪人，无扶持之术。非草莽崛起之人无所望矣。”[17]（P337）意在凭借“尊王攘夷”，依靠全国的下级武士与豪农、豪商，将民众组织起来参加尊王攘夷运动。因此，吉田松阴提倡的“尊王攘夷”论，具有追求民族独立与自由的近代民族主义性质。他不满足天皇仅具有精神权威，而且要求天皇拥有最高政治权力，要求建立天皇制的统一国家。
1868年1月3日，讨幕派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推翻江户幕府，使得政权重新归于朝廷，建立了明治政府。至此，可以认为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基本侧面已经具备。即国民意识与民族意识形成。
我们可以将近代日本民族意识细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是对日本与东亚各民族关系的认识；其二是对日本与西方发达国家关系的认识。在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可以采取两种手段：和平的手段或战争的手段；对话方式上将采取平等方式、对等的方式或不平等方式。
也可以将近代日本国民意识细分为两个层次：对人民与国家关系的认识；对民权与国权关系的认识。在处理人民与国家关系上，采取民主方式或是专制方式。在处理民权与国权关系上，要集中解决的是国民优先还是国家优先的问题。
因此，从幕府统治秩序的混乱到“尊攘”意识内容的变化，都足以证明“黑船事件”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上是应该着重书写一笔的历史事件。
二、欧洲文化冲击下的传统国家意识的变化
随着明治政府的成立，天皇的权威与权力不断得到恢复。应该承认，它是在“黑船事件”提高了日本人的民族意识、进而激发了建立统一的近代天皇制国家意识时，而出现的一种恢复。天皇权力的恢复毁灭性地冲击了存在于百姓头脑中的将军意识，即国家权力握于幕府将军手中的传统国家意识崩溃。很显然，明治政府提倡的文明开化政策也是对传统国家意识的强有力冲击。其主要表现如下：
首先，将封建幕府视为忠诚对象的传统意识彻底崩溃，朱子学丧失了官学的统治地位。实际上，日本传统意识早在元禄（1688—1703）年间就受到了冲击。当时日本实学的兴起，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传入，打破了朱子学主张的自然的天道（物理）和人伦规范的人道（道理）等“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尤其是杉田玄白翻译的《解体新书》，“开拓了日本人直接根据原著研究和移植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道路”[8]（P510）。1873年成立的“明六社”，是日本的第一个近代知识分子群。这一知识分子群由30余人构成，于每月1日、16日两天集会，其人员有原幕府官僚，也有幕末洋学塾中的知识分子（其中“开成所”的人居多）。机关刊物为1874年发行的《明六杂志》。这一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团体，以引进西方的哲学、政治、法律、历史、教育等思想配合政府提出的“文明开化”。同时，他们还将摆脱面临沦为欧美列强的殖民地化危机视为“使命”。它的出现有时代发展的必然性。即明治政府破除旧有的封建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创建新制度，必然要求思想上的变革。“明六社”的知识分子们正好开启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他们以“文明开化”与“开启民智”为己任，以《明六杂志》为舆论阵地，宣传新思想，为国家新体制的形成寻找理论依据。
作为“明六社”主力成员的福泽谕吉、西周、津田真道、西村茂树、森有礼等人，是曾接受过西方文明熏陶的近代日本知识分子。他们以集团的形式出现，展开思想启蒙活动。以福泽谕吉为例，他在引进英国的功利主义、法国思想家孔德的实证主义、提倡实学、批判虚学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他的《劝学篇》是阐述“新社会论”、“学问论”与“教育论”以及三者之间内在关联的名著。仅就学问而言，他认为能读“难字”、能读“古文”、“能咏和歌和做诗”等学问是“不切实际的学问”，可以将其放在次要地位。而“写信记账”、“打算盘”、“使用天平”等日用的“实学”[9]（P3）应受到应有的重视。他指出：“心学、神学、理学等是无形的学问，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是有形的学问。”[9]（P8）他不仅重视“理性”，而且还重视“技术”[10]（P27），也就是说，他的“实学”思想包括理论及理论在具体实践中的运用。福泽谕吉的实学态度，恰好反映了作为日本近代之初第一个知识分子集团的“开化性”。这种“开化性”恰好成了“朱子学”的克星。
其次，日本近代民族意识形成，一开始便带有极强的“狭隘性”。近代日本的知识分子群除了具有的“开化性”外，他们还具有“狭隘的民族性”。理论上，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国的民族主义概念是指以民族、国家或国民的统一与独立发展为目标的思想或运动。但在社会实际发展中，民族主义在不同国家的表现方式不尽相同；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民族主义的历史作用也各有差异。一般说来，民族主义以民族这个历史实体为基础。因其以民族权利为出发点，所以它具有超出人们想象的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对各国国民行动发挥着支配作用。在激荡的世界史上，民族主义的作用具有两个方面：其一，它是推进现代化的强大意识形态。它强调个人自由和权利，保障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发展。在许多国家，为了实现产业化和民主化的双重任务，它能推动确立必要的政治领导权。其二，民族主义是国际社会激烈变动和世界战争的诱因。它以国家利益优于个人权利为鼓噪手段，否定自由和人权，往往无视他国的民族主义，甚至会成为发动帝国主义、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催化剂。
在日本，如果按百年（所谓的“百年”，是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长时段”[11]（P142—144）理论中的一般计量单位）为计量单位来考究日本民族主义的发展轨迹，那以幕末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和“外部压力”为契机，“尊皇攘夷”表现出近代日本民族主义思想萌芽。此后，“尊皇”所表现出的国体意识未变，但“攘夷”所表现出的对外意识却为“开国”意识所取代。两相作用下，近代之初完成了1868年的“王政复古”与建立了明治维新政权。但由于国权论处于优势地位，没能形成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结合的进步的民族主义，到昭和时期逐渐衍生出使天皇制法西斯合理化的超国家主义，给日本人民和亚洲其他各国人民带来的伤害无法估量。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民族主义重在发展经济，故被冠以经济民族主义之称，曾经起到推动战后日本经济腾飞的作用。可见，百余年的历史证明，日本民族主义的消极因素与积极因素并存。
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群的“开化性”决定其民族主义具有积极意义。然而，他们“狭隘的民族性”正反映了民族主义的消极意义。这两方面在福泽谕吉那里都有所表现。自1872年起，福泽谕吉著书立说对国民进行启蒙教育，竭力倡导文明开化，推动和促进了新政府的资产阶级改革，无疑其民族主义思想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国际关系上，他由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推导出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的观点。并且，主张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引进近代科学技术成果。在从文明的角度论述各国间的相互关系时，福泽谕吉对“贸易”与“战争”进行了分析，并强调“战争是伸张独立国家的手段，而贸易是发扬国家光辉的表现。”[12]（P174—175）诚然，被压迫民族发动的带有民族解放性质的战争是无可非议的，具有进步意义。反之亦然。在确立民族国家的总体目标上，福泽谕吉强调“爱国”、“报国”等近代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他指出：“凡力图伸张本国权利、使国富民强、提高本国人民的智德，发扬本国名誉的人称为爱国之民，其心称为爱国之心，也就是愿意以自己的力量来取得本国的独立。所以爱国之心虽非私于一己，也是私于一国的思想。”[12]（P175）紧接着，他又在论述中将“爱国心”和“自私心”等同起来。因此，在国际关系紧张的时候，民族主义就很自然地成为宣传盅惑的工具，而走向民族自私的一面。
幕末志士吉田松阴极力提倡“蓄养国力，割取朝鲜与中国东北，收琉球，取台湾”，把“失之于美俄者，取偿于朝鲜与中国”[13]（P7）的扩张思想。吉田松阴的思想准确地将日本与东亚其他国家和西方列强之间的关系勾勒出来。明治初年的“征韩”、“征台”是这种思想的实践，并初次显示了日本富于侵略的本性。而曾主张国家间平等的福泽谕吉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其民族主义的扩张色彩逐渐浓厚。在1881年撰写的《时事小言》一书中，他将日本比喻为“石屋”，把朝鲜与中国比喻为“木造板屋”，在西洋诸国凭借武力向东洋迫近的大火蔓延之际，“日本应该凭借武力对其进行援助，保护并诱导之迅速模仿我国步入文明行列”[14]（P256）。进而在1885年的《脱亚论》中表明参与瓜分朝鲜、中国的野心。因此，福泽谕吉的民族主义已经成为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助力，其狭隘的民族性暴露无遗。这也是听到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胜的消息后，福泽谕吉喜极而泣的思想根源。
再次，近代日本国家意识形成。1868年3月14日，明治天皇颁布的全面建设近代国家的纲领性文件“五条誓文”，将“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作为国家的发展对策。这一切标志构建近代日本社会秩序的主流意识形成。“五条誓文”中的“求知识于世界”的国策，鼓励新政权放弃幕府时代的“锁国政策”，规定了近代国家发展的内在理路。1871年12月12日，以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的50余人的使节团出访欧美。出访的使命有以下几点：（1）“借政体更新，（向各国政府）修聘问之礼”；（2）为修改条约，“向各国政府阐明并洽商我国政府之目的与希望”，以便“依据万国公法，修改过去条约，制定独立不羁之体制”；（3）“视察欧亚各洲开化昌盛之国体与各种法律规章等是否合于实际事务之处理，探求公法中适应之良法、调查施之于我国国民之方略”[15]（P161—162）。出访的益处在于：它使政府的领导人找到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模式和政治方向。在经济上，要将以英国为蓝本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移植到日本；在政治上，想要建立起德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明治政府主要力量都倾注在建立近代日本国家上。
三、国粹主义与近代天皇制国家意识的确立
在进一步巩固和确立日本国家意识的过程中，如何处理民权与国权的关系无疑是明治政府的智囊团们所着重思考的大问题。在明治启蒙思想与文明开化风潮的鼓噪下，伸张民权的思想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在外交上，处理日本与朝鲜、中国关系时，出现了以日本为主轴的对外意识；在处理与欧美各国的关系上，为了达到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目的，政府派出岩仓使节团，外相进行所谓的“鹿鸣馆”外交。在修改条约屡屡受挫的明治二十年代，国粹主义兴起，近代天皇制不断得到完善直至最终成为国家意识的总代表。
在国民意识层面，自由民权运动是民权论者向主张专制体制的国权论者发起的一次有力的冲击。自由民权运动是继起于明治启蒙运动之后的现代化运动。它不仅是思想运动，而且是群众性政治运动。自由民权运动自1874年1月板垣退助等人发表《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始，轰轰烈烈长达十余年。其基础力量是农民和中小工商业者、地主，其主导人物是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一些从明治政府分化出的士族反对派（如板垣退助等人）和非特权的大资本家（如三菱的岩崎弥太郎）也参加甚至领导了这场运动。自由民权运动中虽充满复杂的力量分化与结合，最终亦遭到失败，但从其开设国会、减轻地税、修改不平等条约三大中心口号看，或从其反对明治政府“有司专制”的斗争实践看，仍可说它是自下而上地要求深化政治、经济变革的民主主义运动。运动失败的原因很多，诸如它的成员构成复杂，便于明治政府对其进行分化瓦解；另外，运动失败的思想原因在于它与主流意识形态背道而驰，步子迈得太大，与当时日本的实际情况脱节等。
在民族意识层面，吉田松阴极力提倡的对外扩张思想对政府智囊团的影响颇深。1871年9月13日，日本与清政府签订了《日清修好条规》，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通过此条约，日本获得了与清朝的平等地位。并且，由于朝鲜对清政府恪守臣属之礼，所以日本在名分上取得了对朝鲜的优越地位。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突破了条约的规定。1875年日本出兵朝鲜，要求朝鲜开国并向朝鲜的江华岛发起进攻，此即“江华岛事件”。1876年日本与朝鲜签订了《日朝修好条规》，否定了朝鲜与清帝国的宗属关系，主张“朝鲜乃自主之邦，与日本国保有平等权利”[16]（P159）；朝鲜被迫开国；日本单方面获得了领事裁判权。上述事件，标志着日本对东亚进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迈出了第一步。由此可见，日本在处理与东亚各国关系时采取的分别是战争手段与不平等方式。
与之相反，在对待欧美列强上，日本政府则换了另外一副面孔。在极端欧化主义政策的指导下，外相井上馨受陆奥宗光的“欧美同化论”（其主要内容是：强调“欲圆满地完成修改不平等条约，必须使我同化于彼，努力取得彼之同情，否则终究不能实现”）[17]（P170）的思想影响，自1881年开始截止1883年4月花去18万元工程费，建成了鹿鸣馆[18]（P5），在那里举办所谓的化装舞会以缩短日本与西方列强的差距。但是，修改条约遭遇了重重困难。例如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反对日本修改条约的一个主要理由是：日本没有稳定的政治体制，诸侯派阀的寡头政治与西方列强的政治体制难以匹配。在对欧美关系上，日本采取了一味随从和迁就的外交政策。与此同时，政府的智囊团加紧建设国家的政治体制。
“鹿鸣馆”代表的欧化主义不仅没有为日本的修改不平等条约带来好运，而且还招致明治二十年代知识分子掀起一股对欧化进行抨击和反思的潮流。此间，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抬头，一场保存国粹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日本进入所谓的国粹主义时代。在国家问题上，集中表现为排外主义思潮的泛滥。大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担心：欧化会带来日本国家乃至于民族赖以存在的“根据”和“个性”的丧失；经济的发展会导致“君臣对抗”和“劳资纠纷”；从而，“国民的统一”遭到破坏，“国家的独立”受到影响。
1886年，西村茂树发表的《日本道德论》提倡以皇室为中心的国民道德，成为国粹主义的先驱。此后，国粹运动主要代表人物三宅雪岭和陆羯南等人组织的“政教社”，成为主张国粹的主要思想团体。他们主张放弃追随西方先进国家；尊重日本的国粹是寻求日本民族在政治、文化、经济等领域独立的思想前提；树立民族自信心，修改不平等条约，鼓吹对外扩张。在国际关系的层面上，主张采取战争手段来达到民族独立。此外，陆羯南还提出了所谓的“国民”[19]（P235）国家。他认为，“国民”国家应该是“明治维新大破坏”之后构筑起来的一种国家存在形态。即以“国民”为主体的国家，既区别于藩阀政府掌握大权的君权绝对专制国家，又区别于人民主权的共和制国家。其“国民”国家论的思想内核是“日本主义”和“国粹主义”。这种“国民”国家论成为近代日本天皇制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
明治20年代国粹主义思潮兴起前，近代日本国家秩序的基础工程，即确立天皇的权力、建立作为天皇权力物质基础的皇室财产、建立保卫皇室免遭外界攻击的华族制度、开设内阁等实质性任务已经完成。由于“内阁制度清除了朝藩体制的残渣，创造出了适应制定宪法和开设国会的主体”[17]（P167）。因此，焦点一下子集中到开设国会和制定宪法上来。早在自由民权运动高涨的1881年10月，天皇制政府终于被迫发表了以“将于明治23年召集议员、开设国会，以完成朕之初愿”为内容的“国会开设之诏敕”[20]（P28）。此后，各政党团体以至于小的学术圈子，为了迎接国会开设日的到来，掀起了一股“私拟宪法”风潮。1886年10月24日，星亨、中江兆民等民权派志士发起并召开了全国志士恳亲大会，以“大同”和“团结”为口号和目标，实际是自由民权运动遭遇挫折后的再度兴起，被称为“大同团结运动”。该运动的目的在于重建自由民权体制，将政府准备开设的国会转变为自由民权的国会。他们抱有的“国约宪法论”（即由国民议会制定宪法）思想，与伊藤博文所代表的政府层面的制宪思想背道而驰，最终被1887年（明治20）的《保安条例》彻底镇压，大约有570名反政府运动家被逐出东京。但是，大同团结运动却刺激政府加快了制定宪法的脚步。伊藤博文在1888年4月30日设置了宪法草案的审议机构——枢密院，亲自担任议长，紧接着将首相的宝座让给黑田清隆，专心制定宪法。黑田清隆首相则借用《保安条例》继续镇压大同团结运动，压制“私拟宪法”风潮。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1889年2月11日，明治政府以天皇“钦定宪法”的形式正式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这标志近代天皇制的确立。宪法的第一章对天皇的权力等做了种种规定。其中，第一条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天皇统治”。这条昭示了大日本帝国建国的基础组织、国体、万世一系的真正意义。换言之，一个国家成立的必要条件是必须塑造出一个特定人的意志，并将其意志转化为强大的统治权力。天皇是最好的选择。因此，“大日本帝国是日本民族在万世一系天皇的统治下，以大八洲为国土，创造出来的永远的、具有最高道德的国家。”[21]（P22）国体也是自天祖建国时就同时确立起来的，具有无穷无尽的特性，这也是万世一系的真正意义所在。宪法第三条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这条暗指，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作为现人神统治国家，具有唯神至尊的特性。因而宪法赋予天皇一切统治权，包括立法权、法律的裁断、公布及执行权，议会开会、闭会、停会、解散权，大臣及文武百官的俸禄决定权和任命权，司法权，戒严权，外交权，陆海军统帅权等等。通过宪法的规定，天皇集权威与权力于一身，成了国家的“机轴”。为了加固天皇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为了将法理上天皇的绝对权力灌输到国民精神的各个角落，1890年10月30日颁布了《教育敕语》，以儒家思想的纲目德常教化民众。其中，将天皇与民众定位为“父子”关系。其十二条德目分别为：孝行、友爱、夫妇和睦、朋友信任、谦逊、博爱、修学习业、开发智力、德器成就（提高人格品位）、公益事务、遵纪守法、义勇奉公等。这是“家族国家观”[22]（P82）的充分体现。通过对《教育敕语》的解释，井上哲次郎在《教育敕语衍义》中完善了一个把传统儒学、西洋国家主义与日本神国尊皇观念融为一体的缜密的思想体系。日本近代天皇制就是以这样的思想为基础构筑起来的。
日本的锁国大门被打开后，中世纪以来一度旁落的天皇权威开始复苏，并最终以《教育敕语》和《大日本帝国宪法》确定下来，近代天皇制国家成立。随之，近代天皇国家意识也形成。主权意识作为国家意识的主要侧面，是近代国家观念的核心，它包括对外捍卫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对内实现主权在民。但是，在近代日本逐渐强化了的天皇权威集团意识的支配下，对内的主权在民意识淹没在对外的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意识之中。1911年“修改不平等条约”成功，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才得以确立。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认为，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形成属于政府主导型的，它具有应急性的特点（即一切都围绕摆脱殖民地危机而展开）。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10期
【原文出处】《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长春)2005年04期第66～72页
【作者简介】陈秀武，东北师范大学日本所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吉林 长春 130024）
| 【内容提要】 | 近代日本国家意识是国内外环境造就的产物。“黑船事件”催促近代日本国家意识萌生。欧洲文化的冲击，加快了幕末传统国家意识的崩溃。从国粹主义的泛滥到《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日本近代天皇制国家意识最终形成。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形成是属于政府主导型的，具有应急性的特点。 |
一、“黑船事件”的思想史意义
“黑船事件”是指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里率领黑船叩开日本大门的历史事件。日本史学家石井孝在《日本开国史》中指出：“开国具有使日本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而开放的历史意义。这个过程始于嘉永六年（1853）黑船来航，安政元年（1854）缔结日美亲善条约，经过安政五年（1858）与五国缔结通商条约，至安政六年予以实施，遂趋于完成。”[1]（P3）从思想史角度观之，“黑船事件”震动了日本的思想界，给日本带来了压力。关于“黑船事件”所带来的“压力”，日本著名思想史家丸山真男指出：“19世纪以后逼迫东亚‘开国’的西方压力，是饱经了西方史上也未曾有过的产业革命实践或正在经历这个实践的列强的压力。这种压力具有不能单纯用狭义的军事侵略来解释的性质，它包含着渗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全部领域的巨大力量。”[2]（P6）这种外压迫使日本政府及有识之士做种种思考，思考如何构建近代国家、如何应对欧美列强的挑战等重大问题。
首先，它打乱了幕府的统治秩序。如所周知，古代日本国家意识具有明显的封闭性特点。在上古时代，日本人居住在一个个封闭的空间里。人们把居住地四周用栅栏围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空间，被称为“しる”（意为“相对独立、封闭的政治空间”）。一个“しる”就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因此，在上古日本，有许许多多的“しる”，也就有了许许多多的政治空间。公元3世纪左右，由大和朝廷完成了日本的统一，并经过大化革新逐渐衍生出兼具精神权威与政治权威的古代天皇制。但经过摄关政治（858—1086）与院政时期（1086—1185），中世纪日本天皇大权开始旁落，到武家开设镰仓幕府（1192—1333）乃至于江户幕府被推翻为止，天皇仅具有精神威力，政治实权已经落到幕府将军的手中。由将军代表日本国与外界展开联络。尽管如此，日本国家意识中的封闭性特点延续下来。当时在古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对外侧面中，还仅仅有古代日本与古代中国与朝鲜的交往意识。而且，那种交往主要以朝贡体制为主。至于和西方国家的交往，也是在幕府体制下，随着基督教布教日本而出现的。但是，那种交往在“锁国体制”下被限制起来。严格说来，将西方国家纳入到政府层面做种种外交思考的思想意识，是在“黑船事件”之后形成的。从世界逐渐连接为一个整体的历史进程考察，“黑船事件”是近代性的，它是继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借助“血与火”的力量强行在东亚地区扩大市场的掠夺性的历史事件。
为了应对外来压力，幕府的智囊团重新重视起天皇所具有的实用价值。例如，幕府的首席老中阿部正弘（培里留下要求开国的‘国书’后离开浦贺港不久，幕府的第12代将军德川家庆病死，由阿部处理政务）将培里来航视为“头等大事”，企图以缩小幕府独裁的统治、建设“举国一致体制”来摆脱危机。他采取的措施有三：（1）任命前水户藩藩主德川齐昭为海防参与（最高顾问）；（2）让一般大名及幕臣参与国家政务；（3）将培里来航事件报告朝廷（天皇）。这些措施打破了幕府体制下原则上国政历来都完全由“幕府独断专行，不允许朝廷与大名参与国政”[3]（P199）的秩序。其结果，各大名和朝廷开始过问中央政治，成为幕藩体制崩溃的契机。1854年3月缔结的《日美亲善条约》，瓦解了幕府的锁国政策。幕府采取了提拔新人和改革机构的措施，不仅起用“直参”（幕臣），还大批起用了“陪臣”（各大名的家臣）。在外交与军事方面，一改过去根据门阀和世袭任命官职的做法，提拔有能力的人。
在条约“敕许”问题和将军继嗣问题上，朝廷与幕府之间发生了纠葛，应该说这是“开国”事件所带来的政治意识冲突的集中表现。在条约“敕许”上，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在没有得到天皇“敕许”的情况下，就与美国、荷兰、俄国、英国、法国等签定了《安政五国条约》，从而惹怒了孝明天皇，导致朝廷与幕府的对立。由于开港通商，日本的金币大量外流，引起了经济恐慌，物价飞涨。国内爆发了激烈的攘夷运动。但是，大老井伊直弼却采取残酷镇压的政策，因而1860年3月被水户藩士所杀，幕府的权威从此一落千丈。此后，日本政治在表面上分为“公武合体”派和“尊王攘夷”派。日本近代政治意识冲突悄然展开。
其次，提高了日本人的民族危机意识。在增强民族意识上，教育国民成为首当其冲的大事。早在19世纪30—40年代，为了摆脱来自外部的威胁，幕府就设立了藩学所（后改为开成所）。其主要目的是传授洋学知识、翻译西洋著作及外交文书。从规模、师资阵容及科目的设置看，它是政府主导下的第一个综合性洋学机构，也是“全国最大的洋书收藏中心”，亦堪称为“近代综合学府的雏形，幕末维新期的人才摇篮。”[4]（P275）“黑船事件”发生后，与之遥相呼应，在民间层面，1858年绪方洪庵的门徒福泽谕吉在中津藩（大分县境内）开设洋学塾。1868年（庆应四年），以“王政复古”为契机搬至芝新钱座，改设为庆应义塾。它是继承兰学传统而以欧美自由结社为典范展开研究的民间教育机构。洋学塾的实用价值在于“师夷长技以制夷”，唤起与提高民族危机意识和寻找应对措施。与外国通商贸易后，攘夷运动风起云涌，具有封建的排外性，也具有反抗欧美各国带来的殖民地化危机，还具有保护国内产业的民族要求。
再次，“尊王”与“攘夷”意识的变迁，标志近代日本“国家意识”产生。这可以从幕末维新期“尊攘”意识的内容变化中得到印证。
在19世纪30年代以前，后期水户学派提出了“尊王攘夷”思想，以“敬幕”与“锁国”为主要内容。“尊王攘夷”思想洋溢着民族危机意识，唤起了幕末知识分子和尊王攘夷志士的民族危机感。并为维新志士批判幕府、建立中央集权的近代国家提供了理论根据。1853年6月，“开国”事件发生后，以吉田松阴为代表的维新志士，迅速将后期水户学派“尊王攘夷”的思想内容置换为“倒幕”与“开国”。在《论大义》中，吉田松阴攻击幕府“不思国虑，不顾国辱，而不奉天敕，是征夷（指将军）之罪，天地不容，神人皆愤，准此大义，讨灭诛戮，然后可也，不可少宥”[5]（P192—197）。在《对策一道》中，吉田松阴则力主：“以国家大计言之，欲振雄略驭四夷，非航海通市何以为……锁国固苟偷之计，末世之敝政也。”[6]（P324）在吉田松阴那里，“倒幕”与“开国”有了最初的连接。并且，他的思想中又萌生出与民众结合的因子。他强调：“今日之幕府、诸侯皆已成为罪人，无扶持之术。非草莽崛起之人无所望矣。”[17]（P337）意在凭借“尊王攘夷”，依靠全国的下级武士与豪农、豪商，将民众组织起来参加尊王攘夷运动。因此，吉田松阴提倡的“尊王攘夷”论，具有追求民族独立与自由的近代民族主义性质。他不满足天皇仅具有精神权威，而且要求天皇拥有最高政治权力，要求建立天皇制的统一国家。
1868年1月3日，讨幕派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推翻江户幕府，使得政权重新归于朝廷，建立了明治政府。至此，可以认为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基本侧面已经具备。即国民意识与民族意识形成。
我们可以将近代日本民族意识细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是对日本与东亚各民族关系的认识；其二是对日本与西方发达国家关系的认识。在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可以采取两种手段：和平的手段或战争的手段；对话方式上将采取平等方式、对等的方式或不平等方式。
也可以将近代日本国民意识细分为两个层次：对人民与国家关系的认识；对民权与国权关系的认识。在处理人民与国家关系上，采取民主方式或是专制方式。在处理民权与国权关系上，要集中解决的是国民优先还是国家优先的问题。
因此，从幕府统治秩序的混乱到“尊攘”意识内容的变化，都足以证明“黑船事件”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上是应该着重书写一笔的历史事件。
二、欧洲文化冲击下的传统国家意识的变化
随着明治政府的成立，天皇的权威与权力不断得到恢复。应该承认，它是在“黑船事件”提高了日本人的民族意识、进而激发了建立统一的近代天皇制国家意识时，而出现的一种恢复。天皇权力的恢复毁灭性地冲击了存在于百姓头脑中的将军意识，即国家权力握于幕府将军手中的传统国家意识崩溃。很显然，明治政府提倡的文明开化政策也是对传统国家意识的强有力冲击。其主要表现如下：
首先，将封建幕府视为忠诚对象的传统意识彻底崩溃，朱子学丧失了官学的统治地位。实际上，日本传统意识早在元禄（1688—1703）年间就受到了冲击。当时日本实学的兴起，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传入，打破了朱子学主张的自然的天道（物理）和人伦规范的人道（道理）等“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尤其是杉田玄白翻译的《解体新书》，“开拓了日本人直接根据原著研究和移植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道路”[8]（P510）。1873年成立的“明六社”，是日本的第一个近代知识分子群。这一知识分子群由30余人构成，于每月1日、16日两天集会，其人员有原幕府官僚，也有幕末洋学塾中的知识分子（其中“开成所”的人居多）。机关刊物为1874年发行的《明六杂志》。这一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团体，以引进西方的哲学、政治、法律、历史、教育等思想配合政府提出的“文明开化”。同时，他们还将摆脱面临沦为欧美列强的殖民地化危机视为“使命”。它的出现有时代发展的必然性。即明治政府破除旧有的封建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创建新制度，必然要求思想上的变革。“明六社”的知识分子们正好开启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他们以“文明开化”与“开启民智”为己任，以《明六杂志》为舆论阵地，宣传新思想，为国家新体制的形成寻找理论依据。
作为“明六社”主力成员的福泽谕吉、西周、津田真道、西村茂树、森有礼等人，是曾接受过西方文明熏陶的近代日本知识分子。他们以集团的形式出现，展开思想启蒙活动。以福泽谕吉为例，他在引进英国的功利主义、法国思想家孔德的实证主义、提倡实学、批判虚学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他的《劝学篇》是阐述“新社会论”、“学问论”与“教育论”以及三者之间内在关联的名著。仅就学问而言，他认为能读“难字”、能读“古文”、“能咏和歌和做诗”等学问是“不切实际的学问”，可以将其放在次要地位。而“写信记账”、“打算盘”、“使用天平”等日用的“实学”[9]（P3）应受到应有的重视。他指出：“心学、神学、理学等是无形的学问，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是有形的学问。”[9]（P8）他不仅重视“理性”，而且还重视“技术”[10]（P27），也就是说，他的“实学”思想包括理论及理论在具体实践中的运用。福泽谕吉的实学态度，恰好反映了作为日本近代之初第一个知识分子集团的“开化性”。这种“开化性”恰好成了“朱子学”的克星。
其次，日本近代民族意识形成，一开始便带有极强的“狭隘性”。近代日本的知识分子群除了具有的“开化性”外，他们还具有“狭隘的民族性”。理论上，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国的民族主义概念是指以民族、国家或国民的统一与独立发展为目标的思想或运动。但在社会实际发展中，民族主义在不同国家的表现方式不尽相同；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民族主义的历史作用也各有差异。一般说来，民族主义以民族这个历史实体为基础。因其以民族权利为出发点，所以它具有超出人们想象的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对各国国民行动发挥着支配作用。在激荡的世界史上，民族主义的作用具有两个方面：其一，它是推进现代化的强大意识形态。它强调个人自由和权利，保障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发展。在许多国家，为了实现产业化和民主化的双重任务，它能推动确立必要的政治领导权。其二，民族主义是国际社会激烈变动和世界战争的诱因。它以国家利益优于个人权利为鼓噪手段，否定自由和人权，往往无视他国的民族主义，甚至会成为发动帝国主义、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催化剂。
在日本，如果按百年（所谓的“百年”，是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长时段”[11]（P142—144）理论中的一般计量单位）为计量单位来考究日本民族主义的发展轨迹，那以幕末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和“外部压力”为契机，“尊皇攘夷”表现出近代日本民族主义思想萌芽。此后，“尊皇”所表现出的国体意识未变，但“攘夷”所表现出的对外意识却为“开国”意识所取代。两相作用下，近代之初完成了1868年的“王政复古”与建立了明治维新政权。但由于国权论处于优势地位，没能形成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结合的进步的民族主义，到昭和时期逐渐衍生出使天皇制法西斯合理化的超国家主义，给日本人民和亚洲其他各国人民带来的伤害无法估量。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民族主义重在发展经济，故被冠以经济民族主义之称，曾经起到推动战后日本经济腾飞的作用。可见，百余年的历史证明，日本民族主义的消极因素与积极因素并存。
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群的“开化性”决定其民族主义具有积极意义。然而，他们“狭隘的民族性”正反映了民族主义的消极意义。这两方面在福泽谕吉那里都有所表现。自1872年起，福泽谕吉著书立说对国民进行启蒙教育，竭力倡导文明开化，推动和促进了新政府的资产阶级改革，无疑其民族主义思想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国际关系上，他由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推导出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的观点。并且，主张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引进近代科学技术成果。在从文明的角度论述各国间的相互关系时，福泽谕吉对“贸易”与“战争”进行了分析，并强调“战争是伸张独立国家的手段，而贸易是发扬国家光辉的表现。”[12]（P174—175）诚然，被压迫民族发动的带有民族解放性质的战争是无可非议的，具有进步意义。反之亦然。在确立民族国家的总体目标上，福泽谕吉强调“爱国”、“报国”等近代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他指出：“凡力图伸张本国权利、使国富民强、提高本国人民的智德，发扬本国名誉的人称为爱国之民，其心称为爱国之心，也就是愿意以自己的力量来取得本国的独立。所以爱国之心虽非私于一己，也是私于一国的思想。”[12]（P175）紧接着，他又在论述中将“爱国心”和“自私心”等同起来。因此，在国际关系紧张的时候，民族主义就很自然地成为宣传盅惑的工具，而走向民族自私的一面。
幕末志士吉田松阴极力提倡“蓄养国力，割取朝鲜与中国东北，收琉球，取台湾”，把“失之于美俄者，取偿于朝鲜与中国”[13]（P7）的扩张思想。吉田松阴的思想准确地将日本与东亚其他国家和西方列强之间的关系勾勒出来。明治初年的“征韩”、“征台”是这种思想的实践，并初次显示了日本富于侵略的本性。而曾主张国家间平等的福泽谕吉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其民族主义的扩张色彩逐渐浓厚。在1881年撰写的《时事小言》一书中，他将日本比喻为“石屋”，把朝鲜与中国比喻为“木造板屋”，在西洋诸国凭借武力向东洋迫近的大火蔓延之际，“日本应该凭借武力对其进行援助，保护并诱导之迅速模仿我国步入文明行列”[14]（P256）。进而在1885年的《脱亚论》中表明参与瓜分朝鲜、中国的野心。因此，福泽谕吉的民族主义已经成为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助力，其狭隘的民族性暴露无遗。这也是听到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胜的消息后，福泽谕吉喜极而泣的思想根源。
再次，近代日本国家意识形成。1868年3月14日，明治天皇颁布的全面建设近代国家的纲领性文件“五条誓文”，将“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作为国家的发展对策。这一切标志构建近代日本社会秩序的主流意识形成。“五条誓文”中的“求知识于世界”的国策，鼓励新政权放弃幕府时代的“锁国政策”，规定了近代国家发展的内在理路。1871年12月12日，以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的50余人的使节团出访欧美。出访的使命有以下几点：（1）“借政体更新，（向各国政府）修聘问之礼”；（2）为修改条约，“向各国政府阐明并洽商我国政府之目的与希望”，以便“依据万国公法，修改过去条约，制定独立不羁之体制”；（3）“视察欧亚各洲开化昌盛之国体与各种法律规章等是否合于实际事务之处理，探求公法中适应之良法、调查施之于我国国民之方略”[15]（P161—162）。出访的益处在于：它使政府的领导人找到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模式和政治方向。在经济上，要将以英国为蓝本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移植到日本；在政治上，想要建立起德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明治政府主要力量都倾注在建立近代日本国家上。
三、国粹主义与近代天皇制国家意识的确立
在进一步巩固和确立日本国家意识的过程中，如何处理民权与国权的关系无疑是明治政府的智囊团们所着重思考的大问题。在明治启蒙思想与文明开化风潮的鼓噪下，伸张民权的思想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在外交上，处理日本与朝鲜、中国关系时，出现了以日本为主轴的对外意识；在处理与欧美各国的关系上，为了达到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目的，政府派出岩仓使节团，外相进行所谓的“鹿鸣馆”外交。在修改条约屡屡受挫的明治二十年代，国粹主义兴起，近代天皇制不断得到完善直至最终成为国家意识的总代表。
在国民意识层面，自由民权运动是民权论者向主张专制体制的国权论者发起的一次有力的冲击。自由民权运动是继起于明治启蒙运动之后的现代化运动。它不仅是思想运动，而且是群众性政治运动。自由民权运动自1874年1月板垣退助等人发表《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始，轰轰烈烈长达十余年。其基础力量是农民和中小工商业者、地主，其主导人物是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一些从明治政府分化出的士族反对派（如板垣退助等人）和非特权的大资本家（如三菱的岩崎弥太郎）也参加甚至领导了这场运动。自由民权运动中虽充满复杂的力量分化与结合，最终亦遭到失败，但从其开设国会、减轻地税、修改不平等条约三大中心口号看，或从其反对明治政府“有司专制”的斗争实践看，仍可说它是自下而上地要求深化政治、经济变革的民主主义运动。运动失败的原因很多，诸如它的成员构成复杂，便于明治政府对其进行分化瓦解；另外，运动失败的思想原因在于它与主流意识形态背道而驰，步子迈得太大，与当时日本的实际情况脱节等。
在民族意识层面，吉田松阴极力提倡的对外扩张思想对政府智囊团的影响颇深。1871年9月13日，日本与清政府签订了《日清修好条规》，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通过此条约，日本获得了与清朝的平等地位。并且，由于朝鲜对清政府恪守臣属之礼，所以日本在名分上取得了对朝鲜的优越地位。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突破了条约的规定。1875年日本出兵朝鲜，要求朝鲜开国并向朝鲜的江华岛发起进攻，此即“江华岛事件”。1876年日本与朝鲜签订了《日朝修好条规》，否定了朝鲜与清帝国的宗属关系，主张“朝鲜乃自主之邦，与日本国保有平等权利”[16]（P159）；朝鲜被迫开国；日本单方面获得了领事裁判权。上述事件，标志着日本对东亚进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迈出了第一步。由此可见，日本在处理与东亚各国关系时采取的分别是战争手段与不平等方式。
与之相反，在对待欧美列强上，日本政府则换了另外一副面孔。在极端欧化主义政策的指导下，外相井上馨受陆奥宗光的“欧美同化论”（其主要内容是：强调“欲圆满地完成修改不平等条约，必须使我同化于彼，努力取得彼之同情，否则终究不能实现”）[17]（P170）的思想影响，自1881年开始截止1883年4月花去18万元工程费，建成了鹿鸣馆[18]（P5），在那里举办所谓的化装舞会以缩短日本与西方列强的差距。但是，修改条约遭遇了重重困难。例如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反对日本修改条约的一个主要理由是：日本没有稳定的政治体制，诸侯派阀的寡头政治与西方列强的政治体制难以匹配。在对欧美关系上，日本采取了一味随从和迁就的外交政策。与此同时，政府的智囊团加紧建设国家的政治体制。
“鹿鸣馆”代表的欧化主义不仅没有为日本的修改不平等条约带来好运，而且还招致明治二十年代知识分子掀起一股对欧化进行抨击和反思的潮流。此间，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抬头，一场保存国粹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日本进入所谓的国粹主义时代。在国家问题上，集中表现为排外主义思潮的泛滥。大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担心：欧化会带来日本国家乃至于民族赖以存在的“根据”和“个性”的丧失；经济的发展会导致“君臣对抗”和“劳资纠纷”；从而，“国民的统一”遭到破坏，“国家的独立”受到影响。
1886年，西村茂树发表的《日本道德论》提倡以皇室为中心的国民道德，成为国粹主义的先驱。此后，国粹运动主要代表人物三宅雪岭和陆羯南等人组织的“政教社”，成为主张国粹的主要思想团体。他们主张放弃追随西方先进国家；尊重日本的国粹是寻求日本民族在政治、文化、经济等领域独立的思想前提；树立民族自信心，修改不平等条约，鼓吹对外扩张。在国际关系的层面上，主张采取战争手段来达到民族独立。此外，陆羯南还提出了所谓的“国民”[19]（P235）国家。他认为，“国民”国家应该是“明治维新大破坏”之后构筑起来的一种国家存在形态。即以“国民”为主体的国家，既区别于藩阀政府掌握大权的君权绝对专制国家，又区别于人民主权的共和制国家。其“国民”国家论的思想内核是“日本主义”和“国粹主义”。这种“国民”国家论成为近代日本天皇制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
明治20年代国粹主义思潮兴起前，近代日本国家秩序的基础工程，即确立天皇的权力、建立作为天皇权力物质基础的皇室财产、建立保卫皇室免遭外界攻击的华族制度、开设内阁等实质性任务已经完成。由于“内阁制度清除了朝藩体制的残渣，创造出了适应制定宪法和开设国会的主体”[17]（P167）。因此，焦点一下子集中到开设国会和制定宪法上来。早在自由民权运动高涨的1881年10月，天皇制政府终于被迫发表了以“将于明治23年召集议员、开设国会，以完成朕之初愿”为内容的“国会开设之诏敕”[20]（P28）。此后，各政党团体以至于小的学术圈子，为了迎接国会开设日的到来，掀起了一股“私拟宪法”风潮。1886年10月24日，星亨、中江兆民等民权派志士发起并召开了全国志士恳亲大会，以“大同”和“团结”为口号和目标，实际是自由民权运动遭遇挫折后的再度兴起，被称为“大同团结运动”。该运动的目的在于重建自由民权体制，将政府准备开设的国会转变为自由民权的国会。他们抱有的“国约宪法论”（即由国民议会制定宪法）思想，与伊藤博文所代表的政府层面的制宪思想背道而驰，最终被1887年（明治20）的《保安条例》彻底镇压，大约有570名反政府运动家被逐出东京。但是，大同团结运动却刺激政府加快了制定宪法的脚步。伊藤博文在1888年4月30日设置了宪法草案的审议机构——枢密院，亲自担任议长，紧接着将首相的宝座让给黑田清隆，专心制定宪法。黑田清隆首相则借用《保安条例》继续镇压大同团结运动，压制“私拟宪法”风潮。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1889年2月11日，明治政府以天皇“钦定宪法”的形式正式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这标志近代天皇制的确立。宪法的第一章对天皇的权力等做了种种规定。其中，第一条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天皇统治”。这条昭示了大日本帝国建国的基础组织、国体、万世一系的真正意义。换言之，一个国家成立的必要条件是必须塑造出一个特定人的意志，并将其意志转化为强大的统治权力。天皇是最好的选择。因此，“大日本帝国是日本民族在万世一系天皇的统治下，以大八洲为国土，创造出来的永远的、具有最高道德的国家。”[21]（P22）国体也是自天祖建国时就同时确立起来的，具有无穷无尽的特性，这也是万世一系的真正意义所在。宪法第三条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这条暗指，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孙，作为现人神统治国家，具有唯神至尊的特性。因而宪法赋予天皇一切统治权，包括立法权、法律的裁断、公布及执行权，议会开会、闭会、停会、解散权，大臣及文武百官的俸禄决定权和任命权，司法权，戒严权，外交权，陆海军统帅权等等。通过宪法的规定，天皇集权威与权力于一身，成了国家的“机轴”。为了加固天皇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为了将法理上天皇的绝对权力灌输到国民精神的各个角落，1890年10月30日颁布了《教育敕语》，以儒家思想的纲目德常教化民众。其中，将天皇与民众定位为“父子”关系。其十二条德目分别为：孝行、友爱、夫妇和睦、朋友信任、谦逊、博爱、修学习业、开发智力、德器成就（提高人格品位）、公益事务、遵纪守法、义勇奉公等。这是“家族国家观”[22]（P82）的充分体现。通过对《教育敕语》的解释，井上哲次郎在《教育敕语衍义》中完善了一个把传统儒学、西洋国家主义与日本神国尊皇观念融为一体的缜密的思想体系。日本近代天皇制就是以这样的思想为基础构筑起来的。
日本的锁国大门被打开后，中世纪以来一度旁落的天皇权威开始复苏，并最终以《教育敕语》和《大日本帝国宪法》确定下来，近代天皇制国家成立。随之，近代天皇国家意识也形成。主权意识作为国家意识的主要侧面，是近代国家观念的核心，它包括对外捍卫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对内实现主权在民。但是，在近代日本逐渐强化了的天皇权威集团意识的支配下，对内的主权在民意识淹没在对外的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意识之中。1911年“修改不平等条约”成功，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才得以确立。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认为，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形成属于政府主导型的，它具有应急性的特点（即一切都围绕摆脱殖民地危机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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