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史 |
彼特拉克书信述评
赵立行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10期
【原文出处】《山东社会科学》(济南)2005年07期第98～101页
【作者简介】赵立行，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关 键 词】彼特拉克/书信/人文主义者
彼特拉克是“人文主义之父”，是早期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思想家，他的《歌集》、《阿非利加》、《秘密》等著作，成为反映他人文主义思想的重要素材，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然而，除了人们所熟知的这些著作之外，彼特拉克在一生中还写了大量的书信，而且最后亲自编定成册。由于这些信件并不是普通的书信来往，而是彼特拉克用来表达自己思想的重要载体，因而，它们同样是研究人文主义者思想的重要材料。遗憾的是，国内学者对其书信的研究还非常欠缺，几乎没有专门探讨这方面的学术成果。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从全面的角度认识彼特拉克的思想，甚至不利于全面理解早期人文主义的思想特征。本文尝试通过彼特拉克的书信，来分析彼特拉克的心路历程，勾勒出一个早期人文主义者的精神面貌。（注：本文中所引用的彼特拉克的书信，均来自Aldo S.Bernardo翻译的彼特拉克通信集（Francesco Petrarca,Leters on Familiar Matters,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2），此后不再特别注明.）
一
彼特拉克特别善于用书信体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一方面是因为颠沛流离的流放生活使他不断辗转各地，结交了不少的朋友，与这些朋友相互交换思想成为一种习惯和必然；另一方面，彼特拉克所崇尚的古典学者，如西塞罗、赛涅卡等都有大量的书信留存，尚古的风气也影响着彼特拉克用书信作为表达思想的方式。同时，在彼特拉克所处的时代，书信体作品也是非常流行的，无论是比他早的但丁，还是略晚于他的薄伽丘也都热衷于书信的写作。书信体的形式也非常适合时代的特点。在刚刚摆脱中世纪和新思想开始萌芽的转折时期，人们还没有形成非常有系统的新思想，更多得是一个个思想的片断和个人对不同问题的理解，人们需要的是自我思想和感情的表达。书信体可以使人们不拘一格，以自我为中心自由地宣泄感情和思想。
彼特拉克写作书信的数量是惊人的。尽管我们无法具体统计彼特拉克一生中到底写过多少书信，但是我们还是从他亲自筛选和编订的书信集中窥其大概。彼特拉克对自己的书信进行过两次编辑，第一次编辑开始于1359年，到最后完成时，该书信集选择和整理了自己在1325年到1366年的主要信件。尽管在编辑的时候经过了精挑细选，但是这一书信集所收录的书信也多达350封，共分成24书。第二次编辑自己的书信开始于1361年，到完成时包括了自己从1361年到1373年的主要书信，计128封，分成17书。因此，仅仅编辑在书信集中的书信就近500封。
彼特拉克的通信对象是非常广泛的。在他的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既同教会里的红衣主教、主教等广泛通信，也同国王通信，既同同时代著名的人文主义者通信，也同当时大学教授、律师和一般的朋友通信。在宗教界我们要提到红衣主教科隆纳。在第一集的通信中，他就同科隆纳通信22封。他与红衣主教科隆纳家族过从甚密，甚至据说还给这个家族担任过很长时间的秘书。在《致后代》的信中，他这样描绘了与红衣主教的关系，“我在嘉科莫的弟弟，红衣主教乔瓦尼·科隆纳的宫廷里度过了许多年，他一点也不像我的主人，倒像是我的父亲，或者说是我最挚爱的弟兄，不仅如此，我在那里就像是在自己的家里”。（注：To Posterity.）这种情同父子和情同手足的关系使彼特拉克受益匪浅，他不但获得了经济上的支持，而且使他能够很容易地结交上流社会，因此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他都向科隆纳请教。在通信的国王中我们要提到罗伯特，他与罗伯特国王也是交往甚笃，一直被奉为座上客。在人文主义者中，他与薄伽丘通信频繁，在第一集中收录了与薄伽丘的10封书信。另外，一个被彼特拉克称为“苏格拉底”的人对彼特拉克非常重要，不但收录了不少与他的通信，而且彼特拉克所编定的通信集也是献给他的。在古典学者当中，他尤其青睐西塞罗、赛涅卡、瓦罗、昆体兰等人，该通信集中同样收录了与他们的通信。
关于彼特拉克书信的筛选标准，伯纳尔多（Aldo S.Bernardo）在他的文章中进行了详细概括。他认为，彼特拉克遵循了六个原则：信件所谈论的事情必须是共同关心的，一般的读者必须能够理解；信件本身必须是完整的，内容必须有头有尾；信件的价值必须来自于信件本身，而不是附加的东西；信件尽可能不与其他的信件内容相重复；信件所谈论的事情不可能在后人看来有失尊严；无论是信件的写作还是内容都不能给人漫不经心的感觉。（注：Aldo S.Bernardo,The Selection of Letters in Petrarch's Familiares,Speculum,Vol.35,No.2（Apr.,1960）..）应该说，彼特拉克对信件的选择，就是在成熟时期对自己走过的道路的总结，他剔除了自己认为没有价值的或者自我否定的部分，而留下了最能表达自己思想和情怀的部分。通过信件，他想向人们传达他对自我的评价，传达一个人文主义者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
二
彼特拉克在信中非常注意把“真正”的自己呈现给其他人，在很多的信件中，他经常主动地描绘自己，以期给人们传达一个正确的形象。通过书信中的描述，我们大致可以勾勒他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的面貌。
彼特拉克表明自己是一个勤于写作，不知疲倦的人，“特别不可思议的是，我渴望写作，但不知道写什么和给谁写。这种无情的激情紧紧地抓住了我，因此，我喜欢的是笔墨纸张以及工作到深夜，而不是休息和睡觉。一句话，当我不写作的时候，我会一直处于忧愁和憔悴之中。尽管这很反常，但我休息的时候工作，在工作中我得以休息”。（注：To the Abbot of St.Benigno.）在他看来，写作纯粹是一种激情的抒发，而不是非要有什么目的和读者对象。也正因为如此，他主张，写作既然是一种感情的抒发，每位作者一定要有自己的原创风格，尽管可以学习和借鉴别人的东西，但是绝对不能成为一个模仿者。
彼特拉克在信中表明自己是一个蔑视财富、不巴结权贵的人。他说：“我总是一直很蔑视财富；并不是我不渴望财富，而是因为我痛恨与财富相关的焦虑和烦恼。”。（注：To Posterity.）在《致苏格拉底》的信件中，他甚至这样来表明自己，“我本质上是一个热爱安静和孤独的人，是朝廷的敌人和财富的蔑视者”。（注：To Socrate.）但事实上，彼特拉克是一个非常富裕的人，他一生当中接受过好几个可以领取俸禄的教职，而且还在红衣主教科隆纳那里当过好几年的食客，同时接受过一些国王的资助，甚至有人评价他富裕得可以轻视财富。同时彼特拉克也不是朝廷的敌人，他一生中与某些国王和教会上层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自己都承认“该时代的伟大国王都喜欢我，并设法获得我”。（注：To posterity.）应该说，追求财富和结交权贵，是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形象，彼特拉克虽然作为早期的人物也不例外，但在道德伦理观念上，传统的谦逊、清贫、孤独等准则仍然没有在彼特拉克心目中失去地位，这反映了彼特拉克作为一个新旧交替的人物所特有的内心矛盾和冲突。
彼特拉克非常注重自己的名声，并对别人的名声有时候会产生嫉妒的感情。薄伽丘在给彼特拉克的信中，就曾提到希望彼特拉克不要因为自己崇拜但丁而引起他的不快。彼特拉克专门就此给薄伽丘致信探讨这一问题，为自己辩解，他说“我以为你已经完全了解我了，但其实你对我还有很大的误解，相信我，没有什么比嫉妒更让我陌生的了，我深知它的危害。相反，为了让你看到我多么远离这种情感，我会召唤上帝，在他面前敞开心扉，让他见证，我最痛苦的莫过于看到优秀的人最终没有得到承认或报偿”。（注：Petrarch Disclaims All Jealousy of Dante,To Boccaccio.）薄伽丘对彼特拉克非常熟悉，他在信中专门提到这样的问题，说明彼特拉克是有这样的倾向的。而彼特拉克为了辩解而把上帝搬出来证明自己，可见彼特拉克不愿承认自己是一个嫉妒的人。彼特拉克在当时获得了巨大的名声，并得到许多人的崇拜，但是，在信中也反映出彼特拉克还没有作为一个领导者的意识。虽然他注意到甚至木匠、漂洗工和农夫都放弃了自己的职业而讨论阿波罗和缪斯，但是，他从不认为诗歌等文学创作是一种大众的行为，而只能是少数精英的工作，因为，“虽然诗歌所带来的兴奋是巨大的，但是只有极少数的天才才能理解它，这些天才不在乎财富并明显地蔑视此世的东西，而且这些人从本质上被赋予了特别崇高和自由的灵魂。（注：To the Abbot of St.Benigno.）正因为如此，他从不认为自己的创作和民众的喜好以及民众的认同与否有什么关系。他在信中非常直接地说出了自己的这种看法，“我恭喜自己，我不但一点也不渴望得到公众的认同，相反，我追随维吉尔和荷马，我远离这一点，因为我充分认识到无教养的民众的喝彩对学者而言一钱不值”。（注：Petrarch Disclaims All Jealousy of Dante,To Boccaco.）这充分说明彼特拉克无法理解民众在这股新的潮流中到底能够扮演什么角色和起什么作用。这一点同他在许多地方以嘲讽的口气来评判民众的行为是一致的。
不管彼特拉克对自己的剖析多么充满矛盾和冲突，但重要的是，彼特拉克通过书信表白自己，为自己辩护，说明彼特拉克已经开始把自我摆在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他不但非常注重自己的名声，而且开始从自我出发来认识周围的事物，这说明他已经为继他到来的时代开启了自我意识觉醒的大门。
三
文艺复兴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对古典文化的崇拜和整理，对古代和古人充满赞美和向往，力求在古代世界中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作为文艺复兴之父的彼特拉克，已经充分表现出这样的倾向。他不但亲自给西塞罗、赛涅卡、李维等著名的古典学者们写信，而且在许多信件的内容里，都会提到这些古人和他们的思想，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彼特拉克对待古典文化的真实态度。
彼特拉克在信中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对古代的崇敬，甚至把沉溺于古代当作自己摆脱现实种种不如意的途径。在《致苏格拉底》的信中，他明白无误地说，“在我感兴趣的课题中，我尤其沉溺于古代。因为我自己的时代总是拒斥我，因此，如果不是因为热爱我亲爱的人，我宁愿选择出生在别的时代，而不是我自己的时代。为了忘记我自己的时代，我经常极力把我自己的精神置于其他时代里，所以我喜欢历史”。（注：To Socrate.）在无法选择自己出生时代的情况下，他选择在精神上与古代世界相沟通。对古代世界，主要是希腊罗马时代的那些伟人们更是从不吝惜自己的赞美之辞。彼特拉克言必称荷马、西塞罗、维吉尔。他这样来描述西塞罗，“他的火炬为其他人照亮了道路，而他自己却在那里跌倒”；（注：To Marcus Tullius Cicero.）对荷马，他这样来赞美，“我们不仅在享受储存在你的神圣的诗歌中的智慧宝藏，而且也享受你的讲演的甜美和魅力”；（注：To Homer.）他也没有忘记赞颂维吉尔，“地球上再也没有象维吉尔那样没有污点的灵魂”（注：The Young Humanist of Ravenna,To Boccaccio.）他把他们看成是精神上的导师，知识的宝库和完善的灵魂。正因为如此，他不遗余力地广泛搜集、抄录和保存这些人的著作，把这项工作看成是保存和发扬知识与学术的头等大事，重于一切。由于对这些古代的伟人以及他们的著作怀着非常崇敬的心情，所以彼特拉克绝不容许有人对这些人胡乱批评和横加指责。在一封给薄伽丘的信件中，他严厉批评了那些以批评古代伟人为业的所谓批评家们，他说，“你明白如果不是极其愤慨和义愤，我就不会讲这些事情。新近出现了一些辩论家，他们不仅是无知的而且是精神错乱的。就如同来自一些腐朽的橡木的黑色蚂蚁大军，他们从隐藏地蜂拥而出，毁坏了健康的学问领地。他们谴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嘲笑苏格拉底和普塔戈拉斯。我的天哪，他们是在怎样愚蠢和无能的领导人领导下，提出了这些意见啊！”。（注：On the Ital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To Boccaccio.）
虽然彼特拉克非常崇敬古人，但彼特拉克对待古人还是非常有理性的，这一方面表现在他会坦诚地指出那些古人们所固有的缺陷，同时也表现在他对有些人痴迷于古人进行的批评上。以他对西塞罗的态度为例。他认为，尽管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赞美西塞罗，把他看成世界上最完美的人，尽管“我对他的爱和敬意超过所有其他人，并惊讶于他的雄辩和天才，但我同时发现他有着瑕疵，他变化无常并充满着矛盾”。（注：The Old Grammarian of Vicenza,To Pulice di Vicenza.）彼特拉克共给西塞罗写过两封信，一封是对西塞罗进行赞美的，另一封则是对西塞罗进行批评的，从这两封出发点完全不同的信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彼特拉克对待古人的真实态度。
四
对希腊罗马的那些古人们表示崇敬，并把他们视为自己精神上的导师，必然会影响到对待基督教会的态度。作为一名基督教徒，他的精神家园应该是基督教会。何况，从基督教的观点看来，那些古希腊罗马人无论多么伟大，都是“异教徒”，他们是无法和拯救天堂联系在一起的。在但丁的《神曲》中，维吉尔只能带领但丁游历地狱和炼狱，天堂则要交给但丁理想的情人来引导。因此，对那些异教徒古人的崇拜必然和作为基督教徒对教会的崇拜发生矛盾和冲突，要么是用古希腊罗马的思想来否定基督教，要么是用基督教的思想来压制古代的思想。但是，在彼特拉克那里，这两者似乎并不是矛盾的，他极力想把这两者兼容并包，他崇拜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家们，同样崇拜奥古斯丁等早期教父们；他吸取古代文化的营养，但又极力维护基督教教会和教义，斥责异教徒和那些试图改变教会的人。因此，“彼特拉克是一个清楚的例子，说明人文主义者能够既反对经院哲学，同时仍保持基督教信仰，能够把自己的古典学识和宗教信仰调和起来。因而彼特拉克乃是‘基督教人文主义’早期的意大利先驱”。（注：保罗·奥斯卡·克利斯特勒：《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八个哲学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彼特拉克同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人文主义者一样，曾对教会进行过很多的批评，据说他曾经写过不少针对教会的言辞激烈的信件，但是最后他在编定通信集的时候，把这类信件都剔除在外了。有的研究者认为彼特拉克此举是为了避免遭到教会的迫害，其实并不是如此，他的做法其实真实反映了彼特拉克对待教会的矛盾情感，因为彼特拉克内心深处从来没有产生否定教会的想法，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对教会的教条不表怀疑；他过于温和、安适，而没有成为一个异教徒。——基督教对它而言，在道德上是无可争论的，而且驾乎异教之上”。（注：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文艺复兴》，东方出版社，第21页.）他对教会的批评只是针对教会不符合真正教义规范的腐化和堕落，而不是教会和教义本身。相反，他与教会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他对早期教父和基督教的教义是极力维护的，并且以非常严厉的态度来对待那些试图冒犯的人。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对早期教父和教义持怀疑态度的所谓新神学家，彼特拉克以讽刺挖苦的口气向薄伽丘描绘了他们的嘴脸：“我不知道这些新的神学家的来源，他们不宽恕那些伟大的导师，而且将不再宽恕使徒和福音本身，除非其事业面临考验的耶稣出面干涉并压制这些狂怒的畜生，他们厚颜无耻的嘴脸不久就会转向耶稣。当人们提到为人所尊敬的神圣的名字时，他们就会用沉默的姿势或一些不虔诚的言论来表示藐视，这已经成为他们固定的习惯”。（注：On the Ital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To Boccaccio.）面对有人公开否认和侮辱教义和教会，他便会怒不可遏，他往往这样来回应：“我大叫道：你可以走了，你和你们这些异教徒，不要再回来。
彼特拉克一方面对教会进行激烈的批评，一方面又极力维护教会和教义的存在，这种矛盾的行为恰恰反映了彼特拉克的一种理想：作为教会本身，它应当成为超脱世俗的精神机构，而不能因过多涉足世俗生活而堕落和腐化；作为一个完美的人，既要对宗教有着虔诚的心，同时又要享受世俗的生活，宗教与世俗生活相辅相成而又有所区别。在一封信中他对自己的评述，很好地反映了这种理想：“我们这些凡人总是用两只眼睛的一只看天上的事物，而用另一只看地上的事物，而你抛弃了看地上事务的眼睛，而满足于使用更加高贵的一只眼睛”。（注：To his Brother Gherardo.）因此，他对教会的批评和对世俗生活的强调都是基于这样一种理想，而不是力图用一方来取代另一方。也正因为如此，彼特拉克内心时常处于一种不平衡的矛盾之中，因为他尽管向人们展示了一幅世俗生活的场景，但他又会因为自己沉溺世俗生活而感到不安。
彼特拉克对待古人和对待宗教的这种态度，为继后的人文主义者定下了一个基调，在很长的时间里，人文主义者都没有摆脱彼特拉克模式的影响。
我们通过彼特拉克的书信，从几个方面梳理了彼特拉克的思想轨迹。尽管从中反映的彼特拉克的思想是零散和不成系统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他作为一个过渡时期人物的独特特点：他崇尚古人，但又不迷信古人；他批评教会，但又保持着对宗教的虔诚；他调动了民众的情绪，但又内心对民众轻视；他结交权贵，但又向往自由；他倡导世俗生活，但又感到良心不安。正是在这样的矛盾情感中，他开始走出阴霾浓重的中世纪，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注释：
（20）On the Ital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To Boccaccio.^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10期
【原文出处】《山东社会科学》(济南)2005年07期第98～101页
【作者简介】赵立行，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 【内容提要】 | 本文主要以彼特拉克亲自编纂的通信集为研究对象，来审视这位文艺复兴之父的思想轨迹。首先，彼特拉克非常注重剖析自己，注重自己的名声，开启了人文主义者自我意识的大门。其次，彼特拉克对古人和教会有着非常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非常崇拜古人，但又认为古人也有缺点，后人能够超越古人；一方面他批评教会的某些弊端，但又极力维护教会的存在。从中我们可以勾勒出一个早期人文主义者的精神面貌，以及人文主义者特有的内心矛盾。 |
一
彼特拉克特别善于用书信体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一方面是因为颠沛流离的流放生活使他不断辗转各地，结交了不少的朋友，与这些朋友相互交换思想成为一种习惯和必然；另一方面，彼特拉克所崇尚的古典学者，如西塞罗、赛涅卡等都有大量的书信留存，尚古的风气也影响着彼特拉克用书信作为表达思想的方式。同时，在彼特拉克所处的时代，书信体作品也是非常流行的，无论是比他早的但丁，还是略晚于他的薄伽丘也都热衷于书信的写作。书信体的形式也非常适合时代的特点。在刚刚摆脱中世纪和新思想开始萌芽的转折时期，人们还没有形成非常有系统的新思想，更多得是一个个思想的片断和个人对不同问题的理解，人们需要的是自我思想和感情的表达。书信体可以使人们不拘一格，以自我为中心自由地宣泄感情和思想。
彼特拉克写作书信的数量是惊人的。尽管我们无法具体统计彼特拉克一生中到底写过多少书信，但是我们还是从他亲自筛选和编订的书信集中窥其大概。彼特拉克对自己的书信进行过两次编辑，第一次编辑开始于1359年，到最后完成时，该书信集选择和整理了自己在1325年到1366年的主要信件。尽管在编辑的时候经过了精挑细选，但是这一书信集所收录的书信也多达350封，共分成24书。第二次编辑自己的书信开始于1361年，到完成时包括了自己从1361年到1373年的主要书信，计128封，分成17书。因此，仅仅编辑在书信集中的书信就近500封。
彼特拉克的通信对象是非常广泛的。在他的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既同教会里的红衣主教、主教等广泛通信，也同国王通信，既同同时代著名的人文主义者通信，也同当时大学教授、律师和一般的朋友通信。在宗教界我们要提到红衣主教科隆纳。在第一集的通信中，他就同科隆纳通信22封。他与红衣主教科隆纳家族过从甚密，甚至据说还给这个家族担任过很长时间的秘书。在《致后代》的信中，他这样描绘了与红衣主教的关系，“我在嘉科莫的弟弟，红衣主教乔瓦尼·科隆纳的宫廷里度过了许多年，他一点也不像我的主人，倒像是我的父亲，或者说是我最挚爱的弟兄，不仅如此，我在那里就像是在自己的家里”。（注：To Posterity.）这种情同父子和情同手足的关系使彼特拉克受益匪浅，他不但获得了经济上的支持，而且使他能够很容易地结交上流社会，因此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他都向科隆纳请教。在通信的国王中我们要提到罗伯特，他与罗伯特国王也是交往甚笃，一直被奉为座上客。在人文主义者中，他与薄伽丘通信频繁，在第一集中收录了与薄伽丘的10封书信。另外，一个被彼特拉克称为“苏格拉底”的人对彼特拉克非常重要，不但收录了不少与他的通信，而且彼特拉克所编定的通信集也是献给他的。在古典学者当中，他尤其青睐西塞罗、赛涅卡、瓦罗、昆体兰等人，该通信集中同样收录了与他们的通信。
关于彼特拉克书信的筛选标准，伯纳尔多（Aldo S.Bernardo）在他的文章中进行了详细概括。他认为，彼特拉克遵循了六个原则：信件所谈论的事情必须是共同关心的，一般的读者必须能够理解；信件本身必须是完整的，内容必须有头有尾；信件的价值必须来自于信件本身，而不是附加的东西；信件尽可能不与其他的信件内容相重复；信件所谈论的事情不可能在后人看来有失尊严；无论是信件的写作还是内容都不能给人漫不经心的感觉。（注：Aldo S.Bernardo,The Selection of Letters in Petrarch's Familiares,Speculum,Vol.35,No.2（Apr.,1960）..）应该说，彼特拉克对信件的选择，就是在成熟时期对自己走过的道路的总结，他剔除了自己认为没有价值的或者自我否定的部分，而留下了最能表达自己思想和情怀的部分。通过信件，他想向人们传达他对自我的评价，传达一个人文主义者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
二
彼特拉克在信中非常注意把“真正”的自己呈现给其他人，在很多的信件中，他经常主动地描绘自己，以期给人们传达一个正确的形象。通过书信中的描述，我们大致可以勾勒他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的面貌。
彼特拉克表明自己是一个勤于写作，不知疲倦的人，“特别不可思议的是，我渴望写作，但不知道写什么和给谁写。这种无情的激情紧紧地抓住了我，因此，我喜欢的是笔墨纸张以及工作到深夜，而不是休息和睡觉。一句话，当我不写作的时候，我会一直处于忧愁和憔悴之中。尽管这很反常，但我休息的时候工作，在工作中我得以休息”。（注：To the Abbot of St.Benigno.）在他看来，写作纯粹是一种激情的抒发，而不是非要有什么目的和读者对象。也正因为如此，他主张，写作既然是一种感情的抒发，每位作者一定要有自己的原创风格，尽管可以学习和借鉴别人的东西，但是绝对不能成为一个模仿者。
彼特拉克在信中表明自己是一个蔑视财富、不巴结权贵的人。他说：“我总是一直很蔑视财富；并不是我不渴望财富，而是因为我痛恨与财富相关的焦虑和烦恼。”。（注：To Posterity.）在《致苏格拉底》的信件中，他甚至这样来表明自己，“我本质上是一个热爱安静和孤独的人，是朝廷的敌人和财富的蔑视者”。（注：To Socrate.）但事实上，彼特拉克是一个非常富裕的人，他一生当中接受过好几个可以领取俸禄的教职，而且还在红衣主教科隆纳那里当过好几年的食客，同时接受过一些国王的资助，甚至有人评价他富裕得可以轻视财富。同时彼特拉克也不是朝廷的敌人，他一生中与某些国王和教会上层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自己都承认“该时代的伟大国王都喜欢我，并设法获得我”。（注：To posterity.）应该说，追求财富和结交权贵，是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形象，彼特拉克虽然作为早期的人物也不例外，但在道德伦理观念上，传统的谦逊、清贫、孤独等准则仍然没有在彼特拉克心目中失去地位，这反映了彼特拉克作为一个新旧交替的人物所特有的内心矛盾和冲突。
彼特拉克非常注重自己的名声，并对别人的名声有时候会产生嫉妒的感情。薄伽丘在给彼特拉克的信中，就曾提到希望彼特拉克不要因为自己崇拜但丁而引起他的不快。彼特拉克专门就此给薄伽丘致信探讨这一问题，为自己辩解，他说“我以为你已经完全了解我了，但其实你对我还有很大的误解，相信我，没有什么比嫉妒更让我陌生的了，我深知它的危害。相反，为了让你看到我多么远离这种情感，我会召唤上帝，在他面前敞开心扉，让他见证，我最痛苦的莫过于看到优秀的人最终没有得到承认或报偿”。（注：Petrarch Disclaims All Jealousy of Dante,To Boccaccio.）薄伽丘对彼特拉克非常熟悉，他在信中专门提到这样的问题，说明彼特拉克是有这样的倾向的。而彼特拉克为了辩解而把上帝搬出来证明自己，可见彼特拉克不愿承认自己是一个嫉妒的人。彼特拉克在当时获得了巨大的名声，并得到许多人的崇拜，但是，在信中也反映出彼特拉克还没有作为一个领导者的意识。虽然他注意到甚至木匠、漂洗工和农夫都放弃了自己的职业而讨论阿波罗和缪斯，但是，他从不认为诗歌等文学创作是一种大众的行为，而只能是少数精英的工作，因为，“虽然诗歌所带来的兴奋是巨大的，但是只有极少数的天才才能理解它，这些天才不在乎财富并明显地蔑视此世的东西，而且这些人从本质上被赋予了特别崇高和自由的灵魂。（注：To the Abbot of St.Benigno.）正因为如此，他从不认为自己的创作和民众的喜好以及民众的认同与否有什么关系。他在信中非常直接地说出了自己的这种看法，“我恭喜自己，我不但一点也不渴望得到公众的认同，相反，我追随维吉尔和荷马，我远离这一点，因为我充分认识到无教养的民众的喝彩对学者而言一钱不值”。（注：Petrarch Disclaims All Jealousy of Dante,To Boccaco.）这充分说明彼特拉克无法理解民众在这股新的潮流中到底能够扮演什么角色和起什么作用。这一点同他在许多地方以嘲讽的口气来评判民众的行为是一致的。
不管彼特拉克对自己的剖析多么充满矛盾和冲突，但重要的是，彼特拉克通过书信表白自己，为自己辩护，说明彼特拉克已经开始把自我摆在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他不但非常注重自己的名声，而且开始从自我出发来认识周围的事物，这说明他已经为继他到来的时代开启了自我意识觉醒的大门。
三
文艺复兴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对古典文化的崇拜和整理，对古代和古人充满赞美和向往，力求在古代世界中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作为文艺复兴之父的彼特拉克，已经充分表现出这样的倾向。他不但亲自给西塞罗、赛涅卡、李维等著名的古典学者们写信，而且在许多信件的内容里，都会提到这些古人和他们的思想，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彼特拉克对待古典文化的真实态度。
彼特拉克在信中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对古代的崇敬，甚至把沉溺于古代当作自己摆脱现实种种不如意的途径。在《致苏格拉底》的信中，他明白无误地说，“在我感兴趣的课题中，我尤其沉溺于古代。因为我自己的时代总是拒斥我，因此，如果不是因为热爱我亲爱的人，我宁愿选择出生在别的时代，而不是我自己的时代。为了忘记我自己的时代，我经常极力把我自己的精神置于其他时代里，所以我喜欢历史”。（注：To Socrate.）在无法选择自己出生时代的情况下，他选择在精神上与古代世界相沟通。对古代世界，主要是希腊罗马时代的那些伟人们更是从不吝惜自己的赞美之辞。彼特拉克言必称荷马、西塞罗、维吉尔。他这样来描述西塞罗，“他的火炬为其他人照亮了道路，而他自己却在那里跌倒”；（注：To Marcus Tullius Cicero.）对荷马，他这样来赞美，“我们不仅在享受储存在你的神圣的诗歌中的智慧宝藏，而且也享受你的讲演的甜美和魅力”；（注：To Homer.）他也没有忘记赞颂维吉尔，“地球上再也没有象维吉尔那样没有污点的灵魂”（注：The Young Humanist of Ravenna,To Boccaccio.）他把他们看成是精神上的导师，知识的宝库和完善的灵魂。正因为如此，他不遗余力地广泛搜集、抄录和保存这些人的著作，把这项工作看成是保存和发扬知识与学术的头等大事，重于一切。由于对这些古代的伟人以及他们的著作怀着非常崇敬的心情，所以彼特拉克绝不容许有人对这些人胡乱批评和横加指责。在一封给薄伽丘的信件中，他严厉批评了那些以批评古代伟人为业的所谓批评家们，他说，“你明白如果不是极其愤慨和义愤，我就不会讲这些事情。新近出现了一些辩论家，他们不仅是无知的而且是精神错乱的。就如同来自一些腐朽的橡木的黑色蚂蚁大军，他们从隐藏地蜂拥而出，毁坏了健康的学问领地。他们谴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嘲笑苏格拉底和普塔戈拉斯。我的天哪，他们是在怎样愚蠢和无能的领导人领导下，提出了这些意见啊！”。（注：On the Ital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To Boccaccio.）
虽然彼特拉克非常崇敬古人，但彼特拉克对待古人还是非常有理性的，这一方面表现在他会坦诚地指出那些古人们所固有的缺陷，同时也表现在他对有些人痴迷于古人进行的批评上。以他对西塞罗的态度为例。他认为，尽管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赞美西塞罗，把他看成世界上最完美的人，尽管“我对他的爱和敬意超过所有其他人，并惊讶于他的雄辩和天才，但我同时发现他有着瑕疵，他变化无常并充满着矛盾”。（注：The Old Grammarian of Vicenza,To Pulice di Vicenza.）彼特拉克共给西塞罗写过两封信，一封是对西塞罗进行赞美的，另一封则是对西塞罗进行批评的，从这两封出发点完全不同的信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彼特拉克对待古人的真实态度。
四
对希腊罗马的那些古人们表示崇敬，并把他们视为自己精神上的导师，必然会影响到对待基督教会的态度。作为一名基督教徒，他的精神家园应该是基督教会。何况，从基督教的观点看来，那些古希腊罗马人无论多么伟大，都是“异教徒”，他们是无法和拯救天堂联系在一起的。在但丁的《神曲》中，维吉尔只能带领但丁游历地狱和炼狱，天堂则要交给但丁理想的情人来引导。因此，对那些异教徒古人的崇拜必然和作为基督教徒对教会的崇拜发生矛盾和冲突，要么是用古希腊罗马的思想来否定基督教，要么是用基督教的思想来压制古代的思想。但是，在彼特拉克那里，这两者似乎并不是矛盾的，他极力想把这两者兼容并包，他崇拜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家们，同样崇拜奥古斯丁等早期教父们；他吸取古代文化的营养，但又极力维护基督教教会和教义，斥责异教徒和那些试图改变教会的人。因此，“彼特拉克是一个清楚的例子，说明人文主义者能够既反对经院哲学，同时仍保持基督教信仰，能够把自己的古典学识和宗教信仰调和起来。因而彼特拉克乃是‘基督教人文主义’早期的意大利先驱”。（注：保罗·奥斯卡·克利斯特勒：《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八个哲学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
彼特拉克同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人文主义者一样，曾对教会进行过很多的批评，据说他曾经写过不少针对教会的言辞激烈的信件，但是最后他在编定通信集的时候，把这类信件都剔除在外了。有的研究者认为彼特拉克此举是为了避免遭到教会的迫害，其实并不是如此，他的做法其实真实反映了彼特拉克对待教会的矛盾情感，因为彼特拉克内心深处从来没有产生否定教会的想法，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对教会的教条不表怀疑；他过于温和、安适，而没有成为一个异教徒。——基督教对它而言，在道德上是无可争论的，而且驾乎异教之上”。（注：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文艺复兴》，东方出版社，第21页.）他对教会的批评只是针对教会不符合真正教义规范的腐化和堕落，而不是教会和教义本身。相反，他与教会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他对早期教父和基督教的教义是极力维护的，并且以非常严厉的态度来对待那些试图冒犯的人。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对早期教父和教义持怀疑态度的所谓新神学家，彼特拉克以讽刺挖苦的口气向薄伽丘描绘了他们的嘴脸：“我不知道这些新的神学家的来源，他们不宽恕那些伟大的导师，而且将不再宽恕使徒和福音本身，除非其事业面临考验的耶稣出面干涉并压制这些狂怒的畜生，他们厚颜无耻的嘴脸不久就会转向耶稣。当人们提到为人所尊敬的神圣的名字时，他们就会用沉默的姿势或一些不虔诚的言论来表示藐视，这已经成为他们固定的习惯”。（注：On the Ital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To Boccaccio.）面对有人公开否认和侮辱教义和教会，他便会怒不可遏，他往往这样来回应：“我大叫道：你可以走了，你和你们这些异教徒，不要再回来。
彼特拉克一方面对教会进行激烈的批评，一方面又极力维护教会和教义的存在，这种矛盾的行为恰恰反映了彼特拉克的一种理想：作为教会本身，它应当成为超脱世俗的精神机构，而不能因过多涉足世俗生活而堕落和腐化；作为一个完美的人，既要对宗教有着虔诚的心，同时又要享受世俗的生活，宗教与世俗生活相辅相成而又有所区别。在一封信中他对自己的评述，很好地反映了这种理想：“我们这些凡人总是用两只眼睛的一只看天上的事物，而用另一只看地上的事物，而你抛弃了看地上事务的眼睛，而满足于使用更加高贵的一只眼睛”。（注：To his Brother Gherardo.）因此，他对教会的批评和对世俗生活的强调都是基于这样一种理想，而不是力图用一方来取代另一方。也正因为如此，彼特拉克内心时常处于一种不平衡的矛盾之中，因为他尽管向人们展示了一幅世俗生活的场景，但他又会因为自己沉溺世俗生活而感到不安。
彼特拉克对待古人和对待宗教的这种态度，为继后的人文主义者定下了一个基调，在很长的时间里，人文主义者都没有摆脱彼特拉克模式的影响。
我们通过彼特拉克的书信，从几个方面梳理了彼特拉克的思想轨迹。尽管从中反映的彼特拉克的思想是零散和不成系统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他作为一个过渡时期人物的独特特点：他崇尚古人，但又不迷信古人；他批评教会，但又保持着对宗教的虔诚；他调动了民众的情绪，但又内心对民众轻视；他结交权贵，但又向往自由；他倡导世俗生活，但又感到良心不安。正是在这样的矛盾情感中，他开始走出阴霾浓重的中世纪，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注释：
（20）On the Ital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To Boccacc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