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史 |
三代旧天皇——七十年侵略扩张
王少英
【专题名称】世界史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10期
【原文出处】《决策与信息》(武汉)2005年05期第74~76页
日本和中国是一衣带水隔海相望的两个国家,在古代两国有着长时期的友好往来。进入近代,一个发展了,一个落伍了;一个长期处于进攻的态势,一个处于防守。日本把矛头指向中国,对中国进行猖狂的侵略和掠夺,自日本明治起,经过大正,到昭和,三代天皇一脉相承。
明治政府把侵略中国作为日本发展的国策
日本在封建制度统治下,长期实行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在19世纪早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被迫“开国”,先后与英、法、美、俄、荷等国,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日本的独立主权受到损害,面临着沦为半殖民地的严重危机。
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遭到西方列强侵略、掠夺的情况,给了日本统治阶级中一些人以极大的刺激,他们发誓,日本“决不能出现中国那样的情况”。1867年睦仁即位,定年号为“明治”。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集团在具体分析了国内外情况之后认为,日本要摆脱半殖民地危机,要富强,一方面对西方列强不能采取武力斗争的方法,只能先妥协退让,接受不平等条约的屈辱。但是,另一方面,对西方列强的退让必须得到更大的补偿,日本不能退守,必须进攻,向外扩张,要失之于欧洲,取之于亚洲,并进而称霸亚洲,跻身于世界列强之列。
明治即位的第二年3月14日发表了《宸翰》,宣布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安抚尔等亿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明治天皇的这番誓言表明,日本已经把对外侵略扩张作为自己的国策。自此以后,这一主张就成为日本对外政策的主导思想,也是明治、大正、昭和三代天皇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
日本把扩张计划的首选目标,指向了积贫已久的朝鲜和中国。而把地大物博的中国纳入自己囊中,更是日本实现称霸亚洲目标的最重要的一环。为此,日本开始了处心积虑的侵略步骤。从1870年开始,日本明治政府不断派出外交人员来华,向清政府强索签订不平等条约,企图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取经济和政治利益,同时,也以此进行对中国清政府的试探。
对日方的强索纠缠背后掩藏的野心,清政府毫无察觉。当时主政的洋务大臣李鸿章在“以夷制夷”的思想指导下,同意了日方订约的要求。1871年6月11日,日本政府任命大藏卿伊达宗诚为钦差全权大臣,来中国商议订立条约之事。在谈判过程中,伊达宗诚力争援引西方国家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内容,企图把种种不平等特权订入条约。日本的要求被中国谈判代表拒绝,但是条约仍有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特权内容。经过谈判,产生了历史上第一部中日条约《中日修好条规》,标志中日近代外交关系开始了。
但区区几款条约根本无法满足日本的贪欲,1874年,日本按捺不住扩张的野心,公然发兵进攻中国的台湾,从此拉开了日本武力侵略中国的序幕。
日本进攻台湾的借口是,在1871年11月间,有一艘琉球的船只在海上遇到大风,飘到了台湾,与台湾高山族群众发生了冲突,死亡五十四人。1873年,日本政府诡称,琉球是它的属国,琉球人是它的臣民,它要为琉球人在台湾被杀伸冤。1874年4月,日本派兵进攻台湾。
日本侵略军在台湾登陆后,受到台湾高山族人民顽强抵抗,日军到处失利,又由于当时时疫流行,日军死亡累累,形势对日本十分不利。在侵台日军难以取胜的情况下,日本政府特派大久保利通携众多随员来华,转而想通过外交攫取侵略成果。大久保利通向清政府提出了要名誉又要钱财的种种无理要求,而腐败软弱的清政府只求日军早退,不分是非曲直,最后竟让日本的图谋得逞。清朝承认日本进攻台湾是“保民义举”,给抚恤银十万两,日本在台湾修道建房,清朝愿留自用,给银两四十万两。结果,对日本侵略台湾,中国补偿日本白银共五十万两,这是日本通过战争,从中国掠夺的第一笔巨款。日本初试侵略锋芒,取得了成功,在经济上、政治上得到了好处,对日本内外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日本统治集团扩张侵略的野心更加坚定。
1880年,日本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呈奏《邻邦兵备略》,论述中国的军备,阐明为了准备中日战争,认为扩充军备是当务之急,强调强兵是富国之本。为了强兵,从1882年起,日本制订了10年扩军计划,准备大规模侵略亚洲大陆。1887年日军本部拟订了《征讨清国策》,1890年日本继“征韩论”之后,又抛出“大陆是日本的生命线”的谬论,提出要用武力“保卫”生命线。十分明显地把矛头指向了中国,要对中国发动大规模战争。
1894年6月,朝鲜东学党起义,清朝出兵朝鲜,日本政府马上以此为借口出兵朝鲜,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对华战争。在1894年8月,中日战争爆发,这就是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是明治天皇主张对外扩张,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必然产物,战争最后以签订《马关条约》而告结束。通过战争与条约,日本在经济上、政治上得到了巨大的好处,中国的巨额赔款使日本的国民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日本很快富强了起来。这场战争使日本跻身于西方列强之行列,英美再不能藐视日本,日本彻底摆脱了半殖民地危机,成了称霸世界的大国。明治天皇为他的子孙做出了向外扩张,进行侵略和掠夺的榜样。
大正将侵华政策升级,企图变中国为日本的附庸
1912年7月,统治日本长达45年的睦仁因病而死,他的儿子嘉仁即位,年号为“大正”。嘉仁十分狂妄,他把自己比作俄国的亚历山大大帝,比作法国的路易十四。他在位15年,大力盘剥百姓,加紧扩军备战,进一步发展明治政府的对外扩张政策,一心想全面控制中国,力图成为大日本帝国的缔造者。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统治集团认为这次战争是发展日本、向中国扩张势力的绝好机会。8月15日,日本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舰艇立即从日本和中国海面撤出,把德国在胶州湾租界地无条件地转交给日本,以便将来归还中国。德国没有给予答复。8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以参战为手段,达到霸占中国山东之目的。日军在山东半岛的龙口登陆后,不是首先向在青岛的德国力量进攻,而是向中国人开炮,目的在于霸占整个山东。结果,日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通过巴黎和会,借着列强的支持,达到了取代德国霸占中国胶东的目的。
日本参战后,日本社会舆论几乎是一派将中国变为日本附属国的叫嚷。1914年12月3日,日本外相指令驻华公使,把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求强加于中国。日本“二十一条”要求共分五号,其主要内容为:第一号,要求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第二号,要求将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都延长到99年;第三号,要求把中国最大的铁、煤企业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两国合办;第四号,要求中国沿海港湾和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他国;第五号,要求中国政府聘请日本人担任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中国警察机关由中日合办,由日本控制中国军队的武器供给,日本人在中国拥有土地所有权、布教权、铁路和海港修造权等。
日本以政府的文件,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政府提出如此“二十一条”,在国际关系史上堪称苛刻之极。它是日本要实现全面控制中国,变中国为日本附庸的野心大暴露,也是明治扩张政策的一次大升级。这充分表明,日本大正天皇不但继承了明治的侵华政策,而且有很大的发展。
昭和把侵略中国推向了顶峰
1926年,嘉仁死去,太子裕仁即位,改年号为“昭和”,从此日本开始了昭和统治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了日本在亚洲扩张的机会,同时也使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制铁、造船、机器的生产,发展迅速。日本的国力大增。昭和天皇上台,继承了明治天皇以来制订的一系列对外扩张政策,并加以积极推行。
附图
明治天皇
附图
大正天皇
附图
昭和天皇
1927年6月27日,日本政府召集外务省、陆海军总部、驻华公使、奉天总领事、关东军司令等有关官员,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统一对中国政策的意见,中心议题是讨论和实施日本吞并满蒙的政策计划。会后,陆军大将田中义一根据会议的决定,写成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文件,于7月25日密奏昭和天皇。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奏折”的中心内容,是详细论证日本以满蒙为扩张基地的全球战略。竟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和东亚为我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
日本“东方会议”发召开,“田中奏折”的出笼,表明日本对华政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日本对华政府策的转折点,由过去以外交手段为主,最大的获取经济、政治利益,转为今后要以武力分割中国的领土,置于日本的直接统治之下,使之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这个转变说明昭和天皇要切实实现明治提出的“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主张。日本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已为期不远。
为侵略中国,日本进行了疯狂的扩军备战。1930年日本军费支出为44286万日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总支出的28.4%,所占比例之高,居当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首。1931年的军费开支增为45462万日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8%。军火工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进一步大规模入侵中国,扩大战争,加紧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政策,迅速发展军需重工业,特别是军火工业。日本的产业结构几乎完全军事化。
为占领中国东北,日本统治集团进行了精心策划。1929年到1931年,日本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前后四次对中国东北进行秘密侦察、制定了武力进攻方案,进行了侵略战争的演习。1931年春,在板垣征四郎等人策划下,关东军司令部制订了《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决定“在东北四省内进行某种策动”,强调“在非常情况下,关东军应有自行决定颠覆张学良政府、占领满蒙之决心”。经过这一系列策划,昭和政府认为日本做好了战争准备,发动武力侵占中国东北战争的时机已经成熟。
日本关东军,按照《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制造了柳条湖事件,“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武力占领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开始了。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我国整个东北大好河山很快落入敌手。日本“征服满蒙”的阴谋实现了。对日本来说是一个重大事件。从此日本可以对我国东北的资源、财富进行直接的、肆无忌惮地掠夺,并把它们的产品倾销到东北,这在经济上、军事上对日本都大有好处。日本侵占了中国的东北,就为它独占中国,称霸世界打下了基础。
日本疯狂地对华发动战争,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抗,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兴起。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国内和平基本实现,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为民族生存,中国人民开始了悲壮的八年抗战,并最终使日本独占中国的梦想成为泡影。
而此时的日本,在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同时,政治上也迅速成为天皇制法西斯主义。1936年3月,以广田弘毅为首相的内阁成立。广田弘毅是一个狂热反华、反共、妄想称霸世界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头子,广田内阁则是一个完全在法西斯军人控制下的战争内阁,它的上台,标志着日本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统治的正式确立。1936年8月,广田弘毅召开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五相会议,决定了《国策大纲》,以“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为日本的根本国策。《国策大纲》还规定要“向南方海洋,特别是南洋方向(印度尼西亚方向)谋求日本民族的、经济的发展”。这个大纲再次体现了明治天皇在《宸翰》中所提出的主张。按照这个根本国策,日本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军。1937年6月,近卫文磨出任首相,在近卫内阁成立后的第三天,便采纳了关东军参谋长、侵华狂热分子东条英机的意见,立即扩大侵华战争。
1937年,日本昭和政府在华北和上海,制造了“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日本向中国发动了全面战争。日本的战争狂人们,从过去的甲午战争和“九一八事变”的经验出发,认为此次战争也会像以前那样顺利,陆相杉山元在给昭和天皇的报告中狂妄地声称:完全相信两个月内可以结束战争。但是,毛泽东在战争刚刚进行了一年时,就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时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内外矛盾,不但使得它不得不举行空前大规模的冒险战争,而且使得它临到最后的前夜。”又指出:“战争的结果,灭亡的不会是中国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集团,这是无可逃避的必然性。”
日中之间侵略与反侵略,掠夺与反掠夺,占领与反占领,灭亡与反灭亡的斗争,自明治天皇上台就开始了,经过日本的三位天皇,历时七十多年,最后以日本的失败,中国的胜利而结束。七十多年在中日友好的长河中是短暂的,但是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是深重的。中日两国都应正确地认识这段历史,承认这段历史,并认真地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附图^
【专 题 号】K5
【复印期号】2005年10期
【原文出处】《决策与信息》(武汉)2005年05期第74~76页
明治政府把侵略中国作为日本发展的国策
日本在封建制度统治下,长期实行闭关自守的“锁国”政策,在19世纪早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被迫“开国”,先后与英、法、美、俄、荷等国,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日本的独立主权受到损害,面临着沦为半殖民地的严重危机。
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遭到西方列强侵略、掠夺的情况,给了日本统治阶级中一些人以极大的刺激,他们发誓,日本“决不能出现中国那样的情况”。1867年睦仁即位,定年号为“明治”。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集团在具体分析了国内外情况之后认为,日本要摆脱半殖民地危机,要富强,一方面对西方列强不能采取武力斗争的方法,只能先妥协退让,接受不平等条约的屈辱。但是,另一方面,对西方列强的退让必须得到更大的补偿,日本不能退守,必须进攻,向外扩张,要失之于欧洲,取之于亚洲,并进而称霸亚洲,跻身于世界列强之列。
明治即位的第二年3月14日发表了《宸翰》,宣布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安抚尔等亿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明治天皇的这番誓言表明,日本已经把对外侵略扩张作为自己的国策。自此以后,这一主张就成为日本对外政策的主导思想,也是明治、大正、昭和三代天皇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
日本把扩张计划的首选目标,指向了积贫已久的朝鲜和中国。而把地大物博的中国纳入自己囊中,更是日本实现称霸亚洲目标的最重要的一环。为此,日本开始了处心积虑的侵略步骤。从1870年开始,日本明治政府不断派出外交人员来华,向清政府强索签订不平等条约,企图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取经济和政治利益,同时,也以此进行对中国清政府的试探。
对日方的强索纠缠背后掩藏的野心,清政府毫无察觉。当时主政的洋务大臣李鸿章在“以夷制夷”的思想指导下,同意了日方订约的要求。1871年6月11日,日本政府任命大藏卿伊达宗诚为钦差全权大臣,来中国商议订立条约之事。在谈判过程中,伊达宗诚力争援引西方国家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内容,企图把种种不平等特权订入条约。日本的要求被中国谈判代表拒绝,但是条约仍有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特权内容。经过谈判,产生了历史上第一部中日条约《中日修好条规》,标志中日近代外交关系开始了。
但区区几款条约根本无法满足日本的贪欲,1874年,日本按捺不住扩张的野心,公然发兵进攻中国的台湾,从此拉开了日本武力侵略中国的序幕。
日本进攻台湾的借口是,在1871年11月间,有一艘琉球的船只在海上遇到大风,飘到了台湾,与台湾高山族群众发生了冲突,死亡五十四人。1873年,日本政府诡称,琉球是它的属国,琉球人是它的臣民,它要为琉球人在台湾被杀伸冤。1874年4月,日本派兵进攻台湾。
日本侵略军在台湾登陆后,受到台湾高山族人民顽强抵抗,日军到处失利,又由于当时时疫流行,日军死亡累累,形势对日本十分不利。在侵台日军难以取胜的情况下,日本政府特派大久保利通携众多随员来华,转而想通过外交攫取侵略成果。大久保利通向清政府提出了要名誉又要钱财的种种无理要求,而腐败软弱的清政府只求日军早退,不分是非曲直,最后竟让日本的图谋得逞。清朝承认日本进攻台湾是“保民义举”,给抚恤银十万两,日本在台湾修道建房,清朝愿留自用,给银两四十万两。结果,对日本侵略台湾,中国补偿日本白银共五十万两,这是日本通过战争,从中国掠夺的第一笔巨款。日本初试侵略锋芒,取得了成功,在经济上、政治上得到了好处,对日本内外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日本统治集团扩张侵略的野心更加坚定。
1880年,日本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呈奏《邻邦兵备略》,论述中国的军备,阐明为了准备中日战争,认为扩充军备是当务之急,强调强兵是富国之本。为了强兵,从1882年起,日本制订了10年扩军计划,准备大规模侵略亚洲大陆。1887年日军本部拟订了《征讨清国策》,1890年日本继“征韩论”之后,又抛出“大陆是日本的生命线”的谬论,提出要用武力“保卫”生命线。十分明显地把矛头指向了中国,要对中国发动大规模战争。
1894年6月,朝鲜东学党起义,清朝出兵朝鲜,日本政府马上以此为借口出兵朝鲜,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对华战争。在1894年8月,中日战争爆发,这就是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是明治天皇主张对外扩张,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必然产物,战争最后以签订《马关条约》而告结束。通过战争与条约,日本在经济上、政治上得到了巨大的好处,中国的巨额赔款使日本的国民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日本很快富强了起来。这场战争使日本跻身于西方列强之行列,英美再不能藐视日本,日本彻底摆脱了半殖民地危机,成了称霸世界的大国。明治天皇为他的子孙做出了向外扩张,进行侵略和掠夺的榜样。
大正将侵华政策升级,企图变中国为日本的附庸
1912年7月,统治日本长达45年的睦仁因病而死,他的儿子嘉仁即位,年号为“大正”。嘉仁十分狂妄,他把自己比作俄国的亚历山大大帝,比作法国的路易十四。他在位15年,大力盘剥百姓,加紧扩军备战,进一步发展明治政府的对外扩张政策,一心想全面控制中国,力图成为大日本帝国的缔造者。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统治集团认为这次战争是发展日本、向中国扩张势力的绝好机会。8月15日,日本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舰艇立即从日本和中国海面撤出,把德国在胶州湾租界地无条件地转交给日本,以便将来归还中国。德国没有给予答复。8月23日,日本对德国宣战,以参战为手段,达到霸占中国山东之目的。日军在山东半岛的龙口登陆后,不是首先向在青岛的德国力量进攻,而是向中国人开炮,目的在于霸占整个山东。结果,日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通过巴黎和会,借着列强的支持,达到了取代德国霸占中国胶东的目的。
日本参战后,日本社会舆论几乎是一派将中国变为日本附属国的叫嚷。1914年12月3日,日本外相指令驻华公使,把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求强加于中国。日本“二十一条”要求共分五号,其主要内容为:第一号,要求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第二号,要求将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期限都延长到99年;第三号,要求把中国最大的铁、煤企业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两国合办;第四号,要求中国沿海港湾和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给他国;第五号,要求中国政府聘请日本人担任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中国警察机关由中日合办,由日本控制中国军队的武器供给,日本人在中国拥有土地所有权、布教权、铁路和海港修造权等。
日本以政府的文件,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政府提出如此“二十一条”,在国际关系史上堪称苛刻之极。它是日本要实现全面控制中国,变中国为日本附庸的野心大暴露,也是明治扩张政策的一次大升级。这充分表明,日本大正天皇不但继承了明治的侵华政策,而且有很大的发展。
昭和把侵略中国推向了顶峰
1926年,嘉仁死去,太子裕仁即位,改年号为“昭和”,从此日本开始了昭和统治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了日本在亚洲扩张的机会,同时也使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制铁、造船、机器的生产,发展迅速。日本的国力大增。昭和天皇上台,继承了明治天皇以来制订的一系列对外扩张政策,并加以积极推行。
附图
明治天皇
附图
大正天皇
附图
昭和天皇
1927年6月27日,日本政府召集外务省、陆海军总部、驻华公使、奉天总领事、关东军司令等有关官员,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统一对中国政策的意见,中心议题是讨论和实施日本吞并满蒙的政策计划。会后,陆军大将田中义一根据会议的决定,写成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文件,于7月25日密奏昭和天皇。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奏折”的中心内容,是详细论证日本以满蒙为扩张基地的全球战略。竟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和东亚为我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
日本“东方会议”发召开,“田中奏折”的出笼,表明日本对华政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日本对华政府策的转折点,由过去以外交手段为主,最大的获取经济、政治利益,转为今后要以武力分割中国的领土,置于日本的直接统治之下,使之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这个转变说明昭和天皇要切实实现明治提出的“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主张。日本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已为期不远。
为侵略中国,日本进行了疯狂的扩军备战。1930年日本军费支出为44286万日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总支出的28.4%,所占比例之高,居当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首。1931年的军费开支增为45462万日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8%。军火工业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进一步大规模入侵中国,扩大战争,加紧推行国民经济军事化政策,迅速发展军需重工业,特别是军火工业。日本的产业结构几乎完全军事化。
为占领中国东北,日本统治集团进行了精心策划。1929年到1931年,日本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前后四次对中国东北进行秘密侦察、制定了武力进攻方案,进行了侵略战争的演习。1931年春,在板垣征四郎等人策划下,关东军司令部制订了《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决定“在东北四省内进行某种策动”,强调“在非常情况下,关东军应有自行决定颠覆张学良政府、占领满蒙之决心”。经过这一系列策划,昭和政府认为日本做好了战争准备,发动武力侵占中国东北战争的时机已经成熟。
日本关东军,按照《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制造了柳条湖事件,“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武力占领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开始了。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我国整个东北大好河山很快落入敌手。日本“征服满蒙”的阴谋实现了。对日本来说是一个重大事件。从此日本可以对我国东北的资源、财富进行直接的、肆无忌惮地掠夺,并把它们的产品倾销到东北,这在经济上、军事上对日本都大有好处。日本侵占了中国的东北,就为它独占中国,称霸世界打下了基础。
日本疯狂地对华发动战争,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抗,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兴起。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国内和平基本实现,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为民族生存,中国人民开始了悲壮的八年抗战,并最终使日本独占中国的梦想成为泡影。
而此时的日本,在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同时,政治上也迅速成为天皇制法西斯主义。1936年3月,以广田弘毅为首相的内阁成立。广田弘毅是一个狂热反华、反共、妄想称霸世界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头子,广田内阁则是一个完全在法西斯军人控制下的战争内阁,它的上台,标志着日本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统治的正式确立。1936年8月,广田弘毅召开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五相会议,决定了《国策大纲》,以“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为日本的根本国策。《国策大纲》还规定要“向南方海洋,特别是南洋方向(印度尼西亚方向)谋求日本民族的、经济的发展”。这个大纲再次体现了明治天皇在《宸翰》中所提出的主张。按照这个根本国策,日本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军。1937年6月,近卫文磨出任首相,在近卫内阁成立后的第三天,便采纳了关东军参谋长、侵华狂热分子东条英机的意见,立即扩大侵华战争。
1937年,日本昭和政府在华北和上海,制造了“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日本向中国发动了全面战争。日本的战争狂人们,从过去的甲午战争和“九一八事变”的经验出发,认为此次战争也会像以前那样顺利,陆相杉山元在给昭和天皇的报告中狂妄地声称:完全相信两个月内可以结束战争。但是,毛泽东在战争刚刚进行了一年时,就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时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内外矛盾,不但使得它不得不举行空前大规模的冒险战争,而且使得它临到最后的前夜。”又指出:“战争的结果,灭亡的不会是中国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集团,这是无可逃避的必然性。”
日中之间侵略与反侵略,掠夺与反掠夺,占领与反占领,灭亡与反灭亡的斗争,自明治天皇上台就开始了,经过日本的三位天皇,历时七十多年,最后以日本的失败,中国的胜利而结束。七十多年在中日友好的长河中是短暂的,但是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是深重的。中日两国都应正确地认识这段历史,承认这段历史,并认真地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附图^